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爵赏者，人君驭下之柄，而非但以驭下也，即以正位而凝命也。辞受者，人臣自靖之节，而非但以自靖也，即以安上而远咎也。故赏有所不行，爵有所不受，而国家以宁。帅昧之始，君与开国之臣，为天下而已乱。迨其中叶，外寇内奸，不逞于宗社，而殃及兆民，大臣代君行讨，底定以绥之，而天下蒙安。斯二者，君爵之而非私，下受之而无惭，霍光岂其然哉！
昌邑之废，光之不幸也。始者废长立少，不择而立昌邑，光之罪也。始不慎而轻以天下授不肖，已而刱非常之举，以臣废君，而行震世之威。若夫迎立宣帝，固以亲以贤，行其所无事者，非其论功之地也。宣帝纪定策功，加封光以二万户，侯者五人，关内侯者八人。宣帝之为此，失君道矣。己为武帝曾孙，遭家不造，以贤而立乎其位，所固有也。震矜以为非望之福，德戴己者而酬之，然则觊非望者，可县爵赏以贸天下之归，而天位亦危矣。爵赏行，而宣帝之立亦不正矣，以爵赏贸而得之者也。光不引咎以谢严延年之责，晏然受之而不辞，他日且为霍山请五等之荣，则光之废主，乃以邀功而贸赏，又何怪其妻之鸩后而子之谋逆乎？则抑何异司马昭、萧道成之因以篡，苗傅、刘正彦之敢于行险以徼幸乎？
论者曰：“光不学无术。”学何为者也？非揽古今之成败而审趋避之术也。诸葛公有云：“非澹泊无以明志。”又云：“学须静也。”惟澹与静，以养廉耻之心，以明取舍之节，以昭忠孝之志，纯一于天性，终远于利名。故可贵、可贱、可履虎尾而不咥、可乘高墉而射隼，居震世之功，而不媿于屋漏。无他，无欲故静。皎然白其志于天下，流俗不能移，妻子不能乱。君以顺天休命而无私，臣以致命遂志而不困。光之不学，未能学乎此也。非此之学，而学于术，以巧为避就。曹操盖尝自言老而好学矣，曾不如金日磾之顓愚，暗合乎道也。
二
宣帝欲尊武帝为世宗，荐盛乐，过矣。然其过也，所谓君子之过，失于厚也。夏侯胜讼言讦之，如将加诸鈇钺者。子贡曰：“恶讦以为直者。”殆是谓乎！春秋之法，“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春秋以正乱臣贼子之罪，垂诸万世者也。桓、宣弑立而微其辞，尊则君，亲则祖，未有不自敬爱其尊亲而可以持天下之公论者也。
宣帝者，武帝之曾孙也。假令有人数夏侯胜乃祖乃父之恶于胜前，而胜晏然乐听之，其与禽兽奚择哉！而胜以加诸其君而无忌，是证父攘幸之直也。而天理灭矣。苟其曰武帝之奢纵而泽不及民。万世之公论，不可泯也。则异代以后，何患无按事迹而覈功罪者。鲧不以配帝而揜圮族之恶，吾弗从臾以效尤可尔。留直道以待后人，全恩礼以尽臣道，各有攸宜，倒行则乱。恶武帝之无恩于天下，而己顾无礼于上，宣帝按不道之诛，不亦宜乎！
三
霍光死而魏相兴，此后世大臣兴废，而国政变更、人材进退之始也。霍光非尽不可与言者也，严延年廷劾之而勿罪，田延年所与共废立者而不阿，悍妻行弑，欲自举发，特茬苒而不能自胜耳。上书者以副封先达领尚书者而后奏，光亦惩昌邑之失而正少主之视听，特未深知宣帝之明而持之太过耳。相当光之时，奏记于光，俾去副封可也；昌言于廷，俾宣帝敕光去之可也。为人臣者，言苟当于纪纲之大，难有所不避，况光之犹可与言而无挟以不相听从者乎！待光之死而后言之，相之心不纯乎忠。而后世翘故相以树新党者，相实为之倡。是殆授兴革之权于大臣，而人主幸大臣之死以行己意。上下睽，朋党兴，国事数变。至于宋，而宰相易，天子为之改元。因是而权臣有感于此，则恋位以免祸，树党以支亡，迭虚迭盈而国为之敝。斯其为害，三代亡有也；高、文、景、武之世，亦亡有也。故曰：自相始也。
抑相之进也，言正而心诐，迹贞而行诡，所因者许广汉也，听起伏于外戚而莫能自遂也。司马温公奉宣仁太后改新法，而章悙、邢恕犹指宫闱以为口实，况缘外戚以取相乎？君子之慎始进也，枉尺而直寻不为也。春秋之世，不因大夫而立功名者，颜、曾、冉、闵而已。汉之不因外戚，后世之不因宦寺者，鲜矣。此风俗邪正、国事治乱之大辨也。
四
路温舒之言缓刑，不如郑昌之言定律也。宣帝下宽大之诏，而言刑者益淆，上有以召之也。律令繁，而狱吏得所缘饰以文其滥，虽天子日清问之，而民固受罔以死。律之设也多门，于彼于此而皆可坐，意为重轻，贿为出入，坚执其一说而固不可夺。于是吏与有司争法，有司与廷尉争法，廷尉与天子争法，辨莫能折，威莫能制也。巧而彊者持之，天子虽明，廷尉虽慎，卒无以胜一狱吏之奸，而脱无辜于阱。即令遣使岁省而钦恤之，抑惟大凶巨猾因缘请属以逃于法，于贫弱之冤民亡益也。唯如郑昌之说，斩然定律而不可移，则一人制之于上，而酷与贿之弊绝于四海，此昌之说所以为万世祥刑之经也。
夫法之立也有限，而人之犯也无方。以有限之法，尽无方之慝，是诚有所不能该矣。于是而律外有例，例外有奏准之令，皆求以尽无方之慝，而胜天下之残。于是律之旁出也日增，而犹患其未备。夫先王以有限之法治无方之罪者，岂不审于此哉？以为国之蚕、民之贼、风俗之蜚蜮，去其甚者，如此律焉足矣，即是可以已天下之乱矣。若意外无方之慝，世不恒有，苟不比于律，亦可姑俟其恶之已稔而后诛，固不忍取同生并育之民，逆亿揣度，刻画其不轨而豫谋操蹙也。律简则刑清，刑清则罪允，罪允则民知畏忌，如是焉足矣。
抑先王之将纳民于轨物而弭其无方之奸顽者，尤自有教化以先之，爱养以成之，而不专恃乎此。则虽欲详备之，而有所不用，非其智虑弗及而待后起之增益也。乃后之儒者，恶恶已甚，不审而流于申、韩。无知之民，苟快泄一时之忿，称颂其擿发之神明，而不知其行自及也。呜呼！可悲矣夫！
五
霍光之祸，萌于骖乘。司马温公曰：“光久专大柄，不知避去。”固也。虽然，骖乘于初谒高庙之时，非归政之日也，而祸已伏。虽避去，且有疑其谖者。而谗贼间起，同朝离贰，子弟不谨，窦融所以不免，而奚救于祸？夫骖乘之始，宣帝之疑畏，胡为而使然邪？张安世亦与于废立，而宣帝亡猜。无他，声音笑貌之间，神若相逼，而光不知，帝亦情夺意动而不知所以然也。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岂徒子之于父母哉。上之使民，朋友之相结，宾主之相酬，言未宣，事未接，而早有以移民之情。惟神与气，不可强制之俄顷而获人心者也。诗云：“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德之用大矣，而温恭为之基。温恭者，仁之荣也，仁荣内达而德资以行，岂浅鲜哉！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非便辟之谓也。其气静者，貌不期而恭；其量远者，色不期而温。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宽以居之，仁以守之，学问以养之，然后和气中涵而英华外顺。呜呼！此岂霍光之所及哉！立震世之功名，以社稷为己任，恃其气以行其志，志气动而猝无以持，非必骄而神已溢，是以君子难言之也。
周公处危疑而几几，孔子事闇主而与与，则虽功覆天下，终其身以任人之社稷而固无忧。夫周、孔不可及矣，德不逮而欲庶几焉者，其在曾子之告孟敬子乎！敬其身以远暴慢，心御气而道御心。有惴惴之小心，斯有温温之恭德。虽有雄猜之主、忮害之小人，亦意消而情得。故君子所自治者身也，非色庄以求合于物也。量不弘，志不持，求不为霍光而不可得，岂易言哉！
六
流俗之毁誉，其可徇乎？赵广汉，虔矫刻覈之吏也，怀私怨以杀荣畜而动摇宰相，国有此臣，以剥丧国脉而坏民风俗也，不可复救。乃下狱而吏民守阙号泣者数万人。流俗趋小喜而昧大体，蜂涌相煽以群迷，诚乱世之风哉！
小民之无知也，贫疾富，弱疾彊，忌人之盈而乐其祸，古者谓之罢民。夫富且彊者之不恤贫弱，而以气凌之，诚有罪矣。乃骄以横，求以忮，互相妨而相怨，其恶惟均。循吏拊其弱而教其彊，勉贫者以自存，而富者之势自戢，岂无道哉？然治定俗移而民不见德。酷吏起而乐持之以示威福，鸷击富彊，而贫弱不自力之罢民为之一快。广汉得是术也。任无藉之少年，遇事蠭起，敢于杀戮，以取罢民之祝颂。于是而民且以贫弱为安荣，而不知其幸灾乐祸，偷以即于疲慵，而不救其死亡。其黠者，抑习为阴憯，伺人之过而龁齧之，相雠相杀，不至于大乱而不止。愚民何知焉，酷吏之饵，酷吏之阱也。而鼓动竞起，若恃之以为父母。非父母也，是其嗾以噬人之猛犬而已矣。
宣帝以刻覈称，而首诛广汉刻覈之吏，论者犹或冤之。甚矣流俗之惑人，千年而未已，亦至此乎！包拯用而识者忧其致乱，君子之远识，非庸人之所能测久矣。
七
萧望之之不终也，宜哉！宣帝欲任之为宰相，而试以吏事，出为左冯翊，遂愤然谢病，帝使金安上谕其意，乃就。望之而有耻之心也，闻安上之谕，可媿死矣。
世之衰也，名为君子者，外矜廉洁而内贪荣宠，位高则就之，位下则辞之。夫爵禄者，天之秩而人君制之者也。恃其经术奏议之长，择尊荣以为己所固得；充此志也，临大节而不以死易生、不以贱易贵、以卫社稷也，能乎？处己卑而高视禄位，揽非所得以为己据，诚患失之鄙夫，则亦何所不可哉！其或以伉直见也，徒畏名义以气矜自雄耳，非心所固耻而不为者也。人主轻之，小人持之，而终不免于祸，不亦宜乎！武帝以此薄汲黯而终不用，黯得以令终，武帝可谓善驭矣。宣帝温谕以骄望之，非望之之福也。
八
居心之厚薄，亦资识与力以相辅，识浅则利害之惑深，力弱则畏避之情甚。夫苟利害惑于无端而畏避已甚，则刻薄残忍加于君臣父子而不恤。
张敞，非昌邑之故臣也，宣帝有忌于昌邑，使敞觇之，敞设端以诱王，俾尽其狂愚之词，告之帝而释其忌，复授以侯封，卒以令终，敞之厚也。徐铉，李煜之大臣也，国破身降，宋太宗使觇煜，而以怨望之情告，煜以之死。铉之于煜，以视敞于昌邑，谁为当生死卫之者？而太宗之宽仁，抑不如宣帝之多猜。铉即稍示意旨，使煜逊词，而己藉以入告，夫岂必逢太宗之怒；则虽为降臣，犹有人之心焉。铉遂躬为操刃之戎首而忍之，独何心乎！无他，敞能知人臣事君之义，导主以忠厚，而明主必深谅之，其识胜也。且其于宠辱祸福之际，寡所畏忌，其力定也。而铉孱且愚，险阻至而惘所择，乃其究也，终以此见薄于太宗而不得用。小人之违心以殉物也，亦何益乎！
有见于此而持之，则虽非忠臣孝子，而名义之际，有余地以自全。无见于此而不克自持，则君父可捐，以殉人于色笑。若铉者，责之以张敞之为而不能，况其进此者乎？故君之举臣，士之交友，识闇而力柔者，绝之可也。一旦操白刃而相向，皆此俦也。
九
尹翁归卒，家无余财，宣帝赐其子黄金百斤以奉祭祀，于朱邑亦然，非徒其财也，荣莫至矣。故重禄者，非士所希望以报忠者也，而劝士者在此。刻画人以清节，而不恤其供祭祀、养父母、畜妻子之计。幸而得廉士也，则亦刻覈寡恩、苛细以伤民气之褊夫，而流为酷吏，然且不能多得。而渔猎小民以求富者，藉口以无忌而不惭。唐、宋以前，诏禄赐予之丰，念此者至悉，犹先王之遗意也。
至于蒙古，私利而削禄，洪武之初，无能改焉。禄不给于终岁，赏不踰于百金，得百轩輗，而天下不足以治，况三百年而仅一轩輗乎？城垂陷，君垂危，而问饲猪，彼将曰救死而不赡。复奚恤哉！
一○
