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抒发了诗人遭祸被贬南方的伤痛之情。诗人自称君子，诗中满含愤懑地诉说自己曾为国家大事耗尽心力，并以 “南国之纪” 的江汉作比，暗示自己往昔曾是国家的重要角色。可如今却被放逐至江南，承受无尽苦难。因此他恨自己不能化作飞鸟游鱼，否则便能上天入渊，逃离这般境遇。在万般无奈中，他只能借诗歌寄托内心的悲苦。从诗末 “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这一卒章显志的句子来看，诗中饱含强烈的悲愤情绪。后世屈原《九章・惜诵》中 “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 的情感，实则与这首诗一脉相承。至于诗人为何要 “告哀”、要诉说何种悲哀，可从前面七章中找寻答案。
前三章交代了 “哀” 的具体内容。第二章 “乱离瘼矣，爰其适归” 一句，集中展现了这份悲哀，诗人颠沛流离、遭贬放逐，无家可归，又贫病交加，处境仓皇狼狈，宛如丧家之犬。
流亡或流放本身已足够悲惨，而诗人的主观心境与所处的客观环境，更让这份悲哀愈发浓重。从首章 “先祖匪人，胡宁忍予” 的呼号中，能清晰感受到诗人的深切怨愤。他并非平民百姓，更不是流浪乞丐，而是勋戚贵族的后代。他感慨如今遭受这般深重苦难，先祖在天有灵，怎会忍心看着自己受苦却不加以庇护？逝去的先祖本无过错，诗人的真实用意，实则是指责当朝掌权者刻薄寡恩，对功臣后裔尚且不加关照，更何况对其他人。这与屈原《离骚》开篇 “帝高阳之苗裔兮” 的写法用意相同，都是借先祖的高贵出身，表达对君主流放、迫害自己的不满。
在客观环境方面，一是凸显流放经历的时间漫长：从 “四月维夏” 到 “冬日烈烈”，跨越了整整三个季节。从京城流放至目的地，需长途跋涉九个月，路途的凄苦艰难与流放地的偏远荒凉，可想而知。二是刻画各季节的恶劣自然环境：四月到六月正值酷暑，酷热潮湿的滋味无需多言；“徂暑” 二字虽写暑天过去，诗人本盼着苦日子能有尽头，却不知前路仍漫长无尽。接着是秋天，“百卉俱腓”，满眼萧瑟凄怆；随后寒冬降临，“飘风发发”，狂风呼啸、严寒刺骨。旁人此时或蜷缩家中，或围炉取暖，或饮酒取乐，诗人却要在天寒地冻、寒风刺骨中艰难前行，处境之悲令人动容。诗人通过心境与环境的烘托，深化了 “哀” 的表达，这种艺术手法运用得十分成功。顺带一提，诗的第三章与《小雅・蓼莪》第五章几乎完全相同。这种句段相互借用的现象在《诗经》中并不少见，原因或许是这些诗歌在当时广为流传，如同民歌民谣般被大众传唱，因此其中一些贴合情景的句段，会不经意间被借鉴使用，且衔接得天衣无缝，仿佛原本就属于该诗。
后四章交代了 “哀” 的缘由。前三章给人迁徙动荡的感受，从第四章起，季节与地域相对固定，笔墨重点转向诗人的心理活动，展现出一种痛定思痛的反思。第四章点出自己莫名遭受谗言诋毁与中伤，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提及此章 “获罪的冤屈，实为阴险小人排挤所致，‘废’字是全篇的关键”。正因为被 “废黜”，各种悲哀才接连袭来。第五章追溯遭 “废黜” 的原因，想来是自己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泉水有清有浊，自己却不愿随波逐流、和光同尘，所以才日渐遭遇灾祸、处境窘迫。屈原曾作《渔父》，文中写他因志行高洁、不与世俗同流而遭放逐，在江边游荡。渔父对他 “举世皆浊己独清” 的品格提出批评与劝导，屈原却始终不为所动，渔父便摇着船桨离去，还唱道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其意境与这一章颇为相近。
诗人在流放地安定下来后，曾在周边漫步。附近有山，山上长着栗树与梅树，山间还有潺潺流淌的泉水，山下则是波涛汹涌的长江与汉水，这明确指出了放逐之地在南方。长江与汉水有条不紊地容纳并统领南方各条水系，反观朝廷却纲纪废弛、忠奸难辨，自己鞠躬尽瘁却不被信任重用。第五章既表明自身清白无辜，也蕴含着 “虽九死其犹未悔” 的坚定决心。后世大诗人杜甫也继承了这种忠君爱国的情怀，他在《江汉》一诗中写道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古往今来，这般耿直倔强的 “腐儒”，实在不在少数。
第七章继续描写诗人的所见所思。雕鹰展翅在高空翱翔，鲤鱼与鲔鱼在深水下游弋，它们能避开猎人的箭镞与渔夫的钓钩，保全自身、远离灾祸。诗人见此情景，不禁心生向往，叹息道可惜自己不能像雕鹰、鲤鲔那样，摆脱人世间的束缚与灾祸。诗人这种脱离现实的向往与追求，恰恰反映出当时现实的黑暗与残酷。全诗以自身经历为代表，在揭露现实方面兼具深度与广度，堪称现实主义的佳作。
这首诗脉络清晰，层次井然。在写法上，大抵前两句言景，后两句抒情，景和情能丝丝入扣，融为一体，把“告哀”的主旨表现得真挚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