饰邪第十九 原文
凿龟数策，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赵也。凿龟数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赵者，燕也。剧辛之事燕，无功而社稷危；邹衍之事燕，无功而国道绝。赵代先得意于燕，后得意于齐，国乱节高。自以为与秦提衡，非赵龟神而燕龟欺也。赵又尝凿龟数筴而北伐燕，将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党矣，兵至厘而六城拔矣；至阳城，秦拔鄴矣；庞援揄兵而南，则鄣尽矣。臣故曰：赵龟虽无远见于燕，且宜近见于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实，救燕有有名。赵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龟神而赵龟欺也。初时者，魏数年东乡攻尽陶、卫，数年西乡以失其国，此非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非数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非数年在东也。故曰：龟筴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然而恃之，愚莫大焉。
古者先王尽力于亲民，加事于明法。彼法明，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忠劝邪止而地广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乱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践恃大朋之龟与吴战而不胜，身臣入宦于吴；反国弃龟，明法亲民以报吴，则夫差为擒。故恃鬼神者慢于法，恃诸侯者危其国。曹恃齐而不听宋，齐攻荆而宋灭曹。邢恃吴而不听齐，越伐吴而齐灭邢。许恃荆而不听魏，荆攻宋而魏灭许。郑恃魏而不听韩，魏攻荆而韩灭郑。今者韩国小而恃大国，主慢而听秦、魏，恃齐、荆为用，而小国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广壤，而韩不见也。荆为攻魏而加兵许、鄢，齐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郑，而韩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国，恃外以灭其社稷者也。
臣故曰：明于治之数，则国虽小，富；赏罚敬信，民虽寡，强。赏罚无度，国虽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无地无民，尧、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强。人主又以过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上任之以国。臣故曰：是原古之功，以古之赏赏今之人也。主以是过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过予，则臣偷幸；臣徒取，则功不尊。无功者受赏，则财匮而民望；财匮而民望，则民不尽力矣。故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有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
故曰：小知不可使谋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荆师败，恭王伤。酣战，而司马子反渴而求饮，其友竖谷阳奉卮酒而进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竖谷阳曰：“非也。”子反受而饮之。子反为人嗜酒，甘之，不能绝之于口，醉而卧。恭王欲复战而谋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辞以心疾。恭王驾而往视之，入幄中，闻酒臭而还，曰：“今日之战，寡人目亲伤。所恃者司马，司马又如此，是亡荆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也。寡人无与复战矣。”罢师而去之，斩子反以为大戮。故曰：竖谷阳之进酒也，非以端恶子反也，实心以忠爱之，而适足以杀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贼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贼也。若使小忠主法，则必将赦罪，赦罪以相爱，是与下安矣，然而妨害于治民者也。
