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繇华歆王朗传第十三 原文

　　钟繇，字元常，老家在颍川郡长社县。他曾经和同族的叔父钟瑜一起前往洛阳，路上遇到了一位相面先生。相面先生打量了钟繇一番后说：“这个孩子有贵人的命格，不过将来会在水里遭遇不测，一定要格外谨慎！”两人继续往前走，还没走出十里地，过桥的时候，拉车的马匹突然受惊，钟繇一下子掉进了河里，差点丢了性命。钟瑜见相面先生的话应验了，就更加看重钟繇，还主动提供费用，让他能专心致志地读书学习。后来，钟繇被地方推举为孝廉，先后担任过尚书郎、阳陵县县令，后来因为生病辞去了官职。之后，他又被三公府征召，出任廷尉正、黄门侍郎。当时，汉献帝在西京洛阳，李傕、郭汜等人在长安发动叛乱，导致长安和关东地区的消息完全断绝。曹操当时兼任兖州牧，特意派使者向朝廷上书。李傕、郭汜等人商议说：“关东地区的诸侯打算拥立自己的皇帝，现在曹操虽然派了使者来呈递奏章，但这肯定不是他的真心实意”，于是就计划扣留曹操的使者，拒绝接受他的沟通诉求。钟繇得知后，劝说李傕、郭汜等人道：“如今天下豪杰纷纷起兵，各自假借皇帝的诏令来巩固自己的势力，只有兖州牧曹操还顾念着汉朝皇室。如果辜负了他的一片忠心，那可就不符合我们将来想要达成的局面了。”李傕、郭汜等人听从了钟繇的建议，以诚恳的态度回复了曹操，曹操的使者这才得以顺利完成沟通事宜。曹操之前就多次听到荀彧称赞钟繇，现在又得知他成功劝说了李傕、郭汜，对他更加敬重。后来李傕挟持了汉献帝，钟繇和尚书郎韩斌一起暗中谋划。汉献帝能够顺利逃出长安，钟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后，钟繇被任命为御史中丞，不久又升任侍中、尚书仆射，朝廷统计他前后立下的功劳，封他为东武亭侯。

　　当时关中地区的几位将领马腾、韩遂等人，各自率领着强大的军队，互相争夺地盘。而曹操正在山东地区忙于战事，心里一直担忧着关右地区的局势。于是曹操上表朝廷，请求让钟繇以侍中的身份兼任司隶校尉，手持符节监管统领关中地区的各路军队，把后方的事务全都托付给了他，还特意允许他可以不受等级制度的限制行事。钟繇抵达长安后，亲自写信给马腾、韩遂等人，向他们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利害关系，马腾、韩遂等人看完信后，各自派了自己的儿子入朝侍奉汉献帝，以此表示归顺。后来曹操和袁绍在官渡对峙，钟繇及时送来两千多匹战马，补充了曹军的军需物资。曹操特意写信给钟繇说：“收到你送来的战马，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关右地区能够平定，朝廷不用再担心西边的隐患，这全都是你的功劳啊。过去萧何镇守关中，为前线准备了充足的粮草，满足了军队的需求，现在用这句话来形容你，再合适不过了。”之后，匈奴单于在平阳发动叛乱，钟繇率领各路军队包围了叛军，但没能攻克城池；与此同时，袁尚任命的河东太守郭援率领大批士兵赶到了河东。将领们一起商议，想要撤兵放走郭援，钟繇反对说：“现在袁尚的势力正强盛，郭援一来，关中地区有不少人暗地里和他勾结，他们之所以没有全部背叛朝廷，只是因为畏惧我的威名罢了。如果我们现在撤兵放走他们，就是向他们暴露了我们的软弱，到时候河东地区的百姓，哪一个不会把我们当成仇人？就算我们想退回关中，难道还能走得回去吗！这简直就是还没开战，自己就先败下阵来了。况且郭援这个人固执又逞强，肯定会轻视我们的军队，如果他要渡过汾水安营扎寨，我们趁他还没完全渡过去的时候发动攻击，一定能大获全胜。”张既劝说马腾和钟繇联手攻打郭援，马腾便派儿子马超率领精锐部队前去迎击。郭援到达汾水岸边后，果然轻率地决定渡河，将领们纷纷劝阻，但他根本不听。当郭援的军队渡河渡到一半的时候，马超率领军队突然发起进攻，大败郭援的军队，斩杀了郭援，还降服了匈奴单于。这件事在《张既传》中有详细的记载。后来河东郡的卫固发动叛乱，和张晟、张琰以及高幹等人一起作乱，钟繇又率领各路将领前去讨伐，最终击败了他们。自从汉献帝迁都长安以来，洛阳的百姓人口锐减，钟繇于是迁徙关中地区的百姓，又招纳那些逃亡叛乱的人，来充实洛阳的人口，几年之后，洛阳的百姓人数渐渐多了起来。曹操征讨关中的时候，得到了当地百姓的大力支持，于是上表朝廷，任命钟繇为前军师。

　　魏国建立初期，钟繇担任大理一职，后来升任相国。魏文帝曹丕还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赏赐给钟繇一套五熟釜，并且在上面刻了字：“强盛的魏氏辅佐汉朝，能够担任相国的只有钟繇，他就如同国家的核心支柱一般关键。无论早晚，他都始终端庄谨慎，从不求安稳闲适的生活。他是文武百官的表率，把这些刻在这里，让大家都以他为榜样。”几年之后，钟繇因为受到西曹掾魏讽谋反一案的牵连，皇帝下诏书免除了他的官职。魏文帝继位成为魏王之后，钟繇又被任命为大理寺卿。等到魏文帝正式登基称帝，钟繇改任廷尉，进封崇高乡侯。之后他又升任太尉，改封为平阳乡侯。当时担任司徒的华歆、司空的王朗，都是前朝的知名大臣。魏文帝退朝后，对身边的侍从说：“这三个人，都是一代伟人，后世大概很难再出现这样的人才了！”魏明帝登基后，晋升钟繇的爵位为定陵侯，增加五百户食邑，加上之前的食邑，一共是一千八百户，又升任他为太傅。钟繇的膝盖有旧伤，跪拜和起身都很不方便。当时华歆也因为年纪大了，又身患疾病，上朝拜见皇帝的时候，魏明帝都允许他们乘坐小车，并且让侍卫们把他们抬进大殿里就座。从这以后，三公如果身患疾病，上朝时乘坐小车入宫就成了惯例。

