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帝第四 原文
一
曹参因萧何之法而治，非必其治也，唯其时之不得不因也。高帝初崩，母后持权于上，惠帝孱弱而不自振，非因也，抑将何为哉？鲁两生曰：“礼乐百年而后兴。”唯惠帝之时言此为宜尔。周公之定礼也，流言未靖，东郊未定，商、奄未殄，不遑及也。参非周公之德而值其时，乃欲矫草创之失以改易一代之典，则人心不宁而乱即于此起。易于益之初曰：“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无吉而后无咎，利者非其利也。风风淫于上而雷迅于下，其吉难矣。
夫饬大法、正大经、安上治民、移风易俗，有本焉，有末焉，有质焉，有文焉。立纲修纪，拨乱反正，使人知有上下之辨、吉凶之则者，其本也。缘饰以备其文章，归于允协者，其末也。末者，非一日之积也。文者，非一端之饰也。豫立而不可一日缓者，其本质也。俟时而相因以益者，其末文也。
高帝之时，不可待也，而两生之说非矣。无以植其本，则后起者无藉也，而锢人心风俗于简略慢易之中，待之百年而民俗益偷。虽有其志而无其征，虽有其主而无其臣。故迄乎武帝，仅得董仲舒之疏漏；而曲学阿世之公孙弘者且进也，不足以有为矣。此高帝不夙、两生不出之过也。
惠帝、曹参之时，不可不因也。有周之遗文，六国之遗老，虽有存者，可与釐定萧何之法、叔孙通之礼，以折衷三代，昭示来兹；而母后悍，权奸张，内难且作，更张未几，而祸发于中，势将指创制显庸为衅端，天下抑且以修明制作为戒。其弊也，诗书道圮，俗学苟容，人心趋靡，彝伦日斁，渐渍以益流为偷薄，所必然矣。
呜呼！方正学死，而读书之种绝于天下，则汉之犹有贾、董、臧、绾以存古道于百一者，非曹参有以养之乎？故唯曹参者，可以因也，时也。前此而为高帝，当敦其质，后此而为文、景，必致其文，时也。两生傲而不出，文、景让而不遑，违乎时，违乎道矣。
二
语曰：“明王有道，守在四夷。”制治保邦之道至矣。书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竞以德也，非竞以兵也。诗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民所止也，非兵所聚也。易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萃聚二阳于四五，而分四阴于上下。阳，文德也；阴，武功也。近九五者阳，而屏阴于外，内文外武而不虞以戒矣。
汉聚劲兵于南北军，而兵积彊于天子之肘腋，以是为竞王室、巩邦畿、戒不虞之计焉。然天子岂能自将之哉，必委之人。而人不易信，则委之外戚，委之中官，以为暱我而可无虞者。乃吕禄掌北军，吕产掌南军，吕后死，且令据兵卫宫以遂其狂逞，而刘氏几移于吕。其后窦、梁、何进与中官迭相握符，而恣诛杀以胁天子者，蹀血相仍。即其未乱也，人主之废立，国事之措置，一听命于大将军，而丞相若其府史。使利器不操于其手，则三公九卿持清议于法宫之上，而孰敢恣睢以逞乎？天下散处而可以指臂使者也。兵者，卫四夷而听命于帅者也，近在肘腋而或制之矣。周勃佹得而成，窦武佹失而败，人主赘立于上，而莫必其操纵，则亦危矣。
唐当天宝之前，无握禁兵于辇毂者，故扑二张、诸武如缚雏之易。借曰不竞，然且安、史犯阙而旋踵以平。真元以后，鱼朝恩、吐突承璀、王守澄、刘季述所挟以骄，而废主弑君如吹枯而振槁，其所恃者，岂非天子所欲聚以自竞之兵乎？垂及五代，郭氏攘于前，赵氏夺于后，不出郊关而天下以移。究所以御夷狄而除盗贼者，又不藉此也。则天子未能有兵，聚兵以授人之乱而已。