当魏之方明《立辟》、从宪令行之时，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匡天下，威行四邻；及法慢，妄予，而国日削矣。当赵之方明《国律》、从大军之时，人众兵强，辟地齐、燕；及《国律》满，用者弱，而国日削矣。当燕之方明《奉法》、审官断之时，东县齐国，南尽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断不用，左右交争，论从其下，则兵弱而地削，国制于邻敌矣。故曰：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为，国亡宜矣。语曰：“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夫舍常法而从私意，则臣下饰于智能；臣下饰于智能，则法禁不立矣。是亡意之道行，治国之道废也。治国之道，去害法者，则不惑于智能，不矫于名誉矣。昔者舜使吏决鸿水，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禹朝诸候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以此观之，先令者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故镜执清而无事，美恶从而比焉；衡执正而无事，轻重从而载焉。夫摇镜，则不得为明；摇衡，则不得为正，法之谓也。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本治者名尊，本乱者名绝。凡智能明通，有以则行，无以则止。故智能单道，不可传于人。而道法万全，智能多失。夫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万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饰于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乱主使民饰于智，不知道之故，故劳而无功。释法禁而听请谒群臣卖官于上，取赏于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群臣。故民无尽力事主之心，而务为交于上。民好上交，则货财上流，而巧说者用。若是，则有功者愈少。奸臣愈进而材臣退，则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此废法禁、后功劳、举名誉、听请谒之失也。凡败法之人，必设诈托物以来亲，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乱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贤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称伊尹、管仲之功，则背法饰智有资；称比干、子胥之忠而见杀，则疾强谏有辞。夫上称贤明，不称暴乱，不可以取类，若是者禁。君子立法以为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为非者，是邪以智，过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人臣之私义也。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则人臣去公义行私心。故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至夫临难必死，尽智竭力，为法为之。故先王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刑赏不察，则民无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则兵弱主卑。故先王贤佐尽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先王知之矣。
