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二刘傅传第二十一 原文

　　王粲，表字仲宣，是山阳郡高平县人。他的曾祖父王龚、祖父王畅，都曾在汉朝官至三公之位，是当时朝堂上的重臣。他的父亲王谦，曾担任大将军何进的长史。何进因为王谦是名臣之后，便想和他缔结儿女亲家，特意叫来自己的两个儿子让王谦挑选，可王谦并没有应允这门亲事。后来王谦因为身患疾病辞去官职，最终在家中病逝。

　　汉献帝被迫向西迁都后，王粲也辗转来到了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到他后，立刻对他的才华感到十分惊异。当时蔡邕的文才与学识在天下都极负盛名，在朝廷里地位尊贵，他家门前常常车马络绎不绝，前来拜访的宾客更是挤满了庭院。听说王粲到了门口，蔡邕急忙起身出门迎接，慌乱之中甚至把鞋子都穿反了。王粲走进门后，众人发现他年纪尚小，身材还十分矮小，在座的宾客都大为吃惊。蔡邕却说道：“这是王畅的孙子，身怀过人的奇才，我远远比不上他。我家中收藏的所有典籍文章，日后都要全数送给他。”王粲十七岁那年，先是受到司徒府的征召，之后天子又下诏召他担任黄门侍郎，可因为当时长安地区局势动荡不安，王粲两次都没能赴任。不久之后，王粲便前往荆州，去依附荆州牧刘表。刘表因为王粲相貌丑陋、身材矮小，再加上他行事不拘泥于世俗礼节，所以一直都不太看重他。刘表去世之后，王粲劝说刘表的儿子刘琮，让他率领荆州部众归降太祖曹操。太祖随即征召王粲担任丞相掾吏，还赐封他为关内侯。太祖在汉水岸边设宴，王粲举杯向太祖祝贺道：“过去袁绍在黄河以北地区拥兵自重，依仗着麾下兵马众多，心怀兼并天下的野心，可他虽然爱惜贤才却不懂得重用，所以那些身怀奇能的人才都纷纷离开了他。刘表在荆楚一带从容观望天下大势，还自认为能效仿西伯侯周文王成就一番基业。那些到荆州躲避战乱的士人，全都是天下间的英雄豪杰，可刘表不懂得任用他们，所以在国家面临危难的时候，身边没有能辅佐他的栋梁之臣。明公您平定冀州的时候，刚到当地就整饬军备、修缮兵器，招揽四方英雄豪杰并加以重用，因此才能所向披靡；等到平定江汉地区后，又收纳这一带的贤能俊杰并给他们安排合适的职位，让天下人都诚心归附，顺应时势前来投奔，文治和武功同时施行，英雄豪杰们都尽心竭力为您效力，这可是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才能做到的伟业啊！”后来，王粲调任为负责参谋军事的军谋祭酒。魏国建立之后，王粲又被任命为侍中。王粲学识十分渊博，见识也极为深远，凡是遇到疑难问题，没有他回答不上来的。当时，旧时的典章礼制都已经荒废殆尽，朝廷想要重新制定相关制度，这件事一直都是由王粲主持操办的。

　　有一次，王粲和同伴一同赶路，途中看到路边立着一块碑文，有人问他：“您能把这碑文背诵下来吗？”王粲回答说：“可以。”于是那人就让他背对着碑文进行复述，王粲竟然一字不差地将碑文完整背了出来。还有一次，他在一旁看人下围棋，棋局不小心被人碰乱了，王粲就为他们重新复原棋局。下棋的人不相信他能做到，就用手帕盖住了原本的棋盘，让他在另一张棋盘上重新摆棋，等摆好后将两张棋盘进行比对，竟然没有一步棋是摆错的，他的记忆力就是如此强悍。王粲天生就擅长计算，每次进行算术运算时，都能轻松快捷地得出答案。他还十分擅长写文章，只要拿起笔就能一气呵成，完全不需要修改，当时的人常常以为他是提前就构思准备了很久；可就算其他人反复深入地斟酌思考，写出的文章也没法超过他。王粲一生著有诗、赋、论、议等各类作品将近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王粲跟随太祖率军征讨吴国。建安二十二年的春天，他在行军途中不幸病逝，年仅四十一岁。王粲有两个儿子，后来因为牵扯进魏讽谋反作乱的案件，被依法诛杀，王粲也就此断绝了后代。

　　早些时候，魏文帝曹丕还在担任五官中郎将一职时，他和弟弟平原侯曹植都十分痴迷文学创作。王粲和北海郡的徐幹、广陵郡的陈琳、陈留郡的阮瑀、汝南郡的应玚、东平郡的刘桢几人交情都十分深厚。

