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分第五十五 原文
夫凡国博君尊者，未尝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于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禄，则法必严以重之。夫国治则民安，事乱则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轻者失事实。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恶以御民力，事实不宜失矣，然而禁轻事失者，刑赏失也。其治民不秉法为善也，如是，则是无法也。
故治乱之理，宜务分刑赏为急。治国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赏不分也。治国者，其刑赏莫不有分：有持以异为分，不可谓分；至于察君之分，独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愿毋抵罪而不敢胥赏。故曰：不待刑赏而民从事矣。
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然则去微奸之道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禁尚有连于己者，理不得相窥，唯恐不得免。有奸心者不令得忘，窥者多也。如此，则慎己而窥彼，发奸之密。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如此，则奸类发矣。奸不容细，私告任坐使然也。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是以有术之国，不用誉则毋适，境内必治，任数也。亡国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无数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数也。故有术之国，去言而任法。
凡畸功之循约者虽知，过刑之于言者难见也，是以刑赏惑乎贰。所谓循约难知者，奸功也。臣过之难见者，失根也。循理不见虚功，度情诡乎奸根，则二者安得无两失也？是以虚士立名于内，而谈者为略于外，故愚、怯、勇、慧相连而以虚道属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罚不加乎僇人。如此，则刑赏安得不容其二？实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释法而任慧者，则受事者安得其务？务不与事相得，则法安得无失，而刑安得无烦？是以赏罚扰乱，邦道差误，刑赏之不分白也。
夫凡国博君尊¹者，未尝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²于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禄，则法必严以重之。夫国治则民安，事乱则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轻者失事实。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恶以御民力，事实不宜失矣，然而禁轻事失者，刑赏失也。其治民不秉法³为善也，如是，则是无法也。
自古以来，凡是疆域辽阔、君主拥有至高权威的国家，都是因为执行严厉的法律，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令行禁止。所以，君主在划分爵位等级、制定俸禄标准时，必须坚决贯彻重法的原则。国家局势稳定，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政务处理混乱，国家就会陷入危险境地。严厉的法律符合人们的普遍情理，而松弛的禁令则与社会实际情况不符。况且，努力付出劳动是老百姓的本性，他们的核心想法无非是通过拼命出力，去获得自己渴望的东西。而老百姓喜欢什么、厌恶什么，全由君主掌控。老百姓渴望的是利益和俸禄，厌恶的是刑罚；君主如果能抓住老百姓这种喜好与厌恶的心理来调动民力，政务工作就一定能取得应有的成效。既然如此，那么法律禁令松弛、政务出现失误，根源就在于刑罚和奖赏的执行不够恰当。君主治理百姓时，要是不能依靠法度清除邪恶、扶持善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相当于没有了真正的法制。