　　当初，曹操下令让文武百官公平商议将死刑改为宫刑的相关事宜。钟繇认为“古代对囚犯实施的肉体刑罚，是圣人制定的，应该重新施行，用它来代替死刑”。参与商议的大臣们认为这个办法不会让百姓满意，这件事就被搁置了下来。等到魏文帝主持朝政，举行祭典的时候，下诏书说：“大理寺打算恢复肉体刑罚，这确实是圣德君主制定的法则，大臣们应该好好地一起商议这件事。”不过商议的结果还没定下来，就赶上有军事行动，这件事又被搁置了。到了太和年间，钟繇上奏疏说：“大魏朝承受天命，继承了虞舜、夏朝的传统。汉武帝改革法制，不符合古代的道义。先帝圣明贤德，本来就顺应天意，三坟五典等古代典籍中记载的治国之道，是一直流传下来的。所以陛下继承前代的遗志，颁布明智的诏令，希望恢复古代的刑罚，作为本朝的制度。但因为接连发生军事行动，所以一直没有施行。陛下追随太祖曹操和文帝曹丕的遗愿，惋惜砍掉犯人的脚本来可以阻止他们再作恶，却让他们被判了死刑，实在可惜那些无辜受死的人，希望让大臣们熟悉法令，和朝中大臣一起商议。让那些本来应该被砍去右脚却被判了死刑的人，恢复为斩脚的刑罚。《尚书》中说：‘帝王要仔细询问底层民众，就连无依无靠的鳏夫寡妇，都对有苗氏的刑罚没有怨言。’这是说尧帝想要废除蚩尤、有苗氏的残酷刑罚，先向有怨言的百姓详细询问情况。现在审理冤案的时候，应该询问三公、九卿、各位官吏以及天下百姓，按照汉景帝时期的法令，那些应该被斩首后弃尸街头的人，如果有人想改成斩掉右脚，也应该允许。那些被判黥刑、劓刑、斩左趾、宫刑等肉体刑罚的人，就按照汉文帝时期的做法，改成剃去头发、鞭刑等刑罚。犯有男女奸情罪的人，大多是二十到四五十岁的人，即使砍掉他们的脚，也不妨碍他们生育后代。现在国家的人口比汉文帝时期少，臣估算，施行这样的刑罚，每年能保全三千人的性命。当初张苍废除肉体刑罚，每年被杀的人多达上万。臣想要恢复肉体刑罚，每年就能让三千人活下来。子贡问孔子，能够救助百姓的人可以称得上仁吗？孔子说：‘何止是仁，这一定是圣人才能做到的事，就连尧帝、舜帝也有做不到的时候！’孔子又说：‘仁难道离我们很远吗？我想要仁，仁就来了。’如果真的能施行这项政策，百姓就能永久受益。”奏章呈上去之后，魏明帝下诏书说：“太傅学识渊博，品德高尚，一直关注朝政，在律法方面也有深远的见解。这样的大事，文武百官一定要好好地一起公正讨论。”司徒王朗参与了商议，他认为“钟繇想要减少死刑的法律条文，增加肉体刑罚的种类，这相当于让原本该死去的人活过来，让尸体重新站立起来。但臣愚昧浅陋，还有一些和他不同的意见。五刑所涉及的犯罪条例，都记录在法律条文里，其中自然有减死罪一等的规定，没有被判死刑本身就是减罪了。这样的做法已经实行很久了，不需要从古代找来肉刑的刑具施行刑罚，才有比死罪轻一等的处罚方式。前朝历代的仁德君主，都不忍心看到肉刑的残酷，所以才废止不用。从废止到现在，已经过去几百年了。现在重新施行，恐怕减轻刑罚的条文还没让百姓看到，而我们施行肉刑的消息就已经传到敌国那里去了，这可不是招揽远方百姓的好办法。现在可以按照钟繇想要减轻的死罪条例，把死刑减轻为髡刑、刖刑。如果觉得这样的惩罚太轻，还可以加倍增加他们服劳役的期限。这样一来，对内能让百姓感受到用活命代替死刑的巨大恩德，对外也不会有用斩脚代替脚镣的骇人议论。”参与商议的有上百人，大多数人的意见都和王朗一致。魏明帝因为东吴、西蜀还没有平定，就暂且把这件事搁置了下来。

　　太和四年，钟繇去世。魏明帝穿着素色丧服前往吊唁，追封钟繇的谥号为成侯。钟繇的儿子钟毓承袭了他的爵位。当初，魏文帝曾经给钟毓分封了食邑，还封钟繇的弟弟钟演以及钟演的儿子钟劭、孙子钟豫为列侯。

　　钟毓，字稚叔，十四岁时就出任了散骑侍郎。他头脑灵活、反应迅速，言谈举止从容不迫，颇有父亲钟繇的风范。太和初年，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包围祁山，魏明帝打算亲自领兵西征，钟毓上奏劝谏道：“谋略的可贵之处在于能预先制定克敌制胜的计策，功勋的崇高在于能在军营中运筹帷幄，不必走出朝堂，就能指挥千里之外的战事。陛下应当镇守中原地区，凭借威势为各地军队提供支援。如今大举西征，虽然军队威势十足，但关中地区的耗费绝非小数。况且盛夏时节出兵征战，就连《诗经》的作者都持谨慎态度，这实在不是陛下亲自率军出征的合适时机。”随后，钟毓被升任为黄门侍郎。当时洛阳正在大规模修建宫殿，皇帝前往许昌居住，全国的官员都要到许昌朝见。许昌城面积狭小，于是就在城南搭建毡房作为临时宫殿，还布置了各类游乐设施，百姓们服劳役都疲惫不堪。钟毓再次上疏劝谏，认为：“各地时常发生水旱灾害，国库储备并不充裕，像修建宫殿这样的工程，不妨等到粮食丰收的年份再进行。”他还在奏疏中提议“应当恢复开垦关中荒地的举措，让百姓能全力投身农耕生产”，这些建议最终都得到了采纳实施。正始年间，钟毓担任散骑常侍。大将军曹爽在盛夏时节出兵征讨蜀汉，蜀军坚守阵地，曹爽的军队始终无法前进。就在曹爽准备增派兵力时，钟毓写信给他说：“我认为高明的决策，不会在枪林弹雨中强行进攻；天子的军队出征讨伐，不应陷入不必要的交战。就像大禹手持干戚舞蹈就能收服有苗部落，晋文公退避三舍就足以降服楚军，不必像汉光武帝派遣吴汉奔赴江关破敌，也不必像汉王刘邦派遣韩信前往井陉击败赵军那样硬拼。形势有利就顺势前进，形势不利就及时退兵，这是自古以来的用兵之道，希望您能仔细斟酌！”最终，曹爽的出征没能取得任何战果，只得撤兵返回。后来，钟毓因为失去曹爽的信任，被降职为侍中，之后又调离京城，担任魏郡太守。曹爽谋反被杀后，钟毓被调回京城，先后出任御史中丞、侍中、廷尉等职。

