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第一 原文
一
两端争胜，而徒为无益之论者，辨封建者是也。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为而为之。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长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推以为天子。人非不欲自贵，而必有奉以为尊，人之公也。安于其位者习于其道，因而有世及之理，虽愚且暴，犹贤于草野之罔据者。如是者数千年而安之矣。疆弱相噬而尽失其故，至于战国，仅存者无几，岂能役九州而听命于此数诸侯王哉？于是分国而为郡县择人以尹之。郡县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灭者六国耳，非尽灭三代之所封也。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为而非天下之公乎？
古者诸侯世国，而后大夫缘之以世官，势所必滥也。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而天之生才也无择，则士有顽而农有秀；秀不能终屈于顽，而相乘以兴，又势所必激也。封建毁而选举行守令席诸侯之权，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虽有元德显功，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势相激而理随以易，意者其天乎！阴阳不能偏用，而仁义相资以为亨利，虽圣人其能违哉！选举之不慎而守令残民，世德之不终而诸侯乱纪，两俱有害，而民于守令之贪残，有所藉于黜陟以苏其困。故秦、汉以降，天子孤立无辅，祚不永于商、周；而若东迁以后，交兵毒民，异政殊俗，横敛繁刑，艾削其民，迄之数百年而不息者亦革焉，则后世生民之祸亦轻矣。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国祚所以不长也；而为天下计，则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
世其位者习其道，法所便也；习其道者任其事，理所宜也。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人得而习之。贤而秀者，皆可以奖之以君子之位而长民。圣人之心，于今为烈。选举不慎，而贼民之吏代作，天地不能任咎，而况圣人！未可为郡县咎也。若夫国祚之不长，为一姓言也，非公义也。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
二
孔鲋藏书，陈余危之。鲋曰：“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为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呜呼！能为无用之学，以广其心而游于乱世，非圣人之徒而能若是乎？
诗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谷者，在我而已，何用卜为？屈其道而与天下靡，利在而害亦伏；以其道而与天下亢，身危而道亦不竞。君子之道，储天下之用，而不求用于天下。知者知之，不知者以为无用而已矣。故曰“其愚不可及也”。秉道以自安，慎交以远物，存黄、农、虞、夏于盗贼禽兽之中，奚不可穀，而安用卜为！庄周惩乱世而欲为散木，言无用矣，而无以储天下之大用。握粟忧深而逃羿彀，其有细人之情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易简以消天下之险阻，非圣人之徒，其孰与归？
三
商始兴而太甲放，周始兴而成王危，秦并天下而扶苏自杀，汉有天下而惠帝弗嗣，唐则建成死于刃，宋则德昭不令其终，汔乎建文之变而憯尤烈。天下初定，人心未靖，则天命以之不康，汤、武且不能弭，后代勿论已。然而胡亥杀兄，旋以死亡；太甲、成王，终安其位；则伊尹、周公之与赵高，相去不但若霄壤也。
