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赋第八 原文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攡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故刘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
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蒍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播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馀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
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序，亦归馀于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写送文势。按《那》之卒章，闵马称乱，故知殷人辑颂，楚人理赋，斯并鸿裁之寰域，雅文之枢辖也。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
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夸谈，实始淫丽。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鵩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及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厎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馀；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
赞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抑滞必扬，言旷无隘。风归丽则，辞翦荑稗。
《诗》有六义¹，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攡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²称∶“公卿³献诗，师⁴箴⁵瞍⁶赋”。传⁷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⁸则同义⁹，传说¹⁰则异体¹¹。总其归途，实相枝干。故刘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
《诗经》有“六义”，第二项是“赋”。所谓“赋”，就是铺垫，铺垫文采，描绘事物抒写志向。昔日召公说：“公卿官吏献诗，主管教化的人进箴，盲人念诗。”《毛传》里说：“登高感怀能够赋诗的人，就能胜任大夫一职。”由此可见，《诗序》把赋、比、兴同列于“六义”，而《毛传》则将其区别开来。但归根究底，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因此刘向说：“朗诵而不唱歌，叫作赋。”班固则说：“赋，是《诗经》里的一个支流而已。”
本段先“释名以章义”，说赋的得名在于“铺”，即铺陈文采。关于赋与诗的关系，刘勰回顾了前人的说法，其结论是“总其归途，实相枝干”，意谓赋为诗之枝条，出于诗又与诗别流。
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蒍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³。及灵均⁴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⁶，而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⁷《礼》《智》，宋玉⁹《风》、《钓》，爰¹²锡¹³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¹⁴，蔚¹⁵成大国。遂述客主¹⁶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像郑庄公赋“大隧之中”，晋国士蒍赋“狐裘尨茸”，篇幅很短，却都是自己作的；这种作品虽然接近后代所说的“赋”，可是还没有成熟。后来屈原创作《离骚》，才开始发展了赋的形式。所以，赋是起源于《诗经》，而发展于《楚辞》。接着就有荀况的《礼》、《智》等篇，以及宋玉的《风》、《钓》等赋，才正式给这种作品以“赋”的名称，它就和诗分家了。“赋”本来是“六义”的一部分，现在却居然壮大而独立起来。于是，作者常常从两人对话引起，极力描写事物的声音状貌而追求文采。这是赋和诗分家而独自命名的开始。
关于赋的形成，刘勰首先讲到《左传》所载郑庄公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和晋士蒍所赋“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刘勰举此二篇，或许是因为《左传》有“赋”字样，且认为它们是“不歌而诵”的。刘勰认为屈原所作《离骚》等作品“始广声貌”，为后世赋作之“极声貌以穷文”、铺张宏厉导夫先路，在赋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¹扣²其端³，贾谊⁴振⁵其绪⁶，枚⁷马⁸播其风，王⁹扬¹⁰骋其势，皋¹¹朔¹²已下，品物¹³毕图。繁积于宣时¹⁴，校阅于成世¹⁵，进御¹⁶之赋，千有馀首，讨其源流，信¹⁷兴楚而盛汉矣。
秦代文学不发达，但也有一些《杂赋》。汉代初年，不少作家继前代而起。陆贾开了端，贾谊予以发展，枚乘和司马相如继承这个风气，王褒和扬雄扩大这个趋势。枚皋、东方朔以后，作者便把一切事物都写在赋里。汉宣帝时作品便已很多，成帝时曾加以整理，献到宫廷里来的赋有一千多首。探讨赋的起源和演变，可以看出它的确是兴起于楚国而繁盛于汉代。
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¹，义尚光大。既履端²于倡序，亦归馀于总乱⁴。序以建言，首引情本⁵，乱以理篇，写送⁶文势⁷。按《那》⁸之卒章⁹，闵马¹⁰称乱，故知殷人¹¹辑颂，楚人理赋，斯并鸿裁¹²之寰域¹³，雅文之枢辖¹⁴也。至于草区禽族¹⁵，庶品¹⁶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¹⁷，拟诸形容¹⁸，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¹⁹，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²⁰之区畛²¹，奇巧之机要也。
