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帝第十二 原文
一
人之能为大不韪者，非其能无所惧也，唯其能无所耻也。故血气之勇不可任，而犹可器使；唯无所耻者，国家用之而必亡。成帝欲用孔光为丞相，刻侯印书赞而帝崩，是日光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绶，汲汲然惟恐缓而改图，一如乞者之于墦閒，唯恐其馂之不余，而遽长跽以请也。张放者，幸臣也，帝崩，且思慕哭泣而死，而光矫凶为吉，犯天下之恶怒；然且卒无恶怒之者，光岂能不惧哉？冥然无耻，而人固容之也。
始为廷尉，则承王莽之指，鸩杀许后，若无所惧也，而实无可惧也；莽为内主，天下无有难之者也。既则议为傅太后筑别宫，力请逐傅迁归故郡，抗定陶王之议，夺其立庙京师，若无所惧也，而非无所惧也；内主有人，群臣相保，故师丹获不测之祸，而光自若也。耻心荡然，而可清可浊，无不可为，以得宠而避辱。王嘉濒死，犹对狱吏曰：“贤孔光而不能进。”亦恶知光之谮其迷国罔上，陷嘉于死，机深不测也哉？而嘉云然者，其两端诡合以诱嘉，抑可知已。
拜谒迎送、执臣主之礼于董贤者，光也；莽既乘权，去贤如敝屣者，光也；拱手以天下授之贼臣，幸早死而不与佐命之赏者，光也；莽既诛，犹无有声言其恶以殄其世者，光也。呜呼！人苟自尽丧其耻，则弑父与君而罪不及，亦险矣哉！有国者不辨之于早，徒忌鸷悍之疆臣，而容厚颜之鄙夫，国未有不丧者也。故管子曰：廉耻，国之维也。
二
限田之说，董仲舒言之武帝之世，尚可行也，而不可久。师丹乃欲试之哀帝垂亡之日，卒以成王莽之妖妄，而终不可行。武帝之世可行者，去三代未远，天下怨秦之破法毒民而幸改以复古；且豪彊之兼并者犹未盛，而盘据之情尚浅；然不可久者，暂行之而弱者终不能有其田，彊者终不能禁其兼也。至于哀帝之世，积习已久，彊者怙之，而弱者亦且安之矣；必欲限之，徒以扰之而已矣。
治天下以道，未闻以法也。道也者，导之也，上导之而下遵以为路也。封建之天下，天子仅有其千里之畿，且县内之卿士大夫分以为禄田也；诸侯仅有其国也，且大夫士分以为禄田也；大夫仅有其采邑，且家臣还食其中也；士仅有代耕之禄也，则农民亦有其百亩也；皆相若也。天子不独富，农民不独贫，相倣相差而各守其畴。其富者必其贵者也，且非能自富，而受之天子、受之先祖者也。上以各足之道导天下，而天下安之。降及于秦，封建废而富贵擅于一人。其擅之也，以智力屈天下也。智力屈天下而擅天下，智力屈一郡而擅一郡，智力屈一乡而擅一乡，莫之教而心自生、习自成；乃欲芟夷天下之智力，均之于柔愚，而独自擅于九州之上，虽日杀戮而只以益怨，彊豪且诡激以胁愚柔之小民而使困于田。于是限之而可行也，则天下可徒以一切之法治，而王莽之化速于尧、舜矣。
限也者，均也；均也者，公也。天子无大公之德以立于人上，独灭裂小民而使之公，是仁义中正为帝王桎梏天下之具，而躬行藏恕为迂远之过计矣。况乎赋役繁，有司酷，里胥横，后世愿朴之农民，得田而如重祸之加乎身，则疆豪之十取其五而奴隶耕者，农民且甘心焉。所谓“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者也。轻其役，薄其赋，惩有司之贪，宽司农之考，民不畏有田，而疆豪无挟以相并，则不待限而兼并自有所止。若窳惰之民，有田而不能自业，以归于力有余者，则斯人之自取，虽圣人亦无如之何也。
三
成、哀之世，汉岂复有君臣哉！妇人而已矣。彭宣、何武、唐林，皆所谓铮铮者也，而所争者，仅一传喜之去留而已。哀帝之初，傅氏与王氏争而傅氏胜；哀帝之亡，王氏与傅氏争而王氏胜。胜者乘权，而不胜者愤；二氏之荣枯，举朝野而相激以相讼，悲夫！
当傅迁之倾邪，而推喜以抑迁，亦何异乎王根、王立之骄横而推莽邪？其言曰：“喜，傅氏贤子，议论不合而退，百寮莫不恨之。”傅氏之贤子，何当于天下之安危、刘宗之存亡，而百寮何所容其恨？又何异乎王莽、王仁之就国，而天下多冤王氏者。傅喜幸而未败尔。莽之废，吏民叩阙而讼冤，贤良对策而交奖，伪谦所诱，人心翕归，而贤者不免，且较喜而弥甚。喜之贤，其孰信之？以四海之大，岂繄无人可托孤寄命者，唯区区王、傅二妪之爱憎是争。呜呼！率天下而奔走于闺房之频笑，流俗之溺流而不反如是哉！
故圣王之治，以正俗为先，以辨男女内外之分为本。权移于妇人，而天下沈迷而莫能自拔，孰为为之而至此极！元后之阴狡，成帝之昏愚，岂徒召汉室之亡哉？数十年中原无丈夫之气，而王莽之乱，暴骨如山矣。
四
历成、哀、平之三季，环朝野而如狂，所仅能言人之言者，一李寻而已，其他皆所谓人头畜呜也。寻推阴阳动静之义，昌言母后之不宜与政，岂徒以象数征吉凶哉？天地之经，治乱之理，人道之别于禽兽者，在此也。妇人司动而阴乘阳，阳从阴，履霜而冰坚，豕孚而蹢躅。天下有之，天下必亡；国有之，国必破；家有之，家必倾。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伦，以之而泯；厚生、正德、利用之道，以之而蔑。故曰：寻之言，言人之言，而别于禽兽也。妇者，所畜也；母者，所养也；失其道，则母之祸亦烈矣，岂徒妇哉？
夫国有君子，国可不亡。寻昌言之无诛，而不能救汉之亡，又何也？寻非其人也。阴之干阳，其变非一。女子之干丈夫也，鬼之干人也，皆阴之干阳也。寻知乾之刚、阴之静矣，鬼亦阴也，静以听治于人者也。顾其识不及此，听甘忠可、夏贺良之邪说，惑上以妖，终以贬死燉煌，为天下笑；则亦以阴干阳，等于妇人之煽处尔。载鬼一车，而欲惩负涂之豕，奚其可？故阴阳动静之理大矣，其变繁矣，其辨严矣。立人之道以匡扶世教，无一而可苟焉者也。
五