凿龟数策¹，兆²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赵也。凿龟数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赵者，燕也。剧辛³之事燕，无功而社稷危；邹衍⁴之事燕，无功而国道绝。赵代先得意于燕，后得意于齐，国乱节高。自以为与秦提衡⁵，非赵龟神而燕龟欺也。赵又尝凿龟数筴而北伐燕，将劫⁶燕以逆⁷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⁸而秦出上党⁹矣，兵至厘¹⁰而六城拔矣；至阳城¹¹，秦拔鄴¹²矣；庞援¹³揄兵¹⁴而南，则鄣¹⁵尽矣。臣故曰：赵龟虽无远见于燕，且宜近见于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实，救燕有有名。赵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龟神而赵龟欺也。初时者，魏数年东乡攻尽陶、卫，数年西乡以失其国，此非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¹⁶非数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¹⁷非数年在东也。故曰：龟筴¹⁸鬼神不足举胜¹⁹，左右背乡²⁰不足以专战²¹。然而恃之，愚莫大焉。
人们通过烧灼龟甲、演算蓍草来进行占卜，占卜结果显示“大吉”，赵国便借着这个兆头攻打了燕国；同样是烧灼龟甲、演算蓍草得到“大吉”的兆象，燕国也以此为依据出兵攻打了赵国。剧辛在燕国效力，不仅没有立下任何功劳，反而让燕国陷入了危险的境地；邹衍在燕国任职，同样毫无功绩，还致使燕国的国运走向衰败。赵国先是打败了燕国，之后又战胜了齐国，即便国内已经出现混乱，却依旧骄傲自满，自认为自身实力已经能和秦国不相上下。这并不是因为赵国的占卜灵验，而燕国的占卜虚假。赵国还曾通过占卜决定向北讨伐燕国，计划挟持燕国来对抗秦国，当时的占卜结果也显示“大吉”。可就在赵国军队刚刚开始进攻大梁的时候，秦国的军队就从上党出兵了；当赵军推进到厘地时，本国的六座城池已经被秦国攻占；赵军进军到阳城时，秦国又拿下了赵国的邺地；等到庞援率领军队向南赶来救援，鄣地一带又被秦军全部占领。所以我说，赵国的占卜即便没能预见攻打燕国的隐患，也应该能预料到秦国将会攻打赵国。秦国凭借自己占卜得到的“大吉”，既开拓了疆土获得了实际利益，又通过救援燕国赢得了美名；而赵国凭借自己的“大吉”，却落得领土缩减、士兵受辱的下场，赵王最终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去世了。这同样不是因为秦国的占卜灵验，而赵国的占卜骗人。当初，魏国在几年间向东进军，彻底攻占了陶、卫两地，可在另几年向西攻打秦国时，却损失了大量国土。这并不是因为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等吉星连续几年都位于西方，也不是因为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等凶星连续几年都处在东方。由此可见，占卜和鬼神之说不足以推断战争的胜负，星体的方位变化也不能决定战争的结果。既然如此，却还要依靠这些东西来决定国家大事，没有比这更愚蠢的做法了。
此段以赵燕两国占卜大吉却战败为例，直指龟筮鬼神不足凭恃。赵燕均依兆而行，一败于燕，一败于赵，说明龟兆的吉凶与战果毫无对应关系。秦亦占得大吉，却开疆拓土，可见胜负关键不在鬼神，而在国家实力与政治决策。韩非通过同一占卜结果导致相反结局的对比，彻底否定迷信卜筮的可靠性，指出依赖鬼神是最大的愚昧，为后文强调法治埋下伏笔。
古者先王尽力于亲民¹，加事于明法²。彼法明，则忠臣劝³；罚必⁴，则邪臣止。忠劝邪止而地广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党⁵比周⁶以隐正道⁷行私曲⁸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乱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践恃大朋之龟与吴战而不胜，身臣入宦⁹于吴；反国弃龟，明法亲民以报吴，则夫差为擒。故恃鬼神者慢于法，恃诸侯者危其国。曹¹⁰恃齐而不听宋，齐攻荆而宋灭曹。邢¹¹恃吴而不听齐，越伐吴而齐灭邢。许¹²恃荆而不听魏，荆攻宋而魏灭许。郑恃魏而不听韩，魏攻荆而韩灭郑。今者韩国小而恃大国，主慢而听秦、魏，恃齐、荆为用，而小国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广壤，而韩不见也。荆为攻魏而加兵许、鄢¹³，齐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郑，而韩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国，恃外以灭其社稷者也。
