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苏杜郑仓传第十六 原文

　　任峻，字伯达，是河南郡中牟县人。东汉末年，天下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连关东地区也受到了战乱的波及。当时中牟县的县令杨原内心又担忧又恐慌，一心想着要丢下官职逃走。任峻得知后便前去劝说杨原：“董卓是率先犯上作乱的罪魁祸首，天下百姓没有不怨恨他的，只是目前还没人敢第一个站出来号召讨伐他。这并不是大家没有讨伐他的想法，而是当下的局势让人们不敢轻举妄动。您要是能站出来发起讨伐的倡议，必然会有很多人前来响应附和。”杨原听后询问道：“那具体该怎么做呢？”任峻接着说道：“如今关东一带有着十几个县城，能上战场作战的人加起来不少于一万。要是您能暂且代理河南尹的职位，把这些能打仗的人都召集起来统一调配任用，那么讨伐董卓这件事就没有不成功的道理。”杨原听从了任峻的计策，还任命他担任主簿一职。任峻随即替杨原向朝廷上表，请求让杨原行使河南尹的职权，同时下令让各个县城坚守城池，之后便整军出兵。恰逢太祖在关东地区起兵，大军进入中牟县境内时，当地的百姓都不知道该选择归顺哪一方，只有任峻和同郡的张奋私下商议，带领郡中的军队和百姓前去归附太祖。除此之外，任峻还另行召集了几百人，这些人都是他的宗族亲戚、门客以及家中的家丁，他带着这些人主动表示愿意追随太祖。太祖对此十分欣喜，便向朝廷上表举荐任峻担任骑都尉，还把自己的堂妹嫁给了他，对他极为信任器重。此后太祖每次出兵征战，任峻常常会留守后方，负责掌管部队的物资粮草供应。当时各地遭遇灾荒，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军队的粮草储备严重不足，朝廷的羽林监、颍川人枣祗提出了屯田的办法，太祖于是任命任峻担任典农中郎将，让他负责招募百姓到许下地区开展屯田事宜。通过屯田，当地收获了上百万斛的谷物，之后各郡国都相继设置了屯田官。仅仅几年时间，所有实行屯田的地区，粮仓都被储备的粮食堆满了。在官渡之战期间，太祖指派任峻主管军用器械和粮草的运输工作。敌军曾多次前来劫掠，还试图切断运粮的通道，任峻于是将一千辆粮车编为一个运输单位，组成十路规整的队伍，同时让士兵结成方阵来护卫粮车，敌军见状便不敢再轻易靠近。军队和国库的粮食能够保持充足，一开始是依靠枣祗提出的屯田之策，而最终得以成功落实，靠的则是任峻的全力执行。太祖因为任峻立下了卓著的功劳，便向朝廷上表请求封他为都亭侯，赏赐三百户的食邑，还将他调任为长水校尉。

　　任峻为人宽厚仁善，言行举止都极有分寸，而且能明晰事理。每次他向太祖进言献策，太祖大多都会表示赞同。在遭遇饥荒的年月里，他会收留抚恤朋友的遗孤和遗孀，对于宗族之中家境贫困的族人，他也都会伸出援手，救济那些有急难、生活贫乏的人，他也因此凭借信义与义气在当时广受称赞。任峻在建安九年离世，太祖为他的去世痛哭了许久。任峻的儿子任先继承了他的爵位，可任先去世后，因为没有子嗣，这一爵位的承袭便就此中断。到了魏文帝时期，文帝追念并评定前朝功臣，赐予任峻“成侯”的谥号，同时又册封任峻的次子任览为关内侯。

　　苏则，字文师，是扶风郡武功县人。他年少时就因为学识渊博、德行高尚而被众人熟知，曾被推举为孝廉和茂才，朝廷也多次征召他入朝为官，但他都没有前去赴任。后来他从家中被举荐出来，担任了酒泉郡太守，之后又调任为安定郡太守、武都郡太守，在他所治理过的这些地方，都留下了很高的威望和良好的名声。太祖率军征讨张鲁时，途经苏则所管辖的郡地，见到苏则后十分高兴，便让他担任军中的向导。张鲁的势力被攻破后，苏则负责安抚平定了居住在下辩一带的各个氐族部落，打通了通往河西地区的通道，也正因如此，他被调任为金城郡太守。当时金城郡刚经历过战乱，当地的官吏和百姓都流离失所，生活饥寒困顿，人口数量也大幅减少，苏则对当地百姓的安抚工作做得十分细致稳妥。他对外招揽并安抚羌人、氐人等部族，从这些部族那里得到了大量牛羊，用这些牲畜来救济供养郡内贫苦的老人。他还和百姓们平分粮食，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此前流亡在外的百姓就纷纷返回故土，郡内的人口也增加了数千户。苏则还明确颁布了各项禁令，凡是违反禁令的人都要被处以死罪，而那些遵从教化的人则一定会得到赏赐。他还亲自到田间地头教导百姓耕种的方法，那一年当地粮食获得了大丰收，此后前来归附他的百姓也变得越来越多。李越倚仗陇西地区的势力发动叛乱，苏则率领羌人、胡人的军队将李越包围，李越见状立刻请求归降。太祖驾崩之后，西平郡的麴演发动叛乱，还擅自自称护羌校尉。苏则率领军队前去征讨，麴演心生恐惧，连忙请求投降。文帝因为苏则立下的功劳，加封他为护羌校尉，还赐封他为关内侯。

　　没过多久，麴演又勾结周边的州郡再次作乱。张掖郡的张进将太守杜通扣押，酒泉郡的黄华拒不接受太守辛机的管辖，两人都擅自自称太守，以此响应麴演的叛乱。与此同时，武威郡的三类胡人也一同参与到劫掠行动中，彻底断绝了河西走廊的通道。武威郡太守毌丘兴赶忙向朝廷上报了这一紧急军情。当时雍州、凉州的不少豪强势力，都通过驱逐劫掠羌人、胡人来扩充势力，从而追随张进等人，郡中的百姓也都认为张进的势力锐不可当，难以抵挡。将军郝昭、魏平此前已经各自率军在金城郡驻守，并且两人都接到了朝廷不许向西进军的诏令。苏则于是前去拜见郡中的主要官吏以及郝昭等人，又和羌人的首领一同商议对策，他说道：“如今叛贼虽然气势正盛，但他们都是刚刚聚合起来的势力，其中还有不少人是被胁迫才追随叛贼的，未必会和叛贼同心协力。我们要是能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发起进攻，就能让叛贼阵营中的良善之辈和奸恶之徒产生隔阂，这样一来，我们的兵力就能得到扩充，而敌方的兵力则会随之减少。既能够收获增强自身实力的好处，还能进一步提振我军的气势，之后再率领大军前去征讨，就一定能攻破叛贼的阵营。如果我们一味等待朝廷大军前来支援，耗时会非常久，那些本有心向善的人没有合适的去处归附，最后必定会选择和奸恶之人联合，一旦善恶势力合为一体，想要将他们快速分离就难上加难了。虽然朝廷有不许西进的诏令，但为了随机应变而违背诏令，由我们自行决断也是可行的。”郝昭等人听后都采纳了苏则的建议，随即出兵驰援武威郡，成功降服了当地参与叛乱的三类胡人，之后苏则又和毌丘兴一同率军前往张掖郡进攻张进。麴演得知这一消息后，率领三千名步兵和骑兵前来面见苏则，表面上声称是来援助官军，实际上却暗藏发动兵变的心思。苏则识破他的计谋，先引诱他前来会面，随后趁机将他斩杀，还把他的尸首示众，麴演的党羽见状纷纷溃散逃亡。苏则于是联合各路大军将张掖城团团围住，顺利攻破城池，将张进及其党羽全部斩杀，剩余的叛军都选择归降。麴演兵败被杀的消息传开后，黄华十分惶恐，连忙交出他此前扣押的人员，主动请求归降，河西地区就此恢复平定。苏则这才率领军队返回金城郡，之后他被进封为都亭侯，获得三百户的食邑。

