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劫弑臣第十四 原文
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凡人之大体，取舍同者则相是也，取舍异者则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誉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谓同取；人臣之所毁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谓同舍。夫取舍合而相与逆者，未尝闻也。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也，非参验以审之也，必将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于上，而臣必重于下矣，此之谓擅主之臣。
国有擅主之臣，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为臣尽力以致功，竭智以陈忠者，其身困而家贫，父子罹其害；为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治国若此其过也，而上欲下之无奸，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积功劳而求安，是犹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几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趋富贵，事上而求安，是犹聋而欲审清浊之声也，愈不几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无相比周，蔽主上，为奸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人主之义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无规矩而欲为方圆也，必不几矣；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是犹以足搔顶也，愈不几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无废法行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君上之法矣。故以私为重人者众，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于上而臣成党于下，此田成之所以杀简公者也。
夫有术者之为人臣也，得效度数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国者也。是以度数之言得效于前，则赏罚必用于后矣。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而不苟于世俗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是以左右近习之臣，知伪诈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奸私之行，尽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与比周，妄毁誉以求安，是犹负千钧之重，陷于不测之渊而求生也，必不几矣。"百官之吏，亦知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犹上高陵之颠堕峻裕谷之下而求生，必不几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虚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贪渔下？是以臣得陈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职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齐，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
从是观之，则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虽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奸邪，而国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离娄乃为明也，非耳若师旷乃为聪也。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都少矣，非不弊之术也。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当此之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也，故轻犯新法。于是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其赏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众，民疾怨而众过日闻。孝公不听，遂行商君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告私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此亦使天下必为己视听之道也。至治之法术已明矣，而世学者弗知也。
