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名而有所推奉者，其志不坚；人为名而尊己者，其立不固；项梁之立怀王，新市、平林之立更始是已。天下愤楚之亡而望刘氏之再兴，人之同情也，而非项梁与张卬、王凤、朱鲔之情也。怀王、更始不思其反，受其推戴而尸乎其位，名岂足以终系天下而戢桀骜者私利之心乎？怀王任宋义、抑项羽，而祸发于项氏；更始终恃诸将、而无与捍赤眉之锋。徇不坚之志，立不固之基，疑之信之，无往而非召祸之门。
呜呼！其危也，非一旦一夕之故也。而士之处斯世也难矣！彼以名而立君，而我弗事焉，则世且责我以名义；顺而与之，则今日之输忱，且为他日党贼之地。荀彧所以退不保其身，进不全其节也。嬴氏之暴，楚之亡，莽之篡，汉之中绝，苟有心者，孰不愤焉？而斟酌于从违，在间不容发之顷，一往之志，义未审而仆其生平。无他，不揣其实而为名所动也。慎之哉！
二
力均则度义，义均则度德；力可恃也，义可恃也，至于德而非可以自恃矣。伯升果有天下之志，与更始力相上下而义相匹，则以德相胜，而天下恶能去已？诸将之欲立更始，无亦姑听之而待其自獘。如其不弊，则天且授之，人且归之，而恶能与争？如其獘，则姑顺诸将之欲，自全于祸福之外，遵养以待时。故高帝受巴、蜀、汉中之封，而待三秦之怨、三齐之反以屈项羽，而羽终屈。伯升不知出此，婞婞然与张卬、朱鲔争，夫天下之大宝，岂有可自争而自得者乎？其见害于诸将也，不揆而犯难也。李轶且扼腕而思害焉，况他人乎？
三
王莽既诛，更始定都雒阳，赤眉帅樊崇将渠帅二十余人入见，安危存亡之大机也，于此失之，而更始之亡决矣。定天下之纷乱者，规模有可素定而未可全定也。莽之未诛，汉之力全注于莽；莽平，群盗方兴而未戢，固其所不豫谋者。一旦而莽诛矣，释其重忧而相庆以大定，猝然授以赤眉而不容其踌蹰以审处，豫谋所不及矣。莽未诛，赤眉者，莽之赤眉也；莽已诛，赤眉者，汉之赤眉也。以新造之邦，代莽而受赤眉之巨难，周章失措而不知所裁；及其算失事败，而后知前此之疏。当其时，气乍盈而易弛，机至速而难留，善已乱者，俄顷定之而永靖，将谓其有不测之智勇，而不知非然也。神不偏注于所重，而固有余力以待变也。故撄大敌，举大事，谋大功，敛精专气以求成者之非难；而大敌已灭，大事已决，大功已就，正天人交相责，而艰难萃于一人之身，此则中材以下者所不及谋，而大有为者立不拔之基，以应万变之迁流，权不可设而道则不穷也。
更始君臣，恶足以及此哉！其遣使谕降赤眉也，亦忧其不降耳；不知不降之不足忧，而降之之忧更大。然则无前定之道，无抑姑置赤眉而急自治；未能如圣哲之坐制于俄顷也，则无如缓之以俟其定。将天自有不测之吉凶，人自有猝然之离合，可降也而后降之，可讨也而后讨之，夫亦可谓因天乘时而顺俟天命矣。其始也，无余力以待之；其继也，又弗能姑置焉；更始之亡，所以决于樊崇之入见也。
四
光武之拒更始，与昭烈之逐刘璋，一也；论者苛求昭烈，而舍光武，失其平矣。刘焉之于昭烈，分不相临，光武则固受更始大司马之命矣。更始起于汉室已亡之后，人戴之以嗣汉之宗社；刘焉当献帝之世，坐视宗邦之陵夷，方且据土而自尊。则焉父子有可逐之罪，而更始无之。如曰更始不能安位而存汉，则璋之弱，又岂足以保三巴而不授之曹操乎？然则以忠信坚贞之义相责，而昭烈有辞，光武无辞矣。
乃光武之不与篡逆同罚也，则固有说。更始之立，非光武兄弟之志也；张卬、朱鲔动摇人心而不能遏，则奉更始而君之，受其鈇钺之赐，皆出于弗获已，而姑以自全。君臣之义，生于人心者也。天下方乱，君臣未定，无适主之分义，同兴讨贼之师，势均德齐而志不属。故更始不任为光武之君，拒之而心固不疚。义非外也，信诸心者，无大疚焉斯可矣。唯然，则光武可逸不忠之罚，昭烈可释不信之咎，皆非可执一切之信义以相纠者也，而于昭烈乎何诛？
