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着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秦、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¹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duó)时君²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huò)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序言说：从前为这本书作序，讲到周朝初期，阐明教化，修整法度，因此天下大治；到了后来，权谋欺诈盛行，仁义的道路被阻塞，因此天下大乱；这种说法固然美好。但最终认为这本书是战国时期的谋士，揣度当时君主所能实行的措施，才不得不这样写，这可以说是被世俗所迷惑，而不坚定自己信念的人。
¹谋诈：阴谋诡计。²时君：当时或当代的君主。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孔子、孟子的时代，距离周朝初期已经几百年了，那些旧的法度已经消亡，旧的习俗已经断绝很久了；孔子、孟子二人却独自阐明古代圣君的治国之道，认为它是不可改变的，难道是要强迫天下后世的君主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吗？不过是要顺着他们所处的时代，所遇到的变化，制定出适合当时的法令，使它不违背古代圣君的本意罢了。
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¹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gǒu)而已矣。可谓不惑于流俗而笃(dǔ)于自信者也。
尧、舜二帝和夏、商、周三王的治理方式，它们的变化固然不同，法令固然有差异，但他们为国家天下着想的心意，轻重先后的次序，从来没有不同。孔子、孟子的学说不过如此罢了。法令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不必完全相同；道义是用来确立根本的，不能不统一；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所以孔子、孟子坚守这个道义，难道是喜欢提出不同的言论吗？不过是能够不随意迎合罢了。这可以说是不被世俗所迷惑，而坚定自己信念的人。
¹固：本，原来。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huì)其败，言战之善而蔽(bì)其患。其相率¹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²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却不是这样。他们不懂得道义是值得信赖的，反而乐于追求学说容易迎合君主。他们用心留意的，不过是苟且制定权宜之计罢了。所以他们谈论欺诈的便利却回避其失败，宣扬战争的好处却隐瞒其祸患。那些相继这样做的人，没有谁不得到一点利益，却抵不过所受的损害；有所收获，却抵不过所遭的损失。最终到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这类人，因此丧生；而任用他们的诸侯和秦国，也灭亡了自己的国家。他们成为世间的大祸害是很明显的，可世俗之人仍没有醒悟。只有古代圣君的治国之道，顺应时势适应变化，法令虽有不同，但考察起来没有瑕疵，实行起来没有弊端。所以古代的圣贤，没有谁用游说之士的主张替代它。
¹相率：相继；一个接一个。²寤：同“悟”，理解，明白。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此书之不泯¹，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着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秦、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有人说：“邪说危害正道，应当废弃并断绝它。这部书不消亡，难道可以吗？” 回答说：“君子禁止邪说，本来就要向天下阐明它的弊端，让当代人都知道这种学说不可听从，然后禁止才能统一；让后代人都知道这种学说不可实行，然后告诫才能明白；难道一定要销毁它的典籍吗？废弃并断绝邪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因此《孟子》一书中，有记载神农学说的，有记载墨子学说的，都记载下来并批判它们。至于这部书的撰写，上承《春秋》，下至秦汉兴起，二百四五十年间的事迹都有记载，本来就不能废弃。” 这部书有高诱注释的二十一篇，有人说三十二篇，《崇文总目》中现存八篇，现在留存的有十篇。
¹泯：消灭，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