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张孔马传第五十三 原文

　　匡衡，字稚圭，是东海郡承县人。从他父亲往上，世世代代都是务农的，到了匡衡这一辈则喜爱学习，由于家境贫寒，他必须靠给人做工来维持生活与求学费用，但在学问上却能做到见解精到、功底扎实，远远超出常人。儒生们给他编了句顺口溜说：​“不要讲说《诗经》​，匡衡正要过来；匡衡讲说《诗经》​，使人会心而笑。​”

　　匡衡参加策问考试，拿到的是甲科题目，因答题不符合甲科的条令，被任命为太常掌故，后来被选调补缺为平原郡文学。许多学者上书推荐匡衡，说他经学通达，当世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应当让他到京城来担任文学官；后辈学子都想跟随他到平原郡学习经学，匡衡不该在边远地方任职。皇帝把这件事交给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少府梁丘贺进行考核问难，匡衡对答《诗经》各篇的要旨，精深而美好。于是萧望之上奏皇帝，说匡衡经学熟习精到，有师法可循，值得观摩学习。宣帝不太重用儒生，便打发匡衡仍回平原郡担任文学。皇太子看到匡衡的对答，私下里觉得很好。

　　恰逢宣帝去世，元帝刚刚即位，乐陵侯史高凭借外戚的身份出任大司马车骑将军，兼管尚书事务，前将军萧望之担任副手。萧望之是有名的儒者，对元帝有老师的旧恩，元帝信任他，他举荐的人很多。史高在官位上只是充数而已，与萧望之之间产生了矛盾。长安县令杨兴劝说史高道：​“将军凭外戚身份辅佐国政，地位尊贵显要，天下没有第二个人可比，然而百姓的议论、美名荣誉却不单独落在将军身上，这是什么缘故呢？他们肯定是听到了一些说法。就拿将军的官署来说，天下没有人不敬重仰慕，可是将军所举荐的人不过是自家门下的宾客和奶妈的子弟。人之常情往往在于疏忽大意而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可外面只要有一个人私下议论，他的话就会传遍天下。您身居富贵，但士人们不称赞您，这好比有狐白之裘却反着穿它。古人担心这种局面，所以降低身分、用心思考，把寻求贤才当作首要任务。书传上说：因为贤才难得就说治理国家不必依靠贤才，因为精美的食物难以得到就说填饱肚子不必依靠精美的食物，这是糊涂到了极点。平原郡文学匡衡才智绰绰有余，经学成就无人能比，只是因为朝廷无人引荐，所以随从选补的文书被安排到边远地区任职。将军如果征召他，把他安置在您的官署里，治学的士人们一定会和顺一致地称颂您的仁德。让匡衡参与国家政事的讨论，展现他所具备的才智，再把他推荐给朝廷，他必定成为治国的人才，这件事让百姓看到，您的名声就会传扬于世。​”史高认为他说得对，便征召匡衡担任议曹史，把匡衡推荐给皇帝，皇帝任命他为郎中，后来升迁为博士，担任给事中，在宫中供职。

　　这时，有日食地震的灾异，皇上问他在政治措施方面有何得失，匡衡呈上奏章说：

　　“臣听说五帝的礼制各有差异，三王的政教也不一样，民众的风俗和志趣各不相同，这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时势不同。陛下亲身践行圣人的德行，开创天下太平的局面，怜惜愚昧的官吏和百姓触犯法律、违背禁令，连年实行大赦，让百姓能够改正过错，重新做人，天下人感到非常庆幸。我私下观察到，大赦之后，奸邪之人并没有因此收敛，今天大赦，明天就犯法，接连不断地被逮捕入狱，这恐怕是因为引导他们没有掌握要领。养育民众，‘在于施行恩德正义’，‘展示好恶’，考察他们的过失并制定恰当的措施，所以能够引导他们达到和谐，安抚他们从而获得安定。如今天下的风俗是贪恋钱财，轻视德义，喜好歌舞女色，追求奢侈浪费，清廉知耻的节操不被看重，淫乱邪僻的思想四处泛滥，国家的纲常法纪失去了正常秩序，对关系较疏远的外戚家族反而比对同宗骨肉更亲近，对待同宗的恩情淡薄，给予外戚的赏赐却十分丰厚，使他们无原则地趋附，指望得到意外的利益或避开不幸，谋取自身的私利。不从根本上加以纠正，即使每年都大赦，刑罚仍然难以废止不用。

　　“我愚钝地认为，应当大力改变这种风俗。孔子说：‘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呢？’朝廷是国家的根本。公卿大夫共同遵循礼法，恭敬谦让，百姓就不会争执；爱好仁德，乐于施舍，百姓就不会凶暴；崇尚正义气节，百姓就会修养品行；宽厚温柔，和蔼慈惠，百姓就会互相亲爱。这四个方面，是英明的君王不用严刑峻法就能教化百姓的原因。为什么呢？朝廷上有发怒的言论，下面就会有争斗的祸患；上面有独断专行的官员，下面就会有不知谦让的人；上面有忌妒苛刻、争强好胜的属官，下面就会有伤害人命的念头；上面有贪图财利的臣子，下面就会有抢劫偷盗的百姓：这些就是社会风气不正的根源。如今才智平庸的官吏治理百姓，都不以礼让为根本，反而崇尚苛刻暴虐，或者忌恨歹毒，喜欢用各种罪名陷害人，贪图钱财，热衷权势，所以犯法的人很多，奸邪之徒无法禁止，即使施行严厉的刑法，仍然不能改变。这不是他们天生的本性，而是有原因才如此的。

　　“我私下考察《国风》中的诗篇，《周南》《召南》所蒙受的贤圣君主教化很深，所以百姓品行淳厚，不沉溺于女色。郑庄公喜好勇力，百姓竟敢徒手与老虎搏斗；秦穆公看重信义，士人们为遵守诺言而殉葬的很多；陈夫人喜好祭祀和巫术，老百姓就滥行祭祀；晋侯崇尚节俭，百姓就多有积蓄；太王亲身践行仁德，邠地的人们就崇尚宽恕。由此看来，治理天下的人应当慎重考虑所崇尚的是什么。如今的人们欺诈刻薄，忌恨歹毒，不谦让到了极点。我听说教化的流行，并不需要挨家挨户去对每个人劝说。贤良的人在官位上，有才干的人任职，朝廷崇尚礼仪，百官庄重谦让。道德的推行，是由内而外，从身边开始，然后百姓才知道效仿什么，一天天地向好的方面发展而自己却没有察觉。所以百姓得以安定，阴阳得以调和，神灵有所感应，各种祥瑞相继出现。《诗经》说：‘商王的都城齐整庄严，是四方各国的准则；他高寿而且安宁，来保佑我们后代子孙。’这是成汤所创建的最为完美的政治，是他保佑子孙、教化不同风俗的百姓、安抚四方部族的办法。如今长安是天子的京城，亲身承受着圣皇的教化，然而人们的风俗习惯与边远地方没有什么不同，从各地来的人没有什么可以效法的，有的人看到奢侈浪费就加以仿效。这是教育感化的根本、移风易俗的关键，应当首先加以端正。