五
更始不足以有为，史极言之，抑有溢恶之辞。欲矜光武之盛而揜其自立之非，故不穷更始之恶，则疑光武之有惭德也。乃若更始之亡也，则舍雒阳而西都长安也。当是时，赤眉在濮阳，城头子路、力子都在河、济间，力子都，后汉书任光传作刁子都。通鉴注云：姓谱：力，黄帝佐力牧，汉有力子都。今从之。铜马、大彤等贼在燕、赵，李宪在淮南，天下所岌岌未定者东方也。而遽避劳趋逸，欲拥关以自固，则天下深见其不可恃，而竞扼其虚。顾欲长保故宫之富贵以自封殖，是犹狐兔倚窟以安，而韩卢腾踯于外，甫一出而必不免于获也。王莽诛，关中无事，隗嚣委宗族而从己；于斯时也，得一重臣如寇恂者，镇抚长安而安集之，为雒阳之根本，而都雒以弹压山东，光武即解体于河北，其能遽收河内、下河东而无所顾畏邪？赤眉已降之余，不能驰骋任志如践无人之境，必矣。
盖更始所任为大臣者，类皆群盗之长，贪长安之富盛，而藉口于复高帝之旧业以为廓清；其铮铮小异如朱鲔、刘嘉、鲍永之流，亦不胜盈廷訿之论；则塞颠当之户，耽燕雀之嬉，固其宜也。光武得士于崛起之中而任之，既无盗贼之习气；及天下甫定，复不以任三公，而别用深识之士；虚建西都，而定宅雒阳，以靖东方之寇；皆惩更始之失而反其道。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资。一更始之失，光武之资也。”
六
匈奴之祸，至元、成之世而大息矣。东汉之初，因卢芳而大为中国害，非徒王莽之激之，抑更始挑之也。更始尸位于关中，赤眉横行于曹、濮，萧王异志于河北，公孙述割据于巴、蜀，斯时也，岂有德有威足以及匈奴；而轻以一介之使，循故事以求匈奴之顺己，召其侮而授之以嫚词，自取之矣。故严尤之谏，为王莽言也。伐之不可，和之不能，夷狄焉知仁义，势而已矣。更始之势，曾莽之不若，而欲匈奴修呼韩邪之已事，不度德，不量力，贻数十年边关之祸。陈遵者，洵妄人也。易世而后，微窦宪、耿秉之矫矫，汉其危矣。
为名而有所推奉者，其志不坚；人为名而尊己者，其立不固；项梁之立怀王，新市、平林之立更始¹是已。天下愤楚之亡而望刘氏之再兴，人之同情也，而非项梁与张卬²、王凤³、朱鲔⁴之情也。怀王、更始不思其反，受其推戴而尸乎其位，名岂足以终系天下而戢⁵桀骜⁶者私利之心乎？怀王任宋义、抑项羽，而祸发于项氏；更始终恃诸将、而无与捍赤眉⁷之锋。徇不坚之志，立不固之基，疑之信之，无往而非召祸之门。
因为虚名而推举拥护他人的人，他们的志向不坚定；被他人因虚名而尊崇的人，其地位也不稳固；项梁拥立楚怀王、新市和平林军拥立更始帝就是这样的例子。天下人对楚国灭亡感到愤慨，希望刘氏王朝再次兴盛，这是人们共同的情感，而不是项梁与张卬、王凤、朱鲔等人的真实想法。楚怀王和更始帝不反思这种情况，接受他人的拥戴而空占着君位，虚名怎么能始终维系天下并遏制那些桀骜不驯者的私利之心呢？楚怀王任用宋义、压制项羽，结果灾祸在项氏家族中爆发；更始帝始终依赖众将，却没有人能抵御赤眉军的锋芒。依从不坚定的志向，建立不稳固的基业，无论怀疑还是信任，到处都是招致灾祸的途径。
¹新市、平林之立更始：地皇三年(22)，绿林军因疾疫流行分兵转移，由新市人王匡、王凤率领的一支军队北向南阳，号称“新市兵”。新市兵进至随县，平林人陈牧、廖湛等人响应起义，号称“平林兵”。地皇四年(23)，起义军打败甄阜、梁丘赐等率领的新莽军，各将领共同商议立刘玄为天子，建立更始政权。
²张卬：新莽末年绿林军将领之一。
³王凤：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人，绿林军将领之一。更始政权建立后被封为宜城王。更始政权败亡后归隐。
