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蠹第四十九 原文

　　远古时期，人口数量很少，而鸟兽却非常多，人们难以忍受禽兽和虫蛇的侵害。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圣人出现了，他想出了在树上搭建窝棚的办法，用来帮助人们躲避各种野兽的伤害。人们因为这件事非常爱戴他，于是推举他来治理天下，还称他为有巢氏。那时候，人们吃的是野外生长的瓜果和河中的蚌蛤，这些食物又腥又臭，对肠胃伤害很大，很多人都因此患上了疾病。这时又有一位圣人出现，他发明了钻木取火的方法，用火光烧烤食物，去除了食物本身的腥臊气味。人们也因此十分爱戴他，推举他治理天下，称他为燧人氏。到了中古时期，天下发生了大规模的洪水灾害，鲧和他的儿子禹先后负责疏通河道，治理洪水、消除灾害。近古时期，夏桀和殷纣的统治十分残暴昏庸，于是商汤和周武王发动军队讨伐他们。如果到了夏朝，还有人用在树上搭窝棚居住、钻木取火的方式生活，那么一定会被鲧和禹嘲笑；如果到了殷周时期，还有人把挖掘河道、排放洪水当作首要任务，那么一定会被商汤和周武王嘲笑。既然这样，那么在今天，如果还有人推崇尧、舜、禹、汤、周武王的政治主张并加以推行，必然会被当代的圣人嘲笑。所以，圣人不会期望照搬古代的法度，也不会固守陈旧的习俗，而是根据当下社会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应的政治措施。有一个宋国人在田里耕种，田中有一个树桩，一只兔子奔跑时不小心撞到了树桩上，脖子被撞断后死了。从那以后，这个农夫就放下手中的农具，守在树桩旁边，希望能再次捡到撞死的兔子。他当然不可能再得到兔子，反而成了宋国人的笑柄。现在如果还要用古代先王的政治方法来治理当代的百姓，那就和守株待兔的人没什么区别了。

　　在古代，男人不需要耕种，野外生长的果实就足够人们食用；妇女不需要纺织，禽兽的皮毛就足够人们做衣服。人们不用花费太多力气，就能获得充足的物资供养。那时候人口少而财物有剩余，所以人们之间不会发生争夺。因此，不需要实行丰厚的奖赏，也不需要采取严厉的惩罚，百姓自然就能安定无事。现在，人们家里养五个儿子也不算多，每个儿子又各自有五个儿子，祖父还没有去世，就已经有二十五个孙子了。所以，人口越来越多，而财物却越来越匮乏，人们即使拼尽全力劳动，也还是不够吃、不够用。于是百姓之间就互相争夺，即便加倍奖赏、不断惩罚，最终也还是无法避免混乱的发生。

　　尧治理天下的时期，居住的是没有经过修整的茅草屋，就连支撑房屋的木椽子都没有刨削光滑；吃的是粗糙的粮食，喝的是野菜煮成的汤；冬天披着破旧的小鹿皮，夏天穿着粗麻制成的衣服。就算是现在看门奴仆的生活，也不比他的生活差。禹治理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铁锹和锄头带领人们劳作，累得大腿消瘦，小腿上的汗毛都被磨掉了，就算是奴隶们的劳役，也不比他的辛苦。这样说来，古代的人把天子的位置让给别人，不过是为了逃避看门奴仆般的供养，摆脱奴隶一样繁重的劳作罢了，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也并不值得称赞。如今的县令，一旦去世，他的子孙后代世世代代都能拥有高大的马车，所以人们都十分看重这个职位。因此，人们对于让位这件事，能够轻易辞去古代的天子之位，却难以放弃今天的县官之职，原因就在于这两者之间的实际利益差距太大了。住在山上需要到谷底打水的人，逢年过节时会把水当作礼物互相赠送；住在洼地、饱受水涝灾害的人，却要雇人挖掘水渠排水。所以在荒年粮食短缺的时候，就算是自己的小弟弟来了，也不肯给饭吃；在丰收的好年景，就算是关系疏远的过客，也总会招待他们吃喝。这并不是故意疏远自己的亲人、偏爱过路的客人，而是因为家里存粮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因此，古代的人轻视财物，并不是因为他们仁义，而是因为财物充足；现在的人互相争夺，并不是因为他们卑鄙，而是因为财物匮乏。古代的人能轻易辞去天子之位，并不是因为他们品德高尚，而是因为天子的权势很小；现在的人争夺官位、依附权势，并不是因为他们品德低下，而是因为官位的权大势重。所以圣人会根据财物的多少、权势的大小，来制定相应的政策。刑罚较轻并不是因为仁慈，刑罚较重也不是因为残暴，只要符合当下的社会情况就可以了。因此，政事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措施要针对社会的实际事务来制定。

