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毗杨阜高堂隆传第二十五 原文

　　辛毗，字佐治，是颍川郡阳翟县人。他的祖先在东汉建武年间从陇西向东迁徙到这里，辛毗跟着兄长辛评一起效力于袁绍。曹操担任司空的时候，派人征召辛毗为官，但辛毗没能应召前往。后来袁尚在平原郡攻打他的兄长袁谭，袁谭便派辛毗到曹操那里请求和解。当时曹操正准备征讨荆州，部队驻扎在西平。辛毗拜见曹操后，详细转达了袁谭的想法，曹操听后十分高兴。可没过几天，曹操又改变了主意，打算先平定荆州，让袁谭和袁尚自相猜忌、内斗消耗。之后曹操设宴款待众人，辛毗观察到曹操的神色不对劲，察觉到事情有了变故，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郭嘉。郭嘉又将此事禀报给曹操，曹操于是问辛毗：“袁谭的请求值得相信吗？袁尚一定能被攻克吗？”辛毗回答道：“明公您不必纠结袁谭的请求是真心还是假意，只需要对比当下的局势就好。袁氏兄弟本来就自相攻打，并非外人能够离间，他们都认为天下可以由自己平定。如今袁谭主动向明公求救，就能看出袁氏的局势已经岌岌可危了。袁尚看着袁谭陷入困顿却无法将其攻克，这说明他的势力已经衰败。袁氏集团对外作战接连失利，内部又有谋臣互相争斗，兄弟之间彼此攻讦争夺权力，整个势力已经一分为二；再加上连年征战，将士们的铠甲上都生了虱子，又遭遇旱灾和蝗灾，饥荒随之而来，国家仓库里没有足够的粮食，将士们行军打仗连干粮都没有。上有天灾降临，下有人祸困扰，不管是有智慧的人还是愚昧的百姓，都知道袁氏即将土崩瓦解，这正是上天要灭亡袁氏的时机啊。兵法上有句话说，就算有坚固的城墙、幽深的护城河，还有一百万装备精良的士兵，但如果没有粮食，也没法守住城池。现在如果前去攻打邺城，袁尚要是不回军救援，邺城就守不住；如果他回军救援，袁谭就会紧随其后追击。凭借明公您的威势，对付陷入困顿的敌人，攻打疲惫不堪的士兵，就如同疾风扫落叶一般容易。上天要把袁尚的势力交给明公，明公却不接受，反而要去攻打荆州。荆州地区富饶安乐，境内没有什么矛盾冲突。仲虺曾经说过：‘夺取政治荒乱的国家，攻打即将灭亡的国家。’现在袁氏两兄弟不考虑长远谋略，反而在内部互相图谋，这可以说是政治荒乱；城中百姓没有食物可吃，在外征战的士兵没有干粮可用，这可以说是即将灭亡。他们早上不知道晚上能不能活下去，百姓的性命难以维系，却不想着安抚百姓，还打算等到明年再作打算。如果明年粮食丰收，袁氏又意识到自己即将灭亡而修养德行、改善处境，到时候明公就会失去出兵的好时机了。现在袁谭前来求救，明公安抚他，没有比这更大的好处了。况且天下四方的敌寇，没有比河北地区的袁氏更强大的了；平定了河北，将军您的军队就会更加强盛，也会让天下人都为之震动。”曹操听后说：“说得好。”于是就答应了袁谭的求和请求，率领军队驻扎在黎阳。第二年，曹操率军攻打邺城，顺利将其攻克，之后上表朝廷请求封辛毗为议郎。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曹操派都护曹洪率军平定下辩地区，同时让辛毗和曹休一同参与这次军事行动，还特意下令说：“当年汉高祖刘邦贪图财物、喜好女色，全靠张良、陈平辅佐匡正他的过错。如今辛毗和曹休身上的责任和忧虑可不小啊。”大军凯旋归来后，辛毗被任命为丞相长史。

　　魏文帝曹丕登基称帝后，辛毗被提拔为侍中，还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当时朝廷大臣们正在商议修改历法。辛毗提出，大魏的威势应当遵循虞舜、大禹时期的传统，顺应上天的意志和百姓的心愿；而商汤、周武王之所以修改历法，是因为他们依靠武力征战平定天下，情况与现在不同。孔子曾说“要采用夏朝的时辰制度”，《左氏传》中也记载“夏朝的礼法契合天时的正道”，既然如此，又何必反其道而行之去修改历法呢？魏文帝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就采纳了他的意见。

　　魏文帝想要迁移冀州十万户有常备军户籍的人家，以此来充实河南地区的人口。当时接连发生蝗灾，百姓们饱受饥饿之苦，朝中各部的主管官员都认为这个计划不可行，但魏文帝的态度十分坚决。辛毗和朝中大臣们一起请求拜见文帝，文帝知道他们是来劝谏自己的，就神色严肃地接见了他们，大臣们见状都不敢说话。辛毗率先开口问道：“陛下想要迁移这些有常备军户籍的人家，这个计划是怎么想出来的呢？”文帝反问道：“你是在说我迁移这些百姓的做法不对吗？”辛毗回答说：“我确实认为这个做法不对。”文帝说：“我不和你商议这件事。”辛毗接着说：“陛下不嫌弃我没有才能，把我安排在身边担任谋划的官职，怎么能不和我商议呢！我所说的话并不是出于私心，全都是为了江山社稷着想，陛下怎么能因为这个迁怒于我呢！”文帝没有回应，起身走进内室；辛毗跟在后面拉住了文帝的衣袖，文帝甩了甩袖子就走了，没有立刻回来。过了很久，文帝才出来，对辛毗说：“佐治啊，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地拉我的衣服呢？”辛毗回答说：“现在迁移百姓，不仅会失去民心，而且这些百姓也没有足够的食物维持生计啊。”文帝听后，就只迁移了其中的五万户人家。有一次，辛毗跟随文帝射杀山鸡，文帝射完后说：“射猎山鸡真是太痛快了！”辛毗回应道：“对于陛下来说确实很开心，但对我们这些臣子来说就太辛苦了。”文帝沉默着没有说话，从那以后就很少外出射猎了。

　　上军大将军曹真率军在江陵攻打东吴的朱然时，辛毗担任军师一职。大军返回后，辛毗被封为广平亭侯。魏文帝想要征调大军征讨东吴，辛毗劝谏说：“吴楚地区的百姓，生性剽悍且难以驯服，当朝廷道德兴盛的时候，他们就会前来臣服；当朝廷道德衰微的时候，他们就会发动反叛，这是自古以来就令人忧虑的问题，并非只有现在才存在。如今陛下坐拥天下的福分，那些不肯臣服的人，难道能长久维持下去吗？过去南越的尉佗自立为帝，公孙述也在蜀地称帝，但他们存在的时间都不长，最终要么臣服朝廷，要么被诛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违背道义的事情终究不能长久保全，而盛大的德行没有什么不能降服的。现在天下刚刚平定，土地广阔但人口稀少。就算朝廷现在制定好完善的谋划再出兵，面对战事也难免会有担忧，更何况现在没有周密的谋划就想要出兵征讨，我实在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曹操曾经多次派遣精锐部队出征东吴，结果都是到了长江边就不得不撤回来。现在国家的军队数量并不比过去多，却要重复过去的做法，这是很难取得胜利的。当下最好的办法，不如效仿范蠡休养百姓、积累国力，像管仲那样将军事法令融入日常政令之中，学习赵充国的屯田方法，明确孔子安抚边远地区百姓的政策。这样下去，十年之后，现在身强力壮的士兵还没有衰老，年幼的孩童也能成长为可以上阵作战的士兵，天下的百姓都能明白君臣大义，将士们都想着奋勇杀敌。到那个时候再出兵征讨，就一定能一举成功，不会再出现战事反复的情况了。”文帝说：“按照你说的这样做，难道是要把敌寇留给子孙后代去解决吗？”辛毗回答说：“过去周文王把商纣王留给周武王去讨伐，只是因为他懂得把握时机。如果现在时机还不成熟，那就应该暂时忍耐啊！”文帝最终还是出兵征讨了吴国，但大军到了长江边后，还是和过去一样撤了回来。