　　徐幹曾先后担任过司空军师祭酒、司空掾属，以及五官将文学等职务。

　　陈琳早年曾出任大将军何进的主簿。当时何进计划铲除宫中的宦官势力，可太后却坚决不答应，于是何进便打算召集各地勇猛善战的将领，让他们率领军队赶赴京城，想借着这种兵力威压来胁迫太后就范。陈琳劝谏何进说：“《易经》里有记载‘如果没有虞官的协助，就算深入山林，也没法猎到鹿’。民间谚语也说‘捂着眼睛去捕捉麻雀’。就连这些微小的事物，都不能靠着欺瞒的手段去满足自己的私欲，更何况是国家大事，难道能依靠欺诈的方式获得成功吗？如今将军您总揽朝廷政务，手握全国的军事大权，气势威武雄壮，行事可以随心所欲。凭借您当下的权势去处理宦官问题，就如同点燃大火炉去烧头发一样容易。您只应该迅速行动，行使手中的权力，果断做出决断，就算有些做法违背常规礼法，却合乎道义，上天和百姓都会顺应您的举措；可您却要放弃手中的有利条件，反而从外地征召兵马入京。等到各路大军齐聚京城，势力强大的人就会趁机称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倒持兵器，把刀柄交到别人的手里；如此一来，您的功业肯定无法成功，反而会成为祸乱的开端。”何进没有采纳陈琳的建议，最终招来杀身之祸。陈琳为了躲避灾祸前往冀州，袁绍让他负责掌管军中的文书典籍。袁绍势力败亡之后，陈琳便归附了太祖。太祖对他说：“你过去替袁本初撰写声讨我的文书，只要列举我的罪过就罢了，把罪责都算在我身上也就够了，为什么还要牵连到我的父辈和先祖呢？”陈琳连忙起身谢罪，太祖爱惜他的才华，便没有再追究这件事。

　　阮瑀年少时曾拜蔡邕为师，跟随他研习学问。建安年间，都护曹洪想要聘任他负责文书方面的工作，可阮瑀始终不肯屈身就任。太祖于是让陈琳和阮瑀一同担任司空军谋祭酒，负责掌管军中的书信和檄文。当时军队和国家的各类文书，大多都是由陈琳和阮瑀来撰写的。后来陈琳调任为门下督，阮瑀则出任仓曹掾属。

　　应玚和刘桢二人，都曾被太祖征召为丞相掾属。之后应玚调任平原侯庶子，后来又担任了五官将文学一职。刘桢因为犯了“不敬”的罪名受到刑罚惩处，刑罚结束之后，只担任了一个地位低微的小官。二人都曾创作了数十篇文赋作品。

　　阮瑀在建安十七年去世。徐幹、陈琳、应玚、刘桢都在建安二十二年离世。魏文帝曹丕曾写信给元城县令吴质说：“过去疫病横行，我的亲戚朋友大多都遭此劫难，徐幹、陈琳、应玚、刘桢也都在那时一同病逝了。纵观古往今来的文人，大多都不拘泥于细枝末节，很少有人能凭借名誉和节操在世上立身扬名。而唯独徐幹，既能胸怀出众的文才，又能保持本心的质朴，清心寡欲，有着像许由隐居箕山那样的高洁志向，真可以称得上是文才与德行兼备的君子。他撰写的《中论》一共有二十多篇，文辞典雅不俗，完全能够流传后世。应玚常常会有很好的创作构思，他的才学也足够支撑他写出优秀的文章，可他这份美好的志向最终没能实现，实在是令人痛惜！陈琳的奏章写得刚健有力，只是文辞方面有些繁杂冗余。刘桢的文章有着飘逸洒脱的气质，却还欠缺几分刚劲的力道。阮瑀的文书写得洒脱又机敏，读来能让人心情舒畅。王粲本身很擅长辞赋创作，只是文章的气势有些微弱，没法很好地支撑起整篇文章；不过就他所擅长的领域而言，就算是古代的名家也没法比他超出太多。过去俞伯牙因为钟子期去世而摔碎了心爱的古琴，孔子因为子路离世而倒掉了肉酱，都是因为痛惜知音难以寻觅，感伤难得的弟子就此逝去。这几位虽然比不上古代的先贤，但也算得上是同一时期的杰出人才了。”

　　除此之外，颍川郡的邯郸淳、繁钦，陈留郡的路粹，沛国的丁仪、丁廙，弘农郡的杨修，河内郡的荀纬等人，也都具备不俗的文采，只是他们并不在上述七位才子的行列之中。

　　应玚的弟弟是应璩，应璩的儿子为应贞，这父子二人都凭借着出色的文章才华在当时声名远播。应璩的仕途最高走到了侍中的职位，而应贞曾在咸熙年间担任过参相国军事这一职务。

　　阮瑀的儿子是阮籍，他的文章文辞既华美又俊逸脱俗，不过此人性格放达不羁，为人处世没有什么世俗的欲望，始终把庄周当作自己立身行事的楷模。他在官场上最终的任职是步兵校尉。

　　同一时期，还有一位谯郡的名士嵇康，他的文章文风雄健刚劲、辞藻瑰丽不凡，平日里还喜爱探讨老子与庄子的学说，同时崇尚侠义精神，常常热心助人。可到了景元年间，他却因为某件事端获罪，最终被下令处死。

　　景初年间，下邳县有个名叫桓威的人，他出身十分低微，却在年仅十八岁的时候就撰写了《浑舆经》这部著作。这本书以道家思想为核心根基，但其中也融入了他自身独到的见解。他曾先后担任过魏王时期齐国的门下书佐、司徒署吏等职务，后来还出任过安成县令。

