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赞第九 原文
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喾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招》。自商以下,文理允备。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风雅序人,事兼变正;颂主告神,义必纯美。鲁国以公旦次编,商人以前王追录,斯乃宗庙之正歌,非宴飨之常咏也。《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鞸,直言不咏,短辞以讽,丘明子顺,并谓为诵,斯则野颂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闾《橘颂》,情采芬芳,比类寓意,乃覃及细物矣。至于秦政刻文,爰颂其德。汉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若夫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拟《清庙》,或范《駉》、《那》,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征》,变为序引,岂不褒过而谬体哉!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又崔瑗《文学》,蔡邕《樊渠》,并致美于序,而简约乎篇。挚虞品藻,颇为精核。至云杂以风雅,而不变旨趣,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矣。及魏晋杂颂,鲜有出辙。陈思所缀,以《皇子》为标;陆机积篇,惟《功臣》最显。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
原夫颂惟典懿,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虽纤巧曲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
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及益赞于禹,伊陟赞于巫咸,并扬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故汉置鸿胪,以唱言为赞,即古之遗语也。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及景纯注《雅》,动植必赞,义兼美恶,亦犹颂之变耳。然本其为义,事在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词。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发源虽远,而致用盖寡,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乎!
赞曰∶容体厎颂,勋业垂赞。镂影攡声,文理有烂。年积愈远,音徽如旦。降及品物,炫辞作玩。
四始¹之至²,颂居其极³。颂者,容也,所以美⁴盛德⁵而述形容⁶也。昔帝喾⁷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招》⁹。自商以下,文理¹⁰允备¹¹。夫化偃¹²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¹³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风雅序人¹⁴,事兼变正¹⁵;颂主告神,义必纯美。鲁国以公旦¹⁶次编¹⁷,商人以前王追录¹⁸,斯乃宗庙之正歌,非宴飨¹⁹之常咏也。《时迈》²⁰一篇,周公所制,哲人²¹之颂,规式²²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²³惟口。晋舆²⁴之称原田²⁵,鲁民之刺裘鞸²⁶,直言不咏,短辞以讽,丘明子顺²⁸,并谓为诵,斯则野颂²⁹之变体³⁰,浸³¹被乎人事矣。及三闾³²《橘颂》³³,情采芬芳,比类寓意,乃覃及³⁴细物³⁵矣。至于秦政³⁶刻文³⁷,爰颂其德。汉之惠景³⁸,亦有述容³⁹。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若夫子云之表充国⁴⁰,孟坚之序戴侯⁴¹,武仲之美显宗⁴²,史岑⁴³之述熹后⁴⁴,或拟《清庙》⁴⁵,或范《駉》、《那》⁴⁶,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⁴⁷一也。至于班傅之《北征》⁴⁸、《西征》⁴⁹,变为序引,岂不褒过而谬体⁵⁰哉!马融⁵¹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⁵²而失质⁵³乎!又崔瑗⁵⁴《文学》,蔡邕《樊渠》,并致美于序,而简约乎篇。挚虞⁵⁵品藻⁵⁶,颇为精核。至云杂以风雅,而不变旨趣,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⁵⁷矣。及魏晋杂颂,鲜有出辙。陈思所缀⁵⁸,以《皇子》⁵⁹为标;陆机积篇,惟《功臣》⁶⁰最显。其褒贬杂居,固末代⁶¹之讹体⁶²也。
