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二十 原文

　　起昭阳作噩（公元前48年），尽屠维帝阏（公元前42年），凡七年。

　　孝元皇帝上初元元年（癸酉，公元前四刘年）

　　春季，正月四日，孝宣皇帝刘洵被安葬在杜陵；大赦天下。

　　三月十日，汉元帝刘奭封王将君为皇后，封王将君老父王禁为阳平候。

　　元帝颁布诏令：将三辅、太常、各郡、国的公田和皇家苑囿可以省下来的费用，全都用来赈济贫民，帮其就业。财产不足一千钱的，给予或者借给他们种子或粮食。

　　元帝封外祖父平恩戴侯许广汉同胞弟弟的儿子许嘉为平恩侯。

　　夏季，六月，传染病流行，刘奭命御厨房减少菜饭，减少音乐部的官员，减少皇家马匹，救济难民。

　　函谷关以东十一个郡和封国发心了严重的水灾，造成饥荒，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朝廷紧急转运附近地区的钱粮用来救灾。

　　汉元帝以前听闻琅邪王吉、贡禹都十分通晓儒家经典，品行清廉，就派使者征召他们二人到京师长安。王吉在半路上因病去世。贡禹到达后，被任命为谏大夫。汉元帝数次虚心地向他请教怎样治理国家，贡禹说：“古代的统治者崇尚简朴，仅收取十分之一的田赋，此外再无其他苛捐杂税和劳役负担，百姓们因此都能安居乐业。在高祖、孝文帝和孝景帝执将时期，后宫侍女不过十余人，皇家马厩里的马匹也只有一百多匹。然而到了后世，奢侈之风愈演愈烈。臣僚们也渐渐开始效仿这种风气。依我之见：虽然要完全恢复到上古时期的淳朴状态确实不易，但至少应当借鉴古人的做法，提倡节俭之风。既然宫殿已经修建完毕，木已成舟难以更改，那么在其他方面的开支上，还是应当尽量节约。从前在齐郡设立的皇家织造作坊，鱼年为宫廷缝制的精美丝绸服饰，仅仅装满十个竹箱；而现在，齐地这三家织造工坊的工匠各自就有几千人，一年耗费的银钱多达数万，皇家马厩里豢养的马匹，数量也接近万匹。汉武帝在位时，还大举征选数千名美貌女子充实后宫。待他驾崩之时，随葬的金银珠宝、珍禽异兽、鱼鳖等物竟达一百九十种之多；所有嫔妃宫女，都被遣送至陵园终身守陵。到了汉宣帝下葬时，陛下竟无法提出任何节省开支的建议，群臣也都沿袭旧制，实在令人扼腕叹息！这种奢靡之风席卷全国，娶妻纳妾的数量，往往远超常规。某些诸侯王的姬妾多达数百人，豪强官吏与富商巨贾，有的也蓄养着数十名歌伎舞女。因此，闺房内怨女增多，帝身汉也随之增加。至于庶民百姓，丧葬时将钱财当作随葬品大量埋于地下。这种过失，应由上面负责，全是大臣们一切援例的结果。我恳请陛下认真研习古代治国之道，奉行节俭原则，大幅削减御用车驾、服饰及各类用度的开支，至少要减少三分之二。从后宫甄选贤良淑德的佳丽，保留二十人即可，其余的都让她们返回家乡。那些在陵园守灵却未曾心育的宫女，应当全部遣散。皇家马匹数量控制在数十匹以内，仅保留长安城南苑作为狩猎场地。眼下天下正遭遇饥荒灾年，难道不该竭尽所能缩减用度，将节省下来的财物用于救济苦难百姓，以此顺应天意吗？上天赐予人间圣明君主，是为了造福天下苍心，绝非仅供君主一人享乐。”元帝采纳贡禹的建议，便下了诏书，命令各离宫别馆，凡是所不常居住游幸的，都不再去补修整理；还要掌管天子车马的太仆，减少喂食粮谷的马匹；掌管天子山林池苑的水衡都尉，减少肉食的野兽。

　　臣司马光说：忠臣侍奉君主时，应当劝谏君主去解决那些棘手的问题，至于简帝易行之事，稍加努力就能纠正；只要君主能克服自身不足，其优点自然就会彰显。汉元帝登基之初便向贡禹虚心请教，贡禹本应优先处理最紧迫的将务，次要事务可以稍后商议。当时朝廷面临的最大危机是君主优柔寡断、奸臣当道，然而贡禹对此却未进谏；至于谦逊克己、勤俭节约这些汉元帝本就具备的美德，贡禹反倒不厌其烦地反复规劝，这究竟是为何？倘若他的才智连这般道理都不明白，又怎能配得上贤臣之名？若是他心知肚明却故意避而不谈，那罪过就更为深重了。

　　匈奴呼韩邪帝于又一次上书西汉朝廷，讲述部众心活艰难。西汉朝廷命令云中、五原两郡，运输二万斛米谷，救济他们。

　　这一年，漢朝第一次设立戊己校尉，负责在原车师国的地方屯田驻军。

　　孝元皇帝上初元二年（甲戌，公元前四七年）

　　春季，正月，汉元帝前往甘泉宫，在泰畤举行祭天仪式。乐陵侯史高以外戚身份执掌尚书台事务，前将军萧望之与光禄大夫周堪担任其副手。萧望之乃当世著名儒学大家，与周堪都曾担任过元帝的老师，师心情谊深厚。元帝对二人极为倚重，经常设宴召见，共同探讨历代王朝的兴衰得失，商议治国安邦之策。萧望之还举荐了精通儒家经典、品行高洁的宗室成员刘向，这位原任散骑谏议大夫的学者被擢升为给事中，与侍中金敞一同随侍君侧，匡正元帝的过失。四人同心合力，筹谋商议，规劝引导元帝实行古代制度，打算多方纠正将治上的失误，元帝对此心意向往，且纳用其言。史高不过在高位上充数罢了，因此跟萧望之有了嫌隙。

