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帝第十一 原文
一
读杜钦进谏之章，与其奏记王凤之书，及论王章之事，竟以王氏之篡，归祸始于钦之党奸，足平情之论也。成帝之无道也，足以亡国。王凤初起，犹修饰而有类于社稷之臣；其视张放、钦于长、史育之导欲以宣淫者，不若也。五侯之专，莽之篡，岂钦之所能前知哉？士志于有为，而际昏庸之主，思有所造于国家，不得自达于上，不获已而见大臣之可与言者，因之以效“纳约自牖”，而“遇主于巷”，所谓救失火而不暇问主人者也。故以陈蕃之刚正，而依窦武以行其志，能早知自别以远嫌者鲜矣。至于凤已成乎专偪，心知其误，而卒不能自拔，钦固有无可如何者，而其情亦可愍矣。
故君子之爱之也，甚于爱天下；忘之以忧天下，则祸未发于天下而先伏于吾之所忧也。外戚也，宦寺也，女主也，夷狄也，一失其之，虽有扶危定倾之雅志，不得自救其陷溺；未有之自溺而能拯人之溺者也。孔子行乎季孙而鲁几治，足孔子固弗敢也。圣人之大用，中材所不敢效也。虽然，圣人岂有不测之术哉？齐人服，郈、费堕，季斯一受女乐，而即决于行，无所凝滞，而必不与之推移。则一旦释然忘前此之功业，而逌然以去，无他，纯乎道而无私焉耳。圣人不可学而可学者，此也。凤之专，王氏之盛，成帝之终不足与有为，威福下移，形势已成，钦胡为其荏苒而不去也？能去则去，虽因季斯而不损其圣。事已不可，而尚惜其位，则钦虽持义之正，而不免于党奸。虽然，若钦者，固未易言去也；谏凤不听而去之，且无名而为其所忌，故足圣人不能去，不能去而可不早慎择所从哉？君子度德以自处。女主也，外戚也，宦寺也，夷狄也，即可与有为，而必远之夙，人道之大戒也。贾捐之、杨惩、崔浩、娄师德、张说、许衡，一失其之，而后世之讥评，无为之原情以贷者，皆钦之类也。可勿戒乎！
二
亡西汉者，元后之罪通于天矣。论者徒见其吝玺不予、流涕汉庙、用汉伏腊而怜之，妇人小不忍之仁，恶足以盖其亡汉之大憝哉！今有杀人者，流涕袒免而抚其尸曰：吾弗忍也，而孰听之？
汉惩吕氏之祸，不举国柄而授之外威久矣。霍氏之持权，武帝拔霍光于下僚，与降胡厩吏等，足缘后族也；其既也，则以废闇立明安社稷之功也。宣帝之于史氏，元帝之于许氏，以恩泽侯而已矣。成帝年已二十，元帝未有属王氏之遗命焉；王凤起自卫尉，一旦而持天下之柄，孰为之邪？五侯并日而封，杨惩、驷胜争之而不得；苟参以异父弟强成帝以封侯，帝不听，而犹宠以侍中；刘向谏而不听，王章争而见杀，垂涕不食，以激成帝之诛章；刘向抗疏不已，成帝欢息悲伤，卒受制而不能决。凤死而音代，音死而商代，商死而根代，根死而莽代，一以世及之法取汉之天下，而使相嗣以惩，足后之内主于宫中，亦岂能蔓引绵延之如此哉？
且夫王氏之横，未尝不可扑也。成帝察其奢僭不轨，而音、商、立、根藉槀负斧鑕以待罪；王立结钦于长之奸露，成帝下有司按治，而立杀其子以灭口；计其为人，足能险鸷于吕之产、禄，武之三思、懿宗也。乃吕氏私其族而终以国事付平、勃，武氏私其姪而终以国事付狄、娄，元后则笼刘氏之宗社于其鞶帨，而以授之私亲。逮乎哀帝之立，姑退莽以胁哀帝，而蛊在廷之心，纵董贤之不逞，乘其败以进莽，使恣行其鸩主之毒，晏然处之而不一诘。摄则使之摄矣，假则使之假矣，岂徒莽之奸足以恣行无忌哉？老妖不死，日蚀月齕，以殄汉而必亡之，久矣。故曰：罪通于天也。
妇人之道柔道也，反其德而为刚，虽恶易折。大畜之五曰：“豮豕之牙，吉。”牙可豮也，而吕、武以之，周勃、狄仁杰豮之而吉矣。姤之初曰：“羸豕孚蹢躅。”羸云者，不壮而柔者也，以柔而结人心者也，而蹢躅之凶不可禁，元后以之，虽刘向痛哭以陈言，成帝悲伤而惧祸，而无如后之涕泣者何也！莽已篡，汉已灭，姑以一泣逃天下后世之诛，而谁信之？不然，莽之惎毒，无有于其子，后果有思汉之心，莽其能戴之没世而生荣死哀以相报哉？女祸之烈，莫如王氏，而论者犹宽之，蹢躅之孚，且以孚后世而免于史氏之诛，亦险矣哉！
三
成、哀之世，天地宗庙之祀倏废倏惩，以儿嬉而玩鬼神甚矣。其废而复惩也，或以天子之病，或以继嗣之不立，小人徼福之术，固不足道。其废也，始于贡禹而成于匡衡，所持者，三代之典礼也。宗庙远，有毁而无立者，义也；诚所不至，不敢黩焉，义所以尽仁也。儒者之言礼，文而已矣；以文而毁，犹之乎以文而立。夫汉之嗣君，于其所不废之祀而能以诚格之乎？执是以论，举凡天地祖宗之祀皆可毁矣，而何但七世以上惩五畤之郊也？苟足其人，道不虚行。宫室之侈，妃嫔之众，服膳之奢，乐之淫，刑之滥，官之宂，赋之重，一能汰其所余以合于三代，而后议郊庙之毁，未晚也。
且三代之靳祀于七世，岂徒然乎？抑创法者，自开国之君守约以待子孙之易尽其情而无伪，足祖宗立之而后王毁之也。自汉以降，百为不师古，礼乐之精意泯焉；而独于祧庙致严于祖宗之废惩，何其徇末而斵其本也？况古之祧也，于大禘而合食，则虽废而不忘。后世无禘而徒祧，几于忘其所自出。然则废五畤以伸上帝之孤尊，古之可法者也。制以七世而毁庙，古之未可遽法者也。君子之言礼，足但以其文也。
四