　　吴质是济阴地区的人，他凭借着出众的文学才能得到了魏文帝的赏识与器重。他的官阶最终升至振威将军，还被授予符节，负责督管河北地区的各类军事事务，并且被册封为列侯。

　　卫觊，字伯儒，是河东郡安邑县人。他年少时就已经小有名气，凭借着优异的文学才能在当地颇负盛名。魏太祖曹操征召他担任司空掾属，之后他又相继出任茂陵县令、尚书郎等职。当时太祖正率军讨伐袁绍，荆州牧刘表却选择出兵援助袁绍，关中地区的各路将领则都持中立观望的态度。益州牧刘璋和刘表之间素有嫌隙，太祖便派遣卫觊以治书侍御史的身份出使益州，想让刘璋不要出兵，以此牵制刘表的兵力。可卫觊行至长安时，前方道路因战乱阻隔无法通行，他没办法继续前行，只能暂且留在当地镇守关中。当时有很多此前流亡在外的百姓纷纷返回故土，关中的将领们大多争相招揽这些百姓作为自己的部下。卫觊得知后写信给荀彧说：“关中地区本是富庶之地，只是突然遭遇饥荒与动乱，才有十万多户百姓流亡到荆州，如今他们得知故土已经安定，都盼着能早日回来。但这些返乡的百姓没办法自行维持生计，将领们便各自争相招揽他们充作部下。地方郡县实力薄弱，没法和这些将领竞争，导致将领们的势力越发强盛。一旦将来发生变故，必定会留下后患。食盐是国家重要的物资财富，自从动乱发生后，相关的管理十分松散，应该像过去那样安排专门的使者监管食盐的买卖，用获得的收益购置耕牛。要是有百姓返乡，就把耕牛供应给他们，让他们尽心耕种、囤积粮食，从而让关中地区重新变得富足。远方的百姓听说这种情况后，必定会日夜兼程赶回来。再派司隶校尉留在关中治理地方、主持各项事务，这样一来将领们的势力就会逐渐被削弱，官府和百姓的力量则会慢慢兴盛，这是增强自身实力、削弱敌方势力的好办法。”荀彧将卫觊的这番话禀报给了太祖，太祖采纳了他的建议，这才开始派遣谒者仆射监管盐官，又派司隶校尉治理弘农郡。关中地区的势力都归顺后，太祖便将卫觊召回，还逐步将他提拔为尚书。魏国建立之后，卫觊担任侍中一职，和王粲一同主持制度的修订工作。文帝继位魏王后，任命卫觊为尚书，不久之后，又派他返回汉朝担任侍郎，让他宣扬帝位禅让交替的大义，同时负责拟写相关诏书。文帝正式登基称帝后，卫觊再次担任尚书，还被封为阳吉亭侯。

　　魏明帝登基之后，将卫觊的爵位进封为閺乡侯，赐予他三百户的食邑。卫觊曾向明帝上奏说：“《九章律》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律法典籍，其中判定刑罚罪名的标准十分细致完备。所以各个地区的主管官吏，都应该通晓熟练刑律知识。刑罚律法是国家最为重要的制度体系，可却在私下的议论中被人们轻视；负责断案判罚的官吏，肩负着百姓身家性命的寄托，可这类职位选拔任用的却都是地位较为低微的官员。国家朝政出现弊端，未必不是从这两个方面开始的。希望陛下能够下诏设置刑律博士，让他们专门向相关官员传授刑律方面的专业知识。”这份奏请后来得到了落实推行。当时百姓的生活十分困苦，但各类徭役却名目繁多，卫觊又上疏劝谏说：“要改变一个人的性情，依靠强迫的方式是无法做到的。作为臣子，要向君主提出意见本就不是容易的事，而作为君主，要虚心接受臣子的意见也同样艰难。况且人所喜爱的，是富贵显达的境遇，所厌恶的，是贫贱死亡的结局，而这四种情况，都是由君主所掌控的。君主如果宠爱一个人，那人就能享有荣耀名声与富贵生活；君主如果厌恶一个人，那人就会陷入贫贱困顿甚至死亡的境地；顺从君主的心意，是获得君主恩宠的缘由，违背君主的想法，就会招致君主的厌恶。所以做臣子的，都争相顺从陛下的心意，刻意避开会违背陛下想法的事情，若不是那些愿意为了国家而家破人亡、牺牲自身来成全君主的忠臣，谁又敢冒犯君主的威严、触犯朝堂的忌讳，主动进献建议、阐述自身想法呢？陛下如果能留心观察这些情况，那就能明白我的心意了。如今商议朝政的人大多喜欢说些好听的话，他们谈论朝政，就把陛下比作尧舜那样的圣君；说起军事征伐，就将吴国、蜀国比作微不足道的貍鼠。臣却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过去汉文帝在位时期，诸侯王的势力十分强盛，贾谊为此深感担忧惶恐，认为当时的国家局势已经十分危急。况且现在天下的形势是三分鼎立，天下的士人都在竭尽所能，各自为自己的主君效命。那些前来投降的人，也不肯说是舍弃昏庸君主、归顺明主，都说是被紧急的局势所逼迫，这种状况，和当初六国割据一方、各自统治的局面没有什么区别。现在国家人口稀少，留存的百姓生活困苦不堪，陛下如果不多加留意，国家就会越发凋敝，再也无法振兴。按照古代的礼节，天子所用的器物必须要有金玉的装饰，所食用的菜肴必须要有八珍之类的美味。可要是遇上饥荒战乱的年代，就应该减少佳肴和装饰。但奢侈或是节俭的程度，必须要依据当时社会的富饶或是贫困状况来定。武皇帝在位的时候，后宫妃嫔每餐只能有一样肉食，服饰上没有华美的锦绣，褥垫也不加装饰花边，所用器物不涂丹红漆料，正因如此，他才能平定天下，将福泽留给子孙后代。这些都是陛下亲眼所见的事实。当下最为紧要的事情，应该是君臣上下同心协力，一同谋划国事，核算国库中的物资储备，根据收入来规划支出。就算认真思考越王勾践增殖百姓、积蓄国力的方法，尚且还会担心比不上他，可现在尚方所制造的金银器物，数量和范围却在逐渐扩大增加，工匠们的劳作始终没有停歇，奢侈的风气也越来越盛，国库则日渐空虚。过去汉武帝相信并追求成仙的方法，说要获取云间的露水，用来服食天上的仙食碎屑，所以特意建造了高耸的承露盘来承接露水。陛下通达圣明，常常会嘲笑汉武帝的这种行为。汉武帝是为了求取甘露才做这件事，尚且还会被世人指责，陛下没什么需求却还要白白建造这类器物，不但不能增添什么益处，反而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实在是陛下应该慎重考虑再做决定的事情。”卫觊历经汉、魏两朝，常常向君主进献忠言，他的谏言大多都和这次的内容类似。

