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朋党之兴，始于元帝之世，流风所染，千载不息，士得虚名获实祸，而国受其败，可哀也夫！萧望之、周堪、张猛、刘更生，固雅意欲为君子者也。其攻史高、弘恭、石显，以弼主于正，固君子之道也。夫君子者，岂徒由其道而遂以胜天下之邪哉？君子所秉以匡君而靖国者，蹇蹇之躬，可生可死，可贵可贱，可行非常之事，可定众论之归，而不倚人以为援。若夫进贤以卫主，而公其善于天下，则进之在已，而举错一归之君。且必待之身安交定之余，而不急试之危疑之日。然且避其名而弗居，以使贤士大夫感知遇于吾君，而勉思报礼。身已安，交已定，道已行，小人已远，则善士之进，自拔以其彙，而不肖者不敢饰说以干。于身为君子，于国为大臣，恃此道也。
今萧、周二子者，奉遗诏，秉国政，辅柔弱之主，甫期年耳。元帝浮慕之而未尝知之。使二子果以抑群小、清政本为远图，身任之，以死继之，其孰敢不震叠焉？乃其所为有异是者，郑朋欲附之，望之受之，周堪听之，华龙闻其风而欲附焉。□□□□□□□□□□□□□而杨兴、诸葛丰之徒，皆仰望而欲攀倚。以此思之，则此数子者，必县朝廷之禄位以引躁进喜事之人，而望其援，讼其直以击恭、显。身为大臣，国是不决，乃借资于浮薄之徒，或激或叛，以成不可解之祸。呜呼！四子者，果捐躯以报上，独立不惧，而奚以此闻声附和之宵人为哉？县汲引以诱人，利则从，害则叛，固其常也。况乎风相煽，譌相传，一时之气燄，小民之视听且骇，而况孱主孤立于群小之间乎！
故朋党之兴，必有败类以相附，而贻小人之口实。使为君子者，远爵赏之权，泯交游之迹，不歆便佞之推戴，不假新进以攻排，无瑕可求，孤立自任，则败类恶得而乘之？狄仁杰且以制诸武之凶，李沆终不受梅询、曾致尧之惑，大臣之道，当如此矣。四子而能然也，元帝虽孱，恭、显虽横，亦孰与相激，而令宣帝之业隳于一朝乎？
申屠嘉之困邓通，困之而已；韩魏公之逐内竖，逐之而已；何所藉于群不逞而为之羽翼？司马温公任二苏以抑王安石，而秦观、张耒以狭邪匪人缘之，以忝清流之选，故终绌于绍述之党。杨、左广结台谏以抗魏忠贤，而汪文言以无赖赀郎窃附以召祸。浮薄之徒，一得当于君子，而使酒狂歌、呼卢谑傲以嗣萧艾兰茝之音，其气羶，其燄绿。为君子者，可勿豫戒之哉！
二
元帝诏四科举士，即以此第郎官之殿最，一曰质朴，二曰敦厚，三曰逊让，四曰有行。盖孱主佞臣惩萧、周、张、刘之骨鲠，而以柔惰销天下之气节也。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而自诩其敦厚朴让之多福。宣帝曰：“乱我国家者，必太子也。”其言验矣。
虽然，有自来矣。极重必反者，势也。文、景、武、昭之世，贤不肖杂进，而质朴未亡，君子无赫赫之名，而小人亦无难见之恶。气矜如汲黯，名胜如贾谊，人主甚器其材，而终不显。至于逞风采以徼人主之知，动天下之色，如主父偃、徐乐、终军、东方朔，以洎刑名聚敛之臣，皆旋用而旋弃。迨宣帝切于求治，以文法为尚，而天下翕然从之。于是而沽名衒直之士，矫为人所不能以自旌，气燄足以淩人主，而人主厌其苛覈，非但贵戚宦寺之疾之也。魏相以之赤霍氏之族，萧望之以之持丙吉之短，张敞以之攻黄霸之私，势已成乎极重，则其反而相奖以诡随也，天下且乐其易与，而况乎人主之与戚宦哉？
屈伸之理，一彼一此；情伪之迁，一虚一盈。故人主驭天下之人材，不轻示人以好恶而酌道之平，诚慎之也。畏其流而尤畏其反也。
三
赵充国持重以破羌，功莫盛矣，二十余年而羌人复反，吾故曰：难乎其为继也。当充国时，求战不得、坐而自困之羌，心灰而不敢竞者阅二十年，而皆已衰老。后起之胡雏，未尝躬受挫抑，将曰：汉但能自守，而不能有加于我，前人无能为而受其困，我别有以制汉而汉穷矣。藉令充国未老，天子终以西事任之，抑必有锐师以继之于挫折之余，而辛武贤之徒弗能也。外忌充国之功，而内实私幸之以偷安。故冯奉世曰：“守战之备，久废不简，夷狄有轻边吏之心。彡姐骄狂而骤起，实有由来矣。”于是而奉世之决于进讨，功不可泯；韦玄成、郑弘之固陋，罪抑不可揜矣。
羌之初起也，持重以困之而自敝，万全之道也。过此而彡姐踵乱，非先零比矣。一起一败而不能无疑畏焉。已尽之炷，狂焰一熺而膏不给，胜则前，败则降，习先零故事，而无致死之心，是其必当勦除也明甚。故奉世决于大举，合六万人以捣之于初起，盖与充国之策异术而同功。奉世不可师充国之守，充国不可用奉世之攻，因时度敌而善其操纵，其道一也。
夫羌地亘河、湟，南接秦、陇，于长安为肘腋；力虽小而骄之则大，种虽散而使之相并则合；使其得志以逞，非但唐之回纥、宋之元昊已也。迨乎东汉，幸而都雒耳；使都长安，庸臣师玄成、郑弘之说，茸闒以召侮，羌且逼王畿城下而莫惩，汉其亡于羌乎！奉世翦之于始，张奂、段颎夷灭之于后，羌乃不能为中国腹心之患。其后虽姚弋仲之桀雄，不乘刘、石之余而不敢起。垂至于今二千年，秦、陇、河、岷、阶、文之间，严险瓯脱而防闲不设，则二汉之猷远矣。冯奉世首建大议以申天讨，善体充国之意而通其变，民到于今受其赐，非玄成等偷安一时之所能知也。
四
贡禹、匡衡之言，其不醇者盖亦鲜矣。禹曰：“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自娱乐而已。”衡曰：“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汤，善恶有以相推，宜省靡丽、考制度、近忠正、远巧佞，以崇至仁。”又曰：“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彊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又曰：“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正，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又曰：“圣人动静游燕所亲，物得其序。”又曰：“佞巧之奸，因时而动，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又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读其文，绎其义，想见其学，非公孙弘、儿宽之勦旧闻而无心得者所及；亦且非韦玄成、薛广德之择焉而不精者所可与匹俦也。
论者谓元帝柔而少断，禹与衡不以为言，而但就帝之长，孜孜以恭谨节俭相奖，为禹、衡之罪，过矣。元帝所以优游不断者，惟其心之不清，几之不慎，而中不适有主也。则其所为恭谨节俭，亦唯其名而无其实。天子之尊富，即省之又省，而以溺其志者尚多。燕间游息之下，史高、石显岂无导侈之为？而特未甚耳。不然，何知其邪而不能去乎？由是言之，使无禹、衡之正，称诗、礼精严之旨以防其流，则以帝之柔而益以骄淫，安所得十六年之安，内无寇攘，而外收绝域之功乎？
君子出所学以事主，与激于时事之非而彊谏之臣异。以谏为道者，攻时之弊，而不恤矫枉之偏。以学事主者，规之以中正之常经，则可正本以达其义类，而裁成刚柔一偏之病；主即不悟，犹可以保其大纲而不乱。故以孔子之圣，告茬弱之哀公，唯规之以人道政本之大端，而不屑取奔越之祸豫为之防。夫岂不达于时变哉？以道豫立而变自消也。且衡之言曰：“近忠正，远邪佞，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固已尽元帝之所短，而特不为矫枉之论，导之鸷击耳。夫可喻者，则微言而喻矣；不可喻者，则痛哭流涕以谈而固不喻也。是以君子之言，有体有要，而不诡于大常；补偏救弊之术，二子有所不尚，夫亦犹行君子之道乎！
论者徒见萧望之、周堪之死不以罪，咎元帝而因以咎焉、衡。乃石显之奸恶不及于天下，而海内晏安，则儒者雍容涵养之功，亦岂可诬哉？汉之中亡也，成、哀之奢纵成之，非元帝优柔致之也。又奚可以张焉、孔光之罪罪二子也！
