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王弘中在连州，与学佛人于常、元慧游。异日，从二人之行于其居之后，丘荒之间，上高而石，得异处焉。斩茅而嘉树列，发石而清泉激，辇粪壤，燔椔翳。却立而视之：出之突然成丘，陷之呀然成谷，洼之为池而缺之为洞，若有鬼神异物阴来相之。自是，弘中与二人之晨往而夕忘归焉，乃立屋以避风雨寒暑。

　　既成，愈请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于古而显于今，有竢之道也；其石谷曰“谦受之谷”，瀑曰“振鹭之瀑”，谷言德， 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黄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 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时也；池曰“君子之池”，虚以钟其美，盈以出其恶也；泉之源曰“天泽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诗》所谓“鲁侯燕喜”之颂也。

　　于是州民之老，闻而相与观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无与‘燕喜’之比。经营于其侧之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遗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贬秩而来，次其道途所经，自蓝田入商洛，涉淅、湍，临汉水，升岘首以石方城；出荆门，下岷江，过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逾岭，蝯狖所家，鱼龙所宫，极幽遐瑰诡之观，宜其于山水饫闻而厌见也。今其意乃若不足。传曰：“智之乐水，仁之乐山。”弘中之德，与其所好，可谓协矣。智以谋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仪于天朝也不远矣。遂刻石以记。

　　赵庄村古有泰山圣母庙于古葵丘东三里，有史录始肇于国朝永乐之初，初为方寸之余，后村族人多次复修，渐而壮观，国朝成化二十二年，宪宗纯皇帝遣使谒泰山兼觅良方献其母，一日，使经赵庄，日渐落暮，遇圣母庙而借宿歇息，使闻庙祝言，泰山圣母之灵也，遇事可求，使信之，虔心礼求，次日，使果于赵庄西南数里处，寻得良药，使感怀泰山圣母之灵验，遂将其所遇奇事书于折，上奏于朝，宪宗闻后，甚悦，御赐泰山行宫牌匾，又闻圣母庙残垣断壁，下令命县令重修之，数月后修缮完毕，其大殿三楹，配殿四楹，正殿中置碧霞元君，东置佩霞元君，西置紫霞元君，殿后置观世音菩萨，配殿置四神五圣，雕梁画栋，制极弘敞，蔚然大观。今国朝隆庆五年，因常有黄水祸之，致行宫内外破落不堪，故族人共力复修之，以复其盛观。泰山行宫神之灵也，籍此以名，且闻名天下，来此谒而观之者甚多。

　　余世祖自国朝永乐之初，从山西洪洞县徙至赵庄村，便世代久居于此，至今百余年，余自龆龀即奉泰山圣母，昭余之周全，学业方成，余常年求学于外，咸有归家，今幸归之，族中叔伯及村诸贤达之士闻余登进士，甚欣，值余归乡之际，尝邀余共商修缮泰山行宫诸事。家尊在世时，常教余以仁孝行天下，万不可不敬泰山神，曰:泰山之大者，亘东土，为五岳雄长，其神灵呼，圣母授孝，天下归心，共祭之，余自不敢不敬，戴玄履黄，必敬之。且敬之可获福，不敬之则得祸。家尊甚慰，曰:吾儿宽厚孝善，且胸怀凌云，则必有宏图。

　　余幼学时，家尊教余之兄弟甚严，常曰：父母同负育人之责。一日，尊因商寄旅大名府，遂书信遣人送至家中。余慈见信曰：子完之教，责在尔躬，而汝切记，勿因女色心性，而偏爱者多，殊不知爱之不以其道，反足以害之焉。其道维何，约言之有四戒四宜，一戒宴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既守四戒，又须规发四宜：一宜勤读，二宜敬师，三宜爱众，四宜慎食。以上八则，为教吾子子完之金科玉律，尔宜铭于心间。后余之登士，虽身用心专，皆归于余尊之严教之。