治河之策，贾让为千古之龟监，而平当之数言决矣。当言“经义有决河深川，而无隄防壅塞之文”。此鲧所以殛，禹所以兴，而以尧、舜之圣，不能与横流之水争胜者也。让言“古之立国者，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殷所以世有河患，而盘庚奋然依山以避灾，无他，唯无总于货宝而已。细人之情，怙田庐之利，贪濒河之土，动天下以从其欲，贻沈没于子孙，而偷享其利，既古今之通弊矣。而后世之谋臣，要君劳民以陻塞逆五行之敍者，其不肖之情有二焉：其所谓贤者，竭民力，积一篑以障滔天而暂遏之，濒河之民，且歌谣而祷祀焉，遂以功显于廷，名溢于野，故好事者踵起以尝试而不绝。其不肖者，则公帑之出纳，浩烦而无稽，易为侵牟；民夫之赁佣，乘威以指使，而乾没任意；享其利而利其灾，河滨之士大夫与其愚民及其奸胥，交起以赞之，为危词痛哭以动上听。宜乎自汉以来，千五百年，奔走天下于河，言满公车，牍满故府，疲豫、兗、徐三州之民，供一河之溪壑，而一旦溃败，胥为鱼鼈，而但咎陻塞之不固也。可悲矣夫！
古今之异者，南北之殊流耳，其理势则一也。繇让之言而推其利病之原，非河之病民，而民之就河贪利以触其害耳。贪退滩之壤，民有其土而国有其赋，锋端之蜜截舌，而甘之者不恤也。使能通百年之算，念天下之广，犹是民也，徙之而于国无伤，其愈于陻塞疲役之贫劳困毙与溃决之漂荡淹溺也，孰为利害哉？数千年而不出鲧之覆辙，君不明，而贪功嗜利之臣民，积习而不可破，平当之言，贾让之策，县巨烛于广廷，而昧者犹擿埴以趋也；不亦悲乎！
六
谷永请讳诸侯王之兽行，以全人道之耻，议之正者也；耿育请揜赵昭仪杀皇子之恶，以隐成帝之惑，议之不正者也；二说相似而贞邪分，精义以立法，不可不辨。永之正者，凯风之不怨也；育之不正者，小弁之怨也。淫妒之嬖妾，操刃以绝祖宗之胤胄，而曲为之覆，天子之子，不死于妖嬖者，其余几何哉！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故书“文姜逊于齐”、“哀姜逊于邾”，以昭大义，而不以逐母为嫌。昭仪之恶，宗庙所不容，况非嫡后君母，而可纵之乎？
甚哉，育之言誖也，曰“知陛下有贤圣通明之德，废后宫就馆之渐，绝微嗣以致位”。是成帝戕父子之恩以为未然之迂图，其孰信之？育若曰“昭仪不杀皇子，则哀帝不得而立”，以蛊帝心而纵妖嬖。是哀帝本不与于篡弑之谋，而育陷之使入也。春秋严党贼之诛，哀帝不能免，而育之罪不可逭矣。解光问罪之爰书不伸，赵氏宫官之大罚不正，宫闱肆毒于社稷而莫之问，故元后党王莽以弑平帝、废孺子、而无所顾忌。胡三省者，乃谓其合春秋“为尊者讳”之义。邪说张，而贾继春资之以雠其庇李选侍之奸。清议不明，非一时一事之臧否已也。
七
鲍宣七亡七死之章，陈汉必亡之券以儆哀帝，正本之论也。王莽之奸奸而愚，非有操、懿之才，其于国又未有刘裕之功，轻移于衽席之上而莫之禁，莽其何以得此哉？唯民心先溃于死亡，而莽以私恩市之也。藉非成帝之耽女宠，哀帝之暱顽童，纵其鬻吏贼民而蛊民以寇攘，莽亦上官桀、霍禹之续尔，而汉祚奚其亡？
张放、淳于长，王氏之先驱也；傅迁、董贤，王氏之劝驾也；曹爽、何晏，司马懿之嚆矢也；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之前茅也；蔡京、童贯、史弥远、贾似道，女直、蒙古之伥鬼也；而非君之溺于宠乐以忘民之死也不成。不然，孔光、扬雄之流，亦尝与闻名教；而宗室群臣以及四海之民，岂遽能以片饵诱婴克而辄弃其母乎？故宣陈亟救死亡之言，知探本矣，愈于刘向之欲挽横流而堙诸其下也。
虽然，宣之言犹有病焉，后世言事之臣，增闇主之疑而授奸臣以倾妒之口实，皆此繇也。宣言：“慎选举，大委任，以儆官邪，而免民于死亡。”是矣。勿亦姑言贤者之当任，以听人主之自择，待有问焉，而后可臚列傅喜、何武、孔光、彭宣、龚胜之贤以告，未晚也。今乃不然，若天子之左石一唯其所建置，而君不得以司取舍之权，众不得以参畴咨之议，则偪上有嫌，而朋党之谤兴。且喜、武诸人皆大臣也，自不能邀人主之知而安其位，宣能以疏远片言取必于同昏之廷乎？知不可得而故言之，授奸人以背憎之资，石介遇明主而激党祸，况庸君佞倖权奸交乱之天下哉！进言者不知其道，徒以得后世之称而无益于时，皆此一时之气矜为之也。又况宣所称者，龚胜而外，吾未见有大臣之操焉。孔光巨奸而与于清流，宣失言矣。盈廷之士气，汉室之孤忠，唯一王嘉，而不能讼其屈抑。然则鲍宣者，亦一时气激之士，而未足以胜匡主庇民之任者乎！
八
易曰：“伏戎于莽，三岁不兴。”不兴者，虑其兴之辞也。三岁而不兴，逮其兴而燎原之焰发于俄顷矣。哀帝崩，元后一闻之，即日驾之未央宫，驰召王莽，诏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此高帝驰入赵壁夺韩信、张耳军之威权，后以一老妪断然行之，雷迅风烈而无疑畏；其提攜刘氏之天下授之王氏，在指顾之闲耳。非伏之三岁，爪牙具而羽翼成，安能尔哉？
甚矣，悍妇之威，英雄所不能决，帝王所不能持，而指麾轻于鸿毛，至此极也！司马懿之杀曹爽，刘裕之克刘毅，朱温之争李克用，大声疾呼、深虑阴谋、頳颜流汗、喋血以争而仅得者，元后偃息谈笑而坐收之。故莽有伏戎藏于平芜蔓艸之中，无有险阻之形而不可测也。三岁伏而一旦兴，有国者可不戒哉！
九
何武以忤王莽而死，可以为社稷之臣乎？未也。武与公孙禄谋云：“吕、霍、上官几危社稷，不宜外戚大臣持权。”此汉室存亡之纽也。乃当其时，内而元后为伏莽之戎，外而孔光为翼戴之奸，武仅以孤立之势扑始然之火，既处于不敌之数矣。国之安危，身之生死，徒藉于一言，而言非可恃也，所恃者浩然之气胜之耳。公孙禄岂可终保者哉？而与之更相称说，武举禄，禄即举武，标榜以示私，授巨奸以朋党之讥，则气先馁而恶足以胜之！禄惟诡随，乃以幸免；武不欲为禄之诡随矣，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心不可质鬼神，道不可服小人，出没于宠辱之中，而欲援己倾之天下，以水溅沸膏，欲息其燄而燄愈烈，非直亡身，国因以丧，悲夫！
