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第十七 原文

　　一

　　汉明帝即位第一年，率领百官到先帝陵墓朝拜，献上食物并演奏礼乐，各郡国负责统计的官员依次汇报粮食价格和百姓疾苦，这一做法从此成为固定制度。后来到灵帝时期，蔡邕跟随皇帝前往陵墓，见到仪式的庄严场面，体察其中的本意，感叹明帝的至孝之心和悲悯之情不可改变，同时也意识到古代不举行墓祭的制度存在不完善之处，蔡邕在此时才懂得了礼制应随时代变通的道理。

　　所谓 “古代不举行墓祭”，这里说的 “古代” 是相对于周代而言，大概指的是殷代的礼仪。孔子面对防地的祖坟崩塌时，泪流满面地说：“古代不修治坟墓。” 这里的 “古代” 同样指殷代礼仪。孔子是殷代后裔，沿用殷代礼仪，以此表示不忘本源。然而他流泪的举动，也彰显了圣人对先祖的深厚情感。殷代的制度崇尚鬼神，重视灵魂而轻视形体，祭祀灵魂而埋葬躯体，所以通过声音来祈求神灵，让活人扮演死者接受祭祀，这是一种礼仪路径，但其弊端是导致像墨家那样主张薄葬的思想流行。如果从天地人伦贯通的角度来说，经过坟墓而产生哀痛之情，难道不是每个人难以抑制的自然情感吗！

　　有人说神灵脱离形体后，形体就不再是神灵的载体，所以坟墓无需祭拜，又说灵魂无所不在。既然灵魂无所不在，那么为何唯独坟墓不能是它所在的地方呢？在庙堂举行朝践之礼，在室内侍奉尸主，在门内祭祀，无论在哪里，孝子追寻亲人的灵魂本就没有固定场所，那么坟墓为何不能是灵魂所在之处？人刚去世时设置 “重”（暂代神主的瓦器），虞祭后制作神主（用桑木或栗木），这些土木制成的器物与人并非同类，也不亲近，但孝子却像侍奉父母一样对待它们，认为神灵必定依附于有形之物而不舍离去；难道存放形体的坟墓，反而不如瓦罐、木主吗？坟墓是安放躯体的地方，子孙是躯体的延续。如果认为这些都与神灵无关，那么一切都无关；如果认为躯体的安放之处有意义，那么这些都是祖先身体的遗存；侍奉尸主的礼仪中，把孙子当作祖先形体的延续而像生前一样侍奉，为何对于祖先躯体的安葬之处，却要弃之于腐朽的土壤中呢？万物各依其类，若不能得其实体，就应按类别去追寻。形体与神灵、魂与魄，终身相依不离，那么神灵若有依托，必然不会违背这一规律。

　　孝是从子女内心产生的情感，神灵的降临是思念的结果；经过坟墓而产生悲怆之情，孝心生于内心，而神灵就借此得以感应。况且这躯体，为人子女者曾在它寒冷时温暖它，炎热时为它纳凉，有疾病痛苦时为它按摩搔痒，生平尽心侍奉，一旦将其弃于腐朽的土壤中，还说有更尊贵的形体存在，这其实是冷漠无情，所秉持的道理过于高远而脱离实际。庄子、墨子都曾以此为教，实则损害了人天生的恻隐之心；即便这是殷代的制度，若并非殷代后裔，为何要效仿呢？孔子说：“如果有继承周代的朝代，即使过了一百代，其礼制也能推知。” 在礼制中进行增减，而不伤害仁义，百世之后若有王者兴起，前代圣人也不能限制他。所以说：“丧礼与其追求仪节完备，不如内心真正哀戚。” 固守古礼以求相合，压抑情感去迁就，这属于 “仪节完备” 一类；情感上有不忍之处，即便古代没有也要践行，这属于 “内心哀戚” 一类；那些死守章句而师法古人的人，又有什么可讥讽的呢！