⁴朱鲔：字长舒，汉阳（今湖北武汉汉阳区）人。绿林军将领之一，领导新市兵作战。更始政权建立后被拜为大司马。
⁵戢：收敛，止息。
⁶桀骜：凶暴倔强。
⁷赤眉：指新莽末年以樊崇等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因以赤色涂眉为标志，故称。
此段指出因虚名而推举君主的人，志向不坚定；君主靠虚名被尊崇，地位不稳固。像项梁立怀王、新市平林立更始，都非出于真心。怀王、更始不知反思，盲目接受推戴，最终因根基不稳，举措失当而招致灾祸。
呜呼！其危也，非一旦一夕之故也。而士之处斯世也难矣！彼以名而立君，而我弗事焉，则世且责我以名义；顺而与之，则今日之输忱¹，且为他日党贼之地。荀彧²所以退不保其身，进不全其节也。嬴氏之暴，楚之亡，莽之篡，汉之中绝，苟有心者，孰不愤焉？而斟酌于从违，在间不容发之顷，一往之志，义未审而仆其生平。无他，不揣其实而为名所动也。慎之哉！
唉！那政权的危机，不是一天一夜形成的啊。而士人在这样的时代处境也很艰难！那些因虚名而拥立君主的人，如果我不侍奉他们，世人就会用道义名分来指责我；如果顺从他们并亲附，那么今天表达的忠诚，就会成为日后被视为同党叛贼的根源。这就是荀彧退不能保全自身、进不能保全气节的原因。秦朝的暴政、楚国的灭亡、王莽的篡位、汉朝的中断，如果是有心之人，谁不感到愤慨呢？但在抉择追随或背离的瞬间，往往因一时的志向，在道义尚未审明时就断送了一生。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不揣度实际情况而被虚名所动摇。一定要谨慎啊！
¹输忱：献纳真情。
²荀彧：字文若，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初举孝廉，任守宫令。后弃官归乡，又率宗族避难冀州，被袁绍待为上宾。其后投奔曹操，建议曹操迎献帝都许。官至侍中，守尚书令，封万岁亭侯。因其任尚书令，居中持重达十数年，处理军国事务，被人敬称为“荀令君”。后因反对曹操称魏公而受曹操所忌，调离中枢，在寿春忧郁成疾而亡（一说服毒自尽）。
作者感叹政权危难并非一日形成，士人在动荡世道中处境艰难。顺从虚名立君之人，可能被视为同党；反对则受名义指责，荀彧便是如此。告诫人们行事不能只被虚名左右，应谨慎抉择。
力均则度义，义均则度德；力可恃也，义可恃也，至于德而非可以自恃矣。伯升果有天下之志，与更始力相上下而义相匹，则以德相胜，而天下恶能去已？诸将之欲立更始，无亦姑听之而待其自獘。如其不弊，则天且授之，人且归之，而恶能与争？如其獘，则姑顺诸将之欲，自全于祸福之外，遵养以待时。故高帝受巴、蜀、汉中之封，而待三秦之怨、三齐之反以屈项羽，而羽终屈。伯升不知出此，婞婞¹然与张卬、朱鲔争，夫天下之大宝，岂有可自争而自得者乎？其见害于诸将也，不揆而犯难也。李轶²且扼腕而思害焉，况他人乎？
当势力均等时就考量道义，道义均等时就考量德行；势力可以依靠，道义可以依靠，至于德行就不能只依靠自身了。伯升如果真有夺取天下的志向，在势力和道义上与更始帝相当，就应该用德行来取胜，那么天下人怎么会离开自己呢？众将想要拥立更始帝，何不姑且听从他们而等待更始帝自行衰败。如果更始帝不衰败，那么上天将要授予他权力，百姓将要归附他，又怎么能与他争夺呢？如果他衰败了，就姑且顺应众将的意愿，将自己保全在祸福之外，遵循规律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所以汉高祖接受巴蜀和汉中的封爵，等待三秦的怨恨、三齐的反叛来使项羽屈服，而项羽最终屈服了。伯升不知道这样做，固执地与张卬、朱鲔争斗，那天下的大权，难道是可以通过自己争夺就能得到的吗？他被众将杀害，是因为不估量形势而贸然触犯危难。连李轶都扼腕想要谋害他，何况其他人呢？
