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愤第十一 原文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当涂之人擅事要，则外内为之用矣。是以诸候不因，则事不应，故敌国为之讼；百官不因，则业不进，故群臣为之用；郎中不因，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匿；学士不因，则养禄薄礼卑，故学士为之谈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饰也。重人不能忠主而进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凡当涂者之于人主也，希不信爱也，又且习故。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恶，因其所自进也。官爵贵重，朋党又众，而一国为之讼。则法术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爱之亲，习故之泽也，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是与人主相反也。处势卑贱，无党孤特。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恶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岁数而又不得见；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说于前。故法术之士奚道得进，而人主奚时得悟乎？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窃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朋党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使私者，必信于重人矣。故其可以攻伐借者，以官爵贵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权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趋于私门者，不显于官爵，必重于外权矣。今人主不合参验而行诛，不待见功而爵禄，故法术之士安能蒙死亡而进其说？奸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门益尊。
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国者虽地广人众，然而人主壅蔽，大臣专权，是国为越也。智不类越，而不智不类其国，不察其类者也。人之所以谓齐亡者，非地与城亡也，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谓晋亡者，亦非地与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专之也。今大臣执柄独断，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袭迹于齐、晋，欲国安存，不可得也。
凡法术之难行也，不独万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于人有所智而听之，因与左右论其言，是与愚人论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贤也，人主于人有所贤而礼之，因与左右论其行，是与不肖论贤也。智者决策于愚人，贤士程行于不肖，则贤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论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洁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辩进业。其修士不能以货赂事人，恃其精洁而更不能以枉法为治，则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听请谒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精辩之功息，而毁诬之言起矣。治辩之功制于近习，精洁之行决于毁誉，则修智之吏废，则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决智行，不以叁伍审罪过，而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