　　古代的周文王居住在丰、镐一带，统治的区域方圆不超过一百里，他推行仁义的政策，感化了西戎，进而统治了天下。徐偃王统治着汉水东面的地区，统治区域方圆有五百里，他也推行仁义的政策，有三十六个国家主动割让土地，向他朝贡。楚文王担心徐国会威胁到自己，就出兵讨伐徐国，消灭了它。所以周文王推行仁义得到了天下，而徐偃王推行仁义却灭亡了国家，这就证明仁义只适用于古代，并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不同了，政事也会跟着发生变化。在舜执政的时候，苗族不肯归顺，禹主张用武力去讨伐，舜说：“不行，我们推行道德教化还不够深入，就动用武力，这是不合乎道理的。”于是舜用了三年时间加强道德教化，还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示意教化，苗族最终归顺了。到了共工打仗的时候，武器短小的人会被敌人击中，铠甲不坚固的人会被伤到身体，这说明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的德政方法，只能用在古代，不能用在当今。所以说，情况发生了变化，措施也必须跟着改变。上古时期，人们在道德上比拼高低；中古时期，人们在智谋上角逐优劣；当今社会，人们在力量上较量输赢。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劝说齐国人。齐国人说：“你的话说得不是不巧妙，但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说的这些空话。”于是齐国出兵攻打鲁国，把齐国的国界推进到了距离鲁国都城只有十里的地方。所以说，徐偃王推行仁义而徐国灭亡，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国失去土地。由此可见，仁义道德、机智善辩之类的东西，都不是保全国家的正确方法。如果当初徐国抛弃徐偃王的仁义，鲁国不用子贡的巧辩，而是依靠两国自身的实力，去抵抗拥有万辆兵车的强大敌人，那么齐国和楚国的野心就不会在这两个国家得逞了。

　　古代和现代的社会风俗不同，新旧的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如果想用宽大缓和的政策去治理处于剧烈变革时代的百姓，就好比没有缰绳和鞭子，却要去驾驭烈马一样，这一定会带来不明智的祸害。现在，儒家和墨家都称颂古代的先王，说他们博爱天下所有的人，就像父母疼爱自己的子女一样。用什么来证明先王是这样的呢？他们说：“司寇执行刑罚的时候，君主会因此停止奏乐；听到罪犯被处决的消息后，君主会难过地流下眼泪。”这就是他们所称赞的先王。如果认为君臣之间的关系能像父子之间一样，天下就一定能治理好，由此推论下去，父子之间就不会发生纠纷了。从人的本性来说，没有什么感情能超过父母疼爱子女，但就算父母都一样疼爱子女，家庭也未必就能和睦。君主就算深深爱护臣民，又怎么能保证天下不会发生动乱呢？更何况先王爱护百姓，不会超过父母疼爱子女，子女尚且不一定不背弃父母，那么百姓又怎么能依靠仁爱来治理好呢？再说，按照法令执行刑罚的时候，君主为之流泪，这不过是用来表现自己仁爱的一种方式，并不是用来治理国家的方法。流泪而不想使用刑罚，这是君主的仁爱；但不得不使用刑罚，这是国家的法令。先王首先会执行法令，不会因为同情而废除刑罚，那么不能用仁爱来治理国家的道理，也就显而易见了。

　　况且，人们向来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孔子是天下的圣人，他修养自身品德，宣扬儒家的道理，周游各个诸侯国，但天下之中，赞赏他的仁、颂扬他的义，并且愿意为他效力的人，也只有七十来个。可见看重仁的人很少，能践行义的人更是难得。所以天下这么大，愿意为孔子效力的只有七十人，而倡导仁义的只有孔子一个人。鲁哀公是一个不高明的君主，他面朝南坐着，统治鲁国，国内的人没有谁敢不服从他。百姓总是屈服于权势，权势也确实容易让人服从，所以孔子反而成了鲁哀公的臣子，而鲁哀公却成了君主。孔子并不是服从于鲁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因此，如果讲仁义，孔子就不会屈服于鲁哀公；如果讲权势，鲁哀公就可以让孔子俯首称臣。现在的学者游说君主，不是让君主依靠能够取胜的权势，而是致力于宣扬推行仁义就可以统治天下，这就是要求君主一定要像孔子那样，要求天下的百姓都像孔子的门徒。这在现实中肯定是做不到的。