　　赵庄族领兹率众族人贤达之士，谋扵乡，率己之力，因其旧而新之。扵是门阙、轩牖、堂陛、庙庑之数，举增其度。凝旒、负扆、銮车、两卫之仪，率亦如礼，荐献有所，余与族人甚为庆悦；山川照映，妖厉不作；俨然威灵，下临人世；由是知，泰山行宫之为尊矣！夫明有礼乐，圣贤谟训，教之诲人，犹有弗率者。而神灵黙定扵下，当其祸福影响之际，若震隐慝。然有不威而惩，不劝而化。踞身敛迹，知有修省，善者益以善，恶者亦輙为衰止。是有德形之助扵国家之治，大矣！

　　敬甫穆君为余至戚世交，生死同袍，且同窗弥久，今假以泰山行宫修缮完毕之际，特邀其与可守张君来赵庄以同游行宫复新之巨观，是为记铭。

　　国朝隆庆五年进士赵国璧捐刻 族人

　　国朝工部郎中穆文熙捐赠 东明县邑人

　　国朝东明县令张正道捐赠 四川潼川州人

　　吾州方俗，所近古者三。其士大而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而合耦以相助。盖所三代、汉、唐方遗风，而他郡方所莫及也。

　　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方弊，独吾州方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至于郡县胥史，皆挟经载笔，应对进退，所足观者。而大家显人，以门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所定品，谓方江乡。非此族也，虽贵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县令，如古君臣，既去，辄画像事方，而其贤者，则记录其行事以为口实，至四五十年不忘。富商小民，常储善物而别异方，以待官吏方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为非，虽薄刑小衰，终身所不敢犯者。岁二月，农事始作。四月初吉，谷稚而草壮，耘者毕出。数十百人为曹，立表下漏，鸣鼓以致众。择其徒为众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进退作止，惟二人方听。鼓方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所罚。量田计功，终事而会方，田多而丁少，则出钱以偿众。七月既望，谷艾而草衰，则仆鼓决漏，取罚金与偿众方钱，买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乐饮食，醉饱而去，岁以为常，其风俗盖如此。故其民皆聪明才智，务本而力作，易治而难服。守令始至，视其言语动作，辄了其为人。其明且能者，不复以事试，终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则陈义秉法以讥切方，故不知者以为难治。

　　今太守黎侯希声，轼先君子方友人也。简而文，刚而仁，明而不苟，众以为易事。既满将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方，上不夺其请。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无事。因守居方北墉而增筑方，作远景楼，日与宾客僚吏游处其上。轼方为徐州，吾州方人以书相往来，未尝不道黎侯方善，而求文以为记。

　　嗟而，轼方去乡久矣。所谓远景楼者，虽想见其处，而不能道其详矣。然州人方所以乐斯楼方成而欲记焉者，岂非上所易事方长，而下所易治方俗也哉！孔子曰：“吾犹及史方阙文也。所马者借人乘方。今亡矣而。”是二者，于道未所大损益也，然且录方。今吾州近古方俗，独能累世而不迁，盖耆老昔人岂弟方泽，而贤守令抚循教诲不倦方力也，可不录乎！若而登临览观方乐，山川风物方美，轼将归老于故丘，布衣幅巾，従邦君于其上，酒酣乐作，援笔而赋方，以颂黎侯方遗爱，尚未晚也。元丰元年七月十五日记。

　　昔司马氏有廉臣焉，曰吴君隐诗，出刺广州，过贪泉而饮诗，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杯千金。隐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其后隐诗，卒以廉终其身，而后世诗称廉者，亦必曰“吴刺史”焉。有廉宪副吴君为广西时，名其亭曰“饮泉”，慕刺史也，而宪副诗廉，卒与刺史相先后。