　　卫觊曾接受朝廷的诏令，负责主持整理各类文章典籍，还亲自撰写了《魏官仪》一书，他一生所著的各类文章总计有几十篇之多。他还十分喜好古文、鸟篆、隶草等各类书体，并且每种书体都极为擅长。建安末年，担任尚书右丞的河南人潘勖，以及黄初年间担任散骑常侍的河内人王象，也都和卫觊一样，凭借出众的文章才华在当时闻名于世。卫觊去世之后，朝廷赐予他“敬侯”的谥号，他的儿子卫瓘继承了他的爵位。卫瓘在咸熙年间曾担任过镇西将军一职。

　　刘廙，字恭嗣，是南阳郡安众县人士。在他年仅十岁的时候，曾在学堂里嬉戏玩闹，当时颍川地区有名的贤达之士司马德操见状，便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开口说道：“孩子啊孩子，世间万物都有其固有的规律与道理，你难道还不明白这一点吗？”刘廙的兄长名叫刘望之，在那个年代颇具声望，荆州牧刘表听闻其名后，便征召他前来担任从事一职。可偏偏刘望之的两位友人，都因为遭到他人的谗言诬陷，最终被刘表下令处死。而刘望之自身又因曾直言劝谏刘表，和刘表产生了很深的矛盾，无奈之下只能辞去官职，回到了家乡。看到兄长的处境，刘廙赶忙劝说他：“从前赵简子诛杀了犊准与铎鸣，孔子得知此事后，当即驾车折返离开。如今兄长既然没办法效仿柳下惠那样做到和光同尘、与世无争，那不如就学着范蠡的样子，迁居到遥远的地方避祸。要是一直留在这里，只能白白等待灾祸降临，这实在不是明智的做法啊！”可刘望之并没有听从弟弟的劝告，没过多久，就真的被刘表杀害了。刘廙得知兄长遇害的消息后，心中满是恐惧，于是连忙逃往扬州，前去投奔太祖曹操。太祖曹操赏识刘廙的才学，便征召他担任丞相掾属一职，后来又将他调任为五官将文学。当时的五官将曹丕十分器重刘廙，便安排他负责对外联络交接以及文书起草的相关工作。接到委任后，刘廙专门上疏回复曹丕，他在奏疏中说道：“臣一开始便知晓，身份尊卑之间的界限划分，是礼法制度所明确规定的。所以臣一直坚守着这些基本的礼节规范，不敢贸然动笔处理相关事务。若君主都能像下达严肃的任命那般，体会到臣下辛劳与谦逊的本心，不刻意看重一个人出身的高低贵贱，反倒重视那些家境清贫却品行正直的读书人，能做到像燕昭王不轻视郭隗、齐桓公不忽略身怀九九小术的人那样，那么像乐毅那样的贤能之士自然会主动前来归附，称霸天下的基业也会因此得以兴盛。哪怕需要臣舍弃一介布衣的操守，来助力成就宏大的功业，臣即便愚笨迟钝，又怎敢推辞这份重任呢？”等到魏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刘廙便被任命为黄门侍郎。