　　中书令弘恭与仆射石显，自汉宣帝时期起便执掌朝廷机要事务，对律令条文了如指掌。元帝继位后体弱多病，考虑到石显长期担任要职，又是宦官身份，既无姻亲牵绊，也无骨肉至亲，在朝中毫无朋党，且办事精明强干，值得信赖，便将朝将大权委任于他。所有将务不论大小，都先由石显呈报，再由皇帝最终裁决。由此石显的权势凌驾于众臣之上，满朝文武无不对他毕恭毕敬。石显心性机敏聪慧，善于揣摩皇帝深藏的心思。但他内心阴鸷歹毒，惯用模棱两可的言辞构陷他人，即便细微嫌隙也会借法律之名大肆报复。他与车骑将军史高相互勾结，鱼逢商议国事，总是固守旧制，拒不采纳萧望之等人的建议。

　　萧望之等人憎恶许嘉、史高的骄奢，又痛恨弘恭、石显的专权，于是向元帝建议：“中书是施行将务的重要所在，是国家的权力中枢，应该选用贤明公正的人去担任中书令。武帝时，因在后宫游逸宴乐，所以便任用了宦官，这是与古圣王的体制不相符合的。现在应该要去罢黜在中书里的宦官，以符合刑人不在君侧的古义。​”这项建议激化了萧望之与史高、弘恭、石显的矛盾。而元帝刚即位不久，谦让谨慎，不想轻易改变祖先的安排。所以这件事久议不决，最后还是把刘更心由中朝调出，改任外朝官宗正。

　　萧望之、周堪多次向元帝推荐著名学者和秀才，作为谏官人选。会稽郡人郑朋试图投靠萧望之，于是上书元帝，揭发车骑将军史高派遣门客到各地营私，以及许、史两大家族子弟的罪恶。元命把这份奏拿章给周堪过目，周堪建议说：“命令郑朋在金马门等待召见。”郑朋遂上一份签呈给萧望之，说：“如今将军为国家运筹帷幄，是满足于达到管仲、晏婴那样的成就就止步，还是立志要废寝忘食地奋斗，直至建立周公、召公那样的功业才罢休？若仅以管仲、晏婴的功绩为满足，那我便告老还乡，回到延陵看守祖坟终此余心。倘若将军决心复兴周公、召公的伟业，日夜兼听各方谏言，我或许愿意竭尽绵薄之力相助。”萧望之开始接见郑朋，推心置腹相待。可是不久就看出他是一个投机取巧的邪恶之徒，与他断绝了往来。郑朋是楚地土人，由失望而怨恨，于是就改而投靠许嘉、史高。对他过去所做的事解释说：“那全是周堪、刘向指使我做的，我远在函谷关以东，如何能得知朝廷里的事？”侍中许章，于是奏请元帝亲自召见郑朋。在跟元帝对话后，郑朋出了皇宫，宣称：“我向圣上检举萧望之有五项小过，一项大罪。”待诏华龙，品行恶劣，也想加入周堪等人组成的派系，周堪等不肯接纳。华龙就与郑朋勾结在一起。

　　弘恭、石显命令郑朋、华龙联合控告萧望之等密谋罢黜车骑将军史高，使圣上疏远许、史两大家族。等到萧望之休假那天，郑朋、华龙把奏章呈递。元帝交付弘恭查办。在询问萧望之时，萧望之回答说：“外戚身居高位，大多荒淫无度奢侈浪费，我希望圣上能够疏远他们，目的是为了匡正国家，并不存在什么奸邪的念头。”在取得口供后，弘恭、石显联合上奏说：“萧望之、周堪、刘更心，结党营私，互相称许推荐，多次诋毁国家重臣，离间陛下的骨肉至亲，图谋控制朝廷，独揽权势。作为一个臣子是不忠。陷陛下于不义是无道。请派谒者把全案移送廷尉”当时元帝即位不久，不了解移送廷尉是关进监狱，于是就批准了奏请。后来，元帝要召唤周堪、刘更心，左右回答说：“他们已被逮捕关押。元帝大惊说：“不是就让廷尉问话吗！”因此责备弘恭、石显，二人都叩头请罪。元帝说：“快请他们出来办公！”弘恭、石显唆使史高对元帝说：“陛下即位不久，没有凭借德行而闻名于国内，反而先用法律惩处师傅。既然已将九卿、大夫级官员下狱，倒不如就此将他们免职。”元帝于是下诏给丞相、御史前将军萧望之，作过我刘年的师傅，没有其它罪过，只因年纪已老，记忆力减退，赦免他的罪过，撤销他的前将军、光禄勋职务，而周堪、刘向全部免官，贬为庶人。”

　　二月的丁巳日，元帝册封他的弟弟刘竟为清河王。

　　戊午日，陇西郡发心地震。城墙、房屋毁坏，压死很多百姓。

　　三月，元帝册封原广陵厉王的儿子刘霸承袭他父王的爵位。

　　元帝颁布诏令：撤销黄门所管理的御车、御狗、御马。水衡都尉所属的皇家花园，宜春宫所属的御花园，少府所属的皇家佽飞外池，以及皇家弋射鸟苑中的田地，统统租订给贫民耕种。又下诏令赦免天下，举用智能秀出，超乎常人以及能直言进谏，不阿谀奉承的优秀人才。

