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 原文
△经一
明主之道，如有若之应密子也。明主之听言也，美其辩；其观行也，贤其远。故群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离世。其说在田鸠对荆王也。故墨子为木鸢，讴癸筑武宫。夫药酒忠言，明君圣主之以独知也。
△经二
人主之听言也，不以功用为的，则说者多“棘刺“、“白马“之说；不以仪的为关，则射者皆如羿也。人主于说也，皆如燕王学道也；而长说者，皆如郑人争年也。是以言有纤察微难而非务也。故季、惠、宋、墨皆画策也；论有迂深闳大，非用也。故畏震胆车言而拂难坚确，非功也，故务、卞、鲍、介、田仲皆坚瓠也。且虞庆诎匠也而屋坏，范且穷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诚者，非归饷也不可。
△经三
挟夫相为则责望，自为则事行。故父子或怨谯，取庸作者进美羹。说在文公之先宣言，与勾践之称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吴起怀瘳实而吮伤。且先王之赋颂，钟鼎之铭，皆播吾之迹，华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筑社之谚，自辞说也。请许学者而行宛曼于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郑县人得车厄也，卫人佐弋也，卜子妻写弊裤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其所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说在宋人之解书，与梁人之读记也。故先王有郢书，而后世多燕说。夫不适国事而谋先王，皆归取度者也。
△经四
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于法而赏加焉，则上不信得所利于下；名外于法而誉加焉，则士劝名而不畜之于君。故中章、胥己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痹而不敢坏坐，晋国之辞仕托者国之锤。此三士者，言袭法则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则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礼太甚。若言离法而行远功，则绳外民也，二君有何礼之？礼之当亡。且居学之士，国无事不用力，有难不被甲，礼之则惰修耕战之功；不礼则周主上之法。国安则尊显，危则为屈公之威，人主奚得于居学之士哉？故明主论李疵视中山也。
△经五
《诗》曰：“不躬不亲，庶民不信。”傅说之以“无衣紫“，缓之以郑简、宋襄，责之以尊厚耕战。夫不明分，不责诚，而以躬亲位下，且为“下走睡卧“，与去“掩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称犹盂；邹君不知，故先自僇。明主之道，如叔向赋猎，与昭侯之奚听也。
△经六
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说在文公之攻原与箕郑救饿也。是以吴起须故人而食，文侯会虞人而猎。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杀彘也。患在厉王击警鼓，与李悝谩两和也。
△说一
宓子贱治单父。有若见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齐不肖，使治单父，官事急，心忧之，故＃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弦、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今以单父之细也，治之而忧，治天下将奈何乎？故有术而御之，身坐于庙堂之上，有处女子之色，无害于治；无术而御之，身虽瘁臞，犹未益也。”
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
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墨子曰：“吾不如为车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今我为鸢，三年成，蜚一日而败。”惠子闻之曰：“墨子大巧，巧为輗，拙为鸢。”
宋王与齐仇也，筑武宫，讴癸倡，行者止观，筑者不倦。王闻，召而赐之。对曰：“臣师射稽之讴又贤于癸。”王召射稽使之讴，行者不止，筑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筑者知倦，其讴不胜如癸美，何也？”对曰：“王试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坚，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说二
宋人有请为燕王以棘刺之端为母猴者，必三月斋，然后能观之。燕王因以三乘养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闻人主无十日不燕之斋。今知王不能久斋以观无用之器也，故以三月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冶人也，无以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问之，果妄，乃杀之。冶人又谓王曰：“计无度量，言谈之士多棘刺之说也。”
一曰：燕王征巧术之人，卫人诸以棘刺之端为母猴。燕王说之，养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试观客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观之，必半岁不入宫，不饮酒食肉，雨霁日出，视之晏阴之间，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见也。”燕王因养卫人，不能观其母猴。郑有台下之冶者谓燕王曰：“臣为削者也。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于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锋，难以治棘刺之端。王试观客之削，能与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谓卫人曰：“客为棘刺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观见之。”客曰：“臣请之舍取之。”因逃。
兒说，宋人，善辩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乘白马而过关，则顾白马之赋。故籍之虚辞则能胜一国，考实按形不能谩于一人。
夫新砥砺杀矢，彀弩而射，虽冥而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复其处，不可谓善射，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逄蒙不能必全者，有常仪的也；有度难而无度易也。有常仪的，则羿、逄蒙以五寸为巧；无常仪的，则以妄发而中秋毫为拙。故无度而应之，则辩士繁说；设度而持之，虽知者犹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听说不应之以度，而说其辩，不度以功，誉其行而不入关。此人主所以长欺，而说者所以长养也。
客有教燕王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学之，所使学者未及学而客死。王大怒，诛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诛学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诛无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无如其身，不能自使其无死，安能使王长生哉？
郑人有相与争年者。一人曰：“吾与尧同年。”其一人曰：“我与黄帝之兄同年。”讼此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耳。
客有为周君画筴者，三年而成。君观之，与髹筴者同状。周君大怒。画筴者曰：“筑十版之墙，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时加之其上而观。”周君为之，望见其状，尽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状备具。周君大悦。此筴之功非不微难也，然其用与素髹筴同。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齐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谷见之，曰：“谷闻先生之义，不恃仰人而食，今谷有巨瓠之道，坚如石，厚而无窍，献之。”仲曰：“夫瓠所贵者，谓其可以盛也。今厚而无窍，则不可以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坚石，则不可以剖而以斟。吾无以瓠为也。”曰：“然，谷将弃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无益人之国，亦坚瓠之类也。
虞庆为屋，谓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对曰：“此新屋也，涂濡而椽生。”虞庆曰：“不然。夫濡涂重而生椽挠，以挠椽任重涂，此宜卑。更日久，则涂干而椽燥。涂干则轻，椽燥则直，以直椽任轻涂，此益尊。”匠人诎，为之而屋坏。
一曰：虞庆将为屋，匠人曰：“材生而涂濡。夫材生则桡，涂濡则重，以桡任重，今虽成，久必坏。”虞庆曰：“材干则直，涂干则轻。今诚得干，日以轻直，虽久必不坏。”匠人诎，作之成，有间，屋果坏。
范且曰：“弓之折，必于其尽也，不于其始也。夫工人张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机，是节之其始而暴之其尽也，焉得无折？且张弓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机，是暴之其始而节之其尽也。”工人穷也，为之，弓折。
范且、虞庆之言，皆文辩辞胜而反事之情。人主说而不禁，此所以败也。夫不谋治强之功，而艳乎辩说文丽之声，是却有术之士而任“坏屋“、“折弓“也。故人主之于国事也，皆不达乎工匠之构屋张弓也。然而士穷乎范且、虞庆者，为虚辞，其无用而胜，实事，其无易而穷也。人主多无用之辩，而少无易之言，此所以乱也。今世之为范且、虞庆者不辍，而人主说之不止，是贵“败“、“折“之类，而以知术之人为工匠也。工匠不得施其技巧，故坏屋折弓；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术，故国乱而主危。
夫婴兒相与戏也，以尘为饭，以涂为羹，以木为胾，然至日晚必归饷者，尘饭涂羹可以戏而不可食也。夫称上古之传颂，辩而不悫，道先王仁义而不能正国者，此亦可以戏而不可以为治也。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毕也。
△说三
人为婴兒也，父母养之简，子长人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钱布而求易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此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心调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闻宋君无道，蔑侮长老，分财不中，教令不信，余来为民诛之。”
越伐吴，乃先宣言曰：“我闻吴王筑如皇之台，掘渊泉之池，罢苦百姓，煎靡财货，以尽民力，余来为民诛之。”
蔡女为桓公妻，桓公与之乘舟，夫人荡舟，桓公大惧，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复召之，因复更嫁之。桓公大怒，将伐蔡。仲父谏曰：“夫以寝席之戏，不足以伐人之国，功业不可冀也，请无以此为稽也。”桓公不听。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君不如举兵为天子伐楚。楚服，因还袭蔡，曰：'余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听从'，遂灭之。此义于名而利于实，故必有为天子诛之名，而有报仇之实。”
