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楼贺韦华传第二十 原文

　　王蕃，字永元，是庐江郡人。他学识渊博，见闻广博，同时还精通天文、历法和算术等专业技能。起初，他担任尚书郎一职，之后主动辞去了这个职位。孙休登基成为皇帝后，王蕃与贺邵、薛莹、虞汜四人一同被任命为散骑中常侍，并且还都兼任驸马都尉，当时社会上的舆论对他们四人的评价都非常高。后来，王蕃受朝廷派遣出使蜀国，蜀地的人也对他的才华人品大加称赞。出使归来后，他被任命为夏口战区的监军。

　　孙皓刚即位的时候，王蕃再次被召回朝廷，继续担任散骑中常侍，与万彧的官职相同。万彧和孙皓很早就有交情，却是一个心胸狭窄、过于敏感的平庸之人，总是主观认为王蕃看不起自己。除此之外，中书丞陈声是孙皓十分宠信的大臣，也曾多次在孙皓面前说王蕃的坏话，恶意诋毁他。王蕃的性格向来清高正直、坦诚率真，不懂得观察孙皓的脸色、迎合他的心意，有时还会违背孙皓的想法和意愿，这样的事情发生次数多了，王蕃自然就受到了孙皓的责备和疏远。

　　甘露二年，丁忠出使晋国返回吴国，孙皓为了这件事大摆宴席，宴请朝中所有大臣。宴会上，王蕃因为喝醉了酒倒在地上，孙皓怀疑他是故意装醉，心里十分不高兴，就派人把他抬出了宴会大殿。过了一会儿，王蕃自己请求回到座位上，当时他的醉意还没有完全消退，但由于他生性注重保持自身的威严仪态，便尽力稳住自己的身形，举止看起来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孙皓看到这种情况后勃然大怒，立刻下令让身边的侍卫把王蕃拉到大殿之下斩首示众。当时在场的卫将军滕牧、征西将军留平均为他求情，希望孙皓能赦免王蕃，但孙皓始终没有同意。

　　丞相陆凯曾经在一次给孙皓的奏疏中说：“散骑中常侍王蕃，通情达理，既懂得天文历法，又通晓人间世事，在朝廷中做事忠诚正直，是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人才，堪称我们大吴国的关龙逢。从前他侍奉景皇帝孙休的时候，常常在皇帝身边进献忠言，景皇帝十分钦佩和赏识他，还赞叹他是与其他同僚相比更为优秀的人才。然而陛下却厌恶他那些听起来不顺耳的忠言，讨厌他正直无私的回答，竟然在大殿之下将他斩杀，还把他的尸体丢弃在外面暴露在外，国内的百姓为此感到十分伤心，有识之士也为他的死深深悲痛惋惜。”陆凯对王蕃的死，惋惜到了这样的程度。王蕃去世的时候年仅三十九岁，他的家属被孙皓流放到了广州。王蕃有两个弟弟，分别名叫王著和王延，两人都被当时的人称为有才能的人。后来郭马在广州发动兵变造反，强迫王著和王延为自己效力，两人坚决不肯服从，最终被郭马杀害。

　　楼玄，字承先，是沛郡蕲县人。孙休在位期间，他曾经担任监农御史一职。孙皓即位成为皇帝后，楼玄与王蕃、郭逴、万彧四人一起担任散骑中常侍，之后又被调出朝廷，担任会稽郡太守，不久后再次被召回朝廷，担任大司农。过去，皇宫中负责主事的官员，都是由君主亲自挑选自己信任的人来担任。万彧向孙皓提出建议，说这种与君主关系亲近、在君主身边侍奉的官员，应当挑选品行端正、心地善良的人来担任，孙皓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指示相关部门寻找忠诚廉洁的人士，来填补这些职位的空缺。最终，朝廷任命楼玄为宫下镇、禁中候，负责管理皇宫内的各项事务。楼玄从九卿之一的大司农，被贬为需要手持兵器的宫中侍卫，但他依然严格约束自己，为下属树立良好的榜样，严格依照法律办事，回答孙皓的问题时也恳切直率，多次违背了孙皓的心意，渐渐地受到了孙皓的严厉斥责。后来，有人诬告楼玄，说他与贺邵在路上相遇时，停下脚步凑在一起低声耳语，说完之后还哈哈大笑，恶意诽谤、讥讽朝廷的政事。这件事发生后，楼玄受到了孙皓诏书的严厉责问和训斥，最终被流放到了广州。东观令华覈得知后，向孙皓上了一封奏疏，说：“为臣私下认为，治理国家的道理，就和治理家庭是一样的，负责管理田间农业生产的人，都应当挑选可靠可信、品行端正的人；同时还应当有一个人来总管各项事务，为各个方面制定相应的制度，这样所有的事情才能得到妥善的治理。

　　《论语》里有句话说：‘能够不用刻意做什么就能治理好天下的人，大概就是虞舜了吧！他只不过是庄严端正地坐在朝廷上罢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虞舜所任命的都是合适的人才，所以他才能安闲自在地治理好天下。如今，天下还没有完全平定，正处于多事之秋，朝廷的公务无论大小，都需要向陛下禀报，陛下的每一个举动都要经过自己的审批，这无疑会耗费和损伤陛下的精神。陛下既然在钻研古代典籍方面十分用心，广泛阅读各种文献书籍，再加上又专心研究自己喜爱的道家养生方法，随着季节的变化练习运气功法，就应该拥有闲适安静的时间，一方面可以在文献典籍中深入思考，另一方面也可以多练习气功、呼吸清新纯净的空气，从而达到与天同寿的境界。为臣日夜思索，觉得在朝中所有官员当中，处理公务时足以让陛下信任依靠的，没有人能够比得上楼玄。楼玄为人清廉忠诚，奉公守法，是当今世上最出众的人才，朝中大臣都敬佩他的节操，没有人敢与他相提并论。清廉的人心思公平、意念正直，忠诚的人只会沿着正道前行，像楼玄这样的品性，足以保证他一生都不会改变初心。恳请陛下能够赦免楼玄从前的过错，让他有机会改过自新，将他提拔为辅佐朝政的大臣，要求他在今后的任职中做出实际成效。做到根据官职的特点挑选合适的人才，依据人才的长处授予相应的官职，这样一来，像虞舜那样端坐朝廷就能治理好天下的事情，陛下在不久之后也能够实现。”没想到孙皓因为痛恨楼玄的名声太大，不仅没有听从华覈的建议，反而把楼玄和他的儿子楼据流放到了更远的地方，还把他们交给交阯郡的将领张奕，让楼玄父子在张奕手下当兵打仗、效力卖命，同时又暗中下达一道密令，让张奕趁机杀掉楼玄。楼据到达交阯郡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了。楼玄独自一人跟随张奕讨伐叛军，只能手持兵器步行前进，每次见到张奕都会跪拜行礼，张奕心里十分不忍心杀掉他。

　　后来，恰逢张奕突然去世，楼玄亲自为他收敛尸体、办理丧事，就在整理张奕的遗物时，看到了孙皓下达的那道要杀害自己的密令。楼玄知道自己终究难逃一死，回到家中后就立刻自杀身亡了。