　　现在假设存在一个不成器的儿子，父母对他发怒，他也不改正错误；乡邻们责备他，他也无动于衷；老师教训他，他也不改变言行。把父母的慈爱、乡邻的帮助、老师的智慧这三方面的优势，同时施加在他身上，他却始终不受感动，一点也不肯改邪归正。直到地方上的官吏拿着武器，按照法令执行公务，搜捕坏人的时候，他才感到害怕，改掉旧的习惯，改正恶劣的行为。所以父母的慈爱不足以教育好子女，必须依靠官府执行严厉的刑罚，这是因为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会娇纵，见到威势就会屈服。因此，七丈高的城墙，就算是善于攀高的楼季也不能翻越，因为城墙太陡峭；千丈高的大山，就算是瘸腿的母羊也能被赶上去放牧，因为山坡比较平缓。所以英明的君主总会制定严厉的法令，并且严格执行刑罚。十几尺长的布帛，普通人看到了也舍不得放手；熔化的百镒黄金，就算是盗跖也不敢伸手去拿。在不一定会受到伤害的时候，十几尺的布帛也不肯丢掉；在肯定会烧伤手的时候，就算是百镒黄金也不敢去碰。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严格执行刑罚。因此，施行奖赏最好是丰厚而且能够兑现，让人们有贪图的欲望；进行刑罚最好是严厉而且坚决执行，让人们有畏惧的心理；法令最好是始终如一而且固定不变，让人们都能明白。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随意更改，执行刑罚不轻易赦免，对受到奖赏的人，同时给予荣誉；对受到惩罚的人，同时给予谴责。这样一来，不管是贤能的人还是不贤能的人，都会尽力去做事。

　　但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正是因为他有功劳，才授予他爵位，却又鄙视他做官；因为他从事耕种，才奖赏他，却又看不起他经营家业；因为他不肯为公家做事，才疏远他，却又推崇他不羡慕世俗的名利；因为他违犯禁令，才给他定罪，却又称赞他勇敢。是诋毁还是赞誉，是奖赏还是惩罚，执行起来竟然如此自相矛盾，所以法令遭到破坏，百姓更加混乱。现在如果自己的兄弟受到侵犯，就一定帮兄弟反击的人，被认为是正直的；知心的朋友受到侮辱，就跟着去报仇的人，被认为是忠贞的。这种正直和忠贞的风气形成之后，君主的法令就会被冒犯。君主推崇这种忠贞正直的品行，却忽视了他们违犯法令的罪责，所以人们敢于逞勇犯禁，官吏也无法制止。对于不从事耕种却能有吃有穿的人，说他有本事；对于没有立下军功却能获得官爵的人，说他有才能。这种本事和才能养成之后，就会导致国家的兵力衰弱、土地荒芜。君主赞赏这种本事和才能，却忘记了兵力衰弱、土地荒芜的祸害，结果谋私的行为就能得逞，而国家的利益就会落空。

　　儒家利用文献典籍扰乱法纪，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而君主却都要以礼相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犯法的人本应该被判罪，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违犯禁令的人本应该受到处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供养。所以，法令所反对的，却成了君主所重用的；官吏所处罚的，却成了权贵所供养的。法令反对与君主重用、官吏处罚与权贵供养，这四者互相矛盾，却没有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就算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理好天下。因此，那些宣扬推行仁义的人，并不是应该被称赞的人，称赞他们会妨碍农耕和作战；对于从事文章学术的人，不应该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会破坏法治。楚国有一个品行端正的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就到令尹那里去揭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然算是正直，但对父亲却属于不孝，最终判了他死罪。由此可见，君主的忠臣，反倒成了父亲的逆子。鲁国人跟随君主去打仗，多次交战多次逃跑，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里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有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他是孝子，就推举他做了官。由此可见，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死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了逃兵，鲁国人打仗时就会轻易投降逃跑。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肯定是没有希望的。

