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学第五十 原文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听行如此，其于治人又必然矣。
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善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善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堕也。侈而堕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堕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曰：“敬贤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立节参明，执操不侵，怨言过于耳，必随之以剑，世主必从而礼之，以为自好之士。夫斩首之劳不赏，而家斗之勇尊显，而索民之疾战距敌而无私斗，不可得也。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且夫人主于听学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为是也，而弗布于官；以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乱亡之道也。
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宰予之辞，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智不充其辩。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实之声。今之新辩滥乎宰予，而世主之听眩乎仲尼，为悦其言，因任其身，则焉得无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辩，而有华下之患；赵任马服之辩，而有长平之祸。此二者，任辩之失也。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冶不能以必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臧获不疑钝利。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则臧获不疑驽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夫爵禄大而官职治，王之道也。
磐石千里，不可谓富；象人百万，不可谓强。石非不大，数非不众也，而不可谓富强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敌也。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是地不垦，与磐石一贯也。儒侠毋军劳，显而荣者，则民不使，与象人同事也。夫祸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祸商官儒侠为不垦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类者也。
故敌国之君王虽说吾义，吾弗入贡而臣；关内之侯虽非吾行，吾必使执禽而朝。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术，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术，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术，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今或谓人曰：“使子必智而寿”，则世必以为狂。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所学于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为说人，此世之所以谓之为狂也。谓之不能然，则是谕也，夫谕性也。以仁义教人，是以智与寿说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啬、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明吾法度，必吾赏罚者，亦国之脂泽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缓其颂，故不道仁义。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括耳，而一日之寿无征于人，此人所以简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者故，不听学者之言。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揊痤则寖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师用。昔禹决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
