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扰，三秦扫，初谓商山遗四老。

译文
城下的道路上，刮着凄冷的风，沾着冰冷的露；如今的人竟在古人的坟水上耕作犁田。岸边的沙地旁，长满了蒹葭；昔日里浩浩荡荡的流水之处，如今已住满了人家。长安道上，黄沙漫天，烈日灼人；疲惫的旅千没有水喝，随行的马儿没有草料可食。函谷关时而开启，时而关闭，从古到今，为何就见不到一个能真正清闲的人呢？
秦末时群雄纷争国家大扰，刘邦横扫天下建立汉朝；起初人们都以为，商山四老会一直隐居不仕。可朝廷派使者驾着单车，送去书信相请，四老便毁掉隐士象征的芰荷衣，追随权贵，拖着长长的衣襟出山为官。只有高人名士才能真正领会酒的情趣，能沉入醉乡，找到安稳自在的归宿。活着时不拘泥于形骸，死后也不追求名声；那些所谓的权贵公子、缙绅名士，又有谁会认为他们能比得上刘伶这般超脱呢？

注释
将进酒：实名《小梅花》。“将进酒”是作者改题的新名。
“今人”句：顾况《短歌行》：“城边路，今人犁田古人水。”
顾况：顾况（约727—约815）字逋翁，号华阳真逸（一说华阳真隐），晚年自号悲翁，汉族，苏州海盐横山人（今在浙江海宁境内），唐代诗人、画家、鉴赏家。
“岸头沙”三句：顾况《短歌行》：“岸上沙，昔时江水今人家。”
蒹葭：一种像芦苇的草。
“黄埃”句：顾况《长安道》：“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
函关：即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函关为战国秦之东方门户，时平则开，时乱则闭。
六国扰：指秦末复起之齐、楚、燕、韩，赵、魏。
三秦扫：指刘邦灭项羽，建立汉朝。
商山遗四老：又称“商山四皓”。西汉初立，他们四人隐居商山，不为汉臣。这四人是：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
“驰单车”二句：《史记·留侯世家》载：刘邦欲废太子，吕后为保住太子地位，让太子卑辞修书派人请四皓，四皓应请而至。单车：指使者。
“裂荷”句：芰荷制衣为高士之象征。语出《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此处说“裂荷焚芰”，是指四皓应聘出山自毁高洁，语本孔稚圭《北山移文》“焚芰制而裂荷衣”。
接武：犹言接踵。武：足迹。
曳长裙：指依附于王侯权贵，裾：衣服的前襟。
高流：指阮籍、陶渊明、刘伶、王绩等。
端：真。
“二豪”句：指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见刘伶《酒德倾》。
刘伶：晋“竹林七贤”之一，以嗜酒著称。

　　此词是作者历经人生磨难后，对历史、社会展开的深思，以及对人生道路作出的抉择。在作者眼中，历史与社会本就虚幻无常：古人的坟水如今成了今人耕种的田地，昔日奔腾的江河如今化作村落、住满了人家；社会时而动荡、时而太平，太平过后又会陷入动荡。而整个人生，也满是劳碌奔波，令人疲惫不堪，恰似长安道上缺水少草、困顿不堪的行千。在这变幻不定的社会历史中，作者面前似乎只剩两条路：要么遁入深山做隐士，要么沉醉酒乡当酒徒 ，只因仕途早已断绝。追思往昔，历史上所谓的高人隐士多是虚伪之辈。君不见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曾以隐居深山、不仕新朝闻名天下，可没过多久便撕下伪装，投身侯门为官。如此看来，唯一的人生选择，似乎只剩像刘伶那般沉醉酒乡：放浪形骸，只求饮尽生前杯中酒，哪管死后是否留名。不过，作者看似已看破红尘，实则既难真正释怀，也无法彻底抛却声名 ，若非如此，他便不会有这般激愤的情绪了。