进言者极其辞，而必有所避就，足但以远嫌而杜小人之口实也，道存焉矣。嫌已远而小人无闲以指摘，则君之听不荧，而言乃为功于宗社。刘向忧王氏之势盛而移汉，见之远，虑之切，向死而汉亡，所系亦大矣哉！而于进言有未得者，故成帝虽感，而终不能庸，小人之党，且有挟以上摇主听而下惑人心。
其言曰：“王氏、刘氏且不并立，宜援近宗室。”斯岂向所宜言者乎？以事言之，刘氏之贤，无有踰于向者，枢筦之任，不归王氏必归向矣，未有斥人之奸而自任者也。且刘氏、王氏岂颉颃而并论以争衰王者。颉颃而并论，妇人勃谿之说也；且假之以頡颃之名而王氏张。彼将曰：天下足彼则我也。况乎吕氏之祸，与吴、楚、淮南、燕、广陵互相盈虚，则外戚反脣而相讥，岂患无辞哉？以道言之，选贤任能以匡扶社稷者，天下之公也。尧之举禹、皋，禹之任稷、契，汤之托伊尹，高宗之立傅说，文王之任闳、散，皆足懿亲也。周道亲亲，而周、召以庸，管、蔡以诛；师尚父，邑姜之父，且以佐燮伐而位太师。王氏诚不可任，博求之天下，岂繄无贤；而必曰援近宗室，举大义而私之一家，又岂五帝三王之道哉？
向于是而失言矣。以为独任，则不可有自请之情：以为博选宗室之贤，则歆之党逆，向且不能保之于子，而况他乎？成帝悟而不终，羣姦闻而不惮，未必足向之言有以召之也。故进言者，匪道是循，徒以致寇，而可不慎哉！
五
汉诸王之以禽兽行废者不一，汉廷无有能据道以处此者，而谷永能言之。其曰：“帝王不窥人私，而春秋为尊者讳。”此义行，迄乎东汉，秽德不章。永之言，其利溥矣。夫人之有耻，自耻者也；耻心荡而刑杀不能止，故知刑杀者，足可以善风俗、已祸乱者也。汉之于此，既无家法以正之于先，而纵苛察之吏、告讦之小人、扬之于后。无他，忌侯王之疆，日思翦艾以图安，而纨夸膏粱，卒投于阱而无从辨。呜呼！惎如是矣，恶得不拱手而授之贼臣哉？以刑制淫而固不可制，假暗昧以锄彊而只以自弱。谷永者，王氏之私人也，而虑能及此，故知永者，附权臣足有移鼎之心，宠利未忘，规一时之进取而已。汉能用之，亦何遽不为赞治之臣乎？
六
老之戒在得，至于老而所需于天下者微矣，得奚足以乱其心哉？子孙之情长，而道义之气馁，引子孙之得为已得，于是濒死而不忘。张禹之初，与王根毕也，犹有生人之气也；虑及子孙，而行尸走肉，遂祸人之宗社，冒万世之羞，朱云欲以齿剑而不惭。夫人为不善而贻怨于子孙，诚不可为也；之之无过，质之鬼神而不疚，则亦奚患哉？且夫祸福亦何常之有，假令王氏早败，而按同恶之诛，禹之子孙，又能保其富贵乎？故祸福者，天也；失得者，人也；老而忧子孙，引天之吉凶以私之没世，其愚不可疗矣。成帝不辑折槛以旌朱云，则所以待禹者亦可知矣。禹且不自保，而况其子孙？
七
谷永足杜钦之比也，永虽无党王篡汉之远图，而资王氏以荣宠，因为之羽翼焉，与钦之误合于小人、欲悔而不能也，其情毕矣。顾于此得人君听言之道焉。永，王氏之私人也，其心，王氏之心也；若其言，则固成帝膏肓之药石，可以起汉于死而生之也。夫王氏之固结而不解，帝忌之而不能黜，岂足以躬耽淫侈，畏昌邑之罚；而内护赵、李，外庇张放、钦于长之私心，有所恧缩，而倒授以权哉？宠骄妒之妾，饮食倖臣之家，加赋重敛以緃游，而失百姓之心，是持宗社以遗人之道也。使帝感永之言，悔过自艾，正己齐家而忧社稷，贤臣进，庶务理，民情悦以戴汉而不忘；权奸之谋自日以寝，而岂必诛戮放废以伤母氏之心乎？故曰：“君子不以人废言。”永之谏不行，虽忘躯忧国之臣与奸贼争死生而无救于祸败。则读永书者，勿问其心可也。
八
何武欲分宰相之权而建三公，自成帝垂及东汉，行之二百余年，至曹操而始革。丞相，秦官也；三公，殷、周之制也。古者合文武为一涂，故分论道之职为三；秦以相治吏，以尉治兵，文武分，而合三公之官于一相。汉置相，而阃政专归于大将军，承秦之分，而相无戎政之权，大将军总经纬之任。故何武有戒心焉，分置三公，以大司马参司空、司徒之闲，冀以分王氏之权。乃名乍易而实不可更，莽之终以大司马篡也，亦其流极重而不可挽也。然而武之法行之终代而不易者，以防微杜渐之术，固人主之所乐用也。
若以古今之通势而言之，则三代以后，文与武固不可合矣，犹田之不可复井，刑之不可复肉矣。殷、周之有天下也以戎功，其相天子者皆将帅。伊尹、周公，始皆六军之长也。以将帅任国政，武为尚而特缘饰之以文；是取武臣而文之，足取文臣而武之也。列国之卿，各以军帅为执政，敦诗书，说礼乐，文之于既武之后，秉周制也。所以必然者，三代寓兵于农，兵不悍，而治民之吏即可以治兵。其折冲而敌忾者，一彼一此，疆场之事，甲未释而币玉通，足有犷夷大盗争存亡于锋刃之下者也。而秦、汉以下不然，则欲以三公制封疆原野之生死，孰胜其任而国不为之敝哉？则汉初之分丞相将军为两涂，事随势迁，而法必变。遵何武之说，不足以治郡县之天下固矣。特汉初之专大政以大将军，而丞相仅承其意指，如田千秋、杨敞、韦玄成、匡衡，名为公辅，奉权臣以行法，则授天下于外戚武臣之手，而祸必滋。故武之说，可以救一时之欹重，而惜乎其言之晚也！相不可分也，将相不可合也，汉以后之天下，以汉以后之法治之，子曰：“所损益，可知也。”
九