古代的贤明君主，总是致力于亲近百姓，同时着力严明国家法度。法度严明之后，忠臣就会受到鼓励；刑罚执行坚决，奸臣就会停止作恶。忠臣得到鼓励、奸臣停止作恶，从而实现国土拓展、君主地位尊崇的，秦国就是这样的例子；而群臣结党营私、背离正道，进而导致国土丧失、君主地位卑微的，崤山以东的六国就是如此。混乱弱小的国家终将衰亡，这是人事发展的普遍规律；安定强盛的国家能够称霸天下，这是自古以来就不变的法则。越王勾践曾经依靠贵重龟甲占卜出的吉兆，出兵和吴国交战，结果不仅没有取得胜利，自己还成了俘虏，在吴国服劳役；他返回越国后，抛弃了龟甲占卜，严明法度、亲近百姓，立志向吴国复仇，最终成功擒获了吴王夫差。所以，依靠鬼神保佑的君主，就会忽视法治；依靠其他国家援助的君主，就会危害自己的国家。曹国依靠齐国的势力，不肯服从宋国，当齐国攻打楚国的时候，宋国就趁机灭亡了曹国；邢国依仗吴国的力量，不服从齐国，当越国讨伐吴国的时候，齐国就灭掉了邢国；许国依靠楚国，不肯听从魏国，当楚国攻打宋国的时候，魏国就消灭了许国；郑国依仗魏国，不服从韩国，当魏国攻打楚国的时候，韩国就吞并了郑国。如今韩国本身就很弱小，却还要依靠大国，君主忽视法治，一味顺从秦国和魏国，把依靠齐国和楚国当作维持国家存续的手段，这只会让本就弱小的韩国更加接近灭亡。所以说，依靠别人是不足以开拓疆土的，可韩国却看不到这一点。楚国为了攻打魏国，出兵攻打许、郡两地；齐国攻打任、扈两地，侵占魏国的领土，这些做法都不足以保全韩国，可韩国却没有认清这一事实。这些都是不通过严明法令来治理自己的国家，反而依靠外国势力，最终导致国家灭亡的例子。
此段通过历史对比阐明明法亲民的重要性。秦因法明罚必而强，山东六国因朋党比周而弱，勾践弃龟行法终灭吴，这些例证构成鲜明对照。韩非进一步列举曹、邢、许、郑等小国恃大国而亡的教训，指出依赖外援必然导致社稷倾覆。本段核心在于揭示治国之道在于内立法度、亲民务本，而非求助于鬼神或他国，体现了法家自强自立的政治主张。
臣故曰：明于治之数¹，则国虽小，富；赏罚敬信²，民虽寡，强。赏罚无度³，国虽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无地无民，尧、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强。人主又以过予⁴，人臣又以徒取⁵。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上任之以国。臣故曰：是原古之功⁶，以古之赏赏今之人也。主以是过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过予，则臣偷幸；臣徒取，则功不尊。无功者受赏，则财匮⁷而民望⁸；财匮而民望，则民不尽力矣。故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有赏不足以劝⁹，有刑不足以禁¹⁰，则国虽大，必危。
所以我认为，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治理方法，即便国家疆域狭小，也能实现富足；只要赏罚谨慎且守信，即便百姓人数不多，国家也能变得强大。如果赏罚没有明确的标准，即便国家疆域辽阔，兵力也会变得衰弱，此时的土地不再是自己的土地，百姓也不再是自己的百姓。没有土地和百姓，即便是尧舜这样的贤君，也无法称王天下；即便是夏、商、周三代，也无法变得强盛。君主如果因此过度行赏，臣子就会白白获得赏赐。对于那些无视法律、只空谈古代明君功绩的人，君主却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们。所以我说，这是指望能建立古代明君那样的功绩，却用古代的赏赐标准来奖赏现在只会空谈的人。君主过度行赏，臣子就会心存侥幸、苟且偷生；臣子白白获得赏赐，功劳就不再显得珍贵。没有功劳的人得到赏赐，国家的财力就会变得匮乏，百姓也会心生怨恨；财力匮乏、百姓怨恨，民众就不会再为君主尽力。因此，行赏不当就会失去民心，用刑不当百姓就不会再畏惧君主。有赏赐却不能勉励人们立功，有刑罚却不能禁止邪恶行为，那么即便国家再大，也一定会陷入危险之中。
本段正面论述赏罚制度对国家兴衰的决定作用。韩非强调，治国之术在于赏罚敬信，即便国小民寡亦能富强；赏罚无度则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他批评君主过予、臣子徒取的弊政，指出无功受赏导致财匮民望，刑赏失当则劝禁失效。本段从赏罚的实效性切入，揭示制度执行若偏离公正原则，即便大国亦难免危亡，凸显了法家重制度、轻人情的核心理念。
故曰：小知¹不可使谋事，小忠²不可使主法³。荆恭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⁴，荆师败，恭王伤。酣战，而司马子反⁵渴而求饮，其友竖谷阳⁶奉卮酒⁷而进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竖谷阳曰：“非也。”子反受而饮之。子反为人嗜酒⁸，甘之⁹，不能绝之于口，醉而卧。恭王欲复战而谋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辞以心疾¹⁰。恭王驾而往视之，入幄¹¹中，闻酒臭¹²而还，曰：“今日之战，寡人目亲伤。所恃者司马，司马又如此，是亡荆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也。寡人无与复战矣。”罢师而去之，斩子反以为大戮¹³。故曰：竖谷阳之进酒也，非以端恶¹⁴子反也，实心以忠爱之，而适足以杀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贼¹⁵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贼也。若使小忠主法，则必将赦罪¹⁶，赦罪以相爱¹⁷，是与下安矣，然而妨害于治民¹⁸者也。