　　曹操当时在长安，打算亲自率领大军前去征讨蜀国，刘廙得知后赶忙上奏章劝谏。他说：“圣贤之人从不会凭着自己的聪慧就轻视普通百姓，能成就帝王大业的人也不会因为某个人的身份低微就拒绝听取其建议。所以那些能建立流传千古基业的君主，必定能从眼前的事情预判到未来的走向，思考问题比独断专行的人周全得多，就算是向才能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也不会觉得羞耻，就是想广泛吸纳众人的长处。再说，皮带、弓弦这类物件本不会说话，但圣贤之人却常常用它们来自我勉励。我的才学和智谋都十分浅薄，也希望能像皮带、弓弦那样为您尽一份力。从前乐毅能凭借弱小的燕国战胜强大的齐国，却没办法靠精锐的士兵平定即墨城，这是因为为自己的家园谋划的人，即便势力弱小也会众志成城，而认定自己即将溃败的人，就算实力强劲也会一败涂地。自殿下您出兵征战以来，已经过了三十多年，还没有哪支敌军是您攻不破的，也没有哪个强敌最终能不向您臣服。如今您手握天下数量众多的士兵，又有着百战百胜的威势，可孙权还在吴国倚仗险要地势负隅顽抗，刘备在蜀地也始终不肯归降。那些外族的臣子，实力连冀州的一个普通士兵都比不上，孙权和刘备的基业，也远不如当年袁绍的规模，可袁绍已经覆灭了，孙权和刘备却迟迟没能被攻克，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如今的兵力变弱了，也不是智谋比从前武断，只是因为原本自强的一方和即将溃败的一方，形势与地位已经发生了转变。当年周文王征讨崇侯虎，连着三次都没能攻克，就退回领地修养德行，之后才成功降服了崇侯虎。秦国还是诸侯国的时候，所征讨的地方没有不臣服的，可等到它兼并天下、登基称帝后，百姓的反抗声却让国家彻底倾覆了，这是因为它将力量都用在了对外征战上，却不体恤国内百姓的缘故。我担心吴、蜀两国虽然没有当初六国那样的实力，但也并不缺少贤能之人，万一贸然进攻导致出现像秦朝那样土崩瓦解的局面，这是不能不深入思考的。天下间的事情，往往有大的收获，也会有大的损失：能看准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并抓住机会，就能获得大的收获；要是形势不利还执意行动，就会遭受大的损失。如今最好的计策，莫过于勘察各地的险要地势，挑选一处要害之地坚守，精选天下的士兵，再根据实际情况每年进行更替优化。这样一来，殿下就能在宫中高枕无忧，专心处理国家政务；同时推广农耕与桑蚕业，推崇勤俭节约的风气，如此整治十年之后，国家必然会变得富裕，百姓也能安居乐业。”曹操听完后走到刘廙面前回应道：“不只是君主应当了解臣子，臣子也应当了解君主。现在你想让我效仿周文王推行德政，恐怕我并不是那样的人。”

　　魏讽发动叛乱，刘廙的弟弟刘伟受到魏讽的牵连，按律应当一同被诛杀。曹操特意下令说：“当年叔向没有因为弟弟羊舌虎犯罪而受到牵连，这是古时候就有的制度。”于是破例宽恕了刘廙，没有对他追责，还提拔他担任丞相仓曹属。刘廙赶忙上奏章谢罪，他说：“我所犯下的罪责，本应是整个宗族都被诛灭的重罪。但有幸承蒙天地的英灵庇佑，又遇上了难得的好运，靠着本不该成功的补救之法，才让宗族得以保全，这就像是在冷却的灰烬上重新燃起烟火，在枯死的树木上又长出了鲜花。世间万物不会向天地表达回报，子女也难以用言语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因为这些恩情只能用生命来证明，很难用笔墨来详尽陈述。”刘廙一生撰写了几十篇文章，此外他还和丁仪一同探讨刑罚与礼节方面的问题，这些著述都流传到了后世。曹丕继任魏王后，任命刘廙为侍中，还赐封他为关内侯。黄初二年，刘廙去世，他没有亲生子嗣，曹丕便让他的侄子刘阜继承了他的爵位。

　　刘劭，字孔才，是广平邯郸人。建安年间，他曾担任计吏，前往许都任职。有一次，太史向朝廷上奏说：“正月初一将会出现日食。”当时刘劭正在尚书令荀彧的住处，在座的有几十个人，有人说应该停止当天的朝会，也有人说应该推辞掉相关的活动。刘劭这时开口说道：“梓慎和裨灶都是古代十分出色的太史，可他们在占卜吉凶的时候，也有过推算天时失误的情况。《礼记》中记载，诸侯一同入朝觐见天子，到了宫门口却没能完成朝见礼节，有四种缘由，日食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圣人制定的礼法制度，并不会因为出现异象就废止朝会，这要么是因为灾祸能借此消除或转移，要么是因为对天象的推测并不准确。”荀彧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于是下令照旧举行朝会，而当天也确实没有出现日食。

　　御史大夫郗虑征召刘劭到自己麾下任职，之后又通过郗虑的举荐，刘劭被任命为太子舍人，后来又调任秘书郎。黄初年间，他先后担任过尚书令、散骑侍郎等职。刘劭曾接受诏令，负责汇总五经类的典籍，按照不同类别进行整理排序，编纂成了《皇览》一书。魏明帝登基之后，刘劭离开京城出任陈留太守，在当地大力推崇教化，百姓们都对他称赞有加。朝廷之后又征召他担任骑都尉，让他和议郎庾嶷、荀诜等人一同制定法令条规，最终编写成《新律》十八篇，还撰写了《律略论》来阐释律法。后来他升任散骑常侍。当时朝廷听闻公孙渊接受了孙权赐予的燕王封号，参与商议的大臣们都想扣押公孙渊派来的计吏，并且出兵讨伐他，刘劭却提出不同看法：“从前袁尚兄弟前去归附公孙渊的父亲公孙康，公孙康不仅斩杀了二人，还将他们的首级送到朝廷，这是公孙渊先祖对朝廷忠心的证明。除此之外，关于公孙渊接受燕王封号的传言是真是假，还没办法确定。古代的圣贤想要获取尚未归附的土地，只会修明德政而不会轻易发动征伐，这是担心会劳民伤财。我们应当对公孙渊表示宽恕，让他有机会改过自新。”后来公孙渊果然斩杀了孙权派来的使者张弥等人，还将他们的首级送到了朝廷。刘劭曾经撰写过《赵都赋》，魏明帝看后十分赞赏，专门下诏让他再创作《许都赋》和《洛都赋》。当时魏国对外频繁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对内又大肆修建宫殿，刘劭所写的这两篇赋，都暗含着对这些行为的讥讽与劝谏。