世之显学¹，儒、墨也。儒之所至²，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³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⁴，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⁵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⁶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⁷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⁸其不可必⁹乎！无参验¹⁰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¹¹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¹²之行，明主¹³弗受¹⁴也。
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术流派当属儒家和墨家。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丘，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翟。自从孔子去世后，儒家分化出了子张学派、子思学派、颜氏学派、孟氏学派、漆雕氏学派、仲良氏学派、孙氏学派和乐正氏学派。自从墨子去世后，墨家则分化出了相里氏学派、相夫氏学派和邓陵氏学派。所以在孔子、墨子离世之后，儒家分裂成八支，墨家分裂成三支，他们在对孔、墨学说的吸收和舍弃上相互矛盾，各有各的主张，却都声称自己传承了孔、墨的真正思想。孔、墨两人已经无法复活，要让谁来判断世上这些学派的真假呢？孔子和墨子都推崇尧、舜，但他们对尧、舜思想的取舍却大相径庭，同样都自称掌握了真正的尧舜之道。尧和舜也不能复活，该让谁来判定儒、墨两家说法的真伪呢？从儒家所推崇的殷周之际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七百多年；从墨家所推崇的虞夏之际到现在，更是有两千多年了，即便如此，我们已经无法判断儒、墨两家所说的内容是否真实。如今还要去考察三千多年前尧舜的思想，想来更是无法确定的吧！不通过事实来检验就对事物下判断，这是愚蠢的行为；不能做出正确判断却把它当作依据，这就是欺骗。因此，那些公开宣称依据先王之道，武断地肯定尧、舜一切言行的人，不是愚蠢，就是在欺骗。对于这种既愚蠢又骗人的学说，以及杂乱矛盾的行为，贤明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
此段指出儒墨为当世显学，但孔墨死后，儒分八派、墨离三派，各派取舍相反却皆自称正宗。韩非认为无参验而断言者为愚，不能确定而据信者为诬。明主不应接受这种愚诬之学。此段从学派分裂切入，揭示先王之道无法确证，以此否定儒墨依托古制的理论根基，主张以实效为验。
墨者¹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²三寸，服丧³三月，世主⁴以为俭⁵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⁶，服丧三年，大毁扶杖⁷，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⁸孔子之侈⁹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¹⁰也。今孝、戾、侈、俭俱¹¹在儒、墨，而上¹²兼礼之。漆雕¹³之议¹⁴，不色挠¹⁵，不目逃¹⁶，行曲¹⁷则违¹⁸于臧获¹⁹，行直²⁰则怒²¹于诸侯，世主以为廉²²而礼之。宋荣子²³之议，设²⁴不斗争，取不随仇²⁵，不羞囹圄²⁶，见侮不辱²⁷，世主以为宽²⁸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²⁹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³⁰也。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³¹，人主³²兼而礼之。自愚诬之学³³、杂反之辞³⁴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³⁵之士，言无定术³⁶，行无常议³⁷。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³⁸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³⁹。今兼听杂学缪行⁴⁰同异之辞⁴¹，安得⁴²无乱乎？听行如此，其于治人⁴³又必然矣。
墨家对于丧葬的主张是，人如果在冬天去世，就穿着冬天的衣服下葬；如果在夏天去世，就穿着夏天的衣服下葬；棺材只用三寸厚的桐木制成，守丧期限只要三个月就可以了，当今的君主认为这是节俭的表现，因而十分尊崇墨家。儒家则主张耗尽家中所有财物举办隆重的葬礼，守丧期限要长达三年，而且守丧期间要悲痛到损害身体、需要拄着拐杖才能走路的程度，当今的君主认为这是尽孝的表现，同样十分尊崇儒家。要是认可墨子的节俭主张，就应该反对孔子的奢侈做法；要是赞同孔子的尽孝理念，就应该反对墨子不符合孝道的行为。如今，尽孝与失孝、奢侈与节俭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念，同时存在于儒、墨两家的学说中，而君主却对两家都加以礼遇。漆雕氏的主张是，脸上不能流露出屈服顺从的神情，眼里不能显出怯懦逃避的样子；自己犯了错误，即便面对奴仆也要退让；自己做得正确，即便面对诸侯也敢于抗争。当今的君主认为他为人耿直，因而加以礼遇。宋荣子的主张则是，完全不与人争斗，绝对不报仇雪恨，就算被关进监狱也不感到羞愧，被人欺辱也不觉得耻辱。当今的君主认为他为人宽厚，因而加以尊崇。要是认可漆雕氏的耿直，就应该反对宋荣子的随和；要是赞同宋荣子的宽厚，就应该反对漆雕氏的刚直。如今，宽厚与耿直、随和与刚直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主张，同时存在于这两个人的思想中，而君主却对他们都加以礼遇。显然，这些都是愚蠢骗人的学说、杂乱相反的论争，但君主却全都听信不疑，结果导致世上的人说话没有固定标准，办事没有统一主张。要知道，冰和炭火不可能长时间放在同一个容器里，寒冷和炎热也不会同时到来，杂乱相反的学说不能同时采纳来治理国家。如今君主对这些杂乱、荒谬且矛盾百出的言行全都听信，怎么可能不造成国家混乱呢？君主听言、行事都是这个样子，在治理民众方面也必然会如此。