赋中描写京都宫殿、艺苑、园林、狩猎，或者叙述出行、记叙志向，这些关系国家大事的体例，意义就非常大了。这些作品的开头都有序，而都以总结收尾。“序言”说明写作意义，而“总结”用来点明中心要旨，两者可以增强文章气势。按照《诗经·商颂·那》最后一章而言，闵马父把它叫作总结，可见殷朝时期《商颂》和楚人作赋，都会整理要点作为“总结”。这些关于作赋的问题，也都是写作典雅的特点。另外，还有一些赋描述了花草、鸟兽、实物，等等，这些事物触动了作者的兴致，引起了作者的感情，作者将自己的感情同万物变化相结合。文章中对于描写对象的外貌、语言、动作以及象征性的事物都非常细致入微，而更难得的是侧面描写。这些都是小赋领域内的讲究，也是小赋精彩的要点。
刘勰将历代赋作分为“鸿裁”和“小制”，大赋的内容主要是描写京都、宫殿、苑囿、行猎以及述行程、抒情志，小赋则主要是描绘动植杂类，抒写一时的感触情兴。
观夫荀¹结²隐语³，事数自环⁴，宋发夸谈，实始淫丽。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鵩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⁵，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⁶，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⁷之风；延寿⁸《灵光》，含飞动⁹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及仲宣靡密，发篇¹⁰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¹¹，策勋¹²于鸿规¹³；士衡子安¹⁴，厎绩¹⁵于流制¹⁶，景纯绮巧，缛理有馀；彦伯梗概¹⁷，情韵不匮¹⁸：亦魏、晋之赋首也。
看荀子的《赋篇》，大都用隐语的方式，叙述事物常常自问自答：宋玉的赋发出巧妙的言谈，一看就是赋走向奢华之风的代表；枚乘的《梁王菟园赋》，描写扼要而又有新意；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内容繁多，文辞艳丽；贾谊的《鵩鸟赋》，善于阐明情理；王褒的《洞箫赋》，能把箫的状貌和声音都形容尽致；班固的《两都赋》，写得辞句明畅绚烂而内容雅正充实；张衡的《二京赋》，笔力刚健而含义丰富；扬雄的《甘泉赋》，包含深刻而美好的教训；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具有飞扬生动的气势。以上十家都是辞赋中的杰出作品。此外，如王粲很细密，他的赋发端有力；徐幹很博学，他的赋，富丽的文采处处可见；左思和潘岳在大赋上都有成就；陆机和成公绥的赋另有其不同的成就；郭璞写的赋，华丽巧妙，道理丰富；袁宏写的赋，慷慨激昂，韵味无穷。这几家是魏晋时期辞赋家的代表。
本段刘勰举出楚汉十家、魏晋八家，称之为“辞赋之英杰”、“魏晋之赋首”，其中如评宋玉时说“实始淫丽”，有不你满之意，但大体上还是都加以肯定的。
原¹夫登高之旨²，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³相胜⁴，如组织⁵之品朱紫⁶，画绘之著玄黄⁷。文虽新而有质⁹，色虽糅¹⁰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¹¹之俦¹²，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¹³损枝，膏腴¹⁴害骨，无贵风轨¹⁵，莫益劝戒，此扬子¹⁶所以追悔于雕虫¹⁷，贻¹⁸诮¹⁹于雾縠²⁰者也。
原来所谓“登高能赋”的意思，大多是指看到事物引发了自己的感情。情感既由外界事物引起，那么作品内容必然明显雅正；事物既然通过作者情感来体现，那么文辞必然巧妙华丽。华丽的文辞和雅正的内容相结合，就像美玉的花纹一样配合得恰当。好比丝、麻织品要讲究红色或赤色，绘画要加上黑色或黄色似的。文采固然要求新颖，但必须有充实的内容；色调虽应丰富多采，但必须有一定的底色。这就是写赋的基本要点。不过，有些只注意微未小节的人，不重视根本，他们即使学习了一千篇赋，反更迷惑而抓不住主要的东西。结果就像太多的花朵妨碍了枝干，过于肥胖损害了骨骼一样，写出赋来，既没有教育作用，对于劝戒也毫无益处，所以扬雄后悔写这种雕虫小技的作品，因为这和织薄纱一样，不免要惹人责怪的。
刘勰强调：赋的特点在于文辞富丽，由于这一特点，最容易失去法度，让文辞遮盖了内容。因此作者必须头脑清醒，文辞虽富，色彩虽丰，但仍要做到内容表现得明朗，风貌雅正，法度不乱。
赞曰∶赋自诗出，分歧¹异派²。写物图貌，蔚³似雕画。抑⁴滞⁵必扬，言旷⁶无隘⁷。风归丽则⁸，辞翦荑⁹稗。
总结：赋是由《诗经》演变出来的，后来分不同的流派。它描绘事物的形貌，美得好比雕刻绘画似的；它能够把不明白的描写清楚，写平凡的事物也不使人感到太鄙陋。有教化作用的赋，必须写得华丽而有法度，并剪裁去那些华而不实的文辞。
本章赏析
“诠”是解释，“诠赋”是对赋这种文体有关创作情况的阐释论述。《诠赋》篇在《文心雕龙》文体论中，是按照“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体例，写得最具规范性的代表作之一。
本篇专门诠释论述赋体。首段说明赋的名义和性质。指出赋的特点是通过“铺采摛文”来“体物写志”，是着重从文辞表现特色而言。赋又有不歌而朗诵之义，则是从口头表达时的特色而言。接着，本篇详细论述了赋的源流演变和重要作家作品。指出屈原《离骚》等作（古时也称“屈原赋”），开始详细描写事物的声音面貌，呈现出赋体特色（屈赋因已有《辨骚》篇详论，故此处仅简单提及）。接着谈宋玉、荀况的若干作品，题名为赋，赋体从此确立名称，逐步发展壮大了。对汉魏以来的赋，谈得更为具体。先是从题材上把赋区分为两大类，一类表现“京殿苑猎，述行序志”，规模较大；另一类描写“草区禽族，庶品杂类”，体制较小，各自指陈其内容艺术特色（这种分类与《文选》所选赋的分类很接近，可以参看）。接着列举战国、两汉、曹魏、两晋时期自荀况、宋玉以至郭璞、袁宏等十八位杰出作家，各自标举其代表作品和艺术特色。最后论“立赋之大体”，也就是敷理以举统。认为赋的思想应明雅，文辞应巧丽，雅义与丽词相结合。
综观《诠赋》全篇，推敲其内容的各个方面，可以看出它是有局限、有疏失的。刘勰在理论上把问题阐发得相当全面，但在涉及对某些作家作品的评论时，却每有理论与实践脱节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