¹婞婞：忿恨不平貌。
²李轶：字季文，南阳宛（今河南南阳宛城区）人。
作者提出当力量、道义相当，德行才是决胜关键。他以伯升为例，指出其若有天下之志，本可待更始自败或顺势而为。但伯升执意相争，不懂审时度势，最终因莽撞犯险遭人谋害，凸显处世需权衡智慧。
王莽既诛，更始定都雒阳，赤眉帅樊崇¹将渠帅²二十余人入见，安危存亡之大机也，于此失之，而更始之亡决矣。定天下之纷乱者，规模有可素定³而未可全定也。莽之未诛，汉之力全注于莽；莽平，群盗方兴而未戢，固其所不豫谋者。一旦而莽诛矣，释其重忧而相庆以大定，猝然⁴授以赤眉而不容其踌蹰⁵以审处，豫谋所不及矣。莽未诛，赤眉者，莽之赤眉也；莽已诛，赤眉者，汉之赤眉也。以新造之邦，代莽而受赤眉之巨难，周章⁶失措而不知所裁；及其算失事败，而后知前此之疏。当其时，气乍盈而易弛，机至速而难留，善已乱者，俄顷定之而永靖，将谓其有不测之智勇，而不知非然也。神不偏注于所重，而固有余力以待变也。故撄大敌⁷，举大事，谋大功，敛精专气以求成者之非难；而大敌已灭，大事已决，大功已就，正天人交相责，而艰难萃于一人之身，此则中材以下者所不及谋，而大有为者立不拔之基，以应万变之迁流⁸，权不可设而道则不穷也。
王莽被杀之后，更始帝定都洛阳，赤眉军首领樊崇率领二十多位将领前来朝见，这是关乎政权安危存亡的关键时机，更始帝在此处错失机会，他的灭亡就注定了。平定天下纷乱的谋略，有些可以预先制定但不能完全确定。王莽未被杀时，汉军的力量全部集中在对抗王莽上；王莽被平定后，各路盗贼刚刚兴起尚未平息，这本来是他们没有预先谋划的。一旦王莽被杀，他们放下沉重的忧虑而相互庆祝天下大致平定，突然面对赤眉军的问题而来不及犹豫审度处理，这是预先谋划没有考虑到的。王莽未被杀时，赤眉军是对抗王莽的赤眉军；王莽被杀后，赤眉军就成了对抗汉朝的赤眉军。以新建立的政权，代替王莽承受赤眉军的巨大威胁，慌乱失措而不知如何裁决；等到计策失败事情败露，之后才知道之前的疏漏。当时，士气突然高涨却容易松懈，时机来得迅速却难以挽留，善于平定动乱的人，短时间内就能平定并永久安定，人们会说他有不可预测的智慧和勇气，却不知道并非如此。精神不专注于某一重点，才能保留余力来应对变化。所以对抗大敌、成就大事、谋划大功时，集中精力以求成功并不难；而当大敌已灭、大事已定、大功已成时，正是天地和人共同督责，而艰难集中于一人之身的时候，这是中等才能以下的人无法谋划的，而大有作为的人会建立不可动摇的根基，来应对万变的局势，权谋不可预设但道理却无穷无尽。
¹樊崇：字细君，琅邪（今山东诸城）人。新莽末年农民起义领袖、赤眉军首领。
²渠帅：指地方武装首领或部落首长。
³素定：犹宿定，指预先确定。
⁴猝然：突然。
⁵踌蹰：同“踌躇”，犹豫不决。
⁶周章：仓皇惊惧。
⁷撄大敌：意谓进犯敌人，临敌。撄，触犯。
⁸迁流：指随时间的推移，事物发生了变化。
作者认为，王莽被杀后，更始政权在赤眉军首领来见时错失关键时机，注定败亡。这是因为其未料到王莽死后局势骤变，面对新挑战措手不及。由此可见，成就大事不仅要专注眼前，更需预留余力应对变局。
更始君臣，恶足以及此哉！其遣使谕降赤眉也，亦忧其不降耳；不知不降之不足忧，而降之之忧更大。然则无前定之道，无抑姑置赤眉而急自治；未能如圣哲之坐制于俄顷也，则无如缓之以俟其定。将天自有不测之吉凶，人自有猝然之离合，可降也而后降之，可讨也而后讨之，夫亦可谓因天乘时而顺俟天命矣。其始也，无余力以待之；其继也，又弗能姑置焉；更始之亡，所以决于樊崇之入见也。