吴起为魏将而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吴起跪而自吮其脓。伤者之母立而泣，人问曰：“将军于若子如是，尚何为而泣？”对曰：“吴起吮其父之创而父死，今是子又将死也，今吾是以泣。”
赵主父令工施钩梯而缘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广三尺，长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游于此。”
秦昭王令工施钩梯而上华山，以松柏之心为博，箭长八尺，棋长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尝与天神博于此矣。”
文公反国至河，令笾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后之。咎犯闻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国。咎犯闻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国耶？”犯对曰：“笾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卧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劳有功者也，而君后之。今臣有与在后，中不胜其哀。故哭。且臣为君行诈伪以反国者众矣。臣尚自恶也，而况于君。”再拜而辞。文公止之曰：“谚曰：'筑社者攐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与我取之，而不与我治之，与我置之，而不与我祀之焉。”乃解左骖而盟于河。
郑县人卜子使其妻为裤，其妻问曰：“今裤何如？”夫曰：“象吾故裤。”妻子因毁新令如故裤。
郑县人有得车轭者，而不知其名，问人曰：“此何种也？”对曰：“此车轭也。”俄又复得一，问人曰：“此何种也？”对曰：“此车轭也。”问者大怒曰：“曩者曰车轭，今又曰车轭，是何众也？此女欺我也！“遂与之斗。
卫人有佐弋者，鸟至，因先以其裷麾之，鸟惊而不射也。
郑县人卜子妻之市，买鳖以归。过颍水，以为渴也，因纵而饮之，遂亡其鳖。
夫少者侍长者饮，长者饮，亦自饮也。
一曰：鲁人有自喜者，见长年饮酒不能釂则唾之，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见长者饮无余，非堪酒饮也，而欲尽之。
书曰：“绅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带自绅束也。人曰：“是何也？”对曰：“书言之，固然。”
书曰：“既雕既琢，还归其朴。”梁人有治者，动作言学，举事于文，曰：“难之。”顾失其实。人曰：“是何也？”对曰：“书言之，固然。”
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而误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国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说，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学者，多似此类。
郑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
△说四
王登为中牟令，上言于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其学甚博，君何不举之？”主曰：“子见之，我将为中大夫。”相室谏曰：“中大夫，晋重列也。今无功而受，非晋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绝无已也。”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
叔向御坐平公请事，公腓痛足痹转筋而不敢坏坐。晋国闻之，皆曰：“叔向贤者，平公礼之，转筋而不敢坏坐。”晋国之辞仕托，慕叔向者国之锤矣。
郑县人有屈公者，闻敌，恐，因死；恐已，因生。
赵主父使李疵视中山可攻不也。还报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将后齐、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对曰：“其君见好岩穴之士，所倾盖与车以见穷闾陋巷之士以十数，伉礼下布衣之士以百数矣。”君曰：“以子言论，是贤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显岩穴之士而朝之，则战士怠于行阵；上尊学者，下士居朝，则农夫惰于田。战士怠于行阵者，则兵弱也；农夫惰于田者，则国贫也。兵弱于敌，国贫于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举兵而伐中山，遂灭也。
△说五
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谓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贵甚，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试勿衣紫也？谓左右曰：'吾甚恶紫之臭。'于是左右适有衣紫而进者，公必曰：'少却，吾恶紫臭。'“公曰：“诺。”于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国中莫衣紫；三日，境内莫衣紫也。
一曰：齐王好衣紫，齐人皆好也。齐国五素不得一紫。齐王患紫贵，傅说王曰：“《诗》云：'不躬不亲，庶民不信。'今王欲民无衣紫者，王请自解紫衣而朝，群臣有紫衣进者，曰：'益远！寡人恶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国中莫衣紫；是岁也，境内莫衣紫。
郑简公谓子产曰：“国小，迫于荆、晋之间。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备，不可以待不虞。”子产曰：“臣闭其外也已远矣，而守其内也已固矣，虽国小，犹不危之也。君其勿忧。”是以没简公身无患。
一曰：子产相郑，简公谓子产曰：“饮酒不乐也。俎豆不大，钟鼓竽瑟不鸣，寡人之事不一，国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战不辑睦，亦子之罪。子有职，寡人亦有职，各守其职。”子产退而为政五年，国无盗贼，道不拾遗，桃枣廕于街者莫有援也，锥刀遗道三日可反。三年不变，民无饥也。
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济，右司马购强趋而谏曰：“楚人众而宋人寡，请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击之，必败。”襄公曰：“寡人闻君子曰：'不重伤，不擒二毛，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厄。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济而击之，害义。请使楚人毕涉成阵而后鼓士进之。”右司马曰：“君不爱宋民，腹心不完，特为义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阵矣，公乃鼓之。宋人大败，公伤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亲仁义之祸。夫必恃人主之自躬亲而后民听从，是则将令人主耕以为上，服战雁行也民乃肯耕战，则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齐景公游少海，传骑从中来谒曰：“婴疾甚，且死，恐公后之。”景公遽起，传骑又至。景公曰：“趋驾烦且之乘，使驺子韩枢御之。”行数百步，以驺为不疾，夺辔代之御；可数百步，以马为不进，尽释车而走。以且烦之良而驺子韩枢之巧，而以为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与官事，谓孟尝君曰：“寡人欲与官事。”君曰：“王欲与官事，则何不试习读法？”昭王读法十余简而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读此法。”夫不躬亲其势柄，而欲为人臣所宜为者也，睡不亦宜乎。
孔子曰：“为人君者犹盂也，民犹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
邹君好服长缨，左右皆服长缨，缨甚贵。邹君患之，问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贵。”君因先自断其缨而出，国中皆不服缨。君不能下令为百姓服度以禁之，乃断缨出以示先民，是先戮以莅民也。
叔向赋猎，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韩昭侯谓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今君设法度而听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来，知行法矣，寡人奚听矣。”一日，申子请仕其从兄官。昭侯曰：“非所学于子也。听子之谒，败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谒。”申子辟舍请罪。
△说六
晋文公攻原，裹十日粮，遂与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击金而退，罢兵而去。士有从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谏曰：“夫原之食竭力尽矣，君姑待之。”公曰：“吾与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为也。”遂罢兵而去。原人闻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无归乎？”乃降公。卫人闻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无从乎？”乃降公。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
文公问箕郑曰：“救饿奈何？”对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事，信义。信名则群臣守职，善恶不逾，百事不怠；信事则不失天时，百姓不逾；信义则近亲劝勉，而远者归之矣。”
吴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诺“期返而食。”吴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来，起不食而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来，方与之食。
魏文侯与虞人期猎。明日，会天疾风，左右止文侯，不听，曰：“不可以风疾之故而失信，吾不为也。”遂自驱车往，犯风而罢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彘。”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兒戏耳。”曾子曰：“婴兒非与戏也。婴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楚厉王有警鼓与百姓为戒，饮酒醉，过而击之也。民大惊。使人止之曰：“吾醉而与左右戏击之也。”民皆罢。居数月，有警，击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号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两和，曰：“谨警敌人，旦暮且至击汝。”如是者再三而敌不至，两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数月，秦人来袭之，至几夺其军。此不信患也。
一曰：李悝与秦人战，谓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驰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于是皆争上。其明年，与秦人战。秦人袭之，至几夺其军。此不信之患。
有相与讼者。子产离之，而毋使通辞，到至其言以告而知也。
惠嗣公使人伪关市，关市呵难之，因事关市以金，关市乃合之。嗣公谓关市曰：“某时有客过而予汝金，因谴之。”关市大恐，以嗣公为明察。
△经一
经一