汉人学古而不得其道，矫为奇行而不经，适以丧志。若韦玄成避嗣父爵，诈为狂疾，语笑昏乱，何为者也？所贵乎道者身也，辱其身而致于狂乱，复何以载道哉！箕子之佯狂，何时也？虞仲断发文身，过矣，蓋逃于句吴而从其俗以安，非故为之也。然而亏体辱亲，且贻后嗣以僭猾夏之巨恶矣。且古之诸侯，非汉诸侯之比也。国人戴之，诸大夫扳之，非示以必不可君，则不可得而辞也。若夫玄成者，避兄而不受爵，以义固守，请于天子，再三辞而可不相强，奚用此秽乱辱身之为以惊世哉！丞相史责之曰：“古之辞让，必有文义可观，乃能垂荣于后。”摘其垂荣之私意，而勉之以文义，玄成闻此，能勿媿乎？士守不辱之节，不幸而至于死，且狱立海腾以昭天下之大义；从容辞让之事，谁为不得已者？而丧其常度，拂其恒性，亦愚矣哉！韦氏世治经术，而玄成以愚。学以启愚也，不善学者，复以益其愚；则汉人专经保残之学，陷之于寻丈之间也。
一一
史称宣帝元康之世，比年丰稔，谷石五钱，而记以为瑞，盖史氏之溢辞，抑或偶一郡县粟滞不行，守令不节宣而使尔也。一夫之耕，上农夫之获，得五十石足矣。终岁勤劳而仅获二百五十钱之赀，商贾居赢，月获五万钱，而即致一万石之储，安得有农人孳孳于南亩乎？金粟之死生，民之大命也。假令农人有婚丧之事，稍费百钱，已空二十石之囷积，一遇凶岁，其不馁死者几何邪？故善养民者，有常平之廪，有通糴之政，以权水旱，达远迩，而金粟交裕于民，厚生利用并行，而民乃以存。腐儒目不窥牖，将谓民苟得粟以饱而无不足焉；抑思无布帛以御寒，无盐酪蔬肉以侑食，无医药以养老疾，无械器以给耕炊，使汝当之，能胜任焉否邪？
一二
赵充国之策羌也，制狡夷初起之定算也。夷狡而初起，其锋铦利，谋胜而不忧其败。谋胜而不忧其败，则致死而不可撄。败之不忧，则不足以持久而易溃。其徒寡，其积不富，其党援不坚，而中国之吏士畏之不甚。是数者，利于守而不利于攻，不易之道也。
狡夷之初起亦微矣，而中国恒为之敝。有震而矜之者而人心摇，有轻而蔑之者而国谋不定。彼岂足以敝我哉？尝试与争而一不胜，则胁降我兵卒，掠夺我刍粮，阑据我险要，而彼势日猖。党而援之者，益信其必兴而交以固。盛兵以往，溃败以归，而我吏士之心，遂若疾雷之洊加而丧其魄。故充国持重以临之，使其贫寡之情形，灼然于吾吏士之心目，彼且求一战而不可得，地促而粮日竭，兵连而势日衰，党与疑而心日离。能用是谋而坚持之，不十年而如坚冰之自解于春日矣。
虽然，一人谋之已定，而继之者难也。夷无耻者，困则必降，降而不难于复叛。充国未老，必且有以惩艾而解散之，而辛武贤之徒不能，故羌祸不绝于汉世。然非充国也，羌之祸汉，小则为宋之元昊，大则为拓拔之六镇也，而拓拔氏以亡矣。
一三
宣帝之诏充国曰：“将军不念中国之费，欲以数岁而胜敌，将军，谁不乐此者？”呜呼！此鄙陋之臣以惑庸主而激无穷之害者也。幸充国之坚持而不为动，不然，汉其危矣！
为国者，外患内讧，不得已而用兵。谓之不得已，则不可得而速已矣；谓之不得已，则欲已之，亦惟以不已者已之而已矣。何也？诚不可得而已也，举四海耕三余九之积，用之一隅，民虽劳，亦不得不劳；国虽虚，亦不得不虚。鄙陋之臣，以其称盐数米于烓厨之意计而为国谋，庸主遂信以为忧国者，而害自此生。司农怠于挽输，忌边帅之以军兴相迫，窃敝之有司，畏后事之责，猾胥疲民，一倡百和，鼓其欲速之辞，而害自此成。茫味徼功之将帅，承朝廷吝惜之指，翹老成之深智沈勇以为耗国毒民，乃进荡平之速效，而害自此烈矣。
充国之至金城也，以神爵元年之六月，其振旅而旋，以二年之五月，持之一年而羌以瓦解，则所云欲以数岁而胜敌者，盖老成熟虑之辞，抑恐事不必速集，而鄙陋之庸臣且执前言以相责耳。非果有数岁之费以病国劳民，显矣。甚矣，国无老臣而庸主陋臣之自误也！惮数岁之劳，遽期事之速效，一蹶不振，数十年兵连祸结而不可解，国果虚，民果困，盗贼从中起，而遂至于亡。以田夫贩坚数米量盐之智，捐天下而陆沈之，哀哉！
一四
宣帝重二千石之任，而循吏有余美，龚遂、黄霸、尹翁归、赵广汉、张敞、韩延寿，皆藉藉焉。迹其治之得失，广汉、敞、霸皆任术而托迹于道。广汉、敞以虔矫任刑杀，而霸多伪饰，宽严异，而求名太急之情一也。延寿以礼让养民，庶几于君子之道，而为之已甚者亦饰也。翁归虽察，而执法不烦；龚遂虽细，而治乱以缓；较数子之间，其愈矣乎！要此数子者，唯广汉专乎俗吏之为，而得流俗之誉为最；其余皆缘饰以先王之礼教，而世儒以为汉治近古，职此繇也。
夫流俗之好尚，政教相随以滥；礼文之缘饰，精意易以相蒙；两者各有小著之效，而后先王移风易俗、缘情定礼之令德，永息于天下。救之者其惟简乎，故夫子言南面临民之道，而甚重夫简；以法术之不可任，民誉之不可干，中和涵养之化不可以旦夕求也。
如广汉者，弗足道矣。继广汉而兴，为包拯、海瑞者，尤弗足道矣。至于霸、延寿、翁归，循其迹而为之，何遽不如三代？而或以侈败，或以伪讥，何为其致一时之感歆，反出广汉下乎？虽然，亡其实而犹践其迹，俾先王之显道不绝于天下，以视广汉与敞之所为，犹荑稗与五谷，不可以熟不熟计功也。褊躁以徇流俗之好恶，效在一时，而害中于人心，数百年而不复，亦烈矣哉！
一五
萧望之曰：“恩足以服孝子，谊足以动诸侯，故春秋大士匄之不伐丧。”遂欲辅匈奴之微弱，救其灾患，使贵中国之仁义，亦奚可哉？恩足以服孝子，非可以服夷狄者也；谊足以动诸侯，非可以动夷狄者也。梁武拯侯景于穷归，而死于台城；宋徽结女直于初起，而囚于五国。辅其弱而彊之，彊而弗可制也；救其患而安之，安而不可复摇也。汉之于匈奴，岂晋之于齐、均为昏姻盟会之友邦哉？望之之说春秋也，失之矣。
一六
苏威以五教督民而民怨，黄霸以兴化条奏郡国上计而民颂之。盖霸以赏诱吏，而威以罚督民，故恩怨殊焉，而其为治道之蠹，一也。耕者让畔，行者让路，道不拾遗，传记有言之以张大圣人之化者矣；而诗书所载，孔门所述，未尝及焉。故称盛治之民曰“士悫女憧”，言乎其朴诚而不诡于文也。故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之不可望庶人，犹大夫之不待刑也。圣人之训，炳如日星矣。
孔子没，大义乖，微言绝；诸子之言，激昂好为已甚，殆犹佛、老之徒，侈功德于无边，而天地日月且为之移易也。夫圣人之化，岂期之天下哉？尧有不令之子，舜有不恭之弟，周公有不道之兄，孔子有不杇不雕之弟子，艸野无知，而从容中道于道路，有是理哉？以法制之，以刑束之，以利诱之，民且涂饰以自免；是相率为伪，君子之所恶也。汉之儒者，辞淫而义诡，流及于在位，袭之以为政。霸之邪也，有自来矣。君子之道，如天地之生物，各肖其质而使安其分，斯以为尽人物之性而已矣。
一七
耿寿昌“常平”之法，利民之善术也，后世无能行之者，宋人倣之，而遂流为“青苗”。故曰：非法之难，而人之难也。三代封建之天下，诸侯各有其国，其地狭，其民寡，其事简，则欲行“常平”之法也易。然而未尝行者，以生生之计，宽民于有余，民自得节宣焉，不必上之计之也。上计之而民视以为法；视以为法，则惮而不乐于行，而黠者又因缘假借以雠其奸。故三代之制，裕民而使自为计耳。虽提封万井之国，亦不能总计数十年之丰歉而早为之制也。郡县之天下，财赋广，而五方之民情各异，其能以一切之治为治乎？
然则“常平”之制不可行与？曰：“常平”者，利民之善术，何为而不可行也？因其地，酌其民之情，良有司制之，乡之贤士大夫身任而固守之，可以百年而无弊，而非天子所可以齐一天下者也。寿昌行之而利，亦以通河东、上党、太原、弘农之粟于京师而已矣。
一八
宣帝临终，属辅政于萧望之，其后望之被谮以死，而天下冤之。夫望之者，固所谓可小知而不可大受者也。望之于宣帝之世，建议屡矣，要皆非人之是，是人之非，矫以与人立异，得非其果得，失非其固失也。匈奴内溃，群臣议灭之，望之则曰：“不当乘乱而幸灾。”呼韩邪入朝，丞相御史欲位之王侯之下，望之则曰：“待以不臣，谦亨之福。”韩延寿良吏也，忌其名而讦其小过以陷之死。丙吉贤相也，则倨慢无礼而以老侮之。且不但已也，出补平原太守，则自陈而请留；试之左冯翊，则谢病而不赴。迹其所为，盖揽权自居，翘人过以必伸，激水火于廷，而怙位以自尊者也。若此者，其怀禄不舍之情，早为小人之所挟持；而拂众矫名，抑为君子所不信。身之不保，而安能保六尺之孤哉！见善若惊，见不善如雠，君子犹谓其量之有涯而不可以任大；况其所谓善者不必善，所谓不善者非不善乎！
宣帝之任之也，将以其经术与？挟经术而行其偏矫之情，以王安石之廉介而祸及天下，而望之益之以侈；抑以其议论与？则华而不实，辩而窒，固君子之所恶也。主父偃、徐乐岂无议论之近正，而望之抑奚以异？盖宣帝之为君也，恃才而喜自用，乐闻人过以示察者也，故于望之有臭味之合焉。以私好而托家国之大，其不倾者鲜矣。
爵赏者，人君驭下之柄，而非但以驭下也，即以正位而凝命¹也。辞受者，人臣自靖之节，而非但以自靖也，即以安上而远咎也。故赏有所不行，爵有所不受，而国家以宁。帅昧之始，君与开国之臣，为天下而已乱。迨其中叶，外寇内奸，不逞于宗社，而殃及兆民，大臣代君行讨，底定以绥之，而天下蒙安。斯二者，君爵之而非私，下受之而无惭，霍光岂其然哉！
爵位和赏赐，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权力，而不仅仅是用来驾驭臣下，更是用来端正君位和凝聚天命的。推辞或接受爵赏，是臣子自我完善的节操，而不仅仅是自我完善，更是用来安定君主和远离灾祸的。所以有时赏赐不施行，有时爵位不接受，国家因此得以安宁。在王朝初创的混乱时期，君主与开国大臣为了天下而平息战乱。到了王朝中期，外有敌寇内有奸佞，对国家图谋不轨而殃及百姓，大臣代替君主进行征讨，平定叛乱使天下安定，天下因此蒙受安宁。这两种情况，君主赐予爵位并非出于私心，臣下接受爵位也无愧于心，霍光难道是这样的吗！
¹凝命：使教命、政令严整。
²草昧：蒙昧，本指天地初开时的混沌状态。此指国家草创。
此段点明爵赏是君主驾驭臣下、巩固君位的权柄，辞受是臣子自守节操、安定君主的准则，强调恰当处理爵赏与辞受可使国家安宁，并举霍光为例，暗批其未遵此道，结构严谨，说理透彻。
昌邑¹之废，光之不幸也。始者废长立少²，不择而立昌邑，光之罪也。始不慎而轻以天下授不肖，已而刱非常之举，以臣废君，而行震世之威。若夫迎立宣帝，固以亲以贤，行其所无事者，非其论功之地也。宣帝纪定策功，加封光以二万户，侯者五人，关内侯者八人。宣帝之为此，失君道矣。己为武帝曾孙，遭家不造³，以贤而立乎其位，所固有也。震矜以为非望之福，德戴己者而酬之，然则觊非望者，可县爵赏以贸天下之归，而天位亦危矣。爵赏行，而宣帝之立亦不正矣，以爵赏贸而得之者也。光不引咎以谢严延年之责，晏然受之而不辞，他日且为霍山⁴请五等之荣，则光之废主，乃以邀功而贸赏，又何怪其妻之鸩后而子之谋逆乎？则抑何异司马昭⁵、萧道成之因以篡，苗傅、刘正彦⁶之敢于行险以徼幸乎？