　　贺邵，字兴伯，是会稽郡山阴县人。孙休即位成为皇帝后，贺邵从中郎将升任为散骑中常侍，之后被调出朝廷，担任吴郡太守。孙皓在位期间，贺邵被召回朝廷，担任左典军，不久后又升任中书令，同时兼任太子太傅。孙皓为人凶恶残暴、骄傲自大，朝廷的政治事务一天比一天荒废。贺邵看到这种情况后，向孙皓呈上奏疏进行劝谏，他说：古代圣明的帝王，之所以能够身居深宫之中，却能知晓万里之外的事情；安闲地坐着躺着，却能看清八方最远地方的情况，原因就在于他们任用了有才能的贤士。陛下凭借高尚的品德和优良的素质，继承了帝王之位，应当亲自树立榜样，遵循正确的治国之道，恭恭敬敬地守护好皇权，表彰品德高尚、心地善良的人，以此来安定国家的政治局势。

　　自从近年来开始，朝廷的官员队伍变得十分混乱，有才能的人和无能之辈混杂在一起，朝廷上下的职位常常出现空缺，文官和武官的配备也不齐全。在朝廷之外，没有能力强劲的地方官员镇守一方；在朝廷之内，没有能够弥补政事缺陷的大臣辅佐陛下。那些阿谀奉承、谄媚讨好的人得以青云直上，干预和玩弄朝廷的权力，抢夺和占据本该属于贤才的荣誉和实际利益；而忠诚善良的人却遭到排挤打压，诚实正直的大臣反而受到伤害。因此，正直的人被磨去了棱角，变得圆滑世故，而平庸无能的官员则学着说些花言巧语，在陛下还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想法之前，就已经开始迎合陛下的心意，各自顺着当时陛下的喜好行事。人们坚持的是违背公理的议论，说出来的是背离正道的话语，最终导致清高正直的士大夫群体变得污浊不堪，忠诚的大臣也只能闭口不言、不敢进谏。陛下身居九天之上的皇宫，深居在层层宫门环绕的宫殿之中，说出来的话没有人敢不遵守，下达的命令没有人敢不服从，身边围绕的都是亲近融洽、善于献媚讨好的侍臣，每天听到的都是顺耳顺心的话语。长此以往，陛下将会认为这些侍臣真的是有才能的贤才，天下也真的是太平无事了。为臣心里实在感到不安，怎敢不向陛下禀报这些真实的情况呢？

　　为臣听说，能够使国家兴盛的君主，喜欢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错；而荒淫昏乱的君主，却喜欢听到别人称赞自己的美德。喜欢听到自己过错的君主，过错会一天天减少，福气也会随之降临；喜欢听到自己美誉的君主，美誉会一天天受损，灾祸也会随之到来。因此，古代的君主，会拱手行礼邀请贤才前来辅佐自己，虚心向别人征求自己的过错，甚至把天子的位置比作充满危险的飞奔马车，把担任君主比作踩着老虎的尾巴，用这样的方式时刻警醒自己、告诫自己。

　　可是陛下，却在加重刑法来禁止正直的言论，通过贬黜贤良之人来阻止忠臣进谏，分不清赞誉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一味沉溺在身边宠臣的颂扬之词中。从前，殷高宗一心想要得到辅佐自己的大臣，甚至在睡梦中都梦到了贤才；而陛下虽然也说过求贤的话，却转头就忘了，对贤才的忽视就像对待丢弃的垃圾一样。过去的散骑中常侍王蕃，忠诚恭敬、一心为公，他的才能足以胜任辅佐朝政的大臣之职，可陛下却在醉酒之后，下令将他斩首。最近的大鸿胪葛奚，是先皇帝留下的老部下，偶尔对陛下有冒犯之处，也只是在醉酒之后说的胡话。按照礼仪，饮酒三杯之后，言行上就可以不再过分讲究，可陛下却因此大发雷霆，认为他是轻视自己，于是强迫他喝下大量的烈酒，最终让他中毒身亡。从这件事之后，天下的人都感到心寒，朝中的大臣也变得不知所措，做官的人把隐退当作一种幸运，在朝任职的人把调到外地做官当作福气。这种情况，确实不是保存和光大先辈留下的宏伟基业、振兴道德教化的正确方法啊。

　　除此之外，何定本来只是一个受人驱使、奔走效劳的小人，就算在奴仆当中，也只能算是下等货色，他自身没有丝毫的品行修养，论能力，就连充当鹰犬都不够资格。可陛下却喜欢他的阿谀谄媚，授予他很大的权力，使得他依仗着陛下的宠爱而肆意妄为、放纵任性，擅自作威作福，嘴里竟然敢随意改变国家的决议，手中还操纵着朝廷的大权。这样一来，对上损害了陛下像日月一样的光明形象，对下堵塞了贤能君子被任用、被提拔的道路。凡是小人想要得到君主的接纳和信任，必定会献上一些不正当的好处来讨好君主。何定最近就故意找些事情来做，调动长江防线上戍守的士兵去驱赶麋鹿等野兽，在山上设置绳网进行捕猎，还大肆砍伐森林，把四面八方的野兽都驱赶出来，聚集在重重包围之中进行捕杀。这种荒唐的事情，既不是朝中大臣在改进政治方面应该做的贡献，还耗费了国家大量的钱财和物资。士兵们因为运送野兽而疲惫不堪，宝贵的人力全都浪费在了驱赶野兽这件事上，年老体弱的士兵遭受着饥寒交迫的痛苦，朝廷上下的将士们都在抱怨叹息。为臣私下观察天文上的异常变化，发现近年来阴阳错乱，气候变化与季节不相符，天上出现了日食，地上发生了地震，仲夏五月的时候竟然还降下了寒霜。参考古代的典籍记载就可以知道，这些异常现象都是因为阴气凌驾于阳气之上，小人玩弄君主权力所造成的。为臣曾经认真阅读书籍记载，用古代君主的所作所为来验证这些异常现象，发现那些天灾和异常天象，与君主的不当行为对应得十分准确，简直让人不寒而栗。从前，殷高宗告诫自己要努力修养德政，最终消除了野鸡在宗庙大鼎上鸣叫的异常现象；宋景公重视道德修养，最终让天上的灾星退离了原来的位置。但愿陛下对上能够畏惧上天所显示的谴责，对下能够学习殷高宗和宋景公消灾除祸的方法，看看从前各个朝代任用贤才所取得的成功，醒悟到如今胡乱授予官职的失误，清理朝中的官员队伍，表彰并按照等级任用优秀的人才，放逐、斥退那些阿谀奸邪的小人，剥夺他们窃取的权力，像何定这样的人，一律不再任用。同时，广泛招纳那些在仕途上受到阻碍的英才，虚心接受正直大臣的劝谏，恭敬地承受上天的旨意，好好守护先辈传下来的基业。这样一来，圣明教化的光辉就会遍布天下，上天和百姓的不满也会随之消除。