五
邪说之行于天下，必托于君子之道。释氏之言心性，亦君子之言也；老氏之言道德，亦君子之言也；天下以其为君子之雅言，遂谓其有当于治与道而信之。故六经之支说，皆以破道而有余，焦延寿、京房之于易是已。
易乾、坤之策三百六十，当期之日，取其象之一端大略而言也。屯、蒙以下之策，老少杂而非三百六十者多矣。期之日三百六十有五而有余分，不尽如乾、坤之策也。圣人观天地人物之变而达其会通，以为是肖其大纲耳；亦犹二篇之策万一千五百二十以象万物，而物固不可以万计也。故曰：“神无方而易无体”“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二子者，乃欲限六十四卦之爻以各当一日，无以处余四卦，不得已而以震、兑、坎、离居分至之位。则不知二分二至在六十卦之外而为之纲维邪？抑二分二至一日而二卦以異于余卦邪？东震、西兑、南离、北坎者，位也；二分二至之日，时也。时经而位纬，二子取而错乱之也何居？故延寿者，筮史日者之流，以小术测阴阳之迹，似不足以知天化而敍治理。房是之学，乃敢以与人宗社哉？
其为术也，立典要以为方体，于是而有八宫世应之说。抑自乾至剥而穷，又不得已而措晋、大有于其末。垂至于今，鬻技之卜师，相因以断吉凶之大故，而不能明言其所以然之理，徒以惑民而徼幸。然则延寿与房，虽欲辞为妖妄之魁也而不得。何也？非天理之自然，则皆妖也。房以是欲与石显、五鹿充宗竞贞邪于天人之际，吾未见妖之足胜邪也。邪者获罪于人，妖者获罪于天，妖尤烈矣。
或曰：房之按日以候气，分卦以征事，所言者亦与当时之得失祸福合，何也？曰：石显之邪，而君德以昏，国是以乱，众耳众目具知之矣。事既已然，取而求其所以然者，而实固非也。势已成，形已见，谓天之象数亦然，亦恶从而辨之？故日月之有灾眚，岁时之有水旱，禽虫艸木之有妖，人民之有疴沴，山川之有崩沸，吾知其不祥；而有国者弗可不恐惧以修省耳。铢纍而分之，刻画而求之，幸而弋获之妖人，以是取显名、致厚利而惑天下；王制所谓“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其宜膺天刑久矣。房内挟此以与邪臣竞，自杀其躯而邪益张，宜矣哉！何也？托君子之道，诬圣人之教，矫造化之神，三者皆获罪于天而不可逭者也。
六
京房考课之法，迂谬而不可举行；即使偶试而效焉，其不可也固然。何也？法者，非一时、非一人、非一地者也。房曰：“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毁誉之不当者多也，然而天下之公论存焉。虽甚拂人之性，亦不能谓尧暴而跖仁也。舍此而一以功业程之，此中、韩之陋术，而益之以拘迫，不肖者涂饰治具以文其贪庸；不逮，则鞭策下吏、桎梏民庶以副其期会，灾不在天，异不在物，而民已穷、国已敝矣。
先后异时也，文质相救而互以相成，一人之身，老少异状，况天下乎？刚柔异人也，不及者不可强，有余者不可裁，清任各有当，而欲执其中，则交困也。南北异地也，以北之役役南人，而南人之脃者死；以南之赋赋北土，而北土之瘠也尽；以南之文责北士，则学校日劳鞭扑；以北之武任南兵，则边疆不救危亡。其间损乃以益，杀乃以生，简乃以备，一视为吏者居心之仁暴、忧国之诚伪。而唯考课其一切之功能，此王莽所以乱天下者，房为之开先矣。塾师之教童子也有定课，而童子益愚；耕夫之驭牛也有定程，而牛以敝。梏四海九州彊智柔和于房一人之意见，截鹤胫以续凫，其不亡也何待焉？
盖房之为术，以小智立一成之象数，天地之化，且受其割裂，圣人之教，且恣其削补。道无不圆也，而房无不方，大乱之道也，侮五行而椓二仪者也。郑弘、周堪从而善之，元帝欲试行之，盖其补缀排设之淫辞有以熒之尔。取天地人物、古今王霸、学术治功，断其长，擢其短，令整齐瓜分如弈者之局、厨人之饤也，此愚所以闻邵子之言而疑也，而况房哉！
七
汉之亡。非元帝之咎也，帝弱而寡断，然而无所伤于天下，石显仅逞于异己，而恶不及于民，国之元气未斵焉。故曰：非元帝之咎也。王氏，元后之族也，王凤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为篡弑之阶。然非元帝之宠后族而早任之，帝崩，成帝乃假凤以大权，而帝无遗命。故曰：非元帝之咎也。虽然，其所自来，抑岂非元帝隐伏之咎肇于不测哉？帝以成帝耽燕乐为不能胜大位，而欲立山阳王，识之早也。重易国储，闻史丹之谏而止，亦正也。然知成帝之不克负荷，而不择贤臣以辅正之，幸傅昭仪而迟回于山阳，遘重疾而忽忽不定，闻史丹之谏，知命之已促，而徒有善辅之言，无托孤之遗命，以听哲妇孺子之自求亲信，而王凤进矣。
成帝之在东宫也，既为元帝之所憎而孤危甚，摇摇于废立之间者将十年。匡衡、史丹亦但以大义规元帝，而非必与成帝为腹心。所窃窃然忧、翕翕然私语而计者，徒王凤耳。元后宠衰，而忧祸之及，所与窃窃然忧、翕翕然私语而计者，亦凤兄弟耳。人情出危险之中而思故时之同患者，未有不深信而厚倚之。故成帝一立，而顾瞻在廷，无有如凤之亲己者，岂复忧他日之攘己乎？呜呼！于是而知叔孙舍之不赏私劳以杀竖牛，卓乎其不可及已。
天位者，天所位也；人君者，人所归也。为主器之长子，膺祖宗之德泽，非窃非夺，天人所不能违；而翕訾以相保，呴沫以相怜，私忧过计，贪天功为己力，此其人亦何足任而戴之不忘乎？唐玄宗知张说之奸，怀其潜邸之恩而不能远，以召均、垍之逆；况杨复恭之以家奴而门生天子乎？呜呼！自非攘功擅权之小人，孰敢以大宝之攸归自任为己绩者？赵汝愚不欲行内禅之赏，可法也，而犹存其迹也；丙吉护宣帝于狱而终不自白，故能相天子以成中兴之业。然则汉文却周勃之私言，世庙罢新都之政柄，不得谓之刻覈而寡恩；成帝之碌碌，何足以语此哉！元帝不能顾命史丹，而使凤得以私劳惑庸主，亦其暱爱山阳而愤然不恤之咎与！故曰：隐伏之咎，肇于不测也。
朋党之兴，始于元帝之世，流风所染，千载不息，士得虚名获实祸，而国受其败，可哀也夫！萧望之、周堪¹、张猛²、刘更生³，固雅意欲为君子者也。其攻史高、弘恭⁵、石显⁶，以弼⁷主于正，固君子之道也。夫君子者，岂徒由其道而遂以胜天下之邪哉？君子所秉以匡君而靖国者，蹇蹇⁸之躬，可生可死，可贵可贱，可行非常之事，可定众论之归，而不倚人以为援。若夫进贤以卫主，而公其善于天下，则进之在已，而举错⁹一归之君。且必待之身安交定之余，而不急试之危疑之日。然且避其名而弗居，以使贤士大夫感知遇于吾君，而勉思报礼。身已安，交已定，道已行，小人已远，则善士之进，自拔以其彙，而不肖者不敢饰说以干。于身为君子，于国为大臣，恃此道也。
朋党的兴起，始于汉元帝时期，这种风气流传开来，千年间未曾止息。士人获取虚名却招致实际的灾祸，国家也因此衰败，实在令人哀叹！萧望之、周堪、张猛、刘更生，原本是真心想要成为君子的人。他们攻击史高、弘恭、石显，以辅佐君主走向正道，这固然是君子的做法。但君子难道仅仅依靠正确的原则就能战胜天下的邪恶吗？君子用来匡正君主、安定国家的，是忠诚正直的自身，可生可死，可贵可贱，能做非同寻常的事，能奠定众人议论的归向，却不依赖他人作为援助。至于举荐贤才来护卫君主，将善事公之于天下，举荐的权力在自己手中，但任免的决策完全归属于君主。并且一定要等到自身安稳、交游已定之后，而不是在危险疑虑的时刻急于行动。即便如此，还要避开举荐的名声而不居功，让贤士大夫感知到是君主赏识他们，从而勉励自己思考如何报答君主的礼遇。自身安稳了，交游固定了，道义推行了，小人疏远了，那么贤良之士的晋升，就会自然地按类相聚，而不肖之徒也不敢粉饰言辞来求取任用。作为君子，作为国家大臣，依靠的就是这种方法。