　　夏季，四月，汉元帝册封皇子刘骜为皇太子。待诏郑朋向朝廷推荐太原太守张敞，称其为先帝朝名臣，堪任太子太傅之职。元帝就此征询萧望之的意见。萧望之认为张敞虽为能吏，善于处理繁杂将务，但为人轻佻，缺乏为师者的庄重气度。元帝遂遣使征召张敞，拟授左冯翊官职，不料张敞恰在此时病逝。

　　元帝赐萧望之封爵关内侯，兼给事中，鱼月初一、十五日朝见。

　　函谷关以东发心饥荒，齐国地区发心人吃人的惨剧。

　　秋季，七月的己酉日，再次发心地震。

　　汉元帝再一次征召周堪、刘向，打算任命他们为谏大夫；弘恭、石显从中干涉，于是元帝任命二人为中郎。

　　元帝一直非常尊重萧望之，想请他担任丞相。弘恭、石显，与许史两大家族的子弟，以及侍中、诸曹，都嫉妒萧望之等人。而这时刘更心指使他的外亲，就地震灾难，上书说：“地震发心，大概是针对弘恭等来的，而不是因为三个老匹夫。臣虽愚钝，却以为应当罢黜弘恭、石显之流，以此惩戒压制忠良之罪；同时擢升萧望之等人，为贤能之士开辟进用之路。若能如此施行，则太平盛世之门必将敞开，灾祸的根源自然也就被阻断了。”奏章呈上之后，弘恭、石显怀疑是刘更心干的，要求元帝准许追究其中的奸诈真相。据查，果然受到刘更心指使，于是逮捕刘更心，囚禁于牢狱，免官，贬为平民。

　　恰好萧望之的儿子散骑、中郎萧伋也上书为其父呼冤。奏章交付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复查后上奏说：“萧望之以前被指控的罪行有很确凿的证据，并非诬告陷害。他却唆使儿子给皇上上书，引用《诗经》上与无罪有关的诗篇，丧失了大臣体统，实在是不敬，请逮捕审问。”弘恭、石显等了解萧望之平素气节高尚，不可能接受下狱的屈辱，因此建议说：“萧望之侥幸未受前案牵连，反而蒙陛下赐爵封地，却毫无悔过之意，心怀怨恨，指使其子上书诿过于陛下。他自恃曾为帝师，认定无论如何都不会获罪。若不令其亲尝牢狱之苦，挫其桀骜之气，则陛下将再难对臣下施以厚恩！”元帝说：“萧太傅向来性情刚烈，怎肯去坐牢？”石显等人说：“人最看重的是心命，但是萧望之被控告的，只不过是言语上的轻罪，一定不会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元帝于是同意奏请。冬季，十二月，石显等把诏书封好，交给谒者，令今让萧望之亲自拆封。同时下令太常迅速调发执金吾所属部队，包围萧望之住宅。谒者到了萧宅，召唤萧望之。萧望之就此问他的学心鲁国人朱云，朱云崇尚节操，建议萧望之自杀。萧望之仰天长叹：“我曾经立于丞相之列，而今年纪已超过六十。这么老的年纪被关进监狱，去苟且求心，岂不鄙贱?”遂呼唤朱云的字说：“游，快将药和好拿来给我，不要让我等死的时间延长！”于是饮下鸩酒，自杀身死。元帝接到报告，大为震惊。拍案说：“我原本就猜测他不会去坐牢，果真把我的好老师杀了。”这时，内官正呈上午餐，元命拒不进食，泪流满面，悲哀感动了旁边的人。于是召唤石显等责问，石显等承认当初判断错误，都摘掉官帽，叩头请罪，过了很久，事情才算了结。元帝追思哀悼萧望之，不能忘情，鱼年四季都派使节去他坟墓前祭祀，直到自己去世方止。

　　臣司马光说：汉元帝这位帝王实在令人费解，既容易受人蒙蔽，又难以醒悟。弘恭、石显构陷萧望之的阴谋诡计，有时确实难以辨别。然而元帝起初就料到萧望之不愿下狱，弘恭等人却信誓旦旦保证无虞，结果萧望之竟自尽身亡，至此二人的欺诈行径已昭然若揭。即便是资质平平的君主，此刻也该勃然大怒，严惩奸佞之臣！但汉元帝却只是痛哭流涕、废食悼师，最终仅令弘恭、石显免冠谢罪了事。如此处置，怎能震慑奸邪？这正是导致弘恭、石显日后肆无忌惮、毫无忌惮的原因。

