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帝第三 原文
一
有天下者而有私财，业业然守之以为固，而官天地、府万物之大用，皆若与己不相亲，而任其盈虚。鹿桥、钜臺之愚，后世开刱之英君，皆席以为常，而贻谋不靖，非仅生长深宫、习奄人汙陋者之过也。灭人之国，入其都，彼之帑皆我帑也，则据之以为天子之私。唐克西京，而隋氏之有在唐；宋入周宫，而五代之积在宋；蒙古遁，而大都之藏辇而之于南畿。呜呼！奢者因之以侈其嗜欲，俭者因之以卑其志趣，赫然若上天之宝命、祖宗之世守、在此怀握之金赀而已矣。祸切剥床，而求民不已，以自保其私，垂至其亡而为盗资，夫亦何乐有此哉！
汉王之入秦宫而有心，见不及此。樊哙曰：“将欲为富家翁邪？”英达之君而见不及哙者多矣。范增曰：“此其志不在小。”岂徒一时取天下之雄略乎！以垂训后嗣，而文、景之治，至于尽免天下田租而国不忧贫，数百年君民交裕之略，定于此矣。
天子而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贫必在国；士大夫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败必在家；庶人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后世必饥寒以死。周有大赉，散之唯恐不速，故延及三十世，而亡之日，上无覆宗之惨，民亦无冻馁攘夺之伤。后之王者，闻樊哙富翁之诮，尚知惩乎！
二
韩信数项羽之失曰：“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繇斯言也，信之所以徒任为将而不与闻天下之略，且以不保其终者，胥在是矣。封爵者，因乎天之所予而隆之，非人主所以市天下也。且爵赏亦岂必其足荣哉？荣以其难得而已。人主轻之，天下猎之；人主重之，天下荣之。宋艺祖许曹彬下江南授使相。彬早知不得而安焉，故封爵不侈而彬服。非然，则更始之侯林立，而不救其亡，期于必得之不足歆也。羽不惜屈己以下人，而靳天爵，何遽非道而必亡乎？汉高天下既定之后，侈于封矣，反者数起，武帝夺之而六寓始安。承六王之敝，人思为君，而亟予之土地人民以恣其所欲为，管、蔡之亲不相保，而况他人乎！以天下市天下而己乃为天子，君臣相贸，而期报已速，固不足以一朝居矣。
抑信之为此言也，欲以胁高帝而市之也。故齐地甫定，即请王齐，信之怀来见矣。挟市心以市主，主且窥见其心，货已雠而有余怨。云梦之俘，未央之斩，伏于请王齐之日，而几动于登坛之数语。刀械发于志欲之妄动，未有爽焉者也。信之言曰：“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为人主者可有是心，而臣子且不可有是语。况乎人主之固不可以是心市天下乎！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宋祖之慎，曹彬之明，保泰居盈之道得之矣。奚必践姑许之言而亵天之景命哉！
若夫项羽之所以失者，非吝封爵之故。信之说，不如陈平之言之允也。陈平曰：“项王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故羽非尽不知人，有蔽之者也。琐琐姻亚，踞朊仕，持大权，而士恶得不蔽？虽然，亦有繇尔。羽，以诈兴者也；事怀王而弑之，属宋义而戕之，汉高入关而抑之，田荣之众来附而斩艾掠夺之。积忮害者，以己度人而疑人之忮己。轻残杀者，大怨在侧而怨不可狎。左顾右盻，亦唯是兄弟姻党之足恃为援。则使轻予人以权，己且为怀王，己且为宋义。惴惴慄慄，戈戟交于梦寐，抑恶能不厚疑天下哉？然而其疑无救也。为汉王之腹心者项伯也，其兄弟也；追而迫之刭者吕马童也，其故人也。从之于大败之余者三十余骑，而兄弟姻亚不与焉。怀慝求援，而终以孤立。非刓印不与者惎己而贼之，其亲戚之叛已久矣。
不疚于天，则天无不祐；不媿于人，则人皆可驭。正义以行乎坦道，而居天下之广居；无所偏党，而赏罚可以致慎而无所徇；得失之几，在此而不在彼，明矣。不然，舍亲贤，行诱饵，贱名器，以徇游士贪夫之竞躁，固项羽之所不屑为者也。
三
名义云者，因名以立义，为可繇不可知之民言也。不知义矣，为之名以使之顾而思，抑且欲其顾而思而不但名也，况君子之以立民极而大白于天下者哉！谓董公说高帝为义帝发丧为汉之所以兴者，率天下后世而趋于伪，必此言夫！
忠孝非人所得而劝也。如其劝之，动其不敢不忍之心而已。心生而后有事，事立而后有礼，礼行而后有名。名者，三累之下。天下为之名，而忠孝者不欲自居。高帝无哀义帝之心，天可欺乎？人可愚乎？彭城之败，几死几亡，而缟素之名，不能为之救；则涂饰耳目以故主复雠之名，无当于汉之兴，明矣。
虽然，以此正项籍之罪，使天下耻戴之为君长也则有余。何也？籍者，羋氏之世臣也。援立义帝者，项梁之以令诸侯者也。刘氏世不臣于楚，其屈而君怀王也，项氏制之耳。高帝初无君怀王之心，则可不哀怀王之死。为天下而讨弑君之贼，非人弑己君而有守官之责者也。故发丧之后，高帝亦终不挟此以令天下；而数羽之罪，不嫌以背约不王己于秦为首。则董公之说，亦权用之一时，而高帝亦终不以信诸心。呜呼！貌为君子者，日言心而以名为心，日言义而以名为义，告子恶得不以义为外而欲戕贼之乎？
秦灭国，互相噬而彊者胜耳。若其罪，莫甚于殄周。楚幸不亡于秦，而楚且为秦。非其世臣，非其遗胄，抑何必戴楚以为君。戴楚者，项氏之私义也。汉亦何用引项氏之义以为己义乎！此义不明，但有名而即附诸义焉。李嗣源，夷裔也，名为唐而唐之；李昪，不知其为谁氏之子也，名为唐而又唐之。有名而无义，名为义而义不生于心，论史者之乱义久矣。中国立极之主，祖考世戴之君，明明赫赫在人心而不昧；臣子自有独喻之忱，行其不敢不忍者，而岂但以名哉！
四
毒天下而以自毒者，其唯贪功之人乎！郦生说下齐，齐已受命，而汉东北之虑纾，项羽右臂之援绝矣。黥布盗也，一从汉背楚而终不可叛。况诸田之耿介，可以保其安枕于汉也亡疑。乃韩信一启贪功之心，从蒯彻之说，疾击已降，而郦生烹，历下之军，蹀血盈野，诸田卒以殄其宗。惨矣哉！贪功之念发于隐微，而血已漂卤也。
龙且亦犹是也，军于高密，客说以深壁勿战，令齐王招散民，反汉而归己，汉客兵不容于久留而必溃败，以全三军尊楚势而保齐，岂不贤于浪战以死亡乎？且则曰：“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虽其后胜败不同，而且之心亦信之心也。信以其毒毒齐，而齐民骈死，田氏以亡；且以其毒自毒，而潍水涌流，楚军大覆，田氏不救。举人之宗社人民存亡生死之大，而不满忮人之谿壑，毒螫人而蠭虿亦死。信幸破齐以自请王齐，而未央之诛已伏于此，且亦以其身毙于潍水之上。然则贪功而毒人，亦自雠其项领而速之斮也。悲哉！愚不可瘳已。
李左车下全燕而燕不叛，随何收九江而黥布无疑。善用人者，亦何利有贪功之人，以贼天下而多其衅哉！汉虽有齐而力已疲，楚覆救齐之兵而项王大惧，忮人不黜而能定天下，未之有也。
五
韩信下魏破代而汉王收其兵，与张耳破赵而汉王又夺其兵，何以使信帖然听命而抑不解体以颺去哉？此汉王之所以不可及也。制之者气也，非徒气也，其措置予夺之审有以大服之也。结之者情也，非徒情也，无所偏任，无所听荧，可使信坦然见其心也。吾之所为，无不可使信知之矣。信固知己之终为汉王倚任而不在军之去留也，故其视军之属汉也无以异于己。无疑无怨，何所靳而生其忮惎乎？假使夺信军而授之他人，假使疑信之反而夺共军以防之，项王一印之刓而信叛，三军之重，岂徒一印之予夺乎！
心不可使人知者，以柔用之而败，以刚用之而速亡。有所偏听、怙党而疑人者，不能制之而死于其人，能制之而其人速叛以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十人之同乎武王，武王同之也。
六
汉王甫破项羽，还至定陶，即驰夺韩信军，天下自此宁矣。大敌已平，信且拥彊兵也何为？故无所挟以为名而抗不听命，既夺之后，弗能怨也。如姑缓之，使四方卒有不虞之事，有名可据，信兵不可夺矣。夺之速而安，以奠宗社，以息父老子弟，以敛天地之杀机，而持征伐之权于一王，乃以顺天休命，而人得以生。
且信始不从蒯彻之言与汉为难者，项未亡也。参分天下，鼎足而立，蒯彻狂惑之计耳。昔者韩尝以此持天下之纵横，然吞于秦而不救，其覆轨矣。信反于齐，则张耳扼其西，彭越控其南，鼎足先折而徒为天下蟊贼。信知其不可而拒彻，计之深也。项王灭，汉王倦归于关中，信起而乘之，乃可以得志。彻之说，信岂须臾忘哉？卞庄子小死大毙一举而两得之术，俟时而发，发不旋踵矣。其曰“不忍背汉”者，姑以谢彻耳。削王而侯，国小而无兵，尚欲因陈豨以发难；拥三齐之劲旅，西嚮而虎视，尚谁忌哉？
或曰宋太祖之夺藩镇也类此。而又非也。信者，非石守信、高怀德之俦也。割地而王，据屡胜之兵，非陈桥拥戴之主也。故宋祖惩羹吹齏而自弱，汉高拔本塞源以已乱，迹同而事异。其权不在形迹之閒也。
七
汉王初即皇帝位，未封子弟功臣，而首以长沙王吴芮、闽粤王无诸，此之谓“大略”。二子者，非有功于灭项者也，追原破秦之功而封之。以天下之功为功，而不功其功，此之谓“大公”。楚、汉争于北，而南方无事，久于安则乱易起，立王以镇抚之，此之谓“制治于未乱”。以项羽宰天下不公为罪而讨之，反其道而首录不显之绩，此之谓“不遐遗，得尚于中行”。若此者，内断之心，非留侯所得与，况萧何、陈平之小智乎！量周天下者，事出于人所不虑，若迂远而实协于人心，此之谓“不测”。
