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第十四 原文
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辩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文。及枚乘攡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扬雄覃思文阁，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
自《对问》以后，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班固《宾戏》，含懿采之华；崔骃《达旨》，吐典言之裁；张衡《应间》，密而兼雅；崔寔《答讥》，整而微质；蔡邕《释诲》，体奥而文炳；景纯《客傲》，情见而采蔚：虽迭相祖述，然属篇之高者也。至于陈思《客问》，辞高而理疏；庾敳《客咨》，意荣而文悴。斯类甚众，无所取才矣。原夫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体之大要也。
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及傅毅《七激》，会清要之工；崔骃《七依》，入博雅之巧；张衡《七辨》，结采绵靡；崔瑗《七苏》，植义纯正；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仲宣《七释》，致辨于事理。自桓麟《七说》以下，左思《七讽》以上，枝附影从，十有馀家。或文丽而义暌，或理粹而辞驳。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髓，艳词洞魂识，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子云所谓“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者也。唯《七苏》叙贤，归以儒道，虽文非拔群，而意实卓尔矣。
自《连珠》以下，拟者间出。杜笃、贾逵之曹，刘珍、潘勖之辈，欲穿明珠，多贯鱼目。可谓寿陵匍匐，非复邯郸之步；里丑捧心，不关西施之颦矣。唯士衡运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广于旧篇，岂慕朱仲四寸之珰乎！夫文小易周，思闲可赡。足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
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甄别其义，各入讨论之域。类聚有贯，故不曲述也。
赞曰∶伟矣前修，学坚才饱。负文馀力，飞靡弄巧。枝辞攒映，嘒若参昴。慕颦之心，于焉只搅。
智术¹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辩盈²乎气³。苑囿⁴文情，故日新殊致⁵。宋玉⁶含⁷才，颇亦负俗⁸，始造对问⁹，以申其志，放怀¹⁰寥廓，气实使¹²文。及枚乘¹³攡艳¹⁵，首制《七发》，腴¹⁷辞云构¹⁸，夸丽¹⁹风骇²⁰。盖七窍²¹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²²，所以戒²³膏粱之子²⁴也。扬雄²⁵覃²⁶思文阁²⁷，业深综述²⁸，碎文琐语，肇²⁹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³⁰，暇豫³¹之末造³²也。
聪明才智、博学高雅的人，他们的言辞富有文采，他们的气质充满着才华，所以在写作上赋采抒情，能不断取得各种不同的新成就。楚国宋玉才高，颇为一般人所不理解，首先写作了《对楚王问》，用以表白他的高志；舒展其胸怀于辽阔的太空，正是凭着气质来支配文辞。到汉初枚乘进行艳丽的描写，开始创作了《七发》，丰富的文采，如彩云结成，华丽的描写，像和风四起。人的眼耳口鼻所引起的，是各种各样的嗜欲；《七发》开始讲不正当的嗜欲，最后讲正当的愿望，是为了用以告戒贵族子弟。曾经在天禄阁进行深入思考的扬雄，擅长于深刻的著述；他用一些短小零碎的文辞，最早写了《连珠》，这种作品虽较短小，却具有明快润泽的特点。以上三种文体，是文章的支流，闲暇时用以为娱的次要作品。
本段说明对问、七、连珠三种文体，分别由宋玉、枚乘、扬雄三人创始，兼及此三文特色，指出它们都是作者闲乐时所为。