更始帝君臣，怎么能想到这些呢！他们派遣使者劝降赤眉军，也只是担心对方不投降；却不知道不投降不值得忧虑，投降后的忧虑更大。既然如此，他们既没有预先制定的策略，又不姑且搁置赤眉军的问题而急于加强自身治理；不能像圣哲那样在短时间内掌控局势，就不如暂缓处理来等待时机成熟。上天自有不可预测的吉凶，人自有突然的离合，可以劝降时再劝降，可以征讨时再征讨，这才可以说是顺应天意把握时机而等待天命。更始帝起初没有保留余力来应对，之后又不能姑且搁置问题，他的灭亡，就是在樊崇来朝见时注定的。
光武帝拒绝更始帝，与昭烈帝驱逐刘璋，本质是一样的；评论者苛责昭烈帝却宽容光武帝，这是有失公平的。刘焉对于昭烈帝来说，名分上并非君臣，而光武帝本来就接受了更始帝授予的大司马官职。更始帝在汉朝灭亡之后兴起，人们拥戴他来继承汉朝的宗庙社稷；刘焉在汉献帝时期，坐视国家衰颓，尚且占据土地自自尊大。那么刘焉父子有被驱逐的罪责，而更始帝没有。如果说更始帝不能稳固君位来保全汉朝，那么刘璋的软弱，又怎么能保全三巴之地而不交给曹操呢？既然如此，用忠诚守信坚贞的道义来指责他们，昭烈帝有辩解的理由，光武帝也有辩解的理由。
作者批判更始君臣目光短浅，劝降赤眉时只忧其不降，却不知归降后的隐患更大。更始君臣既无应对之道，又不懂先求自治、静待时机，最终因处理不当，在樊崇来见后，加速了政权的灭亡。
光武之拒更始，与昭烈¹之逐刘璋²，一也；论者苛求昭烈，而舍光武，失其平矣。刘焉³之于昭烈，分不相临，光武则固受更始大司马之命矣。更始起于汉室已亡之后，人戴之以嗣汉之宗社；刘焉当献帝之世，坐视宗邦之陵夷，方且据土而自尊。则焉父子有可逐之罪，而更始无之。如曰更始不能安位而存汉，则璋之弱，又岂足以保三巴⁴而不授之曹操乎？然则以忠信坚贞之义相责，而昭烈有辞，光武无辞矣。
而光武帝不与篡逆者受到同样惩罚，原本是有原因的。更始帝的拥立，不是光武帝兄弟的本意；张卬、朱鲔动摇人心而不能遏制，于是尊奉更始帝为君，接受他的封赏，都是出于不得已，姑且用来保全自己。君臣的道义，产生于人心之中。天下正处于混乱之中，君臣关系尚未确定，没有明确的君主名分，共同兴起讨伐叛贼的军队，势力和德行相当而志向不同。所以更始帝不能算作光武帝的君主，拒绝他内心本来就没有愧疚。道义不是外在的，只要内心确信，没有大的愧疚就可以了。正因如此，光武帝可以逃脱不忠的惩罚，昭烈帝可以免除不信的罪责，都不能用单一的信义标准来指责，又为什么要责备昭烈帝呢？
¹昭烈：指蜀汉昭烈帝刘备(161—223)，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
²刘璋：字季玉，江夏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东汉末年继父亲刘焉之位，担任益州牧。
³刘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初以汉朝宗室身份拜为中郎，历任冀州刺史、南阳太守等职。后被任命为益州牧，封阳城侯。
⁴三巴：东汉末益州牧刘璋分巴郡为永宁、固陵、巴三郡，后又改为巴、巴东、巴西三郡，合称“三巴”。其辖境相当于今四川嘉陵江和綦江流域以东的大部分，后亦泛指今四川地区。
作者认为光武拒更始与昭烈逐刘璋本质相同，论者却苛责昭烈而宽待光武，有失公允。光武受更始任命却非真心拥戴，昭烈与刘璋无君臣之分，且刘璋无力保境，二者抉择皆因时势，不应以单一忠义标准评判。