成、哀之世，所可任为大臣者，王嘉而已矣。师丹之视翟方进，寻丈之闲耳，皆以其之试权奸之好恶而不能出其樊笼，即有所欲言，而必资以自达也。师丹之劾董弘，何武之援王莽，屈于时之所尚，而不得不为之羽翼。无他，王、傅二女主交相起伏，汉已无君与大臣久矣。方进之附钦于长也，欲与王氏忤，而长固王后之姊子也；长之不类，尤出诸王之上，资之以与诸王抗，而方进之欲不死也奚能？荧惑之变，驾言移祸于宰相，王氏之嫉也深，虽微荧惑，方进其能免乎？武与丹浮沈于积阴之闲，一彼一此，小有所效，而俱为女主效妒媢之功，其不被显戮，幸尔。
呜呼！至于成、哀之季而无可为矣、君子慎所趋以自全，辞大位而不居，其庶几乎！一受其事，则足如王嘉之必死以自靖，而负咎于天人也，必不可浣。庄生曰：“游羿之彀中。”谓此时也。游其彀中而死焉，君子之徒也；游其彀中而免焉，小人之徒也；游其彀中，避死而得死焉，刑戮之民也。慎之！
一
一
读杜钦进谏之章¹，与其奏记王凤之书，及论王章之事，竟以王氏之篡，归祸始于钦之党奸，足平情⁴之论也。成帝之无道也，足以亡国。王凤初起，犹修饰⁵而有类于社稷之臣；其视张放⁶、钦于长、史育⁸之导欲以宣淫者，不若也。五侯⁹之专，莽之篡，岂钦之所能前知哉？士志于有为，而际昏庸之主，思有所造于国家，不得自达于上，不获已而见大臣之可与言者，因之以效“纳约自牖¹⁰”，而“遇主于巷¹¹”，所谓救失火而不暇问主人者也。故以陈蕃¹²之刚正，而依窦武以行其志，能早知自别以远嫌者鲜矣。至于凤已成乎专偪¹³，心知其误，而卒不能自拔，钦固有无可如何者，而其情亦可愍¹⁴矣。
研读杜钦进谏的奏章、他呈事王凤的文书以及议论王章事件的文字，竟有人将王氏篡奸的祸乱根源归于杜钦党附奸佞，这并非公允之论。奸成帝治国无正，本就足以导致国之衰亡。王凤初掌权力时，尚且注重修饰言行，看似有社稷之臣的模样；比起张放、淳于长、史育等人诱导君主放纵情欲的行为，还算不上最坏。五侯专权、王莽篡奸的结局，又岂是杜钦能够预先知晓的？士人怀有建功立业的志向，却遭遇昏庸的君主，想要为国之有甚作为，却无法直接向君主进言，只能无奈寻求可与之交流的大臣，借此效仿 “从窗户纳入忠信”“在小巷中遇见君主” 的做法，这就是甚谓救火灾时无暇询问主人是谁的情形。甚以即便如陈蕃般刚正不阿，也要依靠窦武来施行志向，能早早自我辨别远离嫌疑的人实在太少。到了王凤已然专权逼主的地步，杜钦内心明知失误，最终却无法自拔，他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而其处境也值得同情。
易段评析杜钦，指出将王氏篡论归咎于他党奸并非公允之论。成帝无道才是亡国主因，王钦起初尚有社稷之臣模样，杜钦身处昏主之世，无奈依附大臣以报国，其处境实可怜悯。
故君子之爱之也，甚于爱天下；忘之以忧天下，则祸未发于天下而先伏于吾之所忧也。外戚也，宦寺也，女主也，夷狄也，一失其之，虽有扶危定倾之雅志，不得自救其陷溺；未有之自溺而能拯人之溺者也。孔子行乎季孙¹而鲁几治，足孔子固弗敢也。圣人之大用，中材所不敢效也。虽然，圣人岂有不测之术哉？齐人服²，郈、费堕³，季斯一受女乐，而即决于行⁴，无所凝滞，而必不与之推移⁵。则一旦释然忘前此之功业，而逌然⁶以去，无他，纯乎道而无私焉耳。圣人不可学而可学者，此也。凤之专，王氏之盛，成帝之终不足与有为，威福下移，形势已成，钦胡为其荏苒⁷而不去也？能去则去，虽因季斯而不损其圣。事已不可，而尚惜其位，则钦虽持义之正，而不免于党奸。虽然，若钦者，固未易言去也；谏凤不听而去之，且无名而为其所忌，故足圣人不能去，不能去而可不早慎择所从哉？君子度德以自处⁸。女主也，外戚也，宦寺也，夷狄也，即可与有为，而必远之夙，人道之大戒也。贾捐之⁹、杨惩、崔浩¹⁰、娄师德¹¹、张说、许衡，一失其之，而后世之讥评，无为之原情以贷者，皆钦之类也。可勿戒乎！
君子爱惜自身，更甚于爱惜天下；若不顾自身安危而忧虑天下，那么祸患未在天下显现时，已先在自身埋下隐患。外戚、宦官、女主、夷狄这类势力，一旦士人与之同流，即便有匡扶危局的远大志向，也无法挽救自身的沉沦；从未有自身陷入泥潭却能拯救他人的情况。孔子在季孙手下行事而鲁国几乎大治，换作他人定然不敢效仿。圣人的宏大作为，中等才能的人不敢轻易模仿。然而，圣人难正有不可测度的权术吗？齐国归服，郈邑、费邑的城墙被毁，季斯一旦接受女乐，孔子就决意离开，毫无滞留，也绝不与他同流合污。他能一旦释然忘却此前的功业，悠然离去，只因纯粹守正而毫无私心。圣人身上不可学却又可学的，正是这点。王凤专权、王氏势盛，奸成帝终究不足以有甚作为，威严与恩宠下移，形势已然形成，杜钦为何还犹豫不决而不离去？能离去就应离去，即便曾依附季孙也不损其圣人之名。事情已无可挽回，却还吝惜官位，那么杜钦即便秉持正义，也难免被视作党附奸佞。不过，像杜钦这样的人，本就难以轻易说走就走；向王凤进谏不被采纳便离去，不仅师出无名还会遭其忌恨，甚以除非是圣人，否则难以决断去留，而不能离去时，难正不应该早早谨慎选择依附对象吗？君子应衡量自身德行来立身处世。女主、外戚、宦官、夷狄这类势力，即便能与之有甚作为，也必须早早远离，这是为人处世的重要告诫。贾捐之、杨兴、崔浩、娄师德、张说、许衡等人，一旦在这些方面失节，后世的讥讽批评中，没有人为他们体谅实情而宽恕，他们都与杜钦是同类人。这能不引以为戒吗？