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与相异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谲主便私也。故当也之重臣，主变势而得固宠者，十无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当死亡也。智士者远见而畏于死亡，必不从重人矣；贤士者修廉而羞与奸臣欺其主，必不从重臣矣，是当涂者徒属，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智术之士¹，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²；能法之士³，必强毅而劲直⁴，不劲直，不能矫奸⁵。人臣循令⁶而从事，案法⁷而治官，非谓重人⁸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⁹，亏法¹⁰以利私，耗国¹¹以便家¹²，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¹³；能法之士劲直，听用，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¹⁴之外矣。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¹⁵，不可两存之仇也。
懂得治理国家策略的人，必然有着长远的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如果没有敏锐的洞察力，就无法发现隐藏的隐患和私密之事。能够推行法治的人，一定是行事坚决果断且为人刚强正直的；要是不刚强正直，就没有能力惩治奸邪狡诈之徒。臣子依照法令处理公务、履行自身职责，这样的人不能称之为“重臣”。所谓的重臣，是那种无视国家法令、独断专行，破坏法律来为自己家族谋取私利，损害国家利益以便利自家发展，势力大到能够操控君主的人，这才配被叫做重臣。懂得治理策略的人洞察入微，一旦他们的主张被君主采纳、自身得到任用，就能够看穿重臣的阴谋诡计；能够推行法治的人刚强正直，一旦他们的主张被采纳、获得任用，就会纠正重臣的违法乱纪行为。因此，懂得策略且善于运用法治的人如果得到任用，那么那些位高权重的重臣必然会被法律所不容。如此看来，懂法依法的人和当权的重臣，是势不两立的仇敌。
此段开篇界定智术之士与能法之士的特质。智术之士须远见明察，方能洞察隐秘；能法之士须强毅劲直，方能矫正奸邪。与之相对，重人则是无令擅为、亏法利私、耗国便家、挟持君主之人。智法之士若得任用，必使重臣置于法度绳墨之外，二者在根本利益上对立，势同水火，不可两存。韩非以此奠定全章智法之士与当涂重臣矛盾不可调和的基调。
当涂之人擅事要，则外内为之用矣。是以诸候不因，则事不应，故敌国为之讼¹；百官不因，则业不进，故群臣为之用；郎中²不因，则不得近主，故左右³为之匿；学士不因，则养禄⁴薄礼卑，故学士为之谈也。此四助⁵者，邪臣之所以自饰⁶也。重人不能忠主而进其仇，人主不能越⁷四助而烛察其臣，故人主愈弊⁸而大臣愈重。
当权的重臣独揽国家大权后，国家的外交和内政都会被他们利用。正因为这样，其他诸侯国的君主如果不依靠他们，很多事情就无法得到妥善处理，所以各个诸侯国都会对他们大肆吹捧；朝廷里的各级官员如果不依靠他们，自己的功劳就无法上报给君主，所以各级官员都会被他们所利用；君主身边的侍从官员如果不依靠他们，就没有机会接近君主，所以这些人会为他们隐瞒犯下的罪行；有学识的人如果不依靠他们，就只能得到微薄的俸禄和低下的待遇，所以学士们会为他们说好话。这四种辅助势力，是奸臣用来粉饰自己、掩盖恶行的手段。重臣不会忠心于君主，更不会推荐自己的政敌；君主无法越过这四种帮凶去了解自己的臣子，所以君主被蒙蔽的程度会越来越深，而重臣的权势则会越来越大。
此段分析当涂重臣如何借助四类势力巩固自身。诸侯不依附重臣则其请求不被应允，故敌国为其称誉；百官不依附重臣则其官职不得晋升，故群臣为其所用；郎中不依附重臣则不得亲近君主，故左右为其隐匿；学士不依附重臣则俸禄微薄、礼遇卑下，故学者为其游说。此四助是奸臣自我粉饰的工具。重臣不能忠主而进贤，君主不能越过四助而明察臣下，结果君主愈被壅蔽而大臣权势愈重。
凡当涂者之于人主也，希不信爱也，又且习故。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恶，因其所自进也。官爵贵重，朋党又众，而一国为之讼。则法术之士欲干上¹者，非有所信爱之亲²，习故之泽³也，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⁴，是与人主相反也。处势卑贱，无党孤特。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⁵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恶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岁数⁶而又不得见；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⁷独说于前。故法术之士奚道⁸得进，而人主奚时得悟乎？