　　《左传》中有句话说：“国家兴盛的时候，君主会把百姓当作刚出生的婴儿一样爱护；国家衰亡的时候，君主会把百姓当作草芥一样轻视。”陛下从前还没有登上皇位的时候，在东边隐藏自己的光辉和德泽，后来凭借着圣明睿智的非凡品质，像神龙腾飞一样顺应天意，登上了帝王之位。当时，天下的百姓都伸长了脖子期盼，八方的民众都擦亮了眼睛观望，认为周成王、周康王时期那样清明的政治局面，必定会在不久之后重现。可是自从陛下登基以来，法律禁令变得更加苛刻严厉，赋税征调反而更加繁重，宫廷中的宦官被派遣到各个州郡，无缘无故地发动百姓去做一些没有益处的事情，还竞相用不正当的手段和好处来讨好陛下。百姓家中的财物被搜刮一空，民众被官府无休止的要求搞得疲惫不堪，老老少少都遭受着饥寒交迫的痛苦，家家户户的人都饿得面色发黄。然而，各地的县级官员都害怕自己犯下过错，于是动用严酷的刑罚，不惜让百姓陷入痛苦之中，也要完成官府下达的任务。这样的做法，自然让百姓的力量难以承受，几乎家家户户都出现了妻离子散的悲惨景象，百姓悲苦的呼叫声和哀叹声，打乱和破坏了天地间阴阳调和的气氛。另外，长江边上的卫戍军队，在远方本应该用来开拓疆土，在近处本应该用来守卫边境、防备敌人入侵，所以他们本来应该受到特别的优待和培养，等待有战争的时候派上用场。可如今，朝廷也开始向他们征收赋税，而且赋税的数量还很多，使得他们连贫苦人家穿的粗布、粗毛衣服都没有，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出兵打仗的时候，他们要迎着敌人的刀光剑影冲锋陷阵，回到军营之后，却怀着无依无靠的忧伤，最终导致父子之间相互抛弃，士兵叛逃的事情接连不断。但愿陛下能够减轻赋税，废除繁杂的征调项目，救济和抚恤那些穷困的士兵，省去各种不急需的事务和任务，取消不必要的禁令，精简繁琐的法规。只有这样，才能让天下的百姓安居乐业，王朝的教化能够普遍润泽天下。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而粮食是百姓的生命。如今，国家没有一年的粮食储备，百姓家中没有一个月的口粮积蓄，可皇宫之中，无所事事、白吃饭的人却有一万多。皇宫里的女子，既有与亲人分离的痛苦，也有成年后无法婚配的忧愁，对外而言，她们还耗费着国家大量的钱财，使得国家的仓库被这些无用的人吃空，而朝中的官员和天下的百姓，却连酒糟、糠皮之类的粗劣食物都吃不饱。

　　现在，北方的强敌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我们，等待着国家由兴盛转向衰败的时机，以便发动入侵。陛下不依靠自己的威力和德泽来巩固国家，反而把希望寄托在敌人不来进犯上面；不重视天下百姓的穷困处境，还小看敌人，认为他们不敢制造祸乱。这种想法，确实不是在朝堂上谋划好计策、就能稳操胜券的好办法啊。从前，大皇帝孙权亲自承受辛勤和劳苦，在南方开创了吴国的基业，割据了天下的半壁江山，开拓了万里疆土。虽说这其中有上天的帮助，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他自身努力奋斗的结果。他把幸福和基业留给了后代，如今这份基业传到了陛下的手中。陛下应当努力培养自己的道德和气度，为先辈的事业增添光彩，爱护百姓、养育士兵，保全先辈开创的基业。怎么能忽视自己显赫祖父的功勋和辛勤付出，忽视这来之不易的帝王大业，忘记天下局势的衰败不振，以及这种衰败可能带来的、由兴盛走向灭亡的巨大变化呢！

　　为臣听说，不幸和幸运不会长期保持不变，吉祥和灾祸完全是由人自己造成的。长江的天险难以长久依靠，如果我们不重视防守，敌人就算凭借一片芦苇叶，也能渡过长江来进攻我们。从前，秦朝创建了皇帝的尊贵称号，占据了崤山、函谷关这样地势险要的地方，可因为不注重道德教化，法律和政策苛刻严酷，使得生存下来的百姓深受其害，忠诚的大臣也闭口不言、不敢进谏。最终，一个名叫陈胜的普通人高声呼喊，发动起义，强大的秦朝就迅速被推翻了。

　　近来，蜀国的刘氏皇族掌控了阳平、白水、剑阁这三处地势险要的关隘，依托层层陡峭高耸的山峦构筑起防御工事。这简直就像是用金属浇筑的城墙、用巨石垒砌的宫室，是足以流传千秋万代的坚固基业。可惜的是，他们选拔任用官员时不重用有才能的人，最终国家很快就灭亡了。国君和大臣们的脖子上都被套上了绳索，一同沦为了受人奴役的囚徒。这正是当代最鲜明的一面镜子，是近在眼前、清晰明了的警示啊！希望陛下能从远处考察古代的历史事迹，从近处以当代的变故作为借鉴，巩固国家的根基、强化根本大业，摒弃个人的私欲、遵从正道而行。这样一来，像周成王、周康王时期那样清明安定的政治局面就会出现，大皇帝留下的基业也会更加兴旺昌盛。贺邵这封奏疏呈交给孙皓之后，孙皓心中充满了愤恨。而贺邵为人公正守法、忠诚正直，是孙皓身边亲信大臣们都十分畏惧的人。于是这些人一起污蔑贺邵和楼玄诽谤国家政务，两人都因此受到了追查和斥责。楼玄被流放到了广州，贺邵则得到了赦免，恢复了原来的官职。后来，贺邵突然患上了严重的中风，嘴巴无法说话，便离职休养了几个月。孙皓怀疑他是装病避世，就把他逮捕起来，关进了宫中的酒库，对他进行了上千次的毒打。贺邵始终没有说一句话，最终被杀害，他的家属也被流放到了临海郡。与此同时，孙皓又下诏书下令诛杀楼玄的子孙。这一年，是天册元年，贺邵当时四十九岁。

　　韦曜，字弘嗣，是吴郡云阳县人。他年轻时就喜爱学习，擅长写文章。起初他从丞相掾的职位出任西安县令，后来回到朝廷担任尚书郎，又升任太子中庶子。当时蔡颖也在太子宫中任职，他生性喜欢下围棋。太子孙和认为下围棋没有任何益处，便让韦曜写文章论述这一观点。韦曜在文章中写道：我听说，君子会把自己正值大有作为的年纪却没能建立功业视为耻辱，也会遗憾自己一辈子过去却没有留下任何名声。所以孔子才说：“做学问就像追赶什么东西一样，生怕赶不上，赶上之后又生怕丢失了。”古代有志向的人，因为痛惜时光匆匆流逝、担心自己无法建立名声，便振作精神、激励意志，早起晚睡，根本顾不上安稳休息。他们年复一年地努力积累，像宁越那样勤奋刻苦，像董仲舒那样执着专注，沉浸在道德仁义的深厚境界中，潜心钻研儒家的经典和理论。即便像周文王那样的圣人、周公那样的贤才，也还要忍受从清晨到午后都顾不上吃饭、整夜思考等待天亮的极度辛劳，才能振兴周王朝的政治，让自己的名声流传千秋万代。更何况是普通的臣子百姓，又怎么能停止努力呢？仔细观察古往今来那些建立功名的人，他们都有日积月累、格外努力的事迹，敢于用身体承受辛劳和艰苦，即便在困苦之中也依然勤奋思考。平常生活里从不中断自己的学业，遭遇困厄窘迫时也不改变自己一贯的志向。所以卜式立志专心经营农耕和畜牧事业，黄霸即便在监狱里也没有停止学习《尚书》，他们最终都获得了荣耀的福分，成就了不朽的名声。