所以说，有小聪明的人，不能让他们负责谋划国家大事；只懂小忠小义的人，不能让他们掌管国家法令。楚恭王和晋厉王在鄢陵展开交战，楚军战败，楚恭王也受了伤。战斗正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司马官子反口渴想要喝水，他的亲信侍仆谷阳捧着一卮酒递了过去。子反说：“拿走，这是酒。”谷阳却说：“这不是酒。”子反便接过来喝了起来。子原本就喜欢喝酒，觉得这酒味道甘甜，便停不下来，最终喝醉睡着了。楚恭王想要重新开战，找子反商议军事，派人去叫他，子反却借口自己有心病推辞了。楚恭王亲自乘车去看望他，走进营帐后，闻到了浓重的酒气，便转身返回，说：“今天的战斗，我自己的眼睛也受了伤，我所依靠的就是司马官，可司马官却醉成了这个样子，这是不顾楚国的神灵，也不关心我的百姓啊。我不能再和敌人继续开战了。”于是楚恭王率领军队撤离了鄢陵，并下令将司马子反处死。所以说，侍仆谷阳递酒，并不是本来就憎恨子反，而是真心爱护子反，可最终却恰恰因为这份爱护害了他。这就是行小忠而损害大忠的道理，因此说，小忠是对大忠的危害。如果让行小忠的人掌管法制，他们必然会赦免罪犯、加以庇护，这样虽然能和下面的人相安无事，却会妨害对百姓的治理。
此段通过竖谷阳进酒杀子反的史例，辨析小忠与大忠的利害冲突。竖谷阳出于私爱而进酒，看似忠爱实则害死司马子反，导致荆国战败。韩非由此提出小忠乃大忠之贼的深刻论断，指出若使怀有小忠者主法，必以私恩赦罪，看似与下相安，实则妨害治民。本段精微剖析了私人情感与公共法治的根本对立，强调执法必须超越私情，防止以小忠掩大恶。
当魏之方明《立辟》¹、从宪令²行之时，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匡天下³，威行四邻；及法慢，妄予⁴，而国日削矣。当赵之方明《国律》⁵、从大军之时，人众兵强，辟地⁶齐、燕；及《国律》满⁷，用者弱，而国日削矣。当燕之方明《奉法》⁸、审官断之时，东县齐国⁹，南尽中山¹⁰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断不用，左右交争¹¹，论从其下，则兵弱而地削，国制于邻敌矣。故曰：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为，国亡宜矣。语曰：“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¹²，虽危不亡。”夫舍常法而从私意¹³，则臣下饰于智能；臣下饰于智能，则法禁不立矣。是亡意之道行，治国之道废也。治国之道，去害法者，则不惑于智能，不矫于名誉矣。昔者舜使吏决鸿水¹⁴，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禹朝诸候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¹⁵后至而禹斩之。以此观之，先令者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故镜执清而无事，美恶从而比焉；衡执正而无事，轻重从而载焉。夫摇镜，则不得为明；摇衡，则不得为正，法之谓也。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本治者名尊，本乱者名绝。凡智能明通，有以则行，无以则止。故智能单道¹⁶，不可传于人。而道法万全，智能多失。夫悬衡而知平，设规¹⁷而知圆，万全之道¹⁸也。明主使民饰于道之故，故佚而有功¹⁹。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乱主使民饰于智，不知道之故，故劳而无功。释法禁而听请谒²⁰群臣卖官于上²¹，取赏于下²²，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群臣。故民无尽力事主之心，而务为交于上。民好上交，则货财上流²³，而巧说者²⁴用。若是，则有功者愈少。奸臣愈进而材臣²⁵退，则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此废法禁、后功劳、举名誉、听请谒之失也。凡败法之人，必设诈托物以来亲，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²⁶。此暴君乱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贤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称伊尹、管仲之功，则背法饰智有资；称比干²⁷、子胥之忠而见杀，则疾强谏有辞。夫上称贤明，不称暴乱，不可以取类，若是者禁。君子立法以为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为非者，是邪以智，过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