　　朝廷随后征召苏则入朝，任命他为侍中，和董昭在朝中共事。有一次董昭曾枕着苏则的膝盖睡觉，苏则直接将他推了下去，还说道：“我的膝盖，可不是供奸邪小人倚靠的枕头。”早些时候，苏则和临菑侯曹植得知曹魏取代了汉朝的消息后，都穿上丧服为汉朝的覆灭悲痛哭泣。文帝知道曹植有这样的举动，却并不知道苏则也同样如此。文帝在洛阳时，曾平静地询问身边大臣：“我顺应天命接受禅让登基为帝，却听说有人还在为汉朝的灭亡而哭泣，这是为什么呢？”苏则以为文帝是在质问自己，顿时气得胡须都竖立起来，正准备义正辞严地进行回应。一旁的侍中傅巽赶忙暗中掐了苏则一下，低声对他说：“陛下说的不是您。”苏则这才没有开口应答。文帝又问苏则：“此前攻破酒泉、张掖二郡，和西域地区恢复了使者往来，敦煌郡还曾进献过直径一寸的大珍珠，这样的珍珠还能在市面上买到吗？”苏则回答道：“如果陛下能够让教化普及整个中原地区，让德行的恩泽延伸到沙漠边陲，那么像这样的珍宝就算不去刻意求取，也会主动前来；要是必须依靠主动求取才能得到的东西，根本算不上珍贵。”文帝听后沉默不语，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后来苏则跟随文帝外出打猎，装猎物的牢笼不够牢固，导致已经捕获的鹿逃走了，文帝因此勃然大怒，他踩着胡床拔出随身佩刀，下令将负责看管牢笼的相关督察官员全部收押，准备将他们斩首。苏则见状立刻跪地磕头劝谏道：“臣听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从来不会因为禽兽而伤害自己的臣子。如今陛下刚刚推行像唐尧那样的仁德教化，却要因为打猎这点小事就斩杀这么多官吏，愚臣认为这样的做法实在不可取。臣愿意以死相请，恳请陛下收回成命！”文帝听后说道：“您可真是一位正直的大臣啊。”随即便下令将被关押的官员全部赦免。不过也正因为这件事，苏则开始被文帝所忌惮。黄初四年，苏则被降职为东平国相，他还没来得及赶赴任所，就在途中病逝了，朝廷赐予他“刚侯”的谥号。他的儿子苏怡继承了他的爵位，苏怡去世后因为没有子嗣，爵位便改由苏则的弟弟苏愉承袭。苏愉在咸熙年间，曾担任过尚书一职。

　　杜畿，字伯侯，是京兆杜陵县人。他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成了孤儿，继母对他的态度十分恶劣，但他却依旧凭借孝顺的品行在当地出了名。二十岁那年，杜畿出任郡中的功曹，还曾试着担任郑县的县令。当时县里的监狱里关押着几百名犯人，杜畿亲自前往监狱，为这些犯人判定罪名的轻重，并且尽快作出判决和执行。虽然他的判决并非全部都恰当适宜，但郡里的人还是对他年纪轻轻却有如此才干感到十分惊奇。后来他被推举为孝廉，担任了汉中府丞。恰逢天下陷入动乱，杜畿便辞去官职，到荆州客居，直到建安年间才返回故乡。荀彧向太祖举荐了他，太祖任命他为司空司直，之后又将他提拔为护羌校尉，让他手持符节同时兼任西平太守。