十
平当、彭宣皆见称于班固，宣未可与当并论也。当临受侯封，卧病不起以固辞之，知世不可为，郁邑以死，可谓知耻矣。当之在位，丁、傅持权，而史称帝虽宠任丁、傅，而政自己出，异于王氏；则当逡巡以死，而不忝无实之封，于自守之道未失也。若宣者，位司空为汉室辅，王莽杀两后，诛异己，腹心爪牙交布朝廷，而元后为国贼之内主，此正宣肝脑涂地、激天下忠烈之气、以救一线之危者，而为全躯、保妻子之谋，谢不能以引退，尚足为人臣子乎？龚胜、邴汉且犹在梅福之下，所任异也，而况宣位三公之重哉？宣者，与董贤、孔光并居台辅而不慙者也，其生平可知矣。班固曰：“见险而止。”率天下以疾视君父之死亡而不恤，必此言夫！
一
一
人之能为大不韪¹者，非其能无所惧也，唯其能无所耻也。故血气之勇不可任，而犹可器使²；唯无所耻者，国家用之而必亡。成帝欲用孔光为丞相，刻侯印书赞³而帝崩，是日光于大行⁴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绶，汲汲然⁵惟恐缓而改图，一如乞者之于墦閒，唯恐其馂之不余，而遽长跽⁷以请也。张放者，幸臣也，帝崩，且思慕哭泣而死，而光矫凶为吉，犯天下之恶怒；然且卒无恶怒之者，光岂能不惧哉？冥然⁸无耻，而人固容之也。
人之所以能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情，不是因为他无所畏惧，而是因为他毫无羞耻之心。所以凭血气之勇的人不可委以重任，但还可以加以利用；唯有毫无羞耻心的人，国家任用他就必定会灭亡。汉成帝想任用孔光为丞相，刻好侯印写好赞语时成帝去世，当天孔光就在先帝灵前跪拜接受丞相博山侯的印绶，急切地唯恐动作迟缓而改变主意，就像乞丐在坟地间，担心剩余的祭品不够，急忙长跪请求一样。张放是受宠的大臣，成帝去世后，他因思念哭泣几乎死去，而孔光却把凶事当作吉事，触犯天下人的愤怒；然而最终却没有人真正愤怒指责他，孔光难道能不害怕吗？只是他昏昧不知羞耻，而人们竟然容忍了他。
此段以 “无耻比无畏更可怕” 为核心，指出人作恶源于无羞耻心，国家任用无耻之臣必亡。以孔光在成帝驾崩时急于受印为例，刻画其如乞者般汲汲求权的丑态，揭露 “冥然无耻” 者对国家的危害。
始为廷尉¹，则承王莽之指²，鸩杀³许后⁴，若无所惧也，而实无可惧也；莽为内主⁵，天下无有难之者也。既则议为傅太后筑别宫，力请逐傅迁⁶归故郡⁷，抗定陶王之议⁸，夺其立庙京师，若无所惧也，而非无所惧也；内主有人，群臣相保，故师丹获不测之祸，而光自若也。耻心荡然，而可清可浊，无不可为，以得宠而避辱。王嘉濒死，犹对狱吏曰：“贤孔光而不能进。”亦恶知光之谮⁹其迷国罔上，陷嘉于死，机深不测也哉？而嘉云然者，其两端诡合¹⁰以诱嘉，抑可知已。
孔光起初担任廷尉时，就迎合王莽的意旨，用毒酒杀死许皇后，看似无所畏惧，实际上是没什么可畏惧的；因为王莽在朝内做主，天下没有人敢为难他。后来在商议为傅太后修建别宫时，他极力请求将傅迁驱逐回原籍，反对定陶王的奏议，剥夺其在京城立庙的权力，看似无所畏惧，实则并非无所畏惧；因为朝内有靠山，群臣互相包庇，所以师丹遭遇意外灾祸，而孔光却安然自若。他的羞耻心荡然无存，于是可清可浊，无所不为，只为得宠避辱。王嘉临死前，还对狱吏说 “认为孔光贤能却未能举荐”，他哪里知道孔光诬陷他迷乱国家、欺瞒君主，将他置于死地，心机深沉难测呢？而王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孔光用模棱两可的言辞迎合他，这也可想而知了。
此段通过孔光秉承王莽旨意鸩杀许后、在傅太后事件中倚势妄为并诬陷王嘉致死的行为，揭露其因耻心荡然故趋炎附势、阴险狡诈，也点出王嘉不辨奸佞的可悲，凸显无耻之臣对国家的危害。
拜谒迎送、执臣主之礼于董贤者，光也；莽既乘权，去贤如敝¹屣²者，光也；拱手以天下授之贼臣，幸早死而不与佐命³之赏者，光也；莽既诛，犹无有声言其恶以殄⁴其世者，光也。呜呼！人苟自尽丧其耻，则弑父与君而罪不及，亦险矣哉！有国者不辨之于早，徒忌鸷悍⁵之疆臣，而容厚颜之鄙夫，国未有不丧者也。故管子曰：廉耻，国之维也。
对董贤行拜谒迎送的君臣之礼的是孔光；王莽掌权后，像丢弃破鞋一样抛弃董贤的也是孔光；轻易地把天下交给乱臣贼子，侥幸自己早死而没参与劝进受赏的是孔光；王莽被诛杀后，仍然没有人声讨他的恶行以灭绝其家族的还是孔光。唉！人如果完全丧失羞耻心，那么即便弑父弑君也可能不被治罪，这太危险了！治国者若不早分辨这种人，只忌惮勇猛强悍的权臣，却容忍厚颜无耻的鄙夫，国家没有不灭亡的。所以管子说：廉耻是国家的根基。
此段以排比句式列举孔光对董贤谄媚、对王莽附势等行为，指出人若丧失廉耻会铤而走险，强调治国者需早辨无耻之徒，呼应管子 “廉耻为国之维”，点明廉耻对国家存亡的重要性。
二
二
限田之说¹，董仲舒言之武帝之世，尚可行也，而不可久。师丹乃欲试之哀帝垂亡之日，卒以成王莽之妖妄，而终不可行。武帝之世可行者，去三代未远，天下怨秦之破法毒民而幸²改以复古；且豪彊之兼并者犹未盛，而盘据之情尚浅；然不可久者，暂行之而弱者终不能有其田，彊者终不能禁其兼也。至于哀帝之世，积习已久，彊者怙之，而弱者亦且安之矣；必欲限之，徒以扰之而已矣。
限制土地占有数量的主张，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期提出时，尚且可以施行，但不能长久。师丹却想在汉哀帝濒临灭亡的时候试行，最终促成王莽的荒诞之举，而终究无法施行。汉武帝时期可行，是因为离夏商周三代不远，天下人怨恨秦朝破坏法度毒害百姓，庆幸能通过恢复古制来改变；而且当时豪强兼并土地的现象还不严重，他们盘根错节的情况也不深；但之所以不能长久，是因为暂时施行后，弱小的人终究无法保有土地，强大的人终究无法禁止其兼并。到了汉哀帝时期，土地兼并的积习已经很久，强者依仗势力，弱者也逐渐安于现状；如果强行限制，只会扰乱社会罢了。