风、大雅、小雅、颂是极好的,颂它又是最好的。颂是容貌,用来赞美大的德行,借舞蹈的容貌来表达。从前帝喾的时代,咸墨作颂来歌唱《九韶》。从《商颂》以来,颂的文辞和意思是完备了。影响到一个诸侯国的诗叫作“风”,影响到端正天下风俗的诗叫作“雅”,用容貌舞蹈来禀告神道的诗叫作“颂“。”风“和”雅“叙述人事,人事兼有正确的和变乱的;”颂“以禀告神道为主,含义一定要纯正美好。鲁国因周公旦的功勋按次序编成《鲁颂》,商朝人因追念先王记下《商颂》,这是用在宗庙理的雅正乐歌,不是宴会上经常唱的歌咏。《周颂》中的《时迈》这一篇,周公创作,圣人的颂,保存着作颂的规范。百姓各有各的想法,不要禁止他们言说,晋国众人赞美田野,鲁国百姓讽刺穿着鹿裘和祭服的,直率地说出,不是歌咏,用简短的话来讽喻,左丘明和子顺,都称作颂,这是民间的颂,是颂的变体,渐渐影响到人事上去了。到楚国三闾大夫屈原作《橘颂》情感和文采都很美好,用类似的物作比,寄托自己的情意,颂又推广到细小的物品上了。至于秦始皇刻石,于是称颂他的功德。汉朝的惠帝景帝,也有描状容貌的歌舞,沿袭下来,都有创作,一代代继续不断了。像杨雄赞美赵充国的《赵充国颂》,班固称述窦融的《安丰戴侯颂》,有的仿照《周颂·清庙》有的效法《鲁颂·駉》和《商颂·那》,虽然或浅或深不同,或详略不一,它的赞美功德,显示舞容、典雅法则是一致的。到了班固的《北征颂》、傅毅的《西征颂》,变成铺叙,难道不是赞美过头变成破坏体制了吗?马融的《广成颂》《上林颂》,要求典雅却写得像赋,为什么玩弄文采却失去它的本质呢?又崔瑗的《南阳文学颂》,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颂》,都是把序文写得美好,却把颂写得简单。挚虞在《文章流别论》里对颂的评价,大都是精确的,至于说到其中夹杂着风雅,却不改变歌颂的旨趣,徒然发挥空论,好像黄铜白锡混杂着可以铸剑的胡说了。到了魏晋驳杂的颂,很少有离开写作规范的,曹植所作,以《皇太子生颂》作标志,陆机积起来的篇章,以《汉高祖功臣颂》最著名,其中赞美的和贬斥的混杂在一起,实在是乱世的不正确的体制了。
本段论述颂体,指出颂的名义性质,原是歌颂人的功德,告于神明。颂体在历史发展中,应用扩大,用于讽刺、歌颂物品,但主要还是颂扬人的功业。
原夫颂惟典懿¹,辞必清铄²,敷写³似赋,而不入华侈⁴之区;敬慎⁵如铭⁶,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⁷以发藻⁸,汪洋⁹以树义¹⁰,虽纤巧曲致¹¹,与情而变¹²,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
“颂”的创作,内容要典雅,辞藻要华美。描写虽然近似赋,但不流于过分华靡的境地;严肃庄重有如“铭”,但又和“铭”的规劝警戒意义不同。颂是本着颂扬的基本要求来敷陈文采,从广义的意义上来确立内容。至于细致巧妙的描写,也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变通。颂的写作,大致就是这样了。
本段写“颂”的基本格调,它要“典懿”、“清铄”,即内容要典雅美善,所谓“义必纯美”;文辞的表述则要清朗而有光彩。
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¹重赞,盖唱发之辞²也。及益赞于禹³,伊陟赞于巫咸⁴,并扬言⁵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故汉置鸿胪⁶,以唱言为赞,即古之遗语也。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⁸,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⁹,亦同其名。而仲治¹⁰《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及景纯¹²注《雅》,动植必赞,义兼美恶,亦犹颂之变耳。然本其为义,事在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¹⁴而不广¹⁵,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¹⁶乎数韵¹⁷之词。约举以尽情,昭灼¹⁸以送文¹⁹,此其体也。发源虽远,而致用盖寡,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乎!