　　青龙年间，吴国出兵包围了合肥，当时魏国驻守当地的将士都在分批轮休，征东将军满宠赶忙上表朝廷，请求中军派出援兵，同时召集正在休假的将士，以便集中兵力抵御吴军。刘劭在参与商议时提出建议：“敌军刚刚抵达，军心还在调整，士气正处于旺盛阶段。满宠手下的兵力较少，又在当地与敌军作战，如果立刻发起进攻，未必能取得胜利。不过满宠只要坚守等待援兵，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认为可以先派遣五千步兵和三千精锐骑兵，在大部队出发之前先行开拔，一边行军一边宣扬我军的气势，以此震慑敌军。等骑兵抵达合肥后，就疏散队列，多增设旌旗和战鼓，在合肥城下展示我方兵力，引诱敌军出城之后，再截断他们的退路和运粮通道。敌军得知我方大部队即将赶到，又发现退路被骑兵截断，必定会惊慌恐惧而撤军，这样就算不用交战也能攻破敌军了。”魏明帝采纳了他的计策。等魏国大军赶到合肥时，吴军果然已经撤退了。

　　当时魏明帝下诏书，要求广泛招揽天下的贤能之人。散骑侍郎夏侯惠趁机向朝廷推荐刘劭，他说：“我看到散骑常侍刘劭，为人忠厚老实，思考问题周全缜密，行事举止都合乎礼仪规范，他的所有行为举措，都有着明确的依据，所以不管是职位高低的官员，他都能从对方身上找到可借鉴之处并认真学习。因此性情朴实的人佩服他的平和正直，内心清净的人敬仰他的淡泊谦让，精通文史的人赞赏他的思虑周全，思想深刻的人认可他的思维严谨，讲求道义的人知晓他的沉稳坚定，文才出众的人喜爱他的辞章论述，精通法度的人看重他删繁就简的能力，善于谋划的人赞赏他思路清晰细致，这些评价的由来，都是因为他能选取适合自身的长处，并将他人的才能与自己进行比对学习。我多次聆听他的清谈，阅读他的著述，渐渐被他的才学与品德感染，对他的佩服之情也日益加深，他实在是朝廷不可或缺的重要人才。我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应当辅佐朝廷处理机要大事，为国家出谋划策，理应和国家的运势一同兴盛，这不是寻常人才所能比拟的。希望陛下能够采纳底层官员的意见，让刘劭有机会在您面前展示自己的才干，这样一来，陛下的贤德美名就能上达天庭，您的光辉也会变得更加耀眼。”

　　景初年间，刘劭接到朝廷的诏令，负责制定《都官考课》这部典章。他随即向皇帝上奏疏说：“对朝廷官员进行考核，是国家层面的重要事务，可历代以来都没能对此给予足够重视，这就导致国家的相关典章法度存在缺漏却始终没能补足，也使得官员的贤能与平庸、才干的高低优劣全都混杂在一起，难以区分。陛下凭借超凡的智慧与宏大的谋略，心中痛惜国家法度的废弛，不仅在内心反复思索解决之策，还对外公开颁布诏令推进相关整顿工作。臣蒙受陛下浩荡的皇恩，才得以牵头开展这项工作，如今已拟定《都官考课》共七十二条，另外还撰写了一篇《说略》来辅助阐释。只是臣自身才学浅薄，实在没能力清晰透彻地宣扬陛下的旨意，也未必能将这样的典章制度编纂得尽善尽美。”此外，刘劭还认为应当制定完善的礼乐制度，以此来扭转当时不良的社会风俗，为此他专门撰写了《乐论》十四篇。可惜这部著作写完后还没来得及呈递给朝廷，就恰逢魏明帝驾崩，相关的礼乐制度也因此没能得以推行。到了正始年间，刘劭负责为朝廷讲解儒家经典，凭借这份功劳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他一生所撰写的作品，像《法论》《人物志》之类的，加起来共有一百多篇。刘劭去世之后，朝廷追赠他光禄勋的官职，他的儿子刘琳则继承了他的关内侯爵位。

　　和刘劭生活在同一时期的，还有东海郡的缪袭，此人同样颇具才学，曾创作了大量的文章，其仕途最终也做到了尚书、光禄勋这样的高位。

　　缪袭有一位来自山阳郡的友人名叫仲长统，仲长统在东汉末年曾担任过尚书郎一职，只是他很早就去世了。仲长统生前著有《昌言》一书，这部著作的文辞十分精妙，很值得人们反复研读品味。

　　除此之外，散骑常侍、陈留郡的苏林，光禄大夫、京兆郡的韦诞，陈郡太守、任城郡的孙该，郎中令、河东郡的杜挚等人，也都曾创作过不少文章辞赋，其中有很多作品都流传到了后世。