¹周堪：字少卿。汉宣帝时任太子少傅，受宣帝遗命与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共同辅政，拜为光禄大夫，领尚书事。元帝即位后，石显等人逐渐掌握实权，诬陷萧望之致其自杀后，元帝擢周堪为光禄勋，弘恭、石显等人于是对其愈发憎恨，屡次诬陷周堪及其弟子张猛之过。元帝于是左迁周堪为河东太守，三年后复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领尚书事。此时尚书任事五人皆为石显之党，大小事情皆由石显裁决。周堪身患喑疾，不能开口说话而卒。
²张猛：字子游，张骞之孙。汉元帝时任光禄大夫、太中大夫，曾出使匈奴。性刚直。奸宦石显专擅朝政，张猛与京房、陈咸、贾捐之等大臣上书弹劾，元帝不采纳。石显罗织罪名陷害上书者，张猛自杀。
³刘更生：即刘向（前77—前6），字子政，更生是其本名。汉高祖弟楚元王刘交四世孙。西汉目录学家、文学家。
⁴史高：汉宣帝祖母史良娣的兄弟史恭的长子。以侍中入仕，因检举霍禹之功封乐陵侯。汉宣帝临终命他和萧望之、周堪为元帝辅政大臣，拜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史高辅政五年，后致仕回家。死后谥号安。
⁵弘恭：年少时因犯罪被处以腐刑，为中黄门，宣帝时为中书令，因明习法令，善为请奏，得信任。元帝即位后，与石显共同专权，陷害萧望之、张猛等人致死。
⁶石显：字君房，济南（今山东济南）人。年轻时遭受腐刑，后选为中尚书，之后又被提拔为仆射，汉元帝时开始与弘恭共同专权。期间结党营私，打击异己。汉成帝刘骜继位后失势，被人弹劾免官，死在回乡路上。
⁷弼：辅佐。
⁸蹇蹇：忠直的样子。
⁹错：通“措”。
此段指出朋党之祸始于元帝，萧望之等虽以君子之道攻奸臣，然真正君子应凭刚正之身匡君靖国，不倚人援，进贤归君，待时机成熟再行道，避名让贤，如此方能使小人远、善士进。
今萧、周二子者，奉遗诏，秉国政，辅柔弱之主，甫期年耳。元帝浮慕之而未尝知之。使二子果以抑群小、清政本为远图，身任之，以死继之，其孰敢不震叠焉？乃其所为有异是者，郑朋¹欲附之，望之受之，周堪听之，华龙²闻其风而欲附焉。□□□□□□□□□□□□□而杨兴³、诸葛丰之徒，皆仰望而欲攀倚。以此思之，则此数子者，必县朝廷之禄位以引躁进喜事之人，而望其援，讼其直以击恭、显。身为大臣，国是不决，乃借资于浮薄之徒，或激或叛，以成不可解之祸。呜呼！四子者，果捐躯以报上，独立不惧，而奚以此闻声附和之宵人⁴为哉？县汲引⁵以诱人，利则从，害则叛，固其常也。况乎风相煽，譌相传，一时之气燄，小民之视听且骇，而况孱主孤立于群小之间乎！
如今萧、周二人，奉行先帝遗诏，执掌国家政权，辅佐柔弱的君主，才一年而已。元帝表面上仰慕他们，却并未真正了解他们。假使二人果真把抑制群小、澄清政治根本作为长远打算，亲自承担责任，以死相续，谁敢不感到震惊畏惧呢？然而他们的做法却不是这样：郑朋想依附他们，萧望之接受了，周堪也听从了；华龙听闻风声，也想依附。…… 而杨兴、诸葛丰之类的人，都仰望他们并想要攀附。由此思考，这几个人一定是用朝廷的禄位来吸引浮躁急进、惹是生非的人，希望他们援助自己，为自己争辩正直来攻击弘恭、石显。身为大臣，国家大计不能决断，却借助轻浮浅薄之徒，这些人有的激进，有的背叛，最终酿成无法化解的灾祸。唉！这四个人如果果真能捐躯报答君主，独立无惧，又何必依靠这些闻声附和的小人呢？用提拔任用作为诱饵来吸引人，有利就追随，有害就背叛，这本来就是常理。更何况风气互相煽动，谣言互相传播，一时的气焰，连百姓的视听都会惊骇，更何况孱弱的君主孤立于群小之间呢！
¹郑朋：初欲依附萧望之，上书赞颂他，攻击史高等人。
²华龙：本为宣帝时待诏，因为行为污秽而不被引荐，想投入周堪等人门下，周堪等不接纳，遂与郑朋勾结，陷害萧望之、周堪等人。
³杨兴：汉元帝时任长安令，常称誉周堪，汉元帝因周堪遭石显等构陷，召杨兴询问对周堪的看法。
⁴宵人：小人，坏人。
⁵汲引：引水，引导。比喻提拔式推荐人才。
⁶讹：伪言，谣言。
此段说萧望之、周堪受遗诏辅政，元帝信任不深。他们本应挺身抑小人，却接纳郑朋、华龙等投机者，借浮薄之徒攻政敌。身为大臣不解决国事，反靠奸佞，致祸难解，因小人趋利易叛，更扰孱弱君主。
故朋党之兴，必有败类以相附，而贻小人之口实。使为君子者，远爵赏之权，泯交游之迹，不歆便佞¹之推戴，不假新进以攻排，无瑕可求，孤立自任，则败类恶得而乘之？狄仁杰²且以制诸武之凶，李沆³终不受梅询、曾致尧⁴之惑，大臣之道，当如此矣。四子而能然也，元帝虽孱，恭、显虽横，亦孰与相激，而令宣帝之业隳于一朝乎？
所以朋党的兴起，必定有败类依附，从而给小人留下攻击的口实。假使作为君子，远离封爵赏赐的权力，消除交游的痕迹，不贪图谄媚者的推戴，不借助新进之士来攻击排斥他人，让自己没有瑕疵可被指责，独自承担责任，那么败类怎么能乘机利用呢？狄仁杰尚且能制服武氏家族的凶焰，李沆始终不被梅询、曾致尧迷惑，大臣的处世之道，就应当如此。这四个人如果能做到这样，元帝虽然孱弱，弘恭、石显虽然专横，又有谁能与他们相互激化矛盾，让宣帝的基业一朝毁灭呢？
¹便佞：能言善辩，但心术不正、引人学坏的小人。
²狄仁杰：字怀英，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唐代武周时期政治家。
³李沆：字太初，洺州肥乡（今河北邯郸）人。北宋时期名相。
⁴梅询、曾致尧：二人皆为宋真宗时进士，李沆认为他们是“浮薄新进喜事之人”，力劝宋真宗不予重用。
此段指出朋党兴起时必有败类依附，给小人留下把柄。若君子远离爵赏权力，杜绝交游，不接受谄媚者拥戴，不借新人攻击政敌，便能无懈可击。如狄仁杰、李沆这般独立任事，就不会让宣帝基业毁于一旦。
申屠嘉之困邓通¹，困之而已；韩魏公²之逐内竖³，逐之而已；何所藉于群不逞而为之羽翼？司马温公任二苏⁴以抑王安石，而秦观⁵、张耒⁶以狭邪匪人缘之，以忝清流之选，故终绌于绍述之党⁷。杨、左⁸广结台谏以抗魏忠贤，而汪文言⁹以无赖赀郎¹⁰窃附以召祸。浮薄之徒，一得当于君子，而使酒狂歌、呼卢¹¹谑傲¹²以嗣萧艾¹³兰茝¹⁴之音，其气羶，其燄绿。为君子者，可勿豫戒之哉！
申屠嘉困窘邓通，只是困窘他而已；韩魏公驱逐宦官，只是驱逐他们而已；哪里需要借助一群不法之徒作为羽翼呢？司马光任用苏轼、苏辙来抑制王安石，而秦观、张耒等品行不端的人却攀附他们，玷污了清流的选誉，所以最终被 “绍述” 一派排斥。杨涟、左光斗广泛结交谏官来对抗魏忠贤，而汪文言这个无赖财阀却偷偷依附，招致灾祸。轻浮浅薄之徒，一旦被君子信任，就会饮酒狂歌、赌博戏谑，用低俗的声音接续高雅的乐章，他们的气息腥膻，气焰邪妄。作为君子，能不预先警惕吗？
¹申屠嘉之困邓通：汉文帝时太中大夫邓通备受文帝宠爱，丞相申屠嘉对他非常不满，于是利用职权召他到丞相府，困辱、责备他，直到汉文帝宣谕邓通进宫，邓通才得以脱身。
²韩魏公：指韩琦(1008—1075)。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北宋政治家。
³内竖：宦官。
⁴二苏：指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
⁵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别号邗沟居士，学者称其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人。北宋文学家。与苏轼交好，政治上属于旧党，因此在宋哲宗年间屡遭贬谪。
⁶张耒：字文潜，号柯山，人称宛丘先生、张右史。楚州淮阴（今江苏淮安）人。与秦观同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因被指为元祐党人，数遭贬谪。
⁷绍述之党：指宋哲宗时期反对司马光等守旧派、主张绍述神宗之政、实行新法的一派朝臣。
⁸杨、左：指杨涟和左光斗。