　　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把围着自己绕圈子的字叫做“私”，和“私”相反的字叫做“公”。公和私相反的道理，苍颉在创造文字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现在还有人认为公和私的利益是相同的，这是犯了没有仔细考察的错误。那么，为个人打算的话，没有什么办法比修养仁义、熟悉学术更好了。修养仁义就能得到君主的信任，得到君主的信任就能做官；熟悉学术就能成为高明的老师，成为高明的老师就能获得荣耀。对于个人来说，这是最美好的事情了。然而，没有功劳却能做官，没有爵位却能获得荣耀，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国家就一定会陷入混乱，君主就一定会面临危险。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同时存在的。杀敌有功的人本应该受到奖赏，却又推崇仁爱慈惠的行为；立下攻城大功的人本应该授予爵禄，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采用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来防备战乱，却又提倡宽袍大带的服饰；国家富足要依靠农民，打击敌人要依靠士兵，却又看重从事文章学术的儒生；不任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像这样治理国家，想要让国家太平强盛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的时候收养儒生和游侠，危难来临的时候却要用披坚执锐的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国家所需要的人，而国家所需要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结果从事农耕和作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一天比一天多，这就是社会陷入混乱的原因。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能，是指忠贞不欺的行为；所说的智慧，是指深奥玄妙的言辞。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就算是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现在制定百姓都必须遵守的法令，却采用那些连最聪明的人都难以理解的言辞，那么百姓就无法弄明白法令的意思。所以，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不会追求精美的饭菜；连粗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不会期望华丽的衣衫。治理社会事务，如果紧急的事情还没有办好，那么可以从缓的事情就不必忙着去做。现在用来治理国家的政治措施，凡是民间习以为常的事情、普通人都明白的道理，不去采用，却去追求连最聪明的人都难以理解的说教，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并不是百姓所需要的。至于推崇忠贞信义的品行，就必然会尊重那些诚实不欺的人，而诚实不欺的人，并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人不施行欺诈。平民之间互相交往，没有大量的钱财可以互相利用，没有强大的权势可以互相威胁，所以才会寻求诚实不欺的人。如今君主处于统治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完全有条件掌握重赏严罚的权力，可以运用法术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那么就算有田常、子罕一类的臣子，也不敢施行欺诈，何必去寻找那些诚实不欺的人呢？现在社会上的忠贞信义之士不到十个，而国家需要的官吏却有上百个，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信义之士，那么合格的人就会不够用；合格的人不够用，那么能把政事治理好的官员就少，而会把政事搞乱的官员就多。所以英明君主的治国方法，在于专门实行法治，而不寻求有智慧的人；牢牢掌握任用官吏的权术，而不欣赏忠贞信义的人。这样，法治就不会遭到破坏，官吏们也不敢胡作非为。

　　现在君主对于臣子的言论，喜欢听悦耳动听的话，却不管这些话是否恰当；对于臣子的行事，只欣赏他们的名声，却不要求他们做出实际成效。因此，天下很多人说话总是花言巧语，却根本不切合实际用途，结果导致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政局仍然不免于混乱；立身处世的人竞相标榜清高，不去为国家建功立业，结果有才智的人隐居山林，推辞俸禄而不接受，而国家的兵力仍然不免于削弱。兵力不免于削弱，政局不免于混乱，这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因为百姓所称赞的、君主所优待的，都是些会让国家混乱的做法。现在全国的百姓都在谈论如何治理国家，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贫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全国的百姓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上铠甲上阵作战的人太少。所以英明的君主只使用百姓的力量，不听信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坚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这样，百姓就会拼命为君主出力。耕种是需要花费力气、吃苦耐劳的事情，而百姓却愿意去做，因为他们认为通过耕种可以获得富足。打仗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而百姓却愿意去做，因为他们认为通过打仗可以获得尊贵的地位。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术、能说会道，不需要承受耕种的劳苦，就能获得富足的实惠；不需要冒着打仗的危险，就能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做呢？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智力活动，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农耕和作战的情况。从事智力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会遭到破坏；致力于农耕和作战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陷入混乱的原因。因此，在英明君主的国家里，不使用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作为教本；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作为老师；没有游侠刺客的凶悍，只把杀敌立功当作勇敢。这样，国内百姓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让劳动人民去从事农耕，让勇士们都到军队中服役。正因为这样，太平时期国家就会富足，战争时期兵力就会强盛，这就奠定了称王天下的基础。既拥有称王天下的资本，又善于利用敌国的弱点，想要建立超过五帝、赶上三王的功业，就一定要采用这种方法。