　　太祖平定河北地区之后，高幹却趁机占据并州发动叛乱。当时的河东太守王邑被朝廷征召入朝，河东人卫固、范先表面上以请求让王邑留任封地为借口，暗地里却和高幹勾结在一起，密谋作乱。太祖对荀彧说：“关西的那些将领依仗着险要的地势和精锐的骑兵，要是贸然征讨他们，必定会引发叛乱。张晟正在崤山、淮水一带侵扰作乱，还向南和刘表相互勾结，卫固这些人要是效仿张晟的做法，我担心他们带来的危害会更加严重。河东郡依山傍水，周边的郡县经常发生变乱，这里是当下天下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希望你能为我举荐一位像萧何、寇恂那样有才干的人，来镇守此地、镇压叛贼。”荀彧回答道：“杜畿就是这样合适的人选。”于是太祖便追加任命杜畿为河东太守。卫固等人得知后，派遣了数千兵马阻断了前往黄河渡口的道路，杜畿等人抵达渡口后，根本无法渡河。太祖派夏侯惇率军前去征讨卫固，但大军还没赶到。有人对杜畿说：“你应该调集大批军队前来，才能顺利赴任。”杜畿却回应道：“河东郡有三万户百姓，并非所有人都想参与叛乱。现在如果用大军压迫他们，那些本想向善的百姓没有主事之人，必然会因为恐惧而被迫听从卫固的号令。卫固等人的势力一旦壮大，就一定会和我们决一死战。要是征讨他们不能取胜，周边的郡县再纷纷响应他们，那天下的动乱就再也无法平息了；就算征讨他们取得了胜利，那也会残害一郡的无辜百姓。况且卫固等人还没有明确表现出一定要抗拒朝廷诏令的态度，他们对外还打着挽留原来太守的旗号，一定不会轻易伤害我这个新任太守。我可以趁他们没有防备的时候，只身前往河东郡。卫固这个人虽然计谋多端，但行事不够果断，他一定会假意接受我这个太守。只要我能在那里待上一个月，就足够用计谋将他牵制住了。”于是杜畿便从小路赶到郖地渡口，渡过了黄河。范先原本想杀掉杜畿来威慑众人，不过他打算先观察杜畿的动向，于是就在府门前斩杀了三十多名主簿以下的官吏，可杜畿的言行举止依旧镇定自若。卫固见状便说：“杀了他也没什么实际好处，反而会给我们招来恶名；况且掌控全郡的权力还在我们手里。”于是卫固等人便承认了杜畿的太守身份。杜畿对卫固、范先说：“卫固、范先二位，是河东郡百姓的希望所在，我只能仰仗二位才能成就一番事业。不过君臣之间的名分和界限是有规定的，事情的成败也与此相关，以后遇到大事，我们应当一同商议决策。”随后他就让卫固担任都督，行使郡丞的权力，同时兼任功曹；郡里的三千多名将领、官吏和士兵，则全部交由范先统领。卫固等人十分高兴，虽然表面上侍奉杜畿，实际上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卫固想要大规模征调军队，杜畿对此十分担忧，于是劝说卫固：“想要成就非凡的功业，就不能轻易动摇众人的心意。现在要是大举出兵，必然会让百姓陷入困扰，不如慢慢用钱财来招募士兵。”卫固觉得杜畿说得很有道理，便听从了他的建议，开始用钱财征调士兵，结果过了几十天才将士兵招募完毕，而各位将领因为贪图钱财，实际招募到的士兵数量很少。杜畿又去对卫固等人说：“人之常情，都是顾念自己的家庭的，将领和掾吏们可以让他们各自回家休息，等到情况紧急的时候，再将他们召回也并不困难。”卫固等人担心违背众人的意愿，就又听从了杜畿的安排。如此一来，心怀善念的人留在外面，暗中成为了杜畿的援助力量；而那些心怀不轨的人则各自回家，他们的队伍就这样被分化瓦解了。恰逢张白骑率军攻打东垣，高幹的军队攻入濩泽，上党郡下辖各县的百姓杀掉了当地的长官，弘农郡的人也将郡守抓捕了起来，可卫固等人暗中调动的部队还没有赶到。杜畿知道各县都愿意归附自己，于是就独自率领几十名骑兵赶赴张城坚守，城中的官吏和百姓大多全力支持杜畿，几十天之后，他就召集到了四千多人。卫固等人联合高幹、张晟一同攻打杜畿坚守的张城，却始终无法攻克，于是他们就去劫掠周边的各县，但也没抢到什么物资。不久之后，朝廷的大军赶到，高幹、张晟等人接连战败，卫固等人被诛杀，而他们的党羽则全部被赦免，还被允许恢复原来的居所和产业。

　　当时天下的各个郡县都因战乱变得残破不堪，只有河东郡最先被平定，而且耗费的人力物力也相对较少。杜畿治理河东郡，推崇宽厚仁惠的政策，从不轻易劳役百姓。曾经有百姓到官府打官司，互相争执不下，杜畿会亲自接见他们，为他们陈述其中的大义，让他们先回家好好思考，如果还有想要申诉的内容，再到府衙来找自己。郡里的父老乡亲也会各自责备自己一方的人说：“我们有这样贤明的太守，为什么不听从他的教诲呢？”从这以后，郡里的官司诉讼就变得十分稀少了。河东郡下辖的各个县邑，会定期推举孝子、贞妇、顺孙，杜畿会免除这些家庭的徭役，还会时常对他们进行慰问和勉励。杜畿还慢慢鼓励百姓饲养牛、母马以及鸡、猪、狗等家畜，并且为此制定了明确的饲养规定。百姓们都勤恳地从事农业生产，家家户户都变得丰衣足食、殷实富裕。看到这种情况，杜畿说道：“百姓的生活已经富足了，不能不对他们进行教化。”于是他在冬天的时候会组织百姓演习战事、讲授习武相关的知识，又在郡里开办学校，亲自为百姓讲授儒家经典，河东郡也渐渐受到了良好的教化。

　　韩遂、马超发动叛乱的时候，弘农郡、冯翊郡下辖的多数县邑都起兵响应他们。河东郡虽然和叛军的地盘相邻，但郡里的百姓却没有二心，始终忠于朝廷。太祖率军西征，抵达蒲阪，和敌军隔着渭水对峙驻扎，大军的军粮供应全部依靠河东郡。等到叛军被攻破之后，河东郡储备的粮食还剩余二十多万斛。太祖特意下诏书说：“河东太守杜畿，就如同孔子所说的‘大禹这个人，我实在找不出可以非议他的地方’。现在给杜畿增加两千石的俸禄。”后来太祖率军征讨汉中，派遣五千人负责运输物资，参与运输的人互相勉励说：“人终究难逃一死，但我们绝不能辜负太守的恩德。”最终这些人里没有一个人逃走，杜畿得到百姓拥戴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魏国建立之后，太祖任命杜畿为尚书。天下的局势基本平定之后，朝廷又下诏书说：“从前萧何平定关中，寇恂平定河内，你也立下了和他们一样的功绩，所以原本打算任命你为纳言；但考虑到河东郡是国家极为重要的地区，这里储备充足，完全可以依靠此地掌控天下，所以还要辛苦你继续回去治理河东郡。”杜畿在河东郡担任太守长达十六年，他的政绩常年在天下各郡中位居第一。

　　文帝继承魏王之位后，赐封杜畿为关内侯，又征召他入朝担任尚书。等到文帝登基称帝之后，又将杜畿的爵位进封为丰乐亭侯，赐予他一百户的食邑，同时任命他为司隶校尉。文帝率军征讨吴国的时候，让杜畿担任尚书仆射，负责统管京城的留守事务。之后文帝驾临许昌，杜畿再次留在京城主持留守工作。他接到朝廷的诏令，负责制造皇帝专用的楼船，在陶河进行试航的时候，却遇上大风，楼船不幸沉没，杜畿也因此遇难。文帝得知后，为他流下了眼泪，并且下诏书说：“过去冥在官职上勤勉尽职，最终在水中殉职；后稷辛勤耕种粮食，最终死在了山上。已故的尚书仆射杜畿，在孟津一带试航楼船，最终船只倾覆沉没，他用生命诠释了极致的忠心。朕对此感到无比悲痛。”于是朝廷追赠杜畿为太仆，赐给他“戴侯”的谥号，他的儿子杜恕继承了他的爵位。

　　杜恕，字务伯，在太和年间担任散骑黄门侍郎。杜恕待人真诚，性格质朴，不善于刻意表现自己，所以年少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名气。等到他入朝为官之后，也从不拉帮结派、营私舞弊，而是专心致志处理公事。每当朝政出现过失的时候，他常常会引用朝廷的纲纪法度来进行劝谏，因此侍中辛毗等人都十分器重他。

　　当时公卿以下的官员都在讨论现行制度的优劣，杜恕认为“古代的刺史，主要职责是尊奉和宣扬朝廷的六条法规，他们以清廉修身、处事宁静获得名誉，以行事威严受到众人称道。现在可以不让刺史掌管兵权，让他们能够专心处理民政事务。”不久之后，镇北将军吕昭又兼任了冀州刺史，杜恕便向朝廷呈上了奏疏，奏疏中说道：