　　二

　　养老的制度有根本和形式，礼仪是其形式；而形式又能感动天下人心从而催生实质，所以根本产生形式，形式庇护根本，如同枝叶繁茂则根基更稳固。在乡学举行养老礼，袒露左臂分割祭牲，手持酱食进献，举杯敬酒，这些是形式。划定百姓的田地住宅，教导他们种植畜牧，免除他们的徭役，使他们不饥不寒，能够奉养老人，这是根本。君王若已厚待民生，让百姓有粮食酒浆、丝帛鸡肉可以养老；又担心百姓因安饱而不生孝悌之心，于是在太学修明礼仪，亲自操劳，恭敬地向老人请教，以此显示天子必有尊崇之人，而年长者被天下敬重，从而激发百姓的孝心，使他们不敢倚仗壮年而遗弃老人，这就是用形式庇护根本而使道义更显荣光。明帝修明三老五更之礼，对李躬、桓荣极尽恭敬奉养的礼仪，当时的天下，真的让家家户户衣食富足、能让百姓用美食奉养父母了吗？恐怕还没有。百姓尚未富足却空修礼仪，自然无法激发孝悌之心，只是虚设这些不合情理的仪节罢了。不过，形式与实质是相辅相成的，根本与形式是相互扶持的。若因天下尚未富足就无暇修明礼仪，一味等待，最终只会导致礼制荒废。修明礼仪以感动天下之心，也能借此感动自身，在俯仰跪拜之间，看到礼仪而反思，必定会践行仁政，而恩泽的流传，也将逐步推行。明帝时期，内患平息，边疆无警，承接光武帝的余泽，就像从江河中舀水、从火中取光一样容易。因此形式滋养实质，形式庇护根本，不能说这些礼仪只是虚设的不合情理的仪节。然而不合理之处在于，古书记载：“敬老因为他们近似于父亲。” 因近似父亲而尊敬，是从孝敬父亲推及而来。光武帝去世不到一年，明帝就从容举行隆重的礼仪，这不太急切了吗！李躬、桓荣倚着几案接受馈赠，而明帝本该在寝室侍奉膳食（却忙于礼仪），上天夺走了他的欢乐（指丧父之痛），心中本应有悲痛不安。明帝与东平王刘苍都是正在守丧的孝子，东平王急切请求，明帝就立即施行礼仪，这不太过分了吗！这就是舍弃根本而追求形式。

　　三

　　明帝永平三年，任命左冯翊郭丹为司徒，由郡守升任三公，这是遵循西汉的制度，而且尤其不等待内迁就迅速提拔。此后牟融、鲍昱都从太守之位升任三公，可见明帝非常重视具体政务。这种做法，用来奖励郡守，促使他们致力于治理，加重他们的权力使其安心任职是合适的；但若以此作为选拔三公的好方法，就有不可取之处，为什么呢？“道” 是事务的纲领，天下是各郡的集合。就具体事务而言，细节与纲领需同时兼顾；就 “道” 而言，只需抓住纲领而不必考察细节；这就是郡守与三公在职责详略上的差异。凭借郡守细致入微的治理能力，去辅佐君王、总揽大政，就会因过于琐碎而损害大局。

　　天下各地的政务，刚柔特性由天决定，土地肥沃贫瘠由地决定，一郡的利弊若推行到百里之外，就会把有利变有害、有害变有利。郡守得民心的方法，是去除郡内弊端、兴办利益，从而使民心悦服。若将一郡之法推行天下，就像强迫山区百姓用船、水乡百姓用车，只会带来危害甚至致命。因此即便郡守贤能，也未必能在朝堂之上坐而论道、治理天下。况且名声的形成往往伴随实质的损害，像黄霸这样的贤人，尚且因 “神雀祥瑞” 的欺骗而成为位列三公的耻辱，何况不如黄霸的人，怎能把国家托付给他们？因此从郡守突然升任三公，导致朝廷缺乏宽宏从容的教化，其弊端是粉饰文法、崇尚苛政，损害和平正直的福祉，这并非小事。明帝勤于具体政务，却不懂治国大道，不能作为后世选拔宰相的法则。

　　四

　　宗均废除捕虎的陷阱，九江的虎患就平息了，其中的原因很容易理解。人与虎争斗，人本来就无法取胜。陷阱是人与虎争斗的工具，人有所依仗就会轻视与虎相遇，踏入危险而不觉，这是让虎与人同归于尽的方法。宗均下令说：“长江、淮河一带有猛兽，就像北方有鸡猪一样。” 是说它们本就繁多而无法消除。心中常想着有猛兽存在，不依仗工具就不会大意，自然会远离危害。将这一道理推而广之，也可用于治理百姓中的奸邪。