乃光武之不与篡逆同罚也，则固有说。更始之立，非光武兄弟之志也；张卬、朱鲔动摇人心而不能遏，则奉更始而君之，受其鈇钺之赐，皆出于弗获已，而姑以自全。君臣之义，生于人心者也。天下方乱，君臣未定，无适主之分义，同兴讨贼之师，势均德齐而志不属。故更始不任为光武之君，拒之而心固不疚。义非外也，信诸心者，无大疚焉斯可矣。唯然，则光武可逸不忠之罚，昭烈可释不信之咎，皆非可执一切之信义以相纠者也，而于昭烈乎何诛？
更始帝不足以有所作为，史书极力言说，或许有夸大其恶行的言辞。想要夸耀光武帝的兴盛而掩盖他自立的不妥，所以不彻底揭露更始帝的恶行，就会让人怀疑光武帝有愧疚之心。至于更始帝的灭亡，在于他舍弃洛阳而向西定都长安。当时，赤眉军在濮阳，城头子路和力子都在河济之间（力子都，《后汉书・任光传》写作刁子都。《通鉴注》说：姓谱记载，力姓是黄帝辅佐力牧的后代，汉代有力子都，现在依从这种说法），铜马、大彤等盗贼在燕赵地区，李宪在淮南，天下岌岌可危尚未安定的是东方地区。而更始帝仓促地逃避辛劳追求安逸，想要占据函谷关来巩固自己，那么天下人都清楚地看到他不可依靠，于是竞相趁机攻击他的空虚之处。他只想长久保全旧都的富贵来自我封赏，这就像狐狸兔子依靠洞穴求安，而猎狗在外面跳跃，一旦出来就必然会被捕获。王莽被杀后，关中没有战事，隗嚣交出宗族来追随他；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得到像寇恂这样的重臣，镇守安抚长安并安定百姓，把长安作为洛阳的根基，而以洛阳为都城来镇压山东地区，光武帝即使在河北分裂势力，又怎么能迅速收复河内、攻下河东而没有后顾之忧呢？赤眉军投降之后，必然不能再像践踏无人之境那样肆意驰骋了。
¹適主：指做主者。
作者解释光武拒更始不被视作篡逆的原因：更始之立非光武兄弟本意，只是迫于张卬等人势力暂求自保。当时天下大乱君臣未定，更始不算真正君主，光武拒他问心无愧，由此指出评判应看内心而非表面信义。
更始不足以有为，史极言之，抑有溢恶之辞。欲矜光武之盛而揜其自立之非，故不穷更始之恶，则疑光武之有惭德也。乃若更始之亡也，则舍雒阳而西都长安也。当是时，赤眉在濮阳¹，城头子路²、力子都³在河、济间，力子都，后汉书任光传作刁子都。通鉴注云：姓谱：力，黄帝佐力牧，汉有力子都。今从之。铜马、大彤⁴等贼在燕、赵，李宪⁵在淮南，天下所岌岌未定者东方也。而遽避劳趋逸，欲拥关以自固，则天下深见其不可恃，而竞扼其虚。顾欲长保故宫之富贵以自封殖，是犹狐兔倚窟以安，而韩卢⁶腾踯于外，甫一出而必不免于获也。王莽诛，关中无事，隗嚣⁷委宗族而从己；于斯时也，得一重臣如寇恂⁸者，镇抚长安而安集之，为雒阳之根本，而都雒以弹压山东，光武即解体于河北，其能遽收河内⁹、下河东¹⁰而无所顾畏邪？赤眉已降之余，不能驰骋任志如践无人之境，必矣。
更始帝不足以成就大业，史书极力批评他，或许也有夸大其恶行的言辞。（之所以这样写）是想夸耀光武帝的兴盛，从而掩盖他自立为帝的不妥之处，所以如果不彻底揭露更始帝的恶行，就会让人怀疑光武帝内心有愧疚。至于更始帝的灭亡，关键在于他舍弃洛阳，向西迁都长安。当时，赤眉军在濮阳活动，城头子路和力子都在黄河与济水之间（力子都，《后汉书・任光传》写作 “刁子都”。《资治通鉴注》解释：据《姓谱》记载，“力” 姓源于黄帝的辅佐之臣力牧，汉代有力子都，此处采用这一说法），铜马、大彤等起义军在燕赵地区，李宪在淮南割据，天下最危急不安的是东方地区。而更始帝却仓促地逃避辛劳、追求安逸，想凭借函谷关的险要巩固自身，天下人因此清楚地看到他不可依靠，于是争相趁其空虚发起攻击。他只想长久保住旧都的富贵来自我满足，这就如同狐狸兔子依赖洞穴寻求安稳，而猎狗在洞外跳跃徘徊，它们一旦出洞就必然会被捕获。王莽被杀后，关中地区本无战事，隗嚣甚至把宗族成员作为人质来追随他；如果此时能有一位像寇恂那样的重臣，镇守安抚长安，使百姓安定聚集，将长安作为洛阳的根基，而以洛阳为都城来镇压山东地区的叛乱，那么即便光武帝在河北分裂势力，又怎能轻易收复河内、攻克河东而毫无顾忌呢？赤眉军在投降之后，必定无法再像踏入无人之境那样肆意驰骋，这是必然的。