此段指出限田政策在汉武帝时因距三代未远、兼并未盛尚可试行，但不可久行，到哀帝时积习已深，强行限田只会扰民，体现政策应因时制宜的道理。
治天下以道，未闻以法也。道也者，导之也，上导之而下遵以为路也。封建¹之天下，天子仅有其千里之畿²，且县³内之卿士大夫分以为禄田也；诸侯仅有其国也，且大夫士分以为禄田也；大夫仅有其采邑⁴，且家臣还食其中也；士仅有代耕⁵之禄也，则农民亦有其百亩也；皆相若也。天子不独富，农民不独贫，相倣相差而各守其畴⁶。其富者必其贵者也，且非能自富，而受之天子、受之先祖者也。上以各足之道导天下，而天下安之。降及于秦，封建废而富贵擅于一人。其擅之也，以智力屈天下也。智力屈天下而擅天下，智力屈一郡而擅一郡，智力屈一乡而擅一乡，莫之教而心自生、习自成；乃欲芟夷⁷天下之智力，均之于柔愚，而独自擅于九州之上，虽日杀戮而只以益怨，彊豪且诡激⁸以胁愚柔之小民而使困于田。于是限之而可行也，则天下可徒以一切之法治，而王莽之化速于尧、舜矣。
治理天下应依靠道义，没听说过依靠法令。道义，是引导的意思，君主引导而百姓遵循作为准则。在分封制的天下，天子只有千里王畿，而且王畿内的卿士大夫分别以土地为俸禄；诸侯只有自己的封国，而且大夫士也分别以土地为俸禄；大夫只有采邑，而且家臣也在其中获取食禄；士只有相当于耕种百亩的俸禄，农民也有百亩土地；大家都相差不多。天子不唯独富有，农民不唯独贫穷，彼此相近而各守其业。那些富有的人必定是尊贵的人，而且他们不能自己致富，财富是从天子或先祖那里接受的。君主用各得其所的道义引导天下，天下就会安定。到了秦朝，分封制废除而富贵被一人独占。他独占的方式，是用智谋武力征服天下。用智谋武力征服天下就能独占天下，征服一郡就能独占一郡，征服一乡就能独占一乡，无人教导却自然心生此念、习惯自成；于是想铲除天下人的智谋武力，将其平均为柔弱愚钝，而自己独自独占九州，即便每日杀戮也只会增加怨恨，豪强还会用诡诈手段胁迫柔弱的小民，使他们困于土地。如果这样限制土地还能施行，那么天下就可以只用简单的法令治理，而王莽的教化就能比尧、舜还迅速了。
此段以 “治天下以道非以法” 为核心，指出 “道” 是引导百姓各守其畴，如古代天子到农民分田相若、贫富均衡；而秦后富贵独揽，若强行以法限田如王莽，反会激化矛盾，凸显治国需以 “道” 疏导而非苛法压制。
限也者，均也；均也者，公也。天子无大公之德以立于人上，独灭裂¹小民而使之公，是仁义中正为帝王桎梏天下之具，而躬行藏恕²为迂远之过计³矣。况乎赋役繁，有司酷，里胥⁴横，后世愿朴⁵之农民，得田而如重祸之加乎身，则疆豪之十取其五而奴隶耕者，农民且甘心焉。所谓“上失其道民散久矣⁶”者也。轻其役，薄其赋，惩有司之贪，宽司农⁷之考，民不畏有田，而疆豪无挟以相并，则不待限而兼并自有所止。若窳惰⁸之民，有田而不能自业，以归于力有余者，则斯人之自取，虽圣人亦无如之何也。
限制，就是平均；平均，就是公正。天子如果没有大公的德行来居于众人之上，却唯独毁灭小民来使他们 “公正”，这就把仁义中正变成了帝王桎梏天下的工具，而亲身践行宽容就成了迂远的策略。何况赋役繁重，官吏残酷，乡里小吏横行，后世淳朴的农民，得到土地就像遭受重祸加身，那么豪强收取一半收成而把耕者当作奴隶，农民也会甘心接受。这就是所谓 “君主失去道义，百姓离散已久” 的情况。减轻劳役，减少赋税，惩治官吏的贪婪，放宽对司农的考核，百姓不害怕拥有土地，豪强就没有依仗来兼并，那么不用限制而兼并现象自然会停止。如果是懒惰的百姓，有土地却不能自己经营，从而归于有能力的人，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即便圣人也无可奈何。
三
三
成、哀之世，汉岂复有君臣哉！妇人而已矣。彭宣¹、何武、唐林²，皆所谓铮铮³者也，而所争者，仅一传喜之去留而已。哀帝之初，傅氏与王氏争而傅氏胜；哀帝之亡，王氏与傅氏争而王氏胜。胜者乘权，而不胜者愤；二氏之荣枯⁵，举朝野而相激以相讼⁶，悲夫！
汉成帝、汉哀帝时期，汉朝哪里还有真正的君臣呢！只有妇人专权罢了。彭宣、何武、唐林都被称为刚正的人，但他们所争论的，仅仅是傅喜的去留问题。哀帝初年，傅氏与王氏争斗而傅氏获胜；哀帝去世后，王氏与傅氏争斗而王氏获胜。胜者掌权，败者愤懑；两大家族的兴衰，让朝野上下互相激化而争论，可悲啊！
当傅迁之倾邪¹，而推喜以抑迁，亦何异乎王根、王立之骄横而推莽邪？其言曰：“喜，傅氏贤子，议论不合而退，百寮²莫不恨³之。”傅氏之贤子，何当于天下之安危、刘宗之存亡，而百寮何所容其恨？又何异乎王莽、王仁⁴之就国⁵，而天下多冤王氏者。傅喜幸而未败尔。莽之废，吏民叩阙⁶而讼冤，贤良⁷对策而交奖，伪谦所诱，人心翕⁸归，而贤者不免，且较喜而弥甚。喜之贤，其孰信之？以四海之大，岂繄⁹无人可托孤寄命者，唯区区王、傅二妪¹⁰之爱憎是争。呜呼！率天下而奔走于闺房之频笑¹¹，流俗¹²之溺流而不反如是哉！
当傅迁奸邪不正时，推举傅喜来抑制傅迁，这和王根、王立骄横时推举王莽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说 “傅喜是傅氏的贤良子弟，因议论不合而退职，百官无不遗憾”。傅氏的贤良子弟，与天下的安危、刘氏宗族的存亡有什么关系，而百官有什么理由为之遗憾？这又和王莽、王仁回到封国时，天下很多人替王氏鸣冤有什么不同。傅喜只是侥幸没有失败罢了。王莽被废时，官吏百姓到宫门前申诉冤屈，贤良之士在对策中交口称赞他，这是被他的虚伪谦逊所迷惑，人心归附，而真正的贤者却难免遭殃，且比傅喜的遭遇更甚。傅喜的贤能，谁会真正相信呢？以四海之大，难道真的没有人可以托付国家命运吗？却只在王、傅两位老妇的爱憎之间争斗。唉！率领天下人奔走于后宫的嬉笑之间，世俗沉迷如此而不知悔改！