当魏国大力严明法令、完善法制体系时，坚持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罚，国力强盛到足以整顿天下秩序，威势辐射到周边的诸侯各国；可等到法令逐渐松弛，赏赐变得混乱无序，国家就一天天走向衰弱。当赵国着力严明国家法律、加强军队建设时，人口众多、兵力强盛，攻占了齐国和燕国的大片土地；可等到国家法律松弛，执政者变得软弱无能，国家也逐渐衰弱下去。当燕国致力于严明法度、重视政府决策时，向东将齐国的土地纳入自己的郡县管辖，向南彻底占领了中山国的全部国土；可等到法度被抛弃，政府的决策不再得到执行，君主身边的亲信相互争斗，君主又一味听从臣子的意见，于是兵力不断削弱，领土不断缩减，国家最终被邻国所控制。所以说，法度严明的国家就会强大，轻视法度的国家就会弱小。强弱之间的对比如此明显，可当代的君主却不推行严明的法制，国家陷入危亡境地也是理所当然的。俗语说：“家里有固定的产业，即便遇到荒年也不会挨饿；国家有固定的法制，即便面临危险也不会衰亡。”舍弃固定的法制而随心所欲，臣子就会粉饰自己的才智；臣子粉饰自己的才智，法律禁令就无法推行。这样一来，随心所欲的做法就会盛行，以法治国的原则就会被废弃。治理国家的原则，就是舍弃那些危害法令的行为，这样就不会被虚假的才智所迷惑，也不会被虚名所欺骗。过去舜派遣官吏治理洪水，有官员没有等到命令就抢先立功，舜便把他处死了；禹在会稽山上接受诸侯国君的朝见，防风氏迟到，禹就将他斩杀了。由此可见，提前执行命令的人要被处死，拖延执行命令的人也要被处死，古代的君主最重视的就是依法办事。所以，镜子保持清澈不受干扰，美丑就能清晰显现；衡器保持平正不受动摇，轻重就能准确衡量。摇动镜子就无法保持明亮，摇动衡器就无法保持平正，这说的就是“法制”的重要性。因此，古代的贤明君主把“道”当作行为准则，把“法”当作治国根本。法制严明，君主的地位就会尊贵；法制混乱，君主的地位就会丧失。凡是有才智的人，有依据就会行动，没有依据就会停止。所以才智只是偏狭的道理，不能传授给别人；道和法才是万全之策，而才智往往存在偏差。悬挂衡器才能知道物体的轻重是否平衡，设置圆规才能判断图形是否圆形，这就是万全的方法。明君能让百姓用道来约束自己，所以花费的力气少却能取得成效；丢掉规矩而仅凭技巧，放弃法治而仅凭才智，这是让人迷惑混乱的做法。昏君让百姓用智巧来粉饰自己，是因为不懂得“道”的道理，所以付出了辛劳却没有成效。放弃法令而听从私人请托，群臣在朝堂上出卖官爵，在民间谋取私利，这样一来，利益就会集中到权臣手中，而国家的权势就会落到群臣手里。因此，百姓不再有尽力侍奉君主的心意，而是致力于结交大臣。百姓喜欢结交大臣，财货就会向上流入大臣手中，那些花言巧语的人就会被任用。如果形成这样的局面，立下功劳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奸臣不断得到提拔任用，有才能的大臣却被排挤斥退，君主就会感到迷惑，不知道该做什么；百姓聚集在一起，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这都是废弃法令、轻视功劳、看重名声、听从请托所带来的过错。凡是败坏法制的人，一定会设下骗局，假借各种事情来亲近君主，还喜欢谈论天下少见的奇事，这就是暴君昏主被迷惑、贤能辅佐之臣被侵害的原因。所以，臣子称颂伊尹、管仲的功劳，就有了违法弄权、炫耀才智的依据；称颂比干、伍子胥因忠贞而被杀，就有了急切强谏、冒犯君主的借口。前者是称颂君主贤明，后者是指责君主暴乱，这两种情况不能类推，像这样的言论应该加以禁止。君主立法时认为正确的事情，现在臣子却大多标榜个人智巧来否定国法，这就是用智巧来纵容奸邪，诋毁法制、炫耀自己的小聪明。像这样的行为应该禁止，这是君主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