昌邑王被废黜，是霍光的不幸。起初废黜年长的继承人而立年少者，不加选择地拥立昌邑王，这是霍光的过错。起初不谨慎地轻易把天下交给不贤之人，随后又采取非同寻常的举动，以臣子身份废黜君主，施行震惊世人的权威。至于迎立汉宣帝，本是因为宣帝亲近且贤明，做了本该做的事，并非值得论功行赏的理由。宣帝记录定策功劳，加封霍光食邑二万户，封侯者五人，封关内侯者八人。宣帝这样做，违背了为君之道。他作为汉武帝的曾孙，遭遇家族不幸，凭借贤明登上君位，这是他本来就应有的地位。却把这视为意外的福分，对拥戴自己的人加以酬谢，那么觊觎意外之福的人，就可用爵位赏赐来换取天下的归附，君主之位也就危险了。施行爵位赏赐，宣帝的即位也就不正了，因为他是用爵位赏赐换来的君位。霍光不引咎自责来回应严延年的指责，安然接受赏赐而不推辞，后来还为霍山请求五等爵位的荣耀，那么霍光废黜君主，竟是为了邀功求赏，又何必奇怪他的妻子毒杀皇后、儿子图谋叛逆呢？这与司马昭、萧道成趁机篡权，苗傅、刘正彦敢于冒险以求侥幸，又有什么不同呢？
¹昌邑：指昌邑王刘贺（前93？—前59），汉武帝刘彻之孙，昌邑哀王刘髆之子，生于昌邑（今山东巨野），西汉第九位皇帝。
²始者废长立少：元平元年（前74），汉昭帝驾崩，无子嗣继位。
³不造：不幸。
⁴霍山：霍光之兄的孙子，被过继给没有子嗣的霍去病，封为侯。
⁵司马昭：字子上，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三国时期曹魏权臣，西晋王朝的奠基人之一。
⁶苗傅、刘正彦：原为宋高宗时禁军将领，于建炎三年(1129)发动“苗刘兵变”，诛杀宋高宗赵构宠幸的权臣王渊及宦官，并逼迫赵构将皇位禅让给三岁的皇太子赵旉。兵变消息传出后，各地将领纷纷采取勤王平乱的立场，出兵镇压，苗傅和刘正彦被迫奉赵构复辟，最后两人被打败，在建康闹市被处决。
此段剖析昌邑王被废事件，指出霍光废长立少是失慎之罪，后迎立宣帝本属应当却受重赏。宣帝以爵赏笼络臣下失君道，霍光坦然受封显邀功之心，其行为与司马昭等篡权者无异，为家族谋逆埋下隐患。
论者曰：“光不学无术。”学何为者也？非揽古今之成败而审趋避之术也。诸葛公有云：“非澹泊无以明志。”又云：“学须静也。”惟澹与静，以养廉耻之心，以明取舍之节，以昭忠孝之志，纯一于天性，终远于利名。故可贵、可贱、可履虎尾而不咥¹、可乘高墉而射隼²，居震世之功，而不媿于屋漏³。无他，无欲故静。皎然白其志于天下，流俗不能移，妻子不能乱。君以顺天休命而无私，臣以致命遂志而不困。光之不学，未能学乎此也。非此之学，而学于术，以巧为避就。曹操盖尝自言老而好学矣，曾不如金日磾之顓愚，暗合乎道也。
评论者说：“霍光没有学问和谋略。” 学习是为了什么呢？不是搜集古今的成败来审察趋利避害的权术。诸葛亮说过：“不淡泊名利就无法明确志向。” 又说：“学习需要内心平静。” 只有淡泊与宁静，才能培养廉耻之心，明确取舍的节操，彰显忠孝的志向，使天性纯一，最终远离功名利禄。所以能够处尊贵、居贫贱，如踩虎尾而不被咬伤，如登高墙而射隼鸟，虽有震惊世人的功劳，却在独处时也问心无愧。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没有欲望所以内心平静。光明正大地向天下表白心志，世俗风气不能改变，妻子儿女不能扰乱。君主因此顺应天命而没有私心，臣子因此奉献生命实现志向而不困窘。霍光没有学习，是未能学到这些啊。不是学习这些，而是学习权术，用巧诈来趋避。曹操曾说自己年老仍好学，却比不上金日磾的愚钝，暗中合乎大道。
¹咥：咬。
²乘高墉而射隼：语出《周易·解卦》爻辞：“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意思是王公登上高墙射下盘旋的恶隼，一举射获，无所不利。
³屋漏：古代在室内西北隅施设小帐，安藏神主，是为人所不见的地方。后来以“不愧屋漏”指虽在宗庙里，但无愧畏之心。也比喻即使在暗中也不做坏事，不起坏念头。
⁴颛愚：愚昧，笨拙。
此段指出 “不学无术” 并非指缺乏权谋，而是霍光未学淡泊宁静之道。诸葛亮强调 “淡泊明志”，唯有静以修身才能养廉耻、明取舍，而霍光逐利弄权，反不如金日磾愚钝合道，点明德操胜于权术的道理。
宣帝欲尊武帝为世宗，荐盛乐¹，过矣。然其过也，所谓君子之过，失于厚也。夏侯胜²讼言讦之，如将加诸鈇钺者。子贡曰：“恶讦以为直者³。”殆是谓乎！春秋之法，“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春秋以正乱臣贼子之罪，垂诸万世者也。桓、宣⁴弑立而微其辞，尊则君，亲则祖，未有不自敬爱其尊亲而可以持天下之公论者也。
宣帝想要尊奉汉武帝为世宗，进献盛大的乐舞，这是过错。但他的过错，是所谓君子的过错，错在过于宽厚。夏侯胜公开指责，如同要将宣帝置于刑具之下。子贡说：“厌恶把攻击他人当作正直的人。” 大概就是说这种情况吧！《春秋》的法则是 “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春秋》用来正定乱臣贼子的罪行，流传万代。鲁桓公、鲁宣公弑君自立，《春秋》用隐晦的言辞记载，因为尊者是君主，亲者是祖先，没有不敬爱自己的尊长和亲人却能秉持天下公论的人。
¹盛乐：盛大的音乐。这里指用于祭祀和颂德的隆重盛大的宗庙音乐。
²夏侯胜：字长公，宁阳侯国（今山东宁阳）人。西汉经学家。
³恶讦以为直者：语出《论语·阳货》：“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意思是：子贡说：“我憎恨剽窃别人的成绩却作为自己的聪明的人，憎恨毫不谦虚却自以为勇敢的人，憎恨揭发别人隐私却自以为直率的人。”
⁴桓、宣：指鲁桓公和鲁宣公。二人皆弑君自立。
此段评析宣帝尊武帝为世宗一事，指出其虽有 “厚亲” 之过，却属君子之失。夏侯胜直言抨击如施刑具，违背《春秋》“为尊者讳” 原则，强调持公论需先敬爱尊亲，体现传统伦理中情理与公义的平衡。
宣帝者，武帝之曾孙也。假令有人数夏侯胜乃祖乃父之恶于胜前，而胜晏然乐听之，其与禽兽奚择哉！而胜以加诸其君而无忌，是证父攘幸之直也。而天理灭矣。苟其曰武帝之奢纵而泽不及民。万世之公论，不可泯也。则异代以后，何患无按事迹而覈功罪者。鲧不以配帝²而揜圮族之恶，吾弗从臾以效尤可尔。留直道以待后人，全恩礼以尽臣道，各有攸宜，倒行则乱。恶武帝之无恩于天下，而己顾无礼于上，宣帝按不道之诛，不亦宜乎！
宣帝是汉武帝的曾孙。假如有人在夏侯胜面前数说他祖先的恶行，而夏侯胜安然乐意倾听，那他与禽兽有什么区别呢！而夏侯胜却毫无顾忌地用这种方式对待君主，这是如同证实父亲偷羊却自以为正直的行为。这样天理就灭绝了。如果说汉武帝奢侈放纵而恩惠不及百姓，这是万代的公论，不可泯灭。那么后代，何愁没有依据事迹来核查功罪的人。鲧不会因为曾配祭天帝而掩盖他使族人灭亡的恶行，我不怂恿效法就可以了。留下正直的评论等待后人，保全恩礼来尽臣子之道，各有合适的做法，颠倒而行就会混乱。厌恶汉武帝对天下没有恩惠，自己却对君主无礼，宣帝按大逆不道之罪惩处他，不也是应该的吗！
¹证父攘羊：指儿子告发父亲偷羊。典出《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²配帝：配祭于天帝。
此段以夏侯胜攻讦君主为例，指出其若坦然听人数说祖先之恶则与禽兽无异，强调应留待后世评判武帝功罪，当下需全恩礼尽臣道，点明宣帝按 “不道” 治罪乃合礼之举，凸显伦理与臣道的重要性。
霍光死而魏相兴，此后世大臣兴废，而国政变更、人材进退之始也。霍光非尽不可与言者也，严延年廷劾之而勿罪，田延年²所与共废立者而不阿，悍妻行弑，欲自举发，特茬苒而不能自胜耳。上书者以副封⁴先达领尚书⁵者而后奏，光亦惩昌邑之失而正少主之视听，特未深知宣帝之明而持之太过耳。相当光之时，奏记⁶于光，俾去副封可也；昌言于廷，俾宣帝敕光去之可也。为人臣者，言苟当于纪纲之大，难有所不避，况光之犹可与言而无挟以不相听从者乎！待光之死而后言之，相之心不纯乎忠。而后世翘故相以树新党者，相实为之倡。是殆授兴革之权于大臣，而人主幸大臣之死以行己意。上下睽，朋党兴，国事数变。至于宋，而宰相易，天子为之改元。因是而权臣有感于此，则恋位以免祸，树党以支亡，迭虚迭盈而国为之敝。斯其为害，三代亡有也；高、文、景、武之世，亦亡有也。故曰：自相始也。
霍光死后魏相掌权，这是后世大臣兴衰、国政变更、人才进退的开端。霍光并非完全不可理喻，严延年当廷弹劾他而未被治罪，与他共同参与废立的田延年也不阿谀奉承，他凶悍的妻子杀人，他想自行揭发，只是拖延而未能做到罢了。上书的人要先把副封送达领尚书事的人然后再上奏，霍光也是鉴于昌邑王的过失来端正少主的视听，只是未能深知宣帝的英明而控制得太过了。魏相当霍光在世时，可上书霍光让他去除副封；也可在朝堂上公开进言，让宣帝命令霍光去除副封。作为臣子，言论如果符合国家纲纪大义，就不应回避困难，何况霍光还可以沟通而没有依仗权势不听从呢！等到霍光死后才进言，魏相的心就不纯粹忠诚了。而后世宣扬旧相来树立新党，实在是从魏相开始的。这大概是把变革的权力交给大臣，而君主庆幸大臣死亡来施行自己的意图。君臣隔阂，朋党兴起，国事多次变更。到了宋代，宰相更换，天子为此改元。因此权臣有感于此，就贪恋权位来避免灾祸，树立党羽来支撑危局，势力此消彼长而国家因此衰败。这种危害，夏商周三代没有，汉高祖、文帝、景帝、武帝时期也没有。所以说，是从魏相开始的。
¹魏相：字弱翁，济阴定陶（今山东菏泽）人。汉宣帝即位后，被征为大司农，后任御史大夫，霍光死后官至丞相，封高平侯。任相期间，整顿吏治，抑制豪强，选贤任能，平昭冤狱，颇有作为。
²田延年：字子宾，阳陵（今陕西高陵西南）人。西汉大臣。受到霍光的信任，任长史等职。
³荏苒：蹉跎，犹豫。
⁴副封：副本。
⁵领尚书：指领尚书事，西汉官职名。
⁶奏记：以书面形式向上级长官陈述意见。
此段论及霍光死后魏相掌权的影响，指出魏相未在霍光生前直言改革副封制度，却于其死后发难，此举开后世大臣借兴废树新党的先例，导致朋党兴起、国事动荡，危害甚于前代。
抑相之进也，言正而心诐¹，迹贞而行诡，所因者许广汉也，听起伏于外戚而莫能自遂也。司马温公奉宣仁太后³改新法，而章悙、邢恕⁵犹指宫闱⁶以为口实，况缘外戚以取相乎？君子之慎始进也，枉尺而直寻⁷不为也。春秋之世，不因大夫而立功名者，颜、曾、冉、闵⁸而已。汉之不因外戚，后世之不因宦寺者，鲜矣。此风俗邪正、国事治乱之大辨也。
况且魏相的晋升，言论正直而内心邪曲，行为端正而手段诡诈，他依靠的是许广汉，听命于外戚而不能自主。司马光奉宣仁太后之命改革新法，而章悙、邢恕还以宫廷之事为借口，何况依靠外戚来获取相位呢？君子谨慎于初入仕途，即使有小的弯曲能换来大的伸展也不做。春秋时期，不依靠大夫而建立功名的，只有颜回、曾参、冉有、闵子骞罢了。汉代不依靠外戚，后世不依靠宦官的人，太少了。这是风俗正邪、国事治乱的重要区别。
¹诐：偏颇，不正。
²许广汉：昌邑（今山东巨野）人。汉宣帝皇后许平君的父亲。因保护、抚养汉宣帝有功，又因女儿许平君为皇后而受到宣帝宠信。