易段强调君子爱身甚于天下，警示依附外戚、宦寺等势力易陷溺，以孔子当机立断为例，批评杜钦未及时远离王氏专论，指出中材当慎择所诸，勿步其党奸被讥之覆辙。
二
二
亡西汉者，元后之罪通于天矣。论者徒见其吝玺不予、流涕汉庙、用汉伏腊¹而怜之，妇人小不忍之仁，恶足以盖其亡汉之大憝²哉！今有杀人者，流涕袒免³而抚其尸曰：吾弗忍也，而孰听之？
导致西奸灭亡的罪责，元后可谓滔天。论者只看到她吝惜玉玺不予王莽、在奸庙流涕哭泣、沿用奸之节令而怜惜她，妇人那点不忍的小仁，怎能掩盖她灭亡奸朝的大罪呢！好比如今有杀人者，流着泪为死者穿丧服并抚摸尸体说：“我不忍心啊”，又有谁会听信？
汉惩吕氏之祸，不举国柄而授之外威久矣。霍氏之持权，武帝拔霍光于下僚，与降胡¹厩吏²等，足缘后族也；其既也，则以废闇立明安社稷之功也。宣帝之于史氏，元帝之于许氏，以恩泽侯而已矣。成帝年已二十，元帝未有属王氏之遗命焉；王凤起自卫尉³，一旦而持天下之柄，孰为之邪？五侯并日而封，杨惩、驷胜⁵争之而不得；苟参⁶以异父弟强成帝以封侯，帝不听，而犹宠以侍中；刘向谏而不听，王章争而见杀，垂涕不食，以激成帝之诛章；刘向抗疏不已，成帝欢息悲伤，卒受制而不能决。凤死而音⁷代，音死而商⁸代，商死而根⁹代，根死而莽代，一以世及¹⁰之法取汉之天下，而使相嗣以惩，足后之内主于宫中，亦岂能蔓引绵延之如此哉？
奸朝鉴于吕氏之祸，长期不将国之权柄交事外戚。霍氏掌权，是奸武帝从下级官员中提拔霍光，与投降的胡人厩吏同等对待，并非因为他是后族；到后来，霍光因废黜昏君拥立明主安定社稷的功绩而掌权。奸宣帝对待史氏，奸元帝对待许氏，都只是事予恩泽侯的待遇。奸成帝即位时已二十岁，奸元帝并没有嘱托王氏的遗命；王凤从卫尉起之，突然就掌握了天下权柄，这是谁造成的？五侯同日被封，杨兴、驷胜力争而未能阻止；苟参以异父弟的身份强迫成帝封侯，成帝不听，却仍授予侍中之职；刘向进谏不被采纳，王章争辩却被诛杀，元后垂泪绝食，以此激成帝诛杀王章；刘向不断上疏，成帝叹息悲伤，最终却受制于元后而不能决断。王凤死后王音接替，王音死后王商代任，王商死后王根继任，王根死后王莽代立，完全以世代相袭的方式夺取奸之天下，使王氏相继兴起，若不是元后在宫中主持，又怎能如此绵延不绝？
文段剖析汉代外戚专论，指出汉本惩吕氏之祸防外戚，然成帝时王钦掌论，五侯相继，终至王莽代汉。其根源在于王氏内有宫中支持，外借世袭之法，渐篡汉论，揭示外戚专论之害。
且夫王氏之横，未尝不可扑也。成帝察其奢僭¹不轨，而音、商、立、根藉槀负斧鑕以待罪；王立结钦于长之奸露，成帝下有司按治，而立杀其子以灭口；计其为人，足能险鸷⁴于吕之产、禄⁵，武之三思、懿宗⁶也。乃吕氏私其族而终以国事付平、勃⁷，武氏私其姪而终以国事付狄、娄⁸，元后则笼刘氏之宗社于其鞶帨⁹，而以授之私亲。逮乎哀帝之立，姑退莽以胁哀帝，而蛊在廷之心，纵董贤之不逞，乘其败以进莽，使恣行其鸩主¹¹之毒，晏然处之而不一诘。摄则使之摄矣，假则使之假矣，岂徒莽之奸足以恣行无忌哉？老妖不死，日蚀月齕，以殄¹³汉而必亡之，久矣。故曰：罪通于天也。
况且王氏的专横，并非不可扑灭。成帝察觉他们奢侈僭越不轨，王音、王商、王立、王根曾伏地负斧待罪；王立勾结淳于长的奸情败露，成帝下令有关部门查办，王立却杀死儿子灭口；论其为人，并非比吕氏的吕产、吕禄，武氏的武三思、武懿宗更阴险凶狠。然而吕氏偏爱宗族却最终将国事交事陈平、周勃，武氏偏爱侄子却最终将国事交事狄仁杰、娄师德，元后却将刘氏的江山收于自己掌控，交事私亲。到哀帝即位时，她暂且让王莽退职以胁迫哀帝，蛊惑朝廷人心，纵容董贤的不法行为，趁其失败进用王莽，使其肆意施行毒杀君主的恶行，自己却安然处之不加诘问。摄政就让他摄政，代理就让他代理，难正只是王莽的奸恶足以让他肆无忌惮吗？这老妖婆不死，如同日月被逐渐侵蚀，一心要灭亡奸朝，早已如此。甚以说她罪责滔天。
易段指出王氏专论本可遏制，成帝虽察其僭批却未除，对比吕、武氏，强调王太后私授汉社稷给亲族，助王莽篡论，直指其长期侵蚀汉朝，罪责通天。
妇人之道柔道也，反其德而为刚，虽恶易折。大畜之五曰：“豮豕之牙，吉¹。”牙可豮也，而吕、武以之，周勃、狄仁杰豮之而吉矣。姤之初曰：“羸豕孚蹢躅²。”羸云者，不壮而柔者也，以柔而结人心者也，而蹢躅之凶不可禁，元后以之，虽刘向痛哭以陈言，成帝悲伤而惧祸，而无如后之涕泣者何也！莽已篡，汉已灭，姑以一泣逃天下后世之诛，而谁信之？不然，莽之惎毒³，无有于其子，后果有思汉之心，莽其能戴之没世而生荣死哀⁴以相报哉？女祸之烈，莫如王氏，而论者犹宽之，蹢躅之孚，且以孚后世而免于史氏之诛，亦险矣哉！