本段以魏、赵、燕三国由盛转衰的历程，论证明法者强、慢法者弱的规律。三国皆因立法行令而强盛，又因法度废弛、私意横行而削弱。韩非进而批判舍法任智、听请谒、重名誉的弊政，指出奸臣以诈术惑主、以伊尹管仲之功饰智、以比干子胥之忠饰谏，皆在破坏法制。本段强调治国当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去害法者，使智能循法而行，否则劳而无功，威权下移。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¹。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²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³，人臣之私义⁴也。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⁵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⁶，安身利家⁷，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则人臣去公义行私心。故君臣异心⁸，君以计畜臣⁹，臣以计事君¹⁰，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至夫临难必死，尽智竭力¹¹，为法为之。故先王明赏¹²以劝之，严刑以威之。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刑赏不察¹³，则民无功而求得¹⁴，有罪而幸免¹⁵，则兵弱主卑。故先王贤佐尽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¹⁶，先王知之矣。
贤明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必须明确公与私的界限，严明法律制度，摒弃私人恩惠。有命令就必须执行，有禁令就必须制止，这是君主的公义；一心想要实现自己的私利，在朋友之间取得信任，既不能用赏赐来鼓励，也不能用刑罚来阻止，这是臣子的私义。私义在国家中盛行，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公义在国家中盛行，国家就会安定太平，所以公与私之间的界限必须分明。臣子既有私心，也有公义。修身廉洁、办事公正，做官不谋私利，这是臣子的公义；败坏品行、放纵私欲，只为自身和家庭谋利，这是臣子的私心。明君在位时，臣子就会摒弃私心、践行公义；昏君在位时，臣子就会抛弃公义、追逐私心。所以君臣之间并不是一条心，君主依靠算计来蓄养臣子，臣子依靠算计来侍奉君主，君臣之间的交往本质上就是相互算计。危害自身却对国家有利的事情，臣子是不会做的；危害国家却对臣子有利的事情，君主是不会做的。臣子的本心是，只要危害到自身，就谈不上什么利益；君主的本心是，只要危害到国家，就谈不上什么亲近。君臣关系是靠算计结合在一起的。至于臣子遇到危难时必定拼死效力，竭尽自己的才智和力量，这是由法度所决定的。所以古代的贤明君主明确规定赏赐来勉励臣子，严格制定刑罚来约束臣子。赏罚分明，百姓就愿意拼死效力；百姓拼死效力，国家的兵力就会强盛，君主的地位就会尊贵。赏罚不分明，百姓就会没有功劳却谋求利益，有了罪过却侥幸逃脱惩罚，最终导致兵力弱小，君主地位卑微。所以古代的贤明君主和贤臣，都会竭尽全力、尽心尽责地治理国家。因此说，公与私的界限不能不明确，法律禁令不能不严格审查，古代的贤明君主都明白这个道理。
此段总论公私之分的根本原则。韩非明确指出，令行禁止是君主的公义，徇私信友是人臣的私义，公义行则治，私义行则乱。君臣以计合，非以情合，唯有明赏严刑才能使民尽死、兵强主尊。若刑赏不察，则无功求赏、有罪幸免，必然导致兵弱主卑。本段将公私之辨提升到治国根本的高度，强调明主必明法制、去私恩，以制度规范君臣关系，体现了法家政治哲学的核心。
本章赏析
《饰邪》全篇贯穿着韩非对迷信权谋与恃外求存的双重否定，最终归结于明法亲民这一法家核心主张。文章开篇以赵燕两国凿龟占筮而大吉却战败的史实为切入点，又以秦亦占大吉而得地，形成强烈反差，彻底剥除了鬼神卜筮的决定性意义。韩非并非单纯反对占卜，而是揭示龟兆的吉凶与结果之间毫无必然联系，胜负之数完全取决于国家实力与政治清明与否。
继而文章转入正面立论，通过勾践弃龟而灭吴、秦因法明而强、山东六国因朋党而弱等一系列历史对比，论证明法禁、行赏罚才是治国之本。韩非特别强调，小国恃大国、诸侯恃鬼神皆是亡国之道，曹、邢、许、郑等国的覆灭便是明证。他进一步指出，赏罚若失其度，则无功者受赏、有罪者幸免，最终必然导致财匮民望、兵弱主卑。
在批判性分析层面，韩非以竖谷阳进酒杀子反为例，精辟辨析小忠与大忠之别，揭示私人情感与公共法治的根本对立。又通过魏、赵、燕三国由盛转衰的历程，论证明法者强、慢法者弱的规律，批判舍法任智、听请谒、重名誉的弊政。全篇最终收束于公私之分的根本原则，指出令行禁止是君主之公义，徇私信友是臣下之私义，公义行则治，私义行则乱，明主必明法制、去私恩，以制度规范君臣关系。韩非彻底摒弃鬼神迷信与外交依赖，将国家兴衰完全归于法治的建立与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