　　君王治理天下的智慧谋略，没有比让百姓过上安稳日子更重要的事了；而让百姓安定的办法，核心就在于为国家和民众积累财富。积累财富的关键途径，则是要致力于农业这个根本产业，同时做到勤俭节约、量入为出。如今吴国和蜀国还没有被平定，兵车战甲随时都要整装待发，这本是勇武之士施展本领、建立功勋的时机。可朝中任职的文臣儒士，却毫无道理地推崇武力，常常紧握手腕、情绪激动地争论兵法谋略，还纷纷把孙武、吴起奉为用兵的表率。各地州郡的太守，也都一同忽视了安抚体恤百姓的举措，转而专心研习练兵作战的事务。就连原本耕田种地的普通百姓，也争相学习行军打仗的技巧，这实在不能算是致力于农业这个国家根本。国家的国库一年比一年空虚，可各类规章制度却在不断铺陈推广；民间的人力物力一年比一年匮乏，可百姓要承担的赋税和徭役却在逐年增加，这也根本谈不上是勤俭节约、量入为出。如今大魏王朝虽然坐拥十个州的土地，但因为刚承接了战乱之后的凋敝局面，统计下来的人口总数，竟然还比不上过去一个州的人数。偏偏此时吴国、蜀国依旧叛逆作乱，北方的胡人也还没有臣服归降，三处边境地区都爆发了动乱，全国上下始终不得安宁。所以，要靠着仅相当于过去一个州的人口，去治理整个天下的疆域，实在是极为艰难的事情，这就好比是鞭策着一匹瘦弱的马匹去远途跋涉，又怎么能不多加爱惜马的力气呢？回想过去武皇帝在位时，即便国库储备充足，也没有让十个州都配备充足的军队，当时有军队驻守的郡也不过二十个左右。而现在荆州、扬州、青州、徐州、幽州、并州、雍州、凉州这些边境州郡虽然都有驻军，但其中能依靠本郡府库的充足储备来抵御外敌入侵的，却只有兖州、豫州、司州、冀州这四个州。臣之前在州郡负责军务的时候，一心只想着建立军功，对农业生产并没有用心经营，按理说应该另外设置专门的将军职位，来完成治理百姓的相关事务；可陛下却又因为偏爱器重，把冀州封给了吕昭。冀州是人口最多的地区，农田大多都已经开垦出来，还盛产桑树和枣树，朝廷从该郡征召官吏、调取物资本就十分便利，实在不应该再把军事事务也委任给他。如果是因为北方边境确实需要有人镇守，那自然可以专门设立将军一职来负责镇压安抚。算下来朝廷设置专职官吏的开销，和让官员身兼数职的花费其实相差无几。虽然像吕昭这样的人才还比较容易寻觅，但如果朝廷真的陷入人才匮乏的境地，那能做到文武双全的人肯定不会太多。从这一点就能推断出来，如今国家是在为了人而特意安排官职，而不是根据官职的需求去挑选合适的人才。只要各个官职都能配备到合适的人选，国家的政治就能平顺有序，民间的诉讼案件也能得到公正裁决；政治平顺了百姓才能实现富足，诉讼公正了监狱里的囚犯才会减少。陛下刚登基的时候，全国一年之内审结的案件涉及的罪犯也就几十到上百人，可现在这个数字却逐年攀升，已经达到了五百多人。这些年里百姓的总人口并没有增长，国家的法律也没有变得更加严苛。从这一情况来推论，难道不是因为政治教化日渐衰微，各州郡的长官没能做出显著的治理成效吗？去年耕牛大量死亡，按照以往的情况来看，天下的粮食产量会因此损耗十分之二；而且麦子的收成还不到常年的一半，连秋天播种的种子都还没有完全播下去。如果吴国、蜀国像游荡的鬼魂一样突然挑起战事，那就算我们立刻加急运送粮草，也会因为千里迢迢的距离而赶不及供应。仔细探究解决问题的办法，难道关键真的在于扩充军队、增强军力吗？其实勇猛的士兵和精锐的部队越多，反而会滋生出越多的弊端。天下就好比是人的身体，如果心腹部位结实强健，就算四肢患上疾病，也不会引发太大的祸患；现在的兖州、豫州、司州、冀州，就相当于国家的心腹之地，所以臣怀着无比恳切的心情，真心希望这四个州的长官能专心处理本职事务，从而承担起支撑国家四肢的重任。可仅凭臣一个人的看法很难站稳脚跟，触犯了众人的利益也难以成事，积压太多人的怨恨绝非好事，事情的是非对错也往往难以分辨，所以这些话这么多年来都没能被圣明的君主察觉。凡是敢说这些话的人，大多都是和君主关系疏远、地位低下的人；而这类进言也很难被朝廷采纳。如果好的计策一定要出自皇亲贵戚和朝中重臣，那他们本就没必要冒着这四种难处来谋求进谏的机会，这是古往今来人们一直都为之忧虑的事情。

　　当时朝廷内部又大规模发起了关于官员考核制度的讨论，想要通过这一制度来考察朝廷内外的众多官吏。杜恕却认为，要是没办法做到人尽其才、充分任用有能力的人，就算这些人本身具备才干，也发挥不了什么实际作用，当下朝廷所固守的并非治国的根本，而费心去追求的事情也不是眼下最紧要的，于是他便向皇帝上疏进言：

　　“《尚书》中有言“明确地依据功劳来考察官员，经过三次考察之后再决定官职的升降任免”，这实在是帝王治理天下的盛大举措。如果能让有才干的人在自己擅长的职位上任职，让有功劳的人领取相应的俸禄，就好比是秦国的大力士乌获能够举起千斤重物，张良、伯乐善于挑选千里马一样。虽然历经了六代王朝，可官吏考核的制度始终没能确定下来，即便传下了七位圣贤的事迹，关于政绩考核的相关文献也没有流传后世，臣认为这种考核制度可以大致效仿古制、简化推行，但其具体细则很难和古代完全一致。曾有这样的说法：“世间只有作乱的人，却没有本身就混乱的法律。”如果让律法相关事务都有专门的官员负责，那么唐尧、虞舜就不需要后稷、契这样的贤臣辅佐，殷商和周朝也不会如此看重伊尹、吕望这样的能臣了。如今考核官员的工作成效，既陈述了周朝、汉朝的旧有办法，又融入了京房考核理论的核心要义，可以说是抓住了考核制度的关键要点。但要是想推崇谦让的风气，推广各类治理国家的政策，臣认为这还不是最优的办法。如果想要让各州郡考核士人，就必须按照儒家所提的四科标准来分类筛选，等这些士人都做出实际成效之后，再推举到朝廷之中，朝廷先尝试征召任用，任命他们担任亲近百姓的地方长官，之后再根据功绩依次调任，来补足郡守的职位空缺，有的还可以为其增加俸禄、赐封爵位，这才是考核官员最关键的要务。臣认为应当彰显这些士人的身份地位，采纳他们的建议，让他们制定出详细的州郡官吏考核办法，确立制度后就严格执行，该赏赐的必须赏赐，该惩罚的也必须惩罚。至于朝中的公卿大臣以及各类官员，也应该一同依照各自的官职职责进行考核。”