八
秦、项已灭，兵罢归家，何其罢归之易而归以即乎安？古者兵皆出于农，无无家者也，罢斯归矣。汉起巴蜀、三秦之卒，用九江、齐、赵之师，不战其地，不扰其人，无閭井之怨，归斯安矣。后世召募失业之民，欲归而无所归，则战争初息而遣归之也难。善师古者，旁通而善用之。则汉抑有“民相聚山泽不书名数者，复其故爵田宅，教训而优恤之”之诏，是可为后世师者也。无所侵伤于民，而禁其仇杀；非有官爵田里，而为之授以隙地；宽假以徭役，而命为稍食之胥卒。以此散有余之卒，熟计而安存之，奚患亡术哉？高帝甫一天下，而早为之所。国不糜，农不困，兵有所归。下令于流水之源，而条委就理，不谓之有“大略”也得乎！
九
以大义服天下者，以诚而已矣，未闻其以术也；奉义为术而义始贼。义者，心之制也，非天下之名也。心所勿安而忍为之，以标其名，天下乃以义为拂人之心而不和顺于理。夫高帝当窘迫之时，岂果以丁公为可杀而必杀之哉？当诛丁公之日，又岂果能忘丁公之免己而不以为德哉？欲惩人臣之叛其主，而先叛其生我之恩，且嚣然曰是天下之公义也。则借义以为利，而吾心之恻隐亡矣。
夫义，有天下之大义焉，有吾心之精义焉。精者，纯用其天良之喜怒恩怨以为德威刑赏，而不杂以利者也。使天下知为臣不忠者之必诛而畏即于刑，乃使吾心违其恩怨之本怀，矫焉自诬以收其利。然则义为贼仁之斧而利之囮也乎？故赦季布而用之，善矣，足以劝臣子之忠矣。若丁公者，废而勿用可也；斩之，则导天下以忘恩矣。恩可忘也，苟非刑戮以随其后，则君父罔极之恩，孰不可忘也？呜呼！此三代以下，以义为名为利而悖其天良之大慝也。
一○
留侯欲从赤松子游，司马温公曰：“明哲保身，子房有焉。”未足以尽子房也。子房之言曰：“家世相韩，为韩报雠。”身方事汉，而暴白其终始为韩之心，无疑于高帝之妒。其忘身以伸志也，光明磊落，坦然直剖心臆于雄猜天子之前。且曰：“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视汉之爵禄为鸿毛，而非其所志。忠臣孝子青天皎日之心，不知有荣辱，不知有利害，岂尝逆亿信之必夷、越之必醢，而厪以全身哉！抑惟其然，而高帝固已喻其志之贞而心之洁矣，是以举太子以托之，而始终不忮。
呜呼！惟其诚也，是以履虎尾而不疚。即不幸而见疑，有死而已矣，弗能内怀忠而外姑为佞也。曹操之惎毒也，徐庶怀先主之知，终始不与谋议，而操无能害，况高帝之可以理感者乎！若夫未忘故主，而匿情委曲以避患，谢灵运之所以身死而名辱。“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孰听之哉？
一一
中国夷狄之祸，自冒顿始。冒顿之阑入句注、保太原，自韩王信之叛降始。信失韩之故封而徙于太原，其欲甘心于汉久矣。请都马邑，近塞而易与胡通；数使之胡求和，阳为汉和而阴自为降地；畜不逞以假手于冒顿，不待往降之日，而早知其志在胡矣。
非韩信则冒顿不逞，非石敬瑭则邪律氏不横，求如郭子仪与吐蕃、回纥有香火缘而无贰心者，今古无两人。然则以狡焉不逞之彊帅置之边徼，未有不决隄焚林以残刘内地者也。饥鹰猘犬，不畜之樊圈，而轶之颺飞奰走之地，冀免祸于目前，而首祸于千古。甚哉高帝之偷也！
一二
鲁两生责叔孙通兴礼乐于死者未葬、伤者未起之时，非也。将以为休息生养而后兴礼乐焉，则抑管子“衣食足而后礼义兴”之邪说也。子曰：“自古皆有死，氏无信不立。”信者，礼之干也；礼者，信之资也。有一日之生，立一日之国，唯此大礼之序、大乐之和、不容息而已。死者何以必葬？伤者何以必恤？此敬爱之心不容昧焉耳。敬焉而序有必顺，爱焉而和有必浃，动之于无形声之微，而发起其庄肃乐易之情，则民知非苟于得生者之可以生，苟于得利者之可以利，相恤相亲，不相背弃，而后生养以遂。故晏子曰：“唯礼可以已乱。”然则立国之始，所以顺民之气而劝之休养者，非礼乐何以哉？譬之树然，生养休息者，枝叶之荣也；有序而和者，根本之润也。今使种树者曰待枝叶之荣而后培其本根。岂有能荣枝叶之一日哉？故武王克殷，驾甫脱而息贯革之射，修禋祀之典，成象武之乐。受命已未，制作未备，而周公成其德，不曰我姑且休息之而以待百年也。
秦之苛严，汉初之简略，相激相反，而天下且成乎鄙倍。举其大纲，以风起于崩坏之余，亦何遽不可？而非直无不可也；非是，则生人之心、生人之理、日颓靡而之于泯亡矣。唯叔孙通之事十主而面谀者，未可语此耳。则苟且以背于礼乐之大原，遂终古而不与于三王之盛。使两生者出，而以先王安上治民、移风易俗之精意，举大纲以与高帝相更始，如其不用而后退，未晚也。乃必期以百年，而听目前之灭裂。将百年以内，人心不靖，风化未起，汲汲于生养死葬之图；则德色父而谇语姑，亦谁与震动容与其天良，而使无背死不葬、捐伤不恤也哉？
卫辄之立，乱已极矣。子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务本教也。汉初乱虽始定，高帝非辄比也。辄可兴而谓高帝不可，两生者，非圣人之徒与？何其与孔子之言相剌谬也！于是而两生之所谓礼乐者可知矣，谓其文也，非其实也。大序至和之实，不可一日绝于天壤。而天地之产，中和之应，以瑞相祐答者，则有待以备乎文章声容之盛。未之逮耳。然草创者不爽其大纲，而后起者可藉，又奚必人之嫺于习而物之给于用邪！故两生者，非不知权也，不知本也。
一三
萧何曰：“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示威。”其言鄙矣，而亦未尝非人情也。游士之屦，集于公卿之门，非必其能贵之也；蔬果之馈，集于千金之室，非必其能富之也。释、老之宫，饰金碧而奏笙钟，媚者匍伏以请命，非必服膺于其教也，庄丽动之耳。愚愚民以其荣观，心折魂荧而熒其异志，抑何为而不然哉！特古帝王用之之怀异耳。
古之帝王，昭德威以柔天下，亦既灼见民情之所自戢，而纳之于信顺已。奏九成于圜丘，因以使之知天；崇宗庙于七世，因以使之知孝；建两观以县法，因以使之知治；营灵台以候气，因以使之知时；立两阶于九级，因以使之知让。即其歆动之心，迪之于至德之域，视之有以燿其目，听之有以盈其耳，登之、降之、进之、退之、有以诒其安。然后人知大美之集，集于仁义礼乐之中，退而有以自惬。非权以诱天下也；至德之荣观，本有如是之洋溢也。贤者得其精意，愚不肖者矜其声容，壮丽之威至矣哉！而特不如何者徒以宫室相夸而已。
不责何之弗修禮乐以崇德威，而责其弗俭。徒以俭也，俭于欲亦俭于德。萧道成之鄙吝，遂可与大禹并称乎？
一四
国无贵人，民不足以兴；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任子贵于国，而国愈偷；贾人富于国，而国愈贫。任子不能使之弗贵，而制其贵之擅；贾人不能使之弗富，而夺其富之骄。高帝初定天下，禁贾人衣锦绮、操兵、乘马，可谓知政本矣。
呜呼！贾人者，暴君汙吏所亟进而宠之者也。暴君非贾人无以供其声色之玩，汙吏非贾人无以供其不急之求，假之以颜色而听其煇煌，复何忌哉！贾人之富也，贫人以自富者也。牟利易则用财也轻，志小而不知裁，智昏而不恤其安，欺贫懦以矜夸，而国安得不贫、民安得而不靡？高帝生长民间而习其利害，重挫之而民气苏。然且至孝文之世，后服帝饰如贾生所讥，则抑末崇本之未易言久矣。
一五
娄敬之小智足以动人主，而其祸天下也烈矣！迁六国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以为彊本而弱末，似也。遣女嫁匈奴，生子必为太子，谕以礼节，无敢抗礼，而渐以称臣，以为用夏而变夷，似也。眩于一时之利害者，无不动也。乃姑弗与言违生民之性，就其说以折之，敬之说恶足以逞哉！
富豪大族之所以彊者，因其地也。诸田非勃海鱼、盐之利，不足以彊；屈、昭、景非云梦泽薮之资，不足以彊；世家非姻亚之盛、朋友之合、小民之相比而相属，不足以彊。弃其田里，违其宗党，夺其所便，拂其所习，羁旅寓食于关中土著之间，不十年而生事已落，气燄沮丧。曹子桓云：“客子常畏人。”谅矣哉！畏人者尚能自彊以为国彊邪？固不如休息余民而生聚之也。故贫民尚可徙也，舍其瘠土而移其窳俗，可使疆也。豪杰大族，摧折凋残而日以衰。聚失业怨咨之民于辇毂之下，弱则靡而悍则怼，岂有幸乎？而当时之为虐甚矣。
匈奴之有余者，猛悍也；其不足者，智巧也。非但其天性然，其习然也。性受于所生之气，习成于幼弱之时。天子以女配夷，臣民狃而不以为辱，夷且往来于内地，而内地之女子妇于胡者多矣。胡雏杂母之气，而狎其言语，駤戾如其父，慧巧如其母，益其所不足以佐其所有余。故刘渊、石勒、高欢、宇文黑獭之流，其狡猾乃淩操、懿而驾其上。则礼节者，徒以长其文奸之具，因以屈中国而臣之也有余，而遑臣中国哉！
凡斯二者，皆敬之邪佞，以此破之，将孰置喙？而徙民之不仁，和亲之无耻，又不待辨而折者也。
一六
陈豨之反，常山郡亡其二十城，周昌请诛其守尉，高帝曰：“是力不足，亡罪。”守尉视属城之亡而不效其死力，昌之请诛，正也。虽然，有辨。寇自内发，激之以反，反而不觉，觉而匿不以闻，不为之备，不亟求援，则其诛勿赦也无疑。寇自外发，非其所激，非所及觉，觉而兵已压境，备而不给，待援不至，其宥也无疑。故立法者，无一成之法，而斟酌以尽理，斯不损于国而无憾于人。陈豨之反，非常山之所能制而能早觉者也。故周昌之按法，不如高帝之原情。虽然，止于勿诛而已矣，其人不可复用也。所谓“近死之心不可复阳也”。