明主¹之道，如有若²之应密子³也。明主之听言也，美其辩⁴；其观行也，贤其远。故群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⁵，其行身也离世⁶。其说在田鸠⁷对荆王⁸也。故墨子为木鸢⁹，讴癸¹⁰筑武宫¹¹。夫药酒¹²忠言，明君圣主之以独知¹³也。
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的方法，就和有若回答密子的说法一样，关键在于要有可行的策略。当君主听取他人言论时，往往会欣赏说话人出众的口才；在观察他人行为时，又会称赞那些脱离实际的做法。因此，大臣和百姓在说话时，就会刻意说得玄奥难懂，做事时也会故意远离现实。这一章的具体阐释，可以在“说一”里田鸠回答楚王的对话中找到。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墨子用木头制作精巧却毫无用处的木鸢，以及讴癸通过唱歌鼓舞工匠修筑武宫的故事。忠言就像治病的药酒，味道苦涩，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明白它的价值并愿意采纳。
此段开宗明义，指出明主之道在于超越对言谈辞辩的表面欣赏，洞察其实际功效。有若与宓子贱的对话揭示，真正高明的治理不在于事必躬亲的劳苦，而在于掌握根本方法，如舜鼓五弦琴而天下治。田鸠对楚王的回应通过秦伯嫁女、楚人鬻珠两个寓言，尖锐指出文辞华丽可能掩盖实质内容，墨子学说虽不尚辩，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正是以质为本的体现。木鸢与车輗的对比、讴癸与射稽筑城效率的比较，均强调功效重于外在形式。结尾以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点明，明君圣主能够超越表象，洞察事物本质的独特智慧。
△经二
经二
人主¹之听言也，不以功用²为的，则说者多“棘刺“、“白马“之说；不以仪的³为关⁴，则射者皆如羿⁵也。人主于说也，皆如燕王学道⁶也；而长说者⁷，皆如郑人争年⁸也。是以言有纤察微难⁹而非务¹⁰也。故季、惠、宋、墨¹¹皆画策¹²也；论有迂深闳大¹³，非用也。故畏震胆车言而拂难坚确¹⁴，非功也，故务、卞、鲍、介、田仲¹⁵皆坚瓠¹⁶也。且虞庆¹⁷诎匠¹⁸也而屋坏，范且¹⁹穷工²⁰而弓折。是故求其诚²¹者，非归饷²²也不可。
要是君主听取意见时，不把实际功效当作根本目的，那么进献言论的人大多会说些像在棘刺尖上雕刻猕猴、白马不是马这类虚妄诡辩的话；就像射箭时不设定箭靶，那么所有射箭的人都能被当成像后羿那样的射箭高手。君主对待进言的态度，常常像燕王派人学习长生不死之术那样，轻易就被欺骗；而那些擅长诡辩的人，又都像郑国人争论年龄大小那样，没完没了地纠缠不休。所以，有些言论虽然细致、明察、微妙且难以表达，却并不是国家迫切需要的，就像季良、惠施、末研、墨翟等人的学说，如同精心绘制的竹简，虽然华丽却没有实际用处；有些议论虽然深远阔大，却不贴合实际需求，就像魏牟、长卢子、詹何、陈骈、庄周等人的学说，如同胡乱画出来的鬼怪，空洞而不真实；有些行为虽然违背常规、常人难以做到，且表现得十分坚定固执，却对国家没有任何益处，就像务光、卞随、鲍焦、介子推、田仲等人的所作所为，如同坚硬的实心葫芦，看着厚重却毫无用处。此外，虞庆虽然能把工匠说得哑口无言，但工匠按照他的说法建造的房屋，最终还是会坍塌；范且虽然能把工匠辩驳得无法回应，但工匠依照他的要求制作的弓，最终还是会折断。因此，想要得到真正有用的东西，不能像小孩子做游戏那样，把泥巴当作饭来吃，最后终究还是要回到现实中吃真正的饭。
此段集中论述君主听取言论必须确立客观标准。棘刺刻猴的故事揭示虚妄之言常以看似高深的门槛掩饰其不可行性；白马非马的诡辩虽能服人，却在过关缴纳赋税时无所遁形。射箭的比喻尤为精当：没有固定靶心，即使妄发而中也不能称为善射。燕王学道、郑人争年等事例讽刺了脱离实际效用的空谈与无谓争执。画筴者三年而成与画犬马鬼魅的对比进一步指出，那些看似精微艰难之事未必具有实用价值。全段反复强调，君主若不以功用为考量、不以法度为标准，就会使辩士繁说滋生，国家治理失去客观依据。
△经三
经三
挟¹夫相为²则责望³，自为则事行。故父子或怨谯⁴，取庸作者⁵进美羹⁶。说在文公之先宣言，与勾践之称如皇⁷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吴起怀瘳实⁸而吮伤。且先王之赋颂⁹，钟鼎之铭¹⁰，皆播吾之迹¹¹，华山之博¹²也。然先王所期¹³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筑社之谚¹⁴，自辞说也。请许学者而行宛曼于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郑县人得车厄¹⁵也，卫人佐弋¹⁶也，卜子妻写弊裤¹⁷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其所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说在宋人之解书，与梁人之读记也。故先王有郢书¹⁸，而后世多燕说¹⁹。夫不适国事²⁰而谋先王，皆归取度者也。
要是人与人之间怀着相互依赖的心态，就容易互相责备、彼此埋怨；如果怀着依靠自己的心态去做事，反而更容易把事情做好。所以即便是父子之间，有时也会产生埋怨和责怪，而雇主为了让雇工多干活，却会给他们准备丰盛的饭菜。这方面的阐释，在“说三”中文公讨伐宋国前先宣布宋君罪状、越王勾践讨伐吴国前先揭露吴王修筑如皇之台危害百姓的事例中有所体现。因此，齐桓公隐藏着对蔡国的恼怒，以攻打楚国为借口，最终灭掉了蔡国；吴起怀着让士兵伤愈后拼死作战的想法，亲自为士兵吮吸伤口。再说，那些颂扬先王的赋颂、铸刻在钟鼎上的铭文，都和赵武灵王在播吾山上刻下的大脚印、秦昭襄王在华山上刻的大棋局一样，都是虚假不实的。然而，前代帝王所追求的是利益，所需要借助的是民众的气力。晋文公运用修筑社坛时流传的谚语，是为了替自己辩解，同时鼓动百姓为他效力。允许学者随意瞎说，推行渺茫迂阔的先王之道，恐怕并不适合现在的社会。尽管如此，却又无法改变这种现状。这就像郑县人得到车扼后，反而误以为自己被人欺骗；掌管射飞禽的卫国人射不到鸟；卜子的妻子照着旧裤子的样子毁坏新裤子；还有年轻人侍奉年长的人喝酒时，机械地模仿别人的动作那样愚蠢。先王的言论，有些涉及的是小事，在当今社会却被理解成意义重大的事情；有些涉及的是大事，在当今社会却被理解成意义微小的事情，这是没有人能够真正弄明白的。相关的阐释可以在宋国人误解书意做了蠢事、梁国人读书读成呆子的事例中找到。所以先王的话，有时就像鄂人写信那样，晦涩难懂，而后人理解起来，大多像燕国人看信时那样胡乱解读。不符合国家政事需求，却非要去追求先王之道，全都像郑国人买鞋子时，不相信自己的脚，反而要回家去拿尺码那样荒唐。
此段深入探讨人性自为的基本特征及其治理意义。韩非认为，人与人之间基于利益的自为关系比相互责望更为可靠：父子尚会因利益冲突而怨怼，雇佣者却能为利益提供美食。文公先宣言、勾践称如皇，以及桓公借蔡怒而攻楚、吴起为士兵吮伤等典故，都说明善于利用臣民自为之心可达成治理目标。段中对先王圣贤的解读尤为深刻，所谓先王之道、钟鼎铭文，本质是追求利益、使用力量的实际考量。宋人解书、梁人读记及郢书燕说的典故，辛辣讽刺了后世学者拘泥先王言辞而不适应当前国事的迂腐。
△经四
经四
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¹士死之。是以功外于法²而赏加焉，则上不信得所利于下；名外于法而誉加焉，则士劝名³而不畜之于君。故中章、胥己仕⁴，而中牟⁵之民弃田圃⁶而随文学者⁷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痹⁸而不敢坏坐⁹，晋国之辞仕托者国之锤。此三士¹⁰者，言袭法则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则如令之民也，二君¹¹之礼太甚。若言离法¹²而行远功¹³，则绳外民也，二君有何礼之？礼之当亡。且居学之士¹⁴，国无事不用力，有难不被甲¹⁵，礼之则惰修耕战之功¹⁶；不礼则周主上之法。国安则尊显，危则为屈公之威，人主奚得¹⁷于居学之士哉？故明主论李疵视中山也。
利益在哪里，民众就会奔向哪里；宣扬什么样的好名声，士人就会为了它拼死奋斗。因此，如果对不符合法制的功劳给予赏赐，君主就无法从臣下那里获得真正的益处；如果对不符合法制的名声给予赞誉，士人就会一味追求虚名而不服从君主的统治。所以当中章、胥已做了官之后，中牟县的人就放弃了耕种田地，转而追随那些私学人士，人数占到了全县人口的一半；晋平公敬重叔向，即使坐着腿痛脚麻也不敢违背礼仪，晋国中辞去官职、脱离贵族依附，以便仿效叔向的人，占到了全国人口的一半。这三个人，如果他们的言论符合法制，那也不过是照着官府的法典说话；如果他们的行为合乎规范，那也不过是遵守法令的普通人，而两位君主对他们的礼遇却太过过分了。要是他们的言论背离法制，行为也没有什么功劳，那就是游离在法度之外的人，两位君主又为什么要敬重他们呢？敬重这样的人，国家必定会走向灭亡。况且那些隐居起来从事私学的人，国家没有战争时不耕田出力，国家遭遇危难时又不披甲上阵、奋勇杀敌。敬重这样的人，就会让那些守法的民众不再努力从事耕战；不敬重他们，他们又会危害君主的法制。国家安定的时候，他们就尊贵显赫；国家遭遇危难的时候，他们就像屈公那样畏惧退缩，君主从这些隐居私学的人身上能得到什么呢？所以英明的君主认同李疵对中山国君的看法。
此段集中批判游学之士脱离实际、不事耕战的社会危害。开篇点明利害：利益所在民归之，名声所彰士死之，若赏誉脱离法度框架，则臣民不再真正效忠君主。中章、胥己因文学而仕，致使中牟之民弃田圃者过半；平公虽痛不敢坏坐，却使晋国辞仕托身者众多。这些事例表明，过度礼遇言论不合法度、行为无益功利的人，会严重破坏耕战之本。段末以李疵视察中山国为鉴，指出明君应当认清这类学者本质：国家无事时不事生产，有难时不披甲上阵，尊显他们只会助长惰怠风气，赏罚必须严格依据实际贡献。
△经五
经五
《诗》曰：“不躬不亲，庶民不信。”傅说之以“无衣紫“，缓之以郑简、宋襄，责之以尊厚耕战。夫不明分¹，不责诚²，而以躬亲位下³，且为“下走睡卧“，与去“掩弊微服⁴“。孔丘不知，故称犹盂⁵；邹君⁶不知，故先自僇⁷。明主之道，如叔向赋猎⁸，与昭侯之奚听⁹也。
《诗经》里说：“君主如果不能以身作则，民众就不会相信他。”齐王的师傅用君主自己不穿紫色衣服，从而影响百姓也不穿紫衣的事例，说明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引用郑简公委任臣子处理事务而国家得以安定、宋襄公亲自参战却遭遇兵败的事例，来印证其中的得失，并根据重视耕战的观点进行批评。如果不明确君臣之间的名分，不要求臣下真心实意地为君主效力，反而要君主亲自出面管理臣下，那就会像齐景公不坐车却下车奔跑、魏昭王阅读竹简学习法令时昏昏欲睡，以及那些秘密巡视、微服出行的荒唐举动一样愚蠢。孔子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会说出君主像盂那样要亲自操劳的话；邹君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会做出先羞辱自己来博取民心的事情。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应该像叔向分配猎获物、韩昭侯听取意见那样，分清主次、各司其职。
此段围绕君臣职分与诚信之道展开。引诗“不躬不亲，庶民不信”并非主张君主事必躬亲，而是通过傅说谏无衣紫、郑简公与宋襄公等事例，说明君主应明确职分、崇尚实效。文中批评孔子不知而称犹盂、邹君不知而先自僇，意在指出君主若不明分责诚，仅以躬亲位下，反而陷入事务主义而失大体。叔向赋猎、昭侯奚听的典故，正面展示了明主如何通过明确职分、把握关键来实现有效治理。全段强调君主应当超越具体事务纠缠，以制度化的方式确立赏罚标准，使臣民各安其位、各尽其责。
△经六
经六
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说在文公之攻原与箕郑救饿也。是以吴起须¹故人而食，文侯会虞人而猎²。故明主表信³，如曾子杀彘⁴也。患在厉王击警鼓，与李悝谩⁵两和⁶也。
在小事上能够坚守信用，在大事上就能建立起可靠的信用，所以英明的君主会在遵守信用方面逐步积累自己的声望。如果赏罚不讲信用，那么禁令就无法推行下去。这方面的阐释，在“说六”中文公攻打原国、箕郑谈论救济饥荒的事例中有所体现。因此，吴起宁愿饿着肚子，也要按照约定等老朋友来一起吃饭；魏文侯宁愿冒着大风，也要遵守和虞人约定的打猎时间。所以英明的君主表明自己的信用，就要像曾子杀猪那样，说到做到、言出必行。不讲信用的祸患，体现在楚厉王酒醉后误击报警军鼓，以及李悝欺骗左右两军的事例中。
此段阐述诚信在治国理政中的基础作用。开篇点明小信成则大信立，强调君主必须通过点滴积累建立信用。文公攻原、箕郑救饿的故事，以及吴起待故人而食、文侯会虞人而猎的典故，展示了守信的具体成效。曾子杀彘的比喻进一步说明诚信须从细微处做起，即使对子女的承诺也不能轻忽。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厉王击警鼓的空设虚威、李悝谩两和的失信于军，这些反面事例警示君主，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虚设的诚信体系终将失效。全段通过正反对比，论证诚信不仅是道德要求，更是国家治理有效运转的根本保障。