　　“我听说天道与人事之间相互关联，精气与游魂有机会相互激荡冲击，善恶有条件相互推移演变，事件发生在下方，星象却会在天上变动。阴阳运动的规律是各自感应与其同类的事物，阴有变化，于是发生地震；阳受蒙蔽，于是出现日食，水旱灾害随着人们所做的同类事情而到来。如今关东地区连年饥荒，百姓贫穷困苦，有的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状，这都是征收钱粮过重、百姓负担太多所造成的，也是地方官吏安抚治理不得当的结果。陛下敬畏上天所显示的警戒，怜惜百姓，自己大量削减开支，减少甘泉、建章两宫的卫兵，撤销珠崖郡的建制，停止武备，推行文教，将要超越唐尧、虞舜时期的兴盛，断绝商朝、周朝衰败的因素。凡是看到撤销珠崖郡诏书的人，没有谁不高兴喜悦，每个人都认为将要看到太平盛世了。应当就此缩减宫室的规模，削减奢侈华丽的服饰，考察制度，整饬朝廷内外，亲近忠良正直的大臣，疏远奸诈机巧的佞臣，摒弃淫靡的郑卫之音，采用《雅》《颂》之乐，举荐杰出的人才，广开直言之路，任用温和善良的人，斥退刻薄无情的官吏，表彰操行高洁的士人，阐明反对贪欲的道理，学习儒家六经的要旨，考察前代的重要事务，明白自然的运行规律，推广和睦的教化，以推崇最高尚的仁政，匡正淫逸奢侈的习俗，改变民众的观念，使天下百姓都清楚地看到朝廷所尊崇的事物，道德在京城发扬光大，美好的名声传扬到国境之外，然后伟大的教化才能形成，礼让才能兴盛。”

　　皇上喜欢他的话，迁升匡衡担任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当时，皇上喜好儒家学术和文辞风采，对宣帝当年的施政措施做了不少改变，谈论政事的人大多得以入朝觐见，每个人都自认为符合皇上的心意。再加上傅昭仪和她的儿子定陶王受到皇上的喜爱与宠幸，其程度超过了皇后和太子。匡衡又上书劝谏说：

　　“我听说国家是太平还是混乱、是安定还是倾危，关键在于慎重地审视用心的所在。承受天命的帝王，其要务在于开创基业、留下治国方略，传给后代子孙直至无穷；继位的君主则应致力于继承并弘扬先王的德政，表彰他们的功业。从前周成王继承王位，想要传述文王、武王的道统来修养自己的心志，事业的美盛都归功于文王、武王，不敢独自享有美名，因此上天接受祭祀，鬼神保佑他。​《诗经》说：‘思念我的祖父文王，仿佛常常看见他来到朝廷。’这是说周成王常常追念祖父和父亲的功业，鬼神保佑并辅助他治理国家。

　　“陛下圣德广布，如同上天覆盖万物，像爱护亲生子女一样慈爱百姓，然而阴阳未能调和、奸邪尚未禁绝的原因，大概是议论朝政的人没有大力弘扬先帝的盛大功业，却争辩说旧制度不可沿用，一定要加以改变，改变后有的行不通，又再恢复回来，因此百官互相争论是非，官吏和百姓无所适从。我私下痛心国家放弃了卓有成效的功业，却白白地为此纷扰忙乱。希望陛下仔细考察开创基业、传留后世的重大事务，留意于遵循制度、宣扬先帝功业，以此来安定百姓的心意。​《大雅》说：‘思念你的祖先，陈述并继承发扬他们的功德。’孔子把它编入《孝经》第一章，正因为它是最高道德的根本。传书上说：‘审察好恶之情，调理好本性，王道就在这里面了。’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天性，然后才能充分实现万事万物的天性；能够充分实现万事万物的天性，才可以促进天地的化育功能。修养本性的方法是，一定要审视自己的长处，并努力弥补自己的不足。大抵而言，听觉灵敏、明察事理的人要警惕过于苛细，信息闭塞、见识不广的人要警惕受人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要谨慎避免暴躁，仁爱温和的人要警惕优柔寡断，沉静舒缓的人要警惕落在时机后面，心胸宽广的人要警惕遗忘大事。一定要审视自己应当戒备什么，采取恰当的措施加以调节，然后中和的教化才会相应显现，虚伪奸诈的人不敢结党营私、妄图进用。希望陛下警惕自省，使圣明的德行更加崇高。

　　“臣又听说夫妇之道如果彰明，天下就会太平。所以《诗经》从《国风·关雎》开始，​《礼经》以《冠义》​《婚义》为根基。从《关雎》开始，是为了追溯情性，阐明人伦关系；以《冠义》《婚义》为根基，是为了端正基础，防患于未然。福运的兴起没有不以夫妇为根本的，世道的衰微没有不从家门之内开始的。因此圣明的帝王必定慎重处理妃嫔与皇后的关系，区别突出嫡妻长子的地位。在宫门之内施行礼制，身份低下的不能超越身份尊贵的，新宠的不能超越旧有的，这是为了制约人们的感情，是调理阴气的方法。礼制尊重嫡长、降低众庶，嫡子在堂前东面的主阶加冠，行礼时用名贵甜酒，庶子们不能与他平列，这是用来尊崇嫡宗、明辨嫌疑的方法。这并非凭空增加一些礼节仪式而已，乃是本质上就有所不同，所以礼节仪式是深入探究嫡庶之间这种实情的外在表现。圣人在日常起居游玩宴乐中所亲近的事物，大小尊卑都应有次序；有了次序，那么国家自然就能治理好，百姓便会顺从教化。如果应当亲近的却加以疏远，应当尊贵的却降低地位，巧诈的奸人就会趁机活动，从而扰乱国家。所以圣人谨慎地防范它的萌芽，禁止在尚未形成之前，不因私人恩情损害公正大义。陛下圣德纯洁完美，没有哪一处不端正，这样的话，天下就可以无为而治了。​《诗经》说：‘想要治理好天下四方，先要能安定自己的家。’《易经》说：‘端正好家，天下就能安定了。’”