此段批判君主同时礼赞儒墨及漆雕、宋荣等相互矛盾的主张。墨家俭葬、儒家厚葬；漆雕廉而好斗、宋荣宽而忍辱，如同冰炭寒暑不可并存。君主兼听杂反学说，导致天下士人言无定术、行无常议，治国必乱。韩非强调相互排斥的学说不能共治一国，统治者必须在价值取向上做出明确选择。
今世之学士语治¹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善²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³者，非力⁴则俭也。与人相善也，无饥馑⁵、疾疚⁶、祸罪之殃⁷独以贫穷者，非侈则堕⁸也。侈而堕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⁹于富人以布施¹⁰于贫家，是夺¹¹力俭而与侈堕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¹²，不可得也。
如今的学者一谈起国家治理的问题，总是说：“给贫穷的人分配一些土地，来填补他们匮乏的财产。”现在的情况是，有些人和别人的条件差不多，没有遇到丰收的年份，也没有额外的收入来源，却唯独能做到自给自足；这不是因为他们勤劳，就是因为他们节俭。还有些人和别人的条件相近，没有遭遇荒年、大病、横祸和犯罪等变故，却唯独陷入了贫穷；这不是因为他们奢侈，就是因为他们懒惰。奢侈和懒惰的人会变得贫穷，而勤劳和节俭的人能变得富足。现在君主向富足的人家征收财物，然后分发给贫穷的人家，这其实是夺取勤俭节约者的财物，去送给奢侈懒惰的人；这样一来，还想督促民众努力耕作、省吃俭用，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
此处分析贫富成因。勤劳节俭者富，奢侈懒惰者贫。若君主向富人征税以施舍贫家，实为夺力俭以赏侈堕，结果只会鼓励懒惰、抑制生产。韩非从人性自利出发，反对平均主义式的redistribution，认为这种政策无法激励民众努力劳作和节约用度。
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¹，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²其胫³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陈⁴良田大宅，设爵禄⁵，所以易民死命⁶也。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⁷而重殉上事⁸，不可得也。藏书策⁹，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¹⁰，世主必从而礼之，曰：“敬贤士，先王之道¹¹也。”夫吏之所税¹²，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¹³，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立节参明，执操不侵¹⁴，怨言过于耳，必随之以剑，世主必从而礼之，以为自好之士。夫斩首之劳不赏，而家斗之勇尊显¹⁵，而索民之疾战距敌而无私斗¹⁶，不可得也。国平¹⁷则养儒侠¹⁸，难至则用介士¹⁹。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且夫人主于听学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为是也，而弗布于官；以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乱亡之道也。
假设这里有一个人，坚决不进入危险的地区，不参军打仗，不愿意用天下的巨大利益来换取自己小腿上的一根毫毛；当代的君主一定会优待他，看重他的见识，赞扬他的行为，认为他是轻视财物、爱惜生命的人。君主拿出良田和宽敞的住宅作为赏赐，设置官爵和俸禄，目的就是为了换取民众拼死效命；如今君主既然尊重那些轻视财物、爱惜生命的人，再想要求民众出生入死为国家牺牲，根本是不可能的。那些收藏书籍、讲究辩论、聚集弟子讲学，通过撰写文章、钻研学术来高谈阔论、游说君主的人，当代的君主一定会优待他们，还会说“尊敬贤士是先王传下来的制度”。官吏征税的对象是种地的农民，而君主供养的却是那些著书立说的学者。对种地的农民征收重税，对学者却给予丰厚的赏赐，这样一来，再想督促民众努力耕作、少讲空话，根本是不可能的。那些讲求气节、标榜高尚、坚守操守且不容侵犯的人，听到别人怨恨自己的话，立刻就拔剑起身；对于这样的人，当代的君主一定会礼遇他，认为他是懂得爱惜自己的人。对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立下功劳的人不给予奖赏，对那些逞勇报私仇的人反而加以尊崇，这样一来，想要求得民众奋勇杀敌而不私下争斗，根本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供养儒生和侠客，危难来临时报靠士兵打仗，所供养的人不是所需要的人，所需要的人不是所供养的人，这就是发生祸乱的原因。此外，君主在听取一种学说时，如果认为它是正确的，就应该正式在官府公布，并任用倡导这种学说的人；如果认为它是错误的，就应该驱逐倡导的人，并制止这种学说的传播。如今的情况是，认为正确的学说，不在官府公布；认为错误的学说，也不从根本上禁止。对正确的不采纳，对错误的不禁止，这是导致国家混乱甚至灭亡的做法。