边徼之备不修，州郡之储不宿，耀武于法宫明堂之侧，舍德而欲以观兵，弃略而欲以衒勇，天子之服天下，岂以左矛右戟、遥震遐方而使讋乎！唯兵在外而守在夷也，则外戚奄宦、辽远而不相及，利不足以相啖，威不足以相灼，怵然畏天下之议其后而无挟以争。即有逆臣猝起以犯顺，亦互相牵曳而终以溃败。推而大之，舜、禹之舞干而三苗效顺，亦惟不与天下竞勇而德威自震，胥此道焉耳矣。呜呼！聚兵于王室以糜天下于转输，只以召乱而弗能救亡，岂非有天下者之炯戒哉！
一
一
曹参¹因萧何之法而治，非必其治也，唯其时之不得不因也。高帝初崩，母后持权于上，惠帝孱弱²而不自振，非因也，抑将何为哉？鲁两生曰：“礼乐百年而后兴。”唯惠帝之时言此为宜尔。周公之定礼也，流言未靖，东郊³未定，商、奄⁴未殄，不遑及也。参非周公之德而值其时，乃欲矫草创之失以改易一代之典，则人心不宁而乱即于此起。易于益之初曰：“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无吉而后无咎，利者非其利也。风风淫于上而雷迅于下⁶，其吉难矣。
曹参沿用萧何的法度来治理国家，未必真的是因为这样就能治理好，只是当时的形势不得不如此沿袭。汉高帝刚刚去世，皇太后在朝堂之上把持政权，汉惠帝性格懦弱而无法振作，这种情况下不沿袭旧制，又能怎么做呢？鲁国的两位儒生说：“礼乐制度需要百年之后才能兴起。” 只有在汉惠帝的时代说这种话才算是恰当的。当年周公制定礼乐时，朝廷的流言还没有平息，东部边境尚未安定，商朝和奄国的残余势力没有消灭，根本没有闲暇顾及礼乐制度。曹参没有周公那样的德行，又恰逢那样的时代，如果想要矫正国家初创时的失误来改变一代的典章制度，那么人心就会不安定，祸乱也就会从这里开始。《周易・益卦》的初爻辞说：“利于有所作为而建立大功，大吉大利没有灾祸。” 实际上必须先有大吉的条件才能没有灾祸，这里所说的 “利” 并非真正的利益。如果上层风气过度放纵，下层反应又过于激烈，想要获得吉祥是非常困难的。
此段论曹参承萧何之法治国，非因其治术高明，实乃时势所迫。汉初惠帝孱弱、吕后掌权，时局不稳，若改制度必生乱。借鲁两生礼乐百年兴及《易经》大作需元吉，点明改革需时机，曹参顺势而为，避免改易典章致人心不宁，暗合顺势而为的治国智慧。
夫饬¹大法、正大经²、安上治民、移风易俗，有本焉，有末焉，有质焉，有文焉。立纲修纪，拨乱反正，使人知有上下之辨、吉凶之则者，其本也。缘饰³以备其文章，归于允协⁴者，其末也。末者，非一日之积也。文者，非一端之饰也。豫⁵立而不可一日缓者，其本质也。俟⁶时而相因以益者，其末文也。
大凡整顿国家的根本大法、端正重要的经义、安定君主治理百姓、改变社会风气习俗，都有根本与枝末、本质与形式的区别。建立国家的纲纪，消除混乱恢复正常秩序，让百姓知道上下的区别、吉凶的准则，这是治国的根本。用各种手段来完善具体的典章制度，使其达到恰当和谐的状态，这是治国的枝末。枝末的完善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形式的美化也不是单方面的修饰。预先确立而一天都不能迟缓的，是治国的本质；等待时机而逐步完善的，是治国的形式。
此段论治国分本末质文：立纲纪、明尊卑是根本，饰仪制、成规范为末节；本质需即刻确立，形式需待时完善。以本立末成、质先文后的辩证思维，强调治国先固根基、拨乱反正，再逐步完善细节，体现传统政治哲学重本质轻形式的治理理念。
高帝之时，不可待也，而两生之说非矣。无以植其本，则后起者无藉也，而锢¹人心风俗于简略慢易²之中，待之百年而民俗益偷。虽有其志而无其征³，虽有其主而无其臣。故迄乎武帝，仅得董仲舒之疏漏⁵；而曲学阿世⁶之公孙弘者且进也，不足以有为矣。此高帝不夙⁸、两生不出之过也。