此段论述法令严峻与令行禁止的关系。国家广袤、君主尊贵者，必须依靠重法才能达到天下令行禁止。君主分爵制禄，法令必须严以重之。法重符合人情，禁轻则失事实。民众愿出死力以求所欲，君主掌握好恶以御民力，若禁轻事失，根源在于刑赏失当。治民不秉法而自以为善，等同于无法。韩非强调重法是实现君主集权和国家安定的前提，否定宽禁轻罚的可能性。
故治乱之理¹，宜务分刑赏²为急。治国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赏不分也。治国者，其刑赏莫不有分：有持以异为分，不可谓分；至于察君³之分，独分⁴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⁵，愿毋抵罪而不敢胥赏⁶。故曰：不待刑赏而民从事⁷矣。
因此，根据国家安定与混乱的内在规律，君主应当把明确刑罚与奖赏的界限当作首要任务。要治理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位君主会不推行一定的法令，但最终的结果却有生存与灭亡的区别；国家走向灭亡，关键就在于法令中刑罚与奖赏没有明确区分。进一步来说，要治理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位君主在执行刑罚和奖赏时会不做区分，但有些所谓的“区分”，是采用不同的标准来进行的，实际上这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区分。而英明的君主在划分刑罚与奖赏时，会采用统一的标准。所以，在英明君主的统治下，老百姓都会重视法律、敬畏禁令，既希望自己不触犯法律，也不敢随便谋求奖赏。因此可以说：还没等到动用刑罚和奖赏，老百姓就已经自觉自愿地认真做事了。
此处强调区分刑赏是治乱的关键。治国者皆有法，但存亡之别在于制刑赏是否分明。有人以不同标准为分，并非真正的分；明察之君的区分是唯一标准。民众因此重法畏禁，不愿抵罪，也不敢相互投机求赏，最终达到不待刑赏而民自从事的境界。此段核心在于刑赏标准的绝对统一，消除任何歧义和投机空间，使民众形成稳定的行为预期。
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¹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然则去微奸²之道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³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禁尚有连于己者，理不得相窥，唯恐不得免。有奸心者不令得忘，窥者多也。如此，则慎己而窥彼，发奸之密。告过者⁴免罪受赏，失奸者⁵必诛连刑⁶。如此，则奸类发矣。奸不容细⁷，私告任坐⁸使然也。
所以，那些治理得最好的国家，都擅长把禁止奸邪行为当作紧急事务来抓。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禁止奸邪的法律，既与人们的情理紧密相连，也和政务的治理逻辑息息相关。既然如此，那么要清除那些隐蔽不易被发现的奸邪行为，应该用什么方法呢？关键在于一定要让老百姓互相监督、揭发彼此的隐秘情况。那又该如何让老百姓互相监督呢？大致来说，不过是让同一片里巷的人因有人犯罪而连带受罚罢了。假如禁令会牵连到自己，从情理上来说，人们就不得不互相监视，生怕自己被牵连其中。要让有奸邪之心的人无法隐藏，靠的就是四面八方的人都能起到监督作用。这样一来，老百姓自身就会变得谨慎小心，同时也会监督他人，进而揭发坏人的隐秘行径。告发奸邪的人可以免除罪责并获得常规奖赏，有奸邪行为却不告发的人，一定会连带受到惩罚。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各种各样的奸邪之人就都会被揭发出来。就连细微的奸邪行为都不允许发生，这正是依靠暗中告发和实行连坐制度所起到的作用。
此段论述止奸之术在于邻里相坐和告奸连刑。至治之国以止奸为务，其法通乎人情。去微奸之道在于使民众互相窥察，通过里相坐制度，使人人自危而慎己窥彼。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奸邪无从容身。韩非主张严密的监督网络和连坐机制，利用民众的利己心理互相制衡，以私告任坐作为发现奸邪最有效的手段，体现法家对人性不信任和社会控制的极端设计。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是以有术之国¹，不用誉则毋适²，境内必治，任数也。亡国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³者，任人而无数也。自攻⁴者人也，攻人者数也。故有术之国，去言而任法。