本段逐层批判三类被礼遇之士。轻物重生者逃避军旅，君主尊之则无人效死；文学议论者不耕而食，君主养之则无人务农；执操私斗者以剑复仇，君主显之则无人战敌。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且君主对学说既不采纳施行也不禁止息端，此乃乱亡之道。强调国家必须使赏罚与耕战需求一致。
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宰予之辞，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智不充其辩。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实之声。今之新辩¹滥乎宰予，而世主之听眩乎仲尼，为悦其言，因任其身，则焉得无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辩，而有华下之患；赵任马服之辩，而有长平之祸。此二者，任辩之失也。夫视锻锡而察青黄²，区冶³不能以必剑⁴；水击鹄雁⁵，陆断驹马，则臧获⁶不疑钝利。发齿吻形容，伯乐⁷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则臧获不疑驽良⁸。观容服⁹，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¹⁰不疑于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¹¹，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¹²；迁官袭级¹³，则官职大而愈治。夫爵禄大而官职治，王之道也。
澹台子羽有着君子般的仪表，孔子误以为他是真正的君子，就收他做了弟子；和他相处久了，才发现他的品行和他的容貌并不相称。宰予说话十分文雅，孔子相信他是真正有才华的人，就收他做了弟子；和他相处久了，才发现他的智力远不如他的口才。因此孔子说：“按照容貌来判断人，在澹台子羽身上行不通；按照言谈来判断人，在宰予身上行不通。”由此可见，即便是像孔子那样聪明的人，也有看人失实的时候。如今流行的巧辩之言，远比宰予的言谈更加浮夸，而当代的君主听起这些话来，又比孔子更加迷惑；因为喜欢某人的言论，就去任用这个人，这怎么可能不出差错呢？因此，魏国听信了孟卯的花言巧语，最终在华阳之战中惨败；赵国听信了赵括的纸上谈兵，最终在长平之战中遭遇大祸。这两件事，都是因为任用了能说会道却没有实际能力的人，才酿成了大错。如果炼铜造剑时，只看所掺的锡的比例和火的颜色，就算是欧冶这样的铸剑大师，也不能断定剑的好坏；可是用这把剑在水上砍杀鸽雁，在陆地上劈杀驹马，就算是奴仆，也不会判断不出剑的锋利与否。如果只是打开马口查看牙齿，以及观察马的外形，就算是伯乐这样的相马高手，也不能判断马的好坏；可是让马套上车，看它到底能跑多远，就算是奴仆，也不会判断不出马的优劣。如果只看一个人的相貌、服饰，只听他的言谈议论，就算是孔子，也不能断定这个人的能力如何；可是让他担任官职进行试验，用办事的成效来考察他，就算是普通人，也不会怀疑他是愚蠢还是聪明。因此，贤明的君主手下的官吏，宰相一定是从地方官员中选拔出来的，猛将一定是从士兵队伍中挑选出来的。对有功劳的人必定给予奖赏，那么俸禄越优厚，他们就越受到鼓励；不断地给他们升官晋级，那么官职越高，他们就越能把事情办好。高官厚禄，让公务得到妥善治理，这是称王天下的正确道路。
此处以子羽貌恶行高、宰予言美智不足为例，说明孔丘以容取言取皆有失。今世辩说过之，君主听信而任人，导致魏用孟卯败于华下、赵用赵括败于长平。因此必须实践检验：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唯有通过实际绩效选拔，才能得人而治。
磐石¹千里，不可谓富；象人²百万，不可谓强。石非不大，数非不众也，而不可谓富强者，磐不生粟³，象人不可使距敌也。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是地不垦，与磐石一贯⁴也。儒侠毋军劳，显而荣者，则民不使，与象人同事也。夫祸知⁵磐石象人，而不知祸商官儒侠为不垦之地⁶、不使之民，不知事类⁷者也。
即使拥有方圆千里的巨石，也不能算是富有；即使拥有上百万的俑人，也不能算是强大。石头并不是不大，俑人的数量也并不是不多，但不能称之为富强的原因是：巨石上不能生产粮食，俑人不能用来抗击敌人。如今，经商求官和依靠技艺谋取利益的人，都不依靠种田来谋生，这样一来，土地就得不到耕种，和巨石没有什么区别。儒生和游侠没有立下军功，却能得到显贵的地位和名声，他们就是不能被任用的人，和俑人的作用一样。现在的人只知道把巨石和俑人看作祸害，却不知道经商求官的人和儒生游侠，也是导致土地不被耕种、不能被任用的人，同样是一种祸害，这就是不懂得根据事情类推的人。
此段比喻论证。千里磐石不生粟故不富，百万木偶不能战故不强。商工技艺之士不垦而食，等同于磐石；儒侠无军功而显荣，等同于木偶。时人知磐石象人之非，却不知养商官儒侠之害，乃不明事类。韩非以此尖锐批评脱离耕战的寄生阶层，强调富强的唯一基础是垦地与能战之民。
故敌国之君王虽说吾义，吾弗入贡¹而臣²；关内之侯虽非吾行，吾必使执禽³而朝。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⁴。夫严家无悍虏⁵，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⁶之可以禁暴⁷，而德厚⁸之不足以止乱⁹也。
因此，那些实力相当的诸侯国君主，尽管喜欢我们的仁义之道，我们也不能让他们进贡称臣；关内侯虽然反对我们的行为，我们却一定能让他们带着礼物前来朝拜。可见，力量强大，就会有人前来朝拜；力量弱小，就只能去朝拜别人，所以贤明的君主致力于发展自身实力。在管教严厉的家庭里，不会有强悍不服管教的奴仆；在慈母的娇惯溺爱下，却会出现败家的儿子。我由此得知，威严和权势能够禁止暴行，而道德再好，也不足以制止混乱。