　　此外，仲山甫日夜操劳、勤奋不懈，吴汉尽心尽力坚守职责，时刻不离开官府的大门，他们哪里有一丝游手好闲、懒惰懈怠的表现呢？

　　现在有很多人都不在儒家经典学术上用心钻研，反而热衷于下围棋，荒废了自己本该做的事业。他们忘记了睡觉和吃饭，白天从天亮一直下到太阳落山，到了傍晚又点燃灯烛继续对弈。

　　你看他们在棋盘上相互争夺胜负，在输赢还没有确定的时候，一个个都专心致志，完全忘记了精神的疲惫和身体的劳累。自己该办的事情被抛在一边不去处理，有宾客前来拜访也无人接待。在这个时候，即便有太牢这样丰盛的美食，有《韶》《夏》这样精妙的音乐舞蹈，他们也根本顾不上欣赏。甚至有的人还会用衣物作为赌注，偷偷移动棋子，落下棋子之后又反悔想要更改走法，廉耻之心变得淡薄，脸上还会露出愤怒的神色。然而说到底，他们的志向从来超不出一块棋盘的范围，所追求的目标也仅仅局限在棋盘的小小方格之中。在棋局上战胜对手，不会得到封爵的赏赐；在棋盘上围得地盘，也不会真正兼并到实际的土地。要说技能，它不属于儒家的六艺；要说实用价值，它也不能用来治理国家。立身社会不能依靠它，应征做官也不能凭借它。从棋局的阵式来考察，它无法与孙武、吴起的兵法相提并论；从经典理论来审视，它也不是孔子所传授的学问。它看重的是狡诈多变，显然不符合忠诚信义的准则；它的术语中还有“劫杀”这样的说法，这完全违背了仁者的心意。它白白耗费了人们的时间，荒废了人们的事业，最终却没有任何实际的益处。这种游戏，和摆放一块木板敲一敲、拿一些石子丢一丢，又有什么区别呢？而且君子在家时，应当勤于劳作、调养身体，以此奉养父母；在朝廷上时，应当竭尽全力、奉献生命，以此向君主进献忠诚。面对繁杂的事务，尚且会忙碌到天黑才能顾上吃饭，又哪里有足够的时间沉溺在围棋之中呢？

　　正因为他们能够这样做，所以才能培养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品行，建立起坚贞纯洁的名声。

　　如今我们大吴王朝承受上天的天命，天下还没有实现统一。皇上自强不息，一心招揽天下的人才：勇敢而有谋略的人，被任命为统兵作战的将领；儒雅博学的文士，被安置在中央的文职机构任职。具有各种优良品行的人，朝廷全部接纳；文臣和武将，一同施展自己的才干。朝廷广泛征求优秀的人才，表彰并选拔其中的杰出者；设立按照规程进行考试的科目，给予应试者金钱和爵位的奖赏。这确实是千载难逢、百代不遇的大好机会啊！当代的有识之士，应当努力思考最完善、最美好的道理，珍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辅佐圣明的朝廷，让自己的名字载入史册，让自己的功勋记录在中央收藏重要典籍和盟约的府署之中。这才是君子最重要的职责，也是当今最紧迫的第一件大事！

　　更何况，一块木板制成的棋盘，怎么比得上地方上的封国？三百颗枯木做成的棋子，怎么比得上能够指挥上万人马的将军？绣有龙形图案的高级官员礼服，用金属、石料等制成的乐器，这些都足以取代棋局，与下围棋这种消遣交换了。假如世上的人能够把花费在围棋上的精力，转移到阅读诗书上来，就会拥有像颜回、闵损那样的高尚志向；转移到谋划计策上来，就会拥有像张良、陈平那样的敏锐思维；转移到经营商业上来，就会拥有像猗顿那样的巨额财富；转移到练习射箭骑马上来，就会拥有像将帅那样的过人本领。能够做到这样，就能建立起不朽的功名，远远摆脱粗俗和低贱的境地了。

　　孙和被废黜太子之位后，韦曜改任黄门侍郎。孙亮继承皇位后，诸葛恪辅佐朝政，他向朝廷上表举荐韦曜担任太史令，并且让韦曜牵头修撰《吴书》，由华覈、薛综等人一同参与这项工作。孙休登上皇位后，韦曜担任中书郎、博士祭酒。孙休指派韦曜依照从前刘向的做法，校勘整理皇宫中的藏书，后来又想请他为自己讲解儒家经典。但是左将军张布是孙休亲近宠信的大臣，他做过的事情和自身的品行有很多污点，张布担心韦曜担任侍讲官之后，这个品行纯正、意志坚定的人会用古往今来的事例警醒告诫孙休，所以坚决反对韦曜担任侍讲一职。孙休因此对张布十分怨恨，这件事的详细经过记载在本书的《孙休传》中。不过韦曜最终还是被阻止，没能进入皇宫担任侍讲。孙皓即位后，封韦曜为高陵亭侯，升任中书仆射。后来这个官职被撤销，他转任侍中，长期兼任左国史。当时各地官员都迎合孙皓的心意，多次上报有祥瑞征兆出现，孙皓就这件事询问韦曜的看法，韦曜回答说：“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普通人家筐子里、箱子里装的寻常物件罢了，算不上什么祥瑞。”孙皓想在《吴书》中为自己的生父孙和撰写一篇本纪，韦曜坚持认为孙和没有正式登上皇位，最好将其记载为列传。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韦曜也渐渐受到了孙皓的斥责和怒骂。韦曜心中越发忧虑恐惧，于是向朝廷呈上奏折，陈述自己年纪衰老，请求辞去侍中、左国史这两个官职，还说自己想完成独自撰写的《洞纪》一书，准备把《吴书》中还没有完成的部分托付给其他人撰写。但是孙皓始终没有同意他的请求。韦曜时常生病，孙皓就派人监视守护他的医治和用药情况，更加急切地逼迫他为孙和撰写本纪。孙皓每次设宴款待朝中大臣，宴会都要持续一整天。在座的大臣无论能不能喝酒，都必须喝下七升酒的定额，即便喝不完，也要把酒浇到脸上，把酒杯舀干净才行。而韦曜向来酒量就不大，最多只能喝下二升酒。当初他受到孙皓优待和特殊礼遇的时候，孙皓常常为他减少饮酒定额，有时还会悄悄赐给他茶水，当作醇酒来替代。等到他失宠之后，孙皓不仅强迫他喝下七升酒，还总是借着这件事给他加罪。此外，孙皓还喜欢在酒意正浓的时候，让身边的侍从近臣向朝中的公卿大臣提问、反驳，借此嘲弄、羞辱他们，或者揭发他们的隐私和短处来取乐。在这个过程中，时常有人会出现过失，有的人不小心触犯了孙皓的名讳，这些人都会当场被逮捕捆绑，甚至被处死。韦曜认为，人们在言语上相互诋毁、伤害，心中就会产生怨恨，导致官员之间的关系不和，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每当他向公卿大臣提问或反驳时，都只谈论儒家经典的文义。孙皓认为他不遵从自己的诏令，没有忠诚之心，日积月累的愤怒和不满一下子爆发出来，下令逮捕韦曜，把他关进了监狱。这一年，是凤凰二年。