一七
叔孙通之谏易太子也，曰：“臣愿伏诛以颈血汙地。”烈矣哉！夫抑有以使之然者：高帝之明，可以理喻也；吕后之权足恃也；留侯、四皓之属为之羽翼，而诡随者惮高帝而不敢竞也。通知必不死，即死而犹有功，何惮而不争？呜呼！以面谀事十余主之通，而犯颜骨骾也可使如此。上有明君，下有贤士大夫，佞者可忠，柔者可彊，天下岂患无人材哉！匪上知与下愚，未有不待奖而成者也。
一
一
有天下者而有私财，业业然守之以为固，而官¹天地、府²万物之大用³，皆若与己不相亲，而任其盈虚。鹿桥、钜臺之愚，后世开刱之英君，皆席以为常，而贻谋⁵不靖，非仅生长深宫、习⁶奄人⁷汙陋者之过也。灭人之国，入其都，彼之帑⁸皆我帑也，则据之以为天子之私。唐克西京⁹，而隋氏之有在唐；宋入周宫，而五代之积在宋；蒙古遁，而大都¹⁰之藏辇¹¹而之于南畿¹²。呜呼！奢者因之以侈其嗜欲，俭者因之以卑其志趣，赫然若上天之宝命、祖宗之世守、在此怀握之金赀¹³而已矣。祸切剥床¹⁴，而求民不已，以自保其私，垂至其亡而为盗资，夫亦何乐有此哉！
拥有天下的君主却拥有私人财富，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它，认为这样就能巩固统治，而对于管理天地、储藏万物的重大作用，都好像与自己不相关，任凭其盈亏。像鹿桥、钜台那样的愚蠢做法，后世开创基业的英明君主，都沿袭成了惯例，而遗留下来的谋略却不安定，这不仅仅是生长在深宫中、习惯了宦官污浊陋习的君主的过错。灭亡别人的国家，进入它的都城，对方的国库就都成了我的国库，于是就把这些财物据为天子的私有财产。唐朝攻克西京，隋朝的财富就归了唐朝；宋朝进入后周的宫廷，五代积累的财富就归了宋朝；蒙古人逃走后，大都的宝藏被用车运到了南京。唉！奢侈的君主凭借这些来放纵自己的嗜好欲望，节俭的君主凭借这些来降低自己的志向情趣，显赫地好像上天的宝贵命令、祖宗世代相守的基业，就在于这些手中握着的金钱而已。灾祸已经迫近，却还不停地向百姓索取，来保全自己的私有财产，直到国家灭亡，这些财富反而成了盗贼的资源，这样做又有什么好处呢！
作者批判统治者将天下财富据为私有，以唐、宋等为例，指出此风导致君主志趣卑下，只顾聚财自保，终致灭亡，财富反成盗资，揭示私财之害与治国之道。
汉王之入秦宫而有心，见不及此。樊哙曰：“将欲为富家翁邪？”英达之君而见不及哙者多矣。范增曰：“此其志不在小。”岂徒一时取天下之雄略乎！以垂训后嗣，而文、景之治，至于尽免天下田租而国不忧贫，数百年君民交裕之略，定于此矣。
汉王刘邦进入秦宫时就有野心，只是没有看到这一点。樊哙说：“您难道想做个富家翁吗？” 英明通达的君主见识比不上樊哙的太多了。范增说：“这个人的志向不小。” 难道仅仅是一时夺取天下的雄才大略吗！以此来垂范后世，而文景之治时，甚至免除了天下的田租，国家却不担心贫穷，数百年君主与百姓都富裕的策略，就在此确定了。
天子而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贫必在国；士大夫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败必在家；庶人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后世必饥寒以死。周有大赉¹，散之唯恐不速，故延及三十世，而亡之日，上无覆宗之惨，民亦无冻馁²攘³夺之伤。后之王者，闻樊哙富翁之诮⁴，尚知惩⁵乎！
天子如果斤斤计较地把积聚的财富留给子孙，那么国家一定会贫困；士大夫如果斤斤计较地把积聚的财富留给子孙，那么家族一定会衰败；百姓如果斤斤计较地把积聚的财富留给子孙，那么后代一定会因饥寒而死。周朝有大规模的赏赐，分散财富唯恐不快，所以延续了三十代，到灭亡的时候，在上没有宗族覆灭的惨状，在下百姓也没有受冻挨饿、争夺抢掠的伤害。后世的君主，听到樊哙对富家翁的讥讽，还知道引以为戒吗！
二
二
韩信¹数项羽之失曰：“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²，忍不能予。”繇斯言也，信之所以徒任为将而不与闻天下之略，且以不保其终者，胥³在是矣。封爵者，因乎天之所予而隆之，非人主所以市天下也。且爵赏亦岂必其足荣哉？荣以其难得而已。人主轻之，天下猎之；人主重之，天下荣之。宋艺祖许曹彬下江南授使相。彬早知不得而安焉，故封爵不侈而彬服。非然，则更始之侯林立⁴，而不救其亡，期于必得之不足歆也。羽不惜屈己以下人，而靳⁵天爵，何遽⁶非道而必亡乎？汉高天下既定之后，侈于封矣，反者数起，武帝夺之而六寓始安。承六王之敝，人思为君，而亟予之土地人民以恣其所欲为，管、蔡之亲不相保⁸，而况他人乎！以天下市天下而己乃为天子，君臣相贸，而期报已速，固不足以一朝居矣。
韩信列举项羽的过失说：“有功劳应当封赏爵位的人，项羽把印信磨损了，却舍不得给予。”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韩信之所以只能担任将领而不能参与天下谋略，并且不能保全自身的原因，都在这里了。封赏爵位，是顺应上天的赐予而尊崇它，不是君主用来收买天下的手段。况且爵位赏赐难道一定值得荣耀吗？荣耀在于它难以得到罢了。君主轻视爵位，天下人就会追求它；君主重视爵位，天下人就会以它为荣耀。宋太祖答应曹彬攻克江南后授予他使相的职位，曹彬早就知道自己得不到却安然处之，所以封爵不滥而曹彬心服。如果不是这样，像更始帝那样诸侯林立，却不能挽救他的灭亡，期望一定得到爵位就不足以使人动心了。项羽不吝惜委屈自己去对待别人，却吝惜爵位，怎么就一定是不合道义而必然灭亡呢？汉高祖统一天下之后，封赏过于优厚，反叛的人多次出现，汉武帝削夺了他们的爵位，天下才开始安定。承接六国的弊端，人人都想做君主，却急于给予他们土地和百姓，让他们为所欲为，像管叔、蔡叔这样的亲属都不能自保，何况其他人呢！用天下来收买天下，自己才能做天子，君臣互相交易，而期望回报太快，本来就不能长久在位。
此段借韩信评项羽吝于封爵，指出封爵乃顺天而隆，非君主收买天下之手段。以宋太祖与曹彬、更始帝、汉高帝等为例，论析封爵 “难得则荣” 之理，点明君臣若以爵赏相贸，必致政权不固，揭示治国需重天道而非私术的深意。
抑信之为此言也，欲以胁高帝而市之也。故齐地甫定，即请王齐，信之怀来见矣。挟市心以市主，主且窥见其心，货已雠¹而有余怨。云梦²之俘，未央³之斩，伏于请王齐之日，而几⁴动于登坛之数语。刀械发于志欲之妄动，未有爽焉者也。信之言曰：“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为人主者可有是心，而臣子且不可有是语。况乎人主之固不可以是心市天下乎！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宋祖之慎，曹彬之明，保泰居盈⁵之道得之矣。奚必践姑许之言而亵天之景命⁶哉！
不过韩信说这句话，是想以此胁迫汉高祖来收买自己。所以齐地刚刚平定，他就请求封为齐王，韩信的心思就显现出来了。怀着交易的心来和君主做交易，君主就会看透他的心思，交易完成后还会留下怨恨。云梦泽的被俘，未央宫的斩杀，祸根在请求封齐王的时候就埋下了，而在登坛拜将时的几句话就已经有了苗头。灾祸发生于欲望的妄动，从来没有差错。韩信说：“把天下的城邑封赏给功臣，有谁会不服呢？” 做君主的可以有这样的想法，但臣子却不可以说这样的话。何况君主本来就不可以用这种心思来收买天下呢！说话不一定守信，做事不一定果断。宋太祖的谨慎，曹彬的明智，掌握了保持太平、身处富贵的方法。何必一定要践行姑且许诺的话而亵渎上天的大命呢！
此段指出韩信评项羽时已露 “市恩” 之心，其请封齐王更显要挟之态，此心为日后被杀埋下伏笔。作者借此强调君臣之道非利益交换，以宋太祖与曹彬为例，说明治国需拒 “市恩” 之念，守慎明之道，方得长久。
若夫项羽之所以失者，非吝封爵之故。信之说，不如陈平之言之允也。陈平曰：“项王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故羽非尽不知人，有蔽之者也。琐琐²姻亚³，踞朊仕，持大权，而士恶得不蔽？虽然，亦有繇尔。羽，以诈兴者也；事怀王而弑之，属宋义而戕⁵之，汉高入关而抑之，田荣之众来附而斩艾掠夺之。积忮⁷害者，以己度人而疑人之忮己。轻残杀者，大怨在侧而怨不可狎。左顾右盻⁸，亦唯是兄弟姻党之足恃为援。则使轻予人以权，己且为怀王，己且为宋义。惴惴慄慄，戈戟交于梦寐，抑恶能不厚疑天下哉？然而其疑无救也。为汉王之腹心者项伯也，其兄弟也；追而迫之刭者吕马童也，其故人也。从之于大败之余者三十余骑，而兄弟姻亚不与焉。怀慝⁹求援，而终以孤立。非刓印不与者惎¹⁰己而贼之，其亲戚之叛已久矣。
