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面第十八 原文
人主之过，在已任臣矣，又必反与其所不任者备之，此其说必与其所任者为仇，而主反制于其所不任者。今所与备人者，且曩之所备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无道得小人之信矣。人主释法而以臣备臣，则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非誉交争，则主惑乱矣。人臣者，非名誉请谒无以进取，非背法专制无以为威，非假于忠信无以不禁，三者，愍主坏法之资也。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
人主有诱于事者，有壅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资，以事诬主。主诱而不察，因而多之，则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谓之诱，诱于事者困于患。共进言少，其退费多，虽有功，其进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赏，则群臣莫敢饰言以愍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复于后，复言不复于前，事虽有功，必伏其罪，谓之任下。
人臣为主设事而恐其非也，则先出说设言曰："议是事者，妒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听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议事。二势者用，则忠臣不听而誉臣独任。如是者谓之壅于言，壅于言者制于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言无端末辩无所验者，此言之责也；以不言避责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责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责其实，不言者必问其取舍以为之责。则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则皆有责也。
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举事有道，计其入多，其出少者，可为也。惑主不然，计其入，不计其出，出虽倍其入，不知其害，则是名得而实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今大费无罪而少得为功，则人臣出大费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毋易常。"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伊尹毋变殷，太公毋变周，则汤、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也。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必立其治。说在商君之内外而铁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是以愚戆窳堕之民，苦小费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谤而振小变而失长便，故邹贾非载旅。狎习于乱而容于治，故郑人不能归。
人主¹之过，在已任臣²矣，又必反与其所不任者备之，此其说必与其所任者为仇，而主反制于其所不任者。今所与备人者，且曩³之所备也.人主不能明法⁴而以制大臣之威，无道得小人之信矣。人主释法⁵而以臣备臣，则相爱者比周⁶而相誉⁷，相憎者朋党⁸而相非⁹。非誉交争，则主惑乱矣。人臣者，非名誉请谒¹⁰无以进取，非背法专制¹¹无以为威，非假¹²于忠信无以不禁，三者，愍主¹³坏法之资也。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¹⁴而先劳¹⁵，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
君主容易出现的失误，是已经任命了臣子，却反而倒过来，联合那些没被任用的人去提防他。这样一来，没被任用的人必然会和已被任用的人产生意见冲突，君主反而会被自己不任用的人所牵制。如今，那些和君主一起提防臣子的人，其实就是君主过去原本要防备的人。如果君主不能明确颁布法令来控制大臣的权势，就无法获得平民百姓的信任。君主要是放弃法律制度，转而让臣子互相提防，那么关系亲近、彼此喜欢的臣子就会紧密勾结，互相吹捧；而彼此憎恶的臣子就会拉帮结派，互相诋毁。诋毁和吹捧相互争斗，君主就会变得迷惑昏乱，无法明辨是非。作为臣子，不通过吹捧、请托的手段，就得不到更高的官职和俸禄；不违背法律、独揽大权，就无法树立自己的威势；不借助忠信的名义，就无法逃避法律的制裁。这三种行为，都是迷惑君主、破坏法律制度的手段。君主应当做到：即便臣子有智慧和才能，也不能让他们违背法律、独揽大权；即便臣子有贤良的行为，也不能在他们立下功劳之前就给予赏赐；即便臣子有忠信的品德，也不能让他们脱离法律的约束。这才是明确彰显法律制度的做法。
此段论人主任臣之失。君主已任用大臣，又反与其所不任者以备之，则所备者恰是先前所任，使臣下互为仇敌，君主反制于所不任者。韩非子指出，君主释法而以臣备臣，则相爱者比周相誉，相憎者朋党相非，非誉交争，主惑乱矣。人臣非名誉请谒无以进取，非背法专制无以为威，非假于忠信无以不禁，此三者是惑主坏法之资。故明主之法，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不禁。全段核心在于以法为治，不以臣备臣，方免朋党之患。