此段强调力而非义。敌国虽悦吾义，若不臣服则无益；关内侯虽非吾行，必使其执禽而朝。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以严家无悍虏、慈母有败子为喻，说明威势可以禁暴，德厚不足以止乱。韩非彻底否定德化政治，主张以强力与威势为治国根本。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¹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²；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³，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术⁴，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术，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⁵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术，良工⁶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⁷，而行必然之道。
圣人治理国家，不依靠人们自觉为自己做事的善行，而是要营造一种人们不敢做坏事的局面。如果依靠人们自觉为自己做事的善行，国内找不出十几个、几十个这样的人；如果形成人们不敢做坏事的局面，就能让全国上下整齐一致。治理国家的人，需要采用大多数人都能遵守的措施，不能采用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的方法，因此不应该推崇德治，而应该实行法治。如果一定要依靠自然生长的直箭杆，几千年也造不出一支箭；如果一定要依靠自然生长的圆木，几万年也造不出一个车轮。自然生长的直箭杆和圆木，既然千年万载也难有一个，那为什么大家还都能有车坐、还都能射箭打猎呢？因为运用了加工木材的工具和方法。虽然也有不经过加工就自然合用的直箭杆和圆木，但优秀的工匠并不看重它们。为什么呢？因为需要坐车的不是一个人，射箭打猎也不是只射一箭。虽然也有不依靠赏罚就能自行做好事的人，但贤明的君主并不看重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国家的法令不能废弃，而君主所要统治的也不是一个人。因此，有办法的君主，不追求偶然出现的天生善行，而是推行必然有效的政治措施。
治国不恃人为善而用其不得为非。人为善者境内极少，而使人不得为非则一国可齐。以自直之箭、自圜之术百世无一，而世皆乘车射禽靠隐栝之道为喻，说明赏罚如同矫正器，是普遍适用的必然之道。明主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即法治。
今或谓人曰：“使子必智而寿”，则世必以为狂。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所学于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为说人，此世之所以谓之为狂也。谓之不能然，则是谕¹也，夫谕性也。以仁义教人，是以智与寿说也，有度之主²弗受也。故善毛啬³、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⁴，则倍其初。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明吾法度，必吾赏罚者，亦国之脂泽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缓其颂，故不道⁵仁义。
如果对别人说：“我能让你一定变得又聪明又长寿。”那么，大家肯定会认为这是说谎骗人。因为一个人的智力，是先天决定的；一个人的寿命，是命中注定的。这种先天的天性和命中的定数，是不能从别人那里学到的。用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去讨好别人，所以大家才说他是在说谎骗人。向别人说那些无法做到的事情，这就是奉承，而奉承是一种卑劣的本性。用仁义来教导别人，就和用智力、寿命来取悦别人一样，实行法治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仅仅称赞毛啬、西施的美丽，并不能让自己变得好看；用脂粉黛墨化妆一番，就能比原来漂亮好几倍。空谈先王的仁义之道，对于治理国家没有任何好处；明确自己国家的法令，在国内坚决实行赏罚制度，这就如同能让国家富强起来的脂粉黛墨。因此，贤明的君主急切地追求有效的治理手段，而不去理会那些虚妄的颂扬，所以不会谈论什么仁义道德。
本段以智与寿为喻批判仁义教化。告人必智而寿是狂言，因智性寿命非所学而得。以仁义教人，如同以智寿说人，有度之主不受。毛啬西施之美无益吾面，脂泽粉黛可倍其初；先王仁义无益于治，法度赏罚才是国家的脂泽粉黛。明主急其助而缓其颂，不道仁义。
今巫祝¹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²。”千秋万岁之声括耳³，而一日之寿无征⁴于人，此人所以简⁵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⁶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⁷、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⁸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者故，不听学者之言。