⁹汪文言：布衣出身，曾为狱吏，天启年间因监守自盗，逃到京师，投奔王安门下。和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东林党人过从甚密。后被魏忠贤下狱，受到拷打审讯，逼迫其供出杨涟等人的罪证，他拒不承认，至死不屈，被杀害。
¹⁰赀郎：出钱捐官的人。
¹¹呼卢：古代一种赌博游戏。
¹²谑傲：戏谑笑闹。
¹³萧艾：艾蒿，一种臭草。常用来比喻品质不好的人。
¹⁴兰茝：白芷与兰草的合名。通常泛指具有香气的草本植物，常用来比喻品质高洁之人。
¹⁵膻：类似羊臊气的恶臭。
¹⁶其焰绿：火焰呈青中带黄的绿色，形容气焰很盛的样子。
此段以申屠嘉困邓通、韩魏公逐内竖为例，赞君子独立制敌；又举司马光、杨涟等因用浮薄之徒致败，指小人附君子会坏风气，警示君子须警惕与奸佞为伍。
元帝诏四科举士，即以此第郎官之殿最¹，一曰质朴，二曰敦厚，三曰逊让，四曰有行。盖孱主佞臣惩萧、周、张、刘之骨鲠，而以柔惰销天下之气节也。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而自诩其敦厚朴让之多福。宣帝曰：“乱我国家者，必太子也。”其言验矣。
元帝下诏以四项标准选拔士人，还以此来评定郎官的优劣，第一是质朴，第二是敦厚，第三是逊让，第四是有品行。这大概是懦弱的君主和奸佞的臣子，鉴于萧望之、周堪、张猛、刘更生的刚直，想用柔惰来消弭天下的气节。从此以后，汉朝没有刚正的士人，最终把国家奉送给他人，却还自夸敦厚朴让会带来多福。宣帝说：“扰乱我国家的，必定是太子。” 这句话应验了。
¹殿最：等级的高低上下，古代考核政绩或军功，下等称为“殿”，上等称为“最”。
虽然，有自来矣。极重必反者，势也。文、景、武、昭之世，贤不肖杂进，而质朴未亡，君子无赫赫之名，而小人亦无难见之恶。气矜如汲黯，名胜如贾谊，人主甚器其材，而终不显。至于逞风采以徼人主之知，动天下之色，如主父偃、徐乐、终军、东方朔，以洎³刑名聚敛之臣，皆旋用而旋弃。迨宣帝切于求治，以文法为尚，而天下翕然⁴从之。于是而沽名衒直之士，矫为人所不能以自旌，气燄足以淩人主，而人主厌其苛覈，非但贵戚宦寺之疾之也。魏相以之赤霍氏之族，萧望之以之持丙吉之短，张敞以之攻黄霸之私，势已成乎极重，则其反而相奖以诡随也，天下且乐其易与，而况乎人主之与戚宦哉？
不过，这是有由来的。事物发展到极致必定会转向反面，这是规律。汉文帝、景帝、武帝、昭帝时期，贤能与不肖之人混杂进用，但质朴的风气尚未消亡，君子没有显赫的名声，小人也没有明显的恶行。像汲黯那样盛气凌人，像贾谊那样名声卓著，君主很器重他们的才能，但他们始终没有显达。到了那些显露风采来邀取君主赏识、惊动天下的人，如主父偃、徐乐、终军、东方朔，以及主张刑名和聚敛财富的臣子，都被迅速任用又迅速弃置。等到宣帝急切求治，推崇法令条文，天下便一致遵从。于是那些沽名钓誉、炫耀刚直的士人，做出别人做不到的行为来自我标榜，气焰足以凌驾于君主之上，而君主厌恶他们的苛察严厉，不仅贵戚宦官憎恨他们。魏相因此诛灭霍氏家族，萧望之因此抓住丙吉的短处，张敞因此攻击黄霸的隐私，当这种趋势发展到极致时，就会转向相互鼓励诡诈迎合，天下人尚且乐于接受这种容易相处的状态，更何况君主与外戚宦官呢？
¹终军：字子云，济南（今山东济南）人。西汉外交家。十八岁被选为博士弟子，受到汉武帝赏识，擢升谏大夫。曾先后成功出使匈奴、南越。元鼎五年（前112），年仅二十余岁的终军被南越相吕嘉杀害，时人称为“终童”。
²东方朔：本姓张，字曼倩。西汉时期文学家。汉武帝即位后征召四方士人，东方朔上书自荐，诏拜为郎。后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性格诙谐，言词敏捷，滑稽多智。
³洎：及，至。
⁴翕然：一致。
此段讲事物发展到极点必反转。汉初贤愚并存，汲黯、贾谊未显；主父偃等凭风采获用却速弃。宣帝重文法，致沽名者矫饰，后诡随之风盛，因苛严过极，人主与戚宦皆喜易与之风。
屈伸之理，一彼一此；情伪之迁，一虚一盈。故人主驭天下之人材，不轻示人以好恶而酌道之平，诚慎之也。畏其流而尤畏其反也。
屈伸的道理，此消彼长；真伪的变化，此虚彼盈。所以君主驾驭天下的人才，不轻易向人展示自己的好恶，而是斟酌道的平衡，这确实需要谨慎。要畏惧流弊，更要畏惧流弊的反弹。
此段指出事物屈伸之理相互依存，真伪变迁此消彼长，因此君主驾驭人才时，不应轻易表露好恶，而应斟酌中正之道，谨慎防范流弊及其反转的危害。
赵充国持重以破羌，功莫盛矣，二十余年而羌人复反，吾故曰：难乎其为继也。当充国时，求战不得、坐而自困之羌，心灰而不敢竞者阅二十年，而皆已衰老。后起之胡雏，未尝躬受挫抑，将曰：汉但能自守，而不能有加于我，前人无能为而受其困，我别有以制汉而汉穷矣。藉令充国未老，天子终以西事任之，抑必有锐师以继之于挫折之余，而辛武贤之徒弗能也。外忌充国之功，而内实私幸之以偷安。故冯奉世曰：“守战之备，久废不简，夷狄有轻边吏之心。彡姐²骄狂而骤起，实有由来矣。”于是而奉世之决于进讨，功不可泯；韦玄成、郑弘³之固陋，罪抑不可揜矣。
赵充国采取谨慎稳重的策略击败羌人，功绩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可二十多年后羌人再次反叛，所以我说：难在后继者的作为。在赵充国时期，求战不得、坐守困窘的羌人，灰心丧气不敢抗争，过了二十年，都已衰老。后起的羌人青年，未曾亲身遭受挫折压制，将会说：汉朝只能自守，不能对我们施加压力，前人无能为力而受困，我们另有办法制服汉朝，让汉朝陷入困境。假使赵充国尚未衰老，天子始终把西部事务交给他，也必定会有精锐军队在挫折之后继续作战，而辛武贤之类的人做不到。朝外忌妒赵充国的功绩，朝内实际上暗自庆幸可以苟安。所以冯奉世说：“防守作战的准备，长期废弃而不加整顿，夷狄因此轻视边境官吏。彡姐部骄狂突然兴起，实在是有原因的。” 于是冯奉世决定进军讨伐，功绩不可磨灭；韦玄成、郑弘的固执浅陋，罪责也不可掩盖。
¹冯奉世：字子明。西汉将领。初以良家子的身份选任郎官。汉昭帝时随军攻打匈奴，宣帝时率军平定莎车，封光禄大夫、水衡都尉。汉元帝时，陕西羌族叛乱，冯奉世力主讨伐，率军击溃羌兵，获封关内侯。
²彡姐：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西北地区羌族的一个氏族部落。
³韦玄成、郑弘：当时分别任丞相、御史大夫。陕西羌族反叛，二人皆认为国内有较大困难，又处于收获季节，不应派出太多军队讨伐。
此段言赵充国持重破羌功大，然二十年后羌复反，因后起者未受挫，谓汉仅能自守。冯奉世决计进讨有功，韦玄成等固陋误国，点明守战不备致边患再起之理。
羌之初起也，持重以困之而自敝，万全之道也。过此而彡姐踵乱，非先零¹比矣。一起一败而不能无疑畏焉。已尽之炷²，狂焰一熺³而膏⁴不给，胜则前，败则降，习先零故事，而无致死之心，是其必当勦除也明甚。故奉世决于大举，合六万人以捣之于初起，盖与充国之策异术而同功。奉世不可师充国之守，充国不可用奉世之攻，因时度敌而善其操纵，其道一也。
羌人起初反叛时，采取谨慎稳重的策略来围困他们，结果却使自己陷入困境，这是万全之策。但过了这个阶段，彡姐部接踵叛乱，就不是先零部能比的了。一次兴起一次失败，就不能没有疑虑畏惧。如同燃尽的灯芯，狂焰一现而油脂不足，胜利就前进，失败就投降，沿袭先零部的旧例，却没有拼死的决心，这显然应当彻底剿灭。所以冯奉世决定大举进攻，集合六万人在叛乱初起时就攻击，这与赵充国的策略方法不同却功效相同。冯奉世不能效仿赵充国的防守，赵充国也不能采用冯奉世的进攻，根据时机估量敌人，灵活掌握策略，他们的原则是一致的。
¹先零：古代羌人部落之一，西汉时是西羌中继研种羌以后最强大的部落联盟。羌人许多叛乱皆以先零羌为主要力量。