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于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谀也。托国于赵高之手，虽中主不足以存，况胡亥哉！汉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赵普也，未能已乱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无托孤之旧臣，则兵连祸结而尤为人伦之大变。徐达、刘基有一存焉，奚至此哉？虽然，国祚之所以不倾者，无谀臣也。
一
一
两端¹争胜，而徒为无益之论者，辨封建²者是也。郡县之制³，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为而为之。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长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推以为天子。人非不欲自贵，而必有奉以为尊，人之公也。安于其位者习于其道，因而有世及之理，虽愚且暴，犹贤于草野之罔据者⁴。如是者数千年而安之矣。疆弱相噬⁵而尽失其故，至于战国⁶，仅存者无几，岂能役九州⁷而听命于此数诸侯王哉？于是分国而为郡县择人以尹⁸之。郡县之法，已在秦先⁹。秦之所灭者六国¹⁰耳，非尽灭三代¹¹之所封也。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¹²才可长民¹³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为而非天下之公乎？
两种观点争论不休却徒然成为无益议论的，就是关于分封制的辩论。郡县制延续了将近两千年而不能改变，古今上下都安于这种制度，这是大势所趋，难道不是符合事理才能如此吗？上天让人类必须有君主，没有谁刻意去做但却自然形成了这种局面。所以在最初的时候，人们各自推举那些德行高尚、功绩惠及他人的人来侍奉，进而又从中推举出天子。人们并非不想使自己尊贵，但必须推举他人作为尊长，这是人们的公意。安于职位的人熟悉治理之道，因而形成了世袭的制度，即使愚昧残暴，也比民间没有依据而占据地位的人强。这样的情况持续了数千年而相安无事。强弱诸侯国相互吞并而完全失去了原来的状态，到了战国时期，留存下来的诸侯国所剩无几，怎么能统治天下而听命于这几个诸侯王呢？于是划分封国设立郡县，选拔人才来治理。郡县制的方法，在秦朝之前就已经存在。秦朝所灭亡的只是六国，并没有完全灭掉夏商周所分封的诸侯国。那么划分郡和县，让有才能治理百姓的人都处在百姓之上以施展他们的才能，而治理百姓的法度，又怎么不是天下的公意呢？
作者认为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无意义，郡县制沿用两千年是大势所趋。远古推贤能为君，后有世袭，但战国时诸侯相噬，故行郡县制。秦前已有此制，其打破世袭，让有才能者治理百姓，是天下公义的体现，体现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思考。
古者诸侯世¹国，而后大夫²缘之以世官，势所必滥也。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而天之生才也无择，则士有顽³而农有秀⁴；秀不能终屈于顽，而相乘以兴，又势所必激也。封建毁而选举⁵行守令席⁶诸侯之权，刺史牧督司方伯⁷之任，虽有元德显功，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势相激而理随以易，意者其天乎！阴阳不能偏用，而仁义相资以为亨利⁸，虽圣人其能违哉！选举之不慎而守令残民，世德之不终而诸侯乱纪，两俱有害，而民于守令之贪残，有所藉于黜陟⁹以苏其困。故秦、汉以降，天子孤立无辅，祚¹⁰不永于商、周；而若东迁¹¹以后，交兵毒民，异政殊俗，横敛繁刑，艾削¹²其民，迄之数百年而不息者亦革焉，则后世生民之祸亦轻矣。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国祚所以不长也；而为天下计，则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¹³之不测，有如是夫！