　　匡衡担任少傅几年，多次上奏章陈述有利于国家、合乎时宜的计策。等到朝廷中有了关于政事的争议，他就依据儒家经典来对答，言论大多符合法度义理。皇上认为他可以胜任公卿的职位，因此让他先后担任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他接替韦玄成担任丞相，被封为乐安侯，食邑六百户。

　　元帝去世，成帝登上皇位，匡衡上奏疏，希望皇上在配偶方面警惕，并拿儒家经典中有关威仪的法则加以劝勉，他说：

　　“陛下秉性最为孝顺，哀悼先帝，思念之情从未停歇，没有游玩射猎的娱乐，确实在慎终追远方面感情深厚，没有止境。虽然这是圣明本性如此表现，我私下仍希望陛下能在圣明的心志上多加留意。​《诗经》说‘孤独忧伤地处丧悲痛之中’，这是说周成王服丧结束后仍在思念先人，情感还不能平静，这大概就是成就文王、武王的功业、崇尚伟大教化的根本原因。

　　“我又听老师说：‘夫妻关系是生育人类的开端，各种福分的根源。’婚姻之礼端正了，然后万物才能成就，天命得以保全。孔子论《诗经》以《关雎》为第一篇，他说处于最高地位的人是百姓的父母，皇后和众妃的德行如果不能与天地相匹配，就没有资格承奉神灵的统绪，治理万物使之各得其所。所以《诗经》说：‘幽静秀美的女子，是君子的好配偶。’意思是说能够致力于贞洁善行，不动摇操守，情欲的萌动不在容貌举止上显露，游宴玩乐等私密情感不在行动中表现，这样才配得上作为帝王主持宗庙朝廷的人。这是纲常法纪的首要，王道教化的开端。从远古以来，夏、商、周三代的兴盛与衰亡，没有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希望陛下详细考察这些得失盛衰的效果，以安定国家的根基，选择有德行的配偶，警惕歌舞女色，亲近严正恭敬的人，疏远那些奇技淫巧的无德之人。

　　“我私下看到陛下圣德纯洁美好，专心研读《诗经》《书经》，喜爱它们没有满足。我匡衡才质低劣，没有什么能辅助美善的义理，宣扬仁德的声音。我听说“六经”是圣人用来秉承天地的意志、彰显善恶的归宿、辨别吉凶的界限、疏通人伦的正理，使人们不违背本性的。所以审察“六经”的义旨，那么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可以和谐，草木昆虫都可以养育，这是永远不变的准则。至于《论语》《孝经》，它们是圣人言论行事的纲要，应当贯彻其中的意旨。

　　“臣又听说圣王亲自制定进退揖让等礼仪，祭祀上天，奉事父母，临朝听政，宴请群臣，每件事都有礼节仪式来彰显人伦关系。谨慎恭敬，是祭祀上天时的仪容；温和恭敬谦逊，是奉事父母时的礼节；挺直身体、庄重恭敬，是临朝听政时的仪表；欢乐仁慈、柔和愉悦，是宴请臣下时的容颜。一举一动，每件事都遵循相应的礼仪，因此容貌举止体现出仁义，行动成为准则。孔子说：‘道德仁义值得敬重，仪容举止值得瞻仰，进退周旋可作典范，以此治理百姓，所以百姓对他既敬畏又爱戴，效法并模仿他。’《大雅》说：‘恭敬谨慎地保持庄严的仪容，成为民众的榜样。’王侯们正月朝见天子，天子看重道德，公开展现庄严温和的仪表给他们瞻仰，又行礼奏乐让他们观看，用甜酒宴请他们后才让他们回去。所以各国都获得福泽，受到感化而形成风俗。如今陛下正月初次登临大殿，接受朝贺，大摆宴席款待各国王侯，书传上说‘君子慎重对待开端’，希望陛下留意于行动礼节，使与会的臣下能够仰望您的盛德光辉，以此树立典范，天下的人都会感到非常庆幸！”

　　皇上庄敬地接受了匡衡的建议。不久，匡衡又上奏章改正了南北郊祭的地点，废除了很多不合礼制的祭祀，这些事记载在《郊祀志》中。

　　起初，元帝在位时，中书令石显专权，从前的丞相韦玄成到匡衡都畏惧石显，不敢违背他的意思。等到成帝刚即位，匡衡便与御史大夫甄谭共同上奏弹劾石显，逐条追述他过去的罪恶，并涉及他的同党。这时司隶校尉王尊就上奏弹劾说：​“匡衡、甄谭身居大臣之位，知道石显等人仗势专权，作威作福，成为国家的祸害，却不及时举报予以惩处，反而阿谀奉承，违法顺从，附和下属，欺骗皇上，没有尽到大臣辅政的道义。已经揭发石显等人的罪行后，又不自己陈述不忠的责任，却反而公开宣扬先帝任用邪僻不正、反复无常的奸人，犯了不道之罪。​”诏书下达，成帝不予追究。匡衡内心惭愧害怕，呈上奏章，承认错误，请求原谅，于是托病请假，自请退职，交上丞相和乐安侯的印信。皇上批复说：​“您因道德谨饬清明，位列三公，先帝把政务托付给您，并延续到朕即位之后。您遵纪守法，为国事操劳，朕很高兴与您同心合意，希望有所成就。如今司隶校尉王尊胡乱诋毁欺诈，把诽谤加在您身上，朕很同情您。正要把他交给有关部门审问罪状，您有什么疑虑而上书要归还侯印、自请退职？这恰恰彰显了朕的察见不明。书传上不是说吗？‘礼法道义上没有过错，何必担心别人的闲话！’您应当思量。希望您打起精神，请医用药，努力进食，自己爱惜身体。​”便赏赐匡衡上等好酒、养牛。匡衡只好起身，继续治事任职。皇上因为刚登皇位，宽厚优待大臣，然而下面群臣大多认为王尊说得对。匡衡沉默郁闷，内心不安，每逢水灾、旱灾或不合时令的风雨，就接连自请退职让位。皇上总是下诏慰问安抚，不予批准。