²炷：灯芯。
³熺：闪烁，放射。
⁴膏：油膏，油脂。
此段指出羌族初起时，赵充国以持重困敌为万全之策，而彡姐羌作乱时情况不同，冯奉世果断大举进讨。二者策略不同却同获成功，皆因能根据时势和敌情灵活应对。
夫羌地亘河¹¹、湟，南接秦⁹¹、陇¹⁰²，于长安为肘腋；力虽小而骄之则大，种虽散而使之相并则合；使其得志以逞，非但唐之回纥、宋之元昊已也。迨乎东汉，幸而都雒耳；使都长安，庸臣师玄成、郑弘之说，茸闒以召侮，羌且逼王畿城下而莫惩，汉其亡于羌乎！奉世翦之于始，张奂⁴、段颎⁵夷灭之于后，羌乃不能为中国腹心之患。其后虽姚弋仲⁶之桀雄⁷，不乘刘、石⁸之余而不敢起。垂至于今二千年，秦、陇、河、岷¹²、阶¹³、文¹⁴之间，严险瓯脱¹⁶而防闲¹⁷不设，则二汉之猷¹⁸远矣。冯奉世首建大议以申天讨，善体充国之意而通其变，民到于今受其赐，非玄成等偷安一时之所能知也。
羌人居住的地区横跨黄河、湟水，南接秦州、陇州，对长安来说如同肘腋之地；势力虽小，但放纵他们就会壮大，种族虽分散，但促使他们联合就会聚合；如果让他们得志逞凶，就不只是唐代的回纥、宋代的元昊了。到了东汉，幸好定都洛阳；如果定都长安，庸臣效仿韦玄成、郑弘的说法，怯懦昏聩而招致侮辱，羌人将会逼近都城之下却无人惩治，汉朝岂不是要亡于羌人之手？冯奉世在起初就剿灭他们，张奂、段颎在后来消灭他们，羌人才不能成为中原的心腹大患。之后即使有姚弋仲那样的雄杰，不趁着刘渊、石勒之乱也不敢兴起。延续到如今二千年，秦州、陇州、黄河、岷山、阶州、文州之间，虽有险峻的边界却不设防备，可见两汉的谋略是深远的。冯奉世首先提出大举征讨的建议来伸张天威，善于体会赵充国的意图并加以变通，百姓至今受其恩惠，这不是韦玄成等苟安一时的人所能理解的。
¹秦：秦岭。
²陇：陇山。
³茸阘：愚钝，无能。
⁴张奂：字然明，敦煌渊泉（今甘肃安西）人。东汉时期名将。
⁵段颎：字纪明，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东汉名将。
⁶姚弋仲：南安赤亭（今甘肃陇西）人。后秦开国君主姚苌之父。西晋末期至五胡十六国前期南安羌族酋长，先后降于前赵、后赵及东晋。
⁷桀雄：枭雄。
⁸刘、石：指汉赵开国君主刘渊与后赵开国君主石勒。
⁹秦：秦州，治今甘肃天水。
¹⁰陇：陇州，治今陕西陇县。
¹¹河：河州，治今甘肃临夏。
¹²岷：岷州，治今甘肃岷县。
¹³阶：阶州，治今甘肃陇南武都。
¹⁴文：文州，治今甘肃文县西。
¹⁵岩险：高峻险要之地。
¹⁶瓯脱：边境屯戍或守望的土室。
¹⁷防闲：防备和禁阻。
¹⁸猷：谋略，谋划。
此段强调羌地紧邻长安属肘腋之患，若放任其势将成大害。冯奉世首议进讨、张奂等人后续平定，使羌患二千年未为心腹之患，凸显因时制变的治边智慧远胜庸臣偷安之策。
贡禹、匡衡²之言，其不醇者盖亦鲜矣。禹曰：“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自娱乐而已。”衡曰：“天人之际，精祲³有以相汤，善恶有以相推，宜省靡丽、考制度、近忠正、远巧佞，以崇至仁。”又曰：“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⁵；勇猛刚彊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又曰：“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正，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又曰：“圣人动静游燕所亲，物得其序。”又曰：“佞巧之奸，因时而动，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又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读其文，绎其义，想见其学，非公孙弘、儿宽之勦旧闻而无心得者所及；亦且非韦玄成、薛广德⁸之择焉而不精者所可与匹俦也。
贡禹、匡衡的言论，不纯正的内容大概也很少。贡禹说：“天生圣人，大概是为了万民，并非让自己娱乐罢了。” 匡衡说：“天人之间，精气灾异相互感应，善恶相互推移，应当减省奢靡，考察制度，亲近忠正，远离奸佞，以崇尚至仁。” 又说：“聪明通达的人，要戒忌过于苛察；见闻寡少的人，要戒忌被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要戒忌过于残暴；仁爱温良的人，要戒忌没有决断；沉静安舒的人，要戒忌错失时机；心胸宽广的人，要戒忌疏忽遗忘。” 又说：“婚姻之礼端正，然后万物顺遂而天命正常，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开端，这是纲纪的首要、王教的开端。” 又说：“圣人的动静游宴所亲近的人，都各得其所。” 又说：“奸佞巧诈之徒，顺应时机而动，圣人谨慎防备其苗头，在事发之前禁止，不因为私恩而损害公义。” 又说：“端正家庭，天下就会安定。” 读他们的文章，演绎其中的义理，可以想见他们的学问，不是公孙弘、儿宽那样抄袭旧闻而无心得的人能比得上的；也不是韦玄成、薛广德那样选择不精的人可与之匹敌的。
¹贡禹：字少翁。西汉经学家。曾任谏大夫、光禄大夫、御史大夫等职，主张选贤能，诛奸臣，罢倡乐，修节俭。后世尊为“贡公”。
²匡衡：字稚圭，东海承（今山东枣庄峄城区）人，西汉经学家。
³精祲：阴阳灾害之气。
⁴荡：激荡。
⁵壅蔽：隔绝蒙蔽。
⁶《关雎》：指《国风·周南·关雎》，是《诗经》中的第一首诗。
⁷剿：抄袭。
⁸薛广德：字长卿，西汉沛郡相（今安徽淮北相山区）人，西汉著名的经学家。
此段称贡禹、匡衡言论多为纯正之见：贡禹言圣人当为万民而非自娱，匡衡论天人相感、需省靡丽近忠正，还提及不同性情者的戒忌及正婚姻为教化之始，其学问远超抄袭旧说或择学不精者。
论者谓元帝柔而少断，禹与衡不以为言，而但就帝之长，孜孜以恭谨节俭相奖，为禹、衡之罪，过矣。元帝所以优游不断者，惟其心之不清，几之不慎，而中不适有主也。则其所为恭谨节俭，亦唯其名而无其实。天子之尊富，即省之又省，而以溺其志者尚多。燕间游息²之下，史高、石显岂无导侈之为？而特未甚耳。不然，何知其邪而不能去乎？由是言之，使无禹、衡之正，称诗、礼精严之旨以防其流，则以帝之柔而益以骄淫，安所得十六年之安，内无寇攘，而外收绝域之功乎？
评论者认为元帝柔弱少断，贡禹与匡衡不进此言，却只就元帝的长处，孜孜不倦地用恭谨节俭来称颂他，认为这是贡禹、匡衡的罪过，这就错了。元帝之所以犹豫不决，只是因为他内心不清净，处事不谨慎，心中没有合适的主见。那么他所谓的恭谨节俭，也只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天子的尊贵富有，即使省之又省，用来沉溺心志的东西 still 很多。在闲居游乐的时候，史高、石显难道没有引导奢侈的行为吗？只是还不严重罢了。不然，怎么会知道他们奸邪却不能罢免呢？由此说来，假使没有贡禹、匡衡用端正的《诗》《礼》精严的意旨来防止流弊，凭元帝的柔弱再加上骄奢淫逸，怎么能得到十六年的安宁，国内没有盗贼，对外收服边远地区呢？
¹燕闲：安宁，安闲。
²游息：游玩与休憩。
君子出所学以事主，与激于时事之非而彊谏之臣异。以谏为道者，攻时之弊，而不恤矫枉之偏。以学事主者，规之以中正之常经，则可正本以达其义类¹，而裁成刚柔一偏之病；主即不悟，犹可以保其大纲而不乱。故以孔子之圣，告茬弱之哀公³，唯规之以人道政本之大端，而不屑取奔越之祸⁴豫为之防。夫岂不达于时变哉？以道豫立而变自消也。且衡之言曰：“近忠正，远邪佞，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固已尽元帝之所短，而特不为矫枉之论，导之鸷击耳。夫可喻者，则微言而喻矣；不可喻者，则痛哭流涕以谈而固不喻也。是以君子之言，有体有要，而不诡于大常；补偏救弊之术，二子有所不尚，夫亦犹行君子之道乎！