且夫世之愚学，皆不知乱之情，讘䛟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智虑不足以避阱井之陷，又妄非有术之士。听其言者危，用其计者乱，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与有术之士，有谈说之名，而实相去千万也。此夫名同而实有异者也。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犹蚁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远矣。而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群臣相关，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顾以为暴。愚者固欲治而恶其所以治，皆恶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以危也。圣人为法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知之者同于义而异于俗；弗知这者，异于义而同于俗。天下知之者少，则义非矣。
处非道之位，被众口之谮，溺于当世之言，而欲当严天子而求安，几不亦难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显于世者也。楚庄王之弟春申君，有爱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伤其身以视君而泣，曰："得为君之妾，甚幸。虽然，适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适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适二主，其势不俱适，与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赐死君前。妾以赐死，若复幸于左右，愿君必察之，无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诈，为弃正妻。余又欲杀甲而以其子为后，因自裂其呆衣之里，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强戏余。余与争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于此矣！"君怒，而杀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诈弃，而子以之死。从是观之，父子爱子也，犹可以毁而害也；君臣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亲也，而群臣之毁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贤圣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车裂于秦，而吴起之所以枝解于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诛，无功者皆欲尊显。而圣人之治国也，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者也。然则有术数者之为人也，固左右奸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听也。
世之学者说人主，不曰："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而皆曰："仁义惠爱而已矣！"世主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者不止。国有无功得赏者，则民不外务当敌斩首，内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货财，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不亡何时！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无棰策之威，衔橛之备，虽造父不能以服马；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王尔不能以成方圆；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舜不能以为治。今世主皆轻释重罚严诛，行爱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几也。故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严刑重罚以禁之，使民以罪诛而不以爱惠免。是以无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讬于犀车良马之上，则可以陆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则可以水绝江河之难；操法术之数，行重罚严诛，则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国之有法术赏罚，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水行之有轻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于世俗之言；适当世明主之意，则有直任布衣之士，立为卿相之处；处位治国，则有尊主广地之实：此之谓足贵之臣。汤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为五霸主，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广，兵以强。故有忠臣者，外无敌国之患，内无乱臣之忧，长安于天下，而名垂后世，所谓忠臣也。若夫豫让为智伯臣也，上不能说人主使之明法术度数之理以避祸难之患，下不能领御其众以安其国；及襄子之杀智伯也，豫让乃自黔劓，败其形容，以为智伯报襄子之仇。