　　韦曜通过监狱的官员向孙皓呈上书信，信中说：“罪臣我蒙受陛下的恩典和怜悯，这种恩情是没有人能比得上的，可我却没有对陛下有一丝一毫的报答，反而辜负了陛下的宠爱，让自己陷入了重罪的深渊。我知道自己本该粉身碎骨，永远被抛弃在黄泉之下，但是我心中有真挚的想法，迫切希望能上报给陛下知晓。罪臣我从前看到世间流传着一种古代的历注，上面记载的历史事迹不仅有很多虚假不实的地方，就算是其他史籍中也有记载的部分，也存在不少错误。所以罪臣我才查阅各种史传记载，考证、综合不同的史料，搜集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洞纪》一书。这本书从伏羲氏开始写起，一直记载到秦汉时期，一共分为三卷；另外，从大皇帝黄武年间到现在的历史，我单独写成了一卷。这本书目前还没有完成。我还看到刘熙所著的《释名》一书，其中确实有很多精彩有用的内容，但是世间的事物种类繁多，很难一一详细研究，所以这本书中也时常有错误之处，对于封爵和官位的解释，也有不准确的地方。在我看来，官位和封爵是当今朝廷的重要事务，不应该出现错误。罪臣我忘记了自己身份极度卑微，又撰写了《官职训》和《辩释名》各一卷，原本打算呈上奏章，把这两本书献给朝廷。刚刚抄写完毕，就碰上自己身犯重罪、无颜见人，被囚禁在监狱中等待处置。如果在我临死之前，没能把这些事情上报给陛下，将会成为我毕生的遗憾，所以罪臣我才在死前写下这封信说明情况。请求陛下通知收藏图书文献的秘府官员，到皇宫外我的家中去取这些书稿，然后送进宫里呈交给陛下。回想起来，我实在害怕自己这些浅陋无知的想法不符合陛下的心意，所以心中充满恐惧，连大气都不敢喘，恳请陛下能给予我怜悯，看一看这些书稿。”

　　韦曜本来希望通过这封书信求得赦免，没想到孙皓又责怪他的书信又脏又旧，于是又就此追问斥责他。韦曜回答说：“罪臣我写这封书信，确实是想呈交给陛下。因为害怕信中的文字有错误，我反复阅读校对，不知不觉间就让书信染上了污迹。接到陛下的追问后，我不禁吓得浑身发抖，说话都变得困难结巴。我在此再次叩首五百下，并且自己打脸来惩罚自己的疏忽。”这时，华覈接连呈上奏疏，援救韦曜说：“韦曜有幸遇到千载难逢的圣明君主，格外受到陛下的怜悯和赏识，因为他擅长儒家学问，得以担任史官一职，还身佩貂尾、蝉纹金饰，担任侍中，在宫中侍奉陛下，随时回答陛下的询问。圣上的仁慈之心十分深厚，谨慎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念先祖的恩德，在派遣使者迎接先父神位前往京城的时候，还流着眼泪指示韦曜为先父撰写本纪。韦曜愚昧糊涂，不明白圣上的心意，没能彰显和宣扬陛下像大舜那样孝顺父母的美德，反而拘泥于史官的体例规矩，使得圣上的心意无法被记载下来，极为美好的品行无法被宣扬出去，这确实是他因为愚昧无知而犯下的死罪。但是为臣心中也有一些诚恳的想法，我看到韦曜从年轻时起就勤奋学习，即便到了年老的时候，也依然孜孜不倦地钻研学问。他探讨、综合古代的文献典籍，温故而知新，说起古今史事的渊博程度，皇宫之外的官员中，能比得上韦曜的实在寥寥无几。从前李陵在汉朝担任将军，出兵作战失败后没有返回，投降了匈奴，司马迁没有痛恨他的行为，反而为他辩解。汉武帝考虑到司马迁在修撰史书方面有出众的才能，想要让他完成所撰写的《史记》，便忍住心中的愤怒，没有诛杀他，最终《史记》得以完成，永远流传后世。如今韦曜在我们大吴，就相当于汉朝的司马迁。为臣看到我们大吴境内，前后出现的祥瑞征兆十分明显，神灵的旨意和上天的回应，多次不断地显现出来，看来天下统一的那一天，大概不久就会到来了。

　　等到天下平定之后，就应当根据当时的情况设立相应的制度。过去，夏禹、商汤、周武王三位开国君主，都没有承袭前代的礼仪；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位上古帝王，也没有沿用前人的音乐。这是因为各个朝代有的注重质朴，有的注重文采，时代情况不同，据此对制度进行增减修改也就不一样。那么到那个时候，我们大吴统一王朝，就应当有韦曜这样的人才，依据古代的典章制度，经过修改调整后，订立新的典章制度。汉朝承接秦朝的统治后，就有叔孙通制定了一代礼仪，韦曜的才学，也和汉朝的叔孙通不相上下。

　　除此之外，朝廷指派韦曜牵头编纂的《吴书》虽然已经有了初步的框架，但序言和评论部分尚未完成。回想当年班固撰写《汉书》时，文辞典雅庄重，极具文学与史学价值；后来刘珍、刘毅等人编撰《东观汉记》，水平就远不如班固，尤其是记载人物事迹的列传部分，写得最为拙劣。如今《吴书》这本史书注定要流传千年，按顺序被收录到历代史书之中，后世有才华的文人学者，都会逐一评判这些史书的优劣得失。因此，除非是像韦曜这样具备出众史学才能的人，否则确实不能让其参与这部不朽史书的编撰工作。像我这样愚昧无知、才疏学浅的人，实在不是合适的人选。

　　当时韦曜已经七十多岁，剩下的时日已经不多了，我恳请陛下能够赦免他的死罪，将他贬为终身囚徒，让他有机会完成《吴书》的编撰任务，使这部史书能够永远流传下去，在后世享有盛名。我恭敬地上报这份表章，并且叩头百次，恳请陛下应允。然而孙皓没有同意他的请求，下令处死了韦曜，还将韦曜的家属流放到了零陵郡。韦曜的儿子韦隆，也有着不俗的才华和学识。

　　华覈，字永先，是吴郡武进县人。他最初担任上虞县县尉、典农都尉等职务，因为兼具才华与学识，被调到京城担任秘府郎官，后来又升任中书丞。蜀汉被曹魏吞并后，华覈亲自前往皇宫大门，公开递上了一封表章，表章中说道：最近我听说敌军大规模集结在西边蜀汉的边境，蜀汉边境山路崎岖、地势险要，我原本以为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变故，可等到陆抗的奏表送到朝廷，我才知道成都已经沦陷，蜀汉的君臣都被押送到了洛阳，蜀汉政权彻底灭亡了。从前卫国被狄人灭亡后，齐桓公出手相助，帮助卫国得以重建；如今蜀汉与我们相隔遥远，我们无法出兵援救，让它重新复兴，我们就这样失去了依附我们的诸侯国，也丢掉了向我们进贡的国家。我虽然身份低微，如同草芥一般，心中却也深感不安。陛下圣明仁德，恩德遍布天下，猛然听到这样的消息，必定会感到悲痛。我实在无法抑制心中的忧虑与怅惘，恭敬地跪拜递上这份表章，向陛下禀报这一消息。