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⁹者，以公法¹⁰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¹¹而窃之。是明法术而逆¹²主上者，不戮¹³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朋党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使私者，必信于重人矣。故其可以攻伐借者，以官爵贵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权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趋于私门者，不显于官爵，必重于外权矣。今人主不合参验¹⁴而行诛，不待见功而爵禄，故法术之士安能蒙死亡而进其说？奸邪之臣安肯乘利¹⁵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门益尊。
重臣大多都能得到君主的信任和宠爱，而且彼此之间关系亲昵、熟悉。至于迎合君主的心思、投合君主的喜好，本来就是重臣得以晋升的途径。他们官职高、爵位尊，党羽众多，全国上下都在为他们歌功颂德。而那些懂法术的人想要获得君主的重用，既没有得到君主信任宠爱的亲近关系，也没有亲昵熟悉的交情，还需要用法治的言论来纠正君主的偏邪想法，这与君主的心意是相悖的。懂法术的人身处低下的地位，没有同党，孤立无援。拿关系疏远的人去和关系亲近、受君主宠信的人相争，从常理上来说不可能取胜；拿新来的人去和君主的旧部相争，常理上无法取胜；拿违背君主心意的人去和投合君主喜好的人相争，常理上不能取胜；拿地位低贱的人去和位高权重的人相争，常理上难以取胜；拿一个人去和全国上下的人相争，常理上更不可能取胜。懂法术的人处于这种“五不胜”的困境中，就算按年计算，也没有机会见到君主；而当权的重臣凭借着“五胜”的优势，还能日夜单独在君主面前进言。那么，法术之士到底能通过什么途径获得君主的任用，君主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醒悟过来呢？因此，凭借着必定无法取胜的条件，又和重臣势不两立，懂法术的人怎么可能不处于危险之中呢？重臣对于那些可以捏造罪名诬陷的法术之士，就会用国家的法律来诛杀他们；对于那些无法强加罪名的，就会派刺客去暗杀他们。这样一来，精通法术却违背君主心意的人，要么被官吏诛杀，要么就会死在刺客手里。而那些结党营私、串通一气来蒙蔽君主，用花言巧语歪曲事实来为自己家族谋取便利的人，一定会得到重臣的信任。所以，对于那些可以用功劳为借口的人，重臣就会封给他们官职、赐予他们爵位，让他们变得显贵；对于那些无法用美名做借口的人，就会用外交职权来重用他们。因此，那些蒙蔽君主、投奔到重臣门下的人，要么在官爵等级上显赫一时，要么就在外交职权上得到重用。如今君主不经过验证核查就随意诛杀他人，不等臣子建立功劳就授予爵禄，这样一来，懂法术的人怎么敢冒着生命危险去陈述自己的主张呢？奸邪的臣子又怎么会在有利可图的时候主动引退呢？所以君主的地位越来越低下，重臣的权势越来越大。
此段论述法术之士与当涂重臣在力量对比上的悬殊。重臣凭借君主信爱、习故之亲，又能迎合君主好恶，兼有官爵贵重、朋党众多之利。法术之士则处于疏远、新旅、违逆主意、轻贱、孤立无援的五不胜之势。重臣既可在白日独对君主进言，又可借公法诛杀有罪过者，或派刺客暗杀无罪者。法术之士欲进其言，既无进身之阶，又面临生死之危，其处境之孤愤可见一斑。
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国者虽地广人众，然而人主壅蔽¹，大臣专权²，是国为越也。智不类越，而不智不类其国，不察其类者也。人之所以谓齐亡者，非地与城亡也，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谓晋亡者，亦非地与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³专之也。今大臣执柄独断，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袭迹⁴于齐、晋，欲国安存，不可得也。
越国虽然国家富裕、兵力强盛，但中原各国的君主都知道，越国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他们会说：“越国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现在统治国家的君主，虽然管辖的土地广阔、人口众多，但如果君主闭目塞听、大臣独揽大权，那么这样的国家，也就和越国没什么区别了。君主知道自己的国家和越国不一样，却不知道现在自己的国家已经变得和越国类似，这是没有看清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人们说齐国灭亡了，并不是指齐国的土地和城池丧失了，而是指吕氏无法再掌控国家，最终被田氏夺取了政权。人们说晋国灭亡了，也不是指晋国的土地和城池丢失了，而是指姬氏无法再控制国家，政权被六卿所把持。