汉高帝的时代，是不能等待的，而鲁国两位儒生的说法是错误的。如果不先树立治国的根本，那么后来的人就没有可以凭借的基础，百姓的思想和风俗就会被禁锢在简略轻慢的状态中，等待百年之后民俗会更加浇薄。即便君主有改革的志向，也没有实现的条件；即便有贤明的君主，也没有得力的臣子。所以到了汉武帝时期，只能得到董仲舒那些有疏漏的建议，而那些曲解经典迎合世俗的人如公孙弘之流却能得到晋升，这样一来国家就无法有所作为了。这就是汉高帝没有早做准备、两位儒生不肯出仕的过错。
此段批评鲁两生 “礼乐百年兴” 之说，指出高帝时若不立治国根基，会使风俗流于简陋，百年后民俗更衰。后汉武帝仅得董仲舒粗疏之策，又有公孙弘阿谀之臣，皆因高帝未早立根本、两生不出仕辅佐，强调治国需及时固基的迫切性。
惠帝、曹参之时，不可不因也。有周之遗文，六国之遗老，虽有存者，可与釐定萧何之法、叔孙通之礼，以折衷²三代，昭示来兹³；而母后悍，权奸张，内难且作，更张未几，而祸发于中，势将指创制显庸⁴为衅端，天下抑且以修明制作为戒。其弊也，诗书道圮⁵，俗学苟容，人心趋靡，彝伦⁶日斁⁷，渐渍⁸以益流为偷薄，所必然矣。
汉惠帝和曹参的时代，是不能不沿袭旧制的。当时还有周代遗留的文献，六国遗留的老人，即便还有在世的，本可以和他们一起修订萧何的法度、叔孙通的礼仪，来折中三代的制度，昭示未来；但皇太后性格强悍，权臣奸佞嚣张，内部的祸乱即将发生，如果此时进行改革，没过多久，灾祸就会从朝廷内部爆发，那些势力将会把创制新政作为挑起事端的借口，天下人也会把修订制度当作警戒。这样做的弊端就是，诗书之道衰败，世俗之学苟且容身，人心趋向萎靡，伦理道德日益败坏，逐渐演变成浮薄的风气，这是必然的结果。
此段分析惠帝曹参时必因循旧制：虽有周遗文、六国遗老可修订汉法礼仪，然吕后专权、内难将发，改革易被指为祸端。其弊端致诗书废弛、俗学苟且、伦理败坏，渐成偷薄世风，论证了时势对制度革新的制约及因循背后的无奈。
呜呼！方正学¹死，而读书之种绝于天下，则汉之犹有贾、董、臧、绾²以存古道于百一者，非曹参有以养之乎？故唯曹参者，可以因也，时也。前此而为高帝，当敦³其质，后此而为文、景⁴，必致其文，时也。两生傲而不出，文、景让而不遑，违乎时，违乎道矣。
唉！如果像方孝孺那样的正直学者死去，天下就会断绝读书的种子，而汉朝还能有贾谊、董仲舒、臧荼、绾等人在百中存一地保存古道，难道不是因为曹参的因循守旧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环境吗？所以只有曹参这样的人，才可以沿袭旧制，这是时代的要求。在这之前的汉高帝时期，应当注重敦厚本质；在这之后的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必须致力于完善形式，这都是时代的要求。两位儒生傲慢不出仕，汉文帝、汉景帝谦让而无暇顾及，这都是违背时代、违背治国之道的。
作者对比高帝敦质、文景致文的时势需求，批评两生孤傲不出、文景推让不进，指出违逆时势即背离治道，凸显 “因时制宜” 的政治智慧。
二
二
语曰：“明王有道，守在四夷¹。”制治保邦之道至矣。书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²。”竞以德也，非竞以兵也。诗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³。”民所止也，非兵所聚也。易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⁴。”萃聚二阳于四五，而分四阴于上下。阳，文德也；阴，武功也。近九五者阳，而屏阴于外，内文外武而不虞以戒矣。