△说一
说一
宓子贱治单父¹。有若见之曰：“子何臞²也？”宓子曰：“君不知齐不肖，使治单父，官事急，心忧之，故＃也。”有若曰：“昔者舜³鼓五弦、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今以单父之细⁴也，治之而忧，治天下将奈何乎？故有术而御之，身坐于庙堂之上，有处女子之色，无害于治；无术而御之，身虽瘁臞⁵，犹未益也。”
宓子贱治理单父的时候，有若见到他，问道：“你怎么变得这么瘦了？”宓子贱回答说：“君主不知道我没有才能，派我来治理单父，政务十分繁忙紧急，我心里充满了忧愁，所以人就瘦了。”有若说：“从前舜弹奏着五弦琴，唱着《南风》这首诗，就把天下治理得很好。现在单父只是这么一个小地方，治理起来却要如此忧愁，那要是治理天下该怎么办呢？所以，只要有正确的方法来统治国家，就算安闲地坐在朝廷里，面色红润如少女，也不会妨碍国家的治理；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就算身体劳累消瘦，也没有什么用处。”
此段以宓子贱治单父的故事开篇，揭示治理的根本在于术而非劳形。有若见宓子贱因官事紧急而消瘦，便以舜鼓五弦琴、歌南风而天下治为例，指出真正的治理者应当坐于庙堂之上，以道御物，而非陷于具体事务的忙碌。身体虽憔悴，若无术以御之，仍然无益。这段对话深刻体现了道家与法家共通的无为而治思想，强调君主或治理者应当把握根本原则与方法，而非事必躬亲。宓子贱的忧劳恰恰说明他尚未掌握真正的治理之术，有若的批评正是点明：高明的治理在于超脱具体纠缠，以简驭繁。
楚王谓田鸠¹曰：“墨子者，显学²也。其身体³则可，其言多而不辩⁴，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⁶。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郑人买其椟⁷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⁸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
楚王对田鸠说：“墨子是当今名声显赫的学者，他亲自去实践自己的学说，做得还不错，但他说的话大多没有文采，这是为什么呢？”田鸠回答说：“过去秦国君主把女儿嫁给晋国公子，让晋国为他的女儿准备好陪嫁的装饰，跟着陪嫁的衣着华丽的女子有七十人。到了晋国之后，晋国人喜欢那些陪嫁的媵妾，却看不起秦君的女儿。这可以说是善于嫁妾，却不能说是善于嫁女儿。楚国有一个人在郑国卖宝珠，他用木兰木做了一个装宝珠的匣子，用香料把匣子熏得香气扑鼻，用珠玉点缀，用红玉装饰，用翡翠连接起来。郑国人买走了他的匣子，却把宝珠还给了他。这可以说是善于卖匣子，却不能说是善于卖宝珠。现在社会上的言论，都说些华丽动听的话，君主只看重文采，却忽略了这些话是否有用。墨子的学说，是传扬古代圣王的治国方法，阐明圣人的言论，希望能广泛地告知天下人。如果他修饰自己的言辞，就担心人们会只留意文采，而忘记了言论的内在价值，最终造成因为文辞而损害实用的后果。这和楚国人卖宝珠、秦君嫁女儿是同一类情况，所以墨子的话很多，却不华丽动听。”
此段通过楚王与田鸠的对话，深入探讨言辞与实质的关系。楚王质疑墨子学说言多而不辩，田鸠以秦伯嫁女、楚人鬻珠两个经典寓言作答：秦伯嫁女时装饰媵妾过于华丽，导致晋人爱妾而贱女；楚人卖珠，木柜雕刻精美，结果郑人买椟还珠。这两个故事尖锐指出，过分追求文辞的华丽辩给，反而会使听者沉迷于形式而遗忘内容实质。墨子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其目的在宣告人、在实用，若刻意追求辩辞，则恐人以文害用。田鸠的回应确立了韩非学派重视实质、反对虚辞的基本立场。
墨子为木鸢¹，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墨子曰：“吾不如为车輗²者巧也。用咫尺之木³，不费一朝之事，而引⁴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今我为鸢，三年成，蜚一日而败。”惠子闻之曰：“墨子大巧，巧为輗，拙为鸢。”
墨子用木头制作了一只木鸢，花了三年时间才做成，结果只飞了一天就坏了。他的弟子说：“先生的手艺真是精巧，竟然能让木鸢飞起来。”墨子说：“我比不上那些制造车子的工匠手艺高超。他们用细小的木头，不到一天的功夫，就能做出能牵引三十石重量的车子，能走很远的路，能承受很大的力气，还能使用很多年。现在我做这只木鸢，花了三年才做成，却只飞了一天就坏了。”惠子听到这件事后说：“墨子真是太聪明了——他知道制造车子是精明的做法，制造木鸢是笨拙的举动。”
墨子制木鸢三年而成，飞一日即坏，弟子赞其巧，墨子却自认不如车輗工匠。车輗用短木、不费一朝之力，却能引三十石之重，致远经年。惠子评墨子巧于制輗而拙于制鸢，揭示实用功效高于奇异巧思的评判标准。
宋王与齐仇也，筑武宫，讴癸倡，行者止观，筑者不倦。王闻，召而赐之。对曰：“臣师射稽¹之讴又贤于癸。”王召射稽使之讴，行者不止，筑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筑者知倦，其讴不胜如癸美，何也？”对曰：“王试度其功。”癸四板²，射稽八板；擿³其坚，癸五寸，射稽二寸。
宋国国君和齐王作对，专门为习武练兵修建宫殿。讴癸唱起歌来，走路的人都会停下来观看，干活的工匠也不会感到疲劳。宋王听说这件事后，召见了讴癸，并赏赐了他。讴癸回答说：“我的老师射稽唱的歌，比我唱得还好。”宋王于是召见射稽，让他唱歌，但走路的人依然不停地往前走，干活的工匠也感到十分疲倦。宋王说：“走路的人不停下来，工匠也感到疲劳，射稽唱的歌不如你，这是为什么呢？”讴癸回答说：“大王可以检查一下我们两个人唱歌时的功效。”讴癸唱歌时，工匠们只筑了四板墙；射稽唱歌时，工匠们却筑了八板墙。再检查墙的坚固程度，讴癸唱歌时筑的墙，能往里打进去五寸；射稽唱歌时筑的墙，只能打进去两寸。
宋王筑武宫，讴癸唱歌使行者止观、筑者不倦，获赐。癸称师傅射稽更优，然射稽唱歌时行者不止、筑者知倦。王质疑，癸请以实效度量：癸唱时筑四板，射稽唱时筑八板；墙体坚固度癸处五寸，射稽处二寸。说明表面感染力不等于实际功效，真才实学需客观验证。
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¹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²也。
良药虽然苦口，但聪明人还是会鼓励自己喝下去，因为他知道喝下去之后能治好自己的病。忠言虽然逆耳，但英明的君主还是愿意听取，因为他知道听取忠言能帮助自己获得成功。
良药苦口智者饮之，因知能治病；忠言逆耳明主听之，因知可建功。强调理性超越感官好恶，智慧在于辨识长远利益而克制当下不适。劝谏君王勿以言辞顺耳为喜，当以实际功效为据。
△说二
说二
宋人有请为燕王以棘刺之端¹为母猴者，必三月斋，然后能观之。燕王因以三乘养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闻人主无十日不燕之斋。今知王不能久斋以观无用之器也，故以三月为期。凡刻削者²，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冶人³也，无以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问之，果妄，乃杀之。冶人又谓王曰：“计无度量，言谈之士多棘刺之说也。”
宋国有一个人，请求替燕王在棘刺的尖端雕刻猕猴，还让燕王一定要先斋戒三个月，才能观看。燕王于是用将近二十平方里土地的俸禄来供养他。右御属下的冶铁工匠对燕王说：“我听说君主没有连续十天不喝酒作乐的斋戒。现在这个人知道君主不能长时间斋戒去观看那件没有用处的东西，所以才定了三个月的期限。凡是需要刻削的东西，用来刻削它的工具一定比它更小。我是一个铁匠，没有办法为他制作这样的刻刀。那所谓的棘刺尖上的猕猴，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大王一定要仔细明察啊。”燕王于是把那个宋国人拘禁起来审问，那个宋国人果然是在弄虚作假，燕王随后就把他杀了。铁匠对燕王说：“计谋是没有固定标准来衡量的，那些进献计谋的人说的话，大多都是这种像在棘刺尖上雕刻猕猴之类的胡言乱语。”
宋人请为燕王以棘刺尖端刻母猴，要求三月斋戒方能观看。燕王以三乘养之。冶工指出：君主无十日不宴之斋，此人以三月为期恰因知王不能久斋；且刻削之器必小于所刻，棘刺尖端不容刀锋，必为妄言。王查证杀之。冶工警醒：天下谈士多如棘刺之说，需以度量衡之。
一曰：燕王征巧术之人，卫人诸以棘刺之端为母猴。燕王说之，养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试观客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观之，必半岁不入宫，不饮酒食肉，雨霁日出，视之晏阴之间，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见也。”燕王因养卫人，不能观其母猴。郑有台下之冶者谓燕王曰：“臣为削者也。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于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锋，难以治棘刺之端。王试观客之削，能与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谓卫人曰：“客为棘刺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观见之。”客曰：“臣请之舍取之。”因逃。
另一种说法是：燕王喜欢小巧玲珑的东西。有一个卫国人说：“我能在棘刺的尖端雕刻猕猴。”燕王非常高兴，用三十平方里土地的俸禄来供养他。燕王说：“我想看看你雕刻在棘刺尖上的猕猴。”卫国人说：“君王要想看到它，必须在半年内不进内宫住宿，不喝酒吃肉，在雨停日出、阴晴交替的时候观看，只有这样，才能看清楚我雕刻在棘刺尖上的猕猴。”燕王于是把这个卫国人供养起来，却始终不能看到他雕刻的猕猴。郑国有一个台下地方的铁匠对燕王说：“我是做削刀的人，所有细小的东西，都一定要用削刀来雕刻，被雕刻的东西肯定要比削刀大。现在的情况是，棘刺的尖端根本容纳不下削刀的刀锋，削刀的刀锋也难以刻削棘刺的顶端。大王不妨看看他的削刀，能不能在棘刺尖上雕刻东西，一看就清楚了。”燕王说：“好。”于是就对那个卫国人说：“你在棘刺尖上雕刻猕猴，用什么工具来刻削呢？”卫国人说：“用削刀。”燕王说：“我想看看你的削刀。”卫国人说：“请允许我去取我的削刀。”趁机就逃跑了。
异版故事：卫人请以棘刺刻猴，要求王半年不入宫、不饮酒食肉、雨霁日出时在明暗之间观看。郑国冶工指出任何微物必用更小的削刀雕刻，棘刺尖端容不下削锋。请王查看削刀，卫人假称回舍取刀而逃。两则皆讽刺方士利用君主无法验证的条件行骗，强调实证之要。
兒说，宋人，善辩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¹之辩者。乘白马而过关，则顾白马之赋。故籍之虚辞则能胜一国²，考实按形³不能谩于一人。
兒说是宋国人，是一位善于诡辩的学者。他曾经提出“白马不是马”的观点，说服了稷下的各位辩士。但当他骑着白马经过关口时，还是要按照规定缴纳白马税。所以，凭借虚浮的言辞，他可以说服一个国家的人；但考察实际情况时，他就连一个关口的官吏也欺骗不了。
兒说持白马非马之辩，能折服稷下辩士，然乘白马过关时仍须缴纳马税。虚辞可胜一国，按形考实则不能欺一人。直指辩士玩弄概念脱离实际，空谈无益于事。君主若惑于巧辩而弃实核，必受其蔽。
夫新砥砺杀矢，彀¹弩而射，虽冥而妄发²，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复其处，不可谓善射，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逄蒙不能必全者，有常仪的也；有度难而无度易也。有常仪的，则羿、逄蒙以五寸为巧；无常仪的，则以妄发而中秋毫为拙。故无度而应之，则辩士繁说³；设度而持之，虽知者犹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听说不应之以度，而说其辩，不度以功，誉其行而不入关。此人主所以长欺，而说者所以长养⁴也。
用刚磨好的锋利箭头，拉满弓弩发射出去，就算闭着眼睛胡乱发射，箭头也没有不射中细小东西的。然而，他不能再次射中原先的目标，就不能认为这个人善于射箭，因为没有固定的箭靶作为目标。设置一个直径五寸的箭靶，射程只有十步那么远，不是后羿、逢蒙这样的射箭高手，就不一定能全部射中，因为有了固定的箭靶作为目标。设靶射箭是困难的，无靶射箭是容易的。有固定的箭靶时，人们会把后羿、逢蒙射中五寸直径的靶心看作是精巧；没有固定的箭靶时，人们会把胡乱射中细小东西看作是笨拙。所以，如果没有固定的标准来衡量，辩士们就会用繁杂的言辞进行进说；如果设置了固定的标准来衡量，就算是非常有智慧的人，也会担心自己的言辞有失误，不敢随意乱说。现在君主听取言论时，不用固定的标准去衡量，只喜欢那些动听的言辞；不用实际功效去检验，只赞赏他们的行为，不管这些行为是否符合准则。这就是君主长期被欺骗，而游说的人长期被供养的原因。