　　过了一段时间，匡衡的儿子匡昌担任越骑校尉，因喝醉酒杀了人，被关进诏狱。越骑校尉的官属与匡昌的弟弟打算合谋把匡昌抢出来。事情败露后，匡衡脱下帽子、光着脚，不敢继续在位，等待朝廷处置，天子派谒者传诏给他，让他戴上帽子、穿上鞋去处理政务。可是有关部门呈上奏章，揭发他涉及“专地盗土”，匡衡最终因罪被免官。

　　起初，匡衡的封地在僮县的乐安乡，这乡原有田地共三千一百顷，南边以闽佰作为地界。元帝初元元年，郡里绘制的地图错误地把闽佰写成了平陵佰。过了十多年，匡衡受封到临淮郡乐安乡，便在真正的平陵佰上堆土植树作为乡界，多占了四百顷。到成帝建始元年，郡里才勘定匡衡侯国的地界，送上计簿和更正后的侯国地图，报告给丞相府。匡衡对他的亲信官吏赵殷说：“主簿陆赐原先在奏曹任职，熟悉业务，清楚国界，让他代理集曹掾。”第二年研究处理计簿时，匡衡问赵殷有关侯国地界的事说：“集曹打算怎么办？”赵殷说：“陆赐认为应提出计簿中的问题，要求郡里改定平陵佰为实际地界。恐怕郡里不肯落实，可以让家丞送报告上来。”匡衡说：“只是考虑应当得到还是不应当得到罢了，何必送上报告？”他也没有告诉集曹让他们提出计簿中的问题，听任集曹去办。后来陆赐跟副手名叫明的人提出计簿中的问题说：“根据旧图，乐安乡的南边以平陵佰为界，不依照旧图却以闽佰为界，理由是什么？”郡里便又划出四百顷拨给乐安国。匡衡派从史到僮县去收取所退还田地的租谷一千多石归自家。司隶校尉王骏、少府张忠兼管廷尉事务，上奏弹劾说：“匡衡监守自盗，价值在十金以上。《春秋》的义理认为，诸侯不能擅自处置封地，以此来统一尊崇法制。匡衡位列三公，辅佐国政，统管计簿，知道郡里实际已经勘正国界，计簿已经定妥，却违背法制，‘专地盗土’，为自己增加收益，还有陆赐、明曲意迎合匡衡的意旨，卑劣地举发郡里的计簿，乱减僮县的地界，附和下臣欺骗皇上，擅自将国家土地非法加给大臣，都犯了‘不道’之罪。”这时皇上认可了他俩的奏章，但不同意治匡衡的罪，只免去他丞相的官职，让他成为平民，匡衡后来死在家里。

　　匡衡儿子匡咸也通晓儒家经术。做过九卿之职。他家世世代代当博士的很多。

　　张禹，字子文，是河内郡轵县人，到他父亲时把家迁到了莲勺县。张禹还是孩童的时候，多次跟随家人去集市，喜欢到占卜看相的人跟前观看。时间久了，他懂得了分蓍草排列卦象的意思，不时在旁边插话。卜相人喜欢张禹，又觉得他相貌奇特，便对他父亲说：“这孩子很聪明，可以让他学习经书。”等到张禹长大成人，便到长安求学，跟从沛郡的施雠学习《易经》，向琅邪郡的王阳、胶东郡的庸生请教《论语》，通晓熟习之后，有了众多门徒，被举荐为郡文学。宣帝甘露年间，儒生们推荐张禹，皇上下诏让太子太傅萧望之进行考核问难。张禹对答《易经》《论语》的要旨，萧望之认为回答得好，上奏说张禹经学精通熟习，有师法可循，可以试用官职。奏章被搁置未批复，张禹回去担任原职。过了一段时间，他被试用为博士。元帝初元年间立皇太子，博士郑宽中用《尚书》教授太子，他推荐说张禹擅长讲解《论语》。皇帝下诏让张禹教授太子《论语》，因此张禹升任光禄大夫，几年后，调出京城担任东平国内史。

　　元帝去世，成帝即位，征召张禹和郑宽中，二人都以老师身份被赐予关内侯爵位，郑宽中食邑八百户，张禹食邑六百户。任命张禹为诸吏光禄大夫，禄秩为中二千石，担任给事中，在宫中供职，兼管尚书事务。这时皇帝的舅父阳平侯王凤担任大将军辅政，独揽大权，皇上年纪尚轻，为人谦让，正向往经学，敬重老师。张禹与王凤共同掌管尚书事务，内心不安，多次借口生病上奏疏，请求退职，想要退让回避王凤。皇上批复说：“朕年轻执掌政权，处理纷繁国事担心不恰当，您凭道德做我的老师，因此把国家政务托付给您。您有什么疑虑而多次请求退职，忽略忘记了旧日的情谊，想要回避流言蜚语？朕没有听到什么流言。您应当坚定意志，集中思想，全面掌握各项大事，孜孜不倦地推动工作，不要违背朕的心意。”并加意赏赐黄金百斤、养牛、上等好酒，太官送致膳食，侍医看病，使者代表皇帝前来问候。张禹感到惶恐，才开始治事任职。成帝河平四年，张禹接替王商担任丞相，被封为安昌侯。

　　张禹担任丞相六年，到成帝鸿嘉元年，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皇上多次嘉许安慰，才同意了他的请求。赏赐他安车驷马、黄金百斤，免去官职返回家中，以列侯身份在每月初一、十五朝见皇上，加授“特进”官衔，朝见礼仪与丞相相同，为他配备五名从事史，加封四百户食邑。天子多次给予赏赐，前后价值达几千万。

　　张禹为人谨慎稳重，私下经商积累财富，他家以耕作为主业。等到他发财做大官后，买田多达四百顷，都是泾水、渭水灌溉的极肥沃高价的田地。其他财物与此相当。张禹天性熟悉通晓音乐，生活奢侈放纵，他住在深宅大院里，后院厅堂常常演奏各种乐器。

