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从正面叙述推陈出新的必要性。首句诗人先以形象的语言写出了历史在前进，时代在更新这个客观规律，写客观世界是“满眼生机”，造化的变迁就像陶人转动制陶的模具。这种以写景、比喻方式议论的写法，使抽象的道理变成了具象直观的图景，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写起，入题自然简捷。次句点明那“满眼生机”的景象，既有大自然的造就（“天工”），更有人力的创建（“人巧”）。然而，无论是大自然或人类，无不在力争创新。“争新”二字，正是全诗的主旨所在。诗人从“争新”的普遍规律这一大处着眼，说明“人巧”也会受到这个规律的制约。自然界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每时每刻都有新生的事物出现，新陈代谢，变动不居，永远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天工”既然如此，那么“人巧”更不能停留在某一水平上。“人巧”本来就是人类聪明才智的结晶，如果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那么必将被时代所抛弃。
三四两句进一步阐发“争新”的必要，揭示了文学创作上的一条重要规律，即创新无止境。新不是永恒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变作陈归。“预支”当然是一种假设，诗人立足于当代，所反映的只是一时之事，出的“新意”充其量也只是较前为新，谁又能得五百年后的“风气之先”？诗人在这里用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作立论的基点，推开一步，意思是说，即便如此，那到了一千年后再返视五百年前的“新意”，也是丝毫没有新意可言的。“五百年”“千年”以数字概念让人清晰地认识到这种变化的必然。诗句的昂扬格调和肯定语气使观点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这种观点在特别重视经验、崇先好古的价值观普遍流行的古代中国，不仅表达时需要勇气，而且对创作内容的更新，题材的开拓，对诗人更好地反映现实，反映时代都无疑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为那些总觉得“古来好诗本有数，可奈前人都占去”的诗人指明了方向，增添了信心和勇气。
诗人通过这首诗告诫人们要发扬不断创新的精神，可谓言简意赅。诗中议论的是诗歌创新问题，却从“满眼生机”“天工人巧日争新”的景象写起，不但顺理成章，而且避免了平空地泛泛而论，足见构思上的良苦用心。
第二首的主旨在于阐述发展创新的诗学观，可以看作是补充第一首的未尽之意。通篇是直说，不讲求含蓄，没有一句让人费解，也没有用特别文雅的语调，即使是不具有诗歌素养的读者，也能一读便明白其大意。
“李杜诗篇万口传。”这是一句平淡无奇的大实话。李白、杜甫是古代杰出的诗人，他们的诗篇数百年来一直盛传不衰，这是人们公认的事实。而第二句却来了个大转折，明白地说出李、杜的诗篇“至今已觉不新鲜”了。这是前人未说过的话，堪称为石破天惊之论。不过，诗人此语并非意味着要否定李、杜诗作的杰出成就，动摇其历史地位。这里所谓“不新鲜”，是从读者的审美感受的角度说的，谓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的诗篇，已经不完全适合数百年后的读者的审美意识了。所以，首句的“万口传”同次句的“不新鲜”，两者并不矛盾，而是如实地说明了诗创作的时代性：诗歌所咏之事，所抒之情，所取之法，所成之意象，以及所开之风气，都是时代的产物，烙印着时代的特色，很适合同时代人的审美意识、审美情趣，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变迁，也就逐渐不完全适合后世读者的审美意识、审美情趣了。在这里，诗人并非有意冒犯古代的诗仙、诗圣，而是将他们作为优秀诗人的代表，说明诗创作的这个法则，连他们这样为后世人所尊重、“诗篇万口传”的大诗人，也不能完全冲破，其他诗人自然更不必说了，从而更加鲜明、有力地突出、强调诗歌发展的理论观点。
诗人并没有停留在说明这种现象上，接下来更进而提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意思很明显，就是肯定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天才诗人，以富有创造性的诗篇，领导着当代的诗坛，开一代新的诗风。既然诗歌是不断发展的，那么同时也就意味着诗人在创作上应当努力追求变化创新，而不要刻意模仿，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自然，由于绝句篇什极短小的限制，他不可能就与此有关的问题，作出更深细的研讨、分析，但是，此论基本上是正确的。诗并没有随着号称诗之“黄金时代”的唐王朝灭亡而消亡，历代都有诗，也都有优秀诗人，例如北宋苏轼、南宋陆游、金元之交的元好问等，都是各自时代的“领风骚”的“才人”。更为重要的是，此论不仅体现了历史的发展观点，而且其中包含着追求创造的精神，呼唤诗人们摆脱崇古的观念和拟古的创作路子，理直气壮地去争新、创新，创造出适应当代人的审美意识的诗篇，做自己时代“领风骚”的“才人”。