此段以类比指出，朝堂借傅喜抑傅迁与当年推王莽抑王根如出一辙，所谓 “贤子” 无关天下安危，世人却被外戚伪态迷惑，终致天下因后宫爱憎争斗，批判流俗沉溺权斗而失大义。
故圣王之治，以正俗为先，以辨男女内外之分为本。权移于妇人，而天下沈迷而莫能自拔，孰为为之而至此极！元后之阴狡，成帝之昏愚，岂徒召汉室之亡哉？数十年中原无丈夫之气，而王莽之乱，暴骨如山矣。
所以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把端正风俗放在首位，把辨别男女内外的界限作为根本。权力转移到妇人手中，天下人沉迷其中而无法自拔，是谁造成了这种极致的局面！元后的阴险狡猾，成帝的昏庸愚昧，难道只是招致汉朝灭亡吗？数十年间中原没有丈夫的气概，而王莽之乱时，尸骨堆积如山。
此段强调圣王治国以正风俗、辨男女内外为根本，指出权力落入妇人之手会让天下沉沦，如元后阴狡、成帝昏愚不仅招致汉室灭亡，更使中原数十年无丈夫之气，终致王莽之乱尸骨如山。
四
四
历成、哀、平之三季，环朝野而如狂，所仅能言人之言者，一李寻¹而已，其他皆所谓人头畜⁹呜也。寻推阴阳动静之义，昌言²母后之不宜与政，岂徒以象数征吉凶哉？天地之经，治乱之理，人道之别于禽兽者，在此也。妇⁸人司动而阴乘³阳，阳从阴，履霜而冰坚⁴，豕孚而蹢躅⁵。天下有之，天下必亡；国有之，国必破；家有之，家必倾。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伦，以之而泯；厚生、正德、利用之道⁶，以之而蔑⁷。故曰：寻之言，言人之言，而别于禽兽也。妇者，所畜也；母者，所养¹⁰也；失其道，则母之祸亦烈矣，岂徒妇哉？
经历成帝、哀帝、平帝三朝末世，朝野上下如同疯狂，唯独李寻能说人话，其他都是徒有人形却像畜生一样鸣叫的人。李寻推究阴阳动静的道理，公开宣称母后不应当参与政治，这难道只是用天象数理来征兆吉凶吗？天地的常道，治乱的规律，人道区别于禽兽的地方，就在这里。妇人主事就是阴凌驾于阳之上，阳顺从阴，就像踩上霜就知道冰会坚硬，母猪浮躁就会徘徊不安。天下有这种情况，天下必定灭亡；国家有这种情况，国家必定破败；家庭有这种情况，家庭必定倾覆。父子、君臣、兄弟、朋友的伦理，会因此泯灭；增厚生活、端正德行、便利器用的道理，会因此被轻视。所以说：李寻的话，是说人话，而区别于禽兽。妇女是被畜养的，母亲是被奉养的；失去正道，那么母亲带来的灾祸也很猛烈，哪里只是妇女呢？
此段指出汉成、哀、平三朝朝野唯有李寻敢直言母后干政违逆天地人伦，强调妇人掌权会使父子君臣之伦泯灭、国家败亡，凸显李寻言论对维护人道的重要性。
夫国有君子，国可不亡。寻昌言之无诛，而不能救汉之亡，又何也？寻非其人也。阴之干¹阳，其变非一。女子之干丈夫也，鬼之干人也，皆阴之干阳也。寻知乾²之刚、阴之静矣，鬼亦阴也，静以听治于人者也。顾其识不及此，听甘忠可、夏贺良之邪说，惑上以妖，终以贬死燉煌³，为天下笑；则亦以阴干阳，等于妇人之煽处⁴尔。载鬼一车，而欲惩负涂之豕⁵，奚其可？故阴阳动静之理大矣，其变繁矣，其辨⁶严矣。立人之道以匡扶世教，无一而可苟焉者也。
国家有君子，国家可以不灭亡。李寻公开进言没有被诛杀，却不能挽救汉朝的灭亡，为什么呢？因为李寻不是真正的君子。阴干扰阳，其变化不止一种。女子干扰男子，鬼神干扰人，都是阴干扰阳。李寻知道乾的刚健、阴的安静，鬼神也是阴，应安静地听从人的治理。但他的见识达不到这一点，听信甘忠可、夏贺良的邪说，用妖言迷惑君主，最终被贬到敦煌而死，被天下人嘲笑；这也是以阴干扰阳，等同于妇人在背后煽动。车上载满鬼神，却想惩治涂满污泥的猪，怎么可能呢？所以阴阳动静的道理很宏大，其变化繁多，辨别也很严格。确立做人的原则来匡扶社会教化，没有一点可以苟且。
此段指出李寻虽敢言母后干政却信甘忠可等妖言，以阴干阳致被贬死，王夫之借此说明阴阳之理复杂，立人之道需严谨，李寻因见识不足未能真正匡扶世教，难以挽救汉亡。
五
五
治河之策，贾让¹为千古之龟监，而平当之数言决³矣。当言“经义有决河深川，而无隄防壅塞⁴之文”。此鲧⁵所以殛⁶，禹所以兴，而以尧、舜之圣，不能与横流之水争胜者也。让言“古之立国者，必遗川泽之分⁷，度水势所不及”。殷所以世有河患，而盘庚奋然依山以避灾，无他，唯无总⁸于货宝而已。细人⁹之情，怙¹⁰田庐之利，贪濒河之土，动天下以从其欲，贻沈没于子孙，而偷享其利，既古今之通弊矣。而后世之谋臣，要¹¹君劳民以陻塞逆五行之敍者，其不肖之情有二焉：其所谓贤者，竭民力，积一篑¹⁴以障滔天而暂遏之，濒河之民，且歌谣而祷祀¹⁵焉，遂以功显于廷，名溢于野，故好事者踵起以尝试而不绝。其不肖者，则公帑¹⁶之出纳¹⁷，浩烦而无稽¹⁸，易为侵牟¹⁹；民夫之赁佣，乘威以指使，而乾没²⁰任意；享其利而利其灾，河滨之士大夫与其愚民及其奸胥²⁵，交起以赞之，为危词²¹痛哭以动上听。宜乎自汉以来，千五百年，奔走天下于河，言满公车²²，牍满故府²³，疲豫、兗、徐三州之民，供一河之溪壑，而一旦溃败，胥为鱼鼈，而但咎陻塞之不固也。可悲矣夫！
治理黄河的策略，贾让是千古的借鉴，而平当多次论述过决河的道理。平当说 “经义中有疏浚河道的内容，却没有筑堤堵塞的文字”。这就是鲧被处死、禹成功的原因，即使是尧、舜那样的圣人，也不能与横流的洪水争胜。贾让说 “古代立国的人，必定预留河川湖泽的区域，估计水势到达不了的地方”。商朝世代有黄河水患，而盘庚毅然依山迁都来避灾，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不聚敛财货罢了。小人的心理，依仗田宅的利益，贪图河边的土地，煽动天下人顺从自己的欲望，给子孙留下水患，却自己偷享眼前利益，这是古今共同的弊端。而后世的谋臣，要挟君主劳民伤财来堵塞河道，违背五行秩序，他们的不良用心有两种：那些所谓的贤者，耗尽民力，积土成堤来暂时阻挡滔天洪水，河边的百姓尚且歌唱祈祷，于是他们在朝廷显功，在民间扬名，所以好事者接踵而至，尝试不止。那些不肖之徒，则在国库收支中，利用浩繁无据的账目来侵吞财物；在民夫雇佣中，依仗权势随意指使而侵吞钱财；他们享受利益，甚至以灾祸为利，河边的士大夫、愚民和奸猾小吏，一同起来附和，用危言痛哭来打动君主。难怪从汉朝以来，一千五百年间，天下人奔走于治河之事，谏言塞满公车，文书堆满官府，使豫州、兖州、徐州的百姓疲惫，供养黄河这个无底洞，而一旦河堤溃败，百姓都被淹死，却只归咎于堵塞不牢固。可悲啊！