是虽有残刑杀身以为人主之名，而实无益于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阳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谚曰："厉怜王。"此不恭之言也。虽然，古无虚谚，不可不察也。此谓劫杀死亡之主言也。人主无法术以御其臣，虽长年而美材，大臣犹将得势，擅事主断，而各为其私急。而恐父兄毫杰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诛于己也，故杀贤长而立幼弱，废正的而立不义。故《春秋》记之曰："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齐崔杼，其妻美，而庄公通之，数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贾举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请与之分国，崔子不许；公请自刃于庙，崔子又不听；公乃走，逾于北墙。贾举射公，中其股，公坠，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见：李兑之用赵也，饿主父百日而死，卓齿之用齐也，擢湣王之筋，悬之庙梁，宿昔而死。故厉虽癕肿疕疡，上比于《春秋》，未至于绞颈射股也；下比于近世，未至饿死擢筋也。故劫杀死亡之君，此其心之忧惧，形之苦痛也，必甚于厉矣。由此观之，虽"厉怜王"可也。
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¹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²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³之。凡人之大体，取舍同者则相是⁴也，取舍异者则相非⁵也。今人臣之所誉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谓同取⁶；人臣之所毁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谓同舍。夫取舍合而相与逆者，未尝闻也。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⁷之道也。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人主非有术数⁸以御⁹之也，非参验¹⁰以审¹¹之也，必将以曩¹²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于上，而臣必重于下矣，此之谓擅主¹³之臣。
所有奸臣都希望通过迎合君主的心意，来获得君主的信任和手中的权力。所以，君主喜欢什么，奸臣就跟着夸赞什么；君主讨厌什么，奸臣就跟着诋毁什么。大凡人们的普遍心理，观点相同的人就会相互认可，观点不同的人就会彼此指责。如今臣子所称赞的，正是君主所肯定的，这就叫做“观点和君主完全一致、共同认可”；而臣子所诋毁的，正是君主所厌恶的，这就叫做“看法和君主相同、一起排斥”。观点取舍完全一致却又相互对立的情况，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就是臣子用来获得君主宠信的手段。奸臣能够借着君主的宠信，去指责或夸奖、提拔或罢免朝中大臣，如果君主没有权术去驾驭他们，没有可行的检验方法去审察他们，就会因为这些臣子过去和自己意见相同，而轻易相信他们现在说的话，这就是宠臣能够欺骗君主、为自己谋求私利的原因。因此，君主在朝堂之上必然会受到蒙蔽，而奸臣在下面就一定会手握重权，这样的臣子就叫做能够控制君主的人。
此段分析奸臣取信于君主的途径。奸臣总是顺从君主的好恶，君主所善则誉之，所憎则毁之，以此造成取舍一致的表象，从而获得亲幸之势。君主若没有术数来驾驭臣下，没有参验来审查言论，就会因臣下过去迎合自己而轻信其当前之言，导致奸臣得以欺主成私。结果是君主被蒙蔽于上，臣下权重于下，形成擅主之臣。本段揭示了奸臣得势的机制和君主的失策所在。
国有擅主之臣，则群下¹不得尽其智力以陈²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³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⁴者就⁵之，危害者去⁶之，此人之情也。今为臣尽力以致功，竭智以陈忠者，其身困而家贫，父子罹⁷其害；为奸利⁸以弊⁹人主，行财货以事¹⁰贵重之臣¹¹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¹²：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治国若此其过也，而上欲下之无奸，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贞信¹³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积功劳而求安，是犹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几矣。若以道化¹⁴行正理，不趋¹⁵富贵，事上而求安，是犹聋而欲审¹⁶清浊之声也，愈不几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无相比周¹⁷，蔽主上，为奸私以适¹⁸重人¹⁹哉？"此必不顾人主之义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²⁰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无规矩²¹而欲为方圆也，必不几矣；若以守法不朋党²²治官而求安，是犹以足搔顶也，愈不几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无废法行私²³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君上之法矣。故以私为重人者众，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于上而臣成党于下，此田成²⁴之所以杀简公²⁵者也。