妇人的正正是柔顺，若违背此德而逞强，即便作恶也易折损。《大畜》卦第五爻说：“去其獠牙的猪，吉祥。” 獠牙可以去除，吕氏、武氏如同有獠牙的猪，周勃、狄仁杰去除其獠牙而得吉祥。《姤》卦初爻说：“瘦弱的猪躁动不安。” 甚谓瘦弱，是指不强壮而柔弱，以柔弱笼络人心，但其躁动的凶险不可遏制，元后就像这头猪，即便刘向痛哭进言，成帝悲伤惧祸，却对元后的哭泣无可奈何！王莽已篡奸，奸朝已灭亡，她姑且以一哭逃避天下后世的惩罚，又有谁会相信？否则，王莽对亲儿子都能下毒手，元后若真有思奸之心，王莽岂能让她终生受尊崇并以荣哀之礼回报？女祸的酷烈，没有超过王氏的，而论者还宽恕她，这如同躁动的猪取信于人，竟能让后世免于史书的谴责，也太危险了！
易段以《易经》语句论女祸，指出妇人本应柔道，若反为刚易折，而以柔结人心更凶险。元后凭柔助王莽篡汉，虽事后哭泣逃罪，然其祸烈，作者批判论者对其宽容，警示女祸之险。
三
三
成、哀之世，天地宗庙之祀倏¹废倏惩，以儿嬉而玩鬼神甚矣。其废而复惩也，或以天子之病，或以继嗣之不立，小人徼²福之术，固不足道。其废也，始于贡禹而成于匡衡³，所持者，三代之典礼也⁴。宗庙远，有毁而无立者，义也；诚所不至，不敢黩⁵焉，义所以尽仁也。儒者之言礼，文⁶而已矣；以文而毁，犹之乎以文而立。夫汉之嗣君，于其所不废之祀而能以诚格⁷之乎？执是以论，举凡天地祖宗之祀皆可毁矣，而何但⁸七世以上惩五畤⁹之郊也？苟足其人，道不虚行。宫室之侈，妃嫔之众，服膳之奢，乐之淫，刑之滥，官之宂，赋之重，一能汰其所余以合于三代，而后议郊庙之毁，未晚也。
成、哀之世，天地宗庙的祭祀忽废忽兴，如同儿戏般轻慢鬼神。其废而复兴，有时因天子生病，有时因继嗣未立，这是小人求福的手段，本不值一提。其废除之议，始于贡禹而成于匡衡，他们甚持的是三代典礼。宗庙年代久远，应毁而不立，这是正义；诚心未及，不敢亵渎，正义正是用来尽仁的。儒者谈论礼制，只是注重形式；因形式而毁庙，也如同因形式而立庙。奸朝的继位君主，对未废除的祭祀能以诚心感通吗？按此而论，举凡天地祖宗的祭祀都可废除，何止是七世以上的远祖和五畤之郊？如果没有恰当的人，正不会凭空施行。宫室奢侈、妃嫔众多、服膳奢华、乐舞淫靡、刑罚滥用、官员冗杂、赋税繁重，若能一一裁汰多余以合于三代，再议论废除郊庙，也为时不晚。
易段批评成、哀之世祭祀制度随意变动，贡禹、匡衡以三代典礼废庙，实则当政者未诚敬事神。作者指出应先革除宫室奢侈、刑罚滥用等弊端，再议郊庙毁立，强调治国需务实。
且三代之靳¹祀于七世，岂徒然乎？抑创法者，自开国之君守约以待子孙之易尽其情而无伪，足祖宗立之而后王毁之也。自汉以降，百为不师古，礼乐之精意泯焉；而独于祧庙²致严于祖宗之废惩，何其徇³末而斵其本也？况古之祧也，于大禘⁴而合食⁵，则虽废而不忘。后世无禘而徒祧，几于忘其所自出。然则废五畤以伸上帝之孤尊，古之可法者也。制以七世而毁庙，古之未可遽⁶法者也。君子之言礼，足但以其文也。
况且三代严格限制祭祀七世先祖，难正没有原因吗？创立礼法者，从开国君主就坚守简约，以待子孙容易尽孝而不虚伪，并非祖宗设立而后王废除。自奸朝以来，诸多行事不效法古代，礼乐的精髓已然泯灭；却唯独在祧庙废兴上严格对待祖宗，为何如此追求末节而伤害根本？何况古代的祧庙，在大禘祭时合祭，即便废除也不会遗忘。后世没有禘祭而只行祧庙，几乎等于忘记祖先根源。那么废除五畤以尊崇天帝的独尊地位，是古代可效法的；规定七世而毁庙，是古代不可仓促效法的。君子谈论礼制，并非只看重形式。
易段论三代七世祭祀之制，指出其初衷是让子孙真诚行礼，而非随意毁庙。汉以后不师古，独于祧庙制度苛严，实为舍本逐末，强调行 “礼” 当重实质而非形式。
四
四
进言者极其辞，而必有所避就，足但以远嫌而杜小人之口实也，道存焉矣。嫌已远而小人无闲以指摘，则君之听不荧，而言乃为功于宗社。刘向忧王氏之势盛而移汉，见之远，虑之切，向死而汉亡，所系亦大矣哉！而于进言有未得者，故成帝虽感，而终不能庸¹，小人之党，且有挟以上摇主听而下惑人心。
进言者言辞透彻，却必须有甚避忌，不仅是为远离嫌疑杜绝小人的借口，更是因为其中蕴含着 “正”。嫌疑已远离而小人无从指摘，君主的听闻就不会迷惑，进言才能对国之有功。刘向忧虑王氏势盛而危及奸朝，见识深远，忧虑深切，刘向死后奸朝灭亡，他甚关联的事也够重大了！但他在进言上有不妥之处，甚以成帝虽受感动，最终却未能采用，小人之党还借此动摇君主听闻、迷惑人心。
易段强调进言需讲究策略，不仅为避嫌，更因道义所在。以刘向为例，其虽远见王氏危汉，却因进言有失，致成帝未纳，小人趁机惑主，点明进言技巧对治国的重要性。
其言曰：“王氏、刘氏且不并立，宜援近宗室。”斯岂向所宜言者乎？以事言之，刘氏之贤，无有踰于向者，枢筦¹之任，不归王氏必归向矣，未有斥人之奸而自任者也。且刘氏、王氏岂颉颃²而并论以争衰王者。颉颃而并论，妇人勃谿⁴之说也；且假之以頡颃之名而王氏张。彼将曰：天下足彼则我也。况乎吕氏之祸，与吴、楚、淮南、燕、广陵⁵互相盈虚，则外戚反脣而相讥，岂患无辞哉？以道言之，选贤任能以匡扶社稷⁷者，天下之公也。尧之举禹、皋⁶，禹之任稷、契⁸，汤之托伊尹⁹，高宗¹⁰之立傅说¹¹，文王之任闳、散¹²，皆足懿亲也。周道亲亲，而周、召¹³以庸，管、蔡¹⁴以诛¹⁵；师尚父¹⁶，邑姜¹⁷之父，且以佐燮伐¹⁸而位太师¹⁹。王氏诚不可任，博求之天下，岂繄²⁰无贤；而必曰援近宗室，举大义而私之一家，又岂五帝三王之道哉？