至于项羽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吝惜封爵的缘故。韩信的说法，不如陈平的话恰当。陈平说：“项王所信任喜爱的人，不是项氏宗族，就是妻子的兄弟，即使有奇才也不能任用。” 所以项羽不是完全不识人，而是有蒙蔽他的人。琐碎的姻亲，占据显赫的职位，掌握大权，士人怎么能不被埋没呢？虽然如此，也是有原因的。项羽是凭借狡诈兴起的；侍奉楚怀王却杀了他，托付宋义却杀了他，汉高祖入关却压制他，田荣的部众来归附却加以杀戮掠夺。积累怨恨的人，会以己度人而怀疑别人怨恨自己。轻易杀戮的人，身边有很大的怨恨却不懂得亲近。左顾右盼，也只把兄弟姻亲当作可以依靠的援助。那么如果轻易给别人权力，自己就会成为楚怀王，自己就会成为宋义。提心吊胆，梦中都有戈戟相交，怎么能不深深地怀疑天下人呢？然而他的怀疑也无法挽救。做汉王心腹的项伯，是他的兄弟；追击逼迫他自刎的吕马童，是他的旧友。跟随他在大败之后的三十多名骑兵，兄弟姻亲却不在其中。心怀恶念寻求援助，最终只能孤立无援。不是因为吝惜印信不给予而使人忌恨自己、伤害自己，而是他的亲戚早就背叛了他。
项羽失败主因非吝封爵，而是任人唯亲，仅用项氏姻亲致奇士不用。其欺诈起家，弑怀王、害宋义等恶行，使其猜忌深重，唯信亲戚。然项伯通敌、吕马童背叛，亲戚亦叛，终致孤立无援。可见项羽败于多疑苛政与亲族离心，非仅爵赏之失。
不疚于天，则天无不祐；不媿于人，则人皆可驭。正义以行乎坦道，而居天下之广居¹；无所偏党，而赏罚可以致慎而无所徇；得失之几，在此而不在彼，明矣。不然，舍亲贤，行诱饵，贱名器²，以徇游士贪夫之竞躁，固项羽之所不屑为者也。
对上天不感到愧疚，那么上天就没有不保佑的；对别人不感到惭愧，那么别人都可以驾驭。坚守正义走在平坦的大道上，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居所里；没有偏私结党，那么赏罚就可以谨慎而没有徇私；得失的关键，在这里而不在别处，这是很清楚的。不然的话，舍弃亲人和贤人，施行诱饵，轻视名位官职，来迎合游士和贪婪之人的急躁，这本来就是项羽所不屑于做的。
作者阐明处世治国之道：问心无愧则天地佑、众人服，行正义走坦途，不偏私结党，赏罚审慎无徇。以项羽不屑用诱饵收买人为反例，凸显治国需凭道义而非权术，强调正义、公心乃立足之本。
三
三
名义云者，因名以立义，为可繇不可知¹之民言也。不知义矣，为之名以使之顾而思，抑且欲其顾而思而不但名也，况君子之以立民极而大白于天下者哉！谓董公说高帝为义帝发丧为汉之所以兴者，率天下后世而趋于伪，必此言夫！
所谓名义，是依据名称来确立道义，是为了给可以遵循却不能理解的百姓说的。百姓不懂得道义，给他们名称让他们看到后思考，而且希望他们看到后思考而不只是停留在名称上，何况君子是用它来确立民众的准则而向天下彰显的呢！说董公劝说汉高祖为义帝发丧是汉朝兴起的原因，这大概是带领天下后世走向虚伪的言论吧！
此段指出 “名义” 需以 “义” 为根基，非仅空名。作者批判 “为义帝发丧助汉兴” 的说法，认为此论会诱导后世流于虚伪。强调君子立世应本于真实道义，而非借名义作秀，揭示重实质轻虚名的处世哲学。
忠孝非人所得而劝也。如其劝之，动其不敢不忍之心而已。心生而后有事，事立而后有礼，礼行而后有名。名者，三累之下。天下为之名，而忠孝者不欲自居。高帝无哀义帝之心，天可欺乎？人可愚乎？彭城之败¹，几死几亡，而缟素²之名，不能为之救；则涂饰耳目以故主复雠³之名，无当于汉之兴，明矣。
忠孝不是靠别人来劝勉的。如果要劝勉，只能触动他们不敢不忍的心思罢了。心思产生后才有行动，行动确立后才有礼仪，礼仪施行后才有名称。名称，是三种积累中最下等的。天下人追求名称，而忠孝的人不想自居其名。汉高祖没有哀悼义帝的心思，上天可以欺骗吗？人可以愚弄吗？彭城战败时，汉高祖几乎战死逃亡，而穿着丧服的名义，不能挽救他；那么用为旧主复仇的名义来掩饰耳目，对于汉朝的兴起没有帮助，这是很清楚的。
作者指出忠孝源于内心自觉，非靠虚名劝诱。刘邦为义帝发丧无真心，不过涂饰耳目。彭城之败证明虚名无用，所谓 “为义帝复仇” 对汉兴无实质帮助，借此批判重名轻实的虚伪，强调行事应本于真诚，而非借名义作秀。
虽然，以此正项籍之罪，使天下耻戴之为君长也则有余。何也？籍者，羋氏¹之世臣也。援立义帝者，项梁之以令诸侯者也。刘氏世不臣于楚，其屈而君怀王也，项氏制之耳。高帝初无君怀王之心，则可不哀怀王之死。为天下而讨弑君之贼，非人弑己君而有守官之责者也。故发丧之后，高帝亦终不挟此以令天下；而数羽之罪，不嫌以背约不王己于秦为首²。则董公之说，亦权用之一时，而高帝亦终不以信诸心。呜呼！貌为君子者，日言心而以名为心，日言义而以名为义，告子³恶得不以义为外而欲戕贼之乎？
虽然如此，用这来追究项籍的罪过，使天下人耻于拥戴他做君主却足够了。为什么呢？项籍是芈氏的世袭臣子。拥立义帝，是项梁用来号令诸侯的手段。刘氏世代不臣服于楚国，他们屈服而尊奉怀王，是项氏控制的罢了。汉高祖本来就没有尊奉怀王的心思，就可以不哀悼怀王的死。为天下人而讨伐弑君的贼子，不是别人杀了自己的君主而有守官的责任。所以发丧之后，汉高祖也始终没有凭借这来号令天下；而列举项羽的罪过，不嫌弃把项羽违背约定不在秦地封自己为王作为首要罪状。那么董公的建议，也只是暂时权宜使用，而汉高祖也始终没有在心里相信它。唉！表面上是君子的人，天天说心却把名称当作心，天天说义却把名称当作义，告子怎么能不把义看作外在的东西而想要伤害它呢？
此段指出项羽身为楚臣弑义帝有罪，而刘邦本非楚臣，为义帝发丧乃权术。刘邦讨羽首罪是背约不封己，可见发丧只是一时之计。作者借此批判 “以名为义” 的虚伪，强调行事应本于真心而非徒具名义，揭示政治权术与道义实质的区别。
秦灭国，互相噬而彊者胜耳。若其罪，莫甚于殄周。楚幸不亡于秦，而楚且为秦。非其世臣，非其遗胄，抑何必戴楚以为君。戴楚者，项氏之私义也。汉亦何用引项氏之义以为己义乎！此义不明，但有名而即附诸义焉。李嗣源¹，夷裔也，名为唐而唐之；李昪²，不知其为谁氏之子也，名为唐而又唐之。有名而无义，名为义而义不生于心，论史者之乱义久矣。中国立极之主，祖考世戴之君，明明赫赫在人心而不昧；臣子自有独喻之忱³，行其不敢不忍者，而岂但以名哉！
秦国灭亡各国，互相吞并而强大的胜利罢了。如果说它的罪过，没有比灭亡周朝更大的了。楚国侥幸没有被秦国灭亡，而楚国将要成为秦国。不是楚国的世袭臣子，不是楚国的后裔，又何必拥戴楚国的君主呢？拥戴楚国，是项氏的私人道义。汉朝又何必引用项氏的道义作为自己的道义呢！这种道义不明确，只要有名称就附着在道义上。李嗣源是夷狄的后裔，称为唐就把他当作唐；李昪不知道是谁的儿子，称为唐就又把他当作唐。有名称而没有道义，称为义而道义不在心中产生，论史的人混乱道义已经很久了。中原确立准则的君主，是祖宗世代拥戴的君主，在人心之中明明赫赫而不模糊；臣子自有独自明白的忠诚，践行自己不敢不忍的行为，难道只是凭借名称吗！
此段指出秦灭六国罪在灭周，楚若存或亦如秦。刘邦非楚臣，尊楚乃项氏私义，汉不应附会。以李嗣源、李昪为例，批判有名无义，强调义发自内心。论史当辨名实，臣子行忠孝本于真心，非徒虚名，揭示重实质轻形式的道理。
四
四
毒天下而以自毒者，其唯贪功之人乎！郦生说下齐¹，齐已受命，而汉东北之虑纾，项羽右臂之援绝矣。黥布盗也，一从汉背楚而终不可叛。况诸田³之耿介，可以保其安枕于汉也亡疑。乃韩信一启贪功之心，从蒯彻⁴之说，疾击已降，而郦生烹，历下⁵之军，蹀血⁶盈野，诸田卒以殄其宗。惨矣哉！贪功之念发于隐微，而血已漂卤⁷也。
危害天下而又危害自己的，大概只有贪功的人吧！郦生劝说齐国投降，齐国已经接受命令，而汉朝东北的忧虑解除了，项羽右臂的援助断绝了。黥布是强盗，一旦跟随汉朝背叛楚国就始终没有反叛。何况田氏各家族忠诚正直，可以保证他们在汉朝安稳地生活是没有疑问的。可是韩信一旦产生贪功的心思，听从蒯彻的建议，迅速攻击已经投降的齐国，导致郦生被烹杀，历下的军队，血流遍野，田氏最终宗族灭绝。悲惨啊！贪功的念头在隐蔽细微处产生，而鲜血已经漂流了。
此段批判贪功之害，以韩信为例。郦生已说降齐国，韩信却听蒯彻之言攻齐，致郦生被烹、历下血染、田氏灭宗。可见贪功之念虽微，却酿惨祸，警示行事不可贪功冒进，应重大局，勿因私念致生灵涂炭。
龙且¹亦犹是也，军于高密²，客说以深壁勿战，令齐王招散民，反汉而归己，汉客兵不容于久留而必溃败，以全三军尊楚势而保齐，岂不贤于浪战以死亡乎？且则曰：“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虽其后胜败不同，而且之心亦信之心也。信以其毒毒齐，而齐民骈死³，田氏以亡；且以其毒自毒，而潍水⁴涌流，楚军大覆，田氏不救。举人之宗社人民存亡生死之大，而不满忮人之谿壑，毒螫⁶人而蠭虿亦死。信幸破齐以自请王齐，而未央之诛已伏于此，且亦以其身毙于潍水之上。然则贪功而毒人，亦自雠其项领而速之斮⁸也。悲哉！愚不可瘳⁹已。
龙且也是这样，军队驻扎在高密，门客劝说他深沟高垒不要作战，让齐王招集逃散的百姓，背叛汉朝而归附自己，汉朝的客兵不能久留必然溃败，这样来保全三军、尊崇楚国的势力而保全齐国，难道不比轻率作战而死亡更好吗？龙且却说：“救援齐国，不作战就使它投降，我有什么功劳？” 虽然后来胜败不同，但龙且的心思也是韩信的心思。韩信用他的狠毒危害齐国，而齐国百姓并列而死，田氏因此灭亡；龙且用他的狠毒危害自己，而潍水汹涌，楚军大败，田氏无法救援。把别人的国家和百姓的存亡生死这样的大事，用来满足嫉妒之人的欲望，毒害别人而自己也像蜂虿一样死亡。韩信侥幸攻破齐国而请求封为齐王，而未央宫的诛杀已经埋伏在这里了，龙且也在潍水之上丧命。那么贪功而危害别人，也是自己残害自己的脖子而加速砍杀。可悲啊！愚蠢到无法治愈。