　　魏明帝登基之后，将辛毗的爵位晋升为颖乡侯，赐予三百户的食邑。当时，中书监刘放与中书令孙资受到明帝的重新重用，两人趁机把持了朝廷大权，朝中大臣没有不主动与他们攀附交好的，唯独辛毗始终不肯与这二人往来。辛毗的儿子辛敞见状，便劝说父亲：“如今刘放、孙资手握大权，满朝文武都像影子一样紧紧依附他们，父亲您应该稍微放下身段，收敛一下锋芒，多和他们走动往来；不然的话，一定会有人散布诋毁您的言论。”辛毗神情严肃地回答道：“陛下虽然算不上绝顶聪明，但也绝不会做愚昧无能的事。我能在朝廷中立足，自然有自己坚守的处事准则。就算我与刘放、孙资关系不和，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不能升任三公之位，这又有什么危害呢？自古以来，哪有大丈夫为了谋求三公的职位，就不惜损害自己高尚节操的道理？”后来，冗从仆射毕轨向明帝上奏章说：“尚书仆射王思是一位专心致志、勤奋踏实的老臣，但他在忠诚正直的品格和运筹帷幄的谋略方面，都比不上辛毗，应当让辛毗接替王思的职位。”明帝就这件事询问刘放和孙资的意见，二人回答说：“陛下之所以重用王思，其实是看重他能脚踏实地为朝廷效力，而不是追求虚名。辛毗的确诚实正直，但他性情刚烈又专断独行，陛下应当慎重考虑。”于是，明帝没有采纳毕轨的建议。再后来，辛毗被任命为卫尉一职。

　　明帝在位期间，大力修建宫殿，百姓深陷繁重劳役的困苦之中。辛毗得知后，向明帝上奏疏进谏说：“臣私下里听说，诸葛亮正在整顿军队、操练士兵，而孙权也派人前往辽东购买马匹。推测他们的意图，似乎是在暗中观察我方的动向，准备伺机而动。防范意料之外的变故，是古代贤君治理国家的良策，但如今朝廷却大规模修建宫殿，再加上连续好几年粮食收成不佳，百姓的生活已经极为艰难。《诗经》中有这样的诗句：‘百姓已经承受了太多辛劳，应该让他们稍稍得到安宁。安抚好王畿周围的百姓，才能让天下四方的诸侯邦国得以安定。’希望陛下能为江山社稷的长远考虑，暂缓修建宫殿的工程。”明帝回复说：“吴、蜀两国还没有被消灭，此时修建宫殿，正是那些直言进谏的人得以立身扬名的机会。帝王所在的都城，本该由百姓共同出力修建，以便后世子孙不需要再额外增修，这正是萧何当年为汉朝规划都城时所采用的策略。如今你是魏朝的重臣，理应明白其中的深意。”之后，明帝又打算将北芒山削平，在上面建造高大的楼台亭阁，以便站在上面能望见孟津。辛毗再次劝谏说：“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就是有高有低、错落有致，现在陛下却要违背这种自然规律，强行把高山削平，这既不符合天地间的常理；又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百姓根本无法承受这样沉重的劳役。更何况，如果将来黄河泛滥、洪水肆虐，而原本可以阻挡洪水的丘陵都被削成了平地，到时候我们用什么来抵御洪水呢？”明帝听后，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青龙二年，诸葛亮率领大军进攻渭南地区。在此之前，大将军司马懿曾多次请求率军与诸葛亮正面交战，但明帝始终没有批准。这一年，明帝担心司马懿无法克制出战的念头，便任命辛毗为大将军军师，并且授予他持符节的权力，让他前往军中监督。辛毗到任后，全军上下都肃然起敬，严格听从他的调度安排，没有一个人敢违抗命令。后来诸葛亮去世，辛毗才返回朝廷，继续担任卫尉一职。辛毗去世后，被追赠谥号为肃侯。他的儿子辛敞承袭了他的爵位，在咸熙年间担任过河内太守一职。

　　杨阜，字文山，是天水郡冀县人。他最初以州从事的身份，受州牧韦端的派遣前往许都，后来被任命为安定长史。杨阜从许都返回后，关右地区的将领们都纷纷向他询问，袁绍与曹操之间的争斗最终谁会获胜。杨阜回答说：“袁公为人宽容放纵，却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虽然爱谋划事情，却总是难以做出决断；不能明辨是非就无法树立威严，缺乏决断力就会错失良机、耽误大事，他现在虽然势力强大，但终究无法成就大业。曹公则拥有出众的才能和远大的谋略，该做出决断的时候从不会犹豫不决，而且他制定的律法统一严明，手下的士兵精锐善战，还能破格重用那些出身寒微却有真才实学的人，凡是被他任用的人，也都会竭尽全力为他效力，因此曹公一定是能成就伟大事业的人。”因为长史这个官职并不是杨阜心中向往的职位，他便辞官回乡。后来韦端被征召为太仆，韦端的儿子韦康接替了他的刺史职位，又征召杨阜担任别驾一职。之后，杨阜被推举为孝廉，还被征召到丞相府任职，但州中又上表朝廷，请求留下他担任军中参谋，参与军事谋划。

　　马超在渭南之战中战败后，逃到边塞地区的胡人部落中寻求庇护。太祖曹操率军追击到安定郡时，恰逢苏伯在河间郡发动叛乱，太祖只好率领大军向东返回平叛。当时杨阜正好奉命出使，他见到太祖后劝谏说：“马超有着韩信、吕布那样的勇猛战力，又深受羌人、胡人的拥戴，西州地区的人都十分忌惮他的势力。如果大军现在返回，不对他采取严密的防备措施，那么陇上的各个郡县很快就会不再归国家所有了。”太祖认为杨阜说得很有道理，但当时大军撤退得十分仓促，没能制定出周密的防备计划。不久之后，马超果然率领各个戎狄部落的首领攻打陇上的各县，各县纷纷起兵响应他，只有冀县坚守城池，听从州郡的命令进行抵抗。马超将陇右地区的军队全部收编，张鲁又派遣大将张昂率军援助他，两支军队合起来共有一万多人，合力攻打冀县城池。杨阜率领城中的士大夫以及宗族子弟中能够作战的一千多人，派他的堂弟杨岳在城墙上修筑了偃月形的营垒，与马超的军队展开激战。冀县城池从正月一直坚守到八月，却始终没有等到援军。州中派遣别驾阎温沿着水路偷偷出城求救，结果被马超的军队抓获并杀害。消息传来，城中的刺史、太守都惊慌失措，开始商议向马超投降的计划。杨阜流着眼泪说：“我率领着父兄和宗族子弟，凭借大义相互激励，决心与城池共存亡，绝不怀有二心；过去田单坚守即墨城的事迹，也没有比我们现在的坚守更牢固的了。如今要是放弃即将成功的大业，让自己陷入不义的境地，蒙受千古骂名，我宁愿以死守城，绝不投降。”说完便失声痛哭。但刺史和太守最终还是派人向马超求和，打开城门迎接马超进城。马超入城后，立即抓捕了杨岳，还派张昂杀害了城中的刺史和太守。

　　杨阜心中一直怀有向马超复仇的念头，只是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不久之后，杨阜因为妻子去世需要办理丧事，便向朝廷请求休假。杨阜的表兄姜叙当时驻守在历城，杨阜年少时曾在姜叙家中长大，这次休假他特意前往历城拜见姜叙和姜叙的母亲。见到二人后，杨阜详细诉说了之前在冀县发生的事情，心中感慨万千，悲痛不已。姜叙询问他为何如此悲伤，杨阜回答说：“我当初坚守冀城，却没能保住城池，主君遇害我却没能一同赴死，还有什么脸面面对天下人呢！马超违背父亲的意愿，背叛君主，残忍杀害州中将士，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耻辱，更是整个州的士大夫共同的耻辱。你手握兵权，能够自主决断，却没有讨伐逆贼的决心，这正是史书上所说的‘赵盾弑其君’的情形啊。马超虽然势力强大，但他行事不讲道义，军中矛盾重重，其实很容易对付。”姜叙的母亲听后深受触动，命令姜叙听从杨阜的计划，共同讨伐马超。计划制定完毕后，杨阜又与同乡的姜隐、赵昂、尹奉、姚琼、孔信，以及武都人李俊、王灵等人商议妥当，定下了征讨马超的盟约。同时，杨阜派堂弟姜谟前往冀城，将计划告知被囚禁的杨岳，还联络了安定郡的梁宽、南安郡的赵衢和庞恭等人。在建安十七年九月，盟约正式生效，杨阜与姜叙在卤城起兵讨伐马超。马超得知杨阜等人起兵的消息后，亲自率领大军前来迎战。与此同时，赵衢、庞恭等人在冀城救出了杨岳，关闭了冀城的城门，抓捕了马超的妻子和儿女。马超大怒，转而攻打历城，抓获了姜叙的母亲。姜叙的母亲对着马超大骂道：“你这个违背父亲意愿的逆子，杀害主君的残暴恶人，天地之间怎么会长久容下你这样的人！你不早点去死，还敢用这种丑恶的面目见人！”马超大怒，下令将姜叙的母亲杀害。杨阜亲自率军与马超交战，身上多处受伤，其中五处伤势尤为严重，他的宗族兄弟中有七人在这场战斗中战死。马超见战局不利，只好率领残部向南逃往张鲁那里寻求庇护。