　　正元年间，毋丘俭、文钦发动叛乱，钟毓手持符节前往扬州、豫州颁布赦免令，向当地百姓宣告朝廷旨意，返回京城后担任尚书一职。诸葛诞起兵反叛时，大将军司马昭与群臣商议是否需要亲自率军前往寿春征讨。当时吴国大将孙壹率领部下前来归降，有人认为“吴国正处于内乱之中，必定不会再出兵援助诸葛诞。朝廷在东边部署的军队已经不少，可以先等待后续消息再做决定”。钟毓却提出不同看法：“分析事情、估量敌情，应当站在敌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如今诸葛诞将淮南地区全部献给吴国以求援助，而孙壹归降时，带来的人口不足一千，士兵还不到三百，这对吴国来说算不上重大损失。如果寿春的围困不能尽快解除，等吴国内乱平息后，就很难保证吴国不会出兵相助了。”大将军司马昭认同道：“你说得有道理。”于是亲自率领大军出征，并让钟毓随行。淮南叛乱平定后，钟毓被任命为青州刺史，加授后将军一职，后来又升任督领徐州各项军事，之后还转任督领荆州军事。景元四年，钟毓病逝，朝廷追赠他为车骑将军，谥号为惠侯，他的儿子钟骏继承了他的爵位。钟毓的弟弟钟会，在史书上有专门的传记记载。

　　华歆，字子鱼，是平原郡高唐县人。高唐是齐国著名的城邑，当地的名门望族子弟大多喜欢在街市上游玩嬉戏。华歆担任小吏时，每次休假离开官府，就闭门在家，从不参与街市上的游乐。他评论事情公正客观，始终不会恶意诋毁他人。同郡人陶丘洪也很有名气，自认为见识和智慧都超过华歆。当时王芬联合一些豪杰之士密谋废除汉灵帝，这件事在《武帝纪》中有详细记载。王芬暗中邀请华歆、陶丘洪一同商议计策，陶丘洪打算前去赴约，华歆劝阻他说：“废除天子这样的大事，即便是伊尹、霍光那样的贤臣都觉得艰难。王芬性格粗疏又缺乏勇武之气，这件事肯定不会成功，反而会招致灭族之祸，你千万不要去！”陶丘洪听从了华歆的劝告，没有前往。后来王芬的密谋果然失败，陶丘洪这才真心佩服华歆的远见。华歆被推举为孝廉，担任郎中一职，后来因生病辞官回乡。汉灵帝驾崩后，何进辅佐朝政，征召河南人郑泰、颍川人荀攸以及华歆等人入朝任职。华歆应召前往，被任命为尚书令。董卓将天子迁都到长安后，华歆请求出京担任下邽县令，因生病未能赴任，于是从蓝田辗转前往南阳。当时袁术在穰城驻扎，将华歆留下。华歆劝说袁术出兵讨伐董卓，袁术却没有能力采纳这一建议。华歆想要离开袁术，恰逢天子派遣太傅马日磾前往安定关东地区，马日磾征召华歆担任自己的掾吏。华歆向东前往徐州，朝廷下诏任命他为豫章太守。他在任期间，处理政事清心寡欲、不烦扰百姓，官吏和百姓都深受感动，纷纷拥戴他。孙策在江东地区扩张势力，华歆知道孙策擅长用兵，于是束好帛巾、整理好仪容前去迎接。孙策因为华歆年长，用对待上等宾客的礼节款待他。后来孙策去世，太祖曹操在官渡驻军时，向天子上表征召华歆。孙权起初不想派遣华歆前往，华歆对孙权说：“将军您顺应王命与曹公结交，想必双方的情谊还不够稳固，如果我能前往京城为将军表明忠心，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如今白白将我留下，只是供养一个没有用处的人，这并不是将军的良策。”孙权听后十分高兴，于是同意派遣华歆前往。临行前，有一千多名宾客和旧友前来送行，赠送的财物多达数百金。华歆没有当场拒绝，只是暗中在财物上做好标记，等到即将出发时，把所有礼物集中起来，对众宾客说：“我本来没有拒绝各位好意的意思，但接受的礼物实在太多了。我独自远行，带着这么多贵重财物，恐怕会像古人所说的‘怀璧其罪’那样招致祸患，希望各位能体谅我的处境。”众宾客于是各自取回了自己赠送的财物，同时对华歆的品德深感敬佩。

　　华歆抵达京城后，被任命为议郎，参与司空府的军事谋划，后来入朝担任尚书，又转任侍中，接替荀彧担任尚书令。太祖曹操征讨孙权时，上表请求任命华歆为军师。魏国建立后，华歆担任御史大夫。魏文帝曹丕即位为魏王后，任命华歆为相国，封为安乐乡侯。等到曹丕正式登基称帝，华歆改任司徒一职。华歆一向生活清贫，得到的俸禄和赏赐都用来救济族中亲友，家中的粮食储备从未超过一担。朝中大臣曾经得到官府没收的奴婢作为赏赐，只有华歆将这些奴婢释放，允许她们自行嫁人。魏文帝曹丕对此十分感慨，下诏说：“司徒华歆是国家的元老贤才，负责调和阴阳、处理国家政务。如今朝中大臣都生活富足、饮食丰盛，而司徒却生活简朴、饮食清淡，毫不注重物质享受，这种品德实在可贵。”于是特意赏赐给华歆帝王服饰专用的布料，让他为妻子儿女和家中老少制作衣物。三公商议后提出：“推举孝廉，原本是以品德为标准，不应再用考试经书的方式加以限制。”华歆却认为：“天下大乱以来，六经遭到荒废，应当尽快加以保护和弘扬，以推崇王道。制定法令制度，是为了帮助国家应对盛衰变化。如今允许被推举的孝廉不经过经书考试就任职，恐怕会导致学习的风气从此荒废。如果有特别优秀、出类拔萃的人才，可以通过特别征召的方式任用。我们担忧的是没有人才，而不是担忧得不到人才。”魏文帝听从了华歆的意见。

　　黄初年间，魏文帝曹丕颁布诏书，命令大臣们举荐品行出众、有非凡操守的人才，华歆便推荐了管宁，文帝随即用安稳的车子征召管宁入朝。等到魏明帝登基之后，将华歆进封为博平侯，增加五百户的封地赋税收入，加上之前已有的封地，总计达到一千三百户，不久后又调任他担任太尉这一官职。华歆以自己身患疾病为由请求退休，并希望将太尉之位让给管宁，但明帝没有批准他的请求。后来朝廷举行大型朝会，明帝让散骑常侍缪袭按照诏令向华歆传达旨意：“朕刚刚开始处理全国的各种政务，每天要应对繁多的事务，担心在听取大臣们的奏报后做出不明智的决断。幸好有德行高尚的大臣在身边辅佐指导，但您却多次以生病为由请求辞官。考量古代的君主，那些不担任朝廷官职、抛弃荣华富贵、不追求高位的人，古时候本来就有这样的先例，但周公、伊尹这样的贤臣却不会这样做。洁身自好、坚守个人节操，这是普通人的行事方式，朕不希望您也这样做。您还是勉强支撑着病体来参加这次朝会吧，这对朕也能有所帮助。朕会在桌案前站立等待，同时让朝中百官也和朕一样，一定要等到您前来陈述见解，朕才入席就坐。”之后明帝又特意嘱咐缪袭：“必须等到华歆接下诏书并起身前往朝会，你才能回来复命。”华歆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接下诏书，答应了明帝的要求。