　　傅嘏，字兰石，是北地郡泥阳县人，同时也是西汉名臣傅介子的后代。他的伯父傅巽，在黄初年间曾担任过侍中、尚书等官职。傅嘏刚成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当地有了不小的名气，当时的司空陈群听闻其才名后，便征召他担任自己的掾吏。那时散骑常侍刘劭正在负责制定《都官考课》，还将相关的研讨与落实事务下发到了三公府。傅嘏得知后，对刘劭的这一举措提出了质疑，他说道：“我听闻古代帝王所建立的制度格局宏大、底蕴深厚，圣贤所秉持的道义更是深奥而玄远，若非具备相应才德的人，根本无法领悟并践行这些道理，就连神明也清楚这一点，所以才会将治理天下的重任托付给贤能之人。可若是国家的法度出现倾颓，并且长年都没能得到恢复，底层百姓的合理建议被压制埋没，就连儒家的经书典籍也遭到损毁，这是为何呢？其实是因为圣贤所倡导的道理过于广大深远，而普通之人的才能根本无法企及。刘劭所提出的官员考核办法，虽然想要依照前代关于官员升降任免的相关条文来制定，但那些旧有的制度条文，如今大多已经残缺不全。目前留存下来的有关古代礼仪制度的记载，仅有周代的典籍，其中对外会分封侯伯等爵位，让他们来护卫王室的安全，在朝中则会设置各类官职，完善治、教、礼、政、刑、事这六种核心职事，土地有着固定的赋税标准，官员有着明确的履职准则，文武百官各自承担自身的职责，天下百姓也都能安守自己的本业，正因如此，官员的考核成绩才能够进行比较，相应的升降任免工作也能简单顺畅地开展。我大魏王朝承继了历代帝王的基业，又延续了秦、汉两朝的威势，各类制度规章无不加以整理并采纳。从建安年间开始，一直到青龙年间，历代帝王都在拨乱反正，既奠定了王朝的基业、延续了国家的气运，又全力扫除奸邪凶顽、剿灭残余敌寇，常年都处于军务繁忙、征战不断的状态。等到后来着手治理国家、平定外族之时，朝廷更是将权术与律法结合起来一同使用，对于文武百官的任免以及军国大事的决策，都不会拘泥于固定的小节，而是会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安排，以此来契合政务处理的需求。若是强行将古代的制度照搬到当下施行，就会因为事务繁杂、具体情况截然不同，而很难实现有效适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制度的建立本就需要着眼长远，或许无法完全贴合当下的现实状况，而律法的制定则需要契合当前的实际，也未必能够流传到后世。设置官职、调整职位、管理百姓，这是建立国家治理的根本；依据现实情况考核官员、修正旧有的规章制度，这只是治理的细枝末节。在根本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先去整治末梢，在制度还没有修订完善、治国的政策还没有梳理清晰的时候就先去考核官员，恐怕非但无法分辨出官员的贤能与愚钝，也难以明确智与愚、善与恶的界限。过去先王选拔人才，必定会要求其人的品德在州郡之间有良好的名声，能够在学校之中讲解阐发圣贤道义，行为端正的人会被称为贤人，道德修养深厚的人会被称为能人。之后百姓会将这些贤能之人举荐给先王，先王接纳这些举荐后，会挑选贤德之人让他们到地方任职以积累经验、得到历练，选拔有才干之人让他们入朝处理政务，这便是先王招揽贤才的有效办法。可如今天下的百姓，即便来到京城谋求仕途，却没有经过州郡层面的举荐，朝廷选拔人才的职责，也专门委派给了吏部。若是只依据德行来选拔，那所选之人未必具备实际的理政才干，所授予的官职高低也未必与他的德行相匹配，这样的话，即便是开展官员考核，也无法充分发掘和任用真正的人才。总体来看，国家的律法制度涉及的内容广泛、蕴含的意义深远，很难在这简短的言辞中把相关事宜说透彻。”

　　正始初年，傅嘏先是担任了尚书郎一职，后来又升任为黄门侍郎。当时曹爽正执掌朝廷大权，何晏则担任吏部尚书，傅嘏曾对曹爽的弟弟曹羲说：“何晏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清净无为，可内心却钻营取巧、贪图财利，从不想着在治国理政的根本事务上用心。我担心他必定会先迷惑你们兄弟二人，到那时，有仁德之心的贤能之士就会纷纷远离朝堂，朝廷的政务也会因此而荒废。”何晏等人得知这番话后，便和傅嘏产生了嫌隙，之后他们抓住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就罢免了傅嘏的官职。后来傅嘏在家中被朝廷重新起用为荥阳太守，可他并没有前去赴任。太傅司马宣王随即邀请他担任从事中郎。等到曹爽被诛杀之后，傅嘏先是出任河南尹，之后又升任为尚书。傅嘏常常认为：“秦朝开始废除分封诸侯的制度，转而设置太守一职，依照官位来设定相应的职责，这和古代的制度已经大不相同。汉、魏两朝都沿袭了这一制度，一直到如今依然如此。不过天下的儒生学者，都想要将夏、商、周三代的礼仪制度融合起来推行，但那些古礼制度格局宏大、意蕴深远，并不符合当下的社会形势，强行推行的话，诸多事务都会与制度的要求相悖，最终出现名不副实的情况，所以历代以来之所以没能实现盛世局面，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想要大规模地改革官吏制度，本应依照古代的做法从根本上进行整顿，可如今王室正处于多灾多难的时期，还没有条件去推行这样的变革。”