那些能把法律整顿得极其严格的君主，依靠的是具体的法律条文，而不是一两个所谓的人才。所以，治理有方的国家，不需要让自己的名声传遍天下，就能在天下无敌，国家能够得到良好治理，都是依靠法度的力量。丧失主权的国家，让敌军公然在自己的境内活动却无法防御和阻止，原因就在于只依靠一两个人才而没有完善的法术。国家走向灭亡，是人为因素导致的；而进攻其他国家，靠的是法术的力量。因此，在治理有方的国家里，总是排斥空洞无用的言论，而专门任用掌握法术的人。
此段阐明任数不任人的法治原则。治法至明者，依靠术数而非具体的人。有术之国不用虚名则无过失，境内必治。亡国使敌军公然通行而不能抵御，在于任人而无数。自攻者因任人，攻人者因数术。因此有术之国摒弃空言而专任法度。此段强调法治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反对依赖个人贤能，主张以确定的法数取代人的主观判断，这是法家官僚制设计的重要原则。
凡畸功¹之循约²者虽知，过刑之于言者难见也，是以刑赏惑乎贰。所谓循约难知者，奸功³也。臣过之难见者，失根⁴也。循理⁵不见虚功⁶，度情诡乎奸根，则二者安得无两失也？是以虚士⁷立名于内，而谈者为略于外，故愚、怯、勇、慧相连而以虚道属俗⁸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罚不加乎僇人⁹。如此，则刑赏安得不容其二？实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¹⁰也。释法¹¹而任慧者，则受事者¹²安得其务？务不与事相得，则法安得无失，而刑安得无烦？是以赏罚扰乱，邦道差误，刑赏之不分白¹³也。
凡是那些与相关条例牵强附会的虚假功劳，都难以被识破；凡是那些用华丽言辞掩盖的错误，都不容易被发现。正因为如此，刑罚和奖赏很容易被这种表里不一的情况所迷惑。那些依据条例却难以识别的功劳，就是奸邪的功劳；大臣们那些难以被发现的过失，就是治理的根本隐患。只依据条例，就无法发现虚假的功劳；只凭常规情理去判断，就无法察觉奸邪的行为。这样一来，刑罚和奖赏怎么可能不出现差错呢？因此，徒有虚名的功臣在国内捞取声望，夸夸其谈的辩士在国外谋取私利，最终导致那些愚昧、怯懦、残暴、狡诈的人勾结在一起，用虚假的道理迎合世俗、取悦大众。所以，国家的法律无法得到执行，那些罪该万死的犯人却能逃脱刑罚的制裁。在这种情况下，刑罚和奖赏怎么会不出现偏差呢？事实本来就摆在眼前，但如果按照常规情理去推断，就会失去正确的判断标准。判断标准出现偏差，并不是法度本身造成的；尽管法律已经明确制定，但君主却依靠个人的智慧来治理国家。放弃法制而依靠个人智慧，那么接受任务的官员怎么能把握事情的关键呢？事情的关键与事情本身不能统一，法令怎么可能不出差错，刑罚又怎么可能不变得繁琐混乱呢？因此，赏罚混乱不堪、国家法律错误百出，根源就在于刑罚与奖赏的界限没有划分清楚。
本段分析刑赏混乱的根源在于任慧而不任法。畸功循约者虽可知，但超过刑罚标准而依据言论则难以分辨，导致刑赏惑于歧异。虚士立名于内，谈者谋利于外，愚怯勇慧相勾结，以虚假之道迎合世俗。法定而任慧，导致受事者不得其务，法与事不相得，刑烦而赏乱。最终邦道差误，刑赏不分。韩非批判主观智巧对法治的破坏，主张完全排除个人智慧判断，回归客观法度，否则必然陷入混乱。
本章赏析
《韩非子·制分》围绕刑赏的严格区分与法令的绝对执行展开，核心主张是制分明确则国安，刑赏混淆则邦危。
开篇指出，国家广袤、君主尊贵者，必须依靠重法才能达到令行禁止。法重符合人情，禁轻则失事实。君主掌握好恶以御民力，若刑赏失当，治民不秉法而自以为善，等同于无法。这强调了法令严峻是实现集权统治的前提。
进而提出治乱之理在于务分刑赏。治国者皆有法，但存亡之别在于制刑赏是否分明。明察之君的区分是唯一标准，民众因此重法畏禁，不敢相互投机，最终达到不待刑赏而民自从事的境界。刑赏标准的绝对统一，消除了任何歧义和投机空间。
止奸之术在于邻里相坐和告奸连刑。至治之国以止奸为务，去微奸之道在于使民众互相窥察，通过里相坐制度，令人人自危而慎己窥彼。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奸邪无从容身。韩非利用民众利己心理构建严密的监督网络，以私告任坐作为最有效的发现奸邪手段。
治法至明者，任数不任人。有术之国不用虚名则无过失，境内必治。亡国任人而无数，敌兵入境不能抵御。因此有术之国摒弃空言而专任法度。这强调法治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反对依赖个人贤能，以确定的法数取代主观判断。
最后分析刑赏混乱的根源在于任慧而不任法。虚士立名、谈者谋利，愚怯勇慧相勾结，以虚假之道迎合世俗。法定而任慧，导致事与法不相得，刑烦赏乱。韩非批判主观智巧对法治的破坏，主张完全排除个人智慧，回归客观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