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帝第十三 原文
一
元寿二年六月，哀帝崩，明年正月，益州贡白雉，群臣陈莽功德，号安汉公，天下即移于莽。以全盛无缺之天下，未浃岁而迁，何其速也！上有闇主而未即亡，故桓、灵相踵而不绝；下有权奸而未即亡，故曹操终于魏王；司马懿杀曹爽、夺魏权，历师、昭迄炎而始篡天下者，待一人以安危，而一人又待天下以兴废者也。唯至于天下之风俗波流簧鼓而不可遏，国家之势，乃如大隄之决，不终旦溃以无余。故莽之篡如是其速者，合天下奉之以篡，莽且不自意其能然，而早已然也。
莽之初起，人即仰之矣；折于丁、傅，而讼之者满公车矣；元后拔之废置之中，而天下翕然戴之矣。固不知莽之何以得此于天下，而天下糜烂而无余，如疫疠之中人，无能免也。环四海以狂奔，氾滥滔天，而孰从挽之哉？夫失天下之人心者，成、哀之淫悖为之，而蛊天下之风俗者不在此。宣、元之季，士大夫以鄙夫之心，挟儒术以饰其贪顽。故莽自以为周公，则周公矣；自以为舜，则舜矣；周公矣，舜矣，无惑乎其相骛如狂而戴之也。
当伪之初起也，匡衡、贡禹不度德，不相时，舍本逐末，兴明堂辟雍，仿周官饰学校于衰淫之世；孔光继起为伪之魁，而刘歆诸人鼓吹以播其淫响。而且经术之变，溢为五行灾祥之说；阳九百六之数，易姓受命之符，甘忠可虽死而言传，天下翕然信天命而废人事，乃至走传王母之筹而禁不能止。故莽可以白雉、黄龙、哀章铜匮惑天下，而愚民畏天以媚莽。则刘向实为之俑，而京房、李寻益导之以浸灌人心，使疾化于妖也。子曰：“无为小人儒。”儒而小人，则天下无君子；故龚胜、邴汉、梅福之贞，而无能以死卫社稷，非畏祸也，畏公议之以悖道违天加己也。小人而儒，则有所缘饰以无忌惮；故孔光诸奸，施施于明堂辟雍之上而不惭。莽之将授首于汉兵，且以孔子自拟，愚昧以为万世笑而不疑。传曰：“国有道，听于人；国无道，听于神。”古之圣人，绝地天通以立经世之大法，而后儒称天称鬼以疑天下，虽警世主以矫之使正，而人气迷于恍惚有无之中以自乱。即令上无闇主，下无奸邪，人免于饥寒死亡，而大乱必起。风俗淫，则祸眚生于不测，亦孰察其所自始哉？
汉之伪儒，诡其文而昧其真，其淫于异端也，巫史也，其效亦既章章矣。近世小人之窍儒者，不淫于鬼而淫于释，释者，鬼之精者也。以良知为门庭，以无忌惮为蹊径，以堕廉恥、捐君亲为大公无我。故上鲜失德，下无权奸，而萍散波靡，不数月而奉宗社以贻人，较汉之亡为尤亟焉。小人无惮之儒，害风俗以陆沈天下，祸烈于蛇龙猛兽，而幸逸其诛。有心者，能勿伸斧钺于定论乎？
二
君子之道以经世者，唯小人之不可窍者而已；即不必允协于先王之常道而可以经世，亦唯小人之所不可窃者而已。君子经世之道，有质有文。其文者，情之已深，自然而昭其美者也。抑忠信已浃于天下，天佑而人顺之，固可以缘饰而增其华者也。是则皆质之余，而君子不恃之以为经世之本。于是而小人窃之，情隐而不可见，天命人心不能自显，则窃而效之，亦遂以为君子之道在于此而无惭。然则小人之所可窃者，非君子之尚，明矣。