古代诸侯世袭封国，而后大夫随之世袭官职，这是形势发展必然导致的弊端。士人的儿子一直是士人，农民的儿子一直是农民，但上天造就人才并不有所选择，于是士人中有愚顽之辈，农民中有优秀之才；优秀者不能始终屈服于愚顽者，因而相互更替兴起，这又是形势发展必然引发的结果。分封制废除后选举制实行，郡守县令继承了诸侯的权力，刺史牧督掌管了方伯的职责，即使有大德大功，也无法庇护他们不善的子孙。形势相互激荡而道理随之改变，想来这是天意吧！阴阳不能单独使用，而仁义相互辅助才能通达顺利，即使是圣人又怎能违背呢！选举不慎重就会导致郡守县令残害百姓，世袭德政不能延续就会导致诸侯违反法纪，两者都有危害，但百姓对于郡守县令的贪婪残暴，还能借助官职升降来缓解他们的困境。所以秦汉以后，天子孤立没有辅佐，国祚不如商周长久；但像东周迁都以后，战争残害百姓，政令习俗各异，横征暴敛刑法繁多，剥削百姓，持续数百年而不停息的弊端也被革除了，后世百姓的灾祸也就减轻了。郡县制，对天子没有好处，这是国祚不长的原因；但为天下考虑，其危害不如分封制滋生的危害多。唉！秦朝怀着以天下为私有的心而废除诸侯设置郡守，然而上天借助它的私心来推行天下的公意，这其中蕴含的神秘莫测的道理，竟然如此啊！
此段指出古代诸侯世袭导致权力滥用，士农之子固化身份，而贤能者必起反抗。封建制瓦解后实行选举，郡守县令虽无庇佑子孙之权，却因势而变。郡县制虽令天子孤立、国祚短暂，却比封建制更利天下，秦以私心行郡县，反成历史公义，体现大势所趋。
世其位者习其道，法所便也；习其道者任其事，理所宜也。法备于三王¹，道著于孔子，人得而习之。贤而秀者，皆可以奖之以君子之位²而长民。圣人之心³，于今为烈⁴。选举不慎，而贼民之吏⁵代作，天地不能任咎，而况圣人！未可为郡县咎也。若夫国祚之不长，为一姓⁶言也，非公义也。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
世袭职位的人熟悉治理之道，这是法令所便利的；熟悉治理之道的人担任职事，这是道理所应当的。法令在三王时期完备，道理在孔子时期彰显，人们得以学习。贤能优秀的人，都可以用君子的职位奖励他们来治理百姓。圣人的心意，在今天更为强烈。选举不慎重，就会有残害百姓的官吏不断出现，天地不能承担罪责，何况圣人！不能因此责怪郡县制。至于国祚不长，这是为一家一姓而言，不是公义。秦朝之所以被万世谴责，只是因为以天下为私有。指责秦朝的私心，却想让自己的子孙世袭长存，这又哪里是天下的大公呢！
作者认为世袭官位者熟习治道是法令便利，熟习治道者任职是理所应当。三王时期法度完备，孔子彰显道义，贤能者应被授官治民。选举不慎致官吏害民，非郡县制之过，秦因私心获罪，批判秦私却想自家子孙长存，并非天下大公。
二
二
孔鲋藏书¹，陈余危之。鲋曰：“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为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呜呼！能为无用之学，以广其心而游于乱世，非圣人之徒而能若是乎？
孔鲋收藏典籍，陈余为他感到担忧。孔鲋说：“我研究的是不被时世看重的学问，真正了解我的人才会成为我的朋友。秦朝并非我的朋友，我又有什么危险呢？” 唉！能够研究看似无用的学问，以此拓宽心胸并在乱世中从容自处，若不是圣人的门徒，又有谁能做到这样呢？
诗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谷者，在我而已，何用卜为？屈其道而与天下靡²，利在而害亦伏；以其道而与天下亢³，身危而道亦不竞⁴。君子之道，储天下之用，而不求用于天下。知者知之，不知者以为无用而已矣。故曰“其愚不可及也⁵”。秉道以自安，慎交以远物，存黄⁶、农⁷、虞⁸、夏⁹于盗贼禽兽之中，奚不可穀，而安用卜为！庄周¹⁰惩乱世而欲为散木¹¹，言无用矣，而无以储天下之大用。握粟忧深而逃羿彀¹²，其有细人¹³之情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易简¹⁴以消天下之险阻，非圣人之徒，其孰与归？
《诗经》中说：“手握着粟米去占卜，从哪里才能得到吉祥呢？” 吉祥与否，关键在于自身的修为，何必依赖占卜呢？如果放弃自己的道义去与世俗同流合污，即便暂时获利也必然隐藏着祸患；如果坚守自己的道义去与世俗对抗，自身会陷入危险且道义也难以伸张。君子的处世之道，是积蓄天下可用的学问，却不刻意追求被世俗所用。理解的人自然会明白其中的价值，不理解的人只会觉得这些学问毫无用处罢了。这就是所说的 “那种看似愚笨的境界实则无人能及”。秉持道义以求得内心安宁，谨慎交友以远离世俗纷扰，即便在如同盗贼禽兽横行的乱世中，也要留存黄帝、神农、虞舜、夏禹的文化精神，如此又怎么会不吉祥，又何必借助占卜呢！庄周鉴于乱世的教训而主张做不被使用的 “散木”，虽言说 “无用”，却无法积蓄天下真正的大用。手握粟米忧心忡忡地试图逃避危险，这或许是小人物的心态吧！真正懂得进退存亡之道又不丧失正道，以简易的方式化解天下的艰难险阻，若不是圣人的门徒，又能归向谁呢？