³宣仁太后：指高太后(1032—1093)，小名滔滔，亳州蒙城（今安徽蒙城）人。北宋英宗皇后，宋神宗之母。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后，继位的哲宗年幼，她以太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起用司马光等，废除王安石所立新法，恢复旧法。
⁴章惇：字子厚，浦城（今福建浦城）人。曾参与熙宁变法。旧党掌权后，章惇因反对废除新法而被贬。
⁵邢恕：字和叔，郑州原武（今河南原阳）人。宋哲宗时大臣，善于逢迎，为人反复无常。章惇执政时，曾罗织罪名攻击高太后和司马光等人。
⁶宫闱：帝王后宫、后妃住所。这里指代后妃。
⁷寻：古代长度单位。一寻等于八尺。
⁸颜、曾、冉、闵：指颜回、曾参、冉求和闵子骞。皆为孔子弟子。
此段指出魏相靠外戚许广汉晋升，虽言论正但心术诡，借此批判攀附权贵的为官之道。作者以春秋贤士为例，强调君子不借旁门求进，点明这是辨风俗正邪、国事治乱的关键。
路温舒¹之言缓刑，不如郑昌²之言定律也。宣帝下宽大之诏，而言刑者益淆，上有以召之也。律令繁，而狱吏得所缘饰以文其滥，虽天子日清问之，而民固受罔以死。律之设也多门，于彼于此而皆可坐，意为重轻，贿为出入，坚执其一说而固不可夺。于是吏与有司争法，有司与廷尉争法，廷尉与天子争法，辨莫能折，威莫能制也。巧而彊者持之，天子虽明，廷尉虽慎，卒无以胜一狱吏之奸，而脱无辜于阱。即令遣使岁省而钦恤之，抑惟大凶巨猾因缘请属以逃于法，于贫弱之冤民亡益也。唯如郑昌之说，斩然定律而不可移，则一人制之于上，而酷与贿之弊绝于四海，此昌之说所以为万世祥刑³之经也。
路温舒主张减轻刑罚，不如郑昌主张制定固定法律。宣帝颁布宽大的诏令，而议论刑狱的人更加混乱，这是君主自己招致的。法律条文繁多，狱吏得以牵强附会来掩饰滥刑，即使天子每天亲自过问，百姓仍然含冤而死。法律的设定有多方面的依据，在此处和彼处都可定罪，根据心意决定量刑轻重，根据贿赂决定是否判罪，固执地坚持一种说法而不可改变。于是官吏与有关部门争论法律，有关部门与廷尉争论法律，廷尉与天子争论法律，争辩无法决断，权威无法制约。奸巧强悍的人把持法律，天子即使英明，廷尉即使谨慎，最终也无法战胜一个狱吏的奸邪，使无辜者脱离陷阱。即使派使者每年巡视救济，也只是让大奸大恶之徒趁机请托逃避法律，对贫弱的冤民没有益处。只有像郑昌所说的，明确制定不可变更的法律，由君主一人掌控，那么残酷和贿赂的弊端就能在天下杜绝，这就是郑昌的主张成为万世慎用刑罚的准则的原因。
¹路温舒：字长君，钜鹿（今河北广宗）人。曾任廷尉奏曹掾、守廷尉史、郡太守等职。
²郑昌：字长公，刚县（今山东宁阳）人。曾任涿郡太守、谏大夫等职。
³祥刑：指善用刑罚。
作者认为路温舒主张缓刑不如郑昌建议定律。宣帝虽下宽大之诏，却因律令繁琐致狱吏舞文弄法，司法混乱。唯有如郑昌所言制定不可变更的法律，才能杜绝酷吏与贿赂之弊，这才是万世适用的刑政准则。
夫法之立也有限，而人之犯也无方。以有限之法，尽无方之慝，是诚有所不能该矣。于是而律外有例，例外有奏准之令，皆求以尽无方之慝，而胜天下之残。于是律之旁出也日增，而犹患其未备。夫先王以有限之法治无方之罪者，岂不审于此哉？以为国之蚕、民之贼、风俗之蜚蜮¹，去其甚者，如此律焉足矣，即是可以已天下之乱矣。若意外无方之慝，世不恒有，苟不比于律，亦可姑俟其恶之已稔而后诛，固不忍取同生并育之民，逆亿揣度，刻画其不轨而豫谋操蹙也。律简则刑清，刑清则罪允，罪允则民知畏忌，如是焉足矣。
法律的设立是有限的，而人们的犯罪行为是无穷的。用有限的法律去涵盖无穷的恶行，确实有不能完全包括的。于是法律之外有案例，案例之外有奏准的命令，都是为了涵盖无穷的恶行，战胜天下的残暴。于是法律的旁支日益增多，却仍担心不够完备。先王用有限的法律来治理无穷的罪行，难道不明白这一点吗？他们认为国家的蛀虫、百姓的祸害、风俗的败类，去除那些严重的，有这样的法律就足够了，就可以平息天下的混乱了。如果是意外的无穷恶行，世间不常发生，如果不符合法律，也可姑且等到其恶行成熟后再诛杀，实在不忍心对共同生活的百姓，预先猜测揣度，刻画他们的不轨行为而预先谋划控制。法律简明则刑罚清明，刑罚清明则定罪公允，定罪公允则百姓知道畏惧，这样就足够了。
¹蜚蜮：蜚和蜮，两种害人的虫。
此段点明法律制定有限而犯罪行为无穷，若一味增例补令反致律法繁杂。先王以简律除大害，不苛责意外之恶，因律简则刑清、罪允，民方知敬畏，强调简法胜在精准而非繁复，体现传统法治智慧。
抑先王之将纳民于轨物而弭其无方之奸顽者，尤自有教化以先之，爱养以成之，而不专恃乎此。则虽欲详备之，而有所不用，非其智虑弗及而待后起之增益也。乃后之儒者，恶恶已甚，不审而流于申、韩¹。无知之民，苟快泄一时之忿，称颂其擿发之神明，而不知其行自及也。呜呼！可悲矣夫！
况且先王要使百姓遵守规范而消除无穷的奸邪顽劣，尤其要先用教化引导，用爱护养育成就他们，而不是专门依靠法律。所以即使想详细完备，也有不用的地方，不是智慧思虑不及而等待后代增加。而后世的儒者，过于厌恶恶行，不审慎而流于申不害、韩非的法家思想。无知的百姓，暂且发泄一时的愤怒，称颂他们揭发奸邪的神明，却不知自己的行为会带来后果。唉！真是可悲啊！
¹申、韩：指申不害和韩非。二人皆为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
此段强调先王治民以教化先行、爱养为本，不专恃律法。后世儒者却因过度恶恶而流于法家，无知百姓称颂严苛治术以泄愤，不知终将自食其果，作者对此深感悲叹。
霍光之祸，萌于骖乘¹。司马温公曰：“光久专大柄，不知避去。”固也。虽然，骖乘于初谒高庙之时，非归政之日也，而祸已伏。虽避去，且有疑其谖²者。而谗贼间起，同朝离贰，子弟不谨，窦融³所以不免，而奚救于祸？夫骖乘之始，宣帝之疑畏，胡为而使然邪？张安世亦与于废立，而宣帝亡猜。无他，声音笑貌之间，神若相逼，而光不知，帝亦情夺意动而不知所以然也。
霍光的灾祸，萌芽于陪乘。司马光说：“霍光长期专权，不知引退。” 确实如此。虽然如此，在初谒高庙时陪乘，并非归政的时候，灾祸却已潜伏。即使引退，也会有人怀疑他欺诈。而谗言贼语趁机兴起，同僚离心离德，子弟不谨慎，窦融因此不能幸免，又怎能挽救灾祸呢？陪乘之初，宣帝的疑惧，为何会这样呢？张安世也参与了废立之事，而宣帝没有猜疑。没有别的原因，只是霍光的声音笑貌之间，气势逼人，而霍光自己不知，宣帝也神情动摇而不知为何如此。
¹骖乘：古时乘车，尊者在左，御者在中，又一人在右，称车右或骖乘。这里指霍光作为骖乘陪同汉宣帝谒见高庙一事。
²谖：欺诈，欺骗。
³窦融：字周公，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
⁴张安世：字子儒，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西汉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汉昭帝时封富平侯。汉宣帝时，累官至大司马卫将军、领尚书事。生性谨慎，以为官廉洁著称。
此段指出霍光灾祸萌芽于陪乘之事，司马光认为其久专权柄不知退避。其实早在初谒高庙陪乘时祸根已伏，因霍光气势逼人令宣帝疑畏，即便避去也会遭猜忌，加之谗言、同朝离心等因素，终致祸患。
子夏¹问孝，子曰：“色难。”岂徒子之于父母哉。上之使民，朋友之相结，宾主之相酬，言未宣，事未接，而早有以移民之情。惟神与气，不可强制之俄顷而获人心者也。诗云：“温温恭人，惟德之基²。”德之用大矣，而温恭为之基。温恭者，仁之荣也，仁荣内达而德资以行，岂浅鲜哉！子曰：“切切偲偲³，怡怡如也，可谓士矣。”非便辟之谓也。其气静者，貌不期而恭；其量远者，色不期而温。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宽以居之，仁以守之，学问以养之，然后和气中涵而英华外顺。呜呼！此岂霍光之所及哉！立震世之功名，以社稷为己任，恃其气以行其志，志气动而猝无以持，非必骄而神已溢，是以君子难言之也。
子夏问孝道，孔子说：“保持和悦的脸色最难。” 难道只是子女对父母这样吗？君主役使百姓，朋友相交，宾主应酬，言语未说，事情未做，而早已能改变人心。只有精神和气质，不能在片刻之间强行获取人心。《诗经》说：“温和恭敬的人，是道德的根基。” 道德的作用很大，而温和恭敬是它的根基。温和恭敬，是仁爱的外在表现，仁爱内在通达而道德得以施行，这难道是微不足道的吗！孔子说：“互相切磋，和睦相处，可以称为士了。” 这不是指谄媚奉承。心气平和的人，容貌自然恭敬；气量深远的人，脸色自然温和。善于治世而不夸耀，道德广博而能感化，以宽厚立身，以仁爱守心，用学问修养性情，然后中和之气蕴含于内而英华之貌顺达于外。唉！这岂是霍光能达到的！建立震惊世人的功名，以国家为己任，依仗气势来施行志向，志向因气势而动却突然无法自持，不必骄傲而神气已外溢，所以君子难以言说啊。
¹子夏：卜氏，名商，字子夏，春秋末晋国温（今河南温县）人。孔子弟子。
²温温恭人，惟德之基：语出《诗经·大雅·抑》。意思是温和谦恭，是高尚道德的基础。
³切切偲偲：亦作“切切节节”，相互敬重、切磋勉励的样子。
此段借孔子 “色难” 论及待人之道，强调神态气质对凝聚人心的重要性，以《诗经》“温温恭人” 点明温恭是德行根基。作者对比霍光恃气行权，指出其因缺温恭之德致祸，凸显 “德需内养外顺” 的道理。
周公处危疑而几几¹，孔子事闇主而与与²，则虽功覆天下，终其身以任人之社稷而固无忧。夫周、孔不可及矣，德不逮而欲庶几焉者，其在曾子之告孟敬子³乎！敬其身以远暴慢，心御气而道御心。有惴惴之小心，斯有温温之恭德。虽有雄猜之主、忮害之小人，亦意消而情得。故君子所自治者身也，非色庄以求合于物也。量不弘，志不持，求不为霍光而不可得，岂易言哉！
周公身处危疑之中而举止谨慎，孔子事奉昏庸君主而态度从容，即使功盖天下，终身担当国家重任而固然无忧。周公、孔子不可企及，德行不及而想接近他们的人，大概应像曾子告诫孟敬子那样吧！敬重自身来远离粗暴傲慢，用心灵控制气质，用道义驾驭心灵。有惴惴不安的小心，才有温和恭敬的美德。即使有雄猜的君主、嫉妒害人的小人，也会心意消解而情感相得。所以君子修养自身，不是用庄重的神色来迎合外物。气量不宏大，志向不坚定，想不成为霍光都不可能，这难道是容易的吗！
¹几几：安重貌。
²与与：威仪合度的样子。
³曾子之告孟敬子：据《论语·泰伯》所载：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曾子，即曾参，孔子的弟子。孟敬子，即仲孙捷，鲁国大夫。
此段以周公、孔子为例，强调君子处危不乱源于内心修养。作者借曾子 “敬身远暴慢” 之训，指出修身需以 “小心” 养 “恭德”，反观霍光因德量不足致祸，凸显 “自治者身” 的儒家处世智慧。