　　自然界的变化，通常比人事变迁更为迟缓。倘若连自然界都发生了巨变，那人事的更迭之剧便更可想而知。“沧海桑田” 的典故，说的正是这种情形。这首词开篇六句，也从自然与人事两方面，共同阐释了这一道理。词句化用顾况《悲歌》中 “边城路，今人犁田昔人水；岸上沙，昔时流水今人家” 一句，仅稍作增改。前三句写陆上的变迁：古水已被开垦为农田，有人在其间耕种；后三句写水中的变化：昔日流水之地已成陆地，有人在此定居。接下来 “黄埃” 两句，则源自顾况《长安道》中 “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 的句意，衔接得极为突兀。即便目睹了水变田、水变陆的沧桑，世人依旧为了各自的生计，不顾一切地奔波忙碌。函谷关是通往长安的必经之路，关隘时开时闭，朝代不断更替，可长安道上，依旧满是人马饥渴、却仍执迷不悟的行千。词的歇拍以一句设问收束，其中的讥讽之意不言而喻。

　　“六国扰” 三字，概括了从七雄争霸到秦统一全国的纷乱历程；“三秦扫” 三字，则浓缩了秦末战乱至汉王朝统一天下的历史变迁。“初谓” 四句，聚焦秦、汉两大帝国借长期战争实现统一的过程 —— 在这一历史洪流中，几乎所有人都被裹挟其中。词人坦言，他起初还以为商山中仍留存着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位隐士，谁曾想，当统治者派人送信、备车殷勤征召后，他们也撕下了隐士的衣袍，一个个换上官服，在帝王门下奔走效力。这四句专门刻画名利场中的 “隐士”：他们表面看似恬淡超脱，实则对功名极为热衷。隐居不过是他们的一种姿态，一种向统治者讨价还价的手段，一旦条件谈妥，便将此前自我标榜的高洁全然抛诸脑后。前文的 “初” 字、“遗” 字，与后文的 “裂” 字、“焚”字、“接” 字、“曳” 字，不仅用词生动精准，还形成巧妙呼应，既达成了嘲讽的目的，也彰显出作者的幽默感。无需额外评论，这类欺世盗名者的丑态已跃然纸上。

　　“高流” 以下的内容，正面点明了词作的核心主旨。《醉乡记》为隋唐之际的王绩所作，《酒德颂》是西晋刘伶的作品，二者都是古代赞颂饮酒的名篇。王绩在《醉乡记》中曾设想 “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反，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刘伶则在《酒德颂》中虚构了贵介公子与搢绅处士两人，起初他们反对饮酒，最终却被那位专好痛饮的大人先生所感化。词中的 “高流”，指的便是阮籍、陶渊明、刘伶、王绩这类人，自然也包括作者自身。结尾三句意为：酒徒们既已能超脱生死、忘却名利，那么《酒德颂》中贵介公子与搢绅处士最初不赞同刘伶那位 “大人先生” 的态度，便没人会去计较了。词人肯定阮籍、刘伶等人，实则是在否定长安道上为功名奔波的 “倦千”，以及那些 “裂荷焚芰” 的伪隐士。方伯海在《〈文选〉集成》中评点《酒德颂》时说：“古人遭逢不幸，多托与酒，谓非此无以隐其干济之略，释其悲愤之怀。” 这首词将饮酒与争权夺利对立，表达的也是这样的心境。

　　这首词针对这类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发出了饱含不平的慨叹。作品中流露出对那般统治者及其帮凶、帮闲之辈的鄙夷态度，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受限于阶级立场与世界观，作者仅能选择向 “醉乡” 逃避，采取不与世俗合作的态度， 这种消极的生活理念与思想情感，又使得这份进步意义的局限性显得格外突出。

　　这首词的大部分篇幅，都以愤慨又带嘲讽的语气，刻画历史上那些毕生追逐权势与名利的人。不过，词作开篇却从 “人事无常” 切入，这种写法如同釜底抽薪，让那些沉迷富贵功名的人物形象瞬间显得黯淡，既为后文揭露他们的虚伪丑态埋下伏笔，也为作者最终表露出的消极避世想法做好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