封建、井田、肉刑，三代久安长治，用此三者，然而小人无能窃也。何也？三者皆因天因人，以趣时而立本者也。千八百国各制其国，而汉之王侯仅食租税；五刑之属三千，而汉高约法三章；田亩之税十一，而汉文二十税一，复尽免之；小人无能窃也。何也？虽非君子之常道，然率其情而不恤其文，小人且恶其害已而不欲效也，非文也。七月之诗，劝农之事也，而王莽窃之，命大司农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以劝农桑，似矣。养生、送死、嫁娶、宫室、器服之有制，礼之等也，而王莽窃之，定制度吏民之品，似矣。若此类，君子之道盖有出于是者；而小人不损其欲，不劳其力，不妨其恶，持空文，立苛禁，一旦以君子之道自居而无难。则以此思之，君子经世之大猷不在此，明矣。何也？农桑者，小民所自劝也，非待法而驱也。制度者，士大夫遵焉，庶人所弗能喻，惟国无异政，家无殊俗，行之以自然耳，非一切之法限之不得而继之以刑者也。然而窃仿之而即似，虽不效而可以自欺，遂以施施于天下曰：吾既以行君子之道矣。故文者，先王不容已，而世有损益，初不使后世效之者也。承百王之敝，而仍有首出庶物之功名，乃能立高明阔远之崖宇，而小人望之如天之不可企及。无他，诚而已矣。诚则未有可窃者也。
三
天下相师于伪，不但伪以迹也，并其心亦移而诚于伪，故小人之诚，不如其无诚也。诚者，虚位也；知、仁、勇，实以行乎虚者也。故善言诚者，必曰诚仁、诚知、诚勇，而不但言诚。陵阳严诩，当王莽之世，以孝行为官，任颍川守，谓掾史为师友，有过不责，郡事大乱。王莽征为美俗使者，诩去郡时，据地而哭，谓已以柔征，必代以刚吏，哀颍川之士类必罹于法。此其呴沫之仁，盖亦非伪托其迹也。始于欲得人之欢心，而与人相暱，为之熟，习之久，流于輭媚者浸淫已深而不自觉。盖习于莽之伪俗，日蒸月变，其羞恶是非之心，迷复而不返。乃试思其泣也，涕泪何从而陨？则诘之以伪，而诩不服；欲谓之非伪，而诩其能自信乎？
呜呼！伪以迹，而公论自伸于迹露之日；伪以诚，而举天下以如狂，莫有能自信其哀乐喜怒者，于是而天理、民彝澌灭尽矣。故天下数万蚩蚩之众，奔走以讼莽称莽而翕然不异，夫岂尽无其情而俱为利诱威胁哉？伪中于心肾肺肠，则且有前刀锯、后鼎镬而不恤者。蔡邕之欢董卓，姚崇之泣武瞾，发于中而不能自已。甚哉，诚于伪之害人心，膏肓之病，非药石之所能攻也。
四
陈涉、吴广败死而后胡亥亡；刘崇、翟义、刘快败死而后王莽亡；杨玄感败死而后杨广亡；徐寿辉、韩山童败死而后蒙古亡；犯天下之险以首事，未有不先自败者也。乱人不恤其死亡，贞士知死亡而不畏，其死亡也，乃暴君篡主相灭之先征也，先死以殉之可矣。胜、广、玄感、寿辉、山童，皆挟徼幸之心以求逞其志，非其能犯难以死争天下者也；天将亡秦、隋、蒙古而适承其动机也。二刘、翟义不忍国雠，而奋不顾身，以与逆贼争存亡之命，非天也，其志然也；而义尤烈矣。义知事不成而忘其死，智不逮子房而勇倍之矣。
当莽之篡，天下如狂而奔赴之，孔光、刘歆之徒，援经术以导谀，上天之神，虞舜之圣，周公之忠，且为群不逞所诬而不能白。义正名其贼、以号召天下于魔魅之中，故南阳诸刘一起，而莽之首早陨于渐臺。然则胜、广、玄感、山童、寿辉者，天贸其死以亡秦、隋；而义也、崇也、快也，自输其肝脑以拯天之衰而伸莽之诛者也。不走而死，义尤烈哉！