　　“古代的三公大臣，能够安坐朝堂之上探讨治国理政的道理，宫中掌握实权的近臣，能够接纳群臣的谏言来弥补朝政的疏漏，但凡有善行都不会被埋没，但凡有过失都不会被包庇。况且天下疆域辽阔，各类事务繁杂至极，实在不是一位圣明君主能够独自洞察周全的。所以君主是国家的领袖，大臣是国家的重要支柱，二者分明是要相互成就的。因此古人说朝堂之上的栋梁，不是靠一根木头就能支撑起来的；帝王的宏伟功业，也不是只依靠一位谋士的计策就能建立的。从这一点来说，哪里存在官员只需要坚守自身岗位，就能让天下实现太平的道理呢！况且普通百姓之间的交往，尚且有人为了坚守誓言而赴汤蹈火，为了报答知己的恩情而披肝沥胆，为了追求名声而树立节操义举的；更何况是身佩官印、站立于朝堂之上，位列公卿宰相的大臣呢？他们所追求的不只是普通百姓之间的信义，所为之感动的不只是知己的恩惠，所想要实现的也不只是个人的名声啊！”

　　“那些蒙受君主恩宠、享受优厚俸禄并担任重要职务的大臣，不只是要想着将圣明的君主辅佐到唐尧、虞舜那样的高度；他们自身也希望能和后稷、契这样的贤臣齐名并列。所以古人从不担心大臣在想要治理好国家这件事上不尽心尽力，反而担心大臣自身所承担的责任不够重大，这实在是君主的用人之道让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唐尧、虞舜将重要的职责托付给后稷、契、夔、龙，并且要求他们必须办成事，可等到这些人犯下罪过的时候，就果断诛杀了鲧，还疏远了那四个奸佞小人。现在大臣们亲自奉持着君主明确的诏令，尽心尽力处理各项事务，其中有从早到晚都勤勉于公务，恭敬勤恳且有着坚定志向，在官职上不向权贵势力屈服，处理政务时不徇私枉法，在朝堂之上谨言慎行的人，自然会被圣明的君主看在眼里。如果有人把占据官位却不做事视为高尚，把默默无为看作是智慧，只想着避免承担责任，在朝中为官时时刻不忘保全自身，还巧言令色、小心翼翼地在朝堂上周旋，这样的人也会被圣明的君主察觉。如果让这些保全自身地位、没有犯下该被免职过错的人，去为公家事务尽心竭力，却还要心怀被猜忌的顾虑，不重视公众的舆论，反而把个人的看法当成百姓的想法，就算是让孔子来为其谋划，尚且难以仅凭一己之力成事，更何况是普通的大臣呢？现在研究学问的人，都师从商鞅、韩非，崇尚法家的权术谋略，还争相认为儒家学说不切实际，不符合当下的实际情况，这是如今社会上盛行的最大弊病，也是开创基业的君主最需要谨慎防范的问题。最终，这套官员考核制度也没能真正推行开来。”

　　乐安郡的廉昭凭借出众的才能获得了提拔，此人平日里十分热衷于对朝廷各类事务发表议论。大臣杜恕得知后，特意呈递奏疏，向君主极力进行劝谏，他在奏疏中这样说道：

　　“臣近日看到尚书郎廉昭递上的奏本，奏本里声称左丞曹璠没有依照朝廷诏令坚守关口，应当受到相应的惩处，还表示“其他需要一同被问罪的人员，会另外再单独上奏弹劾”。尚书令陈矫知晓此事后，主动上奏请罪，称自己既不敢推脱本该承担的责任，也不敢贸然对相关人员施加严罚来标榜自身的恭谨，其态度和言辞都显得极为恳切。臣私下里实在为朝廷的处境感到惋惜，内心也满是感慨！圣贤之人从不会挑选所谓的盛世才选择入世，也不会非要更换一茬百姓才肯着手治理天下，而他们自问世起就能得到贤明聪慧之人的辅佐，究其根本，是因为他们凡事都能依循事理推进，依照礼法去管束臣民罢了。古代帝王之所以能够顺利治理天下、管控百姓，无一不是因为在偏远之地能赢得百姓的欢心，在朝堂之上能依靠朝臣的智慧谋略。如果如今在朝中任职的官员，确实是从天下百姓中选拔出来的贤才，却没能让他们竭尽自身才干，那便不能说是善于任用人才；要是这些官员本就不是从天下间择优选拔而来的，那更谈不上是懂得选拔任用官员的方法。陛下整日劳心费神，处理繁多的政务，甚至到了夜晚还在批阅公文，可各类事务依旧处理得不尽人意，刑罚和禁令也日渐松弛废弛，这难道不是身居要职的大臣没能做出显著成效所导致的吗？深究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源，不只是臣子没能尽忠职守，也有君主不善于任用人才的缘故。百里奚在虞国时被认为是愚钝无能之辈，可到了秦国却成了足智多谋的贤臣；豫让在侍奉中行氏时只会一味屈从附和，而侍奉智伯时却能彰显出高尚的节操，这些都是古人留下的明确例证。如今要是说满朝官员都没有尽忠职守，那无疑是对整个朝廷的污蔑；但从部分官员的表现来看，其中的相似问题是能够通过推论得出的。陛下时常感慨国库不够充盈，而战事又始终没有平息，以至于下令停止了四季服饰的更新，还缩减了国库中供皇室私用的粮食储备，这些举措都是遵照陛下的旨意推行的，满朝上下也都称颂陛下的圣明，可那些参与处理机要政务的大臣，难道真有谁是发自内心恳切担忧国库空虚这件事的吗？”