人主有诱于事¹者，有壅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²也。人臣易言事³者，少索资⁴，以事诬主⁵。主诱而不察，因而多之，则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谓之诱，诱于事者困于患。共进言少，其退费⁶多，虽有功，其进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赏，则群臣莫敢饰言⁷以愍主。主道⁸者，使人臣前言不复于后，复言不复于前，事虽有功，必伏其罪，谓之任下⁹。
君主常会被两件事困扰：一是被具体事务诱惑，二是被不实言论蒙蔽，这两种情况都必须格外留意。有些臣子会把要做的事情说得十分轻松，提出的要求不多，实则是想用这件事欺骗君主。如果君主被这种说法诱惑，不加以考察就夸奖他，臣子反而会反过来用这件事操控君主。这种情况就叫做被事务诱惑，一旦被事务诱惑，君主终究会被祸患所困扰。有的臣子对君主说，办某件事所需的代价很少，但实际去办理时，花费的代价却非常多。即便事情最终办成了，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也属于不诚实。对不诚实的臣子必须治罪，即便他们办成了事情，也不能给予赏赐，这样一来，大臣们就不敢再用花言巧语蒙蔽君主了。君主用人的原则是：如果臣子之前说的话和后来做的事不一致，或者后来讲的话和之前办的事不相符，即便事情办成功了，也一定要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就是正确任用臣子的方法。
此段论人主诱于事之患。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资而事诬主，君主不察而多之，则臣反以事制主，此谓诱于事，诱于事者困于患。韩非子提出应对之法：共进言少而退费多者，虽有功，其进言不信者必有罪，事有功者必赏，则群臣莫敢饰言惑主。主道在于使人臣前言不复于后、复言不复于前，事虽有功而前言不实者必伏其罪，此谓任下。全段围绕言责展开，以赏罚使臣下不敢虚辞误事。
人臣为主设事¹而恐其非²也，则先出说设言³曰："议是事者，妒事⁴者也。"人主藏是言⁵，不更听⁶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议事。二势⁷者用，则忠臣不听而誉臣⁸独任⁹。如是者谓之壅于言，壅于言者制于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责¹⁰，又有不言之责。言无端末¹¹辩无所验¹²者，此言之责也；以不言避责¹³持重位¹⁴者，此不言之责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责其实，不言者必问其取舍¹⁵以为之责。则人臣莫敢妄言¹⁶矣，又不敢默然¹⁷矣，言、默则皆有责也。
有些臣子在为君主谋划事务时，担心遭到别人的非议，就会提前散布言论：凡是对这件事提出不同意见的人，都是嫉妒这件事能成功的人。君主如果相信了这种话，就不会再听取大臣们的其他意见；大臣们害怕这种言论带来的后果，也不敢再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两种情况一旦形成，君主就不会听取忠臣的谏言，反而会专门任用那些徒有虚名的臣子。这种情况就叫做被言论蒙蔽，一旦被言论蒙蔽，君主就会被臣子所控制。君主治理臣子的原则是：必须让臣子既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也要对自己没说的话负责。那些说话没有头绪、论据无法验证的，要追究其说话的责任；那些用沉默来逃避责任、却依然占据重要职位的，要追究其沉默的责任。对于发表言论的臣子，君主一定要让他们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并据此要求他们拿出实际成效；对于沉默不语的臣子，必须问清他们是赞成还是反对，从而明确他们的责任。这样一来，臣子既不敢随便乱说，也不敢刻意沉默，无论是说话还是沉默，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此段论人主壅于言之患。人臣为主设事而恐其非，先出说曰议是事者妒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听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议事，二势用则忠臣不听而誉臣独任，此谓壅于言，壅于言者制于臣矣。主道在于使人臣必有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言无端末辩无所验者，此言之责；以不言避责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责。君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责其实，不言者必问其取舍以为之责，则臣莫敢妄言亦不敢默然，言默皆有责。全段以言责与默责双向约束，使臣下无可逃避。
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¹，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举事²有道，计其入多，其出少者，可为也。惑主³不然，计其入，不计其出，出虽倍其入⁴，不知其害，则是名得而实亡⁵。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今大费⁶无罪而少得为功，则人臣出大费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君主如果想做某件事，在还没有掌握全部情况的时候，就轻易表露自己的想法，这样做不仅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一定会给自己带来危害。明白这个道理，君主就会顺应客观规律，摒弃自己的主观欲望。做事的基本原则是：如果算计下来，利益多、代价少，就可以去做。昏庸的君主却不这样，他们只计算能得到的利益，却不核算需要付出的代价，即便代价成倍超过利益，也不知道其中的危害，这就是名义上得到了好处，实际上却遭受了损失。这种情况就是功劳小而危害大。通常来说，所谓的功劳，必须是利益多而代价少，才能称之为功劳；如果现在耗费巨大却不用治罪，而收效微小却能算有功，臣子就会用巨大的耗费去换取微小的收效。即便最终得到了微小的收效，君主实际上还是遭受了损失。