流俗之毁誉，其可徇乎？赵广汉¹，虔矫刻覈之吏也，怀私怨以杀荣畜而动摇宰相²，国有此臣，以剥丧国脉而坏民风俗也，不可复救。乃下狱而吏民守阙号泣者数万人。流俗趋小喜而昧大体，蜂涌相煽以群迷，诚乱世之风哉！
世俗的毁谤和赞誉，难道可以曲从吗？赵广汉是严厉苛刻的官吏，心怀私怨杀死荣畜而动摇宰相，国家有这样的臣子，会损害国家根基而败坏风俗，不可挽救。然而他下狱时却有几万吏民守在宫阙前哭泣。世俗追求小的欢喜而不明大体，蜂拥煽动而群体迷惑，这确实是乱世之风啊！
¹赵广汉：字子都，涿郡蠡吾（今河北博野）人。西汉中期大臣。
²怀私怨以杀荣畜而动摇宰相：赵广汉门客在长安市场私自酤酒，被丞相属吏逐去，门客怀疑是军中骑士苏贤告发，赵广汉于是令长安丞拘留审查苏贤，苏贤因此无法去军中履职，遭弹劾。其父上书鸣冤，告发赵广汉，赵广汉因此被贬秩一等。赵广汉怀疑苏父上书是受同乡荣畜指使，怀恨在心，寻机制造罪名杀了荣畜。此事被告发，由丞相、御史负责审查，追查甚急，赵广汉唯恐事发，于是派人侦查丞相府的不法行为。侦查得知丞相府有婢女死亡，怀疑是被丞相夫人所杀，赵广汉乘机上书弹劾丞相，带人突击搜查丞相府。丞相魏相上书辩解，宣帝命廷尉调查，最终认定婢女是因犯错被丞相夫人鞭笞，逐出府外后才死去的，赵广汉因此被认定犯了欺诈之罪。
小民之无知也，贫疾富，弱疾彊，忌人之盈而乐其祸，古者谓之罢民。夫富且彊者之不恤贫弱，而以气凌之，诚有罪矣。乃骄以横，求以忮，互相妨而相怨，其恶惟均。循吏¹拊其弱而教其彊，勉贫者以自存，而富者之势自戢，岂无道哉？然治定俗移而民不见德。酷吏起而乐持之以示威福，鸷击富彊，而贫弱不自力之罢民为之一快。广汉得是术也。任无藉之少年，遇事蠭起，敢于杀戮，以取罢民之祝颂。于是而民且以贫弱为安荣，而不知其幸灾乐祸，偷以即于疲慵，而不救其死亡。其黠者，抑习为阴憯，伺人之过而龁齧之，相雠相杀，不至于大乱而不止。愚民何知焉，酷吏之饵，酷吏之阱也。而鼓动竞起，若恃之以为父母。非父母也，是其嗾²以噬人之猛犬而已矣。
小民的无知，在于贫穷的怨恨富有，弱小的怨恨强大，嫉妒别人的富足而乐于看到其灾祸，古代称为罢民。富足强大的人不体恤贫弱，而用气势欺凌，确实有罪。但骄横无理，互相嫉妒，互相妨害而怨恨，双方的恶行是均等的。循吏安抚弱小而教导强大，勉励贫者自谋生存，而富者的势力自然收敛，难道没有办法吗？然而天下安定风俗改变后，百姓却不感念恩德。酷吏兴起而乐于用刑罚来显示威严，猛烈打击富足强大的人，而贫弱不自力的罢民为此称快。赵广汉懂得这种权术。任用无赖少年，遇事蜂拥而起，敢于杀戮，来获取罢民的称颂。于是百姓将贫弱视为安稳荣耀，却不知自己幸灾乐祸，苟且偷安而走向疲弱慵懒，无法挽救自己的死亡。其中狡猾的人，又习惯于阴险残忍，伺机攻击别人的过失而咬噬，互相仇恨残杀，不到大乱不止。愚昧的百姓知道什么呢，这是酷吏的诱饵，酷吏的陷阱啊。而他们鼓动奔走，好像把酷吏当作父母。其实不是父母，而是酷吏豢养用来咬人的猛犬罢了。
¹循吏：守法循理的官吏。
²嗾：教唆、指使别人做坏事。
此段剖析小民因无知而忌富仇强，循吏抚弱教强却不被感恩，酷吏如赵广汉借杀戮富户取悦贫弱，实则纵容奸恶，使民养成幸灾乐祸之心，终致相仇相杀，点出酷吏实为驱使百姓的恶犬，警示治术偏失之害。
宣帝以刻覈称，而首诛广汉刻覈之吏，论者犹或冤之。甚矣流俗之惑人，千年而未已，亦至此乎！包拯¹用而识者忧其致乱，君子之远识，非庸人之所能测久矣。
宣帝以苛刻著称，却首先诛杀了苛刻的官吏赵广汉，评论者还有人认为他冤枉。世俗迷惑人太厉害了，千年未止，竟到了这种地步！包拯被任用而有识之士担忧他招致混乱，君子的深远见识，不是庸人所能理解的很久了。
¹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曾任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枢密副使等职。以廉洁公正、不附权贵、铁面无私而著称。
萧望之之不终也，宜哉！宣帝欲任之为宰相，而试以吏事，出为左冯翊²，遂愤然谢病，帝使金安上³谕其意，乃就。望之而有耻之心也，闻安上之谕，可媿死矣。
萧望之不得善终，是应该的！宣帝想任命他为宰相，而用处理政务来考验他，让他出京任左冯翊，他就愤然称病辞职，宣帝派金安上晓谕旨意，他才就职。萧望之如果有羞耻之心，听到金安上的晓谕，应该羞愧而死。
¹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今山东兰陵）人。西汉中期大臣、经学家。
²左冯翊：官名，同时也是政区名。汉太初元年（前104）改左内史置左冯翊，与京兆尹、右扶风并列为拱卫都城长安的三辅。治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辖境约当今陕西渭河以北、泾河以东、洛河中下游地区。
³金安上：字子侯。年少时任侍中，受宣帝宠爱，曾揭发楚王刘延寿反叛阴谋，赐爵关内侯。后因平定霍氏之乱有功，封都成侯。去世后，谥号为敬侯。
世之衰也，名为君子者，外矜廉洁而内贪荣宠，位高则就之，位下则辞之。夫爵禄者，天之秩而人君制之者也。恃其经术奏议之长，择尊荣以为己所固得；充此志也，临大节而不以死易生、不以贱易贵、以卫社稷也，能乎？处己卑而高视禄位，揽非所得以为己据，诚患失之鄙夫，则亦何所不可哉！其或以伉直¹见也，徒畏名义以气矜自雄耳，非心所固耻而不为者也。人主轻之，小人持之，而终不免于祸，不亦宜乎！武帝以此薄汲黯而终不用，黯得以令终，武帝可谓善驭矣。宣帝温谕以骄望之，非望之之福也。
世道衰败时，名为君子的人，外表矜持廉洁而内心贪恋荣宠，地位高就接受，地位低就推辞。爵禄是上天的秩序而由君主制定的。依仗自己经术奏议的长处，选择尊荣作为自己固有的权利；充满这种心志，面对大节而不牺牲生命换取生存、不放弃卑贱换取尊贵来保卫国家，能做到吗？身处卑位却看重禄位，占据不该得的职位作为自己的依靠，实在是患得患失的鄙陋之人，那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他有时表现出刚直，只是畏惧名义而以气势自高罢了，不是内心本来就以之为耻而不做。君主轻视他，小人挟持他，而最终不免于灾祸，不也是应该的吗！汉武帝因此轻视汲黯而最终不任用，汲黯得以善终，汉武帝可称得上善于驾驭了。宣帝用温和的谕旨使萧望之骄纵，这不是萧望之的福分。
¹伉直：刚直。
此段批判世衰时伪君子外廉内贪、趋利避祸的行径，指出爵禄乃君权天秩，若恃才谋私，必难守大节。以汲黯与萧望之为例，显武帝善驭而宣帝纵臣之异，警示贪荣忘义者终招祸。
居心之厚薄，亦资识与力以相辅，识浅则利害之惑深，力弱则畏避之情甚。夫苟利害惑于无端而畏避已甚，则刻薄残忍加于君臣父子而不恤。
居心的厚薄，也需要见识和力量来辅助，见识短浅则利害的迷惑深重，力量弱小则畏惧避祸的心情严重。如果无端被利害迷惑而过于畏惧避祸，就会对君臣父子施加刻薄残忍的行为而不顾及。
张敞¹，非昌邑之故臣也，宣帝有忌于昌邑，使敞觇²之，敞设端以诱王，俾尽其狂愚之词，告之帝而释其忌，复授以侯封，卒以令终，敞之厚也。徐铉³，李煜⁴之大臣也，国破身降，宋太宗⁵使觇煜，而以怨望之情告，煜以之死。铉之于煜，以视敞于昌邑，谁为当生死卫之者？而太宗之宽仁，抑不如宣帝之多猜。铉即稍示意旨，使煜逊词，而己藉以入告，夫岂必逢太宗之怒；则虽为降臣，犹有人之心焉。铉遂躬为操刃之戎首而忍之，独何心乎！无他，敞能知人臣事君之义，导主以忠厚，而明主必深谅之，其识胜也。且其于宠辱祸福之际，寡所畏忌，其力定也。而铉孱且愚，险阻至而惘所择，乃其究也，终以此见薄于太宗而不得用。小人之违心以殉物也，亦何益乎！
张敞不是昌邑王的旧臣，宣帝对昌邑王有猜忌，派张敞去窥视，张敞设下圈套引诱昌邑王，使他说出全部狂愚的话，告诉宣帝而消除了猜忌，又授予他侯封，最终得以善终，这是张敞的宽厚。徐铉是李煜的大臣，国家灭亡后投降，宋太宗派他窥视李煜，他把李煜怨恨的话上报，李煜因此而死。徐铉对待李煜，与张敞对待昌邑王相比，谁是应当生死保卫君主的人？而宋太宗的宽仁，又不如宣帝的多猜忌。徐铉即使稍微暗示旨意，让李煜说恭顺的话，自己借此上报，难道一定会触犯宋太宗的愤怒吗？那么即使作为降臣，也还有人的心肠啊。徐铉却亲自成为操刀杀人的主谋而忍心这样做，这是什么心肠呢！没有别的原因，张敞能知晓臣子事奉君主的道义，引导君主忠厚，而贤明君主必定深深体谅，这是他的见识高明。况且他在宠辱祸福之际，很少有所畏惧，这是他的力量坚定。而徐铉懦弱愚蠢，遇到险阻而茫然无措，最终因此被宋太宗轻视而不得任用。小人违背良心来屈从外物，又有什么益处呢！
¹张敞：字子高，茂陵（今陕西兴平）人。宣帝时大臣，曾任太中大夫、京兆尹等职。
²觇：偷偷地察看。
³徐铉：字鼎臣，因曾任散骑常侍，世称“徐骑省”。
⁴李煜：初名从嘉，字重光，号莲峰居士。生于金陵（今江苏南京）。南唐最后一位国君，以长于作词闻名。
⁵宋太宗：即赵光义（939年—997），字廷宜，本名赵匡义，后因避其兄宋太祖名讳改名赵光义，即位后又改名赵炅。
此段对比张敞与徐铉：张敞诱昌邑王言释宣帝忌，保其命获封，显忠厚识大义；徐铉揭发李煜怨望致其死，虽降臣亦当存人心。张敞因识力兼具得善终，徐铉因孱愚被薄，点明忠义与识力之重。
有见于此而持之，则虽非忠臣孝子，而名义之际，有余地以自全。无见于此而不克自持，则君父可捐，以殉人于色笑¹。若铉者，责之以张敞之为而不能，况其进此者乎？故君之举臣，士之交友，识闇而力柔者，绝之可也。一旦操白刃而相向，皆此俦也。
有见于此而坚持道义，即使不是忠臣孝子，在名义节义之际，也有自全的余地。无见于此而不能自持，就会抛弃君父，去曲从他人的脸色笑容。像徐铉这样的人，要求他做到张敞那样都不能，何况要求更高的人呢？所以君主选拔臣子，士人结交朋友，见识昏昧而力量软弱的人，拒绝他们就可以了。一旦他们手持利刃相向，都是这类人啊。
¹色笑：指和颜悦色的态度。
此段指出若明大义并坚守，即便非忠孝之人也能在名义前自全；反之则会背弃君父迎合他人。以徐铉为例，强调君主选臣、士人交友应拒绝识暗力柔者，因其危难时易背叛，警示识人需重德才。
尹翁归¹卒，家无余财，宣帝赐其子黄金百斤以奉祭祀，于朱邑²亦然，非徒其财也，荣莫至矣。故重禄者，非士所希望以报忠者也，而劝士者在此。刻画人以清节，而不恤其供祭祀、养父母、畜妻子之计。幸而得廉士也，则亦刻覈寡恩、苛细以伤民气之褊夫³，而流为酷吏，然且不能多得。而渔猎小民以求富者，藉口以无忌而不惭。唐、宋以前，诏禄⁴赐予之丰，念此者至悉，犹先王之遗意也。
尹翁归去世时，家中没有余财，宣帝赐给他儿子黄金百斤来供奉祭祀，对朱邑也是如此，这不仅仅是钱财，是至高的荣耀啊。所以丰厚的俸禄，不是士人用来报答忠诚的期望，而是用来激励士人的。苛求人有清廉的节操，却不考虑他们供奉祭祀、赡养父母、养育妻子儿女的生计。侥幸得到廉士，也只是苛刻寡恩、苛细伤民的狭隘之人，而流为酷吏，况且还不能多得。而掠夺百姓来求富的人，借口而无所顾忌。唐、宋以前，俸禄赏赐丰厚，考虑到这些很周全，还保留着先王的遗意。