国家一旦有了能够控制君主的臣子，手下的大臣就不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效忠君主，各级官吏也不会依照法令去建立功绩。怎么知道会这样呢？人们普遍的心理是，安全且有好处的事情就争相去做，危险且有害的事情就纷纷逃避。如今，臣子们竭尽全力去建立功业、用尽智慧去效忠君主，最终却落得自身困顿、家庭贫穷，父子都遭受灾祸的下场；而那些做奸邪之事谋求利益、蒙蔽君主，大肆贿赂权贵来依附重臣的人，却能自身尊贵、家庭富裕，父子都能得到恩惠。人们怎么会放弃安全有利的道路，而去走向危险有害的境地呢？治理国家出现了这样的错误，君主还希望下面没有奸邪之人、官吏都能遵守法令，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身边的近臣知道，靠忠诚老实无法获得安稳和利益，必然会说：“我靠着忠诚老实侍奉君主，靠着不断立功寻求安稳，这就像盲人想要分辨黑色和白色一样，肯定没有希望；如果我依照法术推行正道，不去趋炎附势，只靠着侍奉君主谋求安稳，这就像聋子想要分辨声音的清浊一样，更没有希望了。这两种方式都无法获得安稳，我怎么能不结成帮派、蒙蔽君主、做奸谋私来迎合重臣呢？”这样一来，他们就肯定不会顾及君主的法令了。各级官吏也知道，靠正直无法谋求安稳，必然会说：“我靠着清廉侍奉君主来寻求安稳，就像没有圆规和直尺却想画出方形和圆形一样，肯定没有希望；如果我靠着守法、不结党营私、认真履行职责来寻求安稳，这就像用脚去挠头一样，更没有希望了。这两种方式都无法获得安稳，我怎么能不违反法令、谋求私利来迎合重臣呢？”这样一来，他们也肯定不会顾及君主的法令了。所以，为了私利去帮助有权势之人的人越来越多，依照法令侍奉君主的人越来越少。因此，君主在上面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而奸臣在下面结成死党，这就是田成能够杀掉齐简公的原因。
此段论述擅主之臣造成的危害及其社会心理根源。人有趋利避害的天性，若忠信正直者困贫受害，而奸私行贿者尊富受泽，则无人愿意选择安利之道。左右近习和百官都会认为正直无法得安，从而结党蔽主、废法行私。最终导致君主孤立而臣下结成私党，如田成子杀齐简公那样。本段从人情利害的角度，解释了为何忠臣少而奸臣多，并点明了君主失势的严重后果。
夫有术者之为人臣也，得效¹度数之言²，上明主法，下困³奸臣，以尊主安国⁴者也。是以度数之言得效于前，则赏罚必用于后矣。人主诚明⁵于圣人之术，而不苟⁶于世俗之言⁷，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是以左右近习之臣，知伪诈⁸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奸私之行，尽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与比周，妄毁誉以求安，是犹负千钧⁹之重，陷于不测之渊¹⁰而求生也，必不几矣。"百官之吏，亦知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犹上高陵之颠¹¹堕峻裕谷之下而求生，必不几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虚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贪渔下？是以臣得陈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职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齐，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
懂得治理国家方法的人做臣子，能够主动提出符合法治的主张，对上明确君主的法令，对下压制奸臣的势力，以此来尊崇君主、安定国家。因此，符合法治的主张能够被采纳，赏罚制度也就能随之推行。君主真正懂得了圣人的法术，就不会迁就世俗的言论，而是会依据实际情况和名分来判断是非对错，通过事实验证来辨别言论的真假。因此，身边的近侍宠臣知道，靠欺诈无法获得安稳，必然会说：“如果我不摒弃奸邪私念，尽心尽力去侍奉君主，反而想通过相互勾结、胡乱褒贬他人来谋求安稳，这就像背负着千钧重担掉进万丈深渊，却还想逃生一样，肯定没有希望。”各级官吏也知道，做奸谋私无法获得安稳，必然会说：“如果我不用清廉正直的态度去执行法令，反而怀着贪婪狡诈的心思违反法令谋求私利，这就像从高山之巅坠入深谷之下，却还想逃生一样，肯定没有希望。”利害关系如此明确，近臣怎么敢用假话欺骗君主，百官又怎么敢凭着贪欲去欺压百姓呢？因此，臣子能够表达自己的忠心而不蒙蔽君主，官吏能够忠于自己的职责而没有怨言。这就是管仲能够让齐国得到大治、商鞅能够让秦国变得强大的原因。
此段阐述有术之臣的作用和君主明术的效果。有术之臣能够献上法度之言，彰明主法，困抑奸臣，达到尊主安国的目的。君主如果能明于圣人之术，不轻信世俗之言，循名责实，因参验而审言辞，那么左右近习知道伪诈不能得安，百官知道奸利不能得安，就会尽力奉法。这样臣下能够尽忠而不被蒙蔽，官吏能够守职而无怨言，如同管仲治齐、商君强秦一样。本段正面提出了解决之道。