　　太和年间，魏明帝派遣曹真率领大军从子午道这条路线进军，准备征讨蜀国，而明帝本人则亲自向东前往许昌。华歆得知此事后，上奏疏劝谏明帝说：“自从战乱爆发以来，到现在已经超过二十四年了。大魏王朝顺应天命建立，陛下凭借着圣明贤德，本应当成就像周成王、周康王那样的盛世伟业，理应弘扬圣明时代的治国方略，追随上古三王的治国足迹。即便吴、蜀两个敌国依靠险要的地势暂时苟延残喘，但如果我朝的圣明教化能够逐渐推广开来，远方的百姓感受到朝廷的仁德之后，自然会背着年幼的孩子前来归附。军队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动用，所以应当将兵器收藏起来，等到合适的时机再使用。臣恳切地希望陛下能先把精力放在治理国家的方法上，将出征讨伐的事情放在后面考虑。况且从千里之外的地方运送军粮，这在军事上并不是有利的条件；穿过险要的地势深入敌国境内，也没有能够独立克服困难的办法。就像臣听说今年的赋税和徭役，已经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治理国家的人要以百姓为根基，而百姓的生计则以衣食住行为根本。如果中原地区的百姓没有饥饿寒冷的忧患，也没有离开故土的想法，那就是天下最大的幸事了，至于吴、蜀两国的祸患，我们就可以安心等待它们自然消解。臣身居宰相之位，年纪越来越大，病情也不断加重，能够为陛下尽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恐怕以后再也不能侍奉陛下，所以不敢不竭尽臣子的忠心，希望陛下能够仔细考察并做出决断！”明帝回复华歆说：“您对国家大事有着深远的思考，朕非常赞同您的观点。敌国依仗着险要的山川地势，之前武帝、文帝两位先祖辛苦操劳，始终没能将它们攻克平定，朕又怎么敢夸耀自己，说一定能消灭它们呢！各位将领认为，如果不尝试出兵试探，敌国是不会自行衰败的，所以才主张出兵探查，寻找它们的弱点。如果消灭敌国的时机还没有到来，那么周武王率军班师回朝的先例，已经是前代的借鉴了，朕不会忘记您的告诫。”当时正处于秋季的雨季，明帝于是颁布诏书，命令曹真率领大军返回京城。魏文帝曾经分封给华歆封地，太和五年，华歆去世，朝廷赐予他“敬侯”的谥号，他的儿子华表继承了他的爵位。当初，朝廷还封华歆的弟弟华缉为列侯。华表在咸熙年间担任尚书一职。

　　王朗，字景兴，是东海郡人。因为精通儒家经书，他被朝廷任命为郎中，后来又担任菑丘县的县令。他曾经拜太尉杨赐为师，杨赐去世后，王朗辞去官职，为杨赐守孝服丧。之后，王朗被举荐为孝廉，又受到公府的征召，但他都没有答应。徐州刺史陶谦经过考察，推举王朗为秀才。当时汉献帝在长安，关东地区的各路诸侯纷纷起兵，王朗担任陶谦的治中从事，他和别驾从事赵昱等人劝说陶谦：“《春秋》的核心要义是，向诸侯求助不如亲自起兵援救君主。现在天子远在西京长安，我们应当派遣使者前去接受皇上的诏令。”陶谦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派遣赵昱带着奏章前往长安。天子赞赏他们的忠心，任命陶谦为安东将军，任命赵昱为广陵郡太守，任命王朗为会稽郡太守。后来孙策渡过长江，侵占掠夺土地。王朗的功曹虞翻认为，以当下的兵力无法抵抗孙策的进攻，不如暂时避开他的锋芒。但王朗认为自己身为汉朝的官员，应当坚守城邑，于是率领军队与孙策交战，结果大败而回，之后乘船出海逃到了东冶。孙策又率军追击，再次大败王朗。王朗无奈之下只好去拜见孙策，孙策因为王朗有着儒雅的风度，只是责备了他几句，并没有加害于他。王朗虽然此后漂泊流离，生活穷困窘迫，常常早上还不知道晚上的生计在哪里，但他始终收留抚恤亲朋好友，给予他们的财物很多，向他们索取的却很少，他行事正直，深受人们的称赞。

　　魏太祖曹操上奏朝廷，征召王朗入朝。王朗从曲阿出发，辗转经过江河湖海，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回到京城。朝廷任命他为谏议大夫，参与司空府的军事事务。魏国建立初期，王朗以军祭酒的身份兼任魏郡太守，后来又调任少府、奉常、大理卿等职。他审理案件时始终以宽厚仁慈为核心原则，只要是存在疑问的罪名，都会从轻判处。钟繇则依照法律条文严格审理案件，两人都因为审理案件的才能而受到人们的称赞。

　　魏文帝曹丕即位为魏王后，将王朗提升为御史大夫，并封他为安陵亭侯。王朗上奏疏劝谏文帝，希望朝廷能够注重教化百姓，减少刑罚，他说：“天下陷入战乱已经三十多年，四海之内局势动荡，许多地方的百姓都生活在困苦凋敝之中。幸好依靠先王铲除了敌寇，安抚养育了孤苦弱小的百姓，才让中原地区恢复了法律制度和社会秩序。如今召集百姓，让他们在魏国的土地上安居乐业，使得边境以内的地区，鸡鸣狗吠的声音能够传到四方边境，百姓们欣喜万分，得以遇上太平盛世。现在远方的敌寇还没有平定，战事也没有完全停息，下令免除百姓的赋税徭役，就足以让远方的百姓感怀朝廷的恩德；有贤能的宰相辅佐，就足以宣扬朝廷的圣德和恩泽；修整好各地的道路，让天下百姓能够繁衍生息，他们的生活一定能比以前更好、更富裕。修改整顿法令，详细记载刑罚条例，这样一来，一个人获得福运，许多人都能因此受益，这就是所谓的慎重对待法律和刑狱啊。从前曹相国把狱讼和市集交易当作治理国家的关键，路温舒则痛恨那些滥用刑罚的官吏。如果审理案件的人能够了解案件的全部详情，就不会有被冤枉而死的囚犯；如果健壮的男子能够在田地里努力劳作，就不会有遭受饥饿寒冷的百姓；如果穷困年老的人能够依靠国家的粮仓得以生存，就不会有因为饥饿而死去的人；如果按照时节举办男女嫁娶之事，百姓就不会有长期别离的遗憾；如果妇女怀孕期间能够得到全面的照顾，怀孕的妇女就不会有暗自感伤的忧愁；如果孩子出生后能够让母亲好好休养恢复，就不会有无法养育孩子的烦恼；如果等到百姓壮年再让他们服徭役，年幼的人就不会有思念离家亲人的愁苦；如果不让老年人参加战争，年老的人就不会有在战场上跌倒受伤的隐患。用医药治疗百姓的疾病，放宽徭役让百姓安居乐业，用严厉的刑罚抑制豪强势力，用恩惠仁德救济弱小群体，通过官府的赈济帮助穷困的百姓。十年之后，成年的女子一定会遍布街巷；二十年之后，精锐的士兵一定会布满旷野。”