　　孙皓登基称帝后，册封华覈为徐陵亭侯。宝鼎二年，孙皓借口旧宫殿居住不吉利，决定重新修建一座新皇宫。这座新皇宫规模宏大，处处用珍珠、宝玉等珍贵物品装饰，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极为巨大。

　　当时正处于盛夏时节，大规模动工修建皇宫，不仅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也对边境的防守工作造成了极大干扰。华覈于是递上奏疏，劝谏孙皓说：我听说汉文帝在位时期，天下安定太平，经历过秦朝残酷统治的百姓，因为苛政被废除而满心欢喜，纷纷归顺到刘氏王朝的宽厚统治之下。当时汉朝朝廷减免了繁重的徭役，简化了严苛的法律，与百姓一同开启了新的时代，同时还分封皇室子弟为诸侯王，以此来保卫中央朝廷。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认为汉朝的统治坚如泰山，基业将会千秋万代传承下去。然而贾谊却独自清醒地认识到，当时朝廷存在的政治问题中，有三项严重到足以让人痛哭流涕，六项足以让人长叹不已，他还总结说：当前的政治局势，就好比是把一大堆干柴点燃后躺在上面，在火势还没有蔓延开来的时候，却误以为十分安全。后来汉朝发生的种种动乱，都和贾谊当初预言的一模一样。我虽然是个愚昧无知的人，不懂什么大道理，却私下里用过去的历史事迹，来衡量如今我们吴国的政治形势。

　　贾谊曾经说过：再过几年，各位亲王都会长大成人，血气方刚，而朝廷派去辅佐他们的太傅、国相，到那时大多会以生病为由辞官回乡，想要凭借这样的局面治理好国家，即便是唐尧、虞舜那样的贤君也难以安定天下。反观我们现在的劲敌晋国，它占据了过去汉朝十三州中的九个州，拥有天下大半的人口，熟练掌握着曹魏留下的作战方法，还凭借着北方地区素来强大的兵力优势，对我们虎视眈眈。如今我们要和中原的晋国较量，争夺天下的统治权，这种局势就和当年楚汉相争、势不两立的情况完全一样，远不止汉朝中央与淮南王、济北王等小诸侯国之间的矛盾那么简单。贾谊当初认为足以让人痛哭的那些问题，和我们现在面临的政治危机相比，要缓和得多；他用点燃干柴躺在上面的比喻，也远远不及我们如今局势的危急。先帝目睹过前朝的兴衰得失，也考察过当下的天下大势，所以才大力鼓励农业和副业生产，积累了不计其数的物资储备，爱护百姓，不轻易征调他们服徭役，重视士兵的休整与训练。最终，上至老人、下至孩童，都对先帝感恩戴德，人人都愿意竭尽全力报效国家。可惜先帝还没有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就离开了我们。自那以后，权臣相继把持朝政，对上违背天时，对下不顾及百姓的意愿，抛弃了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一味追求眼前的短期利益，多次发动战争，耗尽了国库中的储备物资，士兵疲惫不堪，百姓困苦交加，没有一天能够安宁度日。如今还活着的百姓和士兵，都是经历过战乱创伤、饱尝苦难的人。这就导致国家的军用物资极度匮乏，国库空虚，就连给将士们发放的布帛赏赐，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都无法按时兑现；再加上百姓无法安心从事农业生产，家家户户的生活都陷入了困境。而北方的强敌晋国，却在积极囤积粮食，让百姓休养生息，专心致志地对付我们，再也没有了蜀汉从西边进攻他们的后顾之忧。蜀汉原本是我们西边的屏障，地势险要坚固，再加上他们继承了先主刘备的统治方略，我原本以为他们的防御足以保证国家长久存在，却没想到转瞬之间，蜀汉就彻底灭亡了。古人早就说过，唇亡齿寒，蜀汉的灭亡，对我们吴国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除此之外，交州的各个郡县，是我们吴国的南疆之地，如今交阯、九真两个郡已经落入了晋国手中，剩下的日南郡孤立无援，形势十分危急，能否守住还是个未知数；至于合浦郡以北的地区，百姓人心动摇，不断有人逃避徭役，形成了多股反叛朝廷的武装势力，而当地的防备兵力却在不断减少，威慑和镇压反叛势力的力量越来越弱，朝廷常常担心随时会发生更大的变故。从前海上的叛匪就曾趁机侵犯东部沿海的各个县城，掳走了许多分散居住的百姓；等到这些被掳走的百姓熟悉了海上航行的技巧后，他们将来再进攻抢掠，一定会比往年的海匪更加贪婪凶狠。如今我们吴国腹背受敌，前后都有忧患，可以说已经到了厄运降临的时刻。陛下实在应该停止修建新皇宫的徭役，优先考虑国家的防备大计，鼓励百姓开垦荒地、耕种农田，救济那些饥饿困苦的百姓。我最担心的是，农时一旦错过，再想耕种就来不及了，这样一来，将来发生战争的时候，我们就无法在军队出征前做好粮食等物资的准备工作。如果现在不顾及这件紧迫的大事，把所有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新皇宫的修建上，万一边境突然发生战争，就只能被迫停止宫殿修建工程，去应对紧急的军情，驱使那些心怀怨恨和悲苦的士兵，奔赴前线，冒着刀剑的锋芒冲锋陷阵，这正是北方强敌求之不得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出兵前往前线救援，而是固守原地，时间一长，军粮必定会短缺，不等双方短兵相接，我们的士兵就会陷入绝境。