　　但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儒士、游侠在国内恣意妄为，纵横家在国外大造声势，内外形势都变得十分恶劣，用这样的局面去对付强大的敌人，不是太危险了吗？所以那些谈论外交问题的臣子，不是属于合纵派，就是属于连衡派，或者是怀着借助国家力量来报私仇的私心。所谓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小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大的国家；所谓连衡，就是依附于一个强大的国家，去攻打其他弱小的国家。这两种方法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好办法。现在那些主张连衡的臣子说：“不依附大国，一旦遇到强敌就会遭殃。”侍奉大国不一定能得到实际的好处，却必须先献出本国的地图，呈上政府的玺印，这样才能请求军事援助。献出地图，本国的疆域就会缩小；呈上空印，君主的声望就会降低。疆域缩小，国家就会削弱；声望降低，政治就会混乱。侍奉大国、实行连衡，还没来得及看到好处，就已经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那些主张合纵的臣子说：“不救援小国去进攻大国，就会失去各国的信任；失去各国的信任，国家就会面临危险；国家面临危险，君主的地位就会降低。”救援小国不一定能得到实际的好处，却要出兵和大国为敌。救援小国未必能让它保存下来，而进攻大国未必不会出现失误，一旦出现失误，就会被大国控制。出兵的话，军队就会打败仗；退守的话，城池就会被攻破。救援小国、实行合纵，还没来得及看到好处，就已经让国土被侵吞、军队打败仗。所以，侍奉强国，只能让那些搞连衡的人凭借外国势力，在国内捞取高官；救援小国，只能让那些搞合纵的人凭借国内势力，从国外获得好处。国家的利益还没有确立，而臣子却先把封地和厚禄都拿到手了。尽管君主的地位降低了，臣子反而抬高了自己的地位；尽管国家的土地削减了，臣子的私家却变得富裕了。事情如果能成功，纵横家们就会依仗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如果失败，纵横家们就会凭借积累的财富引退回家享福。君主如果听信臣子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就已经给了他们很高的爵位和俸禄，事情失败了也不加以处罚，那么那些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名利的言辞，不断去进行投机活动呢？所以国破君亡局面的出现，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花言巧语。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不考察言论的对错，事情失败后也没有坚决地实行处罚。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活动，收效大的可以统一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证国家安全。”所谓统一天下，是指能够打败其他国家；所谓保证安全，是指本国不被侵犯。兵力强大就能打败其他国家，国家安定就不会被侵犯。而国家的强盛和安定，不能通过外交活动获得，只能依靠搞好国内的治理。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一心在外交上动脑筋，就必然达不到国家安定富强的目的。

　　民间有句谚语说：“袖子长了容易跳舞，钱财多了容易经商。”这就是说，物质条件越好，就越容易取得成效。所以国家安定强盛，谋划事情就容易成功；国家衰弱混乱，计策就难以实现。所以用于秦国的计谋，就算改变十次也很少失败；用于燕国的计谋，就算改变一次也很难成功。这并不是被秦国任用的人智慧一定高明，被燕国任用的人脑子一定愚笨，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治乱条件大不相同。所以西周背弃秦国，参与合纵，只过了一年就被秦国吞并了；卫国背离魏国，参与连衡，只过了半年就被消灭了。这就是说，合纵导致西周灭亡，连衡导致卫国灭亡。如果西周和卫国不急于听从合纵连衡的计谋，而是严格整顿国内的政治，明确法律禁令，信守赏罚制度，努力开垦土地来增加积累，让百姓拼尽全力坚守城池，那么其他国家就算夺取了他们的土地，得到的好处也不多；进攻这个国家，伤亡也会很大。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不会让自己陷入坚城之下的拖累，从而会让强敌自己衡量其中的害处，这才是保证本国必然不会灭亡的方法。丢掉这种必然不会亡国的方法，却去做势必会招致亡国的事情，这是治理国家的人的过错。外交努力陷入困境，内政建设陷入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就无法挽救了。

　　人们的习惯想法，都是追求安逸和私利，而避开危险和穷苦。如果让他们去打仗，前进就会被敌人杀死，后退就会受到军法的处置，这就处于危险之中了。放弃自己的家业，承受作战的劳苦，家里有困难而君主不予过问，这就处于穷困之中了。穷困和危险同时降临，百姓怎么会不逃避呢？所以他们投靠私门贵族，请求免除兵役，免除了兵役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也就可以获得安全了。用钱财贿赂当权者，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欲望，欲望实现了也就得到了实际利益。平安有利的事情明摆在那里，百姓怎么会不去追求呢？这样一来，为公家出力的人就少了，而依附私门的人就多了。

　　英明君主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要让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闲的人尽量减少，并且让他们的名位卑下，以免从事农耕的人减少，而致力于工商业的人增多。现在社会上，向君主亲近的侍臣行贿托情的风气十分盛行，这样官爵就可以用钱买到；官爵可以用钱买到，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会低贱了。投机取巧、非法获利的活动可以在市场上通行，那么商人的数量就不会少了。他们搜括到的财富，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几倍；他们获得的尊贵地位，也远远超过了从事农耕和作战的人。结果，刚正不阿的人越来越少，而经营商业的人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