　　陇右地区平定之后，魏太祖曹操论功行赏，表彰征讨马超的众位将士，其中有十一人被封为侯爵，杨阜也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面对这份封赏，杨阜却坚决推辞道：“我杨阜在州府长官在世时，没有立下抵御敌军进攻的功劳；州府长官去世后，又没能以死殉节表明忠心，从道义上来说本该被降职罢黜，从律法层面来讲也该被处死治罪。如今马超还没有被消灭，我实在不应该毫无功绩就白白享受爵位和俸禄。”太祖曹操回应他说：“你和诸位贤能之人一起建立了大功，西边的百姓都把这件事当作美谈四处传颂。从前子贡曾推辞孔子给予的赏赐，孔子认为这种行为妨碍了善行的推行。你尽心尽力为国效力，以维护国家的命运安危，姜叙的母亲劝说儿子早日起兵讨伐马超，实在是深明大义，就算是汉代杨敞的妻子，大概也就和她不相上下了。你们真是贤德啊！将来史书记录历史，一定不会忘记你们这些忠义之举。”

　　太祖曹操率军征讨汉中时，任命杨阜担任益州刺史。大军班师回朝后，又授予他金城太守的职务，可他还没来得及动身前往赴任，就被改任为武都太守。金城郡与蜀汉接壤相邻，杨阜请求遵循恭遂以往的治理方式，只对当地百姓进行安抚教化即可。恰逢此时，刘备派遣张飞、马超等人从沮道进军，逼近下辩地区，而氐族首领雷定等七个部落，共计一万多人纷纷起兵反叛，响应张飞、马超的军队。太祖随即派遣都护曹洪率军抵御马超等人，最终马超率领军队撤退。取胜之后，曹洪摆下酒席，大规模宴请手下将士，还让歌女穿着极为单薄的衣物，在战鼓上踩踏跳舞，在座的将领们见状都放声大笑。杨阜见状，严厉地斥责曹洪说：“男女有别是国家的重要纲常伦理，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让女子赤身露体呢！即便是夏桀、商纣王时期的荒乱衰败，也不会比这种情况更过分。”说完之后，他便甩袖起身告辞离去。曹洪立刻下令停止了歌舞表演，随后派人邀请杨阜回到座位上，从此之后对他心生敬畏，态度变得十分恭敬。

　　等到刘备攻占汉中地区，继续进逼下辩时，太祖曹操认为武都郡孤立无援且位置偏远，难以坚守，想要将郡内的百姓迁移到其他地方，但又担心官吏和百姓们留恋家乡，不愿迁徙。杨阜在当地向来威望极高，他亲自出面，先后将武都郡的百姓以及氐族部落的人迁移到京兆、扶风、天水等郡境内安置，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此次迁移共计一万多户人家。之后，他又将武都郡的治所迁到了小槐里，百姓们纷纷扶老携幼，主动追随他前往新的治所。杨阜处理政务时，只专注处理关键事务，对于繁杂的细枝末节并不过多干预，他的下属们也都感念他的恩德与威严，不忍心欺骗他。魏文帝曹丕曾询问侍中刘晔等人：“武都太守杨阜是个什么样的人？”大臣们都一致回答说，杨阜具备担任三公宰辅的气节操守。可惜还没来得及对他加以任用，文帝就去世了。杨阜在武都郡任职长达十几年，后来朝廷下召征召他，任命他为城门校尉。

　　杨阜曾经看到魏明帝曹叡经常戴着绣有花纹的帽子，穿着半袖的淡青色绫罗衣衫，于是上前询问明帝：“这种服饰在礼仪制度上属于哪一类合规的服装呢？”明帝被问得沉默不语，从此以后，只要没穿符合制度规定的服饰，就不会接见杨阜。

　　后来杨阜升任为将作大匠一职。当时明帝刚刚开始大规模修建宫殿，还挑选了许多美女充实后宫，并且经常出宫前往皇家禁苑中打猎取乐。这一年秋天，天降大雨，还伴随着剧烈的雷电，许多鸟雀都被雷电击死。杨阜趁机上奏疏劝谏说：“臣听说圣明的君主身居上位时，会允许大臣们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唐尧、虞舜圣明贤达，主动向大臣们征询自己的过失和进谏之言；他们创下了诸多功业，却只修建简陋的宫殿；成汤时期国家遭遇旱灾，他把灾祸的责任归咎于自身；周文王以身作则，为妻子树立榜样，进而将良好的家风推广到国家治理之中；汉文帝亲身践行节俭之道，平日里只穿着朴素的衣物：这些都是能够彰显美好声名，并且为子孙后代长远谋划的做法。陛下继承了武皇帝开拓的基业，坚守着文皇帝始终如一的功业，实在应当想着学习古代圣贤的优良治国方略，看清乱世之中君主肆意妄为而导致的混乱政局。所谓良好的政治，就是推崇节俭之风，重视民力；所谓混乱的政局，就是君主随心所欲，想到什么就肆意施行。希望陛下能够认真思考古代王朝刚建立时之所以兴盛的原因，以及王朝末期之所以衰败乃至灭亡的缘由，仔细观察近代汉朝末年的变故，这些就足以触动内心，让陛下心生警戒与畏惧了。如果汉桓帝、汉灵帝没有废弃汉高祖定下的法令，而是推行汉文帝、汉景帝那样的谦恭节俭之道，那么即便太祖英明神武，又能对汉朝朝廷有什么办法呢？而陛下如今又怎么能身处这样至尊无上的皇位呢？现在吴国和蜀国还没有被平定，大军仍然驻守在边境之外，希望陛下能够经常慎重思考，凡事三思而后行，谨慎出入宫廷禁苑，以过去的历史事件作为现在行事的借鉴。这些话说起来简单，但对于国家的成败兴衰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不久前天降暴雨，又突然出现大量雷电，灾情十分严重，导致许多鸟雀死亡。天地间的神明，把君主当作自己的孩子，如果君主治理国家的方式不当，神明就会降下灾害来加以谴责。约束自身行为并经常反省过错，这是圣人的教导。希望陛下能够在事情还没有发生时就预想到可能出现的祸患，在事情刚露出苗头时就谨慎对待。可以效仿汉孝文帝将汉惠帝后宫中没有临幸的美人放出宫去，让她们自行嫁人；也请陛下迅速将近期挑选入宫的美女送出宫去。臣听说这些美女中有不少人并不听从命令，这种情况应当为将来的稳定考虑。那些正在修建的宫殿楼宇，一定要节俭开支。《尚书》中说道：‘宗族内部和睦融洽，就能协调好天下各国的关系。’处理事情应当考虑周全，遵循正确的方法，精心谋划，减少不必要的费用。等到吴国和蜀国被平定之后，全国上下就会安乐祥和，家家户户都能温馨和睦。长此以往，祖先的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就算是唐尧、虞舜那样的圣贤君主，恐怕也会心生羡慕。如今陛下应当向天下人敞开信义之路，安抚百姓，以此向偏远地区的民众展示朝廷的仁德。”当时雍丘王曹植心中怀有怨恨，认为各个藩国之间都是兄弟至亲，但朝廷的律法禁令却过于严苛，因此杨阜又在奏疏中陈述了九族和睦相处的大义。明帝看完奏疏后下诏回复说：“朕已经收到了你的奏表，你先是陈述古代圣贤帝王的事迹，以此讽谏昏乱的政治，言辞恳切真诚，意志坚定。朕会反省自己的过错并加以弥补，对自身行为进行匡正，同时也会仔细考虑你提出的各项建议。你能够直言不讳、苦口婆心地劝谏，朕非常赞赏。”