从是观之，则圣人之治国也，固有¹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²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臣行私以干上³。明主知之，故设利害之道⁴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虽不口教百官，不目索⁵奸邪，而国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离娄⁶乃为明也，非耳若师旷⁷乃为聪也。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都少矣，非不弊之术也。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⁸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故善任势⁹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¹⁰，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¹¹而明公道，赏告奸¹²、困末作¹³而利本事。当此之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也，故轻犯新法。于是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其赏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众，民疾怨¹⁴而众过日闻。孝公不听，遂行商君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告私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¹⁵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此亦使天下必为己视听之道也。至治¹⁶之法术已明矣，而世学者弗知也。
由此可见，圣人治理国家，本来就有让人不得不爱戴自己的方法，而不依赖别人因为喜爱自己才为自己效力。依赖别人因为喜爱才为自己效力，是很危险的；依靠让人不得不为自己效力，才能获得安稳。君臣之间并不存在骨肉相连的亲情，如果凭着正直的态度能够获得利益，那么臣子就会尽心侍奉君主；如果凭着正直的态度无法谋求安稳，那么臣子就会营私舞弊来侵犯君主的权力。英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设立赏罚措施来昭示天下。因此，君主即使不亲口教化百官，不亲自去搜寻奸邪之人，国家也能治理得很好。作为君主，眼睛不需要像离娄那样敏锐，耳朵不需要像师旷那样灵敏。如果观察事物不依靠君主的法术，而要等到亲眼看到才认为自己明白，那么能看到的东西就很少，这并不是避免被蒙蔽的方法；如果耳朵不依靠君主的权势，而要等到亲耳听到才认为自己清楚，那么能听到的东西就很少，这并不是避免被欺骗的方法。英明的君主，要让天下人不得不为自己观察，不得不为自己倾听。所以，君主身处深宫之中，却能明察四海之内的事情，天下的臣民也无法蒙蔽和欺骗他，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愚昧混乱的治理方法被废除了，君主能够耳聪目明的形势已经形成。所以，善于借助权势的君主，国家就会安定；不懂得借助权势的君主，国家就会危险。古代秦国的风俗，君臣都废弃法令而谋求私利，因此国家混乱、兵力薄弱，君主也地位低下。商鞅劝说秦孝公变法改俗，倡导公正之道，奖励告发奸邪之人，限制工商业发展，鼓励农耕生产。在那个时候，秦国百姓习惯了犯罪可以赦免、没有功劳也能显贵的旧习俗，所以轻易就触犯了新的法令。于是，秦国对违反新法的人施加严厉且坚决的刑罚，对告发奸邪的人给予优厚且守信的赏赐，因此奸邪之人没有不被发现的，遭受刑罚的人很多，民众心中充满怨恨，对新法的指责每天都能听到。但秦孝公毫不理会，坚持推行商鞅的法令。后来，民众知道有罪就一定会被惩罚，而且告发奸邪的人也很多，所以再也没有人敢犯罪，刑罚也就没有了施加的对象。因此，国家太平，兵力强盛，土地广阔，君主也变得尊贵。秦国之所以能治理得很好，就是因为对包庇罪犯的人惩罚严厉，对告发奸邪的人赏赐优厚。这也是让天下人都成为自己耳目的方法。最好的治国法术已经非常清楚了，但当代的学者却一点也不明白。
此段论证圣人治国依靠利害之道而非个人恩惠。君主与臣下没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得利则臣尽力，不可得安则臣行私。明主设置明确的利害准则，使天下人不得不为己视听。以商鞅变法为例，重罚告奸，使民不敢犯法，最终国治兵强。君主不必靠自己的耳目去察奸，而应依靠法数之势，使天下人主动为君主监视和报告。本段强调任势而非任力的治国原则。
且夫世之愚学¹，皆不知乱之情，讘䛟²多诵先古之书³，以乱当世之治；智虑⁴不足以避阱井之陷⁵，又妄非⁶有术之士。听其言者危，用其计者乱，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与有术之士，有谈说之名，而实相去⁷千万也。此夫名同而实有异者也。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犹蚁垤⁸之比大陵¹⁴⁹也，其相去远矣。而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¹⁰，察于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¹¹，陈严刑¹²，将以救群生¹³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¹⁵寡，耆老¹⁶得遂¹⁷，幼孤¹⁸得长，边境不侵，群臣相关，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¹⁹之患，此亦功之至厚²⁰者也。愚人不知，顾²¹以为暴。愚者固欲治而恶其所以治，皆恶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以危也。圣人为法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知之者同于义而异于俗；弗知这者，异于义而同于俗。天下知之者少，则义非矣。