　　等到魏文帝曹丕登基称帝后，将王朗改任为司空一职，还把他进封为乐平乡侯。当时文帝常常外出打猎，有时甚至到深夜才返回宫中。王朗为此上奏章劝谏说：“帝王的居住之所，外围有严密森严的警卫守护，内部又设置了多重宫门，但凡要出行，必须先部署好随行兵马才能出宫门；遇到战事警报，要先整顿好仪仗才走下殿阶；拉满弓箭做好防备后，才登上马车；清理好道路、做好警戒后，才派侍从在车前导引；列队遮挡护卫周全后，才能快速前进；清扫检查好停留的宫室后，才停车休息。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彰显帝王的至高尊贵，时刻保持警戒谨慎的态度，同时向天下传播律法与教化。近来陛下外出捕猎老虎，清晨太阳刚升起就出发，直到天色昏暗才返回，这违背了帝王出行警戒清道的常规制度，并不是君主应有的最为谨慎的行事方式。”文帝看完奏表后回复道：“读了你的奏章，即便当年魏绛引用《虞箴》来讽谏晋悼公，司马相如借猛兽之事劝诫汉武帝，他们的言辞恳切程度也比不上你的劝谏。如今东吴、西蜀这两个敌国还没有被消灭，我正准备率领军队远征，所以有时会到原野上熟悉战事、做好备战准备。至于你提醒我夜间返回宫中的教诲，我已经下诏让相关部门遵照执行了。”

　　当初在东汉建安末年，孙权开始派遣使者前往朝廷，自称是朝廷的藩属，同时与刘备展开交战。魏文帝下诏召集大臣商议：“应当出兵和东吴一起攻打蜀国吗？”王朗在商议时发表意见说：“天子统领的军队，其重要性堪比华山、泰山，实在应该驻守在京城，以此彰显天子的威严气势，像山岳一样安稳不动。如果孙权能够亲自率军与蜀军对峙交战，双方经过长时间的相持，智谋不相上下、实力旗鼓相当，战事无法迅速结束，那么朝廷就应该出兵来增强孙权的气势。之后再挑选谨慎稳重的将领，率军驻扎在敌人的要害之地，等待合适的时机再采取行动，选择有利的地点再出兵，这样一次行动就能彻底解决问题，不会留下后患。现在孙权的军队还没有采取行动，而我们援助东吴的军队却没事先出动，这并不妥当。况且现在正处于雨季，并不是调动大军出征的合适时机。”文帝采纳了王朗的计策。到了黄初年间，有鹈鹕聚集在灵芝池，文帝下诏让大臣们举荐品行高尚、有独特操守的贤能之人。王朗举荐了光禄大夫杨彪，并且自己声称患病，想要把自己的职位让给杨彪。文帝于是为杨彪配备了属吏和士兵，让他的地位仅次于三公。随后文帝下诏说：“我向各位大臣求取贤才却没有得到合适的人选，你却突然称病想要辞官，这不仅无法招揽到贤才，还会开启错失贤人的途径，加速大臣离去的步伐。难道不是因为身居官位却发表不当言论，才会被品德高尚的人所背弃吗！你以后不要再提辞官让贤的事了。”王朗这才同意继续担任官职。

　　孙权曾经打算派儿子孙登入朝侍奉文帝，但孙登最终没有前来。当时文帝已经移驾前往许昌，大力推行屯田制，准备出兵东征孙权。王朗上奏章劝谏说：“过去南越国坚持推行善政，赵婴齐入朝侍奉天子后，就成为了嫡长子，后来回到南越国继承了君主之位。而康居国态度骄横狡猾，内心的想法与表面上所说的不一致，都护曾上奏朝廷，认为应该派康居国的王子入朝侍奉，以此打击他们的无礼行为。况且当初吴王刘濞发动叛乱的灾祸，就是从他的儿子入朝侍奉这件事开始萌芽的；隗嚣发动叛乱时，也丝毫没有顾忌留在朝廷的儿子。之前听说孙权有派孙登入朝的说法，但人一直没有到。现在朝廷军队戒备森严、整装待发，我担心众人不能透彻理解陛下的旨意，会认为国家是因为对孙登迟迟不到感到愤怒，所以才出兵攻打东吴。假如军队已经出发，孙登才赶到朝廷，那么这次军事行动惊动的范围太大，但所取得的成效却十分微小，依然不值得庆祝。如果孙登态度傲慢凶狠，确实没有入朝侍奉的打算，我又担心东吴的民众会因为议论不够明白透彻，而一同对朝廷心怀怨恨。我十分愚钝，认为应该下令给各路出征的将领，让他们各自明确遵守朝廷的命令，谨慎地管好自己的部下。对外要宣扬朝廷强大的威势，对内要大力推广农耕生产，让朝廷的态势像山岳一样恬淡安稳，像深水一样沉静稳固，威势不可撼动，计谋难以预测。”当时文帝因为军队已经集结完毕，还是下令出兵了，而孙权的儿子孙登最终也没有来，文帝率领军队抵达长江岸边后，就下令撤军返回了。