古语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防御的关键在于使四方少数民族归附。” 这是治理国家保卫邦国的最高原则。《尚书》说：“只有夏代，王室才能强大昌盛。” 这种昌盛是凭借德行，而不是凭借武力。《诗经》说：“王都周围千里之地，是百姓居住的地方。” 这是百姓居住的地方，而不是军队聚集的地方。《周易・萃卦》的象辞说：“收藏武器，戒备意外之事。” 萃卦聚集二阳在四、五爻，而分四阴在上下。阳象征文德，阴象征武功。靠近九五爻的是阳，而把阴屏蔽在外，这就是内部注重文德、外部注重武功，从而戒备意外之事。
此段以经典论说治国之道，引 “明王守四夷” 等阐释制治保邦根本在德不在兵。借《易经》萃卦阳为文德、阴为武功之象，强调内修文德、外备武功，以 “民所止” 为根基而非聚兵，体现传统政治中德主兵辅、文武相济的治理思想。
汉聚劲兵于南北军¹，而兵积彊于天子之肘腋²，以是为竞³王室、巩邦畿、戒不虞之计焉。然天子岂能自将之哉，必委之人。而人不易信，则委之外戚，委之中官⁴，以为暱我而可无虞者。乃吕禄⁵掌北军，吕产掌南军，吕后死，且令据兵卫宫以遂其狂逞，而刘氏几移于吕。其后窦、梁⁷、何进与中官迭相握符，而恣诛杀以胁天子者，蹀血相仍。即其未乱也，人主之废立，国事之措置，一听命于大将军，而丞相若其府史⁸。使利器不操于其手，则三公⁹九卿持清议于法宫之上，而孰敢恣睢以逞乎？天下散处而可以指臂使者也。兵者，卫四夷而听命于帅者也，近在肘腋而或制之矣。周勃佹¹¹得而成，窦武¹²佹失而败，人主赘¹³立于上，而莫必其操纵，则亦危矣。
汉朝在南北军聚集精锐兵力，在天子身边囤积强大的军队，把这作为强盛王室、巩固京城、戒备意外的策略。然而天子怎么能亲自率领这些军队呢，必然要委托给他人。而他人又难以信任，于是就委托给外戚，委托给宦官，认为这些人亲近自己就可以没有忧患。于是吕禄掌管北军，吕产掌管南军，吕后死后，他们还命令军队占据皇宫来实现狂妄的企图，刘氏天下几乎就被吕氏夺取。后来窦氏、梁氏、何进与宦官轮流掌握兵权，肆意诛杀来胁迫天子，接连不断地血腥杀戮。即使在没有发生祸乱的时候，君主的废立、国家大事的处理，都听命于大将军，而丞相就像大将军的属官一样。如果不把兵权交给这些人，那么三公九卿在朝堂上秉持公正的议论，谁还敢肆意妄为呢？天下的军队分散部署，天子就可以像指挥手臂一样指挥他们。军队本是保卫四方边境而听命于将领的，把军队聚集在天子身边，就可能被人控制。周勃侥幸成功，窦武却侥幸失败，君主被架空在上面，无法确保对军队的掌控，这是非常危险的。
此段剖析汉廷于京城设南北军屯驻劲兵之策，初衷为巩固王室，却因兵权委于外戚、宦官，反成祸根。如吕禄、吕产掌兵乱政，窦梁外戚与宦官迭相专权，甚至操控天子废立。作者以周勃、窦武事例警示：兵权聚于肘腋易致主弱臣强，实为汉代宦官外戚之祸的根源。
唐当天宝¹之前，无握禁兵于辇毂者，故扑二张²、诸武³如缚雏之易。借曰不竞，然且安、史犯阙⁴而旋踵以平。真元以后，鱼朝恩⁶、吐突承璀⁷、王守澄⁸、刘季述⁹所挟以骄，而废主弑君如吹枯而振槁¹⁰，其所恃者，岂非天子所欲聚以自竞之兵乎？垂及五代，郭氏攘于前¹¹，赵氏夺于后¹²，不出郊关而天下以移。究所以御夷狄而除盗贼者，又不藉此也。则天子未能有兵，聚兵以授人之乱而已。