这种发展创新的观点，事实上在赵翼之前许多进步的文艺批评家也都反复的阐述过。但是，赵翼进行重申和强调，却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因为自明代以来的复古诗风，在清代初期乃至乾隆前期的诗坛上仍然相当盛行，所以他要求人们认识这一文学规律，绝去依傍而自创清诗。由此可见，这首诗在当时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同时，他把抽象的诗歌理论用诗歌这种生动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易诵易读，醒人耳目，也因此时常为后人所征引。
第三首主要是强调看问题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这也是“性灵派”理论的一个要素。虽涉及诗歌评论，但与前两首也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从创作角度而言，只有有了独立的见解，再把它写出来，才称得上是独抒。在批评方面，这种独立性就表现为“只眼须凭自主张”，两者精神完全一致。对待古人的作品也应抱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要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通过细致的分析，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与这种正确的态度相对立的，即是“纷纷艺苑漫雌黄”，标新立异以哗众取宠，不负责任地胡乱吹捧，不加分析地一概抹杀，如此等等都是艺苑内习见的“漫”的表现。诗人发此议论，其实是有针对性的。因为清代诗坛一开始尊唐成风，后来又盛行宗宋，这两股势力互相讥弹、雌黄，门户之见很深。诗人既反对尊唐，也反对宗宋，力主诗歌创作要从复古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两句正表明了这样的鲜明观点。
三四句以“矮人看戏”作喻，对那些毫无主见的盲从附和者，作了形象而又绝妙的讽刺。他们的可悲之处莫过于鹦鹉学舌，随声附和，无非像矮子看戏，趁人起哄罢了。赵翼作诗，长于说理，常常不假比喻，但这首诗有些不同。“矮子看戏”的比喻虽然不是赵翼首创，但用在这首诗里，可谓恰到好处，使诗平添出一种谐趣，且有一种形象的说服力。本来以诗论诗易因泛泛空论而令人厌倦，但这首诗却让人觉得庄谐相济、趣味盎然，表现了诗人的睿智和幽默感。
第四首指出了诗歌不能刻意求工和过于注重形式，而应自然如天成，具有自己的真情实感。诗人讲述了自己一生做学问的感悟：年轻时立志想成为李白、杜甫那样名垂千古的诗人而不懈努力，到老才意识到，如果没有天分，即使努力，最终的成就都是有限的。通过年轻和年老两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对学习的不同理解，可以看出学习不能死学，而要注意方式方法。诗人认为作诗主要靠天分，而这种天分并非后天努力可以习得，这一点和袁枚性灵主张的观点接近。
第五首肯定了“诗穷而后工”的见解，嘲讽了某些诗人“既要工诗又怕穷”的“贪心”。“诗穷而后工”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一个传统的观点。从司马迁《报任安书》所说的“发愤著书”、韩愈《送孟东野序》所说的“不平则鸣”，到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所说的“愈穷愈工”，都是这种理论的继续和发展。它揭示了一条文学艺术规律，就是作者越接近底层人民，就越能反映人民的痛苦和呼声；作者受的打击越大，义愤越深，对现实的批判也就越尖锐，作品的价值也就越高。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是赵翼生活在文字狱盛行的乾嘉时代，提出“既要工诗又怕穷”的要求，自然是很难成为现实的，于是他采取“颂圣”的手段，企图达到免祸的目的，以致那些歌颂清代统治者镇压少数民族和农民起义的诗歌，就成了他的缺点和错误。当然，这条规律如今也已过时了，因为作者既享有歌颂光明和揭露黑暗的充分权利，又具有深入生活和反映现实的大好条件，对于广阔的现实和丰富的生活，只要进行周密的观察、深刻的分析，就能写出反映时代脉搏和人民愿望的好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