　　魏明帝曹叡登基后，将王朗进封为兰陵侯，增加食邑五百户，加上之前的食邑，一共是一千二百户。明帝派王朗前往邺城察看文昭皇后的陵墓，同时探访当地百姓，了解他们有哪些生活上的需求和困难。当时朝廷正在大规模营造修建宫殿，王朗上奏章劝谏说：“陛下登基以来，多次颁布施恩的诏书，天下百姓没有不感到欣喜的。我不久前奉陛下之命出使北方，往返的路途上，听闻各地的徭役，能够免除和减少的有很多。希望陛下能够继续保持全天听取大臣意见的做法，以此制定出平定敌寇的计策。从前大禹想要消除天下的灾祸，于是先住进简陋的居所，饮食和衣着都十分节俭，任用有才能的人，最终才统一了天下，划分出五服的疆界。越王勾践想要扩大自己的疆土，在姑苏城外砍下夫差的首级报仇雪恨，所以也严格约束自己和家人，把家中节省下来的财物都用在国家事务上，因此才能囊括五湖之地，像卷席子一样占据三江流域，在中原地区树立威信，奠定了称霸中原的基业。汉朝的文帝和景帝也希望扩大祖先留下的基业，让先辈流传下来的事业更加兴旺发达，所以能够打消修建华丽台阁的念头，用穿着粗厚棉麻服饰的方式表明自己节俭的态度；对内裁减太官的规模，不接受各地的进献礼品；对外减少徭役和赋税，全力扶持农业生产，因此才能被称为太平盛世，几乎达到了不用刑罚的境界。汉武帝之所以能够振奋军队的威势，拓展国家的边境，确实是因为祖辈和父辈们一直积蓄了充足的粮食和物资，所以才能成就他的伟大功业。霍去病只是中等才能的将领，尚且说匈奴还没有平定，就不修建府邸。这说明懂得为长远考虑的人，会忽略眼前的小利；专注于对外事务的人，会简化内部的享乐之事。从汉朝初年到汉朝中兴时期，都是在战事停止之后，才开始大规模修建宫殿楼宇，使德行得以广泛传播。现在应该先修建足够用来举行朝会的宫殿，在满足宫中仆从居住需求之后，再修建足够用来游乐宴饮的精美园林景致；如果暂且先修建高大雄伟的宫殿来象征魏朝的威严，使其足够用来安置前来朝见进贡的使者，整修城池使其足够用来防止敌人翻越，成为国家赖以依靠的险要地势，那么其他的事情，都需要等到年成富饶之后再去做。首先要把勤奋耕种、发展农业作为首要任务，把准备战事装备作为重要事务，这样国家就不会有百姓因徭役而离乡背井的怨恨，人口会不断繁衍增长，百姓生活富足、军队实力强盛。做到这些之后，还会有敌寇不臣服、朝廷的光辉不足以普照天下的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之后，王朗转任司徒一职。

19　　那时候皇室的皇子们接连夭折，而后宫中能够怀孕生下子嗣的后妃却寥寥无几，王朗于是上奏疏进言：“古时候周文王十五岁就生下了周武王，因此得以拥有十个儿子的福分，让姬姓宗族的子孙后代得以延续传承。周武王到了晚年才生下周成王，周成王也正因如此没什么兄弟。这两位前代圣王，各自都树立了圣明的仁德，虽然彼此没有交集，但对比他们在子孙延续方面的福分，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大概生育子孙这件事，本就有早晚之分，子嗣的数量也有多少之别吧。陛下的德行与福分已经兼具两位圣人的长处，现在的年纪比周文王生下周武王时还要大，却还没有像周武王那样诞生在后宫中的皇子，各位藩王也没有在掖庭宫室中降生的。如果拿周成王的情况来类比，现在或许还不算太晚，但要是和伯邑考相比，那就不能算早了。按照《周礼》的规定，六宫中的女官共有一百二十人，而众多经典以及民间的普遍说法，都把女官人数限制在十二人。到了秦汉末年，有的朝代女官人数甚至达到了上千上百。可即便人数有多有少，能够把握时机顺利生下子嗣的人也不多。由此可见，‘多生儿子’的根本，其实在于君主的专一，而不仅仅是致力于增加后宫人数。老臣真心希望大魏能拥有像轩辕黄帝那样的福分，生下二十五位皇子，即便达不到这个数量，能比得上周文王的十个儿子也好，可如今的情况实在让人忧心。况且年幼的孩子常常会因为被褥过于温暖舒适而受苦，过于暖和的环境不利于孩子柔弱身体的发育，所以很难预防疾病、加以保护，反而容易引发伤病。如果能让小孩子的旧棉袍不至于太厚，他们一定能养成坚韧的品性，也能健康长寿。”魏文帝回复说：“忠诚到极致的人，言辞往往坚定有力；关爱深切的人，话语常常恳切深刻。你既已费尽心思，又把想法写成奏疏，献上这些善意的建言，我感到非常欣慰。朕还没有确立继承人，这件事让你如此忧虑，我会采纳你的好建议，认真思考合适的办法。”王朗撰写了《易经》《春秋》《孝经》《周官》的传记，上奏朝廷后这些著作都被记录留存，流传到了后世。太和二年，王朗去世，谥号为成侯。他的儿子王肃承袭了他的爵位。当初，魏文帝分封王朗的食邑时，允许他封一个儿子为列侯，王朗却请求把这个爵位封给兄长的儿子王详。

　　王肃字子雍。他十八岁时，跟随宋忠解读《太玄经》，还为这部书做了注解。黄初年间，王肃担任散骑黄门侍郎一职。太和三年，他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太和四年，大司马曹真率军征讨蜀国，王肃上奏疏劝谏说：“前人的记载中有这样的说法：‘从千里之外运送军粮，士兵们脸上常会露出饥饿的神情；行军途中还得先砍柴割草才能生火做饭，部队根本得不到休息，常常吃不上热饭’，这说的还是在平坦道路上行军的情况。更何况现在军队要深入地势险要的地方，必须开凿道路才能前进，这样一来，士兵们的劳累程度一定会比在平坦路途上行军高出百倍。如今又恰逢大雨连绵不断，山坡陡峭湿滑，军队拥挤堵塞难以行进，军粮还远在后方，难以持续供应，这实在是行军打仗的大忌啊。听说曹真出征已经超过一个月，却在半路上被大雨阻隔，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修筑道路，士兵们全都参与了这项劳作。这样一来，敌人就得以独自安逸休整，坐待我军疲惫不堪，这是用兵之人最忌惮的局面。说到前代的事例，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刚出函谷关就中途返回；再看近代的情况，武帝、文帝征讨孙权时，到了长江边上却没有渡江进军。这难道不都是顺应天命、把握时机，懂得权衡利弊、灵活变通的表现吗！天下百姓因为大雨阻隔的缘故，得以休养生息，日后再有战事，就能立刻调动军队，到那时百姓是怀着喜悦的心情对抗困难，自然会忘记死亡的危险。”于是朝廷停止了这次出兵。王肃又上奏疏说：“应该遵循古代的礼仪，为去世的大臣举行哀悼仪式，并祭祀宗庙。”这些建议后来都得到了实施。他还上奏陈述治理国家的根本要务：“撤除没有实际事务的官职，减少不必要的俸禄支出，停止不劳而获的费用，合并清闲闲散的官职；让每个官员都一定有具体的职务，每个职务都一定有要办的事情，完成事情后一定能获得相应的俸禄。用俸禄来代替耕作所得，这是自古以来的固定制度，也是现在应当实行的做法。官职数量少但俸禄优厚，朝廷的开支就会减少，也能激励读书人的志向。让官员们各自施展自己的才能和力量，不要相互依赖。我把这些想法向皇上陈述，希望能以实际效果来检验，能否施行，全在于陛下的决断。所以唐尧、虞舜时期设置官职、分配职位，任命王公大臣，各自交给他们具体的任务，之后再专门派人宣告王命，就像现在的尚书一样，负责传达君王的命令。夏朝、殷朝的相关制度没能详细考证。《尚书·甘誓》中提到‘六事之人’，表明当时的六位公卿也是主管具体事务的官员。周朝的官职体系已经完备，大臣们每五天上朝一次，一同觐见君王，司士负责区分他们的站位。相关记载说：‘坐着空谈大道理的，是王公大臣；起身去付诸实施的，是士大夫。’到了汉朝初年，依照前代的制度拟定官职，大臣们都亲自带着要处理的事务入朝上奏。所以汉高祖亲自追回想要退隐的周昌，汉武帝在宫中远程赞同汲黯的上奏，汉宣帝规定大臣们每五天上朝一次，汉成帝时开始设置尚书五个官职。自从汉朝衰败之后，朝拜的礼仪就逐渐缺失了。现在可以恢复每五天临朝听政的礼仪，让公卿、尚书们各自上奏要处理的事务。重新恢复已经废止的礼仪，大力宣扬君王的仁政，这就是所谓的名声美好而且实际成效显著啊。”