现在大臣掌握大权、独断专行，而君主却不知道收回权力，这是君主的不明智。和死人有着相同症状的人，是无法救治的；和亡国有着相同做法的君主，国家是无法长久存在的。现在君主沿袭着齐国、晋国当年的老路，却想要国家安然存续，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此段以越国和齐晋亡国之事为喻，警示君主若不抑制重臣将自取灭亡。中原各国皆知越国虽富国强兵却非己所能控制，而当今有国者虽地广人众，却因君主壅蔽、大臣专权，实际上已如同越国一般不受自己掌控。齐国亡非地城亡，而是吕氏失权、田氏代之；晋国亡亦是姬氏失权、六卿分之。今若大臣执柄独断而君主不能收回权柄，便是重蹈齐晋覆辙。与亡国者同病则不可生，循亡国旧迹则不可存。
凡法术之难行也，不独万乘¹，千乘²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于人有所智而听之，因与左右论其言，是与愚人论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贤也，人主于人有所贤而礼之，因与左右论其行，是与不肖论贤也。智者决策于愚人，贤士程行³于不肖，则贤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论悖⁴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⁵且以精洁⁶固身⁷，其智士且以治辩⁸进业。其修士不能以货赂⁹事人¹⁰，恃其精洁而更不能以枉法¹¹为治，则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听请谒¹²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¹³也，求索¹⁴不得，货赂不至，则精辩之功¹⁵息，而毁诬¹⁶之言起矣。治辩之功制于近习¹⁷，精洁之行决于毁誉¹⁸，则修智之吏废，则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¹⁹决智行，不以叁伍²⁰审²¹罪过，而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²²之吏处官矣。
凡是法治难以推行的地方，不仅仅是大国，中小国家也是如此。君主身边的近臣，不一定都有才能。君主认为某个人有才能，就听取他的意见，然后又和身边的近臣讨论这个人的言论，这其实是和愚蠢的人讨论有才能的人的想法。君主身边的近臣，不一定都品德高尚。君主认为某个人有美德，就礼遇他，然后又和身边的近臣讨论这个人的品行，这其实是和品德不好的人讨论有美德的人的行为。有智慧的人的计谋，由愚蠢的人来评判；有贤德的人的品德，由不贤德的人来衡量，那么品德好、有智慧的人就会感到耻辱，君主的判断也必然会出现谬误。想要谋取官职的臣子中，那些品德好的人会用精纯廉洁的标准约束自己，那些有才智的人会通过办好政事来推进自己的事业。品德好的人不可能用财物贿赂他人，凭借精纯廉洁的品性，更不可能做违法乱纪的事情，所以品德好、有才智的人不会去奉承君主的近侍，也不会理会私下的请托。君主的近侍，品行不会像伯夷那样高尚，当他们想要的东西得不到、财物贿赂送不到的时候，那些精明能干的人的功业就会被压制，诽谤诬陷的话语也会随之出现。办好政事的功业被君主的近侍所左右，精纯廉洁的品行被近侍的毁誉所决定，那么品德好、有才智的官吏就会被罢免，君主的洞察力也会被阻塞。不根据功劳来判断一个人的才智和品德，不通过多方面的事实验证来审理一个人的罪行和过错，反而听从身边亲信的话，那么没有才能的人就会在朝廷中执掌政权，愚蠢腐败的官吏就会窃取官职。
此段论述法术难行的具体原因在于君主以左右近习之言决断人才。君主因信任某人之智而听取其言，却与左右议论其言，是以愚人论智者之智；因敬重某人之贤而礼遇其人，却与左右议论其行，是以不肖论贤者之贤。贤智之士羞于与愚人论智、与不肖论行，而君主之判断亦悖谬。修士精洁不事左右，智士治辩不听请谒，近习求索不得则毁谤之言起。君主不以功伐决智行、不以参伍审罪过，只听左右之言，必致无能之士居廷、愚污之吏处官。
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¹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与相异²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³，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⁴，臣利在朋党用私⁵。是以国地削而私家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⁷，而相室⁸剖符⁹。此人臣之所以谲主便私¹⁰也。故当也之重臣，主变势而得固宠¹¹者，十无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当死亡也。