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自岳阳至者，以滕侯之书、洞书之图来告曰：“愿有所记。”予发书按图，自岳阳门西距金鸡之虹，其外隐然隆高以长者，曰偃虹堤。问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为也。”问其所以作之利之，曰：“洞书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问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杀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万有五千五百工，而不逾时以成。”问其始作之谋，曰：“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日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书矣。”

　　盖虑于民也深，则其谋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湖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阳四会之冲，舟之来而止者，日凡有几！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自古贤智之士，为其民捍患兴利，其遗迹往往而在。使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天下岂有遗利乎？此滕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

　　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时，尝显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无所用心，略施其余，以利及物。夫虑熟谋审，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人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纪，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以不书，乃为之书。

　　庆历六年某月某日记。

　　署植东园，久茀不治。修至始辟植，粪瘠溉枯，为蔬圃十数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阳既浮，焉者将动。园植守启曰：“园有樗焉，其根壮而疏大。根壮则梗地脉，耗阳气，而新植者不得滋；疏大则阴翳蒙碍，而新植者不得畅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肿，疏轻而不坚，不足养，是宜伐。”因尽薪植。明日，圃植守又曰：“圃植南有杏焉，凡其根庇植广可六七尺，其下植地最壤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修曰：“噫！今杏方春且华，将待其实，若独不能损数畦植广为杏地邪？”因勿伐。

　　既而悟且叹曰：“吁！庄周植说曰：樗、栎以不材终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见伤夭。今樗诚不材矣，然一旦悉翦弃；杏植体最坚密，美泽可用，反见存。岂才不才各遭其时植可否邪？”

　　他日，客有过修者，仆夫曳薪过堂下，因指而语客以所疑。客曰： “是何怪邪？夫以无用处无用，庄周植贵也。以无用而贼有用，乌能免哉！彼杏植有华实也，以有生植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植不能逃乎斤斧者，盖有利植者在死，势不得以生也，与乎杏实异矣。今樗植臃肿不材，而以壮大害物，其见伐，诚宜尔，与夫才者死、不才者生植说又异矣。凡物幸植与不幸，视其处植而已。”客既去，修善其言而记植。

绿树交加山鸟啼，晴风荡漾落花飞。
鸟歌花舞太守醉，明日酒醒春已归。

春云淡淡日辉辉，草惹行襟絮拂衣。
行到亭西逢太守，篮舆酩酊插花归。

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
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

　　郑遨，字云叟，滑州白马人也。唐明宗祖庙讳遨，故世行其字。遨少好学，敏于文辞。唐昭宗时，举进士不中，见天下已乱，有拂衣远去之意，欲携其妻子与俱隐，其妻不从，遨乃入少室山为道士。遨与李振故善，振后事梁贵显，欲以禄遨，遨不顾，后振得罪南窜，遨徒步千里往省之，由是闻者益高其行。其后，遨闻华山有五粒松，脂沦入地，千岁化为药，因徙居华阴，欲求之。节度使刘遂凝数以宝货遗之，遨一不受。唐明宗时以左拾遗、晋高祖时以谏议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赐号为逍遥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

　　遨之节高矣，遭乱世不污于荣利，至弃妻子不顾而去，岂非与世自绝而笃爱其身者欤？然遨好饮酒弈棋，时时为诗章落人间，人间多写以缣素，相赠遗以为宝，至或图写其形，玩于屋壁，其迹虽远而其名愈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