　　“骑都尉王才以及受君主宠幸的乐师孟思，曾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这件事在京城内引发了极大的震动，可二人的罪状却是由底层小吏率先揭发的，朝中的公卿大臣在最初阶段竟没有一人将此事上报给陛下。自从陛下登基继位以来，历任的司隶校尉、御史中丞中，难道有谁能严明法度，以此监督惩处奸佞小人，让朝廷风气变得整肃清明吗？如果陛下觉得如今世间没有贤才，朝廷也缺少贤能的辅佐之臣，那又怎能追慕后稷、契等先贤所处的治世，去等待后世才德兼备之人的出现呢？现在人们口中所说的贤能之士，虽然都身居高位、享受着优厚的俸禄，可他们侍奉君主的节操没能树立起来，为公办事的心思也不够专一，究其缘由，是因为朝廷委派给他们的职责不够明确专一，再加上世俗中存在诸多忌讳的缘故。臣认为，忠臣未必是君主身边的亲信之人，而君主身边的亲信，也不一定就是忠臣。为何会这样说呢？因为亲信之人处在不被君主猜疑的位置上，很多事情都能自行决断处置。如今若是关系疏远的人指责他人，要是实际情况和其指责的内容不相符，就一定会被认定是私下报复自己憎恨的人；若是关系疏远的人赞誉他人，要是赞誉的内容和实际情况不匹配，也一定会被认定是偏爱自己亲近的人，君主身边的近臣或许还会趁机呈上掺杂个人好恶的奏报。不只是在毁谤和赞誉他人方面存在这种情况，在处理政务的得失评判上，也会有这样的嫌疑。陛下应当思索如何去疏通并广纳朝臣的想法，引导他们专心践行有道义的节操，让他们能够和古代的贤臣比肩，期望可以名留青史。如果反过来让廉昭这类人在朝堂中肆意搅扰，臣担心大臣们都会为了保全自身的地位官爵而明哲保身，坐视朝政的得失成败，进而成为后世引以为戒的反面例子啊！”

　　“昔日周公曾告诫鲁侯，说“切不可让朝中大臣心生持续不断的怨怼”，这番告诫并未区分大臣是贤能还是愚钝，却是当时就能直接采纳施行的至理名言。唐尧在历数虞舜的功绩时，特意提到要铲除四凶，没有论及他们罪行的大小，只强调凡是有罪之人就必须清除。如今朝中大臣并不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胜任职位，而是觉得陛下没有对其加以重用；也不认为自己缺乏智慧，而是觉得陛下没有向其征询过意见。陛下为何不遵循周公任用人才的原则，以及虞舜铲除四凶的道理呢？可以让侍中、尚书等官员在无事之时侍奉在陛下左右，有政务要处理的时候就跟随在陛下的车驾旁，亲自应答陛下的询问，所陈述的意见也务必详尽周全，这样一来，朝中官员的品行操守以及是否能胜任本职，陛下就能一清二楚了；对忠诚贤能的人予以提拔，对愚昧无能的人予以罢免，如此一来，还有谁敢在其位不谋其政，而不竭尽自身的才干呢？凭借陛下的圣明，亲自和朝臣商讨政务，促使朝臣都能竭尽所能。以这样的状态去处理国家事务，还有什么事情是办不成的？以这样的根基去建立功勋，还有什么功勋是无法树立的？每当有军事行动的时候，陛下的诏书里常会写道：“还有谁会为这件事担忧呢？恐怕只有朕自己罢了。”最近的诏书里又说：“能做到为了公事而忘却私事的人，肯定不会是这样的，但只要能把公事放在私事之前，自然就能处理好相关事务了。”臣恭敬地拜读了陛下的诏书，才明白陛下希望全面了解底层的实际情况，可同时也为陛下不关注根本问题，反而忧心细枝末节的事情而感到担忧。一个人才能的优劣，其实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即便臣也认为朝中大臣并非人人都能称职。圣明的君主在任用人才时，会让有才干的人不敢不竭尽全力，同时也不会让没有才干的人身处与其能力不匹配的职位。所选拔举荐的人才不合适，举荐之人未必就有罪过；可要是整个朝廷都默许接纳这个不称职的人，这才是令人感到奇怪的地方。陛下明明知道有些大臣没有竭尽所能，却还要为他们的职责履行情况而担忧，明明知道有些大臣无法胜任职位，却还要亲自教导他们处理事务，这难道不是君主劳心费力，而臣子却安逸清闲吗？即便是圣贤之人同处一个时代，最终也没办法依靠这种方式治理好天下。”

　　“陛下还在担忧皇宫内的禁令不够严密，私下托关系办事的情况屡禁不止。臣听闻伊尹曾制定过接待宾客出入的相关制度，还挑选司徒来替换那些凶残暴虐、奸猾谄媚的官吏，让他们负责守卫宫门；可仅靠这些人去执行禁令，其实并没有抓住严明禁令的根本。从前汉安帝在位时，少府窦嘉征召了廷尉郭躬兄长并无罪过的儿子入朝任职，这件事尚且被人检举上奏，弹劾的奏章更是接连不断地递到朝堂。可近些时候，司隶校尉孔羡征召了大将军那行事狂乱、忤逆君上的弟弟，相关的官员们却都缄口不言，只知道察言观色、迎合上级的心意，这种行径比接受私人请托还要严重。选拔举荐人才不依据实际的德行与才能，这是官员任免过程中的重大事宜。郭躬并非朝中位高权重的大臣，仅仅因为牵涉到亲戚恩宠的事情就引发了那样的弹劾风波；拿当下的情况和古代对比，陛下显然没有严格监督必须执行的刑罚，以此来断绝官员之间结党营私的乱象。伊尹所设立的那些制度，再加上让凶狠的役吏去守卫宫门，这些都不是治理天下该采用的办法。如果臣的这番话能被陛下略微审视并采纳，就不必担心奸邪之人无法铲除，更不必去培植像廉昭这类人了！”

　　“检举揭发奸佞小人，本是忠诚君主的举动，但世人之所以厌恶这类小人的行径，是因为他们全然不顾道义，只一心谋求自身的官位晋升。如果陛下不进一步考察这些人自始至终的言行举止，他们必然会把违背众人意愿、抵触世俗情理当成是奉公守法，把压制百姓正当诉求当成是尽忠职守。天下间难道会有学识渊博、才能出众的人做不到这些事吗？只不过他们顾及道义，才不愿去做罢了。要是全天下的人都背弃道义、追逐私利，那会是君主最痛恨的局面，陛下又怎能过得安稳安乐呢？为何不趁早将这种不良风气断绝在萌芽阶段！那些善于揣摩君主心意、靠谄媚逢迎来谋求上级接纳与赞美的人，大多是天下间见识浅薄、毫无道义的庸碌之辈，他们的追求仅仅是顺从君王的想法而已，并非真心想要治理好天下、安定好百姓。陛下为何不试着改变行事方式，将自己的态度明确展示给他们看？那样的话，他们又怎会执意维持现状、违背陛下的圣明旨意呢？作为臣子，能得到君王的赏识，就会安心做好本职工作；身处尊贵显赫的官位，本就是极为光荣的事情；能享受到千钟的丰厚俸禄，待遇已经足够优厚了。臣子就算再愚钝浅陋，也没有谁会不喜欢这样的境遇，反而去偏爱违逆君主的举动，他们只是被当下的世道所逼迫，不得不勉强自己去做一些不愿做的事罢了。臣原本以为陛下会怜悯并庇护这些臣子，减少对奸邪小人的委任，可为何反倒采纳了廉昭等人那些心思不正的提议，而忽视了这般本分的臣子呢？如今国家外部有伺机而动、等待可乘之机的敌寇，国内又有贫苦困顿、难以维生的百姓，陛下应当认真考量天下大事的得失利弊，政务上的种种得失，实在是容不得半点懈怠啊！”

