樽(zūn)前一曲歌,歌里千重意。才欲歌时泪已流,恨应更、多于泪。美酒当前,歌女高唱一曲,歌中似有千重含义。她在刚要唱歌之时已经泪流满面,恐怕她心中的苦恨比泪水还多。樽前:在酒樽之前。一作“尊前”。恨应更、多于泪:按《卜算子》词调,结句本为五字句,此处加一字,为衬字。下阕结句同。
试问缘何事?不语如痴醉。我亦情多不忍闻,怕和我、成憔悴。我试着问她,为何事而如此悲伤?她如痴如醉,沉默不语。我也是个多情人,听不了伤心人说伤心事。唯恐两人同病相怜,共同悲歌。缘:因为,由于。
译文美酒当前,歌女高唱一曲,歌中似有千重含义。她在刚要唱歌之时已经泪重满面,恐怕她心中的苦恨比泪水还多。我试着问她,为何事而如此悲伤?她如痴如醉,沉默不语。我也是个多情人,听不了伤心人说伤心事。唯恐两人同病相怜,共同悲歌。
注释卜算子:词牌名。樽前:在酒樽之前。一作“尊前”。恨应更、多于泪:按《卜算子》词调,结句本为五字句,此处加一字,为衬字。下阕结句同。缘:因为,由于。
这首词写的是作者闻歌伤怀之感,其情事大致类于白居易之《琵琶行》,然而小词对于长诗,在形式上有尺幅与千里之差别。
上片写歌女的演唱,相当于白诗对琵琶女演奏的叙写。“樽前一曲歌,歌里千重意”,一曲歌而能具千重意,想必亦能说尽胸中无限事;而这“无限事”又必非乐事,当是平生种种不得意之恨事。这是从后二句中“恨”“泪”等字可得而知的。首二句巧妙地运用了对仗加顶真的修辞,比较一般的“重水对”更见跌宕多姿,对于歌唱本身亦有模似效用。“才欲歌时泪已重”一句乃倒折一笔,意即“未成曲调先有情”。
“恨应更、多于泪”,又翻进一笔,突出歌中苦恨之多。白居易诗对音乐本身的高低、疾徐、滑涩、断连等等,有极为详尽的描摹形容。而此词抓住歌者形态特点层层推进,启发读者去想象那歌声的悲苦与宛转。
“试问缘何事?不语如痴醉”,对歌女的悲凄身世作了暗示,相当于琵琶女放拨沉吟、自道辛酸的大段文字。但白诗中的详尽的直白,此完全作了暗示的处理。当听者为动听的演唱感染,希望进一步了解歌者身世时,她却“不语如痴醉”。这样写大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妙。
末三句写词人由此产生同情并勾起自我感伤,相当于白居易对琵琶女的自我表白。但此词却只说“我亦情多不忍闻”,好像是说:歌女不语也罢,只怕我还受不了呢。由此可知,这里亦有一种同病相怜、物伤其类的感情,因此以至于“怕和我、成憔悴”。
和白居易《琵琶行》不同的是,这首词善抒情,妙悬念的设置,化实为虚,得其空灵。同时,此词运笔颇饶顿挫,上片用递进写法,下片则一波三折,读来引人入胜。《卜算子》词调上下片的两个结句,本为五言句,此词则各加了一个衬字变成六言句(三三结构)。大凡词中加衬字者,语言都较通俗,此词亦然。
李贺(约公元791年-约817年),字长吉,汉族,唐代河南福昌(今河南洛阳宜阳县)人,家居福昌昌谷,后世称李昌谷,是唐宗室郑王李亮后裔。有“诗鬼”之称,是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相齐名的唐代著名诗人。著有《昌谷集》。李贺是中唐的浪漫主义诗人,与李白、李商隐称为唐代三李。有“‘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之说。李贺是继屈原、李白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位颇享盛誉的浪漫主义诗人。李贺长期的抑郁感伤,焦思苦吟的生活方式,元和八年(813年)因病辞去奉礼郎回昌谷,27岁英年早逝。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汉族,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世称“范文正公”。范仲淹文学素养很高,写有著名的《岳阳楼记》。
司马迁(前145年-不可考),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