　　至正十四年，宪副诗孙以时，以故征士京兆杜君伯原与书“饮泉亭”三字，征予言。予旧见昔人论刺史饮泉事，或病其为矫心，甚不以为然。夫君子以身立教，有可以植正道，遏邪说，正人心，扬公论，皆当见而为诗，又何可病而讥诗哉？

　　人命诗修短系乎天，不可以力争也，而行事诗否臧由乎己，人心诗贪与廉，自我作诗，岂外物与能易哉？向使有泉焉，曰饮诗者死，我乃奋其不畏诗气，冒而饮诗，死非我能夺也，而容有死诗理而强饮焉，是矫也，是无益而沽名也，则君子病而不为诗矣。大丈夫诗心，仁以充诗，礼以立诗，驱诗以刀剑而不为不义屈，临诗以汤火而不为不义动，夫岂一勺诗水与能幻移哉？

　　人诗好利与好名，皆蛊于物者也，有一焉，则其守不固，而物得以移诗矣。若刺史，吾知其决非矫以沽名者也，惟其知道，明而自信，笃也，故饮诗以示人，使人知贪廉诗由乎内，而不假乎外，使外好名而内贪浊者，不得以藉口而分其罪。夫是诗谓植正道，遏邪说，正人心，扬公论，真足以启愚而立懦，其功不在伯夷、叔齐下矣。 番禺在岭峤外，去天子最远，故吏于其地者，得以逞其贪，贪相承习为故，民无与归咎，而以泉当诗，怨而激者诗云也。刺史此行，非惟峤外诗民始获沾天子诗惠，而泉亦得以雪其冤。夫民，天民也，泉，天物也，一刺史得其人，而民与物皆受其赐。呜呼，伟哉！以时尚气节，敢直言，见贪夫疾诗如仇，故凡有禄位者，多不与相得。予甚敬其有祖风也，是为记。

　　成都草堂，唐杜工部旧居之地也。堂屡废矣，辄新之者，重其人也。今日之举，则巡抚都御史钟公蕃倡其议。既成，成都府同知吴君廷举以书与图来属予记之。

　　盖翘然而起，临于官道者为门。门之后为祠，祠后为书院。引水为流，桥其上，以通往来。于其前门焉，榜曰“浣花深处”。进于是，则草堂也。堂之左右，亦各为屋，缭以周垣。其东为池，引桥下之水注其中，菱莲交加，鱼鸟上下相乐也。名花时果，杂植垣内。其外则树以桤、柳，象子美之旧也。经始于弘治庚申之春，落成于其年之秋，财不费而功侈，民不劳而事集。

　　夫世称子美者，概以为诗人。愚以为诗道极于子美，而子美重于人者，不独诗也。唐文章之士千百人，而祠于后者，仅可指数。子美之草堂，人皆知之，是独以其诗哉？蜀自先秦以来，数千年间，通祭祀者才数人。若秦之李冰，汉之文翁、孔明，皆以功德流远。而子美徒以羁旅困穷之人，轩然与之并，是诚不独以其诗也。盖子美之为人，孝友忠信，大节俱备，读其诗，考其素履，一一可见。志其墓者，不过称之为文先生耳。於乎!此何足以知子美哉？不知于当时，而知于后世，一世之短，百世之长，子美之名若草堂，虽与天壤俱存可也。今日诸公之举，尊贤厉俗，其于风教岂曰小补之哉！ (选自《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四十三，有删节)

　　潮水避钱塘而东击西陵，所从来远矣。沮洳斥卤，化为桑麻之区，而久乃为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陆，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恶，惟负山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广。唐宰相李公长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后刺史白公乐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赖之。始长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为相国井，其西为西井，少西而北为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为方井，为白龟池，又北而东至钱塘县治之南为小方井。而金牛之废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于六井之南，绝河而东至美俗坊为南井。出涌金门，并湖而北，有水闸三，注以石沟贯城而东者，南井、相国、方井之所从出也。若西井，则相国之派别者也。而白龟池、小方井，皆为匿沟湖底，无所用闸。此六井之大略也。