此段以贾让、平当治河主张为切入点，借鲧因壅塞被诛、禹以疏导建功的典故，指出古人预留河泽空间的智慧，批判后世谋臣为邀功或贪腐而强行筑堤，致千年治河徒劳、百姓受灾，叹人性贪婪酿祸。
古今之异者，南北之殊流耳，其理势则一也。繇¹让之言而推其利病²之原，非河之病民，而民之就河贪利以触其害耳。贪退滩之壤，民有其土而国有其赋，锋端之蜜截舌³，而甘之者不恤也。使能通百年之算，念天下之广，犹是民也，徙之而于国无伤，其愈于陻塞疲役之贫劳困毙与溃决之漂荡淹溺也，孰为利害哉？数千年而不出鲧之覆辙，君不明，而贪功嗜利之臣民，积习而不可破，平当之言，贾让之策，县⁴巨烛于广廷，而昧者犹擿埴⁶⁵以趋也；不亦悲乎！
古今的不同，只是南北河流走向的差异，其道理趋势是一样的。从贾让的话推究利害的根源，不是黄河危害百姓，而是百姓靠近黄河贪利才招致灾害。贪图退滩的土地，百姓拥有土地而国家获得赋税，就像刀尖上的蜜会割断舌头，却有人甘之如饴而不顾。如果能做百年的考量，想到天下广阔，百姓还是那些百姓，迁徙他们对国家没有伤害，这与堵塞河道导致百姓贫劳困毙、河堤溃决导致漂荡淹没相比，哪个更有利害呢？数千年都走不出鲧的覆辙，君主不明智，而贪功嗜利的臣民积习难改，平当的言论、贾让的策略，如同在广庭中悬挂巨烛，而愚昧的人还是像盲人摸地一样前行，这不悲哀吗？
此段指出古今治河理势相同，非河害民而是民贪河利致灾，若迁徙百姓可避害，比筑堤更优，叹后世君昏臣贪，循鲧旧辙，无视贾让良策，终酿灾祸，尽显对治河弊端的深刻批判。
六
六
谷永请讳诸侯王之兽行，以全人道之耻，议之正者也；耿育¹请揜赵昭仪²杀皇子之恶，以隐成帝之惑，议之不正者也；二说相似而贞³邪分，精义以立法，不可不辨。永之正者，凯风⁴之不怨也；育之不正者，小弁⁵之怨也。淫妒之嬖妾⁶，操刃以绝祖宗之胤胄⁷，而曲为之覆，天子之子，不死于妖嬖者，其余几何哉！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故书“文姜逊于齐⁸”、“哀姜逊于邾”，以昭大义，而不以逐母为嫌。昭仪之恶，宗庙所不容，况非嫡后君母，而可纵之乎？
谷永请求为诸侯王的丑恶行为避讳，以保全人道的羞耻，这是正确的议论；耿育请求掩盖赵昭仪杀害皇子的恶行，以隐瞒成帝的糊涂，这是不正确的议论；两种说法相似但正邪分明，从精义来立法，不可不辨明。谷永的正确，如同《凯风》诗中不怨恨母亲；耿育的不正确，如同《小弁》诗中的怨恨。淫妒的宠妾，持刀断绝祖宗的后代，却曲意掩盖，天子的儿子，不死于妖妾之手的，还剩多少呢！《春秋》写成后，乱臣贼子感到畏惧，所以记载 “文姜逃到齐国”“哀姜逃到邾国”，以昭示大义，而不把驱逐母亲当作嫌隙。赵昭仪的恶行，是宗庙所不容的，何况她不是嫡后君母，怎么可以放纵呢？
此段以谷永与耿育的言论对比，指出谷永请讳诸侯恶行是守人道之正，耿育掩盖赵昭仪杀皇子之恶是邪说，借《春秋》笔法强调应明辨是非，不可纵容后宫戕害皇嗣的恶行。
甚哉，育之言誖也，曰“知陛下有贤圣通明之德，废后宫就馆²之渐，绝微嗣³以致位⁴”。是成帝戕父子之恩以为未然之迂图⁵，其孰信之？育若曰“昭仪不杀皇子，则哀帝不得而立”，以蛊帝心而纵妖嬖。是哀帝本不与于篡弑之谋，而育陷之使入也。春秋严党贼之诛，哀帝不能免，而育之罪不可逭⁶矣。解光⁷问罪之爰书⁸不伸，赵氏宫官⁹之大罚不正，宫闱¹⁰肆毒于社稷而莫之问，故元后党王莽以弑平帝、废孺子¹¹、而无所顾忌。胡三省者，乃谓其合春秋“为尊者讳¹²”之义。邪说张，而贾继春资之以雠其庇李选侍之奸¹³。清议¹⁴不明，非一时一事之臧否已也。
耿育的话太荒谬了，他说 “知道陛下有贤圣通明的德行，废除后宫到别馆生育的惯例，断绝微弱的子嗣来成就皇位”。这是说成帝残害父子恩情来追求未必有的长远图谋，谁会相信呢？耿育如同说 “赵昭仪不杀皇子，哀帝就不能继位”，以此蛊惑君心而放纵宠妾。这是哀帝本未参与篡弑的阴谋，而耿育却诬陷他使其卷入。《春秋》严惩党附奸贼的人，哀帝不能免罪，而耿育的罪行不可饶恕。解光的问罪判决书未能伸张，赵氏宫人的重大惩罚未能公正执行，后宫对国家肆意毒害却无人过问，所以元后勾结王莽，得以弑杀平帝、废黜孺子而无所顾忌。胡三省竟然说这符合《春秋》“为尊者讳” 的义理。邪说盛行，而贾继春就借此来庇护李选侍的奸邪。清议不明，不仅是一时一事的褒贬问题。
此段痛斥耿育为赵昭仪杀皇子恶行辩解的荒谬言论，指出其以 “成帝废后宫为立哀帝” 的说辞蛊惑君主，实则诬陷哀帝、纵容奸佞，更批判胡三省曲解《春秋》，揭示清议不明终致王莽篡汉的历史教训。
七
七
鲍宣¹七亡七死之章，陈汉必亡之券²以儆哀帝，正本之论也。王莽之奸奸而愚，非有操、懿³之才，其于国又未有刘裕⁴之功，轻移于衽席⁵之上而莫之禁，莽其何以得此哉？唯民心先溃于死亡，而莽以私恩市之也。藉非成帝之耽女宠，哀帝之暱顽童，纵其鬻⁷吏贼民而蛊民以寇攘⁸，莽亦上官桀、霍禹之续⁹尔，而汉祚¹⁰奚其亡？
鲍宣的 “七亡七死” 奏章，陈述汉朝必亡的征兆来警告哀帝，这是正本清源的言论。王莽的奸邪是虚伪而愚昧的，他没有曹操、司马懿的才能，对国家也没有刘裕的功劳，却轻易地在卧席之上篡夺政权而无人禁止，王莽为什么能做到呢？只是因为民心先因死亡而崩溃，而王莽用私恩来收买人心。如果不是成帝沉迷女色，哀帝宠爱男宠，纵容他们卖官害民、蛊惑百姓去掠夺，王莽也就是上官桀、霍禹之流罢了，汉朝的国运怎么会灭亡呢？