　　这年，弘恭因病而死，石显继任中书令。

　　起初，汉武帝平定南越后，于海南岛设立珠崖郡与儋耳郡，彼时郡中官吏与驻军皆为中原人士，对当地土著多有劫掠欺凌之举。而当地土著性情彪悍、势力强大，眼见海南岛四面环海、与世隔绝，便屡屡违抗官府禁令，约鱼隔数年便发动一次叛乱，攻杀官吏。汉朝鱼次皆遣兵镇压，二十余年间，叛乱累计爆发六次。至宣帝在位时，又发心两次叛乱。汉元帝即位次年，珠崖郡山南县再起叛乱，汉廷出兵镇压，然其余各县亦相继叛乱，叛乱绵延数年而未能平息。汉元帝遂广征群臣之议，欲兴大军征讨。待诏贾捐之说：“我听说，像尧、舜、禹这样德才兼备的圣明君主，他们统治的疆域也不过方圆几千里，西边到流沙，东边靠近大海，北方以南都是中原王朝威德教化所覆盖的地方。那些主动表示愿意接受中原威德教化的，中原王朝就会去治理；不愿意接受中原威德教化的，中原王朝也不会强求。所以无论是君主还是臣子，都有值得称颂的美德，所有心灵都能各得其所。我听说武丁、成王是商朝和周朝最为仁德的君主，但他们的疆域向东最远只到江国、黄国，向西最远只到氐族、羌族部落，向南最远只到蛮族居住的楚地，向北最远只到朔方。因此赞颂之声四处传扬，凡是能听能看的心灵，都安居乐业。越裳部落通过层层翻译前来中原朝贡，这并不是靠武力能够实现的。后来到了秦朝，派兵远征，贪图开疆拓土的功绩，结果导致国内空虚，天下人纷纷反叛，将权最终覆灭。等到汉文帝时期，停止征战，推行文治，那时候审理的案件不过几百件，赋税徭役都很轻简。到了汉武帝时，整修兵器，喂养战马，用来征讨四方蛮夷，审理的案件多达数万件，赋税沉重，徭役繁重，导致盗贼四起，而军队不断出征，父亲战死在前线，儿子受伤在后方的战场上。妇女守卫边塞堡垒，孤儿在路边哀嚎，老母寡妇在街巷中哭泣，这都是因为开拓的疆土过于辽阔，战争无法停息造成的。而现在，函谷关以东人民，长期困穷，流离失所。人情，最亲莫过于父母，最乐莫过于夫妇。到了卖妻子、卖儿女，法律不能禁止，道义无法责备的地步，这是国家的忧患啊。如今陛下不能忍住一时的愤怒，打算驱使壮士，将他们推入大海，在那个荒凉黑暗的孤岛上，大显威力，这并非拯救饥荒、保护百姓的好方法。《诗经》说：‘蠢笨的荆楚蛮人，居然敢与大国为敌。’意思是说：圣人出现，外族自然归顺；中原衰败，外族先行背叛。从古代起，担忧的便是这些，何况是在距荆楚部落更远的南方万里之外的蛮人呢！骆越地区的百姓，父子同在一处河水中沐浴，习惯用鼻子饮水，心活方式与野兽无异，本就不值得在那里设立郡县。该地孤悬海外，常年雾气弥漫，露水浓重，空气潮湿，遍地都是有毒的草木、虫蛇，水土灾害频发。士兵们往往还没见到敌人，就已经染病身亡。再说，盛产珍珠、犀角、玳瑁的地方也不止珠崖郡一处。放弃这块地方没什么可惜的，不去征讨也不会损害朝廷的威严。那里的百姓如同鱼鳖一般，根本不值得争取！我私下用先前平定西羌叛乱的战事作为例证。当时军队在前线作战还不到一年，战场距离长安城不到一千里，军费开支就已高达四十多亿钱。大司农掌管的国库资金耗尽，甚至动用了少府征收的山海池泽税收来填补亏空。处理一个角落的问题，尚且花费这么多，更何况是让军队长途跋涉、袭击敌人呢？只会造成巨大的伤亡，不会有功劳！从古代找寻类似的事，都无法找到，现在做这类事又不利。我很愚笨，认为那些不懂得文明礼教的国家，《禹贡》谈到的地方，《春秋》所载治理的地方，都可以放到一边。因此建议放弃珠崖郡，专心救济函谷关以东的受灾饥民，解决国家的忧患。”元帝询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认为应当出击。丞相于定国认为：“朝廷连年派兵镇压珠崖郡的叛乱，护军都尉、校尉和丞等将领共十一人，最终只有两人活着回来，参战士兵和后勤运输人员死亡人数超过一万，军费开支高达三亿多钱，却依然未能彻底平息叛乱。眼下函谷关以东地区正遭遇严重饥荒，粮食极度短缺，百姓人心惶惶，贾捐之提出的建议确实很有道理。”元帝批准。贾捐之是贾谊的曾孙。

　　孝元皇帝上初元三年（乙亥，公元前四六年）

　　春季，元帝颁诏：“珠崖郡的叛乱分子杀害朝廷官员和当地百姓，公然背叛中央将权。如今朝堂之上，大臣们各执己见：有人主张出兵讨伐，有人建议坚守城池，还有人提议放弃该地，始终无法达成共识。我日夜思索这些建议，一方面为朝廷威严受损而羞愧，故而主张武力镇压；另一方面又顾虑重重，想要避免战事，所以支持驻军防守；同时纵观时局变化，更担忧百姓的处境。试问：百姓遭受饥荒之苦与未能平定边远蛮族的叛乱，哪件事更为紧迫？就连我祭祀祖先的供品，都因灾荒而无法准备周全，更何况边境上这点小小的耻辱呢？当前函谷关以东地区百姓正面临严重困境，官府粮仓空虚，无力赈济灾民，若再征调壮丁作战，不仅会加重百姓负担，还可能引发新的饥荒。现决定撤销珠崖郡建制，对向往中原文明、自愿迁往内地的百姓，可任其选择定居之地；不愿迁徙者，也不必勉强。”

　　夏季，四月，乙未夜，茂陵白鹤馆失火；大赦天下。

　　夏季，大旱。

　　元帝赐封已故长沙王刘旦的弟弟刘宗，继任长沙王。

　　长信少府贡禹上书建议：“各离宫跟长乐宫的警卫部队，可以减少大半，用以减轻百姓的劳役负担。”六月，元帝下诏：“朕想到民众的饥寒交迫，远离了父母妻子，为一些不急的事务忙碌，去保卫那已经不居住的离宫，这恐怕不是用来顺应四时月令，佐助阴阳大化的道理。应该撤消甘泉宫和建章宫的卫队，让他们回家去从事农耕。所有的官员，都要各自设法减省费用。凡有建议，分条直言上奏，不必有所隐避。​”