新砺杀矢妄发虽能偶中毫末却不可复，因无常靶；设五寸的于十步外，羿、逄蒙能百中，因有常仪。有度则难者变易，无度则易者实难。君主听言当设功度以衡量，否则辩士繁说而长欺，君受欺而说者得养。
客有教燕王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学之，所使学者未及学而客死。王大怒，诛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诛学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诛无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无如其身，不能自使其无死，安能使王长生哉？
有一个想要教燕王学习长生不死道术的客人，燕王派人去跟着他学习。派去学习的人还没有学会，那个客人就先去世了。燕王非常恼怒，就杀了去学习的人。燕王不明白那个客人是在欺骗自己，反而责怪去学习的人太迟钝。相信没有根据的东西，却杀掉没有罪过的臣子，这就是不能明察事理带来的危害。况且，人们最看重的莫过于自己的生命，那个客人连自己都不能让自己长生不死，又怎么能让燕王长生呢？
客教燕王不死之术，王使人往学，学者未及学而客死。王怒杀学者。客不能自免于死，安能令王长生？信虚妄之物而诛无罪之臣，乃不察之患。听言当先察言者自身能否践行，连自身生死都无法掌控者，其术必伪。
郑人有相与争年者。一人曰：“吾与尧同年。”其一人曰：“我与黄帝之兄同年。”讼此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耳。
郑国有两个人，相互争论年龄的大小。一个人说：“我和唐尧同岁。”另一个人说：“我和黄帝的哥哥同岁。”两个人为此争执不休，最后只能把先停止争辩的人当作胜利者。
郑人争年，一人称与尧同年，另一人称与黄帝之兄同年，讼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讽刺空谈无据的争论全无意义，胜负仅取决于谁先词穷或更顽固。喻辩士之争往往虚妄无实，胜负无关真理。
客有为周君画筴者，三年而成。君观之，与髹筴者同状¹。周君大怒。画筴者曰：“筑十版之墙，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时加之其上而观。”周君为之，望见其状，尽成龙蛇禽兽车马²，万物状备具³。周君大悦。此筴之功非不微难⁴也，然其用与素髹筴同。
有一个为周君画竹简的客人，花了三年时间才画完。周君前去观看，发现竹简和刷过漆的竹简没什么两样，非常生气。画竹简的人说：“筑一道十板高的墙，在墙上凿一个八尺大的窗户，等到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把竹简放在窗户上对着阳光看。”周君按照他的话做了，果然看到竹简上画的各种形状，有龙、蛇、飞禽、走兽、车马等，世间万物的形状都齐全了，周君非常高兴。画这竹简的技艺并不是不微妙、不难能可贵，但它的用途和没有画花纹、只用漆刷过的竹简完全一样。
客为周君画筴，三年而成，外观与普通漆筴无异。周君怒，客请筑墙凿窗于日出时观之，乃见龙蛇禽兽车马万状毕备。周君大悦。然此筴之功虽精微奇巧，实际用途与素漆筴相同。讽刺过度追求巧技而忽略实用价值。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¹最难。”“孰易者？”曰：“鬼魅²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³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有一个替齐王画画的客人，齐王问他：“画什么最难？”客人回答说：“画狗和马最难。”齐王又问：“画什么最容易？”客人回答说：“画鬼怪最容易。”狗和马是人人都熟悉的东西，经常出现在人们眼前，稍微画得不像，人们就会看出来，所以难画；鬼怪是没有形状的东西，从来没有出现在人们眼前，没有人知道它真正的样子，所以容易画。
齐王问画者何者最难、最易。答：犬马最难，鬼魅最易。犬马人所共知，朝夕在眼前，稍有不似即被识破；鬼魅无形，无人见过，任意涂画皆可。喻治国理政：虚辞空论易作，实功真效难成。君主若喜易而畏难，必被虚言所欺。
齐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谷见之，曰：“谷闻先生之义，不恃仰¹人而食，今谷有巨瓠²之道，坚如石，厚而无窍³，献之。”仲曰：“夫瓠所贵者，谓其可以盛⁵也。今厚而无窍，则不可以剖⁴以盛物；而任重⁶如坚石，则不可以剖而以斟⁷。吾无以瓠为也。”曰：“然，谷将弃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无益人之国，亦坚瓠之类也。
齐国有一个隐士叫田仲，宋国人屈谷见到他，说：“我听说您非常有骨气，不依靠别人养活自己。现在我有一个大葫芦，坚硬得像石头一样，厚实得没有一点空隙，我把它献给您。”田仲说：“葫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可以用来装东西。现在这个葫芦厚实得没有空隙，就不能剖开用来装东西；它坚硬得像石头，就不能剖开用来斟酒。我拿这个葫芦，一点用处也没有。”屈谷说：“您说得对，我准备把它扔了。”现在田仲不依靠别人养活自己，同时对国家也没有任何用处，和这个坚硬的实心葫芦是同一类东西。
田仲不恃仰人而食，屈谷献坚如石、厚而无窍之巨瓠。田仲谓瓠贵在能盛物，此瓠不可剖以盛，亦不可斟，无用。屈谷言田仲不仰人食却无益于国，正如坚瓠。讽刺隐士自命清高却对社会毫无贡献，其不依赖人实为逃避责任。
虞庆为屋，谓匠人¹曰：“屋太尊。”匠人对曰：“此新屋也，涂濡²而椽生。”虞庆曰：“不然。夫濡涂重而生椽挠³，以挠椽任重涂，此宜⁴卑。更日久，则涂干而椽燥。涂干则轻，椽燥则直，以直椽任轻涂，此益尊。”匠人诎⁵，为之而屋坏。
赵国人虞卿要建造房子，对工匠说：“房顶建得太高了。”工匠回答说：“这是新房子，泥巴是潮湿的，椽木也没有干透。”虞卿说：“你说得不对。潮湿的泥巴重量大，没有干透的椽木形状是弯曲的，用弯曲的椽木承受沉重的潮湿泥巴，房顶应该建得低一些才对。过很长一段时间，泥巴会变干，椽木也会变干。泥巴干了就会变轻，椽木干了就会变直，用变直的椽木承受变轻的泥巴，房顶就会慢慢变高。”工匠没有话可以反驳，就按照虞卿的话建造房子，结果房子最终坍塌了。
虞庆建房谓屋太尊，匠人言新屋涂濡椽生会下沉。虞庆反驳：湿泥重而生椽软，软椽承重应更低矮；日久泥干变轻、椽干变直，直椽承轻涂反会更高。匠人屈从，屋坏。虞庆逻辑脱离实际动态过程，暴露空谈误事。
一曰：虞庆将为屋，匠人曰：“材生而涂濡。夫材生则桡¹，涂濡则重，以桡任重，今虽成，久必坏。”虞庆曰：“材干则直，涂干则轻。今诚²得干，日以轻直，虽久必不坏。”匠人诎，作之成，有间，屋果坏。
另一种说法是：虞庆打算建造房子，工匠说：“木材没有干透，泥巴是潮湿的。木材没干透就会弯曲，泥巴潮湿就会重量大，用弯曲的木材承受重量大的泥巴，现在就算建成了，时间一长，必然会坍塌。”虞庆说：“木材干了就会变直，泥巴干了就会变轻。现在的情况是，木材和泥巴如果真的变干，就会一天比一天变直、变轻，就算经过很长时间，房子也一定不会坍塌。”工匠没有话可以反驳，就把房子建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房子果然坍塌了。
另一版本：匠人直言材生则桡、涂濡则重，以桡任重虽成必坏。虞庆称材干则直、涂干则轻，日以轻直必不坏。匠人屈从，屋果坏。两则皆批辩士以文辞胜而违事理，君主悦其辩而不察其实，导致败亡。
范且曰：“弓之折，必于其尽也，不于其始也。夫工人张弓¹也，伏檠²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机，是节³之其始而暴⁴之其尽也，焉得⁵无折？且张弓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机，是暴之其始而节之其尽也。”工人穷也，为之，弓折。
范睢说：“弓折断的时候，一定是在制作的最后阶段，而不是在制作的开始阶段。工匠制作弓的时候，把弓放在校正器具上校正三十天，然后装上弓弦，却在一天之内就把箭发射出去了。这是开始校正时很缓慢，最后使用时却很急促，弓怎么会不折断呢？我范睢制作弓就不是这样：用校正工具校正一天，随即装上弓弦，装上弓弦三十天后才把箭发射出去，这就是开始的时候粗率一些，最后使用时有所节制。”工匠没有话可以反驳，就按照范睢的话去做，结果弓折断了。
范且论弓折：通常伏檠三十日再上弦、一日发机，是始节而终暴，故折；主张伏檠一日上弦、三十日发机，即始暴而终节。工人依言做，弓折。范且颠倒弛张时序，违背材料力学规律，徒以巧辩取胜。
范且、虞庆之言，皆文辩辞胜而反事之情。人主说而不禁，此所以败也。夫不谋治强之功，而艳¹乎辩说文丽之声，是却²有术之士³而任⁴“坏屋“、“折弓“也。故人主之于国事也，皆不达⁵乎工匠之构屋⁶张弓也。然而士穷乎范且、虞庆者，为虚辞⁷，其无用而胜，实事，其无易⁸而穷也。人主多无用之辩，而少无易之言，此所以乱也。今世之为范且、虞庆者不辍⁹，而人主说之不止，是贵“败“、“折“之类，而以知术之人为工匠也。工匠不得施其技巧，故坏屋折弓；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术¹⁰，故国乱而主危。
范睢、虞庆的言论，都能说得华丽动听、引人入胜，但却违背了实际情况。君主喜欢这类言论而不加以禁止，这就是事情失败、国家败坏的根源。不追求治国强兵的实际功效，却羡慕那些华丽动听的诡辩之词，这就是排斥有法术的人，而采纳那些会导致房屋坍塌、弓箭折断之类的胡说八道。所以君主处理国家事务时，始终不能明白工匠建造房屋和制作弓箭的道理。然而，有法术的人之所以被范睢、虞庆这类人所困窘，是因为他们说起虚浮的话来，虽然毫无用处，却能赢得争论；做起实际的事情来，虽然不可改变，却会遭遇失败。君主看重毫无用处的诡辩，轻视不可改变的实际道理，这就是国家危乱的原因。现在像范睢、虞庆这样的人还在不断出现，而君主仍然欣赏他们，这就是尊重那些会导致房屋坍塌、弓箭折断的议论，而把懂得法术的人当作只能被动听从安排的工匠。工匠不能施展自己的技艺，就会出现房屋坍塌、弓箭折断的结果；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不能推行自己的方略，国家就会混乱，君主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范且、虞庆之言文辩辞胜而反于事之情，君主悦而不禁，此致败之由。不谋治强之功，而艳羡辩说文丽之声，是摒弃有术之士而任用坏屋折弓之徒。人主于国事不如工匠之通达，却为空虚之辞所胜。今世此类辩士不绝而君主悦之不止，是以败折为贵，使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术，故国乱主危。
夫婴兒相与戏也，以尘为饭，以涂为羹，以木为胾，然至日晚必归饷者，尘饭涂羹可以戏而不可食也。夫称¹上古之传颂，辩而不悫²，道³先王仁义而不能正国者，此亦可以戏而不可以为治也。夫慕⁴仁义而弱乱者，三晋⁵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毕也。
小孩子在一起做游戏时，把尘土当作饭食，把泥巴当作肉汁，把木头当作肉块。但他们到了晚上，一定要回家吃真正的饭，因为泥巴做的饭菜只能用来玩耍，不能真正用来充饥。称说上古时期传颂的事情，虽然动听却不真实；称道先王的仁义道德，却不能让国家走上正确的道路，这种情况也只能用来做游戏，不能真正用来治理国家。因为追求仁义而导致国家衰弱混乱的，韩国、赵国、魏国就是例子；不追求仁义而把国家治理得强盛的，秦国就是例子。然而秦国到现在还没有称帝，只是因为它的治理还不够完善。
婴儿以尘为饭、涂为羹、木为胾嬉戏，天黑必回家吃饭，因尘饭涂羹不可食。比喻上古传颂虽辩丽却不诚，称道先王仁义却不能正国，如同游戏而非治国之道。指出慕仁义导致弱乱的有三晋，不慕而治强的有秦，秦未称帝只因治功未毕。核心批判空言仁义无益于富强实效。
△说三
说三
人为婴兒也，父母养之简，子长人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¹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²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夫卖庸而播耕³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钱布而求易者，非爱庸客⁴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⁵者熟耘⁶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⁷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此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心调于用⁸者，皆挟自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⁹，以利之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