此段指出鲍宣 “七亡七死” 奏章是治本之论，分析王莽能轻易篡汉，并非因他才智超群，而是成帝、哀帝荒淫纵恶使民心溃散，王莽趁机以私恩收买人心，揭示汉亡根源在君主失德。
张放、淳于长，王氏之先驱也；傅迁、董贤，王氏之劝驾¹也；曹爽²、何晏³，司马懿之嚆矢⁴也；李林甫⁵、杨国忠⁶，安禄山⁷之前茅⁸也；蔡京、童贯⁹、史弥远¹⁰、贾似道¹¹，女直、蒙古之伥鬼¹²也；而非君之溺于宠乐以忘民之死也不成。不然，孔光、扬雄之流，亦尝与闻名教¹³；而宗室群臣以及四海之民，岂遽能以片饵诱婴克而辄弃其母乎？故宣陈亟救死亡之言，知探本矣，愈于刘向之欲挽横流而堙¹⁴诸其下也。
张放、淳于长是王氏专权的先驱；傅迁、董贤是王氏篡权的助力；曹爽、何晏是司马懿夺权的前兆；李林甫、杨国忠是安禄山叛乱的前驱；蔡京、童贯、史弥远、贾似道是女真、蒙古的帮凶；如果不是君主沉迷享乐而忘记百姓的死活，这些人怎么能得逞呢？不然的话，孔光、扬雄之流也曾闻名于礼教；而宗室群臣以及四海百姓，怎么会被小恩小惠诱惑而轻易抛弃君主呢？所以鲍宣陈述紧急拯救百姓死亡的言论，知道探寻根本，胜过刘向想挽救危局却只做表面功夫。
此段以排比列举张放、傅迁等奸臣为乱之例，指出君主沉溺宠乐忘民死乃亡国根源，强调鲍宣 “救死亡” 之论比刘向更能探及汉亡根本，凸显民心向背与君德对国运的决定作用。
虽然，宣之言犹有病焉，后世言事之臣，增闇主之疑而授奸臣以倾妒之口实，皆此繇也。宣言：“慎选举，大委任，以儆官邪，而免民于死亡。”是矣。勿亦姑言贤者之当任，以听人主之自择，待有问焉，而后可臚列傅喜、何武、孔光、彭宣、龚胜²之贤以告，未晚也。今乃不然，若天子之左石一唯其所建置，而君不得以司取舍之权，众不得以参畴咨之议³，则偪上有嫌，而朋党之谤兴。且喜、武诸人皆大臣也，自不能邀⁴人主之知而安其位，宣能以疏远片言取必⁵于同昏之廷乎？知不可得而故言之，授奸人以背憎之资，石介⁶遇明主而激党祸，况庸君佞倖权奸交乱之天下哉！进言者不知其道，徒以得后世之称而无益于时，皆此一时之气矜⁷为之也。又况宣所称者，龚胜而外，吾未见有大臣之操焉。孔光巨奸而与于清流⁸，宣失言矣。盈廷之士气，汉室之孤忠⁹，唯一王嘉，而不能讼其屈抑。然则鲍宣者，亦一时气激之士，而未足以胜匡主庇民之任者乎！
虽然如此，鲍宣的话还是有缺陷，后世言事的大臣，增加昏君的疑虑而授给奸臣倾轧嫉妒的口实，都源于此。鲍宣说 “谨慎选举，重大委任，以警戒官邪，使百姓免于死亡”，这是对的。但也应该暂且说贤者应当任用，听凭君主自己选择，等君主询问时，再列举傅喜、何武、孔光、彭宣、龚胜的贤能来告知，也不晚。如今却不是这样，好像天子的左右官员全由他安排，而君主不能掌管取舍之权，众人不能参与咨询之议，这就有冒犯君主的嫌疑，而朋党之谤就会兴起。况且傅喜、何武等人都是大臣，自己都不能获得君主的赏识而安于职位，鲍宣能以疏远之臣的片言在昏聩的朝廷中取得必然信任吗？明知不可行却故意说，授给奸人憎恨的理由，石介遇到明主却引发党祸，何况是庸君、佞幸、权奸交乱的天下呢！进言的人不知道方法，徒然获得后世的称誉而对当时无益，都是一时的意气所为。又何况鲍宣所称道的人，除了龚胜，我没看出有大臣的操守。孔光是大奸臣却被列入清流，鲍宣失言了。满朝的士气，汉室的孤忠，只有一个王嘉，却不能申诉他的冤屈。那么鲍宣也只是一时激愤的士人，不足以承担匡扶君主、庇护百姓的重任吧！
此段指出鲍宣进言虽切中时弊，但存在缺陷，他直言荐人易授奸臣以柄、激党祸，且误将巨奸孔光列入贤者，可见其仅是气激之士，未能以策略匡扶乱世，难担匡主庇民之任。
八
八
易曰：“伏戎于莽，三岁不兴¹。”不兴者，虑其兴之辞也。三岁而不兴，逮其兴而燎原之焰发于俄顷矣。哀帝崩，元后一闻之，即日驾之未央宫，驰召王莽，诏诸发兵符节²、百官奏事、中黄门³、期门兵⁴、皆属莽。此高帝驰入赵壁夺韩信、张耳军之威权⁵，后以一老妪断然行之，雷迅风烈而无疑畏；其提攜刘氏之天下授之王氏，在指顾之闲耳。非伏之三岁，爪牙具而羽翼成，安能尔哉？
《易经》说：“潜伏军队在草莽中，多年不行动。” 不行动，是担心其行动的言辞。多年不行动，等到行动时燎原之火在瞬间爆发。哀帝去世，元后一听说，当天就乘车到未央宫，迅速召见王莽，下诏让各部门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都归属王莽。这如同汉高祖驰入赵军壁垒夺取韩信、张耳军权的威权，被一个老妇果断施行，雷厉风行而毫无畏惧；她把刘氏的天下交给王氏，就在弹指之间。如果不是潜伏多年，爪牙具备而羽翼丰满，怎么能这样呢？
此段借《易经》“伏戎于莽” 之言，以哀帝驾崩后元后迅速将兵权等交予王莽的史实，说明王莽早已暗中蓄势，一旦时机成熟便迅速夺权，凸显其篡汉乃长期谋划的结果。
甚矣，悍妇之威，英雄所不能决，帝王所不能持，而指麾¹轻于鸿毛，至此极也！司马懿之杀曹爽，刘裕之克刘毅²，朱温之争李克用³，大声疾呼、深虑阴谋、頳颜⁴流汗、喋血以争而仅得者，元后偃息⁵谈笑而坐收之。故莽有伏戎藏于平芜⁶蔓艸之中，无有险阻之形而不可测也。三岁伏而一旦兴，有国者可不戒哉！
悍妇的威势太厉害了，英雄不能决断，帝王不能把持，而她指挥起来轻于鸿毛，竟到了这种地步！司马懿杀曹爽，刘裕攻克刘毅，朱温与李克用相争，都是大声疾呼、深谋远虑、脸红流汗、喋血相争才勉强成功，而元后却安卧谈笑就坐收其成。所以王莽如同潜伏的军队藏在平芜草莽中，没有险阻的形迹却不可预测。潜伏多年而一旦行动，治国者能不警惕吗？