君子拿出所学来侍奉君主，与被时事激发而强行进谏的臣子不同。以进谏为原则的人，攻击时弊，却不顾及矫枉过正。以学问侍奉君主的人，用中正的常道来规范君主，就可以正本清源，通达义理，而纠正刚柔偏颇的弊病；君主即使不醒悟，也还能保住大纲而不混乱。所以凭孔子的圣明，告诫衰弱的鲁哀公，只是用为人之道和政治根本的大端来规范他，而不屑于预先防备他流亡的灾祸。这难道是不了解时变吗？因为用道预先确立，变乱自然会消除。况且匡衡说：“亲近忠正，远离奸佞，见闻寡少的人戒忌被蒙蔽，仁爱温良的人戒忌没有决断。” 这已经说尽了元帝的短处，只是不做矫枉过正的论述，不引导他猛烈攻击罢了。可以明白的，用微妙的言辞就能让他明白；不能明白的，即使痛哭流涕地谈论也依然不明白。所以君子的言论，有根本有要领，不违背常理；补偏救弊的方法，二人不推崇，这大概也是在践行君子之道吧！
¹义类：适宜、善良。
²荏弱：柔弱，怯弱。
³哀公：指鲁哀公。姬姓，名将，春秋时期鲁国君主，前494至前468年在位。
⁴奔越之祸：据《左传》《史记》记载，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想请越国讨伐三桓，八月，哀公到了有山氏。三桓攻哀公，哀公逃到卫国，又逃到邹国，最后到了越国。
此段言君子以学问事奉君主，与激切强谏之臣不同：前者以中正常经规范君主，正本清源，即便君主未悟也能保大局；如孔子告哀公以政本，匡衡点元帝之短却不主张苛猛，体现君子之言有体要、合常道。
论者徒见萧望之、周堪之死不以罪，咎元帝而因以咎焉、衡。乃石显之奸恶不及于天下，而海内晏安，则儒者雍容涵养之功，亦岂可诬哉？汉之中亡¹也，成、哀²之奢纵成之，非元帝优柔致之也。又奚可以张焉、孔光之罪罪二子也！
评论者只看到萧望之、周堪无罪而死，归咎于元帝，进而归咎于贡禹、匡衡。然而石显的奸恶没有波及天下，海内安宁，那么儒者从容涵养的功绩，又怎么能被污蔑呢？汉朝的中期衰败，是成帝、哀帝的奢侈放纵造成的，不是元帝的优柔导致的。又怎么能用张禹、孔光的罪过来归罪于二人呢！
¹汉之中亡：古代一般将西汉、东汉视为一朝，故西汉之亡，称为“中亡”，东汉之建立，称为“中兴”。
²成、哀：指汉成帝与汉哀帝。
³张禹：字子文，河内轵县（今河南济源）人。西汉经学家。
⁴孔光：字子夏，曲阜（今山东曲阜）人。西汉后期大臣，孔子的十四世孙。汉哀帝时官至丞相。
有人因萧望之、周堪无罪而死归咎元帝，进而指责贡禹、匡衡。但当时石显奸恶未祸及天下，海内安宁，这是儒者潜移默化的功劳。汉的衰落源于成、哀二帝奢纵，而非元帝优柔，不应将张禹、孔光的罪责加给二人。
邪说之行于天下，必托于君子之道。释氏之言心性，亦君子之言也；老氏之言道德，亦君子之言也；天下以其为君子之雅言，遂谓其有当于治与道而信之。故六经之支说，皆以破道而有余，焦延寿、京房之于易是已。
邪说在天下流行，必定假托君子之道。佛教谈论心性，也是君子的言辞；道教谈论道德，也是君子的言辞；天下人因为它们是君子的雅言，就认为它们符合治道而相信。所以六经的支派学说，都足以破坏正道，焦延寿、京房对于《易经》的阐释就是如此。
此段指出邪说在天下流行时，必定会假托君子之道。像释氏谈心性、老氏论道德，都类似君子言论，世人信其合于治道。焦延寿、京房对《周易》的支离解说，就是借六经破正道的例子。
易乾、坤之策²三百六十，当期³之日，取其象之一端大略而言也。屯、蒙⁴以下之策，老少杂而非三百六十者多矣。期之日三百六十有五而有余分，不尽如乾、坤之策也。圣人观天地人物之变而达其会通，以为是肖其大纲耳；亦犹二篇⁵之策万一千五百二十以象万物，而物固不可以万计也。故曰：“神无方而易无体”“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⁷。”二子者，乃欲限六十四卦之爻以各当一日，无以处余四卦⁸，不得已而以震、兑、坎、离居分至⁹之位。则不知二分二至在六十卦之外而为之纲维邪？抑二分二至一日而二卦以異于余卦邪？东震、西兑、南离、北坎者，位也；二分二至之日，时也。时经而位纬，二子取而错乱之也何居？故延寿者，筮史¹⁰日者¹¹之流，以小术测阴阳之迹，似不足以知天化而敍治理。房是之学，乃敢以与人宗社哉？
《易经》中乾卦、坤卦的策数是三百六十，对应一年的天数，这只是取其卦象的一个方面大略而言。屯卦、蒙卦以下的策数，老少阴阳混杂，不是三百六十的很多。一年的天数是三百六十五天多一点，并不完全与乾、坤的策数相同。圣人观察天地人物的变化而通达其会通，认为这只是相似的大纲罢了；就像上下两篇的策数是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用来象征万物，而事物本来就不能用万来计量。所以说：“自然规律没有固定的方式，《易经》的道理也没有固定的形式。”“（易理）周流于六爻之间，不可作为固定的纲要。” 这两个人，却想限定六十四卦的爻分别对应一天，无法处理剩下的四卦，不得已就把震、兑、坎、离放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位置。那么他们不知道二分二至是在六十卦之外作为纲领呢？还是二分二至这一天用两卦来区别于其他卦呢？东方震、西方兑、南方离、北方坎，这是方位；二分二至的日子，这是时间。时间如经，方位如纬，二人却把它们错乱地搭配，这是为什么呢？所以焦延寿属于卜史、日者之流，用小术来测度阴阳的迹象，似乎不足以知晓自然造化和治理之道。京房的学问，竟然敢用来参与国家大事吗？
¹《乾》《坤》：指《周易》中《乾卦》与《坤卦》。
²策：策数。由《周易》卦象按一定的方式计算转化而来。
³期：一年。
⁴屯、蒙：指《周易》中第三卦《屯卦》和第四卦《蒙卦》。两卦主要象征万物初生稚弱之貌。
⁵二篇：指《周易》经文的上下两篇。
⁶神无方而《易》无体：出自《周易·系辞上》：“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意思是神的奥妙不拘泥于一方，《周易》的变化不定于一体。
⁷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出自《周易·系辞下》：“《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意思是《周易》所讲的道，其表现形式变化多端，充满整个宇宙，不可以视为固定不变的教条。
⁸无以处余四卦：焦延寿、京房二人限定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六十卦即为三百六十爻，约相当于一年天数，多余四卦却无法安置了。
⁹分至：指春分、秋分、冬至、夏至。
¹⁰筮史：掌管占卦的人。
¹¹日者：以占卜为业的人。
此段说《周易》乾、坤策数三百六十是取象大略，非精确对应天数，圣人观变会通抓大纲。焦延寿、京房却硬将六十四卦配每日，错乱时空，其学属小术，难知天化治政。
其为术也，立典要以为方体，于是而有八宫世应之说¹。抑自乾至剥而穷，又不得已而措晋、大有于其末。垂至于今，鬻技⁵之卜师，相因以断吉凶之大故，而不能明言其所以然之理，徒以惑民而徼幸。然则延寿与房，虽欲辞为妖妄之魁也而不得。何也？非天理之自然，则皆妖也。房以是欲与石显、五鹿充宗⁶竞贞邪于天人之际，吾未见妖之足胜邪也。邪者获罪于人，妖者获罪于天，妖尤烈矣。