此段以《诗经》引出“福祸在己”，指出君子应坚守道义、储备才学却不求世俗重用，在乱世中保持独立品格。作者对比庄周“散木”思想，批判其消极避世，强调真正的智慧是知进退、守正道，以简易之道化解险阻，这才是圣人门徒的处世之道。
三
三
商始兴而太甲放¹，周始兴而成王危²，秦并天下而扶苏自杀³，汉有天下而惠帝弗嗣⁴，唐则建成死于刃⁵，宋则德昭不令其终⁶，汔⁷乎建文之变⁸而憯⁹尤烈。天下初定，人心未靖，则天命以之不康¹⁰，汤、武¹¹且不能弭，后代勿论已。然而胡亥杀兄，旋以死亡¹²；太甲、成王，终安其位；则伊尹、周公之与赵高，相去不但若霄壤¹³也。
商朝刚刚兴起时太甲被流放，周朝初建时成王面临危局，秦朝统一天下后扶苏自杀，汉朝拥有天下后惠帝没有子嗣，唐朝时李建成死于刀刃之下，宋朝时德昭未能善终，到了建文朝的变故时悲惨程度尤其严重。天下刚刚安定，人心尚未平静，那么天命也会因此不安稳，商汤、周武王尚且不能消除这种隐患，后代就更不用说了。然而胡亥杀害兄长，很快自己也身死国灭；太甲、成王最终安稳保住君位，这是因为伊尹、周公与赵高相比，相差不只是天壤之别。
作者列举商、周、秦、汉等朝代初期君主或继承人遭遇的危机，指出天下初定时局势不稳，连贤君也难消祸患。不同臣子对君主命运影响巨大，胡亥因赵高败亡，太甲、成王得伊尹、周公辅佐而安，凸显用人关乎王朝兴衰。
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于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谀也。托国于赵高之手，虽中主不足以存，况胡亥哉！汉高之知周勃¹也，宋太祖之任赵普²也，未能已乱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无托孤之旧臣³，则兵连祸结而尤为人伦之大变。徐达、刘基⁵有一存焉，奚至此哉？虽然，国祚之所以不倾者，无谀臣也。
秦始皇的王朝应当短命的原因不止一个，而最大的原因在于他不懂得识人。并非他缺乏洞察力，只是因为他喜好阿谀奉承。把国家托付给赵高这样的人，即使是中等才能的君主也难以保全国家，何况是胡亥呢！汉高祖了解周勃的才能，宋太祖信任赵普，虽然未能彻底消除祸乱却足以使国家不灭亡。建文帝即位时没有可以托孤的旧臣，于是战争连绵灾祸不断，更成为人伦关系的重大变故。如果徐达、刘基有一人在世，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即便如此，国家政权之所以没有倾覆的原因，在于没有阿谀奉承的臣子。
作者分析秦朝速亡主因是秦始皇用人失察，因喜好奉承而将国事托付赵高，致使胡亥难守江山。对比汉高祖识周勃、宋太祖用赵普保政权，及建文帝无托孤重臣引发祸乱，强调君主远离谀臣、善用贤才，是王朝长治久安的关键。
本章赏析
本章开篇指出，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争论毫无意义，因为郡县制已实行两千年，被历代沿用，是顺应历史趋势的必然选择。远古时期，人们推选贤能者为君主，形成世袭制度，但随着时代发展，诸侯国相互攻伐，分封制弊端显现。而郡县制打破世袭，选拔有才能的人治理，更符合天下公义。虽然郡县制下存在官吏贪腐，分封制下诸侯也会作乱，但相比之下，郡县制能减少长期战乱对百姓的伤害。作者认为，秦朝推行郡县制虽出于私心，却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进步，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通过孔鲋藏书的故事，作者赞扬了坚守“无用之学”的君子。在乱世中，孔鲋不为外界威胁所动，潜心研究不被时人看重的学问，这种行为展现了君子的风骨。作者借此强调，君子应储备真正有用的知识和品德，不迎合世俗，即使不被理解，也要坚守正道。与庄周消极避世的“无用”不同，君子的“无用之学”蕴含着安身立命、传承文化的大价值，是一种智慧与担当的体现。
文中还列举多个朝代的例子，如商朝太甲、周朝成王、秦朝扶苏等，说明王朝建立初期往往面临权力不稳定的问题。而王朝兴衰与君主用人密切相关，秦始皇因重用赵高导致速亡，汉高祖重用周勃、宋太祖信任赵普则使政权得以延续。作者认为，君主若亲近阿谀奉承之人，国家易陷入危机；远离佞臣，善用贤才，才能稳固统治，这揭示了用人是否得当对国家命运的关键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