　　后来杨阜升任为少府。当时大司马曹真率军出征，途中遭遇大雨，军队无法继续前进。杨阜上奏疏说：“过去周文王时期出现了赤乌降临的吉祥征兆，但他依然每天忙到黄昏都没有空闲吃饭；周武王伐纣时，有白鱼跃入船中，这被视为吉兆，可君臣众人都大惊失色，心怀敬畏。古代圣贤在行动时遇到吉祥的征兆，尚且如此谨慎担忧，更何况现在出现了异常的自然现象，陛下怎么能不心生忧虑呢？如今吴国和蜀国还没有平定，但上天多次降下异常变故，陛下应当专心应对，因为忧心国事而难以安坐，向远方的百姓展示自己的仁德，通过节俭开支来安抚天下民心。最近各路大军刚刚出征，就遭遇了天降大雨的祸患，被困在险峻的山谷之中，已经有很多天了。粮食转运的辛劳，士兵负重运粮的苦楚，以及军费开支的巨大消耗，只要有一项无法及时供应，此次出征就一定会事与愿违。《左传》中说道：‘看到可行之处再进军，知晓难以成功就撤退，这是军中的良策。’现在让大军白白被困在山谷之间，前进没有可以攻克的目标，撤退又没有合适的办法，这并不是用兵的正确策略。周武王虽然曾经因为看到白鱼跃船的吉兆却依然撤军，但殷商最终还是灭亡了，因为周武王能够洞察天意。今年粮食收成不好，百姓们面临饥饿的困境，陛下应当明确下诏，减少膳食和服饰的开支，那些供人赏玩的物品，都可以停止置办。过去邵信臣在太平盛世担任少府一职，尚且上奏请求废除多余的膳食供应；现在军中开支紧张，更应当节俭用度。”明帝看完奏疏后，立即下诏命令各路军队撤回。

　　后来魏明帝下诏书，让朝中大臣们广泛讨论那些对百姓不利的国家政策，杨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国家想要实现安定太平，关键在于能够任用贤能之人；国家能够繁荣兴盛，核心在于重视农业生产。要是抛开贤能之人，反而任用自己偏爱的人，这是极为严重的不良政策。大规模修建宫殿馆舍，筑起高大的台榭，这样会妨碍百姓耕种劳作，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害。工匠们不踏实制作实用的器物，反而争相打造奇巧华丽的东西，以此迎合上级的喜好，这对国家根本的伤害也非常大。孔子说过：‘严苛的政令比老虎还要凶猛。’如今那些拘泥于礼法条文的官吏，在治理政务时不懂得根本原则，只喜欢采用繁琐严苛的手段，这是最容易导致百姓动乱的做法。当前最紧迫的事情，应该是消除以上这四种危害极大的情况，同时下诏书给公卿大臣和各个郡国，让他们推荐贤良正直、踏实敦厚的人才，之后再对这些人加以选拔任用，这也是招揽贤才的一个有效办法。”

　　杨阜又上奏疏，希望能裁减宫中那些不受皇帝宠幸的工匠，于是他召集了掌管宫廷财物的官吏，询问后宫的宫女人数量。这个官吏固守过去的法令，回答说：“这是宫廷秘密，不能泄露。”杨阜听后大怒，打了这个官吏一百棍，并且斥责道：“国家不把该告知九卿的事情当作秘密，反而会把该告知小吏的事情当作秘密吗？”魏明帝得知这件事后，对杨阜更加敬重又畏惧。

　　魏明帝的爱女曹淑，不幸夭折，明帝感到万分悲痛，追封她为平原公主，还在洛阳为她修建了庙宇，将她安葬在南陵。当明帝准备亲自去送葬的时候，杨阜上奏疏进谏说：“文皇帝和武宣皇后去世的时候，陛下都没有亲自送葬，都是因为以江山社稷为重，防备可能出现的意外变故。怎么到了一个小孩子去世的时候，反而要亲自去送葬呢？”魏明帝没有听从他的劝谏。

　　魏明帝新建了许宫之后，又打算修建洛阳的宫殿和观阁。杨阜上奏疏说：“尧帝居住在简陋的茅屋之中，天下百姓却都能安居乐业；大禹住着简朴的宫室，天下人也都能安心劳作；到了殷、周时期，帝王的宫殿也不过是三尺宽的大堂，上面铺着竹席罢了。古代圣明的君主，从来没有因为极力追求宫殿的华丽而导致百姓财力枯竭的情况。夏桀修建了奢华的璇室、象廊，商纣王建造了宏伟的倾宫、鹿台，最终他们的国家都灭亡了；楚灵王因为修建章华台，自身也遭遇了灾祸；秦始皇建造了阿房宫，却让祸患殃及到子孙后代，天下人纷纷起来反叛他，秦朝只经历了两代就灭亡了。不估量百姓的承受能力，只一味顺从自己耳目的欲望，这样的君主没有不导致国家灭亡的。陛下应当以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为榜样，从夏桀、商纣王、楚灵王、秦始皇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身处如此尊贵的皇位，应该时刻审视自己的德行，谨慎地守护王位，以此继承祖先留下的基业，否则这份盛大的功业恐怕就要丧失了。如果不心怀敬畏，踏实勤勉地体恤百姓，反而一味贪图享乐，把宫殿楼台修建得十分奢侈，那么必定会有倾覆灭亡的祸患。《易经》中说：‘建造好房屋，保护好家人，从窗户往里看，里面却好像没有人。’君主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家，说建造房屋的灾祸会牵连到家人，这是不存在的。如今吴国和蜀国联合起来，谋划着危害魏国的宗庙社稷，十万大军四处奔波，边境地区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百姓的农业生产被荒废，很多人脸上都带着饥饿的神色。陛下不把这些情况当作忧虑，反而无休止地修建宫殿。如果国家灭亡了臣子还能保全自身，那臣也就不说这些话了；但陛下是国家的君主，臣是朝中的重臣，我们的安危存亡是连在一起的，得失荣辱也是相同的。《孝经》上说：‘天子身边有七位敢于直言规劝的大臣，即便君主没有道义，也不会失去天下。’臣虽然才能低下、胆小懦弱，但难道敢忘记劝谏君主的道义吗？言辞如果不够恳切深入，就不足以让陛下有所触动而醒悟。陛下如果不能明察臣所说的话，恐怕先祖们留下的福分就要坠落了。如果臣的死能弥补万分之一的过失，那么臣死的时候，依然会像活着的时候一样心安。臣会敲着棺材，沐浴净身，恭敬地等待被处死。”奏表呈上去之后，魏明帝被他的忠心直言所感动，亲手写下诏书回复他。每次朝廷举行议事会，杨阜常常侃侃而谈，把天下大事当作自己的责任。他多次直言规劝，魏明帝都没有听从，于是他多次请求辞官回乡，明帝也没有答应。后来恰逢杨阜去世，他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孙子杨豹继承了他的爵位。

　　高堂隆，字升平，是泰山郡平阳县人，也是鲁国高堂生的后裔。他年少时就考中了秀才，泰山郡的太守任命他为督邮。郡里的督军和薛悌发生争执，督军直接叫薛悌的名字还大声呵斥他。高堂隆手握剑柄大声斥责督军说：“从前鲁定公受到侮辱时，孔子立刻登阶上前维护；赵王为秦王弹奏秦筝时，蔺相如捧着瓦缶请求秦王击缶回应。你当着部下的面直接称呼主君的名字，按照道义应当责罚你。”督军的脸色立刻变了，薛悌也惊慌地起身阻止高堂隆。后来，高堂隆辞去官职，前往济南躲避灾祸。