此段以龙且拒纳 “深壁勿战” 之策为例，揭示贪功之害。龙且因贪功冒进，致潍水惨败；此与韩信贪功击齐、害死郦生如出一辙。作者借此警示：贪功者视家国存亡为私利筹码，终致害人害己，韩信被诛、龙且战死即因私念速祸，可悲可鉴。
李左车下全燕而燕不叛¹，随何收九江而黥布无疑²。善用人者，亦何利有贪功之人，以贼天下而多其衅³哉！汉虽有齐而力已疲，楚覆救齐之兵而项王大惧，忮人不黜而能定天下，未之有也。
李左车招降整个燕国而燕国不反叛，随何收服九江而黥布没有疑虑。善于用人的人，又怎么会需要贪功的人来危害天下而增加事端呢！汉朝虽然占有了齐国但力量已经疲惫，楚国覆灭了救援齐国的军队而项王非常恐惧，不黜退嫉妒的人而能平定天下，是没有过的。
五
五
韩信下魏破代而汉王收其兵，与张耳破赵而汉王又夺其兵，何以使信帖然听命而抑不解体²以颺去哉？此汉王之所以不可及也。制之者气也，非徒气也，其措置予夺之审有以大服之也。结之者情也，非徒情也，无所偏任，无所听荧⁴，可使信坦然见其心也。吾之所为，无不可使信知之矣。信固知己之终为汉王倚任而不在军之去留也，故其视军之属汉也无以异于己。无疑无怨，何所靳而生其忮惎⁵乎？假使夺信军而授之他人，假使疑信之反而夺共军以防之，项王一印之刓而信叛，三军之重，岂徒一印之予夺乎！
韩信攻下魏国、打败代国后，汉王收回了他的军队，与张耳打败赵国后，汉王又夺走了他的军队，为什么能让韩信顺从地听从命令而不离心离德地离去呢？这就是汉王的过人之处。控制他的是气势，不仅仅是气势，他处理事情、给予和剥夺的审慎有足以使韩信心服的地方。结交他的是情谊，不仅仅是情谊，没有偏心任用，没有被迷惑，可以让韩信坦然了解他的心思。我所做的，没有不可以让韩信知道的。韩信本来就知道自己最终会被汉王倚重任用，而不在于军队的去留，所以他看待军队归属汉王和归属自己没有区别。没有怀疑没有怨恨，怎么会吝惜而产生嫉妒呢？假使夺走韩信的军队交给别人，假使怀疑韩信反叛而夺走他的军队来防备他，项羽有一个磨损的印信而韩信就反叛了，三军的重任，难道只是一个印信的给予和剥夺吗！
此段分析汉王能多次收夺韩信兵权而韩信不叛的原因，指出汉王靠气度与妥善处置让韩信信服，不偏听偏信，让韩信明白自己始终被倚重，故韩信对兵权归属不以为意。若换作他人或猜忌韩信，必致其叛，凸显汉王用人的高明。
心不可使人知者，以柔用之而败，以刚用之而速亡。有所偏听、怙¹党而疑人者，不能制之而死于其人，能制之而其人速叛以去。武王²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³。”十人之同乎武王，武王同之也。
心思不可以让别人知道的君主，用柔和的手段会失败，用强硬的手段会加速灭亡。有所偏听、袒护朋党而怀疑别人的君主，不能控制别人就会被别人杀死，能控制别人而别人就会迅速反叛离去。武王说：“我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 十个人与武王同心，是武王与他们同心。
此段强调君主治人需坦诚待人，心术不可隐秘。偏听结党、猜忌他人，轻则遭反噬，重则致臣叛。以周武王有 “乱臣十人” 同心为例，说明君臣同德源于君主以诚相待，揭示治国需心术光明、待人以信，方能上下一心。
六
六
汉王甫破项羽，还至定陶¹，即驰夺韩信军，天下自此宁矣。大敌已平，信且拥彊兵也何为？故无所挟以为名而抗不听命，既夺之后，弗能怨也。如姑缓之，使四方卒有不虞之事，有名可据，信兵不可夺矣。夺之速而安，以奠宗社，以息父老子弟，以敛天地之杀机，而持征伐之权于一王，乃以顺天休命²，而人得以生。
汉王刚刚打败项羽，回到定陶，就立刻夺走韩信的军队，天下从此安宁了。大敌已经平定，韩信还拥有强大的军队要做什么呢？所以他没有什么可以凭借的名义来抗拒不听命令，被夺走军队之后，也不能怨恨。如果姑且延缓夺军，假使四方突然有意外的事情，韩信有了可以凭借的名义，他的军队就无法夺走了。迅速夺军而天下安定，以此来奠定国家根基，以此来让百姓休养生息，以此来收敛天地间的杀机，而把征伐的权力掌握在一个君主手中，这才是顺应上天的美好命令，而百姓得以生存。
且信始不从蒯彻之言与汉为难者，项未亡也。参分天下，鼎足而立，蒯彻狂惑之计耳。昔者韩¹尝以此持天下之纵横，然吞于秦而不救，其覆轨矣。信反于齐，则张耳扼其西，彭越²控其南，鼎足先折而徒为天下蟊贼³。信知其不可而拒彻，计之深也。项王灭，汉王倦归于关中，信起而乘之，乃可以得志。彻之说，信岂须臾忘哉？卞庄子小死大毙一举而两得之术⁴，俟时而发，发不旋踵⁵矣。其曰“不忍背汉”者，姑以谢彻耳。削王而侯，国小而无兵，尚欲因陈豨⁶以发难；拥三齐⁷之劲旅，西嚮而虎视⁸，尚谁忌哉？
况且韩信当初不听从蒯彻的建议与汉朝为难，是因为项羽还没有灭亡。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这是蒯彻狂妄糊涂的计策。从前韩国曾经用这种方法维持天下的纵横局面，然而被秦国吞并而不能挽救，这是重蹈覆辙。韩信在齐国反叛，那么张耳在西边扼制他，彭越在南边控制他，鼎足先折断而只是成为天下的害虫。韩信知道这不可行而拒绝蒯彻，是谋划深远。项王灭亡后，汉王疲倦地回到关中，韩信趁机起兵，才可以实现志向。蒯彻的建议，韩信难道有片刻忘记吗？卞庄子先让两虎相斗一死一伤，一举两得的策略，等待时机而行动，行动迅速。他说 “不忍心背叛汉朝”，只是姑且用来拒绝蒯彻罢了。被削去王爵而成为侯，封国小而没有军队，尚且想凭借陈豨发难；拥有三齐的精锐军队，向西虎视眈眈，还会忌惮谁呢？
此段指出韩信拒蒯彻三分天下之议，因项羽未亡、时机未到。他称 “不忍背汉” 是托辞，实待项王灭后发难。从削王为侯仍借陈豨叛乱，可见其野心。作者借此揭示：行事需审时度势，贪权冒进终致祸，韩信悲剧源于野心膨胀。
或曰宋太祖之夺藩镇¹也类此。而又非也。信者，非石守信、高怀德²之俦³也。割地而王，据屡胜之兵，非陈桥⁴拥戴之主也。故宋祖惩羹吹齏而自弱，汉高拔本塞源⁶以已乱，迹同而事异。其权不在形迹之閒也。
有人说宋太祖夺取藩镇的权力和这类似。但又不是这样。韩信不是石守信、高怀德之类的人。分封土地而称王，占据多次胜利的军队，不是陈桥驿拥戴的君主。所以宋太祖因噎废食而使自己衰弱，汉高祖拔本塞源来平息祸乱，事迹相同而事情不同。其中的权变不在于表面的迹象。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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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初即皇帝位，未封子弟功臣，而首以长沙王吴芮、闽粤王无诸，此之谓“大略”。二子者，非有功于灭项者也，追原破秦之功而封之。以天下之功为功，而不功其功，此之谓“大公”。楚、汉争于北，而南方无事，久于安则乱易起，立王以镇抚之，此之谓“制治于未乱²”。以项羽宰天下不公为罪而讨之，反其道而首录不显之绩，此之谓“不遐遗，得尚于中行³”。若此者，内断之心，非留侯⁴所得与，况萧何、陈平之小智乎！量周天下者，事出于人所不虑，若迂远而实协于人心，此之谓“不测”。
汉王刚刚登上皇帝位，没有封赏子弟和功臣，而首先封长沙王吴芮、闽粤王无诸，这就是所谓的 “大谋略”。这两个人，对消灭项羽没有功劳，是追念他们攻破秦国的功劳而封赏的。把天下人的功劳作为功劳，而不把自己的功劳作为功劳，这就是所谓的 “大公”。楚、汉在北方争夺，而南方没有战事，长久安定就容易发生动乱，立王来镇守安抚，这就是所谓的 “在混乱未发生时治理”。以项羽主宰天下不公平为罪名而讨伐他，反过来首先记录不显赫的功绩，这就是所谓的 “不遗漏疏远的人，能够崇尚中和之道”。像这样的做法，是内心独断的想法，不是留侯能够参与的，何况萧何、陈平的小智慧呢！气量周遍天下的人，做事出于人们的意料，看似迂远而实际上符合人心，这就是所谓的 “不可预测”。
汉王初称帝不先封子弟功臣，却首封吴芮、无诸，此乃 “大略”。追念其破秦功显 “大公”，镇抚南方防乱是 “制治于未乱”，反项羽不公行 “不遐遗” 之道。此等深谋远虑非留侯、萧何等能及，尽显其统御天下的高明韬略。
八
八
秦、项已灭，兵罢归家，何其罢归之易而归以即乎安？古者兵皆出于农，无无家者也，罢斯归矣。汉起巴蜀¹、三秦²之卒，用九江、齐、赵之师³，不战其地，不扰其人，无閭井之怨，归斯安矣。后世召募失业之民，欲归而无所归，则战争初息而遣归之也难。善师古者，旁通而善用之。则汉抑有“民相聚山泽不书名数者，复其故爵田宅，教训而优恤之”之诏，是可为后世师者也。无所侵伤于民，而禁其仇杀；非有官爵田里，而为之授以隙地⁵；宽假以徭役，而命为稍食⁶之胥卒⁷。以此散有余之卒，熟计而安存之，奚患亡术哉？高帝甫一天下，而早为之所。国不糜，农不困，兵有所归。下令于流水之源，而条委就理⁸，不谓之有“大略”也得乎！