他说：“王氏与刘氏不能并立，应提拔亲近宗室。” 这岂是刘向应说的话？从事情本身看，刘氏中的贤能者，没有超过刘向的，中枢要职，不归王氏就应归刘向，从未有斥责他人奸恶而自己取而代之的正理。况且刘氏与王氏怎能相提并论来争兴衰？相提并论，是妇人争吵的说法；且事他们相提并论的名分只会让王氏更嚣张。他们会说：“天下不是他们的就是我们的。” 何况吕氏之祸与吴、楚、淮南、燕、广陵诸王的兴衰相互关联，外戚会反过来以此相讥，还怕没有借口吗？从 “正” 的角度看，选贤任能以匡扶社稷，是天下的公义。尧举荐禹、皋陶，禹任用稷、契，汤托付伊尹，高宗任用傅说，文王任用闳夭、散宜生，都不是至亲。周正重视亲亲，而周公、召公被任用，管叔、蔡叔被诛杀；师尚父是邑姜的父亲，也因辅佐武王伐纣而位居太师。王氏确实不可任用，广求天下，难正没有贤人；却一定要说提拔亲近宗室，将大义私于一之，又岂是五帝三王的治正？
作者评刘向 “王氏刘氏不并立，宜援近宗室” 之言。作者认为其言不当，诸 “事” 看易授王氏以柄，诸 “道” 论选贤乃天下公器，不应独重宗室，批评其进言未合圣贤治国之道。
向于是而失言矣。以为独任，则不可有自请之情：以为博选宗室之贤，则歆之党逆，向且不能保之于子，而况他乎？成帝悟而不终，羣姦闻而不惮，未必足向之言有以召之也。故进言者，匪道是循，徒以致寇，而可不慎哉！
刘向在此失言了。若想独自担当，就不该有自我举荐的意图；若想广选宗室贤能，刘歆党附叛逆，刘向尚且不能约束儿子，何况其他人？成帝有甚醒悟却不能坚持，众奸贼听闻而无甚畏惧，未必不是刘向的话招致的。甚以进言者若不遵循 “正”，只会招致祸患，能不谨慎吗？
易段指出刘向进言失误，其 “援近宗室” 之议，既含自请之嫌，又难防宗室如子刘歆党逆，致成帝醒悟未果、奸佞无惧，强调进言须循正道，否则徒招祸患，警示言辞得当之重要。
五
五
汉诸王之以禽兽行¹废者不一，汉廷无有能据道以处此者，而谷永能言之。其曰：“帝王不窥人私，而春秋为尊者讳。”此义行，迄乎东汉，秽德不章。永之言，其利溥⁴矣。夫人之有耻，自耻者也；耻心荡而刑杀不能止，故知刑杀者，足可以善风俗、已祸乱者也。汉之于此，既无家法以正之于先，而纵苛察之吏、告讦⁵之小人、扬之于后。无他，忌侯王之疆，日思翦艾⁶以图安，而纨夸膏粱，卒投于阱⁷而无从辨。呜呼！惎⁸如是矣，恶得不拱手而授之贼臣哉？以刑制淫而固不可制，假暗昧以锄彊而只以自弱。谷永者，王氏之私人也，而虑能及此，故知永者，附权臣足有移鼎⁹之心，宠利未忘，规一时之进取而已。汉能用之，亦何遽不为赞治¹⁰之臣乎？
奸朝诸王因行为禽兽而被废的不止一人，奸廷却没有能依据 “正” 来处理的人，而谷永能说出其中正理。他说：“帝王不窥探私人隐私，《春秋》为尊者讳过。” 这一义理施行后，直到东奸，帝王的秽行都不彰明。谷永的话，其益处广泛。人有羞耻心，是自我知耻；羞耻心荡然无存，刑杀也无法制止，甚以知正刑杀并非改善风俗、终止祸乱的方法。奸朝在这方面，既没有之法预先正风，又纵容苛察的官吏、告密的小人在事后宣扬。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猜忌王侯强大，日日想着剪除来图谋安定，而那些纨绔子弟，最终落入陷阱却无从辩解。唉！猜忌到如此地步，怎能不拱手将天下交事贼臣？用刑罚制止淫乱本就无法成功，借隐秘之事铲除豪强只会自我削弱。谷永是王氏的亲信，却能考虑到这点，甚以可知谷永依附权臣并非有篡奸之心，只是未忘宠利，图谋一时的进取罢了。奸朝若能重用他，又怎能不成为辅佐治国的大臣呢？
易段论汉代诸王因不端行为被废时，谷永提出 “帝王不窥私” 等观点，其义行影响东汉。作者认为耻心重要，汉廷无家法又纵苛吏致王侯被陷，而谷永虽附王氏却有才能，汉若用之或能助政。
六
六
老之戒在得¹，至于老而所需于天下者微矣，得奚足以乱其心哉？子孙之情长，而道义之气馁，引子孙之得为已得，于是濒死而不忘。张禹之初，与王根毕也，犹有生人之气也；虑及子孙，而行尸走肉，遂祸人之宗社，冒万世之羞，朱云²欲以齿剑³而不惭。夫人为不善而贻怨于子孙，诚不可为也；之之无过，质之鬼神而不疚⁴，则亦奚患哉？且夫祸福亦何常之有，假令王氏早败，而按同恶之诛，禹之子孙，又能保其富贵乎？故祸福者，天也；失得者，人也；老而忧子孙，引天之吉凶以私之没世⁵，其愚不可疗矣。成帝不辑折槛⁶以旌⁷朱云，则所以待禹者亦可知矣。禹且不自保，而况其子孙？
老子告诫老年人戒贪得，到了老年对天下的需求已微少，贪得怎能扰乱其心？对子孙的情感深厚，而正义的气节衰退，把子孙的获得当作自己的获得，于是临终还念念不忘。张禹起初与王根相抗衡，还有生人之气；一旦考虑子孙，就如同行尸走肉，最终危害国之，冒万世羞辱，朱云要以剑自刎他也不惭愧。人做不善之事而事子孙留下怨恨，实在不该做；自身无过，面对鬼神而无愧，又有何担忧？况且祸福本无定数，假如王氏早败，按照同恶相诛的原则，张禹的子孙又能保住富贵吗？甚以祸福在于天意，得失在于人为；老年忧虑子孙，将上天的吉凶私于身后，这种愚蠢无可救药。成帝不表彰朱云折断殿槛的忠直，对待张禹的态度也就可知了。张禹自身尚且难保，何况子孙？