　　青龙年间，山阳公去世，他原本是汉朝的皇帝。王肃上奏疏说：“古时候唐尧把帝位禅让给虞舜，虞舜又把帝位禅让给夏禹，他们都是先为前任帝王守满三年丧期，然后才登上天子之位。因此帝王的称号没有受到损害，君主的礼仪也依然保留。现在山阳公顺应上天的旨意，响应百姓的心愿，将皇位禅让给了大魏，退居宾客之位。山阳公侍奉魏朝，始终不敢不尽到臣子的礼仪。魏朝对待山阳公，也极为优厚尊崇，没有把他当作普通臣子看待。他去世之后，入殓下葬的制度、车马随从的装饰，都和君王的规格相同，所以远近的百姓都前来依附仁德之人，都认为这样的安排非常妥当。况且汉朝汇总帝皇的称号，称为皇帝。历史上有其他称谓为‘帝’的，却没有单称为‘皇’的，可见‘皇’的地位相对较低。所以在汉高祖时期，一块土地上不设立两个藩王，他的父亲还在世时就称‘皇’，就是为了表明天下没有两个君主的嫌疑。如今山阳公去世，朝廷要追赠谥号，可以让他称‘皇’，并将其纳入谥号之中。”魏明帝没有同意王肃的这个建议，但最终还是称山阳公为“皇”，追谥他为汉孝献皇帝。

　　之后，王肃以散骑常侍的身份出任秘书监，同时还兼任崇文观祭酒一职。景初年间，朝廷大举修建宫殿，导致百姓无法从事自己的本业，官府当初约定的工期和征调期限常常不能如约履行，就连囚犯的死刑判决，也往往是仓促之间就执行了。王肃于是上奏章进谏道：“大魏王朝继承了历代帝王的治国法度，当前国家人口并不繁多，战乱也还没有完全平息，这个时候实在应该让百姓休养生息，并且给予他们恩惠，以此让天下远近之地都能获得安宁。把囤积粮食当作首要任务，同时让疲惫的百姓得到调养休息，关键就在于减轻百姓的徭役负担，并且鼓励他们专心从事农耕生产。如今宫殿尚未修建完成，既定的功业也还没有达成，水路运输粮食的调转运送工作，需要各方相互供应支援。因此，健壮的男子都因耕田劳作而疲惫不堪，农夫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种植稻谷的人越来越少，但食用稻谷的人却在增多，往年储存的粮食已经吃完，今年的新粮又无法及时接续。这种情况将会引发国家的重大祸患，绝不是长久的防备之策。现在看到参与修建宫殿的民工就有三四万人，象征祥瑞的九龙本可以在已建成的部分安居，宫殿内部也足以容纳六宫妃嫔，这座本是彰显阳刚之德的宫殿，此前选址还朝向日落的方向，即便有这样好的寓意在前，修建过程依然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而如今新修的部分朝向阴冷寒凉之处，很可能会让服役的百姓滋生疾病。我恳切地希望陛下能颁布善政，明确下达诏令，深切怜悯服役百姓的疲惫辛劳，多多体恤天下万民的匮乏困苦。可以挑选那些有固定薪俸的士人参与修建，若非情况万分紧急，再从百姓中选取健壮男丁，留下一万人即可，让他们每月轮换一次。这样一来，百姓们都知道休息和轮换的时间不会太久，就没有不乐意完成劳作的，即便辛苦也不会心生埋怨。算下来，一年之内参与修建的人力就有三百六十万人次，这数量并不算少。原本计划一年完成的工程，允许延长到三年完工。把剩下的民工遣送回乡，让他们专心从事农耕生产，这才是长久之计。等到仓库里有了多余的粮食，百姓也有了富余的力量，凭借这样的基础去建立功业，还有什么功业不能成就呢？依靠这样的条件去推行教化，还有什么教化不能成功呢？获得百姓的信任，是国家的一大幸事。孔子曾经说过：‘自古以来，人终究都会死去，但如果国家得不到百姓的信任，就会彻底垮台。’当年弱小的晋国，势力单薄的重耳想要征调百姓，都会先向百姓展示自己的信用，所以即便百姓当初已经打算投降他国，也会因为顾念他的信用而返回，最终重耳一战称霸，至今仍被人们称颂。之前陛下将要前往洛阳巡幸，征调百姓修建军营，官员下令说军营修建完成后就让百姓返乡。可等到军营建成，有人认为这些百姓的劳动力还有利用价值，就没有按时让他们回去。这些官员只贪图眼前的小利，完全不顾及治理国家的长远之策。臣下愚昧，认为从今往后，如果再有需要动用百姓劳力的事情，应当明确下达诏令，让百姓能够按期完成任务后返乡。如果之后还有接连不断的事务，宁愿再次征调百姓，也不要出现失信于百姓的情况。凡是陛下临时决定执行刑罚的，都是有罪的官吏差役，本该被处死的人。但普通百姓并不了解其中的缘由，就会认为刑罚执行得太过仓促。所以希望陛下对于有罪的官吏差役，要明确公布他们的罪行，按照对待平民的标准判处死刑，不要把这些刑罚的执行隐藏在宫中，以免被天下远近的人所质疑。况且人命最为珍贵，生养一个人十分艰难，杀害一个人却很容易，一旦气息断绝就无法再挽回，因此圣贤之人都十分看重生命。孟子说过，杀掉一个没有罪过的人来换取天下，讲求仁义的人是绝不会这样做的。汉朝时有个人冲撞了皇帝的车驾，惊动了拉车的马匹，廷尉张释之上奏请求判处他罚款，汉文帝责怪这个刑罚太轻。张释之说道：‘在当时，皇上当场诛杀他也未尝不可。但如今已经把他交给廷尉审理了。廷尉是天下最公正的执法机构，一旦执法出现偏差，天下所有负责执法的人都会随意加重或减轻刑罚，百姓又该如何安心生活呢？’臣认为，那些会损害忠义之道的事情，都不是忠臣应该上奏陈述的。廷尉只是天子的官吏，尚且不能出现执法偏差，而天子本身，又怎么能反而行事迷乱呢？这样看重自己的个人想法，却轻视作为君主的责任，是极其不忠的行为。周公曾经说过：‘天子没有可以随便说的玩笑话；只要是说出口的话，史官会记录下来，工匠会据此行事，士人会加以称颂。’言语尚且不能随意妄说，更何况是行为呢？因此，张释之的话不能不仔细体察，周公的告诫不能不奉为准则啊。”王肃还说道：“那些鸟兽之类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却要耗费粮食和人力去饲养、管理，这些相关的开支都可以全部免除。”