¹尹翁归：字子兄，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宣帝时期大臣。曾任东海太守、右扶风等职，为官清廉，行事干练。
²朱邑：字仲卿，庐江舒县（今安徽舒城）人。西汉中期大臣。
³褊夫：气量狭窄急躁的人。
⁴诏禄：报请王者授与俸禄。这里指官员俸禄。
此段以尹翁归、朱邑死后家无余财，宣帝赐金奉祀为例，说明重禄是劝士之法而非求忠之报。批评苛求清节却不顾官员生计，会致廉士变酷吏，而贪吏无忌惮，强调唐宋前厚禄乃先王遗意，含养廉思想。
至于蒙古，私利而削禄，洪武之初，无能改焉。禄不给于终岁，赏不踰于百金，得百轩輗¹，而天下不足以治，况三百年而仅一轩輗乎？城垂陷，君垂危，而问饲猪，彼将曰救死而不赡。复奚恤哉！
到了蒙古时期，出于私利而削减俸禄，洪武初年，未能改变。俸禄不够一年使用，赏赐不超过百金，即使有百个轩輗，也不足以治理天下，何况三百年间仅有一个轩輗呢？城池即将陷落，君主濒临危境，问起饲养的猪，他们会说救死都来不及。又何必体恤呢！
¹轩輗：字惟行，号静斋，鹿邑（今河南鹿邑）人。明朝中期著名廉吏。
²“城垂陷”几句：应指元顺帝梦猪之事。据《七修类稿·国事类·元亡》所载，至正二十二年(1362)，元顺帝梦见猪拱大都，城覆，于是禁止军民养猪。
汉人学古而不得其道，矫为奇行而不经，适以丧志。若韦玄成避嗣父爵，诈为狂疾，语笑昏乱，何为者也？所贵乎道者身也，辱其身而致于狂乱，复何以载道哉！箕子²之佯狂，何时也？虞仲断发文身³，过矣，蓋逃于句吴⁴而从其俗以安，非故为之也。然而亏体辱亲，且贻后嗣以僭猾夏⁶之巨恶矣。且古之诸侯，非汉诸侯之比也。国人戴之，诸大夫扳⁷之，非示以必不可君，则不可得而辞也。若夫玄成者，避兄而不受爵，以义固守，请于天子，再三辞而可不相强，奚用此秽乱辱身之为以惊世哉！丞相史⁸责之曰：“古之辞让，必有文义可观，乃能垂荣于后。”摘其垂荣之私意，而勉之以文义，玄成闻此，能勿媿乎？士守不辱之节，不幸而至于死，且狱立海腾以昭天下之大义；从容辞让之事，谁为不得已者？而丧其常度，拂其恒性，亦愚矣哉！韦氏世治经术，而玄成以愚。学以启愚也，不善学者，复以益其愚；则汉人专经保残之学，陷之于寻丈⁹之间也。
汉代人学习古代却不得其道，矫揉造作做出不合常理的行为，恰好丧失了志向。像韦玄成逃避继承父亲的爵位，假装疯病，言语嬉笑混乱，这是做什么呢？道的可贵在于身体，屈辱身体而导致疯癫混乱，又用什么来承载道呢！箕子的佯装疯癫，是什么时候？虞仲断发文身，太过分了，大概是逃到句吴而随从当地风俗来安身，不是故意这样做。然而损伤身体羞辱亲人，还留给后代超越本分、扰乱华夏的大恶名。况且古代的诸侯，不是汉代的诸侯能比的。国人拥戴，大夫拥立，不表示坚决不当君主，就不能推辞。至于韦玄成，逃避兄长而不接受爵位，坚守道义，向天子请求，再三推辞而可不被勉强，何必用这种污秽混乱、屈辱身体的行为来惊动世人呢！丞相史责备他说：“古代的辞让，必定有可观的文辞道义，才能留名后世。” 揭露他留名的私心，而用文辞道义来勉励，韦玄成听到这些，能不惭愧吗？士人坚守不辱的节操，不幸到了死亡的地步，尚且要像狱案耸立、海水翻腾那样昭告天下大义；从容辞让的事情，谁是不得已的呢？而丧失常度，违背本性，也太愚蠢了！韦氏世代研究经术，而韦玄成却因此愚蠢。学习是用来启发愚钝的，不善于学习的人，反而因此更加愚钝；那么汉代专守经籍、保守残缺的学问，就把人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了。
¹韦玄成：字少翁，鲁国邹（今山东邹城）人。西汉宣帝时丞相韦贤之子。
²箕子：名胥余，殷商末期人，商王文丁之子，帝乙之弟，商纣王叔父。官太师，封于箕。因纣王无道，佯狂为奴。传说商朝灭亡后，他率部分商朝遗民迁往朝鲜半岛，建立了箕氏朝鲜政权。
³虞仲断发文身：虞仲，周太王古公亶父的次子、吴太伯之弟，因周太王有意传位于少子季历，为成全父亲的意志，与其兄太伯断发文身，逃亡吴地，建立吴国。继其兄太伯之后，成为吴国的第二任君主。
⁴句吴：诸越部落当中较小的一个部落，即后来春秋时期的吴国。
⁵僭王：超越本分而称王。
⁶猾夏：扰乱中原地区。
⁷扳：同“攀”，引，拥戴。
⁸丞相史：丞相府的属吏，秩四百石。
⁹寻丈：指八尺到一丈之间的长度。
此段批评汉代人学古不得法，以韦玄成诈狂避爵为例，指其矫揉造作失节丧志，比箕子佯狂、虞仲断发更甚，揭示汉人专经之学陷人狭隘，守节不必辱身乱性，愚行难垂后世。
史称宣帝元康¹之世，比年丰稔，谷石五钱，而记以为瑞，盖史氏之溢辞，抑或偶一郡县粟滞不行，守令不节宣而使尔也。一夫之耕，上农夫之获，得五十石足矣。终岁勤劳而仅获二百五十钱之赀，商贾居赢，月获五万钱，而即致一万石之储，安得有农人孳孳²于南亩³乎？金粟之死生，民之大命也。假令农人有婚丧之事，稍费百钱，已空二十石之囷积⁴，一遇凶岁，其不馁死者几何邪？故善养民者，有常平之廪，有通糴之政，以权水旱，达远迩，而金粟交裕于民，厚生利用并行，而民乃以存。腐儒目不窥牖⁶，将谓民苟得粟以饱而无不足焉；抑思无布帛以御寒，无盐酪蔬肉以侑食⁷，无医药以养老疾，无械器以给耕炊，使汝当之，能胜任焉否邪？
史书记载宣帝元康年间，连年丰收，谷米每石五钱，而记载为祥瑞，大概是史官的夸张之辞，或者是偶然有郡县粮食滞销，守令不调节导致的。一个农夫耕种，上等农夫的收获，有五十石就足够了。终年勤劳却仅获得二百五十钱的收入，商人囤积获利，每月获得五万钱，就能储存一万石粮食，怎么会有农夫勤劳耕种于田间呢？金钱粮食关系到百姓的生死，是百姓的命脉。假如农夫有婚丧之事，稍微花费百钱，就已用空二十石的粮囤，一旦遇到灾年，他们不饿死的有多少呢？所以善于养民的人，有常平的粮仓，有互通粮食的政策，来调节水旱灾害，使远近相通，而金钱粮食在百姓中充裕，使百姓生活富足、器物可用，百姓才能生存。腐儒目不窥窗，会说百姓只要有粮食吃饱就满足了；可曾想过没有布帛御寒，没有盐酪蔬肉佐食，没有医药养老治病，没有器械耕作炊煮，让你处于这种境地，能承受吗？
¹元康：西汉宣帝刘询的年号，使用时间为前65—前61年。
²孳孳：同“孜孜”，勤勉，努力不懈。
³南亩：田野。
⁴囷积：谷仓中储存的粮食。
⁵通籴：古代一种救灾制度，如一地遭灾，则从其他地方购入粮食赈济，调有余补不足。
⁶牖：窗户。
⁷侑食：劝食，侍奉尊长进食。这里指佐餐、佐食。
此段指出史书称宣帝元康年谷石五钱为祥瑞属溢辞，因农夫终岁劳作仅得二百五十钱，难敌商贾月获五万钱，且农需婚丧医药等开销，故需常平通糴之政让民金粟两裕。
赵充国之策羌¹也，制狡夷初起之定算也。夷狡而初起，其锋铦利²，谋胜而不忧其败。谋胜而不忧其败，则致死而不可撄³。败之不忧，则不足以持久而易溃。其徒寡，其积不富，其党援不坚，而中国之吏士畏之不甚。是数者，利于守而不利于攻，不易之道也。
赵充国对付羌人的策略，是制服狡猾夷族初起时的确定计谋。夷族狡猾而初起时，锋芒锐利，图谋胜利而不担心失败。图谋胜利而不担心失败，就会拼死而不可抵挡。不担心失败，就不能持久而容易崩溃。他们人数少，储备不丰富，党羽援助不坚固，而中原的吏士不太畏惧他们。这几点，有利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是不可改变的道理。
¹羌：原是古人对居住在中国西部包括甘肃、青海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等游牧部落的一个泛称，汉代羌人归附中央，大量内迁，但到西汉中期，羌人散居的西北地区开始频繁爆发羌人叛乱。
²铦利：锋利，锐利。
³撄：接触。
此段分析赵充国对付羌人的策略，指出对付狡猾且初起的夷人，其锋芒锐利、只求胜不怕败，但其人少、储备不足、党援不坚，中原吏士也不太畏惧，故利于坚守不利于进攻，这是不变的道理。
狡夷之初起亦微矣，而中国恒为之敝。有震而矜之者而人心摇，有轻而蔑之者而国谋不定。彼岂足以敝我哉？尝试与争而一不胜，则胁降我兵卒，掠夺我刍粮¹，阑据我险要，而彼势日猖。党而援之者，益信其必兴而交以固。盛兵以往，溃败以归，而我吏士之心，遂若疾雷之洊²加而丧其魄。故充国持重以临之，使其贫寡之情形，灼然于吾吏士之心目，彼且求一战而不可得，地促而粮日竭，兵连而势日衰，党与疑而心日离。能用是谋而坚持之，不十年而如坚冰之自解于春日矣。
狡猾的夷族初起时也很微弱，而中原常常因此受困。有震惊而敬畏他们的人使人心动摇，有轻视而蔑视他们的人使国家谋略不定。他们怎么能使我们受困呢？尝试与他们争斗而一次不胜，他们就会胁迫招降我们的兵卒，掠夺我们的粮草，占据我们的险要之地，而他们的势力日益猖獗。党羽援助他们的人，更加相信他们必定兴起而交情巩固。派大军前往，溃败而归，而我们吏士的心，就会像迅雷多次轰击而丧失魂魄。所以赵充国持重对待，使他们贫弱寡少的情况，清楚地呈现在我们吏士的心中眼中，他们想求一战而不可得，地盘狭小而粮食日益枯竭，战争持续而势力日益衰败，党羽怀疑而人心日益离散。能采用这种谋略而坚持，不出十年就会像坚冰在春日自然融化一样。
¹刍粮：指供军队用的饲料和粮食。
²洊：屡次，多次。
此段点明狡夷初起虽微弱，然中原常因轻视或畏惧致败，赵充国以持重之策应对，使敌求战不得、粮尽势衰、党羽离心，坚持此策可令其如春日坚冰自解，尽显制夷智慧。
虽然，一人谋之已定，而继之者难也。夷无耻者，困则必降，降而不难于复叛。充国未老，必且有以惩艾而解散之，而辛武贤¹之徒不能，故羌祸不绝于汉世。然非充国也，羌之祸汉，小则为宋之元昊，大则为拓拔之六镇²也，而拓拔氏以亡矣。
虽然如此，一个人谋划已定，而继承者很难做到。夷族没有羞耻之心，困窘就必定投降，投降后不难再次反叛。赵充国未老时，必定会有办法惩治而解散他们，而辛武贤之流不能，所以羌人的祸患在汉代不断。然而如果没有赵充国，羌人对汉代的祸患，小则像宋代的元昊，大则像北魏的六镇之乱，而北魏因此灭亡了。
¹辛武贤：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西汉将领，曾任酒泉太守。
²六镇：指北魏前期为了防御来自北方的侵扰、拱卫首都平城而在平城以北边境设置的六个军镇，自西而东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军镇将卒来自鲜卑、匈奴、汉族等多个民族。六镇设立后逐渐成为北魏北部军事力量的重心所在，但随着北魏衰落，正光四年(523)爆发六镇起义，给北魏政权沉重一击，最终导致了北魏的灭亡。
宣帝之诏充国曰：“将军不念中国之费，欲以数岁而胜敌，将军，谁不乐此者？”呜呼！此鄙陋之臣以惑庸主而激无穷之害者也。幸充国之坚持而不为动，不然，汉其危矣！
宣帝下诏给赵充国说：“将军不考虑国家的费用，想花几年时间战胜敌人，将军，谁不乐意这样呢？” 唉！这是鄙陋的臣子用来迷惑平庸君主而引发无穷祸患的话。