智士者远见而畏于死亡，必不从重人矣；贤士者修廉而羞与奸臣欺其主，必不从重臣矣，是当涂者徒属¹²，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大臣挟¹³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¹⁴，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¹⁵，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¹⁶，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¹⁷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大国的祸患在于大臣的权势太重，中小国家的祸患在于君主身边的近臣过于受宠：这是君主们共同的弊病。再说，臣子犯下大的罪恶，君主出现大的过失，臣子和君主的利益是各不相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具体来说就是：君主的利益在于任用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而臣子的利益在于没有才能却能得到重用；君主的利益在于给有功劳的人授予爵禄，而臣子的利益在于没有功劳却能获得富贵；君主的利益在于让豪杰之士为自己效力，而臣子的利益在于结党营私、谋取私利。因此，国家的土地减少了，大臣的家族却变得更加富裕；君主的地位变得低下了，大臣的权势却变得更加重大。所以君主失去权力，大臣就会控制国家；君主被迫改称藩臣，宰相就会行使君主的权力。这就是大臣欺骗君主、谋取私利的情形。所以当代的重臣，在君主改变政治情势后，仍然能够保持宠信的，十个当中还不到两三个。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这些臣子的罪行太大了。臣子犯下大罪，他们的行为是欺骗君主的，按照法律，这样的罪行应该被判处死刑。有智慧的人看得长远，害怕犯下死罪，必然不会追随重臣；品德好的人洁身自爱，以和奸臣一起欺骗君主为耻辱，必然不会追随重臣。那些当权重臣的门徒党羽，要么是愚蠢到不知道其中危害的人，要么是腐败到不回避奸邪之事的人。大臣挟持着这些愚蠢腐败的人，对上和他们一起欺骗君主，对下和他们一起掠夺百姓的财物，结党拉派、串通一气，迷惑君主、败坏法制，以此扰乱百姓的生活，让国家陷入危险、遭受侵犯，让君主忧愁劳累、蒙受耻辱，这是滔天大罪。臣子犯下大罪而君主却不加以禁止，这是君主的大过失。如果君主在上面有大的过失，臣子在下面有大的罪行，还想要国家不灭亡，是不可能的。
此段总结万乘千乘之患在于大臣太重、左右太信，并揭示君臣利益根本相异。君主之利在于任能有功，臣下之利在于无能无功而得富贵；君主欲豪杰使能，臣下欲朋党用私。故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当涂重臣能固宠者十无二三，因其罪大当诛。智士远见而畏死，必不从重人；贤士修廉而耻欺主，亦不从重臣。故重臣所聚者无非愚而不知患、污而不避奸之人。大臣挟此辈欺主收利、惑主败法，而君主不能禁，此为国之大失，国不可不亡。
本章赏析
文章开篇即指出，智术能法之士与当涂重臣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智术之士明辨是非、推行法治，能法之士刚直不阿、执行法令，而重臣则结党营私、贪图私利，二者势同水火。重臣深知法术之士一旦得势，必将夺其权位、破其私党，故必欲除之而后快。法术之士同样明白，若不除重臣，则法治无法推行、国家难以富强。
韩非进一步分析了重臣得以专权的根源。重臣通过结党营私、收买人心、把持朝政，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网。他们以私利笼络群臣，使百官与之同心；以权势威慑民众，使百姓不敢非议。君主虽为万乘之主，却因耳目被壅塞、信息被阻断，难以明察臣下忠奸。重臣往往以迎合君主喜好、曲意逢迎的方式固宠，使君主在不知不觉中为其所制。
法术之士的困境在于，他们既无党羽相助，又常因直言进谏而触怒君主。重臣利用其权势，在君主面前诋毁法术之士，或捏造罪名加以陷害，或假借法令加以诛戮。法术之士虽有治国安邦之才，却因孤立无援而难以施展，甚至身陷囹圄、性命不保。韩非以“智不类、能不同”概括法术之士与重臣的本质差异，二者因立场对立而无法共存。
君主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君主深知治国需要法术之士，依赖他们推行法治、富国强兵；另一方面，君主又往往被重臣的恭顺迎合所迷惑，听信其谗言而疏远甚至诛杀法术之士。韩非指出，君主若不能明辨忠奸、重用法术之士而抑制重臣，则国家必然衰败，君主最终也会失去权柄。
全篇以“孤愤”为题，既表达了法术之士怀才不遇的孤独，也揭示了他们因忠言直谏而招致怨愤的处境。韩非通过对法术之士与重臣矛盾的深入剖析，揭示了法治得以推行的关键在于君主能否打破重臣的壅蔽、真正信任并任用智术能法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