¹濮阳：今属河南。
²城头子路：即爰曾(？—23)，字子路，东平（今属山东）人。
³力子都：东海（今山东、江苏一带）人。新莽末在乡里起兵，袭击徐州、兖州地界，部下有六七万人。更始元年(23)投降刘玄，被拜为“徐州牧”。后被其家丁杀死。
⁴铜马、大彤：皆为新莽末年河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
⁵李宪：颍川许昌（今河南许昌）人。东汉初年地方割据首领。
⁶韩卢：战国时韩国的名犬。
⁷隗嚣：字季孟，天水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出身陇右大族，更始政权建立后，隗嚣趁机占领平襄，被推为上将军。
⁸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今北京昌平）人。东汉开国功臣，“云台二十八将”之一。
⁹河内：古代指黄河中游北面的地区，包括今焦作、鹤壁、安阳地区。
¹⁰河东：古代指山西西南部地区，亦泛指整个山西。
作者认为史书虽有夸大更始之恶以衬光武之嫌，但更始弃雒阳西都长安确是失策。当时东方战乱未定，他却贪图关中安逸，未派重臣镇长安而自守雒阳，终致政权覆灭，凸显战略失误的危害。
盖更始所任为大臣者，类皆群盗之长，贪长安之富盛，而藉口于复高帝之旧业以为廓清¹；其铮铮小异如朱鲔、刘嘉²、鲍永³之流，亦不胜盈廷訿之论；则塞颠当⁵之户，耽燕雀之嬉，固其宜也。光武得士于崛起之中而任之，既无盗贼之习气；及天下甫定，复不以任三公，而别用深识之士；虚建西都，而定宅雒阳，以靖东方之寇；皆惩更始之失而反其道。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资⁶。一更始之失，光武之资也。”
更始帝任命的大臣，大多是各路盗贼的首领，他们贪图长安的富庶繁华，却以恢复汉高祖基业为借口，声称要肃清天下动乱；即使有朱鲔、刘嘉、鲍永等少数刚正不阿的人，也无法承受满朝大臣的非议；于是更始帝堵塞了进言劝谏的途径，沉溺于安逸享乐，这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光武帝在崛起过程中选拔士人并任用他们，这些人没有盗贼的不良习气；等到天下刚安定，他又不任命这些人担任三公，而是另外选用有深远见识的士人；他名义上设立西都长安，却把都城定在洛阳，以此平定东方的贼寇；这些做法都是借鉴了更始帝的失误，采取了相反的策略。老子说：“品行不善的人，可以成为善人的借鉴。” 更始帝的失误，正是光武帝成功的借鉴。
¹廓清：肃清。
²刘嘉：字孝孙，南阳舂陵（今湖北枣阳）人。刘秀的族兄。参加了刘秀兄弟组织的舂陵起义，更始政权建立之后，被刘玄封为汉中王。更始政权崩溃后，刘嘉在来歙的劝说下，到洛阳归顺刘秀，受封为顺阳侯。建武十五年(39)去世。卒谥怀侯。
³鲍永：字君长，上党屯留（今山西长治屯留区）人。新莽时期因密谋反抗王莽而被追捕，后被更始帝征召，担任尚书仆射，因讨伐青犊军之功封中阳侯。更始帝死后归降刘秀，在东汉政权担任司隶校尉、东海国国相等职。
⁴翕訾：典出《尔雅·释训》：“翕翕、訾訾，莫供职也。”本意为颠倒错乱，相互诋毁，从而无法认真职事。