　　杜恕在朝中为官的八年时间里，他的议论见解向来刚正不阿，所有的进言劝谏基本都和上面提到的内容是同一个风格。

　　杜恕后来离开京城，出任弘农太守，几年之后又调任赵相，后来因为身患疾病辞去了官职。没过多久，他又从家中被重新征召，出任河东太守，一年多以后，得以升迁为淮北都督护军，可没过多久又因为疾病辞官。杜恕在每一个任职的地方，都努力顾全国家的整体大局，他推行的仁政恩惠，也越发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只是他的政绩声望还是比不上自己的父亲杜畿。不久之后，杜恕被任命为御史中丞。他在朝中任职期间，因为和其他官员关系不和睦，所以多次被调往外地担任职务。之后他又一次离开京城，出任幽州刺史，还被加封为建威将军，手持符节同时兼任乌丸校尉。当时征北将军程喜正驻守在蓟县，尚书袁侃等人曾告诫杜恕说：“程申伯在先帝在位的时候，就曾在青州排挤过田国让。您如今手握朝廷的杖节与符节，和他在同一座城池驻守，一定要好好思量该如何与他相处。”可杜恕并没有把这番告诫放在心上。他到幽州刺史任上还不满一个月，就发生了一件事：有位鲜卑首领的儿子没有经过边关要塞的正常核验，就带着几十名骑兵径直闯入了幽州地界，州里的守军斩杀了其中一名随从，却没有向上级官府上报这件事。程喜抓住这个机会，上奏弹劾杜恕，杜恕随后被抓捕到廷尉府接受审理，按照当时的律法本该被判处死刑。后来朝廷考量到他的父亲杜畿一生为国勤勉操劳，最终葬身水中为国捐躯，于是免除了杜恕的死罪，只是罢免了他的官职，将他贬为平民。杜恕之后便迁居到了章武郡，这一年正是嘉平元年。杜恕为人向来洒脱随性，做事全凭心意，却不懂得提前防备他人，最终才落得这样惨败的下场。

　　当初，杜恕从赵郡返回朝中的时候，陈留郡的阮武也刚从清河太守的任上被朝廷征召入京，两人都十分鄙视廷尉府的行事作风。阮武曾对杜恕说：“依我看，你的才学与性情本可以坚守公正之道，可你却没能坚定地坚持下去；你的才能本可以胜任高位要职，可仕途却一直不顺；你的文采学识本可以评述古今之事，可志向却不够专一，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有大才却没能得到合适任用的情况。现在你若是有空闲时间，应当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形成属于自己的独到见解。”杜恕迁居到章武郡之后，就撰写了《体论》八篇，还写了一篇《兴性论》，这些著作都是探讨个人品德修养的内容。嘉平四年，杜恕在自己迁居的住处中逝世。

　　甘露二年，河东郡的乐祥已经九十多岁了，他向朝廷呈上奏疏，详细叙说了杜畿生前为国家立下的功绩，朝廷感念杜畿的功劳，于是下诏赐封杜恕的儿子杜预为丰乐亭侯，赏赐的食邑有一百户。

　　杜恕所写的奏疏与议论都十分值得研读，史官挑选了其中贴合当时国家大事的几篇，记录在了他的传记当中。

　　郑浑，表字文公，老家在河南开封县。他的高祖父郑众，以及郑众的父亲郑兴，都是当时声名远扬的儒学者。郑浑的兄长郑泰，曾和荀攸等人一同谋划诛杀董卓，后来在担任扬州刺史的任上离世。郑浑带着郑泰年幼的儿子郑袤前往淮南一带躲避战乱，袁术用招待宾客的礼节接待了他，对其颇为敬重。但郑浑心里清楚，袁术最终必定会走向败亡。当时华歆正担任豫章太守，向来和郑泰交情深厚，于是郑浑便渡过长江前去投奔华歆。太祖了解到郑浑品行忠厚端正，便征召他担任掾吏，之后又将他提拔为下蔡县长、邵陵县令。当时天下还未平定，民间百姓大多强悍轻躁，根本不把农耕养殖这类生计之事放在心上；甚至有不少人家生了孩子却无力抚养，便干脆不养育这些婴儿。郑浑到任之后，在管辖的区域内收缴了百姓手中的打鱼捕猎工具，鼓励大家专心耕田养蚕，还组织众人一同开垦稻田，同时加重了对丢弃婴儿这种行为的惩处力度。起初百姓还担心会因触犯法令获罪，可随着日子逐渐变得宽裕富足，再也没有人家会舍弃自家孩子；而这段时间里养育的孩童，很多都以“郑”字作为名字。后来朝廷征召郑浑担任丞相掾属，不久之后又将他调任为左冯翊。

　　那时，梁兴等人掳掠了五千多户百姓，胁迫着这些人一同四处烧杀抢掠，下辖各县都无力抵挡，当地官民都陷入恐慌，纷纷将县衙迁移到郡城之内。参与商议对策的人都认为应该把治所转移到险要之地据守，郑浑却提出反对意见：“梁兴的部众已经是残破离散的状态，只能在山林间流窜。即便有不少人追随他，也都是迫于胁迫才依从的。如今我们应当敞开接纳降兵的门路，向他们明确传达朝廷的恩德与信义。可要是我们退守险要之地自保，那不过是向敌人示弱罢了。”随后，郑浑召集了当地的官吏和百姓，修缮加固城墙，做好防御的准备。之后他发动百姓前去追击贼寇，还明确了奖惩制度，和众人立下盟誓，规定凡是缴获的物资，都将其中的十分之七赏赐给立功之人。百姓们听后都十分踊跃，纷纷主动捉拿贼寇，不仅俘虏了大量敌军中的妇女，还收缴了许多钱财。那些在战乱中失去妻子儿女的贼兵，都主动回来请求投降。郑浑下令让这些投降的人去寻找其他被掳走的妇女，只要完成任务就将他们的妻小归还，这一举措使得贼寇内部互相争抢，梁兴的部众就此四处溃散。郑浑又派遣素来有恩德信义的官吏和百姓深入山谷，向残余贼众宣告朝廷的招抚之意，此后不断有贼众从山谷中出来投降。郑浑于是让各县的长官都返回原本的治所安抚百姓。梁兴等人见势不妙，便率领剩余的部众聚集到鄜城负隅顽抗。太祖派夏侯渊率领部队前来协助郡中官军进攻敌军，郑浑亲自带领官吏百姓率先登上城墙，将梁兴及其党羽全部斩杀。此外，还有贼寇靳富等人挟持了夏阳县令、邵陵县令以及众多官吏百姓逃进石岂山，郑浑又率军攻破了他们的据点，成功解救了两位县令，并将被掳掠的百姓都护送回乡。另有一个叫赵青龙的贼人，杀害了左内史程休，郑浑得知此事后，立刻派人将赵青龙斩杀并带回其首级。先后有四千多户人家前来归附郑浑，自此之后，当地的山贼彻底被平定，百姓得以安心从事生产劳作。后来，郑浑调任为上党太守。