自《对问》以后，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¹，托古慰志²，疏而有辨。扬雄《解嘲》³，杂以谐谑，回环⁴自释，颇亦为工。班固《宾戏》⁵，含懿采⁶之华；崔骃《达旨》⁷，吐典言之裁；张衡《应间》⁸，密而兼雅；崔寔⁹《答讥》¹⁰，整而微质；蔡邕《释诲》¹¹，体奥而文炳；景纯《客傲》¹²，情见而采蔚：虽迭相祖述¹³，然属篇¹⁴之高者也。至于陈思《客问》，辞高而理疏；庾敳¹⁵《客咨》，意荣而文悴。斯类甚众，无所取才矣。原夫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¹⁶凭乎道胜¹⁷，时屯¹⁸寄于情泰¹⁹，莫不渊岳²⁰其心，麟凤²¹其采，此立体之大要也。
从宋玉写了《对问》以后，西汉东方朔仿效写作并加以扩大，写成了叫做《答客难》的作品；借托古人来安慰自己的情志，虽然写得粗疏，对自己的思想却有较好的辨析。扬雄所写《解嘲》，其中夹杂一些诙谐嬉笑的话，为自己反复辩解，写得也还不错。东汉班固的《答宾戏》，具有美好的文采；崔骃的《达旨》，表达了符合常道的体制；张衡的《应间》，写得严密而雅正；崔寔的《答讥》，写得较为齐整却略微质朴；蔡邕的《释诲》，内容深刻而文辞明亮；东晋郭璞的《客傲》，情志鲜明而文采丰富：以上各家虽是相互摹仿，但都是这方面写得较好的作者。此外如陈思的《问客》，文辞不错而内容疏略；庾骃的《客咨》，内容较强而文辞太弱。像这样的作品还很多，已没有什么可取的成就了。本来这种文体的创立，是为了抒发内心的烦闷，从而表达作者的情志。无论是在作者不顺利时借以表现其高尚的道德，或是在困难时寄寓其泰然的心情，都要有高深的思想，奇特的文采，这就是这种文体的主要写作特点。
本段论述对问一体，列举两汉魏晋各家的作品，有所褒贬，结尾指出该体是作者发愤表志之作，写作上须表现出高深的情志和光艳的文采。
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¹，观枚氏首唱，信²独拔³而伟丽矣。及傅毅⁴《七激》，会⁶清要之工；崔骃《七依》，入博雅³⁵之巧；张衡《七辨》，结采绵靡⁹；崔瑗《七苏》，植义纯正；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仲宣¹³《七释》，致辨于事理。自桓麟¹⁵《七说》以下，左思¹⁷《七讽》以上，枝附影从，十有馀家。或文丽而义暌¹⁹，或理粹²⁰而辞驳²¹。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²²猎。穷²³瑰²⁴奇之服²⁵馔²⁶，极²⁷蛊²⁸媚之声色。甘意摇骨髓，艳词洞²⁹魂识³⁰，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³¹，势不自反。子云³²所谓“犹骋³³郑卫之声³⁴，曲终而奏雅”者也。唯《七苏》叙贤，归以儒道，虽文非拔群³⁶，而意实卓尔³⁷矣。
从枚乘写了《七发》以后，这种文体的作者继续不断。枚乘首先写的《七发》，看来真是超群出众、十分壮丽了。到东汉傅毅的《七激》，会聚了明白而简要的优点；崔骃的《七依》，写成广博而雅正的妙文；张衡的《七辩》，文采柔和而细致；崔瑗的《七苏》，立义纯正；曹植的《七启》，在宏伟壮丽上取胜；王粲的《七释》，致力于对事理的辨析。从汉末桓麟写《七说》以后，到西晋左思的《七讽》之前，其间摹仿学习写过这种文体的，还有十多家。他们的作品，有的文辞华丽而内容不正确，有的内容精粹，却又文辞杂乱。从这种文体的大概趋向来看，不外是高谈宫室的壮丽，大写田猎的盛况，尽量描绘衣服饮食的珍奇，极力形容音乐美女的动人；美好的用意感人至深，艳丽的文辞惊心动魄；虽然以夸张的描写开始，以谏正的用意结束，但正面的讽谏太少而反面的劝诱过多，这种趋势已不能返回。正如扬雄所说：这是首先“大肆宣扬郑国和卫国的淫乐，曲子末了才缀以典正的雅乐”。只有崔瑗的《七苏》，叙述贤明而归结于儒家之道，虽然文辞不很突出，但意义是卓越的。
本段论述七体，评价了两汉魏晋的作品，刘勰赞美枚乘《七发》“独拔而伟丽”，又批评这类作品往往“先骋郑卫之声”，实际是不满它们流于淫丽。刘勰认为这类作品应当写得艳丽而不淫滥。
自《连珠》以下，拟者间出¹。杜笃²、贾逵³之曹，刘珍⁴、潘勖⁵之辈，欲穿明珠⁶，多贯鱼目⁷。可谓寿陵匍匐⁸，非复邯郸之步；里丑捧心⁹，不关西施之颦矣。唯士衡运思¹⁰，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广于旧篇，岂慕朱仲¹¹四寸之珰¹²乎！夫文小易周，思闲¹³可赡¹⁴。足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¹⁵，磊磊¹⁶自转，可称珠耳。