⁵颠当：昆虫名。
⁶不善人，善人之资：语出《老子》第二十七章：“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意即善人可以作为恶人们的老师，不善的人也可以作为善人的借鉴。
作者指出更始任大臣多为群盗首领，贪图长安富贵，虽有朱鲔等少数异者，却难敌满朝非议，终致政权沉溺享乐。而光武用人无盗贼习气，天下定后重用深识之士，定都雒阳靖东方，正是以更始之失为鉴。
匈奴之祸，至元、成之世而大息矣。东汉之初，因卢芳¹而大为中国害，非徒王莽之激之，抑更始挑之也。更始尸位于关中，赤眉横行于曹²、濮³，萧王异志于河北⁴，公孙述⁵割据于巴、蜀，斯时也，岂有德有威足以及匈奴；而轻以一介之使，循故事⁶以求匈奴之顺己，召其侮而授之以嫚词⁷，自取之矣。故严尤之谏，为王莽言也。伐之不可，和之不能，夷狄焉知仁义，势而已矣。更始之势，曾莽之不若，而欲匈奴修呼韩邪之已事⁸，不度德，不量力，贻数十年边关之祸。陈遵⁹者，洵¹⁰妄人¹¹也。易世而后，微窦宪¹²、耿秉¹³之矫矫¹⁴，汉其危矣。
匈奴带来的祸患，到汉元帝、汉成帝时期基本平息了。但东汉初年，却因为卢芳的缘故，匈奴对中原造成了严重危害，这不仅是王莽此前激怒了他们，更是更始帝主动挑衅所致。当时更始帝在关中空居君位，赤眉军在曹州、濮州一带横行，萧王（刘秀）在河北怀有异心，公孙述在巴蜀割据，这种情况下，更始帝哪里有足够的德行和威严来威慑匈奴；他却轻率地派遣一名使者，依照旧例要求匈奴归顺自己，结果招致匈奴的侮辱，收到对方傲慢无礼的回应，这完全是自讨苦吃。严尤此前劝谏王莽时就说过：攻打匈奴不可行，与他们和解也办不到，夷狄哪里懂得仁义，不过是屈服于实力罢了。更始帝的势力连王莽都比不上，却想让匈奴效仿呼韩邪单于从前归顺汉朝的做法，既不衡量自己的德行，也不估量自身的实力，最终留下了数十年的边关祸患。陈遵（作为出使匈奴的使者），实在是个狂妄无知的人。如果没有后来窦宪、耿秉那样英勇威武的将领，汉朝恐怕就危险了。
¹卢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今宁夏同心）人。东汉初年地方割据首领。
²曹：指曹县，今属山东。
³濮：指濮阳，今属河南。
⁴萧王异志于河北：指新莽政权被灭后，刘秀被派往河北，镇压并收编铜马等起义军，实力大增。
⁵公孙述：字子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东汉初年割据势力首领。
⁶故事：旧例。
⁷嫚词：轻侮的言辞。
⁸呼韩邪之已事：指汉元帝时匈奴单于呼韩邪对汉称臣并数次入朝觐见之事。
⁹陈遵：字孟公，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西汉末年因镇压盗贼有功，封嘉威侯。
¹⁰洵：诚然，确实。
¹¹妄人：无知妄为的人。
¹²窦宪：字伯度，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东汉外戚、名将，其妹为汉章帝皇后。
¹³耿秉：字伯初，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东汉将领。
¹⁴矫矫：英勇威武的样子。
此段指出匈奴之祸在东汉初因卢芳再起，不仅因王莽激惹，更始也有责任。他当时内忧外患，却仍遣使要求匈奴归顺，因不自量力反招侮辱，留下数十年边患，凸显治国需审时度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