他们的方法，设立固定的纲要作为框架，于是有了八宫世应的说法。又从乾卦到剥卦穷尽变化，不得已把晋卦、大有卦放在最后。延续到如今，卖卜的巫师，沿袭这套方法来判断吉凶的重大原由，却不能明说其中的道理，只是用来迷惑百姓、侥幸获利。那么焦延寿与京房，即使想辞掉妖妄魁首的罪名也不行。为什么呢？不符合天理自然的，都是妖妄。京房想用这套方法在天人之际与石显、五鹿充宗较量正邪，我没见过妖妄足以战胜邪恶。邪恶的人得罪于人，妖妄的人得罪于天，妖妄更严重。
¹八宫世应之说：京房的易学理论认为，每一卦都有一个世爻，一个应爻。每一卦的世爻及应爻位置都是固定的。解卦时世爻代表的是自己，而应爻则代表客体，即所问占之事；或者占卦者问己身之事则用世爻，问他人之事则用应爻。
²《剥》：《剥卦》，《周易》第二十三卦。
³《晋》：《晋卦》，《周易》第三十五卦。
⁴《大有》：《大有卦》，《周易》第十四卦。
⁵鬻技：出卖技术，以技艺谋生。
⁶五鹿充宗：名充宗，五鹿（今河南清丰）人，以地为氏。西汉经学家，受学于弘成子，是齐《论语》和梁丘易学的传人，汉元帝时中书令石显掌权，五鹿充宗与其结为党友，依靠石显之力先为尚书令，后来官至少府，成为汉元帝的宠臣。后来汉成帝即位，石显失势，五鹿充宗也被贬。
此段指出焦延寿、京房的易学理论硬立规则，搞出八宫世应之说，配卦牵强，后世卜师沿用却说不清道理，只能惑民。其说不合天理，属妖妄之术，京房用此与石显等争，妖邪皆害，妖更甚。
或曰：房之按日以候气¹，分卦以征事，所言者亦与当时之得失祸福合，何也？曰：石显之邪，而君德以昏，国是以乱，众耳众目具知之矣。事既已然，取而求其所以然者，而实固非也。势已成，形已见，谓天之象数亦然，亦恶从而辨之？故日月之有灾眚²，岁时之有水旱，禽虫艸木之有妖，人民之有疴⁴沴⁵，山川之有崩沸，吾知其不祥；而有国者弗可不恐惧以修省耳。铢纍而分之，刻画而求之，幸而弋获之妖人，以是取显名、致厚利而惑天下；王制所谓“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其宜膺天刑久矣。房内挟此以与邪臣竞，自杀其躯而邪益张，宜矣哉！何也？托君子之道，诬圣人之教，矫造化之神，三者皆获罪于天而不可逭者也。
有人说：京房按日候气，分卦征事，所说的也与当时的得失祸福相合，为什么呢？回答是：石显的奸邪，使君主德行昏聩，国家政治混乱，众人都有目共睹。事情已经这样，再去寻求其原因，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形势已成，现象已现，说上天的象数也是如此，又怎么能分辨呢？所以日月有灾异，时节有水旱，禽虫草木有怪异，人民有疾病，山川有崩沸，我知道这是不祥之兆；而执政者不能不心怀恐惧来修身反省。但如果铢累地分割，刻意地寻求，侥幸命中的妖人，借此获取显名、厚利来迷惑天下；这就是《王制》所说的 “假借鬼神时日卜筮来惑乱众人，杀”。他们早就该承受天罚了。京房内心挟持这套方法与邪臣较量，自杀其身而邪势更盛，这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呢？假托君子之道，诬蔑圣人之教，矫揉造化之神，这三者都得罪于天而不可饶恕。
¹候气：占验节气的变化。
²灾眚：灾殃，祸患。
³妖蠥：物类反常的现象。
⁴疴：病。
⁵沴：灾害。
⁶铢累：比喻点滴微小之物。
⁷《王制》：指《礼记·王制》。
此段回应京房理论 “与祸福合” 的说法，指出石显弄权致君昏国乱本是众知事实，事后强以卦象附会不过牵强解释。天象异常当警诫修政，而京房刻求分合乃妖言惑众，按《王制》当诛，其术获罪于天，自取灭亡。
京房考课之法¹，迂谬而不可举行；即使偶试而效焉，其不可也固然。何也？法者，非一时、非一人、非一地者也。房曰：“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毁誉之不当者多也，然而天下之公论存焉。虽甚拂人之性，亦不能谓尧暴而跖仁也。舍此而一以功业程²之，此中、韩之陋术，而益之以拘迫，不肖者涂饰治具³以文其贪庸；不逮，则鞭策下吏、桎梏民庶以副其期会，灾不在天，异不在物，而民已穷、国已敝矣。
京房的考课之法，迂腐荒谬而不可施行；即使偶尔试行有效，其不可行也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制度，不是针对一时、一人、一地的。京房说：“末世用毁誉取人，所以功业废弃而招致灾异。” 毁誉不当的情况很多，然而天下的公论依然存在。即使很违背人的本性，也不能说尧残暴而盗跖仁爱。舍弃公论而一概用功业来衡量，这是申不害、韩非的浅陋之术，再加上苛酷紧迫，不肖之徒就会粉饰治绩来掩饰贪婪平庸；达不到标准，就鞭策下属、桎梏百姓来应付期限，灾祸不在天上，怪异不在万物，而百姓已经穷困、国家已经衰败了。
¹考课之法：指京房提出的“考功课吏法”。当时，灾异频仍，京房认为：“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其主要内容为实地考察官吏的政绩，有功则赏，无功则罚。
²程：衡量，考核。
³治具：治理国家的各项措施，主要指法令。
此段指出京房考课法迂谬不可行，因法度需合时、人、地。他称末世以毁誉取人致灾异，却不知天下有公论。若全以功业衡量，是申韩陋术，会让不肖者粉饰贪庸，逼迫下民，致民穷国敝。
先后异时也，文质相救¹而互以相成，一人之身，老少异状，况天下乎？刚柔异人也，不及者不可强，有余者不可裁，清任²各有当，而欲执其中，则交困也。南北异地也，以北之役役南人，而南人之脃者死；以南之赋赋北土，而北土之瘠也尽；以南之文责北士，则学校日劳鞭扑；以北之武任南兵，则边疆不救危亡。其间损乃以益，杀乃以生，简乃以备，一视为吏者居心之仁暴、忧国之诚伪。而唯考课其一切之功能，此王莽所以乱天下者，房为之开先矣。塾师之教童子也有定课，而童子益愚；耕夫之驭牛也有定程，而牛以敝。梏四海九州彊智柔和于房一人之意见，截鹤胫³以续凫⁴，其不亡也何待焉？
先后时代不同，文质相互补救而相辅相成，一个人的身体，老少形态各异，何况天下呢？刚柔之人不同，不足的不能强迫，有余的不能削减，清廉与信任各有恰当之处，而想强求中庸，就会相互困扰。南北地域不同，用北方的劳役驱使南方人，南方体质柔弱的人就会死去；用南方的赋税征收于北方土地，北方贫瘠的土地就会耗尽；用南方的文风要求北方士人，学校就会每天忙于鞭挞；用北方的武备任用南方士兵，边疆就不能挽救危亡。其间减损是为了增益，杀戮是为了生存，简约是为了完备，全看为吏者居心的仁爱与暴虐、忧国的真诚与虚伪。而只考课他们一切的功绩能力，这就是王莽扰乱天下的开端，京房为他开了先河。私塾先生教童子有固定的功课，童子却更愚钝；农夫驾驭牛有固定的路程，牛就会疲惫。把四海九州的强智与柔和都束缚在京房一人的意见中，截断鹤的长腿来接在野鸭的短腿上，这样的国家不灭亡还等什么呢？
¹相救：相辅。
²清任：清净与任运，佛教用语。清净，指远离恶行与烦恼。任运，指听凭命运安排。
³胫：小腿，从膝盖到脚跟的一段。
⁴凫：一种水鸟，俗称野鸭，似鸭，雄的头部为绿色，背部黑褐色，雌的全身黑褐色，常群游湖泊中，能飞行。
此段指出时代、人性、地域各有差异，文质需互济，刚柔难强求一致。京房考课法无视这些，强行以统一标准考核，如王莽般乱天下，类似塾师定课愚童子、耕夫限程敝牛，是截鹤续凫的亡政之法。
盖房之为术，以小智立一成之象数，天地之化，且受其割裂，圣人之教，且恣其削补。道无不圆也，而房无不方，大乱之道也，侮五行而椓¹二仪者也。郑弘、周堪从而善之，元帝欲试行之，盖其补缀排设之淫辞有以熒之尔。取天地人物、古今王霸、学术治功，断其长，擢其短，令整齐瓜分如弈者之局、厨人之饤²也，此愚所以闻邵子³之言而疑也，而况房哉！