　　建安十八年，曹操征召高堂隆担任丞相军议掾一职，后来他又出任历城侯曹徽的文学侍从，之后转任为国相。曹徽在曹操去世的时候，不仅没有流露出哀伤之情，反而外出骑马打猎取乐；高堂隆用儒家大义对他进行劝谏，其言行十分契合辅佐诸侯君王的职责要求。黄初年间，高堂隆担任堂阳县县长，凭借他人的推荐成为平原王曹睿的太傅。曹睿登基称帝后，便是魏明帝。明帝任命高堂隆为给事中、博士，同时兼任驸马都尉。明帝刚即位时，朝中部分文武官员提议举办宴会庆祝，高堂隆却表示：“唐尧、虞舜在位时，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哀敬沉稳，殷高宗也有过长时间不轻易发言、静心思考的阶段，正因如此，他们的高尚德行和天下的太平盛世，才被世人广为传颂。”他认为此时不适合举办宴会，明帝慎重考虑后采纳了这一建议。后来高堂隆升任陈留郡太守，在任期间，他发现当地一位名叫酉牧的百姓，已经七十多岁了，品行极为端正高尚，便将其推荐为曹掾。明帝十分赏识酉牧的德行，特意任命他为郎中，以此彰显朝廷的恩宠。不久之后，明帝又征召高堂隆担任散骑常侍，并赐封他关内侯的爵位。

　　青龙年间，魏明帝大规模修建宫殿，还打算派人将长安的大钟运到洛阳。高堂隆得知后上奏疏劝谏道：“从前周景王不效仿周文王、周武王的贤德，无视周公旦制定的典章制度，已经铸造了大钱，又要耗费民力制造大钟。当时单穆公前来劝谏，他没有听从；泠州鸠提出批评，他也拒不采纳，最终在错误的道路上越陷越深，周朝的国运也因此走向衰微。史官将这些事情详细记录下来，成为后代子孙引以为戒的教训。如今有些奸佞小人，喜欢大肆宣扬秦汉时期的奢靡之风，以此动摇陛下的心智，想要让陛下取回那些导致国家灭亡、又不符合礼仪法度的东西。这样做既浪费时间又耗费民力，还会损害陛下的德政，绝不是振兴礼乐、获得神明庇佑的正确做法。”当天，明帝来到上方殿，高堂隆和卞兰陪同在左右。明帝把高堂隆的奏表拿给卞兰看，让他出面诘难高堂隆：“国家的兴衰取决于君主是否正直贤明，音乐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如果教化不够明确，又怎么能把罪责归咎于大钟呢？”高堂隆回应道：“礼乐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所在。所以当年虞舜时期，《箫韶》乐曲演奏九遍之后，凤凰便前来朝贺；商汤时期，擂鼓六遍，上天神明就降下祥瑞，政治也因此清明有序，刑罚得以公正实施。而商纣王时期，新的靡靡之音奏响，他的性命也随之终结；周景王的大钟铸成之后，周朝就开始走向衰败。国家存亡的道理，都是从这些事情开始显现的，怎么能说国家兴衰与礼乐无关呢？自古以来，君王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史官记录在案，如果行为不符合礼仪法度，又拿什么来警示后代子孙？圣明的帝王乐于听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所以才有臣子进谏规劝的道义；忠诚的大臣愿意为君主竭尽节操，所以才有忠心耿耿的大义之举。”明帝听后称赞他说得十分正确。

　　高堂隆升任侍中，同时仍然兼任太史令一职。后来崇华殿发生火灾，明帝下诏书询问高堂隆：“这是什么样的灾祸？按照礼仪制度，应该举行什么样的祈福消灾仪式呢？”高堂隆回答说：“灾祸变故的发生，都是神明用来告诫警示君主的，只有严格遵循礼法规范，修养自身品德，才能战胜灾祸。《易经》中说道：‘身处上位的人如果不懂得节俭，下面的人也会跟着铺张浪费，这样就会有火灾烧毁房屋的灾祸发生。’又说：‘君王如果大肆修建高大的楼台，就会遭遇天火的灾祸。’这是因为帝王一味装饰宫殿，却不顾百姓财力空虚、疲于奔命，所以上天会用旱灾来示意，大火也会从高大的宫殿燃起。上天降下这样的警戒，是想通过灾祸来提醒陛下；陛下应当大力弘扬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以此回应上天的旨意。从前商王太戊在位时，朝堂上长出了桑树和谷子；武丁在位时，有雄雉在鼎上鸣叫，他们都认为这些是灾祸的征兆，内心感到十分恐惧，于是努力修养自身德行。三年之后，远方的部落都纷纷前来朝贡，所以他们被后人称为中宗、高宗，这都是前代明确的借鉴。如今考察过去的吉凶事例，火灾的发生，都是通过烧毁亭台宫殿来给予君主训诫。而现在宫殿之所以要不断扩建，是因为后宫的宫女数量太多了。陛下应当挑选出那些品行善良、容貌端庄的宫女留下，其余的人按照周朝的制度全部放出宫去。这正是当年祖己训导高宗的道理，也是高宗能够获得长久美名的原因。”明帝又下诏书问高堂隆：“我听说汉武帝时期，柏梁台发生火灾，汉武帝却大规模修建宫殿来镇服灾祸，这是什么意思呢？”高堂隆回答说：“臣听说西汉柏梁台发生火灾之后，越国有一位巫师提出建议，认为应该修建建章宫来镇压火灾。这只是夷越巫师的说法，并不是圣贤留下的明确教导。《五行志》中记载：‘柏梁台发生火灾之后，就出现了巫蛊之祸陷害太子的事件。’就像《五行志》所说的那样，越国巫师建议修建建章宫，并没有起到任何镇压灾祸的作用。孔子说：‘灾祸的类型会根据人们的行为类别有所响应，阴阳之间的灾害相互感应，以此来警戒君王。’所以英明的君主看到灾祸之后，就会严格要求自己，修养德行，从而避免灾祸再次发生。如今陛下应当停止各类劳役，让百姓返回故里。宫室的建造标准，应当以节俭为首要原则，对内能够抵御风雨，对外能够符合礼仪规范即可。清扫干净灾祸发生的地方，不在此处再修建任何建筑，这样香草和吉祥的谷物必然会在这里生长，以此回报陛下虔诚恭敬的德行。怎么能让百姓疲惫不堪，耗尽天下的钱财呢！这绝不是招来吉祥征兆、安抚远方百姓的做法。”之后明帝下令修复崇华殿，当时各个郡国上报有九龙出现，于是便将崇华殿改名为九龙殿。

　　陵霄阙刚刚开始修建的时候，有喜鹊在阙上筑巢，明帝把这件事告诉高堂隆并向他询问寓意。高堂隆回答说：《诗经》中提到‘喜鹊筑好了巢穴，斑鸠就会来占据居住’。如今陛下大规模修建宫殿，修筑陵霄阙，而喜鹊却在上面筑巢，这是宫室还没有建成，陛下不能在此居住的征兆。天象仿佛在暗示，宫殿尚未完工，将来会有外姓人来占据这里，这是上天给予的警戒。天道不会偏袒任何人，只会亲近善良有德行的人，陛下不能不加以严密防备，不能不深入思考其中的深意。夏商末年的帝王，都是凭借世袭继承王位，他们不恭敬地接受上天明确的训导，反而一味听从谗言，德行日益衰败，肆意妄为，所以他们的国家很快就灭亡了。如今如果陛下能够停止各类劳役，践行节俭够用的古训，广泛推行德政，言行举止都遵循帝王的准则，消除天下百姓所忧虑的事情，实施让万民都能获得利益的举措，那么三皇之后将会出现第四位贤君，五帝之后将会出现第六位圣主，又何止是殷高宗能够将灾祸转化为福分呢！臣作为陛下的重要大臣，如果能够让陛下享受福禄，保全江山社稷，那么即使粉身碎骨、宗族被灭，也如同活着一样。怎么能因为害怕违背陛下的心意而招致祸患，就让陛下听不到忠诚正直的言论呢？”明帝听了这番话之后，也为之动容。