唐朝在天宝之前，没有在京城附近掌握禁兵的情况，所以铲除二张、诸武势力就像捆绑幼鸟一样容易。即使说唐朝不够强盛，然而安禄山、史思明叛乱后很快就被平定了。唐德宗贞元以后，鱼朝恩、吐突承璀、王守澄、刘季述等人凭借兵权骄横跋扈，废黜君主、弑杀君王就像吹落枯叶、震动枯木一样容易，他们所依仗的，难道不是天子想要聚集来强盛自己的军队吗？到了五代时期，后周郭威在前夺取政权，北宋赵匡胤在后夺取政权，都没有离开京城附近，天下就改朝换代了。探究用来抵御少数民族和铲除盗贼的方法，又不能依靠这些京城的军队。可见天子如果不能亲自掌握军队，聚集军队就等于把引发祸乱的机会交给了别人。
此段以唐代禁兵制度为鉴，对比天宝前后状况：天宝前京城无禁兵，平二张、诸武及安史之乱皆易；真元后宦官掌禁兵，废主弑君如儿戏，五代郭、赵亦借此夺权。指出天子聚兵反成祸根，御敌除盗不依赖此，警示兵权过度集中易致乱。
边徼之备不修，州郡之储不宿，耀武于法宫明堂之侧，舍德而欲以观兵¹，弃略而欲以衒勇，天子之服天下，岂以左矛右戟、遥震遐方²而使讋乎！唯兵在外而守在夷也，则外戚奄宦、辽远而不相及，利不足以相啖，威不足以相灼，怵然⁴畏天下之议其后而无挟以争。即有逆臣猝起以犯顺，亦互相牵曳而终以溃败。推而大之，舜、禹之舞干⁵而三苗⁶效顺，亦惟不与天下竞勇而德威自震，胥此道焉耳矣。呜呼！聚兵于王室以糜天下于转输，只以召乱而弗能救亡，岂非有天下者之炯戒⁷哉！
边疆的防御不修整，州郡的储备不囤积，却在皇宫附近炫耀武力，舍弃德行而想要展示兵力，放弃谋略而想要炫耀勇猛，天子征服天下，难道是靠身边的矛戟、远远地威慑远方来让别人畏惧吗？只有把军队部署在边疆而让少数民族归附，外戚宦官因为距离遥远而无法接触，利益不足以诱惑他们，威势不足以震慑他们，他们就会害怕天下人的议论而没有凭借来争夺权力。即使有逆臣突然起兵叛乱，也会互相牵制而最终溃败。推而广之，舜、禹手持干盾跳舞而三苗归顺，也是因为不与天下人比拼武力而德行威严自然震慑人心，都是遵循这个道理。唉！在京城聚集军队而让天下百姓在转运粮饷中疲惫不堪，只能招来祸乱而不能挽救危亡，这难道不是统治天下的人应当深刻警戒的吗？
此段论治国之道，指出不修边备、聚兵京城乃舍本逐末。作者以舜禹舞干戚服三苗为例，强调天子服天下在德不在武，兵权外放可防外戚宦官专权，聚兵于内反致转输耗民、召乱亡国，警示治国当以 “德威自震” 为要，勿恃武力炫勇。
本章赏析
此章以汉初曹参治国与兵制为切入点，探讨政治治理中 “因时” 与 “固本” 的智慧，以及德治与武备的平衡之道。
作者认为，曹参继承萧何之法并非盲目因循，而是受制于汉初特殊的政治环境：高帝刚逝，惠帝懦弱，吕后掌权，若此时强行改制，只会引发人心动荡。他以 “质文本末” 理论指出，治国需先立根本（如纲纪伦常），再逐步完善细节（如礼乐制度）。高帝时期本应奠定治国根基，却因鲁两生 “百年兴礼乐” 的迂见错失时机，导致武帝时只能依赖董仲舒等疏漏之策；而惠帝时期因内忧外患，只能暂时因循旧制，否则改革易被权奸利用，反成祸端。曹参的 “无为” 实则是 “因时” 的明智选择，为汉初稳定创造了条件。
在兵制问题上，王夫之批判汉朝聚集禁兵于京城的做法，认为 “守在四夷” 而非 “聚兵肘腋” 才是治国正道。汉朝将重兵交于外戚、宦官，导致吕氏专权、窦梁乱政等祸端，印证了 “利器委人必致乱” 的教训。他对比唐天宝前后的兵制，指出兵在外可减少内部权力争夺，而聚兵京城只会让外戚宦官有恃无恐，甚至危及皇权。最终强调，真正的治国之道在于以德服人，而非依赖武力威慑，唯有 “修德” 才能让四夷宾服，实现长治久安。
全文以史为镜，层层剖析 “因时” 与 “固本”、“德治” 与 “武备” 的关系，既肯定曹参因循的现实合理性，又揭示聚兵内守的隐患，体现出作者 “经世致用” 的治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