人在婴儿时期，如果父母对他的抚养不够用心，等儿子长大以后，就会埋怨父母；儿子长大成人后，如果对父母的供养十分微薄，父母就会怒责儿子。父子是最亲近的骨肉亲人，但有时会怒责，有时会埋怨，都是因为怀着相互依赖的心理，却又认为对方没有周到地照顾自己。雇主雇佣工人来播种耕耘，主人花费自家的钱财准备丰盛的饭菜，挑选布币兑换钱币来支付报酬，并不是因为喜欢雇工，而是认为这样做，耕地的人才会把地耕得更深，锄草的人才会把草锄得更干净。雇工卖力地快速耘田、耕田，用尽技巧整理田埂，目的并不是爱护主人，而是认为这样做，才能吃到更丰美的饭菜，更容易拿到报酬。主人这样供养雇工、爱惜他们的劳力，有着父子之间那样的恩惠，而雇工专心致志地工作，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算。所以人们办事、给别人好处，如果从对别人有利的角度出发，那么即使是关系疏远的人，也容易和睦相处；如果从对别人有害的角度出发，那么即使是父子之间，也会彼此分离、相互埋怨。
父母养育子女简薄，子女成人后怨恨；子女供养父母微薄，父母愤怒责备。父子至亲尚且因相互要求而抱怨，说明人皆挟自为心。主人厚待庸客并非出于爱，而是为求深耕细耘；庸客尽力耕作并非爱主人，而是为得好饭好酬。此即自为心驱动下利益相合则和、相害则离的道理。韩非以此论证人性自利，治国当因势利导而非依赖仁义。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¹曰：“吾闻宋君无道，蔑侮²长老，分财不中，教令不信，余来为民诛之。”
晋文公要讨伐宋国，事先公开宣布说：“我听说宋君昏庸无道，轻视、侮辱德高望重的人，分配财产不公平，颁布的教诲和命令也不守信用。我前来这里，是为了替百姓清除祸害。”
越伐吴，乃先宣言曰：“我闻吴王筑如皇之台，掘渊泉之池，罢苦¹百姓，煎靡²财货，以尽民力，余来为民诛之。”
越国要讨伐吴国，事先公开宣布说：“我听说吴王修筑如皇台观，挖掘深池，让百姓疲惫困苦，耗费大量的财物，耗尽百姓的人力。我前来这里，是为了替百姓清除祸害。”
蔡女为桓公妻，桓公与之乘舟，夫人荡舟¹，桓公大惧，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复召之，因复更嫁之。桓公大怒，将伐蔡。仲父谏²曰：“夫以寝席之戏，不足以伐人之国，功业不可冀³也，请无以此为稽⁴也。”桓公不听。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⁵不贡⁶于天子三年矣，君不如举兵为天子伐楚。楚服，因还袭蔡，曰：'余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听从'，遂灭之。此义于名而利于实，故必有为天子诛之名，而有报仇之实。”
蔡侯的女儿是齐桓公的夫人。有一次，齐桓公和夫人一起坐船，夫人摇晃小船，齐桓公非常害怕，制止她，但她却没有停下来。齐桓公十分愤怒，就把她休弃了。后来，齐桓公想把她接回来，蔡国却已经把她改嫁了。齐桓公非常气愤，准备讨伐蔡国。管仲劝谏说：“为了夫妻之间的一个玩笑，不值得去讨伐别人的国家。既然不能指望通过这件事建立什么功业，就请大王不要计较这件事了。”齐桓公没有听从管仲的劝谏。管仲又说：“如果大王一定要讨伐的话，楚国已经有三年没有向周王朝进贡菁茅了，大王不如出兵替天子讨伐楚国。楚国顺服之后，再回兵袭击蔡国，就说‘我替天子讨伐楚国，而你们蔡国却不率领军队前来协助’，然后就灭掉蔡国。这样做，在名义上是正义的，在实际上是有利的，既能得到替天子讨伐的名义，又能达到报仇的效果。”
蔡女荡舟惊桓公，被怒而出之，后又改嫁。桓公怒而欲伐蔡，管仲劝谏以床笫之戏不足以伐国。桓公不听，管仲建议借为天子伐楚之名，楚服后回师灭蔡，理由为蔡不派兵随从。此计义于名而利于实，说明政治行动需有正当名义，以义名包装实利，方能成事。
吴起为魏将而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吴起跪而自吮其脓。伤者之母立而泣，人问曰：“将军于若子如是，尚何为而泣？”对曰：“吴起吮其父之创而父死，今是子又将死也，今吾是以泣。”
吴起担任魏国将领，攻打中山国。士兵中有一个人得了毒疮，吴起跪着亲自为他吸掉伤口里的脓血。这个士兵的母亲立刻哭了起来，有人问道：“将军这样对待你的儿子，你还有什么可哭的呢？”这位母亲回答说：“吴起曾经为我儿子的父亲吸过伤口，他的父亲为了报答将军的恩情，奋勇作战，最终战死了；现在我的儿子也会像他父亲一样，奋勇作战而死，我就是因为这个才哭的。”
赵主父令工施钩梯¹而缘²播吾³，刻疏人迹⁴其上，广⁵三尺，长五尺，而勒⁶之曰：“主父常游于此。”
赵武灵王命令工匠用钩梯攀登播吾山，在山上刻上脚印，宽三尺，长五尺，并刻上字说：“主父曾在此游玩。”
秦昭王令工施钩梯而上华山，以松柏之心¹为博²，箭³长八尺，棋长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尝与天神博于此矣。”
秦昭王吩咐工匠们用钩梯攀登华山，随后用松柏的树心制作了一副棋盘，棋盘是用银子打造的，长八尺，棋子则长八寸，工匠们还在上面刻了一行字：“昭王曾在这里与天神对弈。”
文公反国至河，令笾豆¹捐之，席蓐²捐之，手足胼胝³，面目黧黑⁴者后之。咎犯⁵闻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⁶二十年，乃今得反国。咎犯闻之，不喜而哭，意⁷不欲寡人反国耶？”犯对曰：“笾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卧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劳有功者也，而君后之。今臣有与在后，中不胜其哀。故哭。且臣为君行诈伪以反国者众矣。臣尚自恶也，而况于君。”再拜而辞。文公止之曰：“谚曰：'筑社者⁸攐撅而置之，端冕⁹而祀¹⁰之。'今子与我取之，而不与我治之，与我置之，而不与我祀之焉。”乃解左骖而盟于河。
晋文公返回晋国，抵达黄河岸边时，下令把流亡期间使用过的旧食物器具、睡觉用的席子被褥全都扔掉，还让那些手脚磨出老茧、脸色黝黑的随从退到队伍后面。狐偃听到这个命令后，在夜里哭了起来。晋文公问道：“我流亡在外二十年，如今终于能回到国都，你听到消息不仅不高兴，反而哭了，难道是不想让我回国吗？”狐偃回答说：“笾豆是用来盛放食物的，席蓐是用来睡觉的，您却把它们丢弃；手脚有老茧、脸色黝黑的人，都是为您操劳有功的人，您却让他们退到后面。现在我恐怕也会被归到这类人里，心中满是难以言说的悲痛，所以才哭。况且我为了让您顺利返回，多次使用过欺诈的手段，我自己都厌恶这样的自己，更何况是您呢？”说完，他拜了两拜就要告辞。晋文公连忙阻止他说：“俗话说：‘修筑土地神坛的人，先撩起衣服树立社神，然后再穿上礼服、戴上礼帽去祭祀。’如今你帮我夺回了国家，却不肯和我一起治理，就好比帮我树立了社神，却不和我一同祭祀一样，这怎么能行呢？”说完，晋文公解下马车左边的马，把它沉到黄河里，对着河神发誓，要和狐偃共掌国家。
文公返国，令弃笾豆席蓐，劳苦者后行。咎犯夜哭，因自认为曾行诈伪助文公归国，属劳苦有功却将被后置，且自恶其诈。文公以筑社者先攐撅后端冕为喻，取之与治之不同，遂解左骖盟于河。文公善纳谏，咎犯坦诚诈伪，君臣以功利盟约而非仁义相维系。
郑县人卜子使其妻为裤，其妻问曰：“今裤何如？”夫曰：“象吾故裤。”妻子因毁新令如故裤。
郑县有个叫卜子的人，让他的妻子做一条裤子。他的妻子问他：“这条新裤子要做成什么样的？”卜子回答说：“就像我的旧裤子那样。”他的妻子于是就把新裤子故意弄破，让它看起来和旧裤子一样。
郑县人有得车轭¹者，而不知其名，问人曰：“此何种²也？”对曰：“此车轭也。”俄又复得一，问人曰：“此何种也？”对曰：“此车轭也。”问者大怒曰：“曩者曰车轭，今又曰车轭，是何众也？此女欺我也！“遂与之斗。
郑县有个人得到了一辆车，却不知道它的名字，就问身边的人：“这是什么东西？”有人回答他：“这是车辆。”没过多久，他又得到一个车轭，再次问别人：“这是什么？”对方回答说：“这是车轭。”这个人非常生气地说：“刚才你说这是车辆，现在又说是车轭，车轭怎么会有这么多种？你分明是在欺骗我！”说完就和回答他的人打了起来。
郑县人两次得车轭，问人皆答车轭，因名称相同而怒骂对方欺己，遂斗。讽刺愚人不解事物名称本有类别，反以重复为欺。喻固执己见、不辨常理者易生无谓之争，亦批评辩士纠缠名实而忽视实际。
卫人有佐弋¹者，鸟至，因先以其裷²麾之，鸟惊而不射也。
卫国有一个负责射猎飞禽的小官吏，当有鸟落下来时，他先拿头巾向鸟挥动，结果鸟被吓得飞走了，他根本没能射中。
郑县人卜子妻之市，买鳖以归。过颍水¹，以为渴也，因纵而饮之，遂亡其鳖。
郑县人卜子的妻子到集市上买了一只甲鱼，回家路过颖河时，觉得甲鱼可能渴了，就把它放进河里喝水，最后就这样弄丢了自己买的甲鱼。
夫少者侍¹长者饮，长者饮，亦自饮也。
年轻人侍奉年长的人喝酒，年长的人喝酒时，年轻人自己也跟着喝。
一曰：鲁人有自喜者，见长年饮酒不能釂¹则唾之，亦效²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见长者饮无余，非堪酒饮也，而欲尽之。
还有一种说法是：鲁国有个自认为高明的人，看到年长的人没能喝完杯中的酒，反而吐了出来，他也跟着模仿着吐了起来。另一种说法是：宋国有个年轻人也想装作高明的样子，看到年长的人喝酒时一饮而尽，即使自己不会喝酒，也硬要学着一饮而尽。
书曰：“绅之束之¹。”宋人有治者²，因重带自绅束也。人曰：“是何也？”对曰：“书言之，固然。”
古书上记载着“反复约束自己”这句话。宋国有个研究这部书的人，就用层层叠叠的带子把自己捆绑起来。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说：“书上是这么写的，我当然要照着做。”
书曰：“既雕既琢，还归其朴¹。”梁人有治者，动作言学，举事于文，曰：“难之。”顾²失其实。人曰：“是何也？”对曰：“书言之，固然。”
古书上有“又雕又琢，还原它的本来面目”的说法。魏国有个研究这部书的人，一言一行都刻意模仿这句话，做任何事都过分讲究修饰，还感慨道：“这真是太难了。”结果反而失去了自己原本的样子。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呢？”他回答说：“书上是这么写的，我当然要照着做。”
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¹，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而误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国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²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说，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学者，多似此类。
郢地有个人给燕国的国相写信，晚上写信的时候，烛火不太亮，他就对拿蜡烛的人说：“把蜡烛举高些。”嘴里说着“举烛”，写信时不小心把这两个字也写进了信里。“举烛”这两个字，并不是这封信本来要表达的意思。燕相收到信后，却曲解道：“举烛，就是崇尚光明的意思；所谓崇尚光明，就是要选拔有才能的人并任用他们。”燕相把这个解读告诉了燕王，燕王非常高兴，燕国也因此治理得很好。国家虽然治理好了，但这并不是写信人原本的意思。当代那些被提拔的学者，大多都是像燕相这样曲解原意的人。
郢人误书举烛，燕相解为尚明举贤，白王而行，国治。然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学者多似此类。韩非尖锐指出：后世经生穿凿附会，虽偶得善果，实曲解原意。治学当求本义，不可随意引申。
郑人有且置履¹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²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
郑国有个打算买鞋子的人，先自己量好了脚的尺码，然后把尺码放在了座位上，等到他去集市的时候，却忘了带上尺码。他已经挑好了鞋子，才突然想起：“我忘记拿尺码了。”于是就返回家里去取尺码。等他再次回到集市时，集市已经散了，最终没能买到鞋子。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脚去试试鞋子呢？”他说：“我宁愿相信我量好的尺码，也不相信自己的脚。”
郑人买履，先自度足，至市忘持度，宁信度不信足。讽刺拘泥教条而不知变通，以死尺度否定活事实。喻治国者若固守先王旧法而不顾当前实际，必如郑人买履般荒唐。此乃韩非反先王之法的经典寓言。