　　这一年，有一颗彗星在房宿、心宿、尾宿这三个星宿之间显得格外明亮。高堂隆上奏章进谏说：“自古以来，帝王迁都或设置县治，首先要确定天地社稷的祭祀位置，并且恭敬地加以供奉。要是打算修建宫室，应该把宗庙放在首位，接下来是车马库和粮仓，宫殿的修建要排在最后。如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这些祭祀场所，以及社稷、神位等都还没有确定好位置，宗庙的建制也不符合古代礼法，却忙着装饰华丽的宫殿，导致士人百姓无法安心从事自己的本业。外面的人都说，后宫妃嫔的相关开支，和军队作战的费用差不多，百姓实在承受不了这样的政令，心中都充满了怨恨和怒气。《尚书》里说‘上天之所以聪慧，是因为百姓聪慧；上天之所以让人敬畏，是因为百姓有威严仪态’，驾车的人吟唱颂歌，上天就会赐予五种福泽；百姓心怀怨怒，上天就会用六种灾祸来警示，这意思是说上天的奖赏和惩罚，都是顺应民心民意的。所以处理国家政事，一定要把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然后遵循古代的教化之道，再打通上下沟通的渠道，从古到今，没有哪个帝王不是这样做的。居住在简朴的宫室里，是唐尧、虞舜、大禹能够流传帝王风范的原因；而修建奢华的亭台宫殿，是夏桀、商纣冒犯上天意志的根源。现在修建的宫殿，已经确实违背了礼法制度，却还要再建造九龙殿，其奢华的装饰比之前的宫殿还要过分。彗星在房宿、心宿、尾宿之间发光，侵犯帝王对应的星宿，还延伸到旁边的紫微星附近，这是上天宠爱陛下，所以特意发出教导训诫的征兆，彗星始终停留在尊贵的星宿区域，态度恳切郑重，就是想让陛下醒悟过来；这就像慈爱的父亲在恳切地教导儿子，陛下应该以孝子恭敬惶恐的态度来回应，给天下人做出表率，以此昭示后代，不应该有所疏忽，再次冒犯上天的意愿。”

　　当时国家频繁发动战事，刑罚也十分严苛。高堂隆上奏章说：“想要开拓疆土、延续帝王基业，一定要等到圣明的君主出现；要辅佐时代发展、匡扶正义，也需要贤良的大臣，这样各种功业才能汇聚成就，百姓也能安居乐业。转变社会风气，宣扬并阐明道德教化，让天下形成统一的风尚，使外族前来归顺臣服，让德行教化广泛传播，让全国上下都仰慕道义，这本来就不是普通官吏能够做到的事情。如今相关官员都一心专注于查究刑罚条文，不去探求真正的治国之道，所以刑罚虽然实施了却没有取得成效，社会风俗衰败凋敝也无法得到改善。应该推崇礼乐教化，规范祭祀等重要礼仪的秩序，修建三雍宫，举行祭祀相关的射礼，奉养年老的长者，修建郊外的祭祀场所和宗庙，尊崇儒生，举荐隐居避世的贤才，制定完善各项制度，修改历法的正朔，更换朝服的颜色，倡导孝悌之道，推崇节俭之风，然后准备相关礼仪，举行封禅大典，将功劳归于天地，让雅颂之类的正统音乐传遍天下，让光明的教化流传到后代。这大概就是安定盛世的最佳局面，是不朽的功业。做到这些之后，天下就能够轻松地治理好，还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不匡正根本的问题，反而去解决细微的小事，就好像整理一团乱麻却找不到头绪，这不是治理国家的正确方法。可以下令让公侯大臣们都学习儒家学说，筹备并完成各项需要做的事情，作为天下的典范。”高堂隆又认为，修改历法的正朔、改变朝服的颜色、更改徽号、变换器械，是自古以来帝王让神明了解国家政治、改变百姓观念的方式，所以在春季的三个月称王，是为了申明夏、商、周三代的正朔制度。于是高堂隆陈述了过去的典章制度，并且上奏请求进行修改。魏明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将青龙五年的春季三月改为景初元年的夏季四月，朝服的颜色改为黄色，宗庙祭祀所用的祭品以白色为尊，按照地正建丑的历法，把农历十二月定为正月。

　　高堂隆升任光禄勋一职。魏明帝更加大力地修建宫殿，装饰楼阁，派人开凿太行山的石英石，开采谷城县的文石，在芳林园里建起景阳山，在太极殿的北面修筑昭阳殿，铸造黄龙、凤凰等奇特雄伟的野兽雕塑，用来装饰金墉殿、陵云台和陵霄阙。各项劳役极为繁重，参与修建的人数达到上万，上至公卿大臣，下到国子监的学生，没有谁不用服劳役的，魏明帝还亲自挖土，以此作为众人的表率。然而辽东地区却不肯前来朝拜称臣。悼皇后去世后，上天持续降下大雨，冀州发生了洪水灾害，冲毁淹没了百姓的财物。高堂隆上奏章恳切地劝谏说：

　　“大自然最伟大的功德就是孕育滋养万物，圣人最珍贵的宝物就是权力和地位；怎样才能保住这权力地位呢？依靠的是仁慈之心；怎样才能吸引天下的人才呢？依靠的是物质利益。”但士人百姓，是国家安定的根基；粮食和布匹，是士人百姓生存的根本。粮食并不是大自然自动生成的，也不是仅凭人力就能凭空创造出来的。所以帝王会亲自耕种来鼓励农桑之事，后来人们种植桑树、养蚕缫丝，才能制作出衣物，因此帝王要祭祀上天，告知上天自己的虔诚之心和治理农桑的举措。过去在伊尹、唐尧的时代，曾经遭遇过困境和灾祸，洪水四处泛滥，当时派鲧去治理洪水，却没有取得成效，于是又推举大禹治水，大禹沿着山势砍伐树木，开凿河道，前后一共历经了二十二年。灾祸的严重程度，没有比那个时候更厉害的了，百姓参与劳役的时间，也没有比那个时候更长的了。到了尧帝、舜帝治理天下的时期，只需要专心处理国家政事就可以了。大禹划分九州之后，奖赏有功的官吏，各自都有不同的等级，官员和平民，也都有各自相应的服饰规范。现在并没有像当时那样的紧急情况，却让公卿大臣和平民百姓一起服劳役，如果让周边的国家知道了这件事，这并不是什么好的声誉，以后记录在史书上，也不会是美好的名声。所以治理国家或家族的人，近处的要从自身做起，远处的要从他人的情况考虑，滋养万物，所以说‘贤德的君子，就如同百姓的父母’。如今全国上下都在服劳役，疾病四处传播，农作物收成也不好，出现了饥荒，耕种的人越来越少，灾荒和饥饿一同降临，百姓已经难以熬过今年的难关；陛下应该对百姓加以怜悯和抚恤，来救济他们的困境。

　　我查阅古代典籍记载，天道与人间事务之间，从来没有不相互呼应的。因此，古代贤明的帝王，敬畏上天的明训，遵循阴阳变化的规律，始终谨慎勤恳，生怕违背这些准则。只有这样，治理国家的政策才能兴旺发达，君主的德行才能与神明相契合；即便出现灾祸和异常现象，他们也会因心存敬畏而修养德政，最终没有哪个朝代不能延续国运的。可到了朝代末期，昏庸的君主不尊崇前代圣王的法度，不愿采纳正直之士的忠言规劝，随心所欲、恣意妄为，对他人的劝诫毫不在意。这样一来，灾祸没有不迅速降临的，最终导致国家灭亡。

　　天道的运行规律十分明显，我们不妨从人伦常理来探讨。人的六种情感、五种本性，是与生俱来的，贪图安逸享受与坚守廉洁正直，每个人身上都会有所体现。当这些本性受到外界触动时，内心就会产生矛盾挣扎。如果欲望过于强烈而意志薄弱，人就会随心所欲、毫无节制；如果真心诚意无法约束自身行为，就会放纵无度、恣意妄为。人的本性所向，不是追求美好就是向往良善，而美好事物的汇聚，没有人力的付出就无法实现，没有粮食和布匹等物资就难以维系。如果人的本性不受约束，人们就无法承受繁重的劳役，物资也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当劳役繁重与欲望膨胀同时存在时，灾祸就必然会发生。因此，不适当舍弃一些欲望，就难以满足根本的需求。孔子曾说：“人如果没有长远的忧虑，那么一定会有眼前的祸患。”由此可见，制定礼仪规范，并非为了束缚人们的行为，而是为了规避灾祸、让国家政治走向兴盛。