为国者，外患内讧，不得已而用兵。谓之不得已，则不可得而速已矣；谓之不得已，则欲已之，亦惟以不已者已之而已矣。何也？诚不可得而已也，举四海耕三余九¹之积，用之一隅，民虽劳，亦不得不劳；国虽虚，亦不得不虚。鄙陋之臣，以其称盐数米于烓²厨之意计而为国谋，庸主遂信以为忧国者，而害自此生。司农³怠于挽输，忌边帅之以军兴相迫，窃敝之有司，畏后事之责，猾胥疲民，一倡百和，鼓其欲速之辞，而害自此成。茫味徼功之将帅，承朝廷吝惜之指，翹老成之深智沈勇以为耗国毒民，乃进荡平之速效，而害自此烈矣。
治理国家的人，面对外患内讧，不得已而用兵。说是不得已，就不能迅速停止；说是不得已，想要停止，也只能用不停止的方式来停止。为什么呢？实在是不能停止啊，拿出天下耕三余一的积蓄，用在一个地方，百姓虽然劳苦，也不得不劳苦；国家虽然空虚，也不得不空虚。鄙陋的臣子，用他们在厨房称盐数米的心思来为国家谋划，平庸君主就相信他们是忧国的人，而祸患从此产生。司农怠慢运输，忌惮边帅因军事行动相逼迫，贪婪疲敝的有关部门，害怕事后的责备，狡猾的胥吏和疲惫的百姓，一倡百和，鼓吹速战的言辞，而祸患从此形成。茫然追求功利的将帅，承接朝廷吝惜的意旨，指责老成者的深谋远虑为耗费国家毒害百姓，于是进献迅速平定的策略，而祸患从此猛烈。
¹耕三余九：当为“耕九余三”之误。《礼记·王制》曰：“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淮南子·主术训》亦曰：“夫天地之大计，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故“耕九余三”意为九年耕作会有可供三年食用的积余。
²烓：古代一种可移动的火炉。
³司农：又称大司农，汉代九卿之一，掌管钱谷之事。
⁴窳敝：腐败，凋敝。窳，懒惰。
此段强调国家遇外患内讧不得已用兵时，需倾尽资源坚持到底，批判鄙陋之臣以小家算计为国谋、庸主信之，及司农、将帅等错误行径致害，警示治国需有长远考量。
充国之至金城¹也，以神爵元年²之六月，其振旅而旋，以二年之五月，持之一年而羌以瓦解，则所云欲以数岁而胜敌者，盖老成熟虑之辞，抑恐事不必速集，而鄙陋之庸臣且执前言以相责耳。非果有数岁之费以病国劳民，显矣。甚矣，国无老臣而庸主陋臣之自误也！惮数岁之劳，遽期事之速效，一蹶不振，数十年兵连祸结而不可解，国果虚，民果困，盗贼从中起，而遂至于亡。以田夫贩坚数米量盐之智，捐天下而陆沈之，哀哉！
赵充国到金城，是在神爵元年六月，他整顿军队返回，在神爵二年五月，坚持一年而羌人瓦解，那么所说的想花几年战胜敌人，大概是老成持重的话，或者是担心事情未必迅速成功，而鄙陋的庸臣会拿先前的话来责备罢了。并非真的有几年的费用来使国家困乏、百姓劳苦，这是很明显的。国家没有老臣而平庸君主鄙陋臣子自我误国太严重了！害怕几年的劳苦，急于期望事情迅速成功，一蹶不振，数十年战祸连绵而不可解除，国家果然空虚，百姓果然困乏，盗贼从中兴起，而最终导致灭亡。用农夫商贩数米量盐的小智，抛弃天下而使其沉沦，可悲啊！
¹金城：汉代郡名。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设置，郡治在今甘肃兰州。
²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神爵，汉宣帝刘询的年号，使用时间为前61—前58年。
³贩竖：小贩。
⁴陆沉：陆地无水而沉，比喻国土沦陷于敌手。
此段以赵充国驻金城一年瓦解羌族为例，指其 “数岁胜敌” 乃虑远之言，非真耗国劳民，斥庸臣陋主急功近利，终致祸结，叹国家因缺老臣而被庸人误国。
宣帝重二千石之任，而循吏有余美，龚遂¹、黄霸、尹翁归、赵广汉、张敞、韩延寿，皆藉藉⁴焉。迹其治之得失，广汉、敞、霸皆任术而托迹于道。广汉、敞以虔矫任刑杀，而霸多伪饰，宽严异，而求名太急之情一也。延寿以礼让养民，庶几于君子之道，而为之已甚者亦饰也。翁归虽察，而执法不烦；龚遂虽细，而治乱以缓；较数子之间，其愈矣乎！要此数子者，唯广汉专乎俗吏之为，而得流俗之誉为最；其余皆缘饰以先王之礼教，而世儒以为汉治近古，职此繇也。
宣帝重视郡守的职责，而循吏有很多美好的事迹，龚遂、黄霸、尹翁归、赵广汉、张敞、韩延寿，都名声显著。考察他们治理的得失，赵广汉、张敞、黄霸都运用权术而依托于道。赵广汉、张敞用严厉苛刻施行刑杀，而黄霸多有伪饰，宽严不同，但求名太急的心情是一样的。韩延寿用礼让养育百姓，接近君子之道，但做得过分的地方也是粉饰。尹翁归虽然明察，但执法不繁琐；龚遂虽然细致，但用宽缓治理混乱；在这几人之间比较，他们更好吧！总之这几人，只有赵广汉专门做俗吏的事，而得到世俗的赞誉最多；其余的人都用先王的礼教来粉饰，而世儒认为汉代治理接近古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¹龚遂：字少卿，山阳南平阳（今山东邹城）人。
²黄霸：字次公，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曾任河南太守丞、廷尉正、扬州刺史、颍川太守等职。
³韩延寿：字次公，西汉著名循吏。曾任谏大夫、颍川太守、东郡太守等职，政绩显著。后在左冯翊任上被萧望之等弹劾，被宣帝处死。
⁴藉藉：杂乱众多的样子。
此段评宣帝朝循吏，龚遂、黄霸等闻名，然治政有别：赵广汉、张敞用刑杀，黄霸多伪饰，韩延寿重礼让却过饰，尹翁归执法简，龚遂治乱缓。世儒谓汉治近古，因诸臣多以礼教为饰。
夫流俗之好尚，政教相随以滥；礼文之缘饰，精意易以相蒙；两者各有小著之效，而后先王移风易俗、缘情定礼之令德，永息于天下。救之者其惟简乎，故夫子言南面临民之道，而甚重夫简¹；以法术之不可任，民誉之不可干，中和涵养之化不可以旦夕求也。
世俗的喜好，政教随之泛滥；礼文的粉饰，精华之意容易被蒙蔽；两者各有小的成效，而先王移风易俗、根据人情制定礼仪的美德，在天下永远止息了。挽救的办法大概只有简约吧，所以孔子说统治百姓的道理，而特别重视简约；因为权术不可依靠，百姓的赞誉不可追求，中和涵养的教化不能朝夕求得。
¹故夫子言南面临民之道，而甚重夫简：据《论语·雍也》所载，冉雍向孔子询问子桑伯子这个人，孔子称其“简”得好。冉雍认为应该“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如果“居简而行简”则过“简”了。孔子对此表示称赞，并认为“雍也可使南面”。
此段指出流俗喜好与政教泛滥相随，礼文粉饰易掩真意，二者虽有小效却致先王德政消亡。救弊之法在 “简”，因法术不可靠、民誉不可求，中和教化需循序渐进。
如广汉者，弗足道矣。继广汉而兴，为包拯、海瑞¹者，尤弗足道矣。至于霸、延寿、翁归，循其迹而为之，何遽不如三代？而或以侈败，或以伪讥，何为其致一时之感歆，反出广汉下乎？虽然，亡其实而犹践其迹，俾先王之显道不绝于天下，以视广汉与敞之所为，犹荑稗与五谷，不可以熟不熟计功也。褊躁以徇流俗之好恶，效在一时，而害中于人心，数百年而不复，亦烈矣哉！
像赵广汉这样的人，不值得称道了。继赵广汉之后兴起的，如包拯、海瑞这样的人，更不值得称道了。至于黄霸、韩延寿、尹翁归，遵循他们的事迹去做，怎么就不如三代呢？而有的因奢侈失败，有的因虚伪被讥讽，为什么他们招致一时的感动，反而在赵广汉之下呢？虽然如此，没有其实质而仍践行其事迹，使先王的显明大道在天下不绝，与赵广汉和张敞的行为相比，犹如稗子与五谷，不能以成熟与否来计较功效。偏执急躁来顺从世俗的好恶，功效在一时，而危害在人心，数百年不能恢复，也太严重了！
¹海瑞：字汝贤，号刚峰，琼山（今海南海口）人。明代著名廉吏。嘉靖至万历年间曾任户部主事、兵部主事、两京左右通政、右佥都御史等职。在任期间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禁止徇私受贿，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在民间有“海青天”之誉。万历十五年(1587)病逝，获赠太子太保，谥号忠介。
此段将赵广汉与包拯、海瑞归为酷吏，称其不及黄霸等循吏。虽循吏有伪饰之缺，然践先王之迹胜酷吏，酷吏惑俗害心，其弊数百年难复，凸显崇简去躁之治政观。
萧望之曰：“恩足以服孝子，谊足以动诸侯，故春秋大士匄之不伐丧¹。”遂欲辅匈奴之微弱，救其灾患，使贵中国之仁义，亦奚可哉？恩足以服孝子，非可以服夷狄者也；谊足以动诸侯，非可以动夷狄者也。梁武拯侯景于穷归，而死于台城²；宋徽结女直于初起，而囚于五国³。辅其弱而彊之，彊而弗可制也；救其患而安之，安而不可复摇也。汉之于匈奴，岂晋之于齐、均为昏姻盟会之友邦哉？望之之说春秋也，失之矣。
萧望之说：“恩德足以使孝子顺服，道义足以使诸侯感动，所以《春秋》推崇士匄不攻打有丧事的国家。” 于是想辅助弱小的匈奴，救助他们的灾患，使他们重视中原的仁义，怎么可以呢！恩德足以使孝子顺服，却不足以使夷狄顺服；道义足以使诸侯感动，却不足以使夷狄感动。梁武帝在侯景穷途末路时救助他，却死在台城；宋徽宗在女真初起时与他们结盟，却被囚禁在五国城。辅助弱小的敌人使他们强大，强大后就无法控制；救助他们的灾患使他们安定，安定后就无法再动摇。汉代对待匈奴，难道像晋朝对待齐国那样，都是有婚姻盟会的友邦吗？萧望之解说《春秋》，错了啊。
¹士匄之不伐丧：据《春秋·襄公十九年》记载，晋大夫士匄率军伐齐，途中听闻齐侯卒，于是率军返回。一般认为，《春秋》专门记录此事，意在赞扬士匄之守礼。
²梁武拯侯景于穷归，而死于台城：侯景本为北魏将领，因国内政治争斗而被迫投降梁朝，梁武帝接受了他的投降，给他很高待遇，封其为河南王、大将军、持节。但侯景很快叛变，攻入都城建康，围困梁武帝于台城（宫城），梁武帝最终被饿死。
³宋徽结女直于初起，而囚于五国：宋徽宗为收复燕云十六州，与刚崛起的女真签订“海上之盟”，相约共同伐辽。但辽朝灭亡后，女真人看到北宋的衰弱，大举伐宋，攻入北宋都城，俘虏宋徽宗、宋钦宗等人，宋徽宗最终以囚徒身份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
此段指出萧望之欲以恩义辅匈奴微弱者的想法有误，因恩义可服孝子动诸侯，却难制夷狄。以梁武、宋徽为例，说明辅弱夷狄反遭其祸，强调汉与匈奴非友邦，萧望之引《春秋》论事失当。
苏威以五教¹督民而民怨，黄霸以兴化条奏郡国上计²而民颂之。盖霸以赏诱吏，而威以罚督民，故恩怨殊焉，而其为治道之蠹，一也。耕者让畔³，行者让路，道不拾遗，传记有言之以张大圣人之化者矣；而诗书所载，孔门所述，未尝及焉。故称盛治之民曰“士悫⁴女憧⁵”，言乎其朴诚而不诡于文也。故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⁶。”礼之不可望庶人，犹大夫之不待刑也。圣人之训，炳如日星矣。