一
一
元寿二年¹六月，哀帝崩，明年正月，益州²贡白雉³，群臣陈莽功德，号安汉公，天下即移于莽。以全盛无缺之天下，未浃岁⁴而迁，何其速也！上有闇主而未即亡，故桓、灵⁵相踵⁶而不绝；下有权奸而未即亡，故曹操终于魏王；司马懿杀曹爽、夺魏权，历师、昭⁷迄炎⁸而始篡天下者，待⁹一人以安危，而一人又待天下以兴废者也。唯至于天下之风俗波流簧鼓¹⁰而不可遏，国家之势，乃如大隄之决，不终旦¹¹溃以无余。故莽之篡如是其速者，合天下奉之以篡，莽且不自意其能然，而早已然也。
元寿二年六月，汉哀帝去世，第二年正月，益州进贡白雉，群臣陈述王莽的功德，尊他为安汉公，天下政权就此转移到王莽手中。以完整强盛的天下，不到一年就改朝换代，多么迅速啊！朝廷有昏庸的君主国家未必立即灭亡，所以汉桓帝、汉灵帝相继在位而汉朝未亡；下面有权臣奸佞国家未必立即灭亡，所以曹操最终只是魏王；司马懿杀死曹爽、夺取魏国大权，历经司马师、司马昭到司马炎才篡夺天下，是因为国家的安危依赖于某个人，而这个人又依赖天下的兴衰。唯有当天下的风俗随波逐流、被人鼓惑而无法遏制时，国家的运势就像大堤决口，不到天亮就崩溃殆尽。所以王莽篡汉如此迅速，是因为天下人共同拥戴他篡权，连王莽自己都没料到能这样，而事实早已如此。
此段以王莽迅速篡汉为引，对比桓灵、曹操、司马懿等缓慢夺权，点明关键在于社会风俗败坏。当天下沉迷于宣扬王莽功德，集体陷入狂热，政权就如溃堤般瞬间崩塌，强调风俗对国家兴亡的决定性作用。
莽之初起，人即仰之矣；折¹于丁、傅，而讼之者满公车²矣；元后拔之废置之中，而天下翕然³戴之矣。固不知莽之何以得此于天下，而天下糜烂而无余，如疫疠⁴之中人⁵，无能免也。环四海以狂奔，氾滥滔天，而孰从挽之哉？夫失天下之人心者，成、哀之淫悖为之，而蛊天下之风俗者不在此。宣、元之季，士大夫以鄙夫之心，挟儒术以饰其贪顽。故莽自以为周公，则周公矣；自以为舜，则舜矣；周公矣，舜矣，无惑乎其相骛⁶如狂而戴之也。
王莽初起时，人们就敬仰他；被丁氏、傅氏打压时，为他申诉的人塞满了掌管臣民上书的公车署；元后把他从废置中提拔出来，天下就一致拥戴他。原本不明白王莽为何能得到天下人的支持，而天下已糜烂不堪，如同瘟疫传染人，无人能幸免。四海之内的人都疯狂追随，局势泛滥滔天，谁能挽回呢？失去天下人心的原因，是汉成帝、汉哀帝的荒淫悖逆造成的，但蛊惑天下风俗的根源不在这里。汉宣帝、汉元帝末年，士大夫怀着鄙陋的心思，挟持儒学来掩饰自己的贪婪顽劣。所以王莽自比周公，人们就视他为周公；自比舜，人们就视他为舜；他被当作周公、舜，难怪众人疯狂地拥戴他。
此段剖析王莽得天下的缘由，指出王莽初起便受众人敬仰，即便遭打压仍有众多支持者。作者认为，王莽篡汉成功并非偶然，根源在于西汉后期士大夫用儒术掩饰贪顽，致使社会风俗败坏，人们盲目将王莽比作周公、舜帝，陷入集体疯狂。