　　张禹的弟子中成就特别突出的，有淮阳郡的彭宣，官至大司空，沛郡的戴崇，官至少府。彭宣为人恭谨节俭，遵守法度，戴崇为人却随和简易，富有智谋，这两人操行不同。张禹心里偏爱戴崇，敬重彭宣但与他疏远。戴崇每次探望张禹时，常常要求老师应当摆酒设乐，与弟子共同娱乐。张禹就带戴崇到后堂饮酒开宴，女眷也不回避，并肩而坐，听艺人们演奏乐器，声音清脆动听，极其欢乐，直到深夜才结束。可是彭宣来的时候，张禹在厢房接见他，讨论儒家经义，天黑留他吃饭，也只有一道肉菜，对坐小酌。彭宣从未进过后堂。后来两人听说了这件事，各自感到满意，认为合适。

　　张禹年纪大了，自己修整墓地，建造祠堂，他喜欢平陵县肥牛亭的亭部那块地方，该地又靠近成帝正在修建的延陵，张禹便奏请皇上把这块地批给他，皇上就把它赐给了张禹，下诏命令平陵县将亭部迁到别处。曲阳侯王根听说此事后上奏章劝谏说：​“这块地正好处在从昭帝平陵寝殿取出衣冠出游到祠庙的道路中间，张禹身为老师，不遵循谦让的美德，竟然求取先帝衣冠出游所经之路，又迁移毁坏原有的亭部，更加不合适。孔子说过‘你端木赐爱惜那只羊，我却爱惜这庄严的礼仪形式’，应当改赐其他地方给张禹。​”王根虽然是皇帝的舅父，但皇帝敬重他的程度比不上张禹，他的话虽然恰当，仍然没有被采纳，皇帝最终还是把肥牛亭部这块地赐给了张禹。王根因此妒忌张禹所受的宠爱，多次诋毁中伤他。天子却更加尊敬厚待张禹。张禹每次生病，总要把自己的饮食起居情况报告皇上，皇上亲自前来问候。皇上亲自在张禹床前行礼，张禹叩头谢恩，趁机倾诉心事说：​“老臣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疼爱女儿超过儿子，女儿远嫁张掖郡太守萧咸为妻，我难以忍受父女分离的私情，想和她接近。​”皇上立即将萧咸调任为弘农郡太守。另外，张禹最小的儿子没有官职，皇上问候张禹时，张禹好几次注视他的小儿子，皇上立即在张禹床前任命他的儿子为黄门侍郎，到宫中供职。

　　张禹虽然住在家里，但以特进的身份担任天子的老师，国家每有重大政事，他一定参与讨论决定。成帝永始、元延年间，日食、地震尤其频繁，官吏百姓中有很多人上书谈论这些灾异的应验，指责是外戚王氏家族专权所致。皇上对频繁出现的灾异感到恐惧，认为吏民的说法很对，只是没有确凿依据弄明白，于是亲临张禹府上，屏退身边侍从，亲自就上天变异之事向张禹请教，随即把吏民关于王氏专权的上书给张禹看。张禹自己觉得年事已高，子孙势弱，又跟曲阳侯王根不和，害怕遭到他的怨恨。张禹便对皇上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发生日食三十多次，地震五十六次，有的是因为诸侯间互相残杀，有的是因为四方部族侵犯中原。灾变的含义高深幽远难以弄清，所以圣人很少谈论天命，不谈论怪异、鬼神。人性与天道的关系，即使像子贡那样聪明的人都不曾听过受教，何况见识浅陋的鄙陋儒生们所说的话！陛下应当修明政事来回应灾异，与吏民共同享受幸福和善庆，这是经书义理的旨意。新学的后生小子，扰乱正道，误导他人，应当不要相信采用，要用儒家经典所载的原则来决断它。​”皇上向来很信任宠爱张禹，从此不再怀疑王氏家族。后来曲阳侯王根以及众多王氏子弟听到张禹的话，都很高兴，于是亲近张禹。张禹看到有变异或者皇上身体不安康，就择日沐浴斋戒，夜晚把蓍草暴露在星光下，第二天端正衣冠，笔直站立，用蓍草占卜，得到吉利的卦象就献上其占辞，如果得到不吉利的卦象，张禹就为此心神不宁，忧虑之色显现在脸上。

　　成帝去世后，张禹继续事奉哀帝，于建平二年去世，谥号为节侯。张禹有四个儿子，长子张宏继承侯爵之位，官至太常，位列九卿之中。张宏的三个弟弟都担任校尉、散骑、诸曹等官职。

　　当初，张禹作为皇上的老师，因皇上不便频繁向他请教经书义理，他便编写了《论语章句》进献上去。早年鲁地的扶卿以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都讲授过《论语》，各家的篇章次序有所不同。张禹起初师从王阳，后来又向庸生学习，博采各家学说中妥帖得当的义理，最终编撰成《论语章句》，受到人们的推崇和重视。儒生们为他编了句韵语说：“要想研究《论语》，注文熟读张禹的。”因此学者们大多依从张禹之说，其余各家的学说逐渐衰微。

　　孔光，字子夏，是孔子的第十四代孙。孔子生孔鲤（字伯鱼），孔鲤生孔伋（字子思），孔伋生孔帛（字子上），孔帛生孔求（字子家），孔求生孔箕（字子真），孔箕生孔穿（字子高）。孔穿生孔顺，孔顺在魏国担任丞相。孔顺生孔鲋，孔鲋在陈涉部下任博士，死于陈县。孔鲋的弟弟孔迁字子襄，担任汉惠帝的博士、长沙国太傅。孔迁生孔忠，孔忠生孔武和孔安国，孔武生孔延年。孔延年生孔霸，字次儒。孔霸生孔光。孔安国和孔延年都凭研究《尚书》担任汉武帝的博士。孔安国官至临淮郡太守。孔霸也研究《尚书》，师从太傅夏侯胜，昭帝末年任博士，宣帝时任太中大夫，被选拔教授皇太子经书，后升任詹事，担任高密国相。当时诸侯国相的禄秩在郡太守之上。

　　元帝即位后，征召孔霸，以老师身份赐给关内侯爵位，食邑八百户，赐号褒成君，加官给事中，在宫中供职，加恩赏赐黄金二百斤、住宅一所，并将户籍迁至长安。孔霸为人谦逊退让，不喜好权势，常说自己的爵位太高，有什么功德能够承受！皇上想提拔孔霸为丞相，从御史大夫贡禹去世以及薛广德被免职后，总想让孔霸接任。孔霸推让官位，多次陈述理由，皇上深知他出于真心，才没有任用。因此更加尊敬他，赏赐十分丰厚。等到孔霸去世，皇上穿着白色丧服两次到孔霸家中吊唁，甚至赐给东园制作的上好棺材以及金钱布帛，下达封策，赠予列侯级别的礼仪，谥号为烈君。