　　太祖出兵征讨汉中地区时，任命郑浑担任京兆尹。由于当时当地百姓是新近才聚集到一起，郑浑便为他们制定了移居安置的相关制度，让那些宗族支脉庞大的家族和势单力薄的人家结为一伍，让性情温厚诚实的百姓和孤苦老弱的人家相邻而居，同时督促大家勤于农耕，还明确颁布了禁令，鼓励百姓揭发奸邪不法之徒。从这以后，百姓都能安心从事农业生产，境内的盗贼也彻底销声匿迹。等到朝廷大军开赴汉中时，京兆地区向前线输送的军粮数量是最多的。郑浑还派遣当地百姓前往汉中开展屯田工作，这些百姓没有一个擅自逃亡的。太祖因此越发赏识他，又将他征召入朝担任丞相掾。文帝继承魏王之位后，任命郑浑为侍御史，还加封他为驸马都尉，之后又将他调任为阳平、沛郡两郡的太守。这两个郡的地势低洼潮湿，常年遭受水涝灾害，百姓们常常处于饥饿贫困的状态。郑浑在萧县和相县的交界处，主持修建了池塘和土堰，开垦大片稻田。郡中的百姓起初都觉得这项举措会带来诸多不便。郑浑却向大家解释：“这里地势低洼，很容易实现灌溉，最终必然能让大家获得渔业和稻谷种植的长久收益，这才是让百姓过上富足日子的根本办法。”于是他亲自带领官吏和百姓兴修水利设施，仅仅一个冬天的时间就全部完工了。在这之后，当地每年都能迎来大丰收，土地的粮食产量逐年递增，官府收取的租税也比以往翻了数倍。百姓们感念郑浑带来的好处，特地为他刻立石碑称颂其功绩，还将他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命名为“郑陂”。后来郑浑又调任为山阳、魏郡的太守，依旧沿用这套治理办法。又因为郡中百姓常常为缺少木材而发愁，郑浑便鼓励大家种植榆树来编成篱笆，同时还倡导多栽种五种果树；没过多久，榆树都长成了整齐的藩篱，各类果树也都迎来了丰收。进入魏郡境内，能看到村落排列得整齐划一，百姓们生活富足安乐。明帝得知了郑浑的政绩后，专门颁布诏令对他进行褒奖，还将他的治理事迹向全国宣告，同时将他提拔为将作大匠。郑浑为官期间一直清正廉洁，家中的妻子儿女常常要忍受饥饿。等到郑浑去世之后，朝廷任命他的儿子郑崇担任郎中一职。

　　仓慈，表字孝仁，是淮南地区人士。他最初只是郡府里的一名基层小吏。建安年间，魏太祖曹操在淮南一带招募兵员、组织百姓开垦荒地开展屯田事业，于是任命仓慈担任绥集都尉，负责统筹相关事务。黄初末年，仓慈调任长安县县令，他在任期间为官清正廉洁、生活俭省节约，同时又具备出色的治理才能，当地百姓对他既怀着敬畏之心，又满是爱戴之意。太和年间，仓慈得以升任敦煌郡太守。敦煌郡地处西北边境，此前因连年战乱，和中原地区的联系早已中断，且在仓慈到任前，这里已有整整二十年没有正式太守主政。当地豪门大族向来骄横跋扈、肆意妄为，这种乱象甚至演变成了积习。前任太守尹奉等人，都只是依照过去的老规矩、旧模式治理地方，从未对这些弊端进行过任何改革与纠正。仓慈到任后，立刻着手压制豪强势力的嚣张气焰，同时积极救济辖区内贫苦弱小的百姓，他的种种举措都十分契合为官理政的基本准则。当时的状况是，当地世家大族都占据着大量富余土地，可底层贫苦百姓却连基本的立足之地都没有；仓慈针对这一问题，按照百姓实际人口数量为他们减免赋税，还要求百姓依据自家土地的实际价值缴纳相应税款。此前，下属各县积压的诉讼案件十分繁杂，县级官府根本无力作出公正判决，于是这些案件便全都集中到郡府处理；仓慈会亲自查阅每起案件的相关卷宗与资料，根据案情轻重判定罪责，只要不是罪大恶极应判死刑的犯人，他都只处以鞭刑惩戒，随后便将其释放，在他治理的一年内，全郡被判处死刑的人还不到十个。此外，常有西域各地部族的胡人想要前来中原进献贡品，可郡里的豪门大族却常常蛮横地将他们拒之门外；就算偶尔和这些胡人开展贸易往来，也会对其进行欺骗与羞辱，而且这类纠纷大多无法得到妥善解决，胡人对此常常心怀怨怼。仓慈到任后，会对这些胡人加以安抚和慰劳，对于那些想要前往洛阳城朝见的胡人，他会帮其妥善办理沿途所需的通关文书；对于打算从郡城返回本国的胡人，他则下令官府按照公平合理的价格收购他们带来的货物，还会用官府府库中的物品和他们进行交易，同时安排官吏与百姓沿途护送他们。从这之后，无论是当地百姓还是西域胡人，都纷纷称颂仓慈的仁德与恩惠。几年之后，仓慈在太守任上去世，郡里的官吏与百姓都悲痛万分，就如同自家至亲离世一般，他们还特意绘制了仓慈的画像，以此寄托对他的哀思。等到西域各部族胡人得知仓慈去世的消息后，都纷纷聚集到戊己校尉和当地长吏的官署前表达悲痛之情，有的人甚至用刀划破自己的脸颊，以此彰显对仓慈的赤诚心意，此外他们还专门为仓慈修建了祠堂，即便相隔遥远也会前往祭拜。

　　从魏太祖曹操掌权时期开始，一直到魏元帝咸熙年间，这一阶段涌现出了不少贤能的地方官员。其中，魏郡太守是来自陈国的吴馞，清河太守是乐安县的任燠，京兆太守是济北地区的颜斐，弘农太守是太原的令狐邵，济南相则是鲁国的孔乂。这些官员各有长处，有的会怀着体恤怜悯的心意审理案件，有的能凭借真诚恳切的态度对待百姓、心怀仁爱之念，有的注重自身修养、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操守，有的则会主动为受冤屈的百姓伸张正义，他们都是俸禄等级在二千石以上的优秀地方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