当伪¹之初起也，匡衡、贡禹不度德，不相时，舍本逐末，兴明堂²辟雍，仿周官饰学校于衰淫之世；孔光继起为伪之魁，而刘歆诸人鼓吹以播其淫响⁴。而且经术⁵之变，溢⁶为五行灾祥⁷之说；阳九百六之数⁸，易姓受命之符⁹，甘忠可虽死而言传，天下翕然¹⁰信天命而废人事，乃至走传王母之筹¹¹而禁不能止。故莽可以白雉、黄龙¹²、哀章铜匮¹³惑天下，而愚民畏天以媚莽。则刘向实为之俑，而京房、李寻益导之以浸灌人心¹⁴，使疾化于妖也。子曰：“无为小人儒。”儒而小人，则天下无君子；故龚胜、邴汉、梅福之贞，而无能以死卫社稷，非畏祸也，畏公议之以悖道违天加己也。小人而儒，则有所缘饰以无忌惮；故孔光诸奸，施施¹⁵于明堂辟雍之上而不惭。莽之将授首于汉兵，且以孔子自拟，愚昧以为万世笑而不疑。传曰：“国有道，听于人；国无道，听于神。”古之圣人，绝地天通¹⁶以立经世之大法，而后儒称天称鬼以疑天下，虽警世主以矫之使正，而人气迷于恍惚有无之中以自乱。即令上无闇主，下无奸邪，人免于饥寒死亡，而大乱必起。风俗淫，则祸眚¹⁷生于不测，亦孰察其所自始哉？
当虚伪初起时，匡衡、贡禹不衡量德行，不审度时势，舍弃根本追求末节，在衰乱淫靡的时代兴建明堂辟雍，模仿周官制度修饰学校；孔光继而为虚伪之魁首，刘歆等人鼓吹宣扬以传播不良影响。而且经术的演变，泛滥成五行灾异祥瑞之说；阳九百六的厄运之数，成为改朝换代的符命，甘忠可虽死而其言论流传，天下人一致相信天命而废弃人事，甚至奔走传布西王母的筹策而禁止不住。所以王莽能用白雉、黄龙、哀章的铜匮来迷惑天下，而愚民畏惧天命去谄媚王莽。实际上刘向是始作俑者，京房、李寻更是引导这些言论浸润人心，使天下迅速化为妖妄之境。孔子说：“不要做小人式的儒者。” 儒者若成为小人，天下就没有君子了；所以龚胜、邴汉、梅福虽贞洁，却不能以死保卫国家，不是害怕灾祸，而是害怕公论以违背道义天命来加罪于己。小人而成为儒者，就有了掩饰而无所忌惮；所以孔光等奸佞，得意洋洋地在明堂辟雍之上而不惭愧。王莽即将被汉兵斩首时，还把自己比作孔子，愚昧地成为万世笑柄而不自知。古传曰：“国家有道，听从人言；国家无道，听从神论。” 古代圣人断绝天地间的混乱联系以确立治理天下的大法，而后世儒者称天说鬼来使天下人疑惑，虽然想警示君主使其纠正，而世人沉迷于恍惚有无的境地中自我混乱。即使上无昏君，下无权奸，百姓免于饥寒死亡，大乱也必定发生。风俗淫靡，灾祸就会从意想不到之处产生，又有谁能察觉它的开端呢？
此段指出西汉末年，匡衡等人在衰世舍本逐末兴礼乐，孔光、刘歆等人为虎作伥，借五行灾祥等迷信之说惑乱人心。王莽借此以祥瑞造势篡汉，根源在于 “伪儒” 用经术粉饰奸邪 。强调风俗败坏才是祸乱根源，警示迷信误国、伪儒害世。
汉之伪儒，诡其文¹而昧其真，其淫²于异端也，巫史³也，其效亦既章章⁴矣。近世小人之窍儒者，不淫于鬼而淫于释⁵，释者，鬼之精者也。以良知为门庭⁶，以无忌惮为蹊径，以堕廉恥、捐君亲为大公无我。故上鲜失德，下无权奸，而萍散⁷波靡⁸，不数月而奉宗社以贻人，较汉之亡为尤亟⁹焉。小人无惮之儒，害风俗以陆沈天下，祸烈于蛇龙猛兽，而幸逸其诛。有心者，能勿伸斧钺¹¹于定论乎？