再说当下那些愚蠢的学者，都不懂得国家安定和混乱的实际情况，只会不停地引用古代典籍，以此扰乱当代的国家治理；他们的智谋还不足以让自己避开陷阱，却还胡乱攻击懂得法术的人。听信他们的言论，国家就会陷入危险；采用他们的计谋，国家就会陷入混乱。他们是极其愚蠢的人，也是危害最大的人。他们和坚持法术的人一样，都有善于言说的名声，但实际上两者的差距非常大，这就是名义相同而实质不同的例子。当代愚蠢的学者和法术之士相比，就像小土丘和高大的山陵相比一样，差距实在太大了。作为圣人，能够看清是非的本质，明察国家安定和混乱的真相。所以他治理国家时，明确公正的法令，设置严厉的刑罚，用来解除百姓的祸乱，消除天下的灾难，让强大的人不欺负弱小的人，人多的一方不侵犯人少的一方，老年人能够安享天年，幼子孤儿能够顺利成长，边境不受侵犯，君臣关系亲密，父子相互爱护，没有死亡和被俘的忧患，这也是最重大的功绩啊！但愚蠢的人不明白这些，反而把这种治理方式看作是残暴。他们固然希望国家安定，却反对实现安定的方法；都厌恶危险，却又喜欢造成危险的原因。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严厉的刑罚，是百姓所厌恶的，但却是让国家得到治理的有效办法；怜惜百姓、减轻刑罚，是百姓所喜欢的，但却是让国家陷入危险的途径。圣人以法治国，必然会违背世俗的观念，顺应正确的道理。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就会赞同正确的原则而违背世俗；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就会违背正确的原则而迎合世俗。天下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很少，所以这个正确的原则就被当成错误的了。
此段批评世俗愚学之非。愚学之人不知社会混乱的真实情形，空诵古书，扰乱当世之治，反而妄议有术之士。圣人明察是非治乱，以严刑重法治国，目的是救乱去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然而愚者虽然希望安定，却厌恶实现安定的严刑重罚；虽然厌恶危险，却喜欢导致危险的轻刑宽惠。圣人立法必然违逆世俗而顺应道德。本段揭示了世俗之见与治国之道的深刻矛盾。
处非道之位¹，被众口之谮²，溺³于当世之言，而欲当严天子而求安，几不亦难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显于世者也。楚庄王之弟春申君，有爱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⁴子曰甲。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伤其身以视君而泣，曰："得为君之妾，甚幸。虽然，适⁵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适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⁶，力不足以适二主，其势不俱适，与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赐死⁷君前。妾以赐死，若复幸于左右，愿君必察之，无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诈⁸，为弃正妻。余又欲杀甲而以其子为后，因自裂其呆衣⁹之里，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强戏¹⁰余。余与争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于此矣！"君怒，而杀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诈弃，而子以之死。从是观之，父子爱子也，犹可以毁而害也；君臣之相与¹¹也，非有父子之亲也，而群臣之毁言，非特¹²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贤圣之戮死¹³哉！此商君之所以车裂¹⁴于秦，而吴起之所以枝解¹⁵于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诛，无功者皆欲尊显。而圣人之治国也，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者也。然则有术数者之为人也，固左右奸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听也。
身处不合理的位置，遭受众人的诬陷，被世俗的舆论所淹没，却想在严厉的君主面前谋求安稳，难道不是非常困难吗？这就是法术之士直到死去，也不能在社会上获得声望的原因。楚庄王的弟弟春申君有一个宠妾名叫余，春申君正妻的儿子名叫甲。余想让春申君休掉正妻，就自己伤害身体给春申君看，还哭着说：“能做您的侍妾，我感到非常幸运。但是，顺从夫人就无法好好侍奉您，顺从您就无法好好侍奉夫人。我实在不够贤德，没有能力让你们二位都满意。既然情况如此，不能同时侍奉好你们，与其死在夫人手里，不如死在您的面前。我死了以后，如果您身边再有受宠的人，希望您一定要明察这种情况，不要被别人笑话。”春申君因此相信了余的谎言，为了她休掉了正妻。余又想杀掉甲，让自己的儿子成为继承人，就自己撕破衬衣的里子，给春申君看，还哭着说：“我受您宠爱的时间已经很长了，甲不可能不知道。现在他竟然想强行调戏我，我和他争执，他竟然撕破了我的衣服。做儿子的不孝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春申君大怒，就杀掉了甲。所以，正妻因为余的谎言被休弃，儿子也因此丧命。由此可见，父亲疼爱儿子，尚且会因为别人的诽谤而加害于他，君臣之间没有父子那样亲密的关系，而群臣的诽谤，更不是一个妾室搬弄是非所能比得上的。难怪贤人圣人会遭到杀害啊！这就是商鞅在秦国被车裂、吴起在楚国被肢解的原因。大凡做臣子的，有罪的时候本来就不想受到惩罚，没有功劳的时候却都想获得尊贵的地位。而圣人治理国家，赏赐不会给没有功劳的人，刑罚一定会施加给有罪的人。既然如此，那么法术之士的为人，本来就会遭到君主近侍奸臣的陷害，不是英明的君主，是不会采纳他们的主张的。
此段说明有术之士难以自全的处境。处于非道之位，遭受众人谗言，被世俗舆论淹没，想要在严酷的君主面前求得安全，极为困难。以春申君妾余用谗言害死正妻和亲子为例，说明连父子之亲尚且可以被毁言伤害，君臣之间没有骨肉之亲，群臣的毁言远不止一妾之口，贤圣被杀戮也就不足为怪了。商鞅车裂、吴起肢解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术数之人必然被左右奸臣所害，非明主不能听纳。本段再次以史实佐证法术之士的悲剧命运。