△说四
说四
王登为中牟令¹，上言于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²，其学甚博，君何不举之？”主曰：“子见之，我将为中大夫。”相室³谏曰：“中大夫，晋重列也。今无功而受，非晋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邪！“襄主曰：“我取登⁴，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绝无已也。”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⁵、卖宅圃⁶而随文学者，邑之半。
王登担任中牟县县令时，向赵襄子进言说：“中牟有两位文士，名叫中章和胥己，他们的品行端正，学识也十分渊博，您为什么不提拔任用他们呢？”赵襄子说：“你让他们来见我，我会任命他们为中大夫。”赵襄子的家臣头目劝阻他说：“中大夫是晋国的重要官职，现在他们没有立下任何功劳，却要接受这么高的职位和权力，这不符合晋国提拔大臣的原则。您恐怕也只是听说了他们的名声，没有亲眼看到他们的实际才干吧！”赵襄子说：“我任用王登，就是既听过他的名声，也见过他的才干；王登选拔的人，还要我再亲自去考察，这样一来，亲自考察就永远没有尽头了。”王登在一天之内就让中章和胥己见到了赵襄子，两人被任命为中大夫，还被授予了土地和房屋。中牟县的百姓听说后，纷纷放弃了耕田除草的农活，卖掉自己的住宅和菜园，去追随那些讲授私学的文士，这样的人占到了当地人口的一半。
王登荐中章、胥己，襄主立为中大夫。相室谏无功受禄，襄主谓已耳目王登，王登又耳目所荐，若求亲自耳目则无已时。一日授二人田宅，中牟半数人弃耕从学。讽刺以虚名取士引发投机风气，众人不事生产而趋文学，必致国力空虚。韩非以此警示重虚名之害。
叔向御坐¹平公请事，公腓²痛足痹³转筋⁴而不敢坏坐。晋国闻之，皆曰：“叔向贤者，平公礼之，转筋而不敢坏坐。”晋国之辞仕托，慕叔向者国之锤矣。
叔向在晋平公身边陪坐，平公和他商量国家大事时，即使腿抽筋发麻，也不敢坐得歪斜。晋国人听说这件事后，都说：“叔向是个贤能的人，晋平公对他十分敬重，以至于抽筋了都不敢坐得不端正。”晋国那些辞去官职、不再依附贵族，转而效仿叔向的人，一时间占到了全国人口的一半。
郑县人有屈公者，闻敌，恐，因死；恐已，因生。
郑县有个叫屈公的人，听到敌人要来的消息，吓得当场昏死过去；等恐惧的情绪慢慢消退后，他又苏醒了过来。
赵主父使李疵视中山可攻不也。还报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将后齐、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对曰：“其君见好岩穴之士¹，所倾盖²与车以见穷闾陋巷³之士以十数，伉礼⁴下布衣之士⁵以百数矣。”君曰：“以子言论，是贤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显⁶岩穴之士而朝之，则战士怠于行阵⁷；上尊学者，下士居朝，则农夫惰于田。战士怠于行阵者，则兵弱也；农夫惰于田者，则国贫也。兵弱于敌，国贫于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举兵而伐中山，遂灭也。
赵武灵王派李疵去察看中山国是否可以攻打。李疵回来后报告说：“中山国可以攻打。您如果不尽快出兵，恐怕会被齐国和燕国抢先一步。”赵武灵王问：“你根据什么说可以攻打中山国？”李疵回答说：“中山国的国君亲近那些隐居的人，他亲自驾车去拜访他们，还和他们同乘一车，以此来彰显那些住在小巷里的读书人的名声，这样的人能数出十来个。他用平等的礼节对待那些没有做官的读书人，这样的人能数出上百个。”赵武灵王说：“按照你说的，中山国的国君是个贤明的君主，怎么可以攻打呢？”李疵说：“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国君喜欢彰显隐士，让他们参与朝会，那么士兵们打仗时就会懈怠；国君尊重读书人，让文士身居朝廷高位，那么农夫就会懒得耕种。士兵打仗懈怠，兵力就会削弱；农夫懒得耕种，国家就会贫穷。兵力比敌人弱小，国内又贫穷，这样的国家不灭亡，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攻打中山国，难道不是可行的吗？”赵武灵王说：“你说得很对。”于是就出兵攻打中山国，不久后就灭亡了它。
赵主父派李疵侦察中山是否可攻。李疵报称可伐，因中山君礼遇岩穴之士、隆礼下士者甚众。主父疑为贤君，李疵指出：尊崇学者则战士怠、农夫惰，导致兵弱国贫，不亡何待。主父遂灭中山。韩非揭示礼贤下士虚名实则削弱国力，与耕战立国根本相悖。
△说五
说五
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¹不得一紫。桓公患²之，谓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贵甚，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试勿衣紫也？谓左右曰：'吾甚恶紫之臭。'于是左右适有衣紫而进者，公必曰：'少却，吾恶紫臭。'“公曰：“诺。”于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国中莫衣紫；三日，境内莫衣紫也。
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全国的人就都跟着穿紫色的衣服。在那个时候，五匹素色的布还换不到一匹紫色的布。齐桓公对此感到十分担忧，就对管仲说：“我喜欢穿紫色的衣服，结果紫色的衣服变得特别贵，全国百姓都跟着穿紫衣，而且越来越盛行，根本停不下来，我该怎么办呢？”管仲说：“君王想要制止这种风气，为什么不试着自己不再穿紫色的衣服呢？您可以对身边的侍从说：‘我特别讨厌紫色衣服的气味。’如果这时候有侍从穿着紫色衣服来拜见您，您一定要说：‘请稍微退后一点，我讨厌紫色衣服的气味。’”齐桓公说：“好，我就照你说的做。”就在这一天，齐桓公身边的侍从没有一个人再穿紫色衣服；到了第二天，国都里没有一个人穿紫色衣服；到了第三天，整个齐国境内都没有人再穿紫色衣服了。
齐桓公好服紫，全国效仿，紫价昂贵。管仲建议桓公先表示厌恶紫臭，并让左右穿紫者退避。于是三日之内境内无人穿紫。说明上行下效，君主好恶直接影响民俗，但需以身作则并巧妙引导，而非强行禁止。
一曰：齐王好衣紫，齐人皆好也。齐国五素不得一紫。齐王患紫贵，傅说王曰：“《诗》云：'不躬不亲，庶民不信。'今王欲民无衣紫者，王请自解紫衣而朝，群臣有紫衣进者，曰：'益远！寡人恶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国中莫衣紫；是岁也，境内莫衣紫。
还有一种说法是：齐王喜欢穿紫色的衣服，齐国人就都跟着穿紫色的衣服，当时齐国五匹素布都换不到一匹紫布，齐王担心紫布的价格太高。太傅规劝齐王说：“《诗经》里说：‘君主不以身作则，民众就不会相信他。’现在大王想要让民众不再穿紫色衣服，就请您先脱下紫色衣服去上朝。如果有大臣穿着紫色衣服来拜见您，您就说：‘再离我远一些，我讨厌那种气味。’”就在这一天，侍从们再也没有穿紫色衣服的；这个月，国都里再也没有穿紫色衣服的；这一年，整个齐国境内再也没有穿紫色衣服的。
异版：齐王好紫，紫贵。傅说引诗“不躬不亲，庶民不信”，劝王自解紫衣并令群臣穿紫者退远。结果一月内国中无穿紫者。强调君主躬身示范的感召力，与上则同旨。
郑简公谓子产曰：“国小，迫于荆、晋之间。今城郭不完，兵甲¹不备，不可以待²不虞³。”子产曰：“臣闭其外也已远矣，而守其内也已固矣，虽国小，犹不危之也。君其勿忧。”是以没简公身无患。
郑简公对子产说：“郑国是个小国，又夹在楚国和晋国中间。现在内城和外城都不完整，兵器和铠甲也不齐全，根本无法应对突发的变故。”子产说：“我对外已经防守得足够严密，对内也防卫得足够牢固，虽然国家不大，但我并不认为会有什么危险。请您不必为这件事担心。”因此，一直到郑简公去世，郑国都没有遭遇过祸患。
郑简公忧国小迫于荆晋，城郭兵甲不备。子产称外已闭、内已固，虽小不危。简公终其身无患。体现子产治国以固内为本，不务外饰，自信而能安邦。
一曰：子产相郑，简公谓子产曰：“饮酒不乐也。俎豆¹不大，钟鼓竽瑟²不鸣，寡人之事不一，国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战³不辑睦⁴，亦子之罪。子有职，寡人亦有职，各守其职。”子产退而为政五年，国无盗贼，道不拾遗，桃枣廕于街者莫有援⁵也，锥刀⁶遗道三日可反。三年不变，民无饥也。
还有一种说法是：子产担任郑国的国相时，郑简公对子产说：“我喝酒都不能尽兴，放祭品的器具不够大，钟鼓和竿瑟的声音不够响亮，我的事务不能专心处理，国家不安定，百姓不太平，从事耕战的人也不能和睦相处，这些都算是你的过失。你有你的职责，我有我的职责，我们各自管好自己的事就好。”子产下朝后，经过五年的治理，郑国国内没有了盗贼，路上丢失的东西也没有人去捡，桃树和枣树的果实长满枝头，遮蔽了街道，也没有人伸手去摘；锥子和刀子丢在路上，三天内就会有人送回来，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年都没有改变，百姓也没有挨饿的。
异版：子产相郑，简公指责其治下饮酒不乐、耕战不睦。子产退而施政五年，国无盗贼，道不拾遗，桃枣荫街无人摘，锥刀遗道三日可返。强调各守其职、务实治绩的功效。
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济，右司马购强趋¹而谏曰：“楚人众而宋人寡，请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击之，必败。”襄公曰：“寡人闻君子曰：'不重伤，不擒²二毛³，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厄。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济而击之，害义。请使楚人毕涉成阵而后鼓士进之。”右司马曰：“君不爱宋民，腹心⁴不完，特为义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阵矣，公乃鼓之。宋人大败，公伤股⁵，三日而死。此乃慕⁶自亲仁义⁷之祸。夫必恃⁸人主之自躬亲而后民听从，是则将令人主耕以为上，服战雁行也民乃肯耕战，则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宋襄公和楚国人在涿谷交战，宋国人已经摆好了作战阵势，楚国人却还没有完全渡过河。宋国的右司马购强快步上前，向宋襄公进谏说：“敌人的人数比我们多，我们的人数比他们少，请趁着楚国人还没完全渡过河、没有摆好阵势的时候出击，一定能打败他们。”宋襄公说：“我听君子说过，‘不要再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不要捉拿年纪大的人，不要在别人处于危险时再推他一把，不要在别人陷入困迫时再落井下石，不要进攻还没有摆好阵势的敌军。’现在楚国人还没有完全渡过河，我们就去攻打他们，这是违背道义的。还是等楚国人全部渡过河、摆好阵势，然后再击鼓下令，让士兵们进攻吧。”右司马说：“君王您不怜惜宋国的百姓，不保全国家的根本，只追求仁义的虚名罢了。”宋襄公说：“你赶紧回到队伍里去，否则就要按军法处置你！”右司马回到队伍后，楚国人已经排好队伍、摆好阵势了，宋襄公这才击鼓下令进攻。结果宋国人被打得大败，宋襄公的大腿受了伤，三天后就去世了。这就是执意要亲自践行仁义带来的灾祸。如果一定要依靠君主亲自去做，民众才会听从，那就好比让君主自己种田吃饭、自己排在队伍里打仗，然后民众才愿意从事耕种和作战。这样一来，君主不是太危险了吗？而臣子们不就太安全了吗？
宋襄公与楚战涿谷，拒纳半渡而击之策，坚持不重伤、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等君子之义。结果大败，伤股而死。韩非批评此为慕自亲仁义之祸，若待君主亲耕亲战民才肯耕战，则君主危殆。揭示仁义道德在实战中的虚妄。
齐景公游少海，传骑从中来谒曰：“婴疾甚，且死，恐公后之。”景公遽起，传骑又至。景公曰：“趋驾烦且之乘，使驺子¹韩枢御之。”行数百步，以驺为不疾，夺辔代之御；可数百步，以马为不进，尽释车而走。以且烦之良而驺子韩枢之巧，而以为不如下走也。
齐景公在渤海边游玩，这时有驿使从国都赶来拜见他，说：“晏婴病得很重，快要去世了，恐怕您赶不上见他最后一面了。”齐景公立刻起身准备返回，紧接着又有一名驿使赶到。齐景公说：“快驾上烦且拉的马车，让马车官韩柩来驾车。”刚走了几百步，齐景公觉得韩柩驾车太慢，就夺过缰绳，自己代替他驾车；又走了几百步，齐景公觉得马跑得不够快，就干脆丢下马车，自己徒步向前奔跑。凭着烦且这样的好马，还有韩柩这样高超的驾车技术，齐景公却认为不如自己下车跑得快，实在是荒唐。
齐景公闻晏婴病危，急驾良马烦且、使善御韩枢。嫌驺子不疾而夺辔自御，又嫌马不进，弃车步行。讽刺急迫中行为失智，不借外物之力而妄自用，喻君主事必躬亲反致延误。