汉代的伪儒，使文辞诡诈而掩盖真义，他们沉迷于异端，如同巫史，其效果也已明明白白。近世窃取儒学的小人，不沉迷于鬼神而沉迷于佛教，佛教是鬼神的精华。他们以良知为门面，以无所忌惮为路径，以堕落廉耻、抛弃君亲为大公无我。所以上无明显失德，下无权臣奸佞，国家却如浮萍般离散、水波般靡乱，不到数月就把国家奉送给他人，比汉朝的灭亡更为急迫。无所忌惮的小人之儒，败坏风俗而使天下沉沦，灾祸比蛇龙猛兽更烈，却侥幸逃脱惩罚。有心之人，能不在定论中施以惩处吗？
此段批判汉代伪儒借儒学外衣宣扬迷信，如同巫史般祸乱社会。又延伸至近世，指出小人借儒学之名，以歪理邪说抛弃廉耻，危害甚于奸佞，强调伪儒败坏风俗、颠覆国家的巨大危害。
二
二
君子之道以经世¹者，唯小人之不可窍者而已；即不必允协于先王之常道²而可以经世，亦唯小人之所不可窃者而已。君子经世之道，有质³有文⁴。其文者，情之已深，自然而昭其美者也。抑忠信已浃⁵于天下，天佑而人顺之，固可以缘饰⁶而增其华⁷者也。是则皆质之余，而君子不恃之以为经世之本。于是而小人窃之，情隐而不可见，天命人心不能自显，则窃而效之，亦遂以为君子之道在于此而无惭。然则小人之所可窃者，非君子之尚，明矣。
君子用以治理天下的大道，唯有小人不可窃取的罢了；即使不必完全符合先王的常道而可以治理天下，也唯有小人所不可窃取的罢了。君子治理天下的大道，有本质有形式。其形式，是情感已深，自然而彰显其美好。或者忠信已遍于天下，上天保佑而人心顺服，固然可以修饰而增添其华彩。但这都是本质的余绪，君子不依赖它们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于是小人窃取这些形式，情感隐藏不可见，天命人心不能自行显现，小人窃取仿效，就认为君子之道在于此而不惭愧。那么小人所能窃取的，不是君子所崇尚的，这很清楚了。
此段阐明君子经世之道的核心在于 “不可被小人窃取”。君子之道有 “质” 与 “文”，“文” 是忠信情感的自然流露，而小人只能窃取形式。可见真正的治世根本在于内在之 “质”，而非表面粉饰。
封建¹、井田、肉刑，三代久安长治，用此三者，然而小人无能窃也。何也？三者皆因天因人，以趣时²而立本者也。千八百国各制其国，而汉之王侯仅食租税；五刑之属三千³，而汉高约法三章⁴；田亩之税十一，而汉文二十税一，复尽免之；小人无能窃也。何也？虽非君子之常道，然率其情而不恤其文，小人且恶其害已而不欲效也，非文也。七月之诗，劝农之事也，而王莽窃之，命大司农⁶部丞⁷十三人、人部一州、以劝农桑，似矣。养生、送死、嫁娶、宫室、器服之有制，礼之等也，而王莽窃之，定制度吏民之品，似矣。若此类，君子之道盖有出于是者；而小人不损其欲，不劳其力，不妨其恶，持空文，立苛禁，一旦以君子之道自居而无难。则以此思之，君子经世之大猷⁸不在此，明矣。何也？农桑者，小民所自劝也，非待法而驱也。制度者，士大夫遵焉，庶人所弗能喻⁹，惟国无异政，家无殊俗，行之以自然耳，非一切之法限之不得而继之以刑者也。然而窃仿之而即似，虽不效而可以自欺，遂以施施于天下曰：吾既以行君子之道矣。故文者，先王不容已¹⁰，而世有损益，初不使后世效之者也。承百王之敝，而仍有首出庶物¹¹之功名，乃能立高明阔远之崖宇，而小人望之如天之不可企及。无他，诚而已矣。诚则未有可窃者也。