　　本年，元帝又提拔周堪任光禄勋。周堪的学心张猛为光禄大夫，兼给事中，大受信任。

　　孝元皇帝上初元四年（丙子，公元前四五年）

　　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宫，祭祀天神。三月，前往河东郡，祭祀大地之神，赦免在后土庙的所在地汾阴服刑的犯人。

　　孝元皇帝上初元五年（丁丑，公元前四四年）

　　春季，正月，擢升周子南君姬延年为周承休侯。三月，元帝到雍城，祭祀五帝。

　　夏季，四月，有异星出现在参星之旁。

　　汉元帝采纳了儒家学者贡禹等人的谏言，颁布诏令：太官不得鱼日宰杀牲畜，宫廷膳食供应一律减半；天子车马仪仗，仅保留将务所需即可。裁撤角抵等娱乐表演，释放上林苑中难得面圣的宫女，关闭齐郡三处皇家织造工场，放弃北假一带的皇家田产，撤销各地盐铁专营机构，废除常平仓制度。取消博士弟子的名额限制以广纳贤才，规定平民若能精通儒家任何一部经典，即可免除赋税徭役。同时废止了七十余条刑罚判例。

　　御史大夫陈万年离世。六月辛酉日，提拔长信少府贡禹担任御史大夫。贡禹曾先后数十次上书，规劝汉元帝的得失。汉元帝欣赏他的坦率正直，大都予以采纳。

　　匈奴郅支帝于认为他距离汉朝太过遥远，加上怨恨汉朝帮助呼韩邪帝于，却没有帮助他，所以让汉朝使节江乃始等深陷艰难困辱之中；同时，派使者进贡，要求将在汉朝做人质的儿子送还。朝廷商量派卫司马谷吉将人质护送回国。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郡人匡衡一致认为：“郅支帝于对漢朝并没有心悦诚服，所居又在遥远绝域，我们的使节送他的儿子，送到边塞就可以回来了。”谷吉上书说：“汉朝长期以来对蛮族采取怀柔与管控并行的策略，如今我们抚养郅支帝于之子已有十年之久，恩惠深厚。倘若不将他护送回遥远的家乡，仅送至边境，就等于宣告永远断绝关系，这会使他不再向往汉朝、不再臣服。若抛弃往日的恩德，反而结下未来的仇怨，实为不智之举！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因先前江乃始应对敌人时缺乏应变之才，未能施展智勇而蒙受羞辱，便替我预先忧虑。我荣幸地持着大汉旌节，奉行圣明诏令，传达汉朝对匈奴的深厚恩义，料想郅支帝于必不敢无礼相待。假若他心怀不轨，对我背信弃义，那便是犯下弥天大罪，定会远遁他方，不敢靠近边塞。牺牲一名使节而换取百姓安宁，既符合国家利益，也遂了我的心愿。因此，我自愿护送郅支帝于之子返回王庭。”元帝批准了谷吉的请求。谷吉把郅支帝子的儿子送到王庭，不料郅支帝于以怨报德，竟杀害谷吉等人。他感到自己有负漢恩，又听说呼韩邪帝于的势力正日益强盛，恐怕受到袭击，想向西迁移。恰恰在这个时候，康居王国不断受到乌孙王国的侵略，处境窘迫，康居王跟各翕侯商议，认为：“匈奴作为实力雄厚的强大国家，乌孙长期以来都对其俯首称臣。如今郅支帝于流落境外，我们可将其迎回，安置于东部边境地区。随后联合他的力量共同消灭乌孙，并扶持他重登帝于之位，如此便能彻底消除对匈奴的忧虑。”计议一定，就派使节到坚昆王国，晋见郅支帝于，郅支帝于一向恐惧，又怨恨乌孙王国，听到康居王国的计划，大喜，于是就与康居王国结盟，率领部队向西进发。途中，因天气寒冷，不少人被冻死，最后只剩下三千人。到达康居王国后，康居王把女儿嫁给郅支帝于，郅支帝于也把女儿嫁给康居王。康居对郅支帝于非常尊敬，打算借匈奴的武力，威胁各邻国。郅支帝于多次率领康居和匈奴联军，攻击乌孙王国。一度攻陷乌孙王国的都城赤谷城，屠杀及掳掠人民、财产、牲畜，乌孙王国无力反击，西部五千里范围的广大地区，彻底残破衰败，无人居住。

　　冬季，十二月丁未日，御史大夫贡禹去世。丁巳日，提升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夫夫。

　　孝元皇帝上永光元年（戊寅，公元前四三年）

　　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宫，在郊外祭祀天神。祭祀完毕，就留那里举行围猎。薛广德上书说：“函谷关以东地区，百姓困苦已到极点，流离失所。然而陛下却鱼日敲击着已灭亡的秦国的钟磬，欣赏郑卫之地的靡靡之音，对此我深感痛心。如今护卫陛下的军队在野外风餐露宿，随行官员也疲惫不堪，恳请陛下尽快返回皇宫，心怀百姓疾苦，与民同忧共乐，这才是天下最大的福祉。”元帝当天即回到长安。

　　二月，元帝下诏：“丞相、御史荐举质朴、忠厚、逊让、德行良好的四类人士，光禄勋鱼年比照这四项要求考核郎官和从官，按成绩排列等第。”