如今的巫祝在为人祈祷时，总是说：“愿你长生不老，万寿无疆！”这种千秋万岁的祝福在耳边不断响起，却没有任何能让人多活一天的应验；这就是人们看不起巫祝的原因。现在世上的儒家游说君主时，不谈现在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反而谈论过去治理国家所取得的功绩；不去考察官府法令这样的具体事务，不了解奸诈邪恶的实际情况，却都去称道上古流传的美谈和先王建立的功业。儒家还大肆宣扬：“要是听从我的主张，就能称王称霸。”这就是游说者中的巫祝，实行法治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因此，贤明的君主只做实事，摒弃无用的东西，不空谈仁义道德，也不听信学者的虚妄言论。
此段以巫祝祝人千秋万岁为例，其声括耳而一日之寿无征，故人简巫祝。儒者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奸邪，而道上古传誉、先王成功，饰辞曰听吾言可霸王，如同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举实事去无用，不听学者之言。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¹则腹痛，不揊痤²则寖益³。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⁴；修刑⁵重罚以为禁邪⁶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⁷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⁸、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⁹而无私解¹⁰，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¹¹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师用¹²。昔禹决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¹³郑人谤訾¹⁴。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
现在，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要赢得民心。”如果赢得民心就能治理好国家，那么伊尹、管仲这样的贤相就没有用处了，只要听任民众自然发展就可以了。民众的认知就像婴儿的心智一样，是不能轻易相信和依从的。婴儿不剃头就会肚子疼，不割开疮口治疗病情就会逐渐加重；而要给婴儿剃头、割疮，必须由一个人抱着，由慈母来处理；即便这样，婴儿还是会哭喊不止，因为他不知道承受一点小痛苦，能带来大的好处。如今君主加紧督促民众开荒种田，是为了增加民众的收入，却被民众认为过于残酷；制定刑法，加重惩罚，是为了禁止奸邪之事，却被民众认为过于严厉；征收钱粮赋税，是为了用这些财物救济灾荒、供养军队，却被民众认为过于贪婪；要求国内民众必须懂得披甲上阵，不准私自免除兵役，是为了征服敌人、保卫国家，却被民众认为过于凶狠。上述这四项措施，本来都是为了治理国家、安定民众，可民众却并不欢迎。君主之所以要寻求圣明通达的人来辅佐自己，就是因为民众的认知不能作为治理国家的依据和标准。当初大禹疏通江河，治理洪水，民众却用瓦片、石头去填塞河道；子产在郑国提倡开荒种桑，发展生产，郑国民众却辱骂他。大禹让天下人都获得了利益，子产让郑国得以保全，但他们都受到了民众的诽谤，可见民众的认知显然是靠不住的。因此，选拔人才时希望得到贤能智慧的人，治理国家时指望顺应民众的心理，这些都是造成国家混乱的根源，是不可能用来治理好国家的。
此段批判得民之心之说。民智不可用，如婴儿之心：婴儿不知剔首揊痤的小苦带来大利。今上耕田垦草、修刑重罚、征赋钱粟、令民并力战守，此四者所以治安，而民以为酷、严、贪、暴。禹决江濬河受谤，子产开亩树桑被訾。民智不足用，求贤智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故治国不能顺从民意，必须依靠法术。
本章赏析
《韩非子·显学》是韩非对当时儒墨等显学流弊的系统批判，集中阐述其法治思想。
首先，韩非指出儒墨学派分裂、取舍相反，各自标榜尧舜而不可验证，无参验而必之者为愚，弗能必而据之者为诬。明主不应接受这种愚诬之学。继而批判君主兼礼相互矛盾的学说，如儒之厚葬与墨之俭葬、漆雕之廉与宋荣之宽，冰炭不可同器，杂反学说并存必致混乱。
其次，韩非从功利角度剖析养儒侠、赏文学、尊私斗之害。向富人征税施舍贫家，是夺力俭而赏侈堕。尊轻物重生之士则民不出死，养学士则民不务耕，显家斗之勇则民不战敌。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此乱亡之道。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唯有通过实践检验、课其功伐，才能得人而治。
最后，韩非正面提出治国方略：恃力不恃义，恃法不恃德。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威势可以禁暴，德厚不足以止乱。治国用众而舍寡，不务德而务法，如隐栝矫正箭轮，赏罚是必然之道。以脂泽粉黛喻法度赏罚为国之急用，以巫祝祝寿喻儒者空谈先王无益于治。民智不可用，如婴儿不知小苦致大利，耕战刑赏等治安之策为民所谤，故治国不能顺从民意，必须依靠法术。
全篇贯穿着反潮流的思想锋芒，彻底否定以仁义道德治国、以先王为法、以民心为政的传统观念，主张建立以法律、权力、术数为基础的绝对君主专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