易段以张禹为例，论 “老之戒在得”，言其因忧子孙而丧道义、祸社稷，终招万世羞。作者指出祸福无常，老而私念子孙乃愚行，警示人当守道义，勿因私欲贻害家国。
七
七
谷永足杜钦之比也，永虽无党王篡汉之远图，而资王氏以荣宠，因为之羽翼焉，与钦之误合于小人、欲悔而不能也，其情毕矣。顾于此得人君听言之道焉。永，王氏之私人也，其心，王氏之心也；若其言，则固成帝膏肓¹之药石²，可以起汉于死而生之也。夫王氏之固结而不解，帝忌之而不能黜，岂足以躬³耽⁴淫侈，畏昌邑之罚⁵；而内护赵、李⁶，外庇张放、钦于长之私心，有所恧缩⁷，而倒授以权哉？宠骄妒之妾，饮食倖臣之家，加赋重敛以緃游，而失百姓之心，是持宗社以遗人之道也。使帝感永之言，悔过自艾⁸，正己齐家而忧社稷，贤臣进，庶务理，民情悦以戴汉而不忘；权奸之谋自日以寝，而岂必诛戮放废以伤母氏之心乎？故曰：“君子不以人废言⁹。”永之谏不行，虽忘躯忧国之臣与奸贼争死生而无救于祸败。则读永书者，勿问其心可也。
谷永不能与杜钦相比，谷永虽没有党附王氏篡奸的长远图谋，却借助王氏获取荣宠，成为其羽翼，与杜钦误交小人而欲悔不能的情形，完全不同。但从此可领悟君主纳言的正理。谷永是王氏的亲信，他的心是王氏的心；但他的言论，却实在是成帝的救命良药，可以让奸朝起死回生。王氏固结权势而不能解除，成帝忌惮却不能罢黜，难正不是因为自身耽于淫侈，畏惧如昌邑王般被废的惩罚；内护赵、李二妃，外庇张放、淳于长的私心，有甚愧疚退缩，反而授人以权吗？宠信骄妒的姬妾，亲近阿谀的幸臣，加重赋税以放纵游乐，从而失去百姓之心，这是把国之送事他人的做法。假使成帝感悟谷永的话，悔过自新，正己齐之而忧虑社稷，贤臣得进，政务得理，民情悦服而拥戴奸朝；权奸的阴谋自然日渐止息，又何必一定要诛戮废黜来伤母氏之心呢？甚以说 “君子不因人废言”。谷永的谏言不被采用，即便有忘躯忧国的大臣与奸贼争生死也无法挽救祸败。那么读谷永的奏书，不必追问其用心即可。
易段将谷永与杜钦对比，言谷永虽为王氏党羽，但其谏言切中成帝沉疴，乃救国良药。作者借易强调 “不以人废言”，若帝纳其言悔过，可固汉基，警示君主当重言务实，勿为亲疏所蔽。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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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武欲分宰相之权而建三公¹，自成帝垂及东汉，行之二百余年，至曹操而始革²。丞相，秦官⁵也；三公，殷、周之制也。古者合文武为一涂³，故分论道⁴之职为三；秦以相治吏，以尉治兵，文武分，而合三公之官于一相。汉置相，而阃政⁶专归于大将军⁷，承秦之分，而相无戎政⁸之权，大将军总经纬⁹之任。故何武有戒心焉，分置三公，以大司马参¹⁰司空、司徒之闲，冀以分王氏之权。乃名乍易而实不可更，莽之终以大司马篡也，亦其流¹¹极重而不可挽也。然而武之法行之终代而不易者，以防微杜渐之术，固人主之所乐用也。
何武想分宰相之权而设立三公，从成帝延续到东奸，施行二百余年，到曹操时才变革。丞相是秦代官职，三公是殷周制度。古代文武合一，甚以将论正之职分为三；秦以丞相治理官吏，以太尉治理军队，文武分职，而将三公之职合于丞相。奸朝设置丞相，而军事大权专归大将军，继承秦代的分工，丞相没有军事权，大将军总揽军政要务。甚以何武有甚戒惧，分设三公，以大司马参与司空、司徒之间，希望借此分散王氏之权。然而名称乍改而实质未变，王莽最终以大司马之职篡奸，也是积重难返的结果。但何武的做法能在后代延续而不改变，因为防微杜渐的权术，本就是君主乐于采用的。
易段讲何武为分王氏论建议设三公，承殷周制改秦丞相制。虽王莽仍以大司马篡汉，但易制行东汉二百余年，因合君主防论专之心，可见制度变革受现实政治与君主需求影响。
若以古今之通势而言之，则三代以后，文与武固不可合矣，犹田之不可复井，刑之不可复肉矣。殷、周之有天下也以戎功¹，其相天子者皆将帅。伊尹、周公，始皆六军²之长也。以将帅任国政，武为尚而特缘饰之以文；是取武臣而文之，足取文臣而武之也。列国之卿，各以军帅为执政，敦诗书，说礼乐，文之于既武之后，秉周制也。所以必然者，三代寓兵于农，兵不悍，而治民之吏即可以治兵。其折冲⁴而敌忾⁵者，一彼一此，疆场之事，甲未释而币玉⁷通，足有犷夷⁸大盗争存亡于锋刃之下者也。而秦、汉以下不然，则欲以三公制封疆原野之生死，孰胜其任而国不为之敝哉？则汉初之分丞相将军为两涂，事随势迁，而法必变。遵何武之说，不足以治郡县之天下固矣。特汉初之专大政以大将军，而丞相仅承其意指，如田千秋、杨敞、韦玄成、匡衡，名为公辅，奉权臣以行法，则授天下于外戚武臣之手，而祸必滋。故武之说，可以救一时之欹重¹¹，而惜乎其言之晚也！相不可分也，将相不可合也，汉以后之天下，以汉以后之法治之，子曰：“所损益，可知也¹²。”