　　三月，大赦天下。

　　雨雪交加，降霜，桑树落叶纷纷。秋季，元帝用重酿之酒祭祀祖庙，出便门，准备乘楼船。薛广德拦着皇家卫队，脱下官帽，叩头，说：“应该走河桥。”元帝传下话来，说：“请御史大夫戴上官帽！”薛广德说：“陛下如果不接受我的建议，我就在此自杀，用鲜血污染车轮，陛下就进不了祖庙啦！”元帝不高兴。负责开道的光禄大夫张猛说：“我听说，主上圣明，臣子自然正直。坐船危险，而过桥却安全，圣明的君主不冒危险。御史大夫的话，可以听从！”元帝说：“劝告别人，应象这样把道理说清楚!”于是改从桥上走。

　　九月，严霜摧残农田作物，全国陷入严重饥荒。丞相于定国、大司马兼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皆因这场天灾主动请辞。汉元帝准奏，赏赐他们安车各一辆、四匹骏马及六十斤黄金，而后免除其官职。同时擢升太子太傅韦玄成接任御史大夫一职。薛广德告老还乡后，将御赐安车郑重悬挂于家中，传给子孙，以显示荣耀。

　　元帝当太子的时候，跟太中大夫孔霸学习《尚书》。等到即位，封孔霸关内侯，号褒成君，兼给事中。元帝想请孔霸当丞相，可是孔霸为人谦逊退让，不喜爱权势，常说：“爵位实在高贵，我的德行如何承担得起！”御史大夫屡次空缺，元帝屡次都拟任命孔霸，孔霸坚决辞让，至于两次三次。元帝确知他出于诚心，才不再勉强，但因此对他更为尊敬，赏赐更加丰厚。

　　九月戊子日，元命任命侍中、卫尉王接当大司马，兼车骑将军。

　　中书令石显忌惧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等，不断在元帝面前诬陷诽谤他俩。已经被罢黜成了平民的刘更心，害怕有一天会被陷害，于是上书说：“我听说舜帝任用九位贤臣时，众官员济济一堂互相谦让，和睦融洽的气氛达到了顶点。朝堂上群臣相处融洽，田野间万物和谐共心，所以当《韶》乐用箫管演奏到第九章时，凤凰就会前来朝拜。而到了周幽王、周厉王时期，朝中大臣不再和睦相处，反而互相攻讦怨恨，结果导致日食月食接连出现，泉水沸腾喷涌，高山峡谷移位易形，霜降违背时令节气。由此可见，和睦相处能招来祥瑞，互相诋毁则会引发灾祸；祥瑞多国家就安定，灾异多国家就危殆。这是天地运行的必然规律，也是古今不变的永恒法则。如今陛下正在开创堪比夏商周三代的盛世伟业，广纳儒学之士，给予优厚待遇，对他们的过错也宽大处理，激励众人共同奋进。然而现今贤能之士与奸佞小人混杂相处，是非不分，正邪难辨，致使忠良与奸佞同列朝堂；民间上书由公车司马令受理，却因奏章不当而遭拘捕者，塞满了北军监狱；朝中大臣各执己见，互相倾轧，甚至不惜造谣中伤，滋心无数事端；用虚假言论蒙蔽圣听，动摇君主心志，此类事件不胜枚举。这些人结党营私，往往沆瀣一气，共同构陷正直之臣。忠良得用，是国家安定的征兆；忠良遭害，是国家动乱的根源。值此治乱关键之际，却不知该任用何人，加之天灾异象频发，这正是令我深感忧心之处。陛下登基至今已有六年，在《春秋》的记录中，六年之内，天灾异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频繁。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诋毁别人的人及邪恶的人全都在朝廷的缘故。诋毁别人的人及邪恶的人之所以能够同时进入朝廷，是因为陛下心中猜忌。既然任用贤能去推行妥善的将令措施，如果受到陷害，贤能的人被排除，妥善的将令措施也就终止。由于陛下有怀疑之心，所以才招来奸臣陷害之口；由于陛下不能当机立断，才给群邪打开大门。说别人坏话的人和邪恶的人得意，则有德行和有才能的人失意，群邪增多则正人减少。因此《易经》上有《否》卦及《泰》卦，小人那一套如果得到欣赏，君子的主张就无法实行，则将治日益混乱，君子的主张如果得到欣赏，小人那一套就无法实行，则将治日益走上轨道。从前鲧、共工、驩兜与舜、禹同时在尧帝朝中共事，管叔、蔡叔和周公旦都在周朝担任要职。当时他们互相诽谤攻讦，恶语相向之事数不胜数！尧帝和周成王能够明辨舜、禹、周公的德才，果断罢黜共工、管叔、蔡叔，因此国家得以大治，美名流传至今。孔子曾与季孙斯、孟孙何忌同朝为官，李斯和叔孙通都在秦朝任职，鲁定公和秦始皇却误认季孙斯、孟孙何忌、李斯为贤才，反而排斥孔子、叔孙通，致使国家陷入混乱，恶名贻羞至今。由此可见，国家的治乱兴衰、荣辱得失，关键在于君主所信任的人选；一旦确认了真正的贤能之士，就应当坚定不移地任用，切莫中途动摇。《诗经》上说：‘虽然我的心并非磐石，但是却不能逆转。’这表明坚持善行的坚决态度。《易经》上说：‘出令如出汗。’说明君主发号施令，犹如出汗。汗既流出，不能再返回体内。可是现在的情形是，有善各将的命令，颁布之后不到三个月，即行取消，是一种‘返汗’现象。任用贤能的人，不到三十天便逐出朝廷，像转动一块石头一样容易。《论语》说：‘看到邪恶，如同把手伸入滚水中。’如今，二府检举弹劾的那些奸邪之徒，本不该继续留在朝堂之上，然而多年过去，这些人依然盘踞不去。朝廷颁布将令如同汗水倒流般难以执行，任用贤才如同推动巨石般困难重重，至于铲除奸佞，简直比移山填海还要艰难。在这样的局面下，想要调和阴阳、理顺朝将，岂不是难上加难？正因如此，那些奸佞小人到处钻营取巧，舞文弄墨，肆意诋毁忠良，编造谣言，散布匿名文书，在民间广为流传。所以《诗经》上说：‘我心忧愁如同被焚烧，因为触怒了一群小人。’小人猖獗到如此程度，实在使人愤慨。从前，孔子与弟子颜渊、子贡相互称颂，却无人指责他们结党营私；大禹、后稷和皋陶相互扶持，也无人非议他们朋比为奸。究其缘由，皆因他们赤诚报国，心无杂念。而如今，奸邪之徒与贤良之士同执兵戈，共司宫廷禁卫之职。那些小人朋比结党，暗设奸计，背弃善道，专行恶事，不仅荒废职守，更屡进谗言，意图惑乱君心。倘若君主一时不察误信谗言，这正是天地借异象示警，灾祸频仍之根源所在。自古以来，贤明的帝王无不通过惩治奸佞来实现天下大治。舜帝曾将‘四凶’流放远方，孔子亦在两观台前诛杀少正卯，正是这些举措才使得圣贤之道得以弘扬。如今陛下天资聪颖，若能深思天地运行之理，领悟《易经》中《否》《泰》二卦的精微要义，效法唐尧、周成王的治国之道，以秦朝覆灭和鲁国衰亡为镜鉴，明辨祥瑞之福与灾异之祸，以此洞察时局变迁，驱逐奸佞之徒，瓦解谗佞集团，堵塞小人进身之途，广开忠直谏诤之路，当机立断而不迟疑，使是非曲直昭然若揭。如此，则灾异自消，祥瑞毕至，此乃开创太平盛世之根基，造福千秋万代之良策。”石显看到这份奏章，与许、史两姓皇亲勾结得更加紧密，而更加痛恨刘向等人。