分封制、井田制、肉刑，三代长期安定太平，使用这三者，然而小人无法窃取。为什么呢？因为这三者都是顺应天时人事，抓住时机而建立根本的。古代千八百个诸侯国各自治理其国，而汉代的王侯仅食租税；周代五刑有三千条，而汉高祖约法三章；周代田亩税十分之一，而汉文帝收二十分之一，后又全部免除；小人无法窃取这些。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不是君子的常道，却依循实情而不顾形式，小人尚且厌恶其损害自己而不愿效仿，因为这不是形式上的东西。《诗经・七月》讲劝农之事，王莽窃取它，命令大司农部丞十三人，每人分管一州，来劝勉农桑，貌似如此。养生、送死、嫁娶、宫室、器服的制度，是礼仪的等级，王莽窃取它，制定吏民的品级制度，貌似如此。诸如此类，君子之道确实有出于此的；而小人不损害自己的欲望，不劳费自己的力量，不妨碍自己的恶行，持有空文，设立苛禁，一旦以君子之道自居而毫无困难。由此思考，君子治理天下的大谋略不在这些形式上，这很清楚了。为什么呢？农桑之事，是小民自己会努力的，不是等待法令来驱使。制度是士大夫遵守的，庶民不能理解，只有国家没有异常的政令，家庭没有特殊的风俗，自然而然地施行，不是用一切法令限制不许怎样并继之以刑罚。然而窃取仿效就貌似君子之道，即使无效也可以自欺，于是得意洋洋地对天下人说：我已经施行君子之道了。所以形式是先王不可缺少的，而时代有增减，原本就不使后世效仿。承接百王的弊端，仍有超出众人的功名，才能建立高明深远的境界，而小人仰望如同苍天不可企及。没有别的原因，只有真诚罢了。真诚就没有可被窃取的了。
此段以三代封建、井田等制度为例，指出其因顺应时势而难被小人窃取，对比王莽借 “劝农”“定制度” 空文篡权，点明君子经世之本在 “诚”，而非形式，强调真诚治世不可被窃的道理。
三
三
天下相师于伪，不但伪以迹也，并其心亦移而诚于伪，故小人之诚，不如其无诚也。诚者，虚位¹也；知、仁、勇，实以行乎虚者也。故善言诚者，必曰诚仁、诚知、诚勇，而不但言诚。陵阳²严诩³，当王莽之世，以孝行为官，任颍川⁴守，谓掾史⁵为师友，有过不责，郡事大乱。王莽征为美俗使者⁶，诩去郡时，据地而哭，谓已以柔征，必代以刚吏，哀颍川之士类必罹于法。此其呴沫⁷之仁，盖亦非伪托其迹也。始于欲得人之欢心，而与人相暱，为之熟，习之久，流于輭媚者浸淫已深而不自觉。盖习于莽之伪俗，日蒸⁹月变，其羞恶是非之心，迷复而不返。乃试思其泣也，涕泪何从而陨？则诘之以伪，而诩不服；欲谓之非伪，而诩其能自信乎？