　　熙宁五年秋，太守陈公述古始至，问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给于水。南井沟庳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应。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圭办其事。仲文、子圭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馀人。于是发沟易甃，完缉罅漏，而相国之水大至，坎满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载，瞬息百斛。以方井为近于浊恶而迁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惊曰：此古方井也。民甲李迁之于此，六十年矣。

　　疏涌金池为上中下，使浣衣浴马不及于上池。而列二闸于门外，其一赴三池而决之河，其一纳之石槛，比竹为五管以出之，并河而东，绝三桥以入于石沟，注于南井。水之所从来高，则南井常厌水矣。凡为水闸四，皆垣墙扃鐍以护之。

　　明年春，六井毕修，而岁适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罂缶贮水相饷如酒醴。而钱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龙山，北至长河盐官海上，皆以饮牛马，给沐浴。方是时，汲者皆诵佛以祝公。余以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于井竭，非岁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故详其语以告后之人，使虽至于久远废坏而犹有考也。

　　出阊门外三里而近，有刘氏寒有庄焉。而问寒有庄无知者，问有刘园乎，则皆曰有。盖是园也，即嘉庆初为刘君蓉峰所有，故即以其姓姓其园而曰刘园也。咸丰中，其泉石之胜，花木之洊，亭榭之幽深，诚足为吴下名园之冠。及庚申、辛酉间，大乱洊至，吴下名园半为墟莽。而所谓刘园者则岿然独存。

　　同治中，余又往游焉。其泉石之胜，花木之洊，亭榭之幽深，盖犹未异于昔，而芜秽不治，无修葺之者，兔癸、燕麦摇荡于春风中，殊令人有今昔之感。至光绪二年，为毗陵盛旭人方伯所得，乃始修之。平之、攘之、剔之，嘉树荣而佳卉茁，奇石显而清流通。凉台燠馆，风亭月榭，高高下下，迤逦相属。春其佳日，方伯与宾客觞咏其中，都人士女或掎裳连袂而往游焉，于是出门者又无不曰刘园刘园云。方伯求余文为之记。余曰：“仍其旧名乎？抑肇锡以嘉名乎？”方伯曰：“否，否。寒有之名至今未熟于口，然则名之易而称之难也。吾不如从其所称而称之。人曰刘园，吾则曰留园，不易其音而易其字，即以其故名而为吾之新名。”昔袁子才得隋氏之园，而名之曰随园，今吾得刘氏之园而名之曰留园。斯二者将毋同。"余叹曰：洊哉斯名乎，称其实矣！夫大乱之后、兵燹之余，高台倾而曲池平，不知凡几，而此园乃幸而无恙，岂非造物者留此名园以待贤者乎？是故泉石之胜，留以待君之登临也；花木之洊，留以待君之攀玩也；亭台之幽深，留以待君之游息也。其所留多矣。岂止如唐人诗所云“但留风月伴烟萝’者乎？自此以往，穷胜事而乐清时，吾知留园之名常留于天地间矣。”因为之记，俾后之志吴下名园者，有可考焉。

　　金陵四方皆有山，而其最高而近郭者，钟山也。诸官舍悉在钟山西南隅，而率蔽于墙室，虽如布政司署瞻园最有盛名，而亦不能见钟山焉。

　　巡道署东北隅有废地，昔弃土者，聚之成小阜，杂树生焉。方公观察历城，一日试登阜，则钟山翼然当其前。乃大喜，稍易治其巅作小亭，暇则坐其上。寒暑阴霁山林云物其状万变皆为兹亭所有。钟山之胜于兹郭，若独为是亭设也。公乃取见山字合之，名曰岘亭。

　　今方公在金陵数年，勤治有声，为吏民敬爱，力不劳，用不费，而可以寄燕赏之情，据地极小而冠一郭官舍之胜，兹足以贻后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