　　因此宗均论治时说，只靠文法和廉吏不足以制止奸邪，就像把奸邪当作鸡猪一样看待，奸邪之人就会屈服，与天下人息止机心，天下的奸邪机心就会平息。拘泥文法的官吏，依仗法令与奸邪较量，本来就无法取胜；廉吏依仗清廉而不惧奸邪，却会被奸巧伤害；正因有所依仗，才认为奸邪不足防范。抓住大政方针，放宽细枝末节，那些奸猾的讼师胥吏就无法到公堂为害，又怎么会伤害百姓呢？宗均的治理思想十分深远。刘备、诸葛亮崇尚申不害、韩非的法家思想，而蜀汉最终未能强盛，包拯、海瑞的急躁严苛，就更不值得讨论了。

　　五

　　楚王刘英起初信奉佛教，最终因谋反而自杀；笮融督责百姓隆重装饰以信奉佛教，最终因劫掠死于刀兵之下；梁武帝舍身奉佛，最终因挑起祸端、喜好杀戮而亡国；荒谬的学说暗中改变人心，招致的灾祸竟如此惨烈！

　　佛教以慈悲为用途，以寂静为本体，以贪、嗔、痴为三大戒律。但刘英、笮融、梁武帝却好动嗜杀，怒气不息，沉迷于成败而招致灾祸，看似与佛教教义相反，却灾祸频发，为什么呢？人的内心不是被表面行为改变，而是被内在的情感气量改变。情感气量一旦改变，反而会激化矛盾，在某方面克制，就会在另一方面彻底崩溃，且崩溃后无法挽回。佛教的学说夸大其词，认为可以在主观意念中扭转天地，于是随心所欲规划一切，习其术者就会膨胀野心而不顾名义操守。而且佛教名义上慈悲实则残忍，身体发肤可以舍弃，妻子儿女可以舍弃，君主父亲可以舍弃，对情感上不可割舍的事物急于断绝，就会愤怒决断而无所顾忌。

　　佛教又主张禁绝人的欲望却不加区分，于是认为一饮一食、一衣一宿，只要沉迷其中就都是贪念染着。即便穷凶极恶、流毒天下，其贪念染着也与贪求寸丝粒米的罪过相同。既然不能不穿衣吃饭而受外物拖累，又何必忌惮穷奢极欲而不敢去做？强行抑制欲望，就会举手投足都如戴枷锁；一旦放宽约束，就认为成败相同、事理无碍，内心 “觉悟” 就可灭除罪恶，即便暴虐叛逆也无非是梦幻泡影，一悟之后全都归于空无。因此学习佛教的人，很少不乖戾而只求一时快意的。

　　一旦挣脱 “枷锁”，就认为可以在刀锋虎吻间自如游走于 “真法界”，放下屠刀、走出淫坊就能获得法身。极端压抑后必然放纵，这是必然趋势。刘英为何忌惮谋反，笮融为何顾惜劫掠，梁武帝为何忌惮接纳叛臣、激怒邻国而将百姓推向刀兵？赵抃、张九成、陆九渊没有以恶行终结，只是侥幸；王钦若、张商英、黄潜善则已祸乱国家了。

　　六

　　让出国位的道义，以伯夷、泰伯最为昭著，子臧、季札遵循此道作为节操，汉代人多效仿。丁鸿逃避爵位，鲍骏责备他说：“《春秋》的大义，不因家事荒废王事。” 这很正确，但还不够全面。汉代的列侯与商周的诸侯不同。古代诸侯拥有封国，统治百姓，制定政令，与天子权力此消彼长，这是 “君道”。汉代列侯只享受租税，不掌管宗庙百姓，这是 “臣道”。君主制定道义，臣下服从道义，服从天子的道义，不是臣下能自行决定的。古代诸侯的封国由始祖传承，天子改朝换代，封国依旧。汉代列侯的爵位由天子授予，天子失去天下，列侯就不能再拥有封爵。封国不是个人私产，怎敢凭个人意愿让天子赐予的爵禄？