　　孔霸有四个儿子。大儿子孔福继承了关内侯的爵位。二儿子孔捷、三儿子孔喜都担任校尉、诸曹的官职。孔光是年龄最小的儿子，对经学尤其精通，还不到二十岁，就被举荐为议郎。光禄勋匡衡推举孔光为方正，担任谏议大夫。因为议论事情不合皇上的心意，被降职为虹县县长。他主动辞去官职，回到家乡教授学生。成帝刚登基的时候，孔光被举荐为博士，皇上多次派他复查冤案、巡视民风、救济流民，他奉命出使都能符合皇上的心意，因此在当时出了名，被人们所知。这时候，博士的选拔分为三个等级，高等的担任尚书，次等的担任刺史，那些不通晓政事的按资历长短补任诸侯王的太傅。孔光因为考核成绩优秀担任了尚书，他查阅以前典章制度中的各种标准，几年后便通晓并熟悉了汉朝的制度与法令。皇上很信任他，调任他为仆射、尚书令。皇帝下诏说孔光办事周密谨慎，从未有过过失，在本职之外加授“诸吏”的头衔，任用他的儿子孔放为侍郎，在黄门官署供职。几年后，他升任为诸吏光禄大夫，俸禄级别达到中二千石，又加官给事中，赏赐黄金一百斤，兼管尚书事务。后来孔光担任光禄勋，仍然兼管尚书事务，像以前一样加授诸吏、给事中的官职。他总共主管中枢政务十多年，遵守法度，熟悉旧例。皇上有事询问他，他就依据经学义理，拿出自己内心认为妥当的意见来回答，不揣测皇上的意图而盲目附和；如果皇上有时不采纳，他也不敢极力劝谏，因此能在位长久而安稳。每次呈上奏章，过后就把底稿销毁，他认为留下底稿就是暴露皇上的过失，以此博取忠直的名声，这是臣子的大罪。他有什么举荐，唯恐被举荐的人知道内情。他在休假日回家休息，与兄弟、妻子、儿女闲谈，始终不涉及朝廷宫禁中的政事。有人问孔光：“温室殿中的树木都是些什么树？”孔光沉默不回答，转而用别的话应付，他保守机密到了这种程度。孔光是皇帝老师的儿子，年轻时便因经学明通、品行端正而著称，进入官场很早就有建树。他不结交党羽朋友，不豢养游说之士，也不向别人求助。这既是本性能够自觉遵守法度，也是客观形势使他这样做的。他从光禄勋升任为御史大夫。

　　绥和年间，成帝登基已有二十五年，尚无子嗣继承，血缘最亲近的亲属中有同母异父的弟弟中山孝王以及同母异父弟弟的儿子定陶王在世。定陶王喜好学问、富有才干，与皇帝属于叔侄辈分。再加上他的祖母傅太后暗中为他谋求成为汉朝的继承人，私下结交讨好赵皇后、赵昭仪以及皇帝的舅父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因此这三人都劝说皇上立定陶王为皇位继承人。皇上于是召见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孔光、右将军廉襃、后将军朱博，将他们全部请入宫中，商议中山王与定陶王谁更适宜作为继承人。翟方进、王根认为定陶王是皇上弟弟的儿子，​《仪礼》中说“兄弟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为他人做后代就等于做他人之子”​，定陶王适合当继承人。廉襃、朱博也都与翟方进、王根的意见相同。唯独孔光认为依据礼制确立继承人应凭血缘关系。中山王是先帝的儿子、皇上的亲弟弟，援引《尚书》中殷朝盘庚继承兄长之位并将王位传给弟弟的旧例，中山王适宜作为继承人。皇上认为《周礼》规定兄弟的神主牌位不能相继入宗庙，加上赵皇后、赵昭仪希望立定陶王，于是便决定立定陶王为太子。孔光因为所提意见不合皇上的心意，被降职为廷尉。

　　孔光长期主管尚书事务，熟悉法令，因此在廷尉任上以审慎公平著称。当时定陵侯淳于长因犯大逆罪被处死，他的小老婆廼始等六人都在淳于长之事尚未败露时就被抛弃赶走，其中有的已经改嫁。等到淳于长的事被揭发，丞相翟方进、大司空何武评议此案，认为“法令规定，犯罪的人各自依据犯罪时的法律条文来定罪，表明有一个时间界限。淳于长犯大逆罪时，廼始等人当时正是淳于长的妻室，已有应当连坐的罪责，与本人犯罪没有区别。后来才被抛弃离开，在法律上没有什么可以免罪的理由。请求皇上批准判处死刑”。孔光评议认为“犯大逆无道之罪的人，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不论年长年幼都处死刑，这是为了惩戒后来的犯法者。夫妻之间的关系是有情义就共同生活，没有情义就分离。淳于长自己不知道会犯大逆之罪而抛弃赶走廼始等人，她们有的已经改嫁，情义已经断绝。如果还把她们当作淳于长的妻室来定罪处死，罪名并不恰当，不应连坐”。皇上下诏书说孔光的评议正确。

　　这一年右将军廉襃、后将军朱博因定陵侯、红阳侯之罪受连坐，都被免官成为平民。皇上任命孔光为左将军，掌管原先右将军管辖的事务，执金吾王咸为右将军，掌管原先后将军管辖的事务。撤销后将军这一官名。几个月后，丞相翟方进去世，皇上召令左将军孔光准备授予丞相之职，已经刻好了侯印并写好了赞辞，皇上突然患急病去世，就在这天夜里，孔光在刚去世的成帝灵柩前叩头接受丞相和博山侯的印信。