“赞”的意思就是说明,就是辅助。相传从前虞舜时的祭祀,很重视乐官的赞辞,那就是歌唱之前要作说明的辞句。至于益帮助禹的话,伊陟向巫咸所作的说明,都是讲明事情,用语气帮助言辞。所以,汉代设置鸿胪官,他在各种典礼上呼喊礼拜的话就是“赞”:这些都是古代留传下来口头上讲的“赞”。到司马相如进行写作,才在《荆轲论》中对荆轲进行了赞美。后来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便借赞辞来进行褒扬或批评:那是用简要的文辞加以总结,用颂的体裁而加以议论;《史记》和《汉书》的最后,又各有一篇《太史公自序》和《叙传》作一总评,它和“赞”的名称是相同的。可是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却把这种“赞”误称为“述”,那就差得很远了。后来郭璞注《尔雅》,在《尔雅图赞》中,无论是动物植物都写了“赞”,内容兼有褒扬和贬抑。这和上面所说魏晋以后的颂一样,也是赞体发生变化之后的作品。“赞”原本的意义是人对事物的嘉奖,所以古代流传下来的“赞”篇幅很小,文体上必须由四言的句子构成,大约有十到二十句,需要作者极其简明地讲完并终结全文。“赞”这一文体的写作要点就在于此。“赞”虽然传承久远,但使用并不广泛,从大致分类而言,它可以算作“颂”的一个支派。
本段论述“赞”。刘勰指出赞的意义是说明、赞助。在《史记》、《汉书》两书的自叙传中,对全书各篇均作赞语,帮助评论历史人物和事件。后来郭璞注《尔雅》,对动植物亦加赞语。最后指出赞文体制短小,应叙述简练,文辞明晰。
赞曰∶容体厎²颂,勋业垂³赞。镂影攡声,文理有烂⁴。年积愈远,音徽⁵如旦⁶。降及品物,炫辞作玩。
总结:形容美德写成颂,赞扬功业写成赞;描绘形容和组成声韵,使文辞清晰而鲜明。这样的颂或赞,虽然年代久远,它的美好却像清晨一样美丽。后世用颂赞来品评平常事物,往往就是炫耀辞采来作游戏了。
本章赏析
《颂赞》篇论述颂、赞两种文体,总体上属于“有韵之文”,有一定的文学性,但并不同诗、骚、乐府等文体那样,为纯文学作品。就颂、赞的功能、作用而言,它们属于社会生活中的实用文书,今之学者,视之为“高级应用文的一种”。
本篇分别论述颂、赞两体。前面部分论述颂体,指出颂的名义性质,原是歌颂人的功德,告于神明。颂体在历史发展中,应用扩大,用于讽刺、歌颂物品,但主要还是颂扬人的功业。又接着和赋、铭两体相比,指出其异同,说明了颂体的特点和写作要求。后面部分论述赞。指出赞的意义是说明、赞助。在《史记》、《汉书》两书的自叙传中,对全书各篇均作赞语,帮助评论历史人物和事件。后来郭璞注《尔雅》,对动植物亦加赞语。最后指出赞文体制短小,应叙述简练,文辞明晰。刘勰认为,各种文体,都有一定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不宜违背。
刘勰按照他所界定、阐明的颂的内涵,提出了颂的写作要领:其一,颂的基本格调而言,它要“典懿”、“清铄”,即内容要典雅美善,文辞的表述则要清朗而有光彩;其二,就颂体与其相关文体而言,它与赋和铭有所交叉,既可以像写赋那样铺陈文辞,又不能离开颂的本体,既要如同写铭文那样持谦恭庄重的态度,但又不能杂以规劝和警诫的意思,只褒而不能贬;其三,就作者写颂的精神面貌而言,要敢于施展自己的笔墨文才,使之能够气势轩昂地歌功颂德,树立、突出作品的主旨,展示其弘大意义;其四,就颂体的写作技巧而言,颂体的写作实践中,也可以有一些精微细巧、曲尽其妙的描述,但不能徒逞其技。
而赞与颂相比较,所论比较简略,刘勰认为,赞在文章写作中,有两种情况:一是作为礼仪活动或文章中的一部分,起着说明、辅助的作用;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或言辞,起着或则是劝戒,或则是赞扬的作用。
在刘勰之后,颂与赞已经渐趋合二为一,近代学者刘师培即曾明言:“自东汉以后,颂与赞已不甚分别矣。”而刘勰也把赞视为“颂家之细条”,应当说,这是符合历史实际和文体发展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