苏威用五种教化督责百姓而百姓怨恨，黄霸用振兴教化条陈上奏郡国计吏而百姓称颂。大概黄霸用赏赐引诱官吏，而苏威用刑罚督责百姓，所以恩怨不同，但他们作为治道的蛀虫，是一样的。耕者让田界，行者让路，道不拾遗，传记中有夸大圣人教化的说法；而诗书所载，孔子门下所述，未曾提及。所以称盛世的百姓为 “士悫女憧”，是说他们朴实真诚而不诡诈于文饰。所以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礼不可期望庶人做到，就像大夫不等待刑罚一样。圣人的教诲，如日月般光明。
¹五教：五常之教。依《尚书·舜典》是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²黄霸以兴化条奏郡国上计：据《汉书·循吏传》记载，黄霸为丞相时，每逢郡国上计，便向长吏守丞询问各郡国全年的人口、钱粮、盗贼、狱讼等事，将其一一疏举，以便振兴教化。上计，秦汉时期由地方行政长官定期向朝廷呈上计文书，报告地方治理状况的一种制度。
³畔：田地的界限。
⁴悫：质朴，厚道，诚实。
⁵憧：通“憃”，愚笨的，朴拙的。
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语出《礼记·曲礼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一般认为，此句意为“庶人没有资格受礼遇，大夫拥有特权不受刑”，但也有人解释为“礼制不减轻于庶人，刑法不加重于大夫”。从下文来看，王夫之认同前者。
此段以苏威督民致怨、黄霸诱吏得颂为例，指出二者虽手段不同，却同为治道之害。作者借古训 “礼不下庶人” 强调圣人重民朴诚，批判以赏罚强行教化违背治民本质。
孔子没，大义乖，微言绝；诸子之言，激昂好为已甚¹，殆犹佛、老之徒，侈功德于无边，而天地日月且为之移易也。夫圣人之化，岂期之天下哉？尧有不令之子，舜有不恭之弟²，周公有不道之兄，孔子有不杇不雕之弟子³，艸野无知，而从容中道于道路，有是理哉？以法制之，以刑束之，以利诱之，民且涂饰以自免；是相率为伪，君子之所恶也。汉之儒者，辞淫而义诡，流及于在位，袭之以为政。霸之邪也，有自来矣。君子之道，如天地之生物，各肖其质而使安其分，斯以为尽人物之性而已矣。
孔子去世后，大义违背，微言断绝；诸子的言论，激昂而好做过分之事，大概像佛、老之徒，夸大功德到无边，而天地日月尚且为之改变。圣人的教化，难道期望天下人都做到吗？尧有不好的儿子，舜有不恭的弟弟，周公有不道的兄长，孔子有不可造就的弟子，草野百姓无知，却在道路上从容合于中道，有这种道理吗？用法律制约他们，用刑罚约束他们，用利益诱导他们，百姓尚且粉饰自己来避免责罚；这是互相带领做虚伪之事，是君子所厌恶的。汉代的儒者，言辞浮夸而义理诡诈，流传到在位者那里，沿袭作为政治。黄霸的邪曲，是有来源的。君子之道，如同天地生育万物，各依其本质而使其安于本分，这就是尽人物的本性罢了。
¹已甚：过分，过甚。
²舜有不恭之弟：指舜的异母弟象。因象对舜不满，经常与母亲和父亲瞽叟寻机杀害舜。
³孔子有不杇不雕之弟子：孔子的弟子宰予因为白日睡觉，孔子斥其“朽木不可雕也”。
此段言孔子逝后大义微言绝，诸子言论激昂如佛老般夸大，圣人教化本非求全天下。批判以法制刑利治民致伪，汉儒辞义诡谲影响政治，强调君子之道应如天地生物，各安其分尽性。
耿寿昌¹“常平”之法，利民之善术也，后世无能行之者，宋人倣之，而遂流为“青苗²”。故曰：非法之难，而人之难也。三代封建之天下，诸侯各有其国，其地狭，其民寡，其事简，则欲行“常平”之法也易。然而未尝行者，以生生之计，宽民于有余，民自得节宣焉，不必上之计之也。上计之而民视以为法；视以为法，则惮而不乐于行，而黠者又因缘假借以雠其奸。故三代之制，裕民而使自为计耳。虽提封³万井⁴之国，亦不能总计数十年之丰歉而早为之制也。郡县之天下，财赋广，而五方⁵之民情各异，其能以一切之治为治乎？
耿寿昌的 “常平” 法，是有利于百姓的好办法，后世无人能施行，宋代效仿它，却演变为 “青苗法”。所以说：不是方法难，而是人难。三代分封天下，诸侯各有自己的国家，地域狭小，百姓寡少，事务简单，所以施行 “常平” 法容易。然而未曾施行，因为谋生的计策，让百姓在富足中得以调节，百姓自然能自行调节，不必由君主谋划。君主谋划而百姓视为法度；视为法度，就会畏惧而不乐于施行，而狡猾的人又趁机假公济私。所以三代的制度，是让百姓富足而让他们自己谋划。即使是方圆万里的国家，也不能总计数十年的丰歉而预先制定制度。郡县制的天下，财赋广泛，而各地民情不同，怎能用统一的治理方法呢？
¹耿寿昌：西汉天文学家、历算家。
²青苗：指青苗法，北宋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亦称“常平新法”。
³提封：版图，疆域。
⁴井：古代指方一里、九夫所治之地。
⁵五方：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的合称。
此段称耿寿昌 “常平” 法是利民良策，然后世难行，如宋 “青苗” 法即流弊。因三代封建制下国小易治，而郡县制下地域广、民情异，故治国难在人而非法，需因时因地制宜。
然则“常平”之制不可行与？曰：“常平”者，利民之善术，何为而不可行也？因其地，酌其民之情，良有司制之，乡之贤士大夫身任而固守之，可以百年而无弊，而非天子所可以齐一天下者也。寿昌行之而利，亦以通河东¹、上党²、太原³、弘农⁴之粟于京师而已矣。
那么 “常平” 制度不可施行吗？回答是：“常平” 是有利于百姓的好办法，为什么不可施行呢？依据当地情况，斟酌百姓的实情，由好的官吏制定，乡里的贤士大夫亲自实行并坚守，可以百年无弊，而不是天子可以统一施行于天下的。耿寿昌施行而获利，也只是将河东、上党、太原、弘农的粮食运到京师罢了。
¹河东：指河东郡，汉代河东郡辖今山西西南部，治所在安邑（今山西夏县）。
²上党：指上党郡，汉代上党郡辖今山西东南部，治所在长子（今山西长子）。
³太原：指太原郡，辖境屡有变迁。治所在晋阳（今山西太原）。
⁴弘农：指弘农郡，西汉弘农郡辖今河南西部部分地区及陕西商洛等地，治所在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
此段探讨常平制可行性，指出其为利民良策，可行但需因地制宜，由良吏与乡贤士大夫因地制宜推行，不可由天子强求全国统一，以耿寿昌通河东等地粟至京师为例证。
宣帝临终，属辅政于萧望之，其后望之被谮¹以死，而天下冤之。夫望之者，固所谓可小知而不可大受²者也。望之于宣帝之世，建议屡矣，要皆非人之是，是人之非，矫以与人立异，得非其果得，失非其固失也。匈奴内溃，群臣议灭之，望之则曰：“不当乘乱而幸灾。”呼韩邪入朝，丞相御史欲位之王侯之下，望之则曰：“待以不臣，谦亨⁴之福。”韩延寿良吏也，忌其名而讦其小过以陷之死。丙吉贤相也，则倨慢无礼而以老侮之。且不但已也，出补平原⁶太守，则自陈而请留；试之左冯翊，则谢病而不赴。迹其所为，盖揽权自居，翘人过以必伸，激水火于廷，而怙位以自尊者也。若此者，其怀禄不舍之情，早为小人之所挟持；而拂众矫名，抑为君子所不信。身之不保，而安能保六尺之孤⁷哉！见善若惊，见不善如雠，君子犹谓其量之有涯而不可以任大；况其所谓善者不必善，所谓不善者非不善乎！
宣帝临终时，嘱托萧望之辅政，后来萧望之被诬陷而死，天下人都为他鸣冤。萧望之本来就是所说的可以小事知晓而不能担当大任的人。萧望之在宣帝时期，多次提出建议，大都是否定别人的正确，肯定别人的错误，矫情与别人立异，得到的并非真的正确，失去的并非真的错误。匈奴内部崩溃，群臣建议消灭他们，萧望之却说：“不该乘乱而幸灾乐祸。” 呼韩邪入朝，丞相御史想让他位居王侯之下，萧望之却说：“用不视为臣下的方式对待，是谦虚亨通的福分。” 韩延寿是良吏，萧望之嫉妒他的名声而攻击他的小过使其致死。丙吉是贤相，萧望之却傲慢无礼地欺侮年老的他。况且不止于此，出京补任平原太守，就自行陈请留京；试用为左冯翊，就称病不赴任。考察他的行为，大概是揽权自居，揭露别人的过错而一定要申述，在朝廷上激化矛盾，而依仗权位自尊。像这样的人，他留恋禄位不舍的心情，早已被小人所挟持；而违背众议矫情求名，也被君子所不信。自身都不能保全，又怎能保全幼主呢！见到善如受惊，见到不善如仇敌，君子还说他气量有限而不能担当大任；何况他所说的善未必善，所说的不善未必不善呢！
¹谮：说别人的坏话，诬陷，中伤。
²可小知而不可大受：语出《论语·卫灵公》：“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小知，小智慧。大受，承担重任。
³呼韩邪：西汉后期匈奴单于。前58至前31年在位。名稽侯珊。虚闾权渠单于之子。因匈奴内乱，为借汉朝之力保全自己，他对汉称臣并数次入朝，是第一个到中原来朝见的匈奴单于，因迎娶王昭君而广为人所知。
⁴谦亨：出自《周易·谦卦》：“谦：亨。君子有终。”意为人谦虚则亨通。后以“谦亨”指谦恭有德。
⁵丙吉：字少卿。汉武帝末年曾保护皇曾孙刘询（汉宣帝），后任大将军霍光长史，建议迎立汉宣帝，封关内侯。宣帝即位后，封丙吉为博阳侯。神爵三年（前59）任丞相。为政宽大。死后谥号“定”，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
⁶平原：指平原郡，汉代郡名。辖今山东德州中南部及齐河、惠民、阳信一带。治所在今山东平原。
⁷六尺之孤：没有成年的孤儿。六尺，古代尺短，六尺形容个子未长高。孤，死去父亲的小孩。
此段评萧望之虽被宣帝托孤，却因性格缺陷难担大任：他好与人立异，攻讦良吏，对贤相无礼，又揽权怙位，终被小人构陷，作者借此指出其量狭难任辅政之责。
宣帝之任之也，将以其经术与？挟经术而行其偏矫之情，以王安石之廉介而祸及天下，而望之益之以侈；抑以其议论与？则华而不实，辩而窒¹，固君子之所恶也。主父偃、徐乐岂无议论之近正，而望之抑奚以异？盖宣帝之为君也，恃才而喜自用，乐闻人过以示察者也，故于望之有臭味之合焉。以私好而托家国之大，其不倾者鲜矣。
宣帝任用他，是因为他的经术吗？挟带经术而施行偏执矫情的心意，以王安石的廉洁正直尚且祸及天下，而萧望之更加奢侈；还是因为他的议论呢？则是华而不实，雄辩而窒碍，本来就是君子所厌恶的。主父偃、徐乐难道没有接近正确的议论，而萧望之又有什么不同呢？大概宣帝作为君主，依仗才能而喜欢自用，乐于听闻别人的过错来显示明察，所以与萧望之有相投的趣味。因私好而托付家国大事，能不倾覆的很少啊。
¹窒：阻塞而不通畅。
此段分析宣帝任用萧望之的原因及危害，指出萧望之挟经术行偏矫，议论华而不实，类主父偃等，而宣帝恃才自用、喜察人过，二人臭味相投，托孤于他致国危，点明任人唯私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