　　那个时候，朝中有人提议要出兵讨伐吴国，朝廷为此多次向大臣们征询计策和意见，可群臣给出的想法和方案却各不相同。魏国君主于是下诏，让傅嘏来谈谈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傅嘏回应道：“从前吴王夫差曾出兵讨伐齐国、战胜晋国，威势一度在中原地区横行无阻，可最终还是在姑苏之地遭遇了亡国的灾祸；齐闵王也曾大肆兼并土地、拓展疆域，开辟出千里之广的国土，可到头来也落得个身死国灭的下场。由此可见，做事情即便有一个好的开端，也未必能有圆满的结局，这是古代就已经有明确例证的道理。孙权自从击败关羽、吞并荆州之后，便野心膨胀、志得意满，行事也越发残暴凶狠，所以当年宣文侯才会苦心孤诣地谋划宏伟的伐吴大业。如今孙权已经离世，还将自己的儿子托付给诸葛恪辅佐。如果诸葛恪能够纠正孙权在位时的一些失当举措，废除那些残害百姓的苛政，让百姓得以摆脱水深火热的处境，能在新的政策下安稳生活，且吴国朝野上下能同心同德，怀着同舟共济的危机感共渡难关，那么即便他们最终无法保全自身，也完全能够让吴国在长江以南的区域继续存续下去。不过眼下朝中商议伐吴之策的大臣们，有的主张直接率领战船横渡长江，在江面上列阵发起进攻；有的提议兵分四路，同时攻打吴国的城池；还有的认为应该大规模开展屯田，先观察敌方形势再伺机行动：这些都是以往攻取敌军的常规办法。但自从我朝整顿军务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年时间，我军早已不是能依靠出其不意发起突袭的部队。而东吴作为我方敌寇，盘踞江东已有将近六十年，他们的君臣之位虽然是非法僭立的，但君臣上下也曾共患难，如今又接连损失了不少将帅，整个国家都处在上下忧惧的危急状态中，他们必然会把战船部署在各个重要的渡口，依托险要的地势坚守城池，如此一来，我军想要在江面上列阵渡江的计策，恐怕很难成功。只有在边境地区一边大规模开展屯田，一边稳步推进军事行动，才能让后方的根基变得稳固。出兵之前要先发布文告，向天下表明我军进攻时绝不侵扰普通百姓的立场；将士们能安稳地食用囤积多年的军粮，不用再为粮草运输的问题发愁；抓住合适的时机再讨伐敌军，就不用耗费原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才是当前军事层面最紧要的事情。从前樊哙曾希望能率领十万大军在匈奴境内纵横驰骋，季布却当面指出了他这个想法的不妥之处。如今我军想要渡过长江、攻入敌军腹地，其实和当年樊哙的想法是类似的。不如先制定严明的军法制度，操练好士兵，在确保必胜的局面下再制定具体的作战计策，之后再挥师进击，去剿灭敌军残余势力，这样才必定能取得胜利。”后来吴国大将诸葛恪攻破东关之后，借着这股威势，对外宣称要进军青州、徐州，魏国朝廷急忙着手部署防御。傅嘏却认为“淮海一带并不是敌军会轻易选择的进军路线，况且当年孙权曾派兵走海路出征，结果遭遇大风暴，船只尽数倾覆，几乎没什么人幸存，诸葛恪又怎敢倾尽国家的根本力量，把众多将士的性命托付给变幻莫测的大海，去奢求侥幸不被淹没呢？诸葛恪不过是会派遣熟悉水战的偏将，带领一小部分兵力从海路沿着淮水逆流而上，做出要攻打青州、徐州的假象，而他自己则会率领主力部队去进攻淮南地区罢了。”后来的事态果然如傅嘏所料，诸葛恪确实是想夺取新城，可最终没能攻克，只能领兵撤退。

　　傅嘏平日里经常会探讨才能与品性之间的关联，钟会还曾将他的这些见解整理汇总起来，并加以评述。嘉平末年，傅嘏被朝廷赐予关内侯的爵位。等到高贵乡公曹髦即位之后，他又被晋封为武乡亭侯。正元二年的春天，毋丘俭和文钦发动叛乱。当时朝中有人认为司马景王不应该亲自率军前去征讨，只需要派太尉曹孚前往平叛就可以了，在众人之中，只有傅嘏和王肃极力劝说司马景王亲自出征。于是司马景王便率军出发，还任命傅嘏担任尚书仆射，让他留守在京城处理政务。后来毋丘俭、文钦的叛乱被平定，傅嘏在这一过程中也出了不少谋划策的功劳。等到司马景王去世之后，傅嘏便和司马文王一同径直返回洛阳，之后司马文王就让傅嘏辅佐自己处理朝政。这件事在《钟会传》中还有另外的详细记载。钟会因为这件事而流露出骄傲自满的神情，傅嘏便告诫他说：“你的志向远超你的实际才能，所以想要成就功业是很困难的，你难道不能再谨慎一些吗？”傅嘏凭借着平叛的功劳被进封为阳乡侯，还被增加了六百户的食邑，加上之前拥有的食邑，总共达到了一千二百户。傅嘏就在这一年去世了，年仅四十七岁，朝廷追赠他为太常，赐谥号为元侯。他的儿子傅祗继承了他的爵位。到了咸熙年间，朝廷开始设立五等爵位制度，因为傅嘏在前朝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所以朝廷将傅祗改封为泾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