从扬雄写了《连珠》以后，摹拟这种作品的也偶有出现。如东汉的杜笃、贾逵之辈，刘珍、潘勖之流，虽然想穿明“珠”，却往往是连贯的鱼眼睛。这就正如去邯郸学走路的寿陵人，他爬着回去，当然不是邯郸人的走法；学西施心痛时皱眉的丑女，她捧着心装做心痛的样子，也和西施皱眉头的美态毫不相干了。只有陆机所写《演连珠》，道理新颖，文辞敏捷；但在篇章字句的处理上，却比过去的篇幅扩大得多。这岂不是羡慕仙人朱仲的四寸大珠！这种文体比较短小，易于写得紧凑，经过深思熟虑，就能写得内容丰富。必须把意义表达明显而又文词简净，事理完备而又音韵和谐，好像许多圆石转动不已，这就可以叫做“珠”了。
本段论述连珠，刘勰对汉魏时杜笃等四家拟作都致不满，而独肯定陆机的制作。后面指出该体应写得义明词净，事圆音泽。
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¹。或典²诰³誓⁴问⁵，或览⁶略⁷篇⁸章⁹，或曲²²¹⁰操¹¹弄¹²引¹³，或吟¹⁴讽¹⁵谣¹⁶咏¹⁷。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甄别¹⁸其义，各入讨论之域¹⁹。类聚²⁰有贯²¹，故不曲述也。
仔细考察从汉代以来的杂文，名称类别甚多。有的叫典、诰、誓、问，有的叫览、略、篇、章，有的叫曲、操、弄、引，有的叫吟、讽、谣、咏等等，总括这些名目，都属于杂文一类。审查其不同的意义，可以分别归入有关文体中去讨论；因为要对各种有联系的文体分类集中论述，所以这里不作详论。
本段是附论，刘勰说明自汉代以来，杂文的名目繁多，对它们可以考察其名义，分别归入有关文体，该篇不再详述。
赞曰∶伟矣前修¹，学坚才饱。负文²馀力，飞靡⁴弄巧。枝辞⁵攒⁶映，嘒⁷若参昴⁸。慕颦⁹之心，于焉只搅¹⁰。
总结：前代优秀作者真是伟大，学识雄厚，才能高超。他们以从事写作的余力，舞文弄墨，写得优美奇巧。各种杂文相互辉映，好像小小的群星照耀。可是后来摹仿者的作品，就只有令人心烦意扰！
本章赏析
《杂文》篇在《文心雕龙》文体论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既不像《明诗》、《诠赋》、《乐府》等篇一体一篇，也不像《论说》、《章表》、《奏启》等篇两体一篇，而是多体一篇。杂，纷杂、众多之意。文，即文章。按文笔分类说，它类属于“有韵之文”。而所谓“杂文”，乃是一个包容着多种文体的带综合性的名称。
《杂文》篇主要论述了“对问”、“七”和“连珠”三种文体，它们是同中有异，相互交叉的。主要表现为：一、“对问”与“七”比较，两者大都是客人与主人的对问，都尽力描绘声貌，但“对问”中并不都包括着七项内容。二、“对问”、“七”与“连珠”比较，三者都要尽力描绘声貌，但“连珠”体制较小，也并非主客对问。三、“连珠”是把“碎文琐语”连缀在一起，使之“辞如贯珠”、“磊磊自转”。“对问”与“七”，虽也要“藻溢于辞”，多有“腴辞云构，夸丽风骇”之巧，却并非都必有“欲穿明珠”之妙。
刘勰在阐明了“对问”这种文体始于宋玉的《对楚王问》之后，相继对东方朔、扬雄、班固、崔骃、张衡、崔寔、郭璞、蔡邕以及曹植、庾敳等人的“对问”之作，做了评论，有褒有贬。
自枚乘首创《七发》之后，傅毅作《七游》、崔骃作《七依》、张衡作《七辩》、马融作《七厉》、曹植作《七启》、王粲作《七释》，还有桓麟的《七说》、左思的《七讽》等等，真是“作者继踵”，形成了一种颇有影响的“七”体。刘勰在《杂文》篇中虽肯定了“七”体创作中各家所表现出来的优点，却也较多地对“七”体创作中的弊端，进行了针砭。
刘勰对“连珠”的创作，除肯定了扬雄的始创之功和陆机之作的特色之外，主要是批评杜笃、贾逵、刘珍、潘勖等人“欲穿明珠”，却“多贯鱼目”，指责他们是“寿陵匍匐，非复邯郸之步”；“里丑捧心，不关西施之颦”。从这一反一正的臧否中，可以看出刘勰虽然不排斥后人对前贤的“祖述”、“继踵”，这是由他的宗经思想决定了的，但他更重视“始造”和“独拔”。
刘勰认为这些杂文是“文章之枝派”，不属于文章的正体，这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当然，这和古代作者大多不是用严肃的态度来写这方面的作品有关。但正因古人写这类作品时，受传统观念的约束较少，因而用来“发愤以表志”或“戒膏粱之子”等，更能起到正统文体所不能起的作用。尤其在艺术上，其丰富大胆的想象虚构、小巧而鲜明的形象描绘，都独具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