　　从前商朝的太戊帝在位时，有桑树和榖树在朝廷的庭院里长在了一起，太戊帝心中感到惶恐，于是勤奋修养德行、整顿朝政，最终那棵奇异的树木很快就枯萎了，国家的政治也重新走向了兴盛。还有一次，火星停留在二十八宿中心宿的位置，宋国人认为这是本国将要发生灾祸的征兆，宋景公没有听从瞽史提出的转移灾祸的建议，反而多次表示愿意由自己独自承担所有灾祸，最终火星很快移动了位置，宋景公也得以延长了寿命。由此可见，君主自身勤奋修养德行，就连树木都能被感化；口中说出仁慈宽厚的话语，就连上天神灵都能被打动。我愚昧无知，却被错误地安排在陛下身边的中书署任职，无法帮助陛下宣扬仁德，感动神灵，心中时时刻刻都感到惭愧，不知道该躲到哪里才好。不过我退朝后仔细回想，火星停留在心宿和桑树、榖树合生在一起，这些都是上天用来警醒过去两位君主的异常现象。而我们吴国如今的情况，只是出现了一些微小的妖异征兆，不过是门神之类的小神灵引发的，考察天地之间的景象，不仅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的变化，反而多次出现了吉祥的征兆，先是有明亮的珍珠出现，接着又有白雀飞来，这些无穷无尽的福气，确实是神灵赐予我们的。这也充分说明，天子以天下为家，不能像普通百姓那样，一旦出现一些微小的不吉利征兆，就想要迁都、修建新的宫殿。另外，如今留存的旧宫殿，是先帝亲自规划、修建的，当初占卜选择宫殿地址、奠定地基的时候，并没有出现不吉利的征兆。更何况新皇宫所在的杨市，地势上与旧宫殿相连，一旦工程完成，陛下迁都前往居住，那么在旧宫殿中巡游的神灵，都会随之转移到新皇宫，恐怕时间长了，新皇宫也未必就比旧宫殿更吉利。不断修建新宫殿、频繁迁都，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而继续住在旧宫殿，陛下心中又有忌讳，这就是我日夜为陛下担忧的事情。我查阅《礼记》中的《月令》篇章，上面明确记载，在季夏六月，不能动土兴建工程，不能聚集诸侯，不能出动军队，如果在这个时候举办大事，必定会遭遇大的灾殃。如今我们虽然没有聚集诸侯，但却调遣了各位封侯将领手下的士兵，前来修建新皇宫，这和聚集诸侯举办大事，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根据《月令》的记载，六月对应着五行中属土的戊己天干，这个月土气旺盛，不能大规模动土施工，以免冲犯土气，更何况这正是农忙时节，绝对不能耽误农耕的时机。从前鲁隐公在夏天修筑中丘城，《春秋》一书中特意记载了这件事，以此来告诫后世的君主。如今陛下修建新皇宫，本来是想为子孙后代打下长久的基业，却反而触犯了天地间的大忌，沿袭了鲁隐公当年的错误做法，荒废了君主教导百姓按时农耕的重要职责。以我愚昧浅陋的见解来看，陛下这样的做法，恐怕是不合适的。

　　我还担心那些被征调来修建新宫的民工，或许会有人违抗命令不肯前来。如果出兵讨伐他们，就会影响宫殿修建的进度，引发新的事端；可如果不去讨伐，这种抗命的风气就会一天天蔓延开来。就算所有民工都按时赶到，大量的人聚集在一起，也难免会发生疾病。更何况，人心安定的时候，百姓才会想着向善，而当他们被困苦和劳累煎熬的时候，自然就会心生怨恨，甚至背叛朝廷。我们江南的精锐士兵，就连北方的晋国也觉得难以对付，他们常常说，要用十名士兵，才能抵挡我们吴国的一名勇士。

　　如今天下还没有安定，我们江南的精锐士兵，却被用来修建新皇宫，甚至因此死亡、叛逃，这实在是令人深感担忧和惋惜。假如新宫建成之后，民工死亡和叛逃的人数达到五千人，那就相当于北方的敌军凭空增加了五万人马；如果死亡和叛逃的人数达到一万人，对方的兵力就会加倍，增加到十万人。生病会造成士兵和民工的死亡损耗，叛逃的人则会把我们吴国的困境和弱点传到晋国，这正是北方强敌最乐意看到的事情。如今我们正要进军中原，与晋国较量，一决雌雄，正处于这个关键的时刻，对方的力量不断增强，而我们的力量却在不断受损，再加上士兵和百姓疲惫困乏，这样的局面，恐怕就算是英雄豪杰和有谋略的大臣，也会深感忧虑。

　　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古代圣明的帝王治理国家，如果没有足够三年食用的粮食储备，就不能称之为一个真正的国家。他们在国家安宁的时候，尚且有这样的告诫和准备，更何况我们现在正面临着强大的敌人，又怎么能忽视农业生产、忘记囤积粮食呢？

　　如今虽然全国上下都在广泛耕种，但最近一场洪水淹没了不少庄稼，剩下侥幸存活的庄稼，也急需除草和收割。可各地的县令们，因为害怕无法按时完成朝廷摊派的修建任务，所以长江上游各郡的县官，都亲自带人深入深山老林，拼命砍伐修建宫殿所需的木材，不仅荒废了农业生产，还耽误了日常公务的处理。士兵和百姓的妻子儿女，大多年老体弱、年纪幼小，根本没有足够的力气从事农耕生产，一旦遇到水灾、旱灾，就会颗粒无收。各州郡现存的粮食，本来是用来应对紧急情况的，可如今那些不从事生产、白白消耗粮食的人，都依靠官府动用这批储备粮食来供给。一旦朝廷和地方的粮食都吃完了，水路运输的粮食又无法及时接济，到那时北方的敌军再大举进犯边境，就算是周公、召公这样的贤相重生，张良、陈平这样的谋臣再现，也显然无法给陛下想出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啊！我听说，君主英明，大臣就会忠诚；君主圣德，大臣就会正直。所以我才鼓起勇气，恳切地向陛下陈述我的意见，即便冒犯了陛下的威严，也恳请陛下能够怜悯我，认真看一看我的奏疏。

　　华覈的这封奏疏递上去之后，孙皓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后来，华覈被提拔为东观令，同时兼任右国史一职，他特意呈上奏疏，推辞这一任命。孙皓答复他说：收到你的奏疏了，你说‘东观是儒生聚集的官署，这里的官员常常研讨、校勘儒家的典籍文献，判断学术上的疑难问题，汉朝的时候，这里的长官都是由著名的学者和儒学大师担任，所以请求朕另外选拔有才能、有德行的人来担任这一职务’，朕已经知道你的想法了。朕认为你精心钻研文献典籍，博览群书，见识广博，可以称得上是喜爱礼仪音乐、重视诗书典籍的人了。你本来应该挥笔泼墨，展现你的文采，赞美我朝的政事，让我朝的光辉更加耀眼，超越扬雄、班固、张衡、蔡邕这些古代的文学史学大师。朕很奇怪，你竟然如此谦虚，妄自菲薄。现在，你要努力在这个职位上做出成绩，超过上述的那些先贤，不要再多说推辞的话了。

　　那时候，国家的仓库里根本没有囤积粮食和物资，可社会上的风气却变得愈发奢靡。华覈看到这种情况后，就向朝廷呈上了一份奏疏，奏疏中说道：如今到处都是敌人，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国内没有足够支撑一年以上的物资储备，国外也没有能够抵御敌军的粮草积蓄，这是执掌国家大权的人必须深深忧虑的事情。国家的财富和粮食，全都是老百姓辛勤劳作创造出来的，抓住农时全力搞好农业生产，才是国家当前最紧急的事情。但是京城里面各个官府机构的官员，各自负责的事务并不相同，却都纷纷向地方官府下达各种物资征调的命令；他们从来不会考虑老百姓能够承受的限度，下达命令时还总是规定非常紧迫的上交期限。地方上的县级官员害怕受到上级的责罚，就不分白天黑夜地催促百姓，老百姓没办法，只能放下手中的农活，急急忙忙地按照期限去缴纳各种实物。可等这些物资被送到京城之后，有时候却被随意堆放着不用，白白让老百姓耗费了全部力气，还耽误了宝贵的农时。到了秋收的季节，官府又会催促老百姓在限定的日期内缴纳赋税；之前已经耽误了播种的时节，现在却还要征收当年的赋税，如果有老百姓拖欠不交，官府就会立刻登记他们家中的财产，然后没收充公。到最后，家家户户都变得一贫如洗，老百姓们只能在饥寒交迫中艰难度日。