魏昭王欲与官事，谓孟尝君曰：“寡人欲与官事。”君曰：“王欲与官事，则何不试习读法？”昭王读法十余简¹而睡卧²矣。王曰：“寡人不能读此法。”夫不躬亲其势柄³，而欲为人臣所宜为者也，睡不亦宜乎。
魏昭王想亲自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就对孟尝君说：“我想亲自处理国家事务。”孟尝君说：“大王想要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为什么不试着学习法令呢？”魏昭王于是开始读法令，可刚读了十几条，就躺下打瞌睡了。魏昭王说：“我读不下去这些法令。”君主不亲自掌握权力，却想做臣子应该做的事情，那么打瞌睡不也是很自然的吗？
魏昭王欲参与官事，孟尝君劝其试读法令。王读十余简即睡卧。韩非指出不躬亲势柄而欲为人臣所宜为，睡卧宜矣。强调君主当掌握权柄而非陷于具体事务。
孔子曰：“为人君者犹盂¹也，民犹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
孔子说：“君主就像一个器皿，民众就像水。器皿是方形的，水就变成方形；器皿是圆形的，水就变成圆形。”
邹君好服长缨，左右皆服长缨，缨甚贵。邹君患之，问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贵。”君因先自断其缨而出，国中皆不服缨。君不能下令为百姓服度¹以禁之，乃断缨出以示先民，是先戮以莅民也。
邹国的国君喜欢系长长的帽带，他身边的侍从也都跟着系长长的帽带，导致帽带的价格变得很高。邹国国君对此感到担忧，就问身边的侍从，侍从回答说：“您喜欢系长帽带，百姓们也跟着系，所以帽带的价格才涨了起来。”邹国国君于是先把自己的帽带割断，然后外出巡查，邹国的百姓看到后，就都不再系长帽带了。君主不能通过下令制定民众帽带的标准来禁止这种风气，却通过割断自己的帽带来巡查，以此作为百姓的表率，这是先侮辱自己，再去引导民众的做法。
邹君好长缨，左右皆服致贵。邹君欲禁，先自断缨而出，国中乃止。韩非批评其不能下令立法以禁，而先自戮以示民，非为政之道。指出君主应以法度规范而非以身代法。
叔向赋猎¹，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叔向分配打猎获得的猎物时，功劳多的人分得多，功劳少的人分得少，十分公平。
韩昭侯谓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今君设法度而听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来，知行法矣，寡人奚听¹矣。”一日，申子请仕其从兄官。昭侯曰：“非所学于子也。听子之谒²，败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谒。”申子辟舍请罪。
韩昭侯对申不害说：“法度实在是太难推行了。”申不害说：“所谓法度，就是检验功劳的大小来给予赏赐，根据才能的高低来授予官职。现在大王虽然设立了法度，却又听从身边侍从的请求，这就是法度难以推行的原因。”韩昭侯说：“我从今天起，知道该如何推行法度，也知道该听取什么样的意见了。”有一天，申不害请求韩昭侯委任他的堂兄做官。韩昭侯说：“这不是我从你那里学到的治国方法。如果我听从了你的请求，不就破坏了你制定的治国原则吗？我不能采纳你的这个请求。”申不害吓得连忙请罪，请求韩昭侯处罚自己。
韩昭侯问申不害法度难行。申子答因君听左右请托。昭侯悟。后申子为其兄求官，昭侯以败道拒之，申子辟舍请罪。表明君主执法须拒绝私请，以身护法。
△说六
说六
晋文公攻原，裹十日粮，遂与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击金¹而退，罢兵而去。士有从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谏曰：“夫原之食竭力尽矣，君姑待之。”公曰：“吾与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为也。”遂罢兵而去。原人闻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无归²乎？”乃降公。卫人闻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无从乎？”乃降公。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
晋文公攻打原国的时候，带了十天的粮食，并且和大夫们约定，十天内如果攻不下原国就收兵返回。抵达原国后，整整过了十天，原国还是没有被攻下来，晋文公就下令鸣金收兵，准备离开原国。这时候，有一个从原国都城逃出来的文士说：“原国再过三天就可以被攻下来了。”大臣们和侍从们都进谏说：“原国城内已经粮食耗尽、力量枯竭了，君主您再稍微等一等吧。”晋文公说：“我和士兵们约定好十天收兵，如果不按时离开，就是失去了我的信用。就算得到了原国，却失去了信用，我是不会做这种事的。”于是就下令收兵撤离。原国人听到这件事后说：“君主有这样守信用的品德，我们怎么能不归顺他呢？”于是就向晋文公投降了。卫国人听到这件事后说：“君主有这样守信用的品德，我们怎么能不追随他呢？”随后也投降了晋文公。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记录下来说道：“攻打原国却得到了卫国，依靠的是信用。”
晋文公攻原国，约定十日为期。十日城未下，文公罢兵而退。有人说出原三日即降，左右劝待，文公以得原失信不为，遂去。原人闻其守信而降，卫人亦降。孔子评曰攻原得卫者信也。强调诚信的政治功效：守信看似失城，实则得国。
文公问箕郑曰：“救饿奈何？”对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事，信义¹。信名则群臣守职，善恶不逾²，百事不怠；信事则不失天时，百姓不逾；信义则近亲劝勉³，而远者归之矣。”
晋文公问箕郑说：“怎样才能救济饥荒呢？”箕郑回答说：“要守信用。”晋文公又问：“怎样才能做到守信用呢？”箕郑说：“在名位、政事、道义这三个方面都要守信用。在名位上守信用，大臣们就会尽忠职守，好人和坏人就不会混杂在一起，各种政务也不会懈怠；在政事上守信用，就不会错过农时季节，百姓们也不会三心二意；在道义上守信用，亲近的人就会努力工作，疏远的人就会前来归顺。”
文公问箕郑救饥荒之法，答曰信。分信名、信事、信义三者：信名则群臣守职，信事则不失天时，信义则远近归之。将抽象诚信具体化为治国三纲，认为守信是解决民生根本。
吴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诺“期返而食。”吴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来，起不食而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来，方与之食。
吴起出门的时候，遇到了一位老朋友，就邀请老朋友留下来一起吃饭。老朋友说：“好的，我马上就回来和你一起吃。”吴起说：“我等你回来一起吃。”可老朋友到了晚上还没有回来，吴起就一直饿着肚子等他，没有先吃饭。第二天早上，吴起派人去请那位老朋友，等老朋友来了，吴起才和他一起吃饭。
魏文侯与虞人期猎¹。明日，会²天疾风，左右止文侯，不听，曰：“不可以风疾之故而失信，吾不为也。”遂自驱车往，犯风而罢虞人。
魏文侯和守山的人约定好了打猎的时间。到了第二天，正巧遇到大风，身边的侍从劝阻魏文侯，让他不要去打猎了，可魏文侯没有听从，说：“不能因为刮大风就失去信用，我不能做这样的事。”于是就亲自驾车前去，冒着大风告诉守山的人，打猎的事情取消了。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彘¹。”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²与婴兒戏耳。”曾子曰：“婴兒非与戏也。婴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³也。”遂烹彘也。
曾子的妻子要去集市，她的小儿子跟在后面哭个不停。孩子的母亲说：“你先回家，等我从集市回来，就给你杀一头猪吃。”她从集市回来后，曾子就准备抓猪来杀。妻子连忙阻止他说：“我不过是和小孩子开个玩笑罢了，你怎么当真了？”曾子说：“小孩子是不能随便开玩笑的。小孩子没有什么见识，要靠父母的言行来模仿学习，完全听从父母的教诲。现在你欺骗了他，就是在教他学会骗人。做母亲的欺骗孩子，孩子就不会再相信母亲了，这不是教育孩子的正确方法。”说完，曾子就把猪杀了，煮给孩子吃。
曾子妻哄儿子说归家杀猪，归后欲止。曾子以教子诚信为由，烹猪。认为婴儿无知待父母而学，母欺子即教子欺，非以成教。强调身教重于言教，诚信须从家庭小事做起。
楚厉王有警鼓与百姓为戒，饮酒醉，过而击之也。民大惊。使人止之曰：“吾醉而与左右戏击之也。”民皆罢。居数月，有警，击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号而民信之。
楚厉王遇到军情警报时，就会竖起军鼓作为信号，通知百姓们一起前来防守。有一次，他喝酒喝醉了，不小心敲响了军鼓，百姓们都以为有敌军来犯，非常惊慌。楚厉王赶紧派人去安抚大家说：“我是喝醉了，和身边的侍从开玩笑，不小心敲响了军鼓，大家不要惊慌。”于是百姓们就都放松了警惕。过了几个月，又遇到了真正的军情警报，楚厉王再次敲响军鼓，可百姓们却不再前来备战了。楚厉王只好更改命令，明确了军鼓的信号，这样百姓们才重新相信他，前来备战。
楚厉王设警鼓与百姓约定，醉酒戏击鼓，民惊。使人止称戏。数月后有警击鼓，民不赴。乃重新申明号令，民方信之。警示君主不可戏弄法令，失信于民则令不行。
李悝警其两和，曰：“谨警敌人，旦暮¹且至击汝。”如是者再三而敌不至，两和懈怠²，不信李悝。居数月，秦人来袭之，至几夺其军。此不信患也。
李悝告诫左右壁垒的军队说：“要小心警惕敌人，他们早晚就会来袭击你们。”这样的警告说了很多次，可敌人一直没有来。左右壁垒的军队就都放松了警惕，不再相信李悝的话。过了几个月，秦国人前来袭击他们，交战之后，李悝的军队几乎被全部消灭，这就是不讲信用带来的祸害。
一曰：李悝与秦人战，谓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驰¹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于是皆争上。其明年，与秦人战。秦人袭之，至几夺其军。此不信之患。
还有一种说法是：李悝准备和秦国人交战，他对左边壁垒的军队说：“快上前迎敌，右边壁垒的军队已经上阵了。”然后又骑马跑到右边壁垒的军队那里说：“左边壁垒的军队已经上阵了。”两翼的军队都说：“那我们也上阵吧。”于是就都争先恐后地上了战场。到了第二年，李悝再次和秦国人交战，秦国人前来偷袭，双方一交手，李悝的军队就差点被全部消灭，这就是不讲信用带来的祸害。
异版：李悝与秦战，令左和称右和已上，又令右和称左和已上，左右和争相登城。次年秦人来袭，几乎夺军。以诈术激励一时得利，但失信后患无穷。
有相与讼者。子产离之，而毋使通辞，到至其言以告而知也。
有两个人发生了争吵，请求子产为他们评判是非。子产把他们两个人隔离开来，让他们不能互相交谈，然后把两个人说的话都颠倒过来告诉对方，这样一来，事情的是非曲直很快就弄清楚了。
惠嗣公使人伪关市，关市呵难之，因事¹关市以金，关市乃合之。嗣公谓关市曰：“某时有客过而予汝金，因谴之。”关市大恐，以嗣公为明察²。
卫嗣公派人假扮成经过关卡的人，这个人在过关的时候，受到了关卡官吏的刁难，于是他就贿赂了这个官吏，才顺利通过了关卡。后来，卫嗣公对那个官吏说：“某个月的某一天，有一个人给了你钱，你就放他过关了。”关卡的官吏非常害怕，认为卫嗣公能够明察秋毫，洞悉下面的事情。
本章赏析
全篇以“明主之道，务其实而不务其名”为纲领，通过大量寓言与史例，集中辨析名实关系，矛头直指儒家所推崇的文饰之礼与虚悬之德。
韩非开篇即举“买椟还珠”之喻，批评楚人卖珠过度雕饰，反使宝珠不显，以此讽喻时人重文轻质。继而以“秦伯嫁女”为例，晋国以文饰之女为媵，反令秦女失重，说明徒有虚文足以害实。这两个寓言直截了当点出全篇主旨：形式一旦凌驾于内容，便会适得其反。
在此基础上，韩非系统批判了儒家标榜的忠孝节义。他以“曾子杀彘”为例，指出信诺固然重要，但若拘泥小信而损害国家大义，则不可取。更以“楚人卖珠”与“周人画箧”反复申明，外在文饰越繁盛，内在实质越易被忽视。这种对形式主义的警惕，贯穿于他对礼乐制度的整体质疑中。
韩非进而提出“功用”作为判断标准。他借“画鬼最易”的寓言说明，凭空虚构之事最容易，而具体落实之功最难。评判一个人，不应看其言论多么动听，而应观其能否解决实际难题。他以“婴儿相与戏”喻空谈无益，以“卜子妻为裤”讥讽因循守旧不知变通，强调治国当以实际成效为准绳，不可为虚名所惑。
全篇最后归结于“明主听言”之道：臣下所言，必须与所行相符，功用与名声一致。韩非通过反复对比形式与内容、虚名与实功，构建了一套重实效、轻虚文的治理逻辑。这种对功利实效的强调，固然带有鲜明的法家实用主义色彩，但其对空谈误国、文过饰非的批判，至今仍具深刻的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