　　如今吴、蜀两国的割据势力，并非毫无根基的流寇，也不是实力薄弱的敌人。他们凭借险要的地理形势，顺着江河地势，占据广阔的领土，拥有庞大的军队，还自立为皇帝，企图与中原地区分庭抗礼。现在如果有人来报告说，孙权、刘禅都在修养德政，推崇清廉节俭，减轻百姓的田租赋税，不沉迷于歌舞宴乐，遇到事务就向年长贤德的人咨询，凡事都遵循礼法制度。陛下听到这样的消息，难道不会心生警惕甚至有所忌惮吗？因为他们这样做，就难以快速征讨消灭，终将成为国家长久的祸患。可如果有人上报说，这两个割据势力都没有仁德之举，一味崇尚奢侈浪费、毫无节制，肆意役使百姓，加重赋税负担，底层百姓无法忍受，哀怨叹息的声音越来越大。陛下听到后，难道不会勃然大怒，因为他们残害无辜百姓而想要更快地诛灭他们吗？再者，难道不会因为敌人国力疲惫、攻取他们并不困难而感到庆幸吗？如果陛下会有这样的反应，那么就应该换位思考，其中的道理其实并不遥远。

　　况且秦始皇没有建立起道德的根基，反而大肆修建阿房宫，不担忧国内的变故，却调动大量百姓去修筑长城。当时君臣制定这些计划时，也是想要建立流传万世的基业，让子孙后代长久享有天下，可谁能料到，短短一夜之间，一个普通百姓振臂一呼，就导致秦朝灭亡了呢？因此我认为，如果前代的君主知道自己的行为必然会招致国家灭亡，就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所以，亡国的君主都自认为国家不会灭亡，最终却走向了覆灭；贤德圣明的君主常常自省，担心国家有灭亡的风险，最终却能保全江山。过去汉文帝被称为贤明的君主，他亲身践行节俭之道，对部下施以恩惠、修养百姓，可贾谊却用激烈的言辞警示，认为天下正处于危急之中，值得为之痛哭的事有一件，值得为之流泪的事有两件，值得为之长叹的事有三件。更何况如今天下凋敝，百姓没有一石粮食的储备，国家也没有足够支撑一年的积蓄，外部有强大的敌对势力，军队驻守在边境，内部却大兴土木，各地州郡动荡不安。如果出现敌军入侵的预警，我担心装备简陋的士兵们难以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奋勇抗敌。

　　此外，将士和官员的俸禄，正在逐渐减少，现在的俸禄与过去相比，只剩下五分之一；那些已经退休的官员，朝廷还断绝了粮食救济，而原本不该缴纳的财物，现在也比过去增加了一半。这说明如今官府的收入应该比过去更多，支出和参与的事务也应该比过去更少。但实际情况是，经费支出每次都会出现短缺，就连征收牛肉这样的小额赋税，前前后后也进行了多次。反过来推想，这些费用的支出，一定有其对应的去向。况且俸禄、赏赐的粮食和布匹，是君主用来施予恩惠、供养官吏和百姓，让他们得以维持生计的。现在如果废除这些待遇，就等同于夺走了他们的性命。已经得到的东西又被夺走，这正是人们心生怨恨的根源。依据《周礼》的规定，朝廷的府库负责掌管九种赋税的收入，用来供给各种所需费用，收入有明确的名目，支出也应该有对应的用途，互不干预且都能满足需求。各项支出都能保障之后，再将剩余的赋税，供君王享用。另外，天子使用财物，一定要经过司会的查验审核。如今与陛下一同在朝中治理天下的，不是三司九卿，就是台阁中的亲近大臣，这些人都是陛下的心腹之臣，应该没有什么可避讳的。如果他们看到财物收支出现增减变化却不敢上报，反而听从命令四处奔走，只担心事情办不成，那他们就是充数度日、毫无作为的臣子，而非敢于直言进谏的重臣。过去李斯教导秦二世说：“作为帝王如果不能随心所欲，那么天下就如同牢笼一般束缚着自己。”秦二世听从了他的话，秦朝因此灭亡，李斯也被灭族。所以史官司马迁认为李斯不能直言规劝君主，便将此事记载下来告诫后世。

　　高堂隆的奏疏递上去之后，魏明帝仔细阅读完毕，转头对中书监和中书令说道：“读完高堂隆的这份奏表，我心里感到十分敬畏！”

　　高堂隆的病情越来越重，已经无法亲自提笔书写，于是他通过口述的方式让身边人记录下来，再次向皇帝呈递了奏疏。

　　从前曾子生病的时候，孟敬子特地前去探望他。曾子对孟敬子说：“鸟儿快要死去的时候，它的鸣叫声会显得格外哀伤；人快要离世的时候，所说的话往往都充满善意。”如今臣身患重病，病情只有不断加重的趋势，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时常担心自己会突然离世，导致心中那份赤诚的忠心没能完全向陛下表达出来。臣的忠诚之心，虽然远远比不上曾子，但还是希望陛下能够仔细审阅这份奏疏！恳请陛下改掉以往那些不当的行事方式，重新振作精神，深入思考国家未来的发展大计，让神明能够感受到陛下的诚意并降下回应，让天下各方势力都仰慕陛下的大义之道。这样一来，麟、凤、龟、龙这四种象征吉祥的灵物就会前来献上珍宝，玉衡也会显现出吉祥的征兆，陛下不仅能够超越三皇五帝的功绩，而不仅仅是继承皇位、遵循先王留下的法度而已。

　　臣常常为世上的君主感到惋惜，他们没有谁不想效仿唐尧、虞舜、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明君主，可实际上却走上了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那样的亡国之路；他们没有谁不嘲笑那些朝代末年朝政混乱、导致国家灭亡的君主，却不愿践行虞、夏、殷、周时期圣贤君主留下的行为准则。这实在是太可悲了！用他们那种错误的行为，去追求自己心中想要的理想结果，就好比爬到树上找鱼、烧着水想制造冰块一样，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考察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够拥有天下，都是因为有圣贤之人代代传承，经过了几百年的积累，当时天下没有一寸土地不属于他们，没有一个百姓不臣服于他们，天下各个诸侯国之间都安定无事，九州大地实现了统一；当时鹿台里堆积的金银珠宝，巨桥中囤积的粮食，多得都没有地方可用，他们已然坐拥天下，还有什么必要去做那些荒淫无道的事情呢！可夏桀、商纣这样的君主，凭借自己强大的力量，足以拒绝大臣们的劝谏，凭借自己的才能，足以掩盖自身的过失。他们推崇谄媚逢迎的小人，大肆修建奢华的宫殿楼宇，喜爱那些不合正统的音乐，庇护倡优之类的人，创作颓废萎靡的乐曲，沉迷于桑间濮上那种低俗放荡的音乐之中。上天终究没有宽恕他们的过错，等到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宗庙和国土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百姓也沦为了他人的奴隶。商纣王的头颅被悬挂在白旗之上示众，夏桀在鸣条被商汤打败；而天子的尊位，最终被商汤、周武王所拥有。难道商汤、周武王的才能远远超出常人吗？其实是因为他们都是英明君主的后代啊。再说战国时期，天下陷入了动乱不安的局面，秦国最终兼并了六国，统一了天下，可秦国却不修习圣人的品德，反而修建了阿房宫，修筑长城来进行防御，在中原地区自高自大、炫耀威势，用武力降服周边的外族，天下百姓都为之震动惊恐，在路上相遇都只能用眼神相互示意，不敢随意交谈；秦国君主自认为自己的统治根基如同大树般根深叶茂，这样盛大的威势能够永远流传下去，可谁也没有想到，秦国仅仅传了两代就灭亡了，江山社稷彻底崩塌。近代的汉武帝继承了汉文帝、汉景帝留下的基业，对外派兵抗击外敌，对内大肆修建宫殿，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天下就变得动荡不安。后来他听信越国巫师的谗言，竟然迁怒于上天，修建了规模宏大、门户众多的章台宫，最终引发了江充陷害太子的巫蛊之祸，导致宫廷内部人心离散，父子之间相互残杀，这场灾祸造成的危害，影响了好几代人。