世之学者说人主，不曰："乘¹威严之势²以困奸邪之臣"，而皆曰："仁义惠爱³而已矣！"世主美⁴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⁵，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⁶。何以明之？夫施与⁷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者⁸不止。国有无功得赏者，则民不外务当敌斩首，内不急力田疾作⁹，皆欲行货财，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¹⁰。故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不亡何时！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无棰策¹¹之威，衔橛¹²之备，虽造父¹³不能以服马¹⁴；无规矩之法，绳墨¹⁵之端，虽王尔¹⁶不能以成方圆；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舜¹⁷不能以为治。今世主皆轻释¹⁸重罚严诛，行爱惠，而欲霸王之功¹⁹，亦不可几也。故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²⁰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严刑重罚以禁之，使民以罪诛而不以爱惠免。是以无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讬²¹于犀车²²良马之上，则可以陆犯阪阻²³之患；乘舟之安，持楫²⁴之利，则可以水绝²⁵江河之难；操²⁶法术之数，行重罚严诛，则可以致²⁷霸王之功。治国之有法术赏罚，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水行之有轻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²⁸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于世俗之言；适当世明主之意，则有直任²⁹布衣之士³⁰，立为卿相³¹之处；处位治国，则有尊主广地之实：此之谓足贵之臣³²。汤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为五霸主，九合诸候，一匡天下³³；孝公得商君，地以广，兵以强。故有忠臣者，外无敌国之患，内无乱臣之忧，长安于天下，而名垂后世，所谓忠臣也。若夫豫让³⁴为智伯臣也，上不能说人主使之明法术度数之理以避祸难之患，下不能领御³⁵其众以安其国；及襄子之杀智伯也，豫让乃自黔劓，败其形容，以为智伯报襄子之仇。是虽有残刑杀身以为人主之名，而实无益于智伯若秋毫之末³⁶。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齐³⁷者，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阳之陵³⁸。若此臣，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当下有学识的人向君主进言，不说“凭借威严的权势去压制奸邪的臣子”，反而都说“只要施行仁义和恩惠就足够了”。君主欣赏仁义的名声，却不去考察它的实际效果，因此，严重的导致国家灭亡、君主身死，轻微的导致土地丧失、君位低下。怎么知道会这样呢？把财物施舍给贫困的人，这是世人所说的仁义；怜悯百姓，不忍心对他们施加刑罚，这是世人所说的恩惠。既然要施舍财物给贫困的人，那么没有功劳的人就会得到赏赐；既然不忍心施加刑罚，那么暴乱就无法制止。国家有了没有功劳却能得到赏赐的人，民众对外就不会致力于奋勇杀敌，对内就不会努力从事农耕生产，反而都一心想着行贿巴结权贵，靠私人的善行来树立名声，以此获取高官厚禄。所以，奸邪的臣子越来越多，暴乱分子越来越猖獗，国家不灭亡还等什么呢？严厉的刑罚是百姓所畏惧的，沉重的惩罚是百姓所厌恶的。所以圣人设置严厉的刑罚来禁止奸邪，设置沉重的惩罚来防范奸邪，因此，国家安定而暴乱不会发生。我据此知道，仁义恩惠不值得推行，而严厉的刑罚和沉重的惩罚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没有马鞭的威慑力、马嚼子的约束，就算是擅长驾车的造父，也无法驯服马匹；没有圆规和直尺作为准则、墨线用来校正，就算是能工巧匠王尔，也无法画出标准的方形和圆形；没有威严的权势、赏罚的法令，就算是尧舜那样的贤君，也无法治理好国家。当代的君主都轻易放弃严厉的刑罚和沉重的惩罚，推行仁爱和恩惠，却想建立霸王功业，这也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善于做君主的人，明确设置奖赏和利禄来鼓励百姓，让民众靠着建立功业获得赏赐，而不是靠着君主施行仁义来赐予；推行严厉的刑罚和沉重的惩罚来约束百姓，让民众因为犯罪受到惩罚，而不是靠着君主讲仁爱恩惠来赦免。因此，没有功劳的人不会幻想得到赏赐，犯罪的人不会侥幸免除惩罚。依靠坚固的车子和优良的马匹，就可以在陆地上冲破陡坡险阻的危险；凭借船只的安稳，依仗船桨的作用，就可以在水上克服横渡江河的困难；掌握治国的法术，实行严厉的刑罚和沉重的惩罚，就可以成就霸王的功业。治理国家有法术和赏罚，就好像在陆地上有坚固的车子和优良的马匹，在水上有轻便的船只和好用的船桨一样，依靠它们的人就能获得成功。伊尹掌握了法术，实行赏罚制度，商汤因此称王；管仲掌握了法术，实行赏罚制度，齐桓公因此称霸；商鞅掌握了法术，实行赏罚制度，秦国因此变得强大。这三个人，都精通成就霸王之业的法术，熟悉治理国家、强大兵力的方法，而不拘泥于世俗的言论；他们符合当代君主的心意，就能从平民直接被任用；他们处在卿相的位置上治理国家，就能取得让君主尊贵、领土扩大的实际成效，这样的人才称得上值得尊敬的大臣。商汤得到伊尹，凭借方圆百里的土地成为天子；齐桓公得到管仲，成为五霸之首，多次会合诸侯，统一了天下的秩序；秦孝公得到商鞅，领土因此扩大，兵力因此强盛。所以，有了忠臣，君主对外没有邻国入侵的忧患，对内没有奸臣作乱的担忧，天下长治久安，名声流传后世，这就是所说的真正有了忠臣。至于豫让作为智伯的臣子，对上不能劝说智伯，让他懂得法术制度的道理，躲避灾祸；对下不能率领部下安定国家。等到赵襄子杀掉智伯之后，豫让才自己涂黑皮肤、割掉鼻子、毁坏面容，想替智伯向赵襄子报仇。这虽然有不惜毁坏自身、冒死效忠君主的名声，但实际上对智伯没有丝毫好处。这是我所贬低的人，可君主却认为他忠诚而敬重他。古代有伯夷、叔齐两个人，周武王把天下让给他们，他们却不接受，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上。像豫让、伯夷、叔齐这样的臣子，不畏惧严厉的刑罚，不贪图丰厚的赏赐，无法用刑罚来约束他们，也无法用赏赐来支使他们，这就叫做无用的臣子。这是我所鄙视厌恶的人，却是当代君主所称赞、访求的人。