京房的方法，用小智确立固定的象数，天地的造化尚且被他割裂，圣人的教导尚且被他任意削补。道没有不圆融的，而京房却处处刻板，这是大乱之道，是侮辱五行、伤害天地的行为。郑弘、周堪听从并赞同他，元帝想试行他的方法，大概是他拼凑编排的虚妄言辞迷惑了他们。把天地人物、古今王霸、学术治功，断长补短，让它们整齐划一地像棋盘、像厨师的拼盘一样，这就是我听闻邵雍之言而怀疑的原因，更何况京房呢！
¹椓：毁坏，伤害。
²饤：放在器皿中的蔬果，一般仅供陈设。
³邵子：即邵雍(1011—1077)，字尧夫。北宋哲学家、易学家。著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先天图》等。
此段指出京房以小智立固定象数之术，割裂天地造化、歪曲圣人之教，将圆融之道化为方正之规，乃乱道之法，郑弘等人受其迷惑，此术如强行分割万物，与邵子之说不可同日而语。
汉之亡。非元帝之咎也，帝弱而寡断，然而无所伤于天下，石显仅逞于异己，而恶不及于民，国之元气未斵焉。故曰：非元帝之咎也。王氏，元后¹之族也，王凤²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为篡弑之阶。然非元帝之宠后族而早任之，帝崩，成帝乃假凤以大权，而帝无遗命。故曰：非元帝之咎也。虽然，其所自来，抑岂非元帝隐伏之咎肇于不测哉？帝以成帝耽燕乐为不能胜大位，而欲立山阳王³，识之早也。重易国储，闻史丹⁴之谏而止，亦正也。然知成帝之不克负荷，而不择贤臣以辅正之，幸傅昭仪而迟回于山阳，遘⁶重疾而忽忽不定，闻史丹之谏，知命之已促，而徒有善辅之言，无托孤之遗命，以听哲妇⁷孺子之自求亲信，而王凤进矣。
汉朝的灭亡，不是元帝的过错。元帝懦弱寡断，但对天下没有损害，石显仅对异己逞凶，而恶行未波及百姓，国家的元气未受损伤。所以说：不是元帝的过错。王氏是元后的家族，王凤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成为篡弑的开端。但不是元帝宠信后族而早早任用他，元帝去世后，成帝才把大权交给王凤，而元帝没有遗命。所以说：不是元帝的过错。虽然如此，祸乱的由来，难道不是元帝隐藏的过错引发的吗？元帝因为成帝沉溺享乐而认为他不能胜任大位，想立山阳王，这是早有见识。慎重更换储君，听到史丹的劝谏而停止，这也是正确的。然而知道成帝不能承担重任，却不选择贤臣来辅佐纠正他，宠爱傅昭仪而在山阳王的问题上迟疑，遭遇重病而心神不定，听到史丹的劝谏，知道寿命将尽，却只有 “善辅” 的空话，没有托孤的遗命，听任聪明的妇人（指元后）和年幼的孩子自己寻求亲信，于是王凤得以进用。
¹元后：指汉元帝皇后王政君（前71—13）。
²王凤：汉元帝皇后王政君同母弟。
³山阳王：指刘康（？—前23），汉元帝刘奭之子，汉成帝刘骜异母弟，母傅昭仪，其子为汉哀帝刘欣。封定陶王，死后谥号恭（或作共）。
⁴史丹：字君仲，鲁国人，后徙居杜陵（今陕西西安）。史高之子。汉元帝时担任驸马都尉、侍中。汉成帝即位后，担任右将军、左将军等职，赐爵关内侯，后又封武阳侯。史丹内心谨慎周密，得信于汉成帝，获赏赐累计达千金。
⁵傅昭仪：汉元帝刘奭的妃嫔，定陶恭王刘康生母，汉哀帝刘欣的祖母。
⁶遘：遭遇。
⁷哲妇：多谋虑的妇人。
此段称汉亡非元帝之过，因他虽弱而寡断，但石显之恶未及百姓，王氏专权始于成帝。然元帝知成帝不堪大任，却未择贤臣辅政，仅听史丹之谏而无托孤遗命，终致王凤掌权，埋下隐患。
成帝之在东宫也，既为元帝之所憎而孤危甚，摇摇于废立之间者将十年。匡衡、史丹亦但以大义规元帝，而非必与成帝为腹心。所窃窃然忧、翕翕然私语而计者，徒王凤耳。元后宠衰，而忧祸之及，所与窃窃然忧、翕翕然私语而计者，亦凤兄弟耳。人情出危险之中而思故时之同患者，未有不深信而厚倚之。故成帝一立，而顾瞻在廷，无有如凤之亲己者，岂复忧他日之攘己乎？呜呼！于是而知叔孙舍之不赏私劳以杀竖牛，卓乎其不可及已。
成帝做太子时，已被元帝憎恶而十分孤立危险，在废立之间摇摆将近十年。匡衡、史丹也只是用大义规劝元帝，未必是成帝的腹心。暗中忧虑、私下商议的，只有王凤罢了。元后宠衰，担心灾祸降临，与之暗中忧虑、私下商议的，也是王凤兄弟。人之常情，从危险中脱离而想起旧时共同患难的人，没有不深信并深切倚重的。所以成帝一即位，环顾朝廷，没有像王凤那样亲近自己的人，怎么还会忧虑他日后会篡夺自己的权力呢？唉！由此可知叔孙舍不奖赏私劳而杀死竖牛，卓越得不可企及。
此段言成帝为太子时遭元帝憎恶，十年间频临被废，唯有王凤与元后私下为其担忧。成帝即位后，因感念共患难之情而深倚王凤，却未虑及他日后会篡权，借叔孙舍不赏私劳杀竖牛事，叹成帝未能如此明智。
天位者，天所位也；人君者，人所归也。为主器¹之长子，膺祖宗之德泽，非窃非夺，天人所不能违；而翕訾²以相保，呴沫³以相怜，私忧过计，贪天功为己力，此其人亦何足任而戴之不忘乎？唐玄宗知张说⁴之奸，怀其潜邸⁵之恩而不能远，以召均、垍之逆⁶；况杨复恭⁷之以家奴而门生天子乎？呜呼！自非攘功擅权之小人，孰敢以大宝⁸之攸归自任为己绩者？赵汝愚⁹不欲行内禅之赏，可法也，而犹存其迹也；丙吉护宣帝于狱而终不自白，故能相天子以成中兴之业。然则汉文却周勃之私言¹⁰，世庙¹¹罢新都¹²之政柄，不得谓之刻覈而寡恩；成帝之碌碌，何足以语此哉！元帝不能顾命史丹，而使凤得以私劳惑庸主，亦其暱爱山阳而愤然不恤之咎与！故曰：隐伏之咎，肇于不测也。
皇位是上天所定的；君主是人民所归向的。作为主持国政的长子，承受祖宗的德泽，不是窃取强夺来的，天人都不能违背；而相互吹捧来保全自己，用唾沫相互怜惜，私下忧虑过度，把上天的功绩据为己有，这样的人怎么值得任用而让人拥戴不忘呢？唐玄宗知道张说的奸邪，却怀念他在藩邸时的恩惠而不能疏远，从而招致张均、张垍的叛逆；更何况杨复恭以家奴的身份而有 “门生天子” 呢？唉！如果不是争功擅权的小人，谁敢把皇位的归属当作自己的功绩呢？赵汝愚不想接受内禅的赏赐，这是可以效法的，但还留有痕迹；丙吉在狱中保护宣帝而始终不自我表白，所以能辅佐天子成就中兴大业。那么汉文帝拒绝周勃的私言，世宗嘉靖帝罢免新都侯的政柄，不能说是苛刻寡恩；成帝的平庸，哪里值得谈论这些呢！元帝不能临终托付史丹，而让王凤能用私劳迷惑平庸的君主，这也是他溺爱山阳王而愤怒不恤的过错吧！所以说：隐藏的过错，引发于不可预测的因素。
¹主器：指主管宗庙祭器的人。古时国君的长子主宗庙祭器。
²翕訾：指小人相互勾结、朋比为奸。
³呴沫：抚慰，救助。
⁴张说：字道济，一字说之，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唐朝政治家、文学家。
⁵潜邸：指太子尚未即位之时。
⁶均、垍之逆：指张说的长子张均、次子张垍在安史之乱时投降安禄山叛军。
⁷杨复恭：字子恪。唐代宦官。唐僖宗时，因参与镇压庞勋起义有功，为枢密使。后随僖宗避黄巢之乱，逃居兴元，代田令孜为左神策中尉。僖宗回长安后加封他为观军容使，封魏国公。后定策立昭宗，专典禁兵，操纵朝政。昭宗大顺二年(891)被迫致仕，后为李茂贞擒杀。
⁸大宝：皇帝之位。
⁹赵汝愚：字子直。南宋宗室名臣、学者，宋太宗赵光义八世孙。
¹⁰汉文却周勃之私言：据《史记》记载，周勃等大臣平定诸吕叛乱后，迎接汉文帝刘恒到长安即位。刘恒行进到达渭桥，太尉周勃进言，要求赐片刻时间秘密禀陈，汉文帝故臣宋昌说：“若太尉所陈的是公事，就请当着众臣的面奏；若所陈的是私事，则王者无私。”周勃于是跪奉天子玉玺。刘恒辞谢说：“请到京都馆舍再议。”其后，文帝于未央宫继承皇位。
¹¹世庙：指明世宗朱厚熜。
¹²新都：指杨廷和(1459—1529)。字介夫，号石斋，四川新都（今四川成都新都区）人。明代改革家。
此段言天位由天定、人君需得人心，成帝因王凤共患难而重用，却不知其贪天功为己力，借多例明不可因私恩任人，元帝未托孤史丹致王凤专权，乃隐伏之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