秦、项已经灭亡，士兵解甲归田，为什么解甲归田如此容易而回去就能安定呢？古代士兵都来自农民，没有没有家的，解甲就回家了。汉朝征发巴蜀、三秦的士兵，使用九江、齐、赵的军队，不在他们的土地上作战，不骚扰那里的百姓，没有乡里的怨恨，回家就能安定。后世招募失业的百姓为兵，他们想回去却无处可归，那么战争刚刚结束就遣散他们就困难了。善于效法古代的人，要触类旁通而善于运用。汉朝还有 “百姓聚集在山泽中没有登记户籍的，恢复他们原来的爵位和田宅，教导并优待他们” 的诏令，这是可以被后世效法的。不侵害百姓，禁止他们互相仇杀；没有官爵和田地的，就给他们授予空闲的土地；宽免徭役，任命为领取俸禄的小吏。用这种方法遣散多余的士兵，深思熟虑而安顿他们，怎么会担心没有办法呢？高帝刚刚统一天下，就早早地为他们安排好了。国家不浪费，农民不困乏，士兵有归宿。在流水的源头下命令，而支流就会有条理，不称他有 “大谋略” 可以吗！
此段分析汉初兵罢易安之因：古兵农合一，汉用兵不扰地方，故归而能安。更赞高帝诏民复爵田宅、优恤流民，散卒有法，使国不糜、农不困、兵有归。此等举措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条理清晰，尽显统驭大略，为后世安置流民、稳定社会提供借鉴。
九
九
以大义服天下者，以诚而已矣，未闻其以术也；奉义为术而义始贼¹。义者，心之制也，非天下之名也。心所勿安而忍为之，以标其名，天下乃以义为拂人之心而不和顺于理。夫高帝当窘迫之时，岂果以丁公为可杀而必杀之哉？当诛丁公之日，又岂果能忘丁公之免己而不以为德哉？欲惩人臣之叛其主，而先叛其生我之恩，且嚣然³曰是天下之公义也。则借义以为利，而吾心之恻隐亡矣。
用大义使天下人信服的，只有真诚罢了，没听说过用权术；把义作为权术而义就开始被损害了。义，是内心的节制，不是天下的名称。内心不安却忍心去做，来标榜名声，天下人就会认为义是违背人心而不符合道理的。汉高祖在窘迫的时候，难道真的认为丁公该杀而一定要杀他吗？在诛杀丁公的时候，又难道真的能忘记丁公赦免自己而不把这当作恩德吗？想要惩戒臣子背叛君主，却先背叛了救自己性命的恩德，还嚣张地说这是天下的公义。那么就是借义来谋利，而自己内心的恻隐之心就没有了。
此段指出以大义服人需真诚，不可借义谋术。刘邦杀丁公时，并非真认为该杀，也未忘其救命之恩，却借 “公义” 之名行其事，实为借义谋利，泯灭恻隐之心。揭示出若将道义当权术，会让天下人觉义违心背理，强调行义应本于内心而非作秀。
夫义，有天下之大义焉，有吾心之精义焉。精者，纯用其天良之喜怒恩怨以为德威刑赏，而不杂以利者也。使天下知为臣不忠者之必诛而畏即于刑，乃使吾心违其恩怨之本怀，矫焉¹自诬以收其利。然则义为贼仁之斧而利之囮²也乎？故赦季布³而用之，善矣，足以劝臣子之忠矣。若丁公者，废而勿用可也；斩之，则导天下以忘恩矣。恩可忘也，苟非刑戮以随其后，则君父罔极之恩，孰不可忘也？呜呼！此三代以下，以义为名为利而悖其天良之大慝也。
义，有天下的大义，有内心的精义。精义，是纯粹用自己天良的喜怒恩怨来作为德威刑赏，而不掺杂利益。让天下人知道做臣子不忠诚的人一定会被诛杀而害怕受到刑罚，却让自己内心违背恩怨的本来情怀，虚伪地自我欺骗来获取利益。那么义不就成了伤害仁的斧头和谋利的诱饵了吗？所以赦免季布而任用他，是好的，足以劝勉臣子忠诚。像丁公这样的人，废弃而不任用就可以了；斩杀他，就会引导天下人忘记恩德。恩德可以忘记，如果不是刑罚跟随其后，那么君父无穷的恩德，谁不可以忘记呢？唉！这就是三代以后，把义作为名称和利益而违背天良的大罪恶。
文段将 “义” 分为天下大义与内心精义，强调精义本于天良。作者批判刘邦杀丁公是借义谋利，违心忘恩，会导天下忘恩；赞赦季布能劝忠。指出三代以下以义为名谋利，是悖天良的大恶，阐明行义应本于内心而非逐利。
一○
十
留侯欲从赤松子¹游，司马温公²曰：“明哲保身³，子房有焉。”未足以尽子房也。子房之言曰：“家世相韩，为韩报雠⁴。”身方事汉，而暴白其终始为韩之心，无疑于高帝之妒。其忘身以伸志也，光明磊落，坦然直剖心臆⁵于雄猜天子之前。且曰：“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视汉之爵禄为鸿毛，而非其所志。忠臣孝子青天皎日之心，不知有荣辱，不知有利害，岂尝逆亿⁶信之必夷⁷、越之必醢⁸，而厪以全身哉！抑惟其然，而高帝固已喻其志之贞而心之洁矣，是以举太子以托之，而始终不忮。
留侯想要跟随赤松子游历，司马温公说：“明哲保身，子房做到了。” 这不足以完全概括子房。子房说：“我家世代做韩国的相，为韩国报仇。” 他正在侍奉汉朝，却公开表白自己始终为韩国的心思，对汉高祖的嫉妒没有疑虑。他忘记自身来伸展志向，光明磊落，坦然地在多疑的天子面前剖白心迹。并且说：“希望放弃人间的事情，跟随赤松子游历。” 把汉朝的爵禄看作鸿毛，而不是自己的志向所在。忠臣孝子青天白日般的心，不知道有荣辱，不知道有利害，难道曾经预料韩信一定会被诛杀、彭越一定会被剁成肉酱，而只是为了保全自身吗！也正因为如此，汉高祖本来就已经明白他志向的忠贞和内心的纯洁了，所以把太子托付给他，而始终不猜忌他。
此段分析张良从赤松子游意，非仅明哲保身。其为韩报雠之心，于汉高祖前坦然剖白，视汉爵禄如鸿毛。此等光明磊落，见忠臣孝子之心，不虑荣辱利害，反使高祖信其贞洁，托太子于他。足见张良之高，非独保身，更是志节高洁。
呜呼！惟其诚也，是以履虎尾而不疚¹。即不幸而见疑，有死而已矣，弗能内怀忠而外姑为佞²也。曹操³之惎毒也，徐庶⁴怀先主之知，终始不与谋议，而操无能害，况高帝之可以理感者乎！若夫未忘故主，而匿情委曲以避患，谢灵运⁵之所以身死而名辱。“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⁶”，孰听之哉？
唉！只有真诚，所以踩在虎尾上而没有灾祸。即使不幸被怀疑，只有一死罢了，不能内心怀着忠诚而外表姑且做个谄媚的人。曹操那样恶毒，徐庶怀着先主的知遇之恩，始终不参与谋划，而曹操不能伤害他，何况汉高祖是可以用道理感动的呢！至于没有忘记旧主，却隐藏情感委屈求全来躲避祸患，这就是谢灵运身死名辱的原因。“本来是江海之人，被君子的忠义感动”，谁会听呢？
此段以张良为例，强调 “诚” 的重要性。真诚者即便面对险境也能坦然，如徐庶怀忠不谋，曹操亦无奈。若隐瞒真心、委曲求全，如谢灵运，终致身败名裂。可见为人处世当光明磊落，以真诚待之，而非藏奸耍滑，此乃立世根本。
一一
十一
中国夷狄¹之祸，自冒顿始。冒顿之阑入³句注⁴、保太原⁵，自韩王信之叛降始。信失韩之故封而徙于太原，其欲甘心于汉久矣⁷。请都马邑⁸，近塞而易与胡通；数使之胡求和，阳为汉和而阴自为降地；畜⁹不逞¹⁰以假手¹¹于冒顿，不待往降之日，而早知其志在胡矣。
中原与夷狄的祸患，从冒顿开始。冒顿擅自进入句注山、占据太原，从韩王信叛变投降开始。韩王信失去了韩国原来的封地而迁徙到太原，他想要对汉朝报仇已经很久了。请求把都城设在马邑，靠近边境而容易与胡人交往；多次派使者到胡人那里求和，表面上为汉朝求和而暗中为自己投降做准备；蓄养不法之徒来借冒顿之手行事，不等到他投降的那天，就早就知道他的志向在胡人那边了。
此段指出中国遭夷狄之祸始于冒顿，而冒顿能侵入句注、占据太原，源于韩王信叛降。信失故封徙太原早有反心，他请都马邑便于通胡，假意求和实则降敌，其叛离之心早有端倪。
非韩信则冒顿不逞，非石敬瑭¹则邪律氏不横，求如郭子仪²与吐蕃、回纥有香火缘而无贰心者，今古无两人。然则以狡焉不逞之彊帅置之边徼³，未有不决隄焚林以残刘⁴内地者也。饥鹰猘⁵犬，不畜之樊圈，而轶⁶之颺飞奰⁸走之地，冀免祸于目前，而首祸于千古。甚哉高帝之偷也！
没有韩信就不会有冒顿的逞强，没有石敬瑭就不会有耶律氏的专横，寻求像郭子仪与吐蕃、回纥有香火之缘却没有二心的人，古今没有第二个。那么把狡诈不安分的强帅安置在边疆，没有不决堤焚林来残害内地的。饥饿的鹰和凶猛的狗，不把它们畜养在笼子里，而让它们在飞扬狂走的地方奔跑，期望免除眼前的灾祸，却成为千古的首祸。汉高祖太苟且了！
此段以韩王信引冒顿、石敬瑭助契丹为例，指出让野心强帅守边疆如放饥鹰疯犬，必致边患内侵。反观郭子仪与蕃回纥有旧却忠心，更显任人不当之险。批评高祖留隐患，警示边疆用人需慎，勿因眼前苟安遗千古祸端。
一二
十二
鲁两生责叔孙通兴礼乐于死者未葬、伤者未起之时，非也。将以为休息生养而后兴礼乐焉，则抑管子“衣食足而后礼义兴”之邪说也。子曰：“自古皆有死，氏无信不立。”信者，礼之干也；礼者，信之资也。有一日之生，立一日之国，唯此大礼之序、大乐之和³、不容息而已。死者何以必葬？伤者何以必恤？此敬爱之心不容昧焉耳。敬焉而序有必顺，爱焉而和有必浃⁴，动之于无形声之微，而发起其庄肃乐易之情，则民知非苟于得生者之可以生，苟于得利者之可以利，相恤相亲，不相背弃，而后生养以遂。故晏子⁵曰：“唯礼可以已乱。”然则立国之始，所以顺民之气而劝之休养者，非礼乐何以哉？譬之树然，生养休息者，枝叶之荣也；有序而和者，根本之润也。今使种树者曰待枝叶之荣而后培其本根。岂有能荣枝叶之一日哉？故武王克殷，驾甫脱而息贯革之射⁶，修禋祀⁷之典，成象武之乐。受命已未，制作未备，而周公成其德，不曰我姑且休息之而以待百年也。