天下人互相效法虚伪，不仅在行为上虚伪，连内心也转变为真诚地虚伪，所以小人的真诚，不如其没有真诚。“诚” 是一个虚的概念；智慧、仁爱、勇气，是实际用来践行 “诚” 的。所以善于谈论 “诚” 的人，必定说诚于仁、诚于智、诚于勇，而不只是说 “诚”。陵阳人严诩，在王莽时代，以孝行做官，担任颍川太守，称掾史为师长朋友，有过错不责罚，郡中事务大乱。王莽征召他为美俗使者，严诩离开颍川时，趴在地上哭泣，说自己因施行柔政被征召，继任者必定是刚猛的官吏，哀伤颍川的士人必定遭受刑法。他这种小恩小惠的仁爱，大概也不是伪造表面行为。起初是想获得别人的欢心，而与人亲近，做得熟了，习惯久了，流于软弱谄媚而逐渐深入不自觉。因为习惯了王莽的虚伪风俗，天天浸染月月变化，他的羞恶是非之心，迷失而不能返回。试想想他的哭泣，涕泪从何而来？若指责他虚伪，他不会信服；若说他不虚伪，他能自信吗？
此段以严诩为例，揭示当天下崇尚虚伪时，小人会从行为到内心都习惯于伪善。严诩以孝行做官却因过度柔媚致郡政大乱，离职时痛哭似真诚，实则是长期浸染伪俗后良知迷失，连自己都分不清真假，凸显 “诚于伪” 的可怕。
呜呼！伪以迹，而公论自伸于迹露之日；伪以诚，而举天下以如狂，莫有能自信¹其哀乐喜怒者，于是而天理、民彝²澌灭³尽矣。故天下数万蚩蚩⁴之众，奔走以讼莽称莽而翕然不异，夫岂尽无其情而俱为利诱威胁哉？伪中于心肾肺肠，则且有前刀锯、后鼎镬⁵而不恤者。蔡邕之欢董卓，姚崇之泣武瞾，发于中而不能自已。甚哉，诚于伪之害人心，膏肓之病，非药石之所能攻也。
唉！在行为上虚伪，公论会在形迹暴露时自然伸张；在内心真诚地虚伪，天下就会如同疯狂，没有人能自信自己的哀乐喜怒，于是天理人伦全部灭绝。所以天下数万愚昧的百姓，奔走为王莽歌功颂德而一致无异，难道全是没有真情而都被利诱威胁吗？虚伪深入心肾肺肠，就会面对前面的刀锯、后面的鼎镬也不畏惧。蔡邕为董卓欢呼，姚崇为武则天哭泣，都是从内心发出而不能自己控制。严重啊，真诚地虚伪对人心的危害，如同膏肓之病，不是药物能治疗的。
此段指出表面虚伪尚可被公论揭露，内心虚伪则会让天下疯狂，天理人伦尽失。百姓拥戴王莽、蔡邕董卓、姚崇武瞾皆因内心被伪化，这种 “诚于伪” 是无药可救的重病。
四
四
陈涉¹、吴广²败死而后胡亥亡；刘崇³、翟义、刘快⁴败死而后王莽亡；杨玄感⁵败死而后杨广⁶亡；徐寿辉⁷、韩山童⁸败死而后蒙古亡；犯天下之险以首事，未有不先自败者也。乱人不恤其死亡，贞士知死亡而不畏，其死亡也，乃暴君篡主相灭之先征也，先死以殉之可矣。胜、广、玄感、寿辉、山童，皆挟徼⁹幸之心以求逞¹⁰其志，非其能犯难以死争天下者也；天将亡秦、隋、蒙古而适承其动机也。二刘、翟义不忍国雠，而奋不顾身，以与逆贼争存亡之命，非天也，其志然也；而义尤烈矣。义知事不成而忘其死，智不逮子房¹¹而勇倍之矣。
陈涉、吴广败死后秦二世胡亥灭亡；刘崇、翟义、刘快败死后王莽灭亡；杨玄感败死后隋炀帝杨广灭亡；徐寿辉、韩山童败死后蒙古灭亡；冒着天下的危险首先起事的人，没有不先自行失败的。乱人不忧虑自己的死亡，贞士明知死亡而不畏惧，他们的死亡，是暴君篡主相继灭亡的先兆，先死以殉国是可以的。陈涉、吴广、杨玄感、徐寿辉、韩山童，都怀着侥幸之心以求实现志向，不是能冒险以死争夺天下的人；是上天要灭亡秦朝、隋朝、蒙古而恰好承接了他们的动机。刘崇、翟义和刘快不忍国家仇恨，奋不顾身与逆贼争夺存亡，不是因为天命，而是他们的志向使然；而翟义尤其壮烈。翟义明知事情不成而忘记死亡，智慧不及张良而勇气加倍。