此段论君主举事之道。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明其欲，有为之者不得利必以害反。韩非子主张任理去欲，举事有道，计其入多而出少者方可为。惑主不然，计其入不计其出，出虽倍其入不知其害，名得而实亡，功小而害大。凡功者入多出少乃可谓功，若大费无罪而少得为功，则人臣出大费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全段以出入相计论功，强调君主行事当以实利为据，不可徒慕虚名。
不知治者¹，必曰："无变古²，毋易常³。"变与不变，圣人⁴不听，正治⁵而已。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伊尹⁶毋变殷，太公毋变周，则汤、武不王矣。管仲⁷毋易齐，郭偃⁸毋更¹⁵晋，则桓、文⁹不霸¹⁰矣。凡人难变古者，惮¹¹易民之安¹²也。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¹³；适民心者，恣奸之行¹⁴也。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必立其治。说在商君¹⁶之内外而铁殳¹⁷，重盾而豫戒¹⁸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车¹⁹：戒民之备²⁰也。是以愚戆窳堕²¹之民，苦小费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谤²²而振小变而失长便²³，故邹贾非载旅。狎习于乱²⁴而容于治，故郑人不能归。
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不要改变古代的法度，不要更改既定的常规。”其实，变革与否，圣人并不在意，他们只在意能否把国家治理好。既然如此，那么古代的法度是否要改变，既定的常规是否要调整，关键在于它们是否可行。如果伊尹不改变殷朝的法度，姜太公不改变周朝的法度，商汤、周武王就无法称王天下。如果管仲不修改齐国的法度，郭偃不改革晋国的法度，齐桓公、晋文公就无法称霸诸侯。凡是难以改变古代法度的人，都是害怕改变百姓的习惯。不改变古代法度，就是重走乱国的老路；一味迎合百姓的心意，就是放纵奸邪的行为。百姓愚昧无知，不知道什么是混乱；君主懦弱无能，不能推行改革，这都是治理国家的失误。作为君主，既要拥有足够的智慧，懂得如何治理国家，也要足够严厉，坚决推行治国之法，所以即便违背百姓的心意，也一定要确立完善的治国法度。比如商鞅无论对内处理事务还是外出，都会提前用铁杖和层层盾牌做好防备。因此，郭偃刚开始治理晋国时，晋文公身边带有卫兵；管仲刚开始治理齐国时，齐桓公身边跟着战车，这些都是为了防备百姓的措施。那些愚蠢鲁莽、闲散懒惰的人，总是过分计较个人的得失，却忘记了国家的利益。（这段记载中最后几句涉及的史实并不明确，大多难以解读。）
此段论变法之理。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毋易常，韩非子驳之：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在常古之可与不可。举伊尹、太公、管仲、郭偃之例，不变则汤武不王、桓文不霸。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然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民愚不知乱，上懦不能更，是治之失。人主明能知治，严必行之，虽拂于民必立其治。引商君、郭偃、管仲治始皆有戒备之备，证愚民苦小费忘大利，狎习于乱而容于治。全段以史实为据，申明因时变法、不泥古常之理。
本章赏析
《韩非子·南面》篇讨论君主如何面对臣下、推行法令。篇名南面指君主居位临朝，核心在于君主应有明确的主见和果断的行动力，不可被臣下牵制或迷惑。
韩非子首先指出，君主欲治理有效，必须使臣下言行一致、名实相符。臣下往往有两种恶劣倾向：一种是言而不行，空谈误事；另一种是行而不果，半途而废。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政令不通、法度不立。君主若不能辨别臣下所言是否可行、所行是否有效，便会被虚辞浮说所蒙蔽。
文中进一步分析臣下阻挠变法的惯用手段。臣下因循守旧，往往以古制为借口抵制新法。他们表面上尊古，实则维护自身私利。韩非子认为，时代已变，法令制度必须随之调整。君主若听信守旧之臣的言论，便无法推行必要的改革。他主张君主应以实效为标准，不泥古、不守旧，敢于决断。
韩非子还论及君主如何驾驭群臣。他提出参验之法，即通过多方验证来核实臣下的言论和政绩。君主不可偏听偏信，不可只依赖少数近臣，而应广泛考察、相互比对，使虚伪者无所遁形。同时，君主必须掌握刑赏大权，使臣下不敢妄为。
篇末强调君主应保持独立判断，不为人情所动。臣下往往以私人情谊来结纳君主，君主若因此丧失公正，便会被臣下利用。韩非子反复申说，君主必须以法为准绳，以事功为衡量，不可因亲疏远近而有所偏私。
全篇围绕君主如何面对臣下、推行法令展开，从言行一致、变法图强、参验考核、刑赏独立四个方面阐述南面之术，核心在于君主必须主动掌控权力运行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