　　皇帝曾经问王肃：“汉桓帝在位的时候，白马令李云呈上奏折说：‘所谓帝王，就是要能够仔细倾听意见啊。可这位皇帝却不愿认真听取。’当时李云为什么没有被处死呢？”王肃回答说：“李云只是说话不当，违背了臣子应当顺从君主的分寸。推究他的本意，说这些话都是为了尽忠，想要对国家有所益处。况且皇帝的威严，超过雷霆之势，杀掉一个普通百姓，就如同踩死一只蝼蚁那么容易。如果陛下能够宽容地放过他，就可以显示出自己能够包容接纳直言进谏的言论，在天下推广皇帝的恩德。所以我认为杀掉李云不一定是正确的做法。”皇帝又问道：“司马迁因为遭受了宫刑的缘故，心中怀有怨恨，于是写下《史记》来指责、贬低汉武帝，真是让人痛恨。”王肃回答说：“司马迁记载历史事实，不会凭空称颂他人的好处，也不会隐瞒他人的恶行。刘向和扬雄都十分佩服他擅长记述史事的能力，认为他具备优秀史官的才德，还称赞《史记》是真实可信的实录。汉武帝听说司马迁撰写了《史记》，就拿来记载汉景帝和自己的本纪部分阅读，看完后勃然大怒，把简册上的文字削掉并扔了出去。直到现在，这两篇本纪只有目录却没有正文。后来司马迁因为为李陵辩护而获罪，汉武帝就把他关进蚕室施以宫刑。这说明心怀怨恨的是汉武帝，而不是司马迁。”

　　正始元年，王肃离开京城，前往广平郡担任太守一职。后来因为朝廷有相关事务需要处理，他被征召返回京城，朝廷授予他议郎的官职。那个时候，大将军曹爽独揽朝政大权，重用何晏、邓飏这类人。王肃与太尉蒋济、大司农桓范谈论起当下的政务，神情严肃地说道：“这些人就和汉代的弘恭、石显之流没什么两样，还用得着多说吗！”曹爽听到这番话后，赶紧告诫何晏等人：“你们都要行事谨慎、多加留意！朝中的公卿大臣已经把你们比作前代的奸佞恶人了。”之后，王肃因为宗庙祭祀相关的事务受到牵连，被免去了官职。没过多久，他又被任命为光禄勋。当时，有两条一尺来长的鱼，竟然出现在了兵器库的屋顶上，朝中有些官员认为这是吉祥的征兆。王肃却反驳道：“鱼本来应该生活在深水之中，如今却高高出现在屋顶上，这说明鱼失去了自己原本的栖息之地。依我看，边境的将领恐怕会遭遇战败的变故吧？”后来，东关之战果然以失败告终，应验了他的判断。嘉平六年，王肃手持符节，同时兼任太常一职，奉天子的命令，率领车驾前往元城迎接高贵乡公曹髦。就在这一年，有一道白色的气团横贯天空，大将军司马师向王肃询问这一现象的缘由，王肃回答说：“这是传说中蚩尤的旗帜所化的征兆，东南方向恐怕会发生叛乱啊。您如果能加强自身的修养，用心安抚天下百姓，那么天下渴望安定生活的人都会前来归附德政，而那些发动叛乱的人必然会最先灭亡。”第二年春天，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果然发动了叛乱，司马师对王肃说道：“从前霍光因为受到夏侯胜言论的启发，才开始重视通晓儒家学说的士人，这件事做得实在太正确了。如今要想让国家安定、君主安宁，具体的办法是什么呢？”王肃回答道：“从前关羽率领荆州的军队，在汉水之畔迫使于禁率军投降，之后便有了北上争夺天下的雄心壮志。可后来孙权突然派兵袭击，抓捕了关羽部下将士的家人，关羽的军队立刻就土崩瓦解了。如今淮南地区叛乱将士的父母、妻子和儿女都居住在中原内地的各州郡，只要派遣军队快速前往守卫这些地方，不让叛军靠近，那么他们的军队必然会像当年关羽的军队一样，出现土崩瓦解的局面。”司马师采纳了王肃的建议，随后便击败了毌丘俭和文钦的叛军。后来，王肃被升任为中领军，同时加授散骑常侍的官职，朝廷还给他增加了二百户的食邑，加上之前已有的食邑，总共达到了两千二百户。甘露元年，王肃去世，前来为他服丧的门生有数百人之多。朝廷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追赠他卫将军的官职，赐谥号为景侯。他的儿子王惲继承了他的爵位，可王惲去世后，没有留下子嗣，爵位就没人继承了。到了景元年间，朝廷感念王肃生前的功劳，于是册封他的另一个儿子王恂为兰陵侯。咸熙年间，朝廷开始推行五等爵位制度，由于王肃在前代魏朝立下了功绩，朝廷便将王恂的爵位改封为氶子。

　　起初，王肃十分精通贾逵、马融的学术思想，却不认同郑玄的学说。他搜集整合了这些学者学说中相同和不同的地方，为《尚书》《诗经》《论语》《仪礼》《周礼》《礼记》《左氏春秋》这几部经典著作撰写了注释，同时还整理编定了父亲王朗所著的《易传》，这些注释和编定后的著作后来都被朝廷纳入了官方学府的教学用书体系中。此外，他针对朝廷的典章制度、祭祀天地的礼仪、宗庙祭祀的相关事宜、丧葬礼仪的规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撰写了一百多篇辩论和纠正的文章。当时，乐安郡有一位名叫孙叔然的学者，曾在郑玄门下求学，当时的人们都称他为东州地区的大儒。朝廷曾经征召他担任秘书监一职，但他没有接受任命。王肃搜集了古代圣人的言论作为论据，来讥讽和反驳郑玄的学说，孙叔然则站出来反驳王肃的观点。后来，孙叔然不仅为《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等经典著作撰写了注释，还为十几篇相关的学术文章做了注解。从曹魏王朝初年开始，朝廷就曾经征召过敦煌郡的周生烈，到了魏明帝时期，大司农、弘农郡人董遇等学者，也都曾为儒家的经传撰写过注释，其中不少注释著作都流传到了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