此段通过列举多组历史人物，将陈涉等人的侥幸起事与刘崇、翟义等人的壮烈抗争对比，指出前者顺应王朝灭亡大势，后者则是出于义愤为国赴死。突出翟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彰显忠贞之士在历史转折中的崇高气节。
当莽之篡，天下如狂而奔赴之，孔光、刘歆之徒，援经术以导谀，上天之神，虞舜之圣，周公之忠，且为群不逞¹所诬而不能白。义正名其贼、以号召天下于魔魅之中，故南阳诸刘³一起，而莽之首早陨于渐臺。然则胜、广、玄感、山童、寿辉者，天贸其死以亡秦、隋；而义也、崇也、快也，自输其肝脑以拯天之衰而伸莽之诛者也。不走而死，义尤烈哉！
当王莽篡汉时，天下人如同疯狂地奔赴拥戴，孔光、刘歆之流，援引经术来阿谀奉承，上天的神圣，虞舜的圣明，周公的忠诚，尚且被众奸佞诬陷而不能辩白。翟义正名王莽为逆贼，在魔魅般的时世中号召天下，所以南阳刘氏一兴起，王莽就很快在渐台被杀。那么陈涉、吴广、杨玄感、韩山童、徐寿辉，是上天用他们的死亡来灭亡秦朝、隋朝；而翟义、刘崇、刘快，是自愿献出肝脑来挽救天命衰微而伸张对王莽的诛讨。不逃跑而赴死，翟义尤其壮烈！
此段写王莽篡汉时，孔光等人用经术谄媚助纣，致使是非颠倒。翟义等义士敢于揭露王莽的篡逆本质，振臂高呼。虽力量悬殊，却为后来者奠定基础，其舍生取义的壮举，远比顺应天命的起义者更加壮烈。
本章赏析
本章以王莽篡汉为切入点，深刻剖析了西汉末年社会崩溃的内在逻辑。作者认为，王莽能在短短一年内篡夺政权，绝非单纯的权力争夺，而是整个社会风俗败坏的必然结果——当士大夫阶层以儒学为幌子行贪婪之实，当经术被异化为“五行灾祥”的妖言，当“白雉祥瑞”“受命符命”成为篡权的工具，整个天下便如“疫疠中人”般集体陷入疯狂。这种“伪风”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让孔光、刘歆等精英主动沦为帮凶，用“周公再世”“舜帝复生”的谎言粉饰篡逆，最终使王莽篡汉变成了天下人“奉之以篡”的荒诞悲剧。
文中特别强调“风俗溃决”的毁灭性：相比桓灵昏庸、曹操专权等缓慢夺权模式，王莽的迅速成功源于“天下风俗波流簧鼓而不可遏”。作者以“大堤溃决”为喻，指出当虚伪成为社会共识，政权崩塌便如洪水般迅猛。与此同时，翟义等义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牺牲，则与陈涉式的侥幸起义形成对比，凸显出在“伪风滔天”的时代，唯有“诚”与“义”能刺破魔障——正如南阳刘氏起义的成功，本质上是翟义等先驱以血肉之躯唤醒的正义回响。全文借古讽今，以汉代伪儒祸乱警示后世：当“经世之道”沦为形式表演，当“君子之文”被小人窃据，国家灭亡便成了难以逆转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