　　哀帝刚即位时，亲自践行勤俭节约，裁减或削减各项费用，政事都由自己裁决，朝廷局面安定，期望能实现真正的太平。皇上褒奖大臣，给孔光加封一千户食邑。当时成帝的母亲太皇太后居住在长乐宫，而哀帝的祖母定陶傅太后住在封国设在京城的府邸，皇帝下诏询问丞相和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应当住在哪里？​”孔光素来听说傅太后为人刚烈暴躁，擅长权术阴谋，自从皇帝婴儿时就喂养、抚育、管教、引导直至长大成人，对皇帝的登基也有功劳。孔光担心傅太后干预政事，不想让她与皇帝朝夕接近，便建议定陶太后应当另建宫室。大司空何武说：​“可以住在北宫。​”皇上采纳了何武的建议。北宫有紫房复道通往皇帝居住的未央宫，傅太后果然早晚都沿着这条复道来到皇帝住所，要求加封尊号，让皇上尊崇宠爱她的家族，使得皇帝无法依循正直的原则行事。不久，傅太后堂弟的儿子傅迁在皇帝身边行为尤其邪恶不正，皇上免去他的官职，让他返回原籍。傅太后发怒，皇上不得已又留下傅迁。孔光与大司空师丹上奏说：​“诏书写着‘侍中驸马都尉傅迁奸诈机巧，阿谀奉承，不守道义，泄露机密，对国不忠，是国家的祸害，解除官职，遣归老家’，随后又有诏书说停止遣送。天下之人猜疑迷惑，没有什么可以信赖，损害您圣明的德行，实在不是微小的过错。陛下因灾异变怪接连出现，不居正殿，接见群臣，想探求灾变的原因，可旧有的不善之事，至今仍无改变。臣等请求将傅迁遣归老家，以消除奸邪之党，回应上天的警告。​”哀帝最终还是没能遣送傅迁回家，傅迁又重新担任了侍中。哀帝被傅太后胁迫控制，都是类似的情形。

　　傅太后还想与成帝的生母一样称尊号，臣子们大多顺从她的心意，说母亲因儿子而尊贵，应该加上尊号以增进孝道。只有师丹和孔光坚持不同意。皇上既觉得违背大臣们的正当建议很为难，宫内又被傅太后胁迫，连年犹豫不决。后来师丹因罪被免官，朱博接替他担任大司空。孔光从先帝商议继承人之时起就已存在意见分歧的嫌隙，又严重违背了傅太后的心意，因此傅氏中有官位的人与朱博内外呼应，共同诽谤诬陷孔光。过了几个月，哀帝下策书罢免孔光说：​“丞相是朕的重要辅佐，与朕恭敬地奉承宗庙社稷，统治天下，弥补朕的不足来治理万民。朕未能显扬德行，天灾变异严重而频繁地出现，日月失去光辉，山陵崩塌，河水决口，五星偏离轨道，这些都表明朕的德行不佳，朕的辅佐大臣不良。您先前担任御史大夫，辅佐先帝前后达八年，始终没有进献过忠言，提出过良策。如今辅佐朕，前后三年，为国分忧的劝谏也未曾听您说过。如今阴阳失调，连年歉收，五谷不熟，天下空虚，百姓饥饿，父子离散，流亡在道路上的百姓数以十万计。百官职务多有荒废，违法作乱之人放纵不已，盗贼纷纷起事，有的攻打官署，杀死地方长官。朕多次拿这些事询问您，您没有警惕担忧的意思，反而说盗贼不足为害。因此百官都懈怠松弛，没有谁把政事放在心上，过失是由您造成的。您主持国家大政，总揽百官之任，对上不能匡正朕的过失，对下不能安抚百姓。​《尚书》不是说吗？‘不可空设百官，上天命定的事务，应由人代为办好。’唉！您应交回丞相和博山侯的印信，免官回家。​”

　　孔光退居乡里巷子，闭门修养自身。朱博接替他担任丞相，几个月后，因为迎合傅太后的意旨，虚报奏事而自杀。平当接替朱博为丞相，几个月后去世。王嘉又担任丞相，多次直言劝谏，违逆皇帝的心意。一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三位丞相，评论的人都认为他们比不上孔光。皇上因此思念起孔光。

　　恰逢元寿元年正月初一发生日食，过了十多天傅太后去世。这个月皇上征召孔光到公车署，向他询问日食之事。孔光回答说：​“臣听说太阳是众多阳类事物的宗主、君王的象征、至高无上的星象。君主德行衰微，阴类事物就会旺盛强大，侵犯遮蔽阳类的光明，那么就会出现日食来感应。​《尚书》说‘恭敬地使用五件事’，‘施政要采用大中之道’。如果貌、言、视、听、思五件事有所失误，大中之道不能确立，那么灾祸的征兆就会接连到来，六种极端不幸的事就会频繁降临。皇帝如果没有准则，这就叫大中不立，经传上说‘这时就会出现日月不按规律运行的情况’。指的是月亮运行过快或过慢，严重的就会出现日食月食。又说‘六种恶劣气象的发生’，如果是在正月初一，那么应验得最为厉害。近日正月初一发生日食，变异出现在年、月、日三个起始的交点。上天耳聪目明，如果没有那些事情，天象变异不会凭空发生。​《尚书》说‘先代圣王遭遇变异必端正自己的政事’，意思是说怪异之来是因为政事有不正之处。臣听老师说过，上天辅佐帮助君王，所以天灾变异多次出现来谴责警告他，想要他改正。如果不害怕，想办法回应上天的谴责并消除它，反而轻忽怠慢、欺瞒不敬，那么重罚就会加到他头上，它的到来是必然的。《诗经》说：‘警惕警惕，上天高明，天命不会有差错！’又说：‘敬畏上天的威严，于是获得安宁。’这些都是说不畏惧上天的警戒，就凶险；畏惧它，就吉利。陛下品德圣洁，耳聪目明，谨慎畏惧，接受顺应上天的警戒，敬畏天象的变异，多动脑筋，虚心平气，召见群臣，想探求变异的原因，随后整饬自身，约束自己，总揽匡正各项政事，放逐疏远进谗言、搞游说的奸邪之徒，援引吸收诚恳专一、耿介正直的臣下，斥退清除贪婪残害道义之人，引进任用贤良的官吏，平正刑罚，减轻田赋税收，把恩惠施加到百姓身上，这些确实是治理国家的根本，顺应天变的要务。天下的人都会感到非常庆幸。​《尚书》说‘上天既已授命就要端正德行’，说的是端正德行来顺应天命。又说‘上天辅助至诚之言’，说的是君主有诚道，上天就辅助他。这些都说明承顺天道的方法在于尊崇德行，广泛施予恩惠，集中精力，表达诚意，孜孜不倦罢了。世俗流行的祈求福祥、禳除灾祸的把戏，终究无益于应和天变、消除灾异，消除祸害、引来福运，这个道理十分清楚，没有什么值得疑惑的。​”