此段批判仁义惠爱之说的虚妄，重申严刑重罚的必要性。世俗学者劝君主行仁义惠爱，实际上施与贫困会使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会使暴乱不止，最终导致国亡。圣人设严刑重罚以禁邪防奸，如同造父需要棰策衔橛、王尔需要规矩绳墨。以伊尹、管仲、商君为例，说明法术赏罚可致霸王之功。同时批判豫让、伯夷叔齐之类：豫让在智伯生前不能劝其明法避祸，死后复仇无益于智伯；伯夷叔齐不畏重赏重罚，无法驱使，属于无益之臣。本段明确区分了有用之臣与无益之臣。
谚曰："厉¹怜²王。"此不恭之言也。虽然，古无虚谚，不可不察也。此谓劫杀死亡之主言也。人主无法术以御其臣，虽长年而美材，大臣犹将得势，擅事主断³，而各为其私急⁴。而恐父兄毫杰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诛于己也，故杀贤长而立幼弱，废正的而立不义。故《春秋》记之曰："楚王子围将聘⁵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以其冠缨⁶绞⁷王而杀之，遂自立也。齐崔杼⁸，其妻美，而庄公通⁹之，数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贾举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请与之分国，崔子不许；公请自刃于庙，崔子又不听；公乃走，逾于北墙。贾举射公，中其股，公坠，崔子之徒以戈斫¹⁰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见：李兑之用赵也，饿主父百日而死，卓齿之用齐也，擢¹¹湣王¹²之筋，悬之庙梁，宿昔¹³而死。故厉虽癕肿疕疡¹⁴，上比于《春秋》，未至于绞颈射股¹⁵也；下比于近世，未至饿死擢筋¹⁶也。故劫杀死亡之君，此其心之忧惧，形之苦痛¹⁷也，必甚于厉矣。由此观之，虽"厉怜王"可也。
古话说：“麻疯病患者怜悯君主。”这是对君主不恭敬的说法。然而古代没有虚假的谚语，不能不仔细考察它的含义。这句话是针对那些被劫持杀害的君主说的。君主不用法术来驾驭自己的臣子，即使年龄大、资质好，大臣也会得势并擅自处理和决断国家事务，各自为自己的私人利益忙碌。他们害怕君主的亲戚和豪杰之士借助君主的力量来约束和惩罚自己，所以就杀掉贤良成年的君主，拥立年幼懦弱的君主；废掉正宗的嫡子，立不该继位的人。所以《左传》记载说：“楚王的儿子围要出使郑国，还没走出国境，就听说楚王病重，于是返回都城。他借着进去探病的机会，用自己系帽子的带子勒死了楚王，然后自立为楚王。齐国崔杼的妻子长得很漂亮，齐庄公和她通奸，多次进入崔杼的家里。等到庄公再次前来时，崔杼的家臣贾举就率领崔杼的手下人攻打庄公。庄公逃到屋里，请求和崔杼平分国家，崔杼不答应；庄公又请求在宗庙里自杀，崔杼仍然不答应。于是庄公就逃跑，翻过北墙，贾举射击庄公，射中了他的大腿，庄公从墙上掉下来，崔杼的手下人用戈砍死了他，然后崔杼拥立庄公的弟弟景公做君主。”近期看到的事例：李兑在赵国掌权，赵武灵王被围困一百天，最终饿死；卓齿在齐国掌权，抽掉了齐湣王的筋，把他吊在宗庙的梁上，过了一夜就死了。所以，虽然麻疯病会导致皮肤痈肿溃烂，但往上和春秋时期相比，还不至于被勒脖子、射大腿；往下和近代相比，还不至于被饿死、抽筋。因此，被劫持杀害的君主，他们内心的忧虑恐惧、肉体的痛苦，肯定超过了麻疯病患者。由此看来，即使说“麻疯病患者怜悯君主”，也是未尝不可的。
此段解释厉怜王这一谚语的真实含义。厉怜王并非不恭之辞，而是指被劫杀死亡的君主。君主没有法术驾驭臣下，大臣就会得势擅权，担心贤长幼弱妨碍自己，故杀贤立幼、废正立不义。列举楚王子围以冠缨绞王、齐崔杼射杀庄公、李兑饿死主父、卓齿杀死湣王等事例，说明被劫杀君主的忧惧苦痛远甚于癞病之人。因此即使是癞病患者也会怜悯这种君主。本段以极端事例警示君主无术的惨烈后果。
本章赏析
全篇围绕君主无术则奸臣得势、最终导致劫杀身亡这一核心命题展开，系统分析了奸臣取信之由、群臣趋利之实、法术之士的治国效力，以及仁义惠爱之说的虚妄。
开篇指出奸臣总是顺从君主的好恶以取得亲幸之势，君主若没有术数驾驭臣下、没有参验审查言辞，就会因臣下往日迎合而轻信其言，最终导致君主被蒙蔽、臣下擅权。继而从人情趋利避害的角度说明，当忠信正直者困贫受害、奸私行贿者尊富受泽时，百官近习必然结党蔽主、废法行私，君主孤立而臣成党，正如田成子杀简公。
针对这一困境，韩非提出有术之臣能够明主法、困奸臣，君主若能循名实、因参验，则左右知伪诈不能得安，百官知奸利不能得利，从而人人尽力奉法，如管仲治齐、商君强秦。圣人治国不依赖臣下的爱己之心，而设置利害之道，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听。商鞅变法以重罚告奸扭转秦国旧俗，正是明证。
韩非严厉批判世俗愚学空诵古书、妄议法术，指出愚者虽然希望安定却厌恶严刑重罚，而严刑重罚恰恰是治国所必需。他以春申君妾余谗害正妻亲子为例，说明连父子之亲尚且可以被谗言摧毁，有术之士遭奸臣陷害而死也就不足为怪。仁义惠爱只会使无功者得赏、暴乱者不止，最终国亡身死；严刑重罚如同造父之棰策、王尔之规矩，是致霸王之功的根本。伊尹、管仲、商君皆以此成就大业，而豫让、伯夷叔齐之类虽得世俗赞誉，实为无益之臣。全章以厉怜王作结，指出君主无术被劫杀后的忧惧苦痛甚于癞病之人，警示极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