鲁两生责备叔孙通在死者尚未安葬、伤者尚未救治的时候就兴起礼乐，这是不对的。如果认为要先休养生息然后再兴起礼乐，那就是管子 “衣食足而后礼义兴” 的邪说。孔子说：“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国家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 信，是礼的主干；礼，是信的凭借。有一天的生命，就建立一天的国家，只有这大礼的秩序、大乐的和谐，不能停止。死者为什么一定要安葬？伤者为什么一定要抚恤？这是因为敬爱之心不能被埋没罢了。有敬意而秩序一定顺畅，有爱心而和谐一定融洽，在无形无声的细微处行动，而引发庄严肃穆和乐平易的情感，那么百姓就知道不是苟且求得生存的人可以生存，苟且求得利益的人可以获利，相互体恤相互亲近，不互相背弃，然后生养得以顺利进行。所以晏子说：“只有礼可以制止混乱。” 那么立国之初，用来顺应百姓的风气而劝勉他们休养生息的，不是礼乐又是什么呢？就像种树一样，生养休息是枝叶的繁荣；有序而和谐是根本的滋润。现在让种树的人说等待枝叶繁荣后再培育根本。难道有能让枝叶繁荣一天的吗？所以武王攻克殷商，刚刚解下驾车的马就停止穿甲的射击，修订祭祀的典章，完成象武的乐舞。接受天命不久，制作还不完备，而周公完成了他的德业，不说我姑且先休养生息而等待百年。
此段批驳 “先休养后生礼乐” 的观点，强调礼乐乃立国之本，如树之根，生养为枝叶，根不固则枝叶难荣。作者以武王克殷即修礼乐为例，指出诚信是礼制根基，礼乐是诚信依托，唯有借礼乐序人心、和民气，方能让百姓相恤相亲，使生养之道得以实现。
秦之苛严，汉初之简略，相激相反，而天下且成乎鄙倍¹。举其大纲，以风起于崩坏之余，亦何遽不可？而非直无不可也；非是，则生人之心、生人之理、日颓靡而之于泯亡矣。唯叔孙通之事十主而面谀者，未可语此耳。则苟且以背于礼乐之大原，遂终古²而不与于三王之盛。使两生者出，而以先王安上治民、移风易俗之精意，举大纲以与高帝相更始，如其不用而后退，未晚也。乃必期以百年，而听目前之灭裂³。将百年以内，人心不靖，风化未起，汲汲于生养死葬之图；则德色父而谇语姑⁴，亦谁与震动容与其天良，而使无背死不葬、捐伤不恤也哉？
秦朝的苛严，汉初的简略，相互激扬相反，而天下将要变得粗野无礼。提出它的大纲，在崩坏之后兴起，又怎么不可以呢？而且不仅是可以；不是这样，那么生人的心思、生人的道理，就会一天天颓废而走向灭亡了。只有叔孙通侍奉过十多个君主而当面阿谀的人，不可以和他说这些罢了。那么苟且而违背礼乐的根本，就永远不能达到三王的盛世。如果两位儒生出来，用先王安定君主治理百姓、移风易俗的精意，提出大纲来与汉高祖革新，如果他不采用然后退隐，也不晚。却一定要期望百年之后，而听任眼前的混乱。在百年之内，人心不安定，风化未兴起，急切地追求生养死葬的谋划；那么对父亲有施恩的脸色而对婆婆责骂，又有谁能震动他们的天良，而使他们不违背死者不葬、伤者不恤的行为呢？
此段指出秦苛严与汉初简略相激，致风气鄙陋。作者强调汉初应立礼乐大纲，否则人心天理将颓靡。批评叔孙通阿谀不能担此任，肯定鲁两生若以先王精意辅高帝，不用再退未晚，否则百年内人心难靖，风化难兴，凸显礼乐对治世的根本作用。
卫辄¹之立，乱已极矣。子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²。”务本教也。汉初乱虽始定，高帝非辄比也。辄可兴而谓高帝不可，两生者，非圣人之徒与？何其与孔子之言相剌谬³也！于是而两生之所谓礼乐者可知矣，谓其文也，非其实也。大序至和之实，不可一日绝于天壤。而天地之产，中和之应，以瑞相⁴祐⁵答者，则有待以备乎文章⁶声容之盛。未之逮耳。然草创者不爽⁷其大纲，而后起者可藉，又奚必人之嫺于习而物之给于用邪！故两生者，非不知权也，不知本也。
卫辄即位时，混乱已经到了极点。孔子说：“礼乐不兴起，那么刑罚就不会恰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 这是致力于根本的教化。汉初混乱虽然刚刚平定，汉高祖不是卫辄能比的。卫辄时可以兴起礼乐而说汉高祖时不可以，两位儒生难道不是圣人的门徒吗？为什么与孔子的话相违背呢！于是两位儒生所说的礼乐就可以知道了，是说它的形式，不是它的实质。最大的秩序与和谐的实质，一天也不能在天地间断绝。而天地的产物，中和的应和，用祥瑞来回应保佑的，就需要等待文章声容的盛大。没有达到罢了。然而草创时不违背它的大纲，而后人就可以凭借，又何必一定要人熟悉习俗而物品供给充足呢！所以两位儒生不是不知道权变，而是不知道根本。
此段借卫辄之乱与汉初对比，批鲁两生拒兴礼乐为不知本。作者以孔子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为据，指出两生误将礼乐当形式，不知 “大序至和” 之实乃治国根本。强调汉初虽需草创，但应立礼乐大纲，为后世奠基，批评两生重权宜轻本质，违背圣人教化要义。
一三
十三
萧何曰：“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示威。”其言鄙矣，而亦未尝非人情也。游士之屦¹，集于公卿之门，非必其能贵之也；蔬果之馈，集于千金之室，非必其能富之也。释、老之宫²，饰金碧而奏笙钟，媚者匍伏³以请命，非必服膺于其教也，庄丽动之耳。愚愚民以其荣观⁴，心折魂荧⁵而熒其异志，抑何为而不然哉！特古帝王用之之怀异耳。
萧何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丽不足以显示威严。” 这句话鄙陋了，但也未尝不是人之常情。游士的足迹聚集在公卿的门前，不一定是因为他们能使自己显贵；蔬果的馈赠聚集在富贵人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能使自己富有。佛道的寺庙，装饰金碧辉煌而演奏笙钟，谄媚的人匍匐着请求命令，不一定是因为信服它们的教义，是庄严华丽打动了他们罢了。用荣耀的景象来愚弄百姓，使他们心神折服迷乱而消除他们的异志，又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只是古代帝王使用它的想法不同罢了。
古之帝王，昭德威以柔天下，亦既灼见¹民情之所自戢，而纳之于信顺已。奏九成²于圜丘³，因以使之知天；崇宗庙于七世，因以使之知孝；建两观⁴以县⁵法，因以使之知治；营灵台⁶以候气，因以使之知时；立两阶⁷于九级，因以使之知让。即其歆动⁸之心，迪⁹之于至德之域，视之有以燿¹⁰其目，听之有以盈其耳，登之、降之、进之、退之、有以诒¹¹其安。然后人知大美之集，集于仁义礼乐之中，退而有以自惬¹²。非权以诱天下也；至德之荣观¹³，本有如是之洋溢¹⁴也。贤者得其精意，愚不肖者矜其声容，壮丽之威至矣哉！而特不如何者徒以宫室相夸而已。
古代的帝王，彰显德威来安抚天下，也已经洞察民情自我收敛的原因，而把他们纳入诚信顺服之中。在圜丘演奏九韶之乐，借此让他们知道天命；尊崇七世的宗庙，借此让他们知道孝道；建造两观来悬挂法令，借此让他们知道治理；营建灵台来观测节气，借此让他们知道时节；设立九级台阶的两阶，借此让他们知道谦让。就着他们向往感动的心，引导他们到达至德的境界，看的有足以耀眼的，听的有足以盈耳的，登阶、降阶、前进、后退，有足以让他们安适的。然后人们知道大美聚集在仁义礼乐之中，退居而有自我满足的地方。不是用权术来诱惑天下；至德的荣耀景象，本来就有这样的洋溢。贤者得到它的精意，愚笨的人夸耀它的声容，壮丽的威严达到了极致！而只是不像萧何那样仅仅用宫室来夸耀罢了。
此段论古帝王以德威教化天下，借圜丘奏乐、宗庙祭祀等举措，让百姓在视听与礼仪中感知天、孝、治等道义，非以权术诱惑。此乃通过礼乐之美引导人心向德，使贤者悟其精意、愚者敬其声容，批判只以宫室壮丽夸示的表面化做法。
不责何之弗修禮乐以崇德威，而责其弗俭。徒以俭也，俭于欲亦俭于德。萧道成之鄙吝¹，遂可与大禹²并称乎？
不责备萧何不修订礼乐来崇尚德威，而责备他不节俭。仅仅因为节俭，在欲望上节俭也在德上节俭。萧道成的鄙吝，怎么可以和大禹并称呢？
一四
十四
国无贵人，民不足以兴；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¹。任子²贵于国，而国愈偷³；贾人富于国，而国愈贫。任子不能使之弗贵，而制其贵之擅；贾人不能使之弗富，而夺其富之骄。高帝初定天下，禁贾人衣锦绮、操兵、乘马，可谓知政本矣。
国家没有贵人，百姓就不足以兴旺；国家没有富人，百姓就不足以繁衍。任子在国家中显贵，而国家就会更加苟且；商人在国家中富有，而国家就会更加贫穷。任子不能让他们不显贵，但可以限制他们显贵后的专擅；商人不能让他们不富有，但可以剥夺他们富有的骄横。高帝刚刚平定天下，禁止商人穿锦绣、持兵器、骑马，可以说是知道政治的根本了。
呜呼！贾人者，暴君汙吏所亟进而宠之者也。暴君非贾人无以供其声色之玩，汙吏非贾人无以供其不急之求，假之以颜色而听其煇煌，复何忌哉！贾人之富也，贫人以自富者也。牟利易则用财也轻，志小而不知裁²，智昏而不恤其安，欺贫懦以矜夸，而国安得不贫、民安得而不靡？高帝生长民间而习其利害，重挫之而民气苏。然且至孝文之世，后服帝饰如贾生所讥，则抑末崇本³之未易言久矣。
唉！商人是暴君污吏急于进用而宠爱的人。暴君没有商人就无法供给自己声色的玩赏，污吏没有商人就无法供给自己不必要的需求，给他们好脸色而听任他们显耀，他们又有什么顾忌呢！商人的富有，是靠使百姓贫穷来让自己富有。牟利容易就会轻视用财，志向小而不知道节制，心智昏乱而不顾及安危，欺负贫弱来夸耀，而国家怎么能不贫穷、百姓怎么能不奢靡呢？高帝生长在民间而熟悉其中的利害，重重挫败商人而百姓的风气得以复苏。然而到了孝文帝的时候，皇后和皇帝的服饰就像贾谊所讥讽的那样，抑制商业崇尚农业难以实行已经很久了。