　　臣观察到黄初年间，天空中已经出现了警示性的天象，有一些奇特的飞鸟在燕子的巢穴里孵化成长，这些鸟的嘴巴、爪子和胸部都是赤红色的，这是魏国王室将要发生变故的征兆，应当防备朝中出现权力过大、过于威武专断的大臣。陛下可以挑选各位诸侯王，让他们参与处理国家事务，掌管一部分兵权，即使出现诸侯割据对峙的局面也无妨，让他们镇守安抚京城周边的地区，辅佐王室稳定大局。过去周平王东迁洛邑，依靠的是晋国和郑国的力量；汉朝时期吕氏发动叛乱，朝廷是依靠朱虚侯刘章才得以平定叛乱，这些大概都是前代留下的明确借鉴。上天并不会偏袒某个人，只会辅佐那些有德行的人。如果百姓都歌颂君主的德政，那么国家就能长久延续；如果百姓心中充满了怨恨，上天就会挑选有功劳、有才能的人，将天下托付给他。由此可见，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并不是陛下一个人的天下。臣身患多种疾病，身体十分虚弱，已经离开朝廷，返回了家乡。如果我就这样去世了，倘若魂魄还有意识，一定会在冥冥之中报效陛下的知遇之恩。

　　魏明帝下诏书说道：“高堂隆的清廉品德可以直追古代的伯夷，他的正直气节甚至超过了史鱼，心中始终秉持着坚贞不屈的志向和节操，忠诚正直，为了国家利益从不顾及自身安危，怎么会因为一点小病还没痊愈就辞官回乡呢？大禹坚守气节，即使病重也最终痊愈了。希望你能够注意饮食调理，专心养病，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后来高堂隆去世了，他在临终前特意嘱咐家人，自己去世后要实行简单的丧葬仪式，入殓时只穿着平时的衣物即可。

　　早在太和年间，时任中护军的蒋济就上奏章进言，提议依照古代的制度举行封禅大典。魏明帝下诏书回应道：“看到蒋济的这番言论，我吓得浑身冒汗。”这件事就此被搁置了好几年，后来朝廷再次商议准备实施，明帝下令让高堂隆负责编撰封禅相关的各项礼仪流程。可没过多久，明帝就得知了高堂隆去世的消息，他叹息着说道：“上天是不想让我完成这件事啊，高堂隆竟然就这样抛下我先走了。”高堂隆去世后，他的儿子高琛继承了他的爵位。

　　到了景初年间，明帝考虑到苏林、秦静等一众学者都已年事已高，担心他们所掌握的学问后继无人，于是下诏书说：“古代圣贤去世之后，他们留下的教诲和思想，全都记载在六经之中。在六经的学问体系里，礼仪制度是最为核心的部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刻也离不开它。可如今社会上的低俗风气日渐盛行，人们背离根本的道义，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很久了。所以闵子讥讽原伯不重视学习，荀卿痛恨秦朝坑杀儒生的暴行。如果儒学之道逐渐荒废，那么社会的风俗教化又能从哪里兴盛起来呢？现在那些学识渊博的大儒们，一个个都年纪大了，他们传授学问、教导后辈的方法，又该由谁来继承呢？过去伏生年迈体衰，汉文帝特意派晁错前去向他学习传承学问；《谷梁传》的研习者寥寥无几，汉宣帝就挑选了十个人专门去学习继承。现在应当选拔三十名能够解读儒家经义的郎官或者有才能的士人，让他们跟从光禄勋高堂隆、散骑常侍苏林、博士秦静学习四经三礼，负责此事的官员要详细制定考核的办法。夏侯胜曾经说过：‘读书人最大的弊病就是不通晓儒家经典，要是能熟练掌握经学要义，那么获取官职就如同弯腰捡起地上的草芥一样容易。’现在的学者们，如果有人能够深入钻研经学，那么爵位、俸禄、荣誉和恩宠自然会随之而来，怎么能不努力勉励自己呢！”然而没过几年，高堂隆、苏林、秦静这些教授经学的学者相继去世，这项传承经学的事业也就半途而废了。

　　当初，任城人栈潜在魏太祖曹操时期担任过县令一职，曾经负责监督守卫邺城。那时魏文帝曹丕还是太子，沉迷于打猎游乐，常常早上外出，直到晚上才回来。栈潜上书劝谏道：“王公贵族设置险阻是为了保卫国家，都城之中部署禁卫军，是为了防备意外情况的发生。《诗经·大雅》中有这样的诗句：‘宗子居于都城之中，不可让城墙形同虚设毫无用处。’又说：‘执政者行事缺乏长远谋划，所以需要有人出面劝谏告诫。’如果您沉迷于出游打猎，早出晚归，把一整天的时间都耗费在捕获猎物的娱乐上，却忘记了其中潜藏的无尽危险，我私下里对此感到十分困惑担忧。”太子曹丕听后很不高兴，但从那以后，他外出打猎的次数确实减少了。黄初年间，文帝想要册立郭贵嫔为皇后，栈潜再次上书劝谏，这件事在《后妃传》中有另外的详细记载。到了明帝时期，朝廷同时征发了各种劳役，明帝对自己的亲戚部属也都疏远斥责。栈潜又上书劝谏说：“上天生养了百姓，并且设立君主，目的是让君主施予百姓恩惠，教化万民。所以那些被四方所制约的人，不能称为天子；那些分裂疆土割据一方的人，不能称为诸侯。从三皇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唐尧、虞舜，他们都以广泛救济百姓的方式治理天下，用德行来调和各方关系，百姓们都深深依赖他们。夏、商、周三代衰败之后，上天将统治天下的使命托付给了汉朝，可之后清明安定的时代越来越少，战乱纷争却越来越多，从那时起，天下的治理和安定就渐渐被忽视了。太祖曹操英明神武，平定了各地的暴乱，恢复了天子的纲纪法度，开创了帝王的基业。文帝曹丕秉承上天的明训，扩大了帝王的基业，登基七年以来，每一件事情都亲自处理。陛下您圣明贤德，继承了帝王的大统，本该推崇安定平和，让百姓休养生息。可如今天下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平定，所以不得不派出军队戍守远方，各地又频繁发生战事，战旗到处悬挂，军队骚动不安。水路两路的运输任务繁重，让百姓们不得不舍弃农耕本业，国家每天都要耗费上千斤的粮食。此外，朝廷还大肆修建宫殿，征发的劳工多达数万人。从徂来山上砍伐的松树，以及其他山上的各类木材，堆积得填满了深山峡谷；那些奇形怪状的石头和类似玉石的美石，也通过黄河、淮河等水路运送而来。整个疆域之内，都是天子管辖的地方，百姓们都要供应木材、秸秆、镰刀、粮食等物资，用来修建皇家花园等场所，以便让草木长得更加茂盛，增加鹿、兔等猎物的数量。这样一来，严重妨害了农业生产，田地都长满了杂草，灾祸和疫病频繁流行，百姓们四处逃散，既损伤了天地间的和气，也导致粮食无法正常生长。我听说周文王建造丰都的时候，起初并不急于求成，百姓们自然而然地前来归附，不久之后丰都就建成了。当时的各种池沼、园囿，都是和百姓们共同享用的。可现在建造宫殿却崇尚奢侈华丽，各种雕刻装饰都极为精巧繁复，忘记了有虞氏简朴的明台，反而想要效仿殷纣王辛的华丽宫室。皇家禁地的范围高达千里之广，百姓们动不动就会误入禁地；宫殿的华丽程度可以和秦朝的阿房宫相媲美，各类劳工都集中在像楚灵王时期乾谿那样的工程工地。我担心这样会导致民力凋敝，下层百姓难以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当初秦国占据崤山、函谷关的天险，得以控制天下六国，国君自认为德行超越三皇，功绩堪比五帝，想要让秦朝的国号流传万代，可最终只传了两代就灭亡了，到最后想要做一个普通百姓都不可能，这是因为国家的枝干已经被折断，根基也被彻底拔除了啊。圣明的帝王治理天下，能够明辨贤才，提拔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嘉奖有功之臣；让才能出众的人担任合适的官职，那么功业就能兴盛；重用有德行的人，那么无论国家安危都会和君主一同忧虑；稳固国家的根基，让贤臣一同辅佐君主，那么即便经历盛衰更替的时期，朝廷内外也都会有得力的大臣辅佐。过去周成王年幼，还不能亲自处理朝政，周公、吕尚、召公、毕公等贤臣都在他身边辅佐。可如今，朝廷既没有像卫侯、康叔那样能够监督王室的宗亲，出任地方官员的，也没有像周公、召公那样贤明的大臣。而且陛下还没有册立太子，天下没有储君。希望陛下能够留意边塞的安危，努力永保王位，这便是天下百姓的大幸啊！”后来朝廷任命栈潜为燕国中尉，他因为身患疾病而推辞，没有接受这一官职，不久之后便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