此段将元后轻易授王莽大权与司马懿、刘裕等枭雄夺权的艰难对比，突出元后作为 “悍妇” 掌权之威，强调王莽长期潜伏势力终成燎原之势，警示治国者需防微杜渐。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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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武以忤王莽而死，可以为社稷之臣乎？未也。武与公孙禄¹谋云：“吕、霍、上官几危社稷，不宜外戚大臣持权。”此汉室存亡之纽²也。乃当其时，内而元后为伏莽之戎，外而孔光为翼戴³之奸，武仅以孤立之势扑始然之火，既处于不敌之数矣。国之安危，身之生死，徒藉于一言，而言非可恃也，所恃者浩然之气胜之耳。公孙禄岂可终保者哉？而与之更相称说⁴，武举禄，禄即举武，标榜以示私，授巨奸以朋党之讥，则气先馁而恶足以胜之！禄惟诡随⁵，乃以幸免；武不欲为禄之诡随矣，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心不可质鬼神，道不可服小人，出没于宠辱之中，而欲援己倾之天下，以水溅沸膏⁶，欲息其燄而燄愈烈，非直⁷亡身，国因以丧，悲夫！
何武因触犯王莽而死，他可以称为国家重臣吗？不能。何武与公孙禄谋划说：“吕氏、霍氏、上官氏几乎危害国家，外戚大臣不应当掌权。” 这是汉室存亡的关键。但当时，在内元后是潜伏的祸根，在外孔光是辅佐的奸贼，何武仅以孤立的势力去扑灭刚燃起的火，已经处于不敌的境地了。国家的安危，自身的生死，只依靠一句话，而言语是不可靠的，所依靠的是浩然之气战胜对方。公孙禄怎么能始终保全呢？而何武与他互相称许，何武举荐公孙禄，公孙禄就举荐何武，标榜私交，授给大奸大恶者以朋党之讥，这样气势先就馁了，怎么能取胜呢！公孙禄只是诡诈随和，才得以幸免；何武不想像公孙禄那样诡诈随和，就只能杀身而已。内心不能向鬼神验证，道义不能使小人信服，在宠辱之间周旋，却想挽救倾颓的天下，如同用水溅向沸油，想息灭火焰却使火焰更烈，不仅自身死亡，国家也因此灭亡，可悲啊！
此段评何武虽因忤逆王莽被杀，却难称社稷之臣。他知外戚专权危及汉室，却在元后与孔光势力下孤立无援，又与公孙禄互荐标榜，授人朋党之柄，终仅以身死，未能挽救汉祚，悲其策略失当。
十
十
平当、彭宣皆见称于班固，宣未可与当并论也。当临受侯封，卧病不起以固辞之，知世不可为，郁邑¹以死，可谓知耻矣。当之在位，丁、傅持权，而史称帝虽宠任丁、傅，而政自己出，异于王氏；则当逡巡²以死，而不忝³无实之封，于自守⁴之道未失也。若宣者，位司空为汉室辅，王莽杀两后⁵，诛异己，腹心爪牙交布朝廷，而元后为国贼之内主，此正宣肝脑涂地、激天下忠烈之气、以救一线之危者，而为全躯、保妻子之谋，谢不能以引退，尚足为人臣子乎？龚胜、邴汉⁶且犹在梅福⁷之下，所任异也，而况宣位三公之重哉？宣者，与董贤、孔光并居台辅⁸而不慙者也，其生平可知矣。班固曰：“见险而止。”率天下以疾视君父⁹之死亡而不恤，必此言夫！
平当、彭宣都被班固称赞，但彭宣不能与平当相提并论。平当临近接受侯封时，卧床不起坚决推辞，知道世道不可作为，忧郁而死，可称为知耻了。平当在位时，丁氏、傅氏掌权，而史书记载哀帝虽然宠任丁、傅，却自己掌握政权，与王氏不同；那么平当徘徊直至死亡，不接受无实的封爵，在自守的道义上没有缺失。像彭宣，官至司空作为汉室辅佐，王莽杀死两位皇后，诛杀异己，心腹爪牙遍布朝廷，而元后是国贼的内主，此时正是彭宣肝脑涂地、激发天下忠烈之气、挽救一线危局的时候，他却为了保全自身和妻子儿女，以辞谢不能胜任而引退，还足够称为人臣吗？龚胜、邴汉尚且在梅福之下，他们的职责不同，何况彭宣官至三公之重呢？彭宣与董贤、孔光一同位居台辅却不惭愧，他的生平可想而知了。班固说 “见险而止”，率领天下人冷漠看待君父的死亡而不体恤，必定就是说这种人吧！
此段将平当与彭宣对比，平当拒受侯封以死明志，是知耻自守；彭宣身为三公却在王莽专权时只求自保引退，失臣子之责，批判班固对二人评价不当，叹忠节难存。
本章赏析
本章以汉代成、哀、平三朝为镜，层层剖析王朝衰亡的内在肌理，字里行间凝结着对政治伦理与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作者将廉耻视为治国根基，以孔光为例，刻画其在权力更迭中如乞者之于墦间的谄媚丑态，揭示当臣子耻心荡然时，即便位居宰辅也会成为祸国之源，进而呼应管子廉耻为国之维的警世之言。这种以具体人物切入历史本质的写法，让抽象的政治理念变得鲜活可感。
针对汉代限田政策，王夫之展现出超越时代的辩证思维。他指出政策可行性需依附于时势：武帝时去三代未远，兼并未盛，尚可试行；而哀帝时积习已深，强行限田反成扰民之政。由此引申出治天下以道，未闻以法的核心观点，强调轻徭薄赋、整肃吏治才是遏制兼并的根本，而非机械的制度约束。这种因势制宜的治国理念，实则是对脱离现实的苛法之治的尖锐批判。
作者对妇人干政的痛斥尤为激烈。成、哀之世，傅氏与王氏外戚如妇人般左右朝局，朝野上下围绕后宫爱憎奔走，无丈夫之气的政治生态让王夫之深感悲凉。他以李寻直言母后不宜与政却被贬死的遭遇，印证伦理失序下正道难行的困境，最终将王莽之乱的根源归结于权移妇人导致的君臣、父子之伦崩坏，字里行间饱含对王朝伦理崩塌的沉痛反思。
此外，治河之策的议论、对谏臣得失的评判等内容，均服务于循道求治的核心主题。王夫之借汉代旧事，实则构建了一套以道德伦理为体、时势规律为用的历史哲学：廉耻不立则国本动摇，政策违时则民生凋敝，伦理崩坏则天下大乱。这种将具体史实与抽象哲理熔于一炉的写法，既具史论的严谨深刻，又有散文的纵横气势，让千年之前的王朝兴衰成为映照后世治国之道的明镜，字里行间流淌着思想家以史鉴今的责任与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