此段指出商人受暴君污吏宠信，因能满足其声色之求。商人致富多损贫人，且牟利易致挥霍骄矜，使国贫民靡。高帝知其害而重挫之，然至文帝时仍有 “后服帝饰” 现象，可见抑末崇本不易，强调重农抑商对治国安邦的重要性。
一五
十五
娄敬¹之小智足以动人主，而其祸天下也烈矣！迁六国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以为彊本而弱末，似也。遣女嫁匈奴²，生子必为太子，谕以礼节，无敢抗礼，而渐以称臣，以为用夏而变夷³，似也。眩于一时之利害者，无不动也。乃姑弗与言违生民之性，就其说以折之，敬之说恶足以逞哉！
娄敬的小智慧足以打动君主，而他危害天下也很严重！迁徙六国的后裔和豪杰名士到关中，认为这是强本弱末，看似是这样。派遣女子嫁给匈奴，生下的儿子一定成为太子，用礼节教导他，他就不敢抗拒礼节，而逐渐称臣，认为这是用华夏来改变夷狄，看似是这样。被一时的利害迷惑的人，没有不动心的。姑且不与他说违背百姓本性的话，就着他的说法来驳斥他，娄敬的说法怎么能得逞呢！
富豪大族之所以彊者，因其地也。诸田非勃海¹鱼、盐之利，不足以彊；屈、昭、景²非云梦泽薮³之资，不足以彊；世家非姻亚之盛、朋友之合、小民之相比而相属，不足以彊。弃其田里，违其宗党，夺其所便，拂其所习，羁旅⁴寓食⁵于关中土著之间，不十年而生事⁶已落，气燄沮丧。曹子桓⁷云：“客子常畏人。”谅矣哉！畏人者尚能自彊以为国彊邪？固不如休息余民而生聚之也。故贫民尚可徙也，舍其瘠⁸土而移其窳俗⁹，可使疆也。豪杰大族，摧折凋残而日以衰。聚失业怨咨¹⁰之民于辇毂¹¹之下，弱则靡而悍则怼¹²，岂有幸乎？而当时之为虐甚矣。
富豪大族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的土地。田氏各家族没有渤海的鱼盐之利，不足以强大；屈、昭、景三姓没有云梦泽的资源，不足以强大；世家大族没有众多的姻亲、朋友的联合、小民的相互亲近依附，不足以强大。放弃他们的田地，离开他们的宗族，剥夺他们的便利，违背他们的习惯，寄居在关中土著之间，不到十年生计就衰落了，气焰沮丧。曹子桓说：“客子常畏人。” 确实如此啊！害怕别人的人还能使自己强大来让国家强大吗？本来就不如让百姓休养生息来增殖人口。所以贫民还可以迁徙，舍弃贫瘠的土地而改变粗劣的习俗，可以使他们强大。豪杰大族，被摧折摧残而日益衰败。把失业怨恨的百姓聚集在京城附近，弱小的就萎靡而强悍的就怨恨，难道有幸运吗？而当时的做法太暴虐了。
作者指出富豪大族的强大依赖地域资源与社会网络，如诸田靠勃海鱼盐、屈昭景倚云梦泽资源。若迁离本土，其经济基础与社会根基瓦解，十年内便衰落。迁徙贫民可改其困境，但强行迁移豪杰大族会致其衰败，且聚集流民于京城易生怨怼，批判当时迁徙政策的暴虐与短视。
匈奴之有余者，猛悍也；其不足者，智巧也。非但其天性然，其习然也。性受于所生之气，习成于幼弱之时。天子以女配夷，臣民狃¹而不以为辱，夷且往来于内地，而内地之女子妇于胡者多矣。胡雏杂母之气，而狎其言语，駤戾如其父，慧巧如其母，益其所不足以佐其所有余。故刘渊²、石勒、高欢、宇文黑獭之流，其狡猾乃淩操、懿⁴而驾其上。则礼节者，徒以长其文奸⁵之具，因以屈中国而臣之也有余，而遑⁶臣中国哉！
匈奴的长处是勇猛强悍；短处是智慧巧诈。不仅是他们的天性如此，他们的习俗也是如此。天性受生于所禀赋的气，习俗形成于幼弱的时候。天子把女儿嫁给夷狄，臣民习惯了而不认为是耻辱，夷狄将要往来于内地，而内地嫁给胡人的女子很多。胡人的孩子混杂母亲的气质，熟悉她的言语，凶悍如同父亲，聪慧巧诈如同母亲，增加他们的不足来辅助他们的长处。所以刘渊、石勒、高欢、宇文黑獭之类的人，他们的狡猾竟然超过曹操、司马懿。那么礼节只是用来助长他们文饰奸邪的工具，因此使中原屈服称臣绰绰有余，又怎么会向中原称臣呢！
此段指出匈奴猛悍缺智巧，然汉嫁女与匈奴，使胡雏兼具父之駤戾、母之慧巧，如刘渊等狡猾过操、懿。作者认为礼节反成胡族文奸工具，警示对夷狄不可轻示柔弱，联姻或助其强，终致中原受胁，强调需慎对民族交往中的文化影响。
凡斯二者，皆敬之邪佞，以此破之，将孰置喙¹？而徙民之不仁，和亲之无耻，又不待辨而折者也。
凡是这两点，都是娄敬的奸邪之言，用这来批驳他，谁还能置喙呢？而迁徙百姓的不仁，和亲的无耻，又不需要分辨就可以批驳了。
一六
十六
陈豨之反，常山郡¹亡其二十城，周昌请诛其守尉³，高帝曰：“是力不足，亡罪。”守尉视属城之亡而不效其死力，昌之请诛，正也。虽然，有辨。寇自内发，激之以反，反而不觉，觉而匿不以闻，不为之备，不亟求援，则其诛勿赦也无疑。寇自外发，非其所激，非所及觉，觉而兵已压境，备而不给⁴，待援不至，其宥⁵也无疑。故立法者，无一成之法，而斟酌以尽理，斯不损于国而无憾于人。陈豨之反，非常山之所能制而能早觉者也。故周昌之按法，不如高帝之原情。虽然，止于勿诛而已矣，其人不可复用也。所谓“近死之心不可复阳也⁶”。
陈豨反叛时，常山郡丢失了二十座城池，周昌请求诛杀那里的守尉，高帝说：“这是力量不足，没有罪。” 守尉眼看着所属城池丢失而不尽死力，周昌请求诛杀，是正当的。虽然如此，也要分辨。盗贼从内部兴起，被激怒而反叛，反叛了却没有察觉，察觉了却隐瞒不报告，不为此防备，不紧急求援，那么诛杀他们不能赦免是无疑的。盗贼从外部兴起，不是他们所激怒的，不是他们所能察觉的，察觉时军队已经压境，防备了却不够，等待救援不到，赦免他们是无疑的。所以立法的人，没有一成不变的法，而斟酌来穷尽道理，这样才不损害国家而对人没有遗憾。陈豨的反叛，不是常山郡能够控制而能早早察觉的。所以周昌按照法律，不如高帝追究实情。虽然如此，只是不诛杀罢了，这些人不可以再任用了。就是所说的 “接近死亡的心不能再复活”。
此段论陈豨反叛时常山失守案，周昌请诛守尉，高帝以 “力不足” 赦之。作者借此析立法需酌情理：内叛若失职当诛，外侵力竭可宥。赞高帝比周昌按法更懂原情，同时指出虽可赦其罪，却不可再用失职者，体现治世需 “法” 与 “情” 兼顾的智慧。
一七
十七
叔孙通之谏易太子也，曰：“臣愿伏诛以颈血汙地。”烈矣哉！夫抑有以使之然者：高帝之明，可以理喻也；吕后之权足恃也；留侯、四皓之属为之羽翼²，而诡随³者惮高帝而不敢竞⁴也。通知必不死，即死而犹有功，何惮而不争？呜呼！以面谀事十余主之通，而犯颜骨骾也可使如此。上有明君，下有贤士大夫，佞者可忠，柔者可彊，天下岂患无人材哉！匪上知与下愚，未有不待奖⁵而成者也。
叔孙通劝谏更换太子时说：“我愿意伏罪而死，用颈血污染地面。” 壮烈啊！但也有使他这样做的原因：高帝的明智，可以用道理说明；吕后的权力足以依靠；留侯、四皓之类的人做他的羽翼，而诡诈善变的人害怕高帝而不敢竞争。叔孙通知道自己一定不会死，即使死了还能有功，为什么害怕而不抗争呢？唉！用当面阿谀侍奉过十多个君主的叔孙通，却能如此犯颜直谏。上面有明君，下面有贤士大夫，奸佞的人可以忠诚，柔弱的人可以坚强，天下怎么会担心没有人才呢！不是最聪明和最愚笨的人，没有不等待奖励就成长的。
此段以通曾面谀十主却能犯颜直谏，说明上有明君、下有贤士，佞人可忠、柔者能强，天下不患无人才，强调环境对人材养成的重要性。
本章赏析
本章以汉初历史为切入点，层层剖析政治得失，核心在于批判君主私财之弊、论证公天下的重要性，并揭示治国需以仁德为本的理念。作者首先指出，历代君主常将天下财富据为私产，如唐取隋帑、宋纳周积，这种行为导致奢者侈欲，俭者卑志，最终祸国殃民。他以刘邦入秦宫为例，对比樊哙勿为富家翁的警示，肯定汉初尽免田租而国不忧贫的举措，强调君主若斤斤然积财贻子孙，必致国贫家败，而周王朝大赉散财反得长治，正反论证极具说服力。
针对项羽印刓敝而不忍予的吝爵之失，作者认为封爵本质是因天所予而隆之，而非君主市恩之具。他借韩信求封齐王之事，指出挟市心以市主必招祸端，反观刘邦夺韩信军而能服其心，因措置予夺审而彰显御下之术。此外，他批判项羽任人唯亲，对比刘邦首封吴芮、无诸的大公之举，点明不私其亲方为治国大略。韩信贪功击降而致郦生被烹，龙且贪功浪战而致潍水溃败，作者借此揭示贪功毒人者必自毒的历史教训，与刘邦驰夺韩信军以定天下的果决形成对照，凸显政治智慧的差异。
在礼乐与治国的关系上，作者驳斥鲁两生待生养后兴礼乐的观点，强调礼乐乃立国根基，如树之根本，不可因枝叶之荣而忽视。他以叔孙通制礼为例，虽批评其面谀，却肯定礼乐对顺民气、劝休养的必要性，直指衣食足而后礼义兴为浅陋之见。文中还涉及对娄敬迁民、和亲之策的批判，对高帝赦守尉原情论罪的肯定，以及对抑末崇本政策的认同，诸多观点均围绕义利之辨与公私之防展开。
全文以史为镜，尽显王夫之借史明道的治学宗旨。他对君主集权、民生根本的思考，对用人之道、礼乐本质的阐释，虽立足汉初，却蕴含着对历代政治的深刻反思。留侯光明磊落的忠臣之心，与韩信市恩招祸的悲剧命运，在对比中揭示出诚与诈的政治伦理分野；而对萧何壮丽示威之论的辩证分析，则体现了他对德威并济治国理 念的深层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