　　况且君子让国，不只是让禄位。叔齐贤能，王季、文王有德，所以伯夷、泰伯把保国康民、兴王治国的道德勋名让给他们。若只是禄位，本就是自己不屑之物，怎能用非分之得玷污弟弟来表示关爱？丁鸿的弟弟丁盛若贤能，不必封侯也能建立功名；若不贤能，温饱终身即可。俸禄如同箪食豆羹，让位是小事，接受者却会羞愧，商周的道义，怎能照搬到后世？读古人的书想学习，却不根据时代确立道义，很少不失误的。孔子说：“把财物送给邻里乡亲吧！” 接受列侯封爵后，分俸禄给弟弟，这才合理，爵位岂是丁鸿能让的？

　　七

　　史书中有夸大之词，世俗之人羡慕，君子却不认同。记载明帝时期百姓殷富，说 “粮食每斛三十钱”。如果真是这样，治国者就违背了治国之道，百姓将有饿死的忧患。

　　一个农夫耕作，中等年成收获不过五十斛。古代的 “斛” 相当于现在的 “石”。终年勤劳，仅得一千五百钱收入，田租徭役从中出，妻子儿女的饮食从中出，养老治病、丧葬婚嫁的费用从中出，盐油农具的开销从中出，本就不足以维持生计，百姓还肯竭力耕种吗？所谓 “米斛三十钱”，是天下皆然，还是偶尔一郡一国如此却被夸大传播？若天下皆然，朝廷应当平价收购，充实边疆，抵御水旱，而不应听任粮食贱价流失。但这必定不是天下普遍现象，此处粮食极贱，彼处却极贵，治国者应依次转运以平衡价格，怎能让粮食烂在一地、金钱聚在另一地，造成两方面的困苦？

　　所以善于治国者，应让粮食不大量剩余于民间，以免引发轻视粮食的心态而使农民地位低下；农民地位低下，游民商贾就会日益骄横，所以说 “粮价贵伤害商人，粮价贱伤害农民”。伤害商人与伤害农民，如何抉择？粮价过低之后，必定有饿殍，明帝时期没听说百姓有饿死的灾害，因此可知史书是夸大之词。即便如此，也必定有郡国出现粮价极低的情况，所以说治国者违背了治国之道。

　　八

　　广陵王刘荆、楚王刘英、淮阳王刘延，因谋逆或被诛杀或被削爵。这三位王爷确实狂妄悖逆；但看北海王刘睦派遣中大夫入朝觐见，大夫想称扬他的贤能，刘睦却惊恐地说：“你这是害我啊！你应当回复说我只以声色狗马为乐，才是爱护我。” 由此可见明帝的疑忌残忍，也算是事出有因。

　　这三位王爷，并未像刘濞、刘兴居那样兴兵作乱，朝廷既无德政安抚，又无教化引导，他们因愚昧而内心不安，奸人趁机告发，又怎知当时的罪证不是附会夸大的？楚地谋反案兴起，虞延因此而死，虞延以舜对待象的方式期望明帝，情意深厚，却不能保全性命。寒朗说：“公卿们虽不说话，却在家中抬头叹息。” 可见臣民中寒心的人很多。制作谶纬、举行淫祀，难道不可教化，却一定要以 “大逆不道” 的罪名严惩？于是诸王如刘睦所说，如卧荆棘、履薄冰，不敢行善，天性亲情几乎断绝。

　　西汉灭亡，并非刘氏宗室所致；汉朝复兴，是刘氏宗室之功。明帝却唯独对兄弟猜忌狠毒而不肯放过，听闻刘睦的话，也该为之流涕了。明帝死后外戚势力再次扩张，不是没有原因的！

　　九

　　班超在西域的作为，不过是一场游戏罢了；他凭借三十六人横行各国，擒杀国君，想杀就杀，想抓就抓，古今没有靠奇智神勇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因为西域各国地狭兵弱，君主愚昧，百姓离散，不必多智多勇就能轻松控制。万里之外的孱弱部族，苟且称王，实力甚至不如中国的一个亭长。他们反叛不足以增强匈奴势力，臣服也不足以树立中原威严；而班超欺弱凌寡，扰乱他们的生活来夸示奇功，早已失去人心，如今却被古今称颂，这不更让狂妄之人滋生妄念吗？这就像挖洞攻击蝼蛄，入池捕捉小鱼，却称 “智勇神奇”，有见识的人早已为此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