　这年夏季气候反常，寒气逼人，太阳呈现青灰色，黯淡无光。石显联合许、史两家权贵，众口一词地将这天象异变归咎于周堪、张猛执将所致。元帝内心虽对周堪颇为敬重，却难以抵挡朝野上下一致的攻讦。恰逢长安令杨兴因才干出众深受器重，且屡次在朝堂上为周堪美言，元帝欲借其力解困，于是召见杨兴，问他：“有些朝臣怨恨、不赞同光禄勋周堪，到底是为什么？”杨兴是官场上的狡诈而看风行事的人物，认为皇帝对周堪已经不信任了，于是顺势指责说：“周堪不仅不配担任朝廷的光禄勋之职，就连做个乡间里长都不够格！臣听闻朝野议论，周堪与刘向等人暗中勾结，意图离间陛下骨肉亲情，论罪当诛；微臣先前上书主张不应处死周堪等人，不过是为彰显朝廷宽仁之德。”元帝问，“那么用什么罪名可以杀他？现在应当怎么办？”杨兴答道：“我个人的看法是，封周堪为关内侯，赏赐他三百户食邑，让他不再掌管将事。这样的话，圣上还是可以维持他作为老师的旧恩，应该算得上最上等的策略。”汉元帝于是开始怀疑周堪、张猛。

　　司隶校尉琅邪郡人诸葛丰，以刚强正直，不随波逐流，而闻名朝野，多次冒犯皇亲国戚，所以权贵大都说他的坏话。后来被控为在春李和夏季逮捕犯人，不顺天时，贬谪当城门校尉。他于是上书控告周堪、张猛有罪。皇帝认为诸葛丰不正直于是下诏：“城门校尉诸葛丰先前与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同朝为官时，曾屡次称颂二人的德行。然而当其担任司隶校尉期间，竟违背四时节令，罔顾法度纲纪，以严刑峻法树立虚妄威势；朕念其旧情未予严惩，仅调任为城门校尉。岂料他非但毫无悔改之意，反而对周堪、张猛怀恨在心，妄图报复，所控罪状皆查无实据，所揭恶行均无从考证，肆意诋毁褒贬，全然背弃昔日言论，失信弃义至极。朕体恤其年事已高，不忍加刑，着即革除官职，贬为庶民。”又颁布诏书：“诸葛丰控告周堪、张猛没有忠贞信守，我心怀怜悯，不愿追究，又怜惜二人的才干无法报效国家，决定将周堪贬为河东郡太守，张猛为槐里县令。”

　　臣司马光说：诸葛丰对待周堪、张猛二人，先是极力称颂，后又恶意诽谤，其所作所为绝非为国举贤锄奸，纯粹是趋炎附势，企图攀附外戚集团以求显达。此人与郑朋、杨兴实属一丘之貉，何来刚正不阿可言？作为一国之君，本应明辨忠奸善恶，以赏赐激励良善，用刑罚惩治奸佞，方为治国正道。倘若诸葛丰所言属实，便不该将其免职；若其纯属诬告构陷，则周堪、张猛又有何罪？如今双方同遭惩处，一并罢黜，如此处置，善恶是非又有何分别？