　　现在朝廷应该暂时停止所有的劳役，让老百姓专心致志地从事农业生产和养蚕织布。古人曾经说过，一个农夫要是不耕种田地，就会有人因为缺少粮食而挨饿；一个妇女要是不纺纱织布，就会有人因为没有衣物而受冻。所以古时候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最用心去做好的事情就是发展农业。自从汉灵帝中平元年州郡出兵征讨黄巾军开始，到现在已经快一百年了。这一百年里，连绵不断的战争让农民们无法正常耕种，妇女们也被迫停止了纺纱织布。按照古人说的那些话来推测，现在民间长期靠吃瓜果蔬菜充饥，穿着单薄的衣服抵御冰雪严寒的人，肯定不在少数。我听说，君主对老百姓的要求有两条，而老百姓对君主的期望则有三项。

　　君主对老百姓的两条要求，一是要老百姓为自己效力，二是要老百姓为自己献身。老百姓对君主的三项期望，一是饥饿的时候能够得到食物，二是劳累的时候能够得到休息，三是立下功劳的时候能够得到奖赏。如果老百姓已经满足了君主的两条要求，可君主却不能实现老百姓的三项期望，那么老百姓自然就会心生怨恨，君主的大业也就无法成功。现在国家的库存物资并不充足，老百姓却辛劳不堪，各种徭役也十分繁重；君主的两条要求已经得到了满足，可老百姓的三项期望却没有实现。除此之外，饥饿的人迫切想要用来填饱肚子的，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寒冷的人迫切想要用来温暖身体的，也不是什么用狐貉皮毛缝制的贵重袍子。那些美味的食物，只不过是让嘴巴得到一时的享受；那些绣着精美图案的衣物，也只是用来装饰身体罢了。如今国家的事务繁杂，徭役又十分繁重，老百姓生活贫困，可社会风俗却异常奢靡。各种工匠们制作的都是没有实际用处的器具，妇女们也都在忙着缝制华丽精巧的服饰，她们不努力纺纱织布，反而把精力都放在了穿针引线、绣制华丽花纹上，还互相模仿攀比，以自己没有这些华丽装饰为耻辱。即便是普通士兵和老百姓的家庭，也在追逐这种奢靡的风气，家里没有多少粮食储备，出门却穿着绣有花纹的绫罗绸缎。至于那些富裕的商人家庭，更是穿金戴银，奢侈放纵的程度最为严重。现在天下还没有平定，老百姓的衣食供应也不充足，朝廷本该专心扩大老百姓的生存物资来源，大力增加粮食和布匹的生产，可如今反而把人力耗费在那些追求华丽外表的精巧手艺上，让奢靡的事情占用了老百姓的时间。这样做，首先打乱了衣服服饰本该有的尊卑差别，其次还造成了财力和人力的巨大浪费。现在士兵的家庭，大多都有子女，多的有三四个人，少的也有一两个人。假如平均每个家庭有一个女儿，那么十万个家庭就有十万个女子，每个女子一年纺织一捆布匹，加起来就有十万捆布匹。要是能让全国的妇女同心协力地纺纱织布，用不了几年，布匹的储备肯定会变得十分充足。

　　等到那时候，就可以任凭老百姓用赤、青、黄、白、黑这五种颜色染布，做成衣服穿着使用，只禁止那些华丽刺绣之类没有实际用处的装饰就可以了。再说了，容貌俊俏的人，并不需要依靠华丽的色彩来增添自己的美貌；姿容艳丽的人，也用不着借助精美的服饰来吸引别人的爱慕，五种颜色的衣服，就足够让人显得美丽了。就算是涂抹脂粉、描画眉毛，用尽心思和力气打扮自己，相貌丑陋的妇女终究还是丑陋的；不使用华丽的色彩，去掉衣服上的花纹刺绣，容貌美丽的女子依然是美丽的。如果确实像我说的这样，那么奢靡的风气有它也没有什么好处，废除它也没有什么损害，陛下有什么理由舍不得废除它，而不暂时禁止奢靡之风来充实仓库的储备呢？这可是解决物资储备匮乏的首要措施，也是使国家富裕起来的根本办法。就算是善于治理国家的管仲、晏婴重新活过来，他们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了。汉朝的文帝和景帝，在长期安宁的局势中继承皇位，那时候天下已经完全平定，四方也没有战争，可他们仍然认为，雕刻装饰会影响农业生产，织锦刺绣会妨碍妇女纺纱织布。所以他们下诏书，鼓励发展农业来使国家富裕，杜绝奢靡之风这种导致老百姓饥寒交迫的根本原因。如今天下分裂，作乱的敌人到处都是，士兵们不能离开边疆，就算是休息也不敢脱下铠甲，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还能不广开生财之道，充实国库的储备吗？

　　孙皓因为看到华覈年纪已经很大了，就特意指示他，在誊写奏疏的时候，不用再写工整的隶书，改用更加便捷的草书就可以了，可华覈却不敢按照这个指示去做。孙皓又命令华覈用草书书写一段文字，并且自己站在旁边等候。华覈写下的文字是：唉，我华覈本来只是大吴国的一个小臣子，就像那微不足道的草芥一样，实在是平庸无能，没有什么才干。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圣明君主的关怀和器重，承受了陛下特别优厚的恩情。我从卑微腐朽的处境中被提拔起来，摆脱了贫贱的生活，以全新的面貌站在了朝廷之上；又能沐浴在皇宫中的圣明光辉之下，得以频繁地进出皇宫的大门。我就像是舀取到了喷涌而出的清凉甘露，和煦的春风滋润着我的身心，可我却没有为陛下做出一丝一毫的贡献，犯下的罪过却多得数也数不清。承蒙陛下气度恢宏，心胸宽广，能够容忍我的过错，一次又一次地饶恕我、施恩于我，让我这个污浊的人也沾上了光荣，还延长了我本来短暂的寿命。我渴望能够报答陛下这无穷无尽的恩德，站在青天之下默默向神明祈祷。陛下的恩德就像是倾泻而下的雨露，赦免了我所有的罪过，对我充满了怜悯。陛下又指示我用草书撰写应答的文字，让我这个低下愚笨的人再次得到陛下的恩泽滋润。我不敢违背陛下的指令，害怕因此招来罪责，被处以死刑。我斗胆按照陛下的命令写下这段文字，这把老骨头早就因为害怕而失魂落魄了。

　　华覈前后向朝廷陈述了很多对国家政治有利、且合乎时宜的建议，还向朝廷推荐了不少有贤德、有才能的人，也为那些有过错的人求情开脱，前后累计呈上了一百多封奏疏。这些奏疏都对朝廷的政务起到了一定的补益作用，只是因为文字太多，没办法全部转载下来。天册元年，华覈因为受到了一点小小的谴责，就被孙皓免去了官职。几年之后，华覈去世了。韦曜和华覈议论国家政事的表章奏疏，在当时的世间广泛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