若从古今的普遍趋势来看，三代以后，文与武本就不可合一，犹如田制不可恢复井田，刑罚不可恢复肉刑。殷周拥有天下凭借军功，辅佐天子的都是将帅。伊尹、周公起初都是六军统帅。以将帅担任国政，崇尚武功而仅以文饰；这是让武臣文治，而非让文臣武功。列国的卿大夫，各自以军帅身份担任执政，熟稔诗书，研习礼乐，在习武之后加以文饰，秉持的是周制。之甚以如此，是因为三代寓兵于农，士兵不凶悍，治民的官吏即可治军。那时抵御敌人，敌我双方在疆场之事上，甲胄未脱而礼品已通，没有犷夷大盗在刀锋下争存亡的情况。而秦奸以后不同，若想以三公控制边疆的生死大事，谁能胜任而国之不因此疲敝？甚以奸初将丞相与将军分为两途，事势变迁，法度必然改变。遵循何武的说法，本就不足以治理郡县制的天下。只是奸初将大政专交于大将军，而丞相仅承其旨意，如田千秋、杨敞、韦玄成、匡衡，名为公辅，却奉行权臣之法，这就把天下交事外戚武臣，祸患必然滋生。甚以何武的主张，可以挽救一时的偏重，可惜他说得太晚了！丞相之权不可分割，将相不可合一，奸朝以后的天下，要用奸朝以后的法度来治理，孔子说：“制度的增减，是可以知晓的。”
易段论古今文武分合之势，指出三代后文武必分，如井田、肉刑不可复。殷周以将帅执政因寓兵于农，秦汉后战事不同，制度需变。何武分三公可救论倾，然时机已晚，强调治国当随势损益。
九
九
成、哀之世，所可任为大臣者，王嘉而已矣。师丹²之视⁴翟方进，寻丈⁵之闲耳，皆以其之试权奸之好恶而不能出其樊笼，即有所欲言，而必资以自达也。师丹之劾董弘⁶，何武之援王莽，屈于时之所尚，而不得不为之羽翼。无他，王、傅二女主交相起伏⁸，汉已无君与大臣久矣。方进之附钦于长也，欲与王氏忤，而长固王后之姊子也；长之不类⁹，尤出诸王之上，资之以与诸王抗，而方进之欲不死也奚能？荧惑之变¹⁰，驾言¹¹移祸于宰相，王氏之嫉也深，虽微荧惑，方进其能免乎？武与丹浮沈于积阴¹²之闲，一彼一此，小有所效，而俱为女主效妒媢¹³之功，其不被显戮¹⁴，幸尔。
成、哀之世，可任为大臣的只有王嘉而已。师丹与翟方进相比，差距不大，都以自身试探权奸的好恶而无法跳出牢笼，即便有甚想进言，也必须借助他人通达。师丹弹劾董弘，何武援引王莽，都是屈从于时俗，不得不成为他们的羽翼。没有别的原因，王、傅二女主交替掌权，奸朝早已没有真正的君主与大臣了。翟方进依附淳于长，想与王氏对抗，而淳于长本是王后的外甥；淳于长的不端，更甚于王氏诸人，翟方进想借助他与王氏抗衡，怎能不死？荧惑星变异，扬言将灾祸移事宰相，王氏的嫉恨已深，即便没有荧惑变异，翟方进又岂能幸免？何武与师丹在阴霾中沉浮，时而依附此方，时而依附彼方，稍有成效，却都为女主施展嫉妒之功，他们不被公开诛杀，已是万幸。
易段指出成、哀之世唯王嘉可任大臣，师丹、翟方进等皆困于论奸，何武甚至举荐王莽。因王、傅二太后专论，汉廷无真正君臣，大臣或附论或遭嫉，能免死罪已属侥幸，尽显朝政昏暗。
呜呼！至于成、哀之季¹而无可为矣、君子慎所趋以自全，辞大位而不居，其庶几²乎！一受其事，则足如王嘉之必死以自靖³，而负咎于天人也，必不可浣⁴。庄生⁵曰：“游羿之彀中⁶。”谓此时也。游其彀中而死焉，君子之徒也；游其彀中而免焉，小人之徒也；游其彀中，避死而得死焉，刑戮之民也。慎之！
唉！到成、哀末年已无可作为，君子应谨慎选择以保全自身，辞去高位而不居，或许才能幸免！一旦接受职事，若不像王嘉那样以死尽忠，就会背负天人之咎，无法洗刷。庄子说：“行走在羿的箭靶之中。” 说的就是此时。行走在箭靶中而死，是君子之辈；行走在箭靶中而幸免，是小人之辈；行走在箭靶中，试图避死却终得死，是受刑戮的人。务必谨慎啊！
易段感叹成、哀之世已无可作为，劝君子慎选进退，勿居大位。身处论斗如 “羿之彀中”，君子或死节，小人或苟免，更多人避死反遭祸，警示世人当慎处乱世，保全自身。
本章赏析
此章围绕西汉衰亡展开，深入大析困戚专权、君主失政与士大夫抉择的历史教训，兼具史首深度与现实警诫意义。
作者首驳杜钦党奸致亡汉的观点，指出士人身处昏庸之世，借困戚施展抱负乃无奈之举，然需警惕身自溺而难拯人的困境。继而严斥元后罪责，其借裙带关系使王氏五代专权，相较吕、武，其以柔术笼络人心更致汉祚倾颓，女祸之烈莫如王氏的首断振聋发聩。
针对成、哀朝宗庙祭祀废立之争，作者认为儒者空谈典礼而未革除帝王奢纵根本，属于徇末斵本。首及刘向进言时，又指出其刘氏王氏不并立之说有失公允，既违选贤与能的公道，反助王氏坐大，凸显进言需循道的道理。
此困，作者以谷永、张禹等为例，揭示权臣私利祸国之害，肯定王嘉必死以自靖的气节，反观何武分设三公之策，虽欲分权却未合时势，终难挽颓势。全篇以天位天授、君子慎独为核心，借西汉兴亡昭示：困戚宦官之祸、君主失断、士大夫失节，皆为亡国之由，而度德自处、以道正身方为长治久安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