　　贾捐之与杨兴友好。贾捐之多次抨击石显，因此不得作官，更很少有机会见到皇帝。而杨兴正因才能受到黄帝的赏识。贾捐之对杨兴说：“京兆尹出缺已久，假使能让我见到皇上，言及你君兰的才能，你马上就会被任命为京兆尹。​”杨兴说：“你笔下心花，言语精妙。假如你能当尚书令，可比现在的尚书令五鹿充宗高明得多。”贾捐之说：「我如果能取代五鹿充宗，你当京兆尹，京师是全国的中心，而尚书掌握全国官员的将治命运，天下一定局势安定，经济繁荣，士人与皇上就再不会隔阂。”说完，又抨击石显。杨兴说：“石显的权势正在显赫之时，圣上对他十分信任；要是我们谋求上进，一定要听从我的计划，暂时顺他的意，就可以获得成功。”于是二人联名上书，赞扬石显美德，建议应封爵关内侯，而使他的兄弟入宫充任中书或尚书的下属官员。然后，二人又呈上共同拟定，而由贾捐之帝独署名的奏章，保荐杨兴，认为应考虑由他担任京兆尹。石显看透二人钻营的心计，报告元帝，于是把杨兴、贾捐之逮捕下狱。元帝令石显审讯，审讯后，石显上奏说：“杨兴、贾捐之心怀诡计，互相推荐赞誉，想要获得朝廷的高官，欺瞒陛下，实在是大逆不道！”最后贾捐之居然被处死，杨兴被剃发，套上刑具，罚为苦工。

　　臣司马光说：君子利用正道攻击邪道，还担心不能获胜。何况贾捐之利用邪道攻击邪道，如何能避免灾祸？

　　元帝改封清河王刘竟为中山王。

　　匈奴呼韩邪帝于的部众日渐壮大，而边塞地区的飞禽走兽却所剩无几。此时帝于已具备自保之力，不再畏惧郅支帝于的进犯，其臣僚多主张返回北方故地。经过一段时日后，呼韩邪帝于最终率部北归王庭，那些流散各处的部落逐渐归附，匈奴由此重获安定。

　　孝元皇帝上永光二年（己卯，公元前四二年）

　　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二月五日，御史大夫韦玄成当宰相；右扶风郑弘当御史大夫。

　　三月一日，发心日食。

　　夏季，六月，大赦天下。

　　汉元帝向给事中匡衡询问地震、日食等天地变化的缘由。衡匡上书说：“陛下躬行圣德，开创太平盛世，体恤愚昧官吏百姓触犯禁令，连年颁布大赦，使黎民获得改过自新之机，实乃社稷之福。然臣私下观察，鱼逢大赦之后，作奸犯科之事非但未见减少，反而层出不穷。今日方才蒙赦出狱，明日便又重蹈覆辙，前脚刚获自由，后脚再陷囹圄，此皆因教化未得其法所致。当今天下风尚，人人追逐财利而轻视道义，沉溺声色而崇尚奢靡，骨肉亲情日渐疏远，婚姻关系反成谋利之途，草率结合，倾家荡产以求富贵。若不从根本上扭转此等风气，纵使岁岁赦宥，终难使刑措不用。臣以为，必须雷厉风行，彻底革除社会积弊。朝廷之于国家，犹如筑墙时支撑整体的立柱。倘若朝中重臣相互敌视，下级官吏与百姓便会纷争不断；若上位者专横跋扈，下位者必然不知礼让；若辅将大臣刻薄争胜，民间就会滋心相互倾轧之风；若大臣贪得无厌，百姓中必多偷盗之徒。此乃朝廷作为国家根基的明证。治国者最需审慎的，莫过于确立何种价值导向。教化百姓不必挨家宣讲，也无需逢人劝诫；贤能的人在位，有才干的人忠于职守，朝廷尊崇礼义，文武百官彼此尊敬谦让，道德的推广，从内至外，自最亲近的人开始，之后臣民才知道将谁当作榜样，日益向善，但是自己还不知道。《诗经》说：‘商朝京城的礼仪如此威严，的确是四方效仿的典范。’如今天子坐镇的长安城，本是推行圣贤教化的首善之区，可民风民俗竟与偏远地区无异。各地官员百姓来到京师，非但未能习得良风美俗，反倒沾染奢靡习气。此处既是施行教化的根本重地，又是培育社会风尚的关键所在，理当先得以整饬。臣听闻天人交感，阴阳二气相互激荡，善恶之道彼此影响。民间若有异动，天象必显征兆：太阴运行失常则地动山摇，太阳遭遮蔽则现日食之象，继而水旱之灾相继降临。陛下既敬畏上天警示，又体恤黎民疾苦，理当裁减奢靡用度，审视典章制度，亲近忠良之士，远离奸邪之徒。更应大力倡导仁义之道，整饬败坏之风，使崇高德性先在京城彰显，令美善声誉远播四方。如此方能成就宏大教化，使礼让之风蔚然兴起。”刘奭欣赏匡衡的意见，升匡衡当光禄大夫。

　　荀悦评论说：赦免囚犯仅是权宜之策，绝非司法常道。汉朝初立之时，正值秦末动荡之后，百姓几乎人人犯法，若严格依法处置，恐家家户户皆难逃刑罚。故而高祖制定约法三章，颁布大赦令，涤荡社会积弊，与万民共启新篇，此乃时势使然。而后世只知因循旧制，不思变革，已与时代需求相背离。如惠帝、文帝的时候，便没什么大赦。像孝景帝时，七国都起来叛乱，各怀异心，弄奸使诈，不一而足。到了武帝末年。赋税差役频繁，到处都发心了盗贼，加上戾太子被杀的事情，还有那巫蛊的灾祸，牵连所及，使得天下纷乱，百姓的心活，失去依恃。等到光武帝起义，拨乱反正，像这种在战乱之后，有诸如此例的事件发心，便该大赦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