　　奏疏呈报给皇上，皇上很高兴，赏赐孔光丝帛，任命他为光禄大夫，俸禄级别为中二千石，加官给事中，地位仅次于丞相。皇上下诏让孔光推荐能担任尚书令的人选，密封上报，孔光谢恩说：​“臣凭借枯朽之材，以前接连担任要职主管重大事务，始终没有什么成效，侥幸免于罪责惩处，保全了性命，如今又蒙受提拔，充当内朝近臣，参与知晓国家政事。臣孔光智谋浅薄短小，年岁已衰老，实在担心一旦死去，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您的恩惠，让您满意。私下考察国家旧例，尚书官员按资历长短转调升迁，没有超凡出众的才能，不互相越级提拔。尚书仆射成公敞公平正直，勤于职守，办事通达敏捷，可以担任尚书令。恭敬地密封上报。​”成公敞因孔光的推荐，担任了东平郡太守。敞姓成公，是东海郡人。

　　孔光担任光禄大夫一个多月后，丞相王嘉被关进监狱死去，御史大夫贾延被免职。孔光再次担任御史大夫，两个月后担任丞相，恢复原先的博山侯国。皇上这才知道孔光先前被免职并非因为他本人的过错，便追究诋毁败坏孔光的近臣的过失，免去傅嘉的官职说：​“你以前担任侍中，诋毁诬陷仁人贤士，诬告大臣，使才德出众的人长久失去官位。傅嘉邪僻不正，反复无常，乖巧虚伪，运用奸诈来欺骗君主，抬高同党来蒙蔽朝廷，伤害善良来放纵私意。​《诗经》不是说吗？‘谗言之人没有止境，使得四方惑乱。’应该免除傅嘉官职，降为平民，回到原籍郡县去。​”

　　次年，更改确定了三公的官名，孔光所担任的丞相改称为大司徒。恰逢哀帝去世，太皇太后任用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征召中山王进京并立其为皇帝，这就是平帝。皇帝年幼，太皇太后代为执政，把政务委托给王莽处理。起初，哀帝罢免贬斥王氏家族，因此王太后和王莽怨恨丁家、傅家以及董贤的党羽。王莽认为孔光是老资格的丞相、著名的儒学大师，是天下人所信任的，王太后敬重他，便以隆重的礼节对待孔光。王莽有想要打击的人，就起草好奏章，用王太后的意旨暗示孔光让他呈报上去，即使是与王莽有很小仇怨的人，也没有谁不被惩罚伤害。王莽的威权一天天扩大，孔光忧愁恐惧，不知该怎么办，他上书请求退职。王莽禀告太后说：​“皇帝年幼，应当设置师傅。​”于是调任孔光为皇帝的太傅，担任四辅之职，加官给事中，兼管宿卫供养、宫中门户，检查皇帝所用的衣服、车马、膳食等物品。第二年，升任孔光为太师，王莽为太傅。孔光时常托病请假，不敢与王莽平起平坐。皇上下诏让孔光只在每月初一、十五朝见皇帝，兼管城门校尉所统领的屯兵。王莽又暗示群臣上奏章称颂自己的功德，加官为宰衡，地位在诸侯王之上，文武百官都受他统管。孔光更加恐惧，坚持称病辞去官职。王太后下诏说：​“太师孔光，是圣人的后代，先师的儿子，德行纯洁善良，道术通达精明，位居四辅之职，对皇帝进行辅导。如今年老有病，才德出众的大臣是国家的财富，尤其不可缺少。​《尚书》说‘不要遗弃老成之人’，国家要兴盛，就要尊重师傅。应让太师不必朝见皇帝，每十天赐给一次膳食。赐给太师灵寿杖，黄门令在太师入省时于座位上设置凭几，太师进入省中可以使用手杖，所赐膳食应有十七个种类。然后返回自己家中养老。所属官吏按照各自职分履行职务，一切照旧。​”

　　孔光共担任御史大夫、丞相各两次，担任大司徒、太傅、太师各一次，历经三代皇帝，居于三公四辅之位前后共十七年。自从他担任尚书之职，就停止了教授，后来担任九卿，时常召集门下高才生讲说讨论疑难问题，归纳总结精义要旨。他的弟子中有许多成就突出者担任了博士或大夫，他们看到老师身居要职，希望能得到他的扶持，孔光始终没有推荐过谁，甚至有的弟子因此怨恨他。他就是这样的公正无私。

　　孔光享年七十岁，在平帝元始五年去世。王莽禀告太后，派九卿级别的官员持皇帝策书赠予太师和博山侯的印信，赐予皇帝专用的棺材以及金钱杂帛，少府负责备办丧葬用具等物品。谏大夫持符节与两位谒者一同被派去主持丧事。博士负责行礼司仪。王太后也派中谒者执符节去治理丧事。公卿百官共同祭奠并送葬。用皇帝乘坐的辒辌车装载他的灵柩，还配有一辆副车。羽林孤儿们和众儒生共四百人拉丧车送葬。送葬的车辆有一万多辆，丧车经过的地方，行人都得放声哭泣，直到丧车过去才停止。将作大匠负责建造坟墓，征调河东郡兵卒五百人在墓穴上堆土成山，依照埋葬大将军王凤的规格。谥号为简烈侯。

　　当初，孔光凭丞相身份封侯，后又加封，总计食邑一万一千户。他病重时，上书请求退还七千户，并交回所赐的一处住宅。

　　孔光的儿子孔放继承爵位。王莽篡位后，任命孔光哥哥的儿子孔永为大司马，封他为侯。孔光兄弟们的儿子官做到九卿和大夫的有四五人。起初孔光的父亲孔霸在元帝初元元年被封为关内侯，享有食邑。孔霸上书，请求祭祀孔子。元帝下诏说：​“令老师褒成君关内侯孔霸用他的食邑八百户祭祀孔子。​”所以孔霸将长子孔福的户籍迁回鲁国，负责祭祀孔子。孔霸去世后，儿子孔福继承爵位。孔福去世，儿子孔房继承爵位。孔房去世，儿子孔莽继承爵位。平帝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的后代为列侯，食邑各为二千户。孔莽改封为褒成侯，后来为避王莽的名讳，改名为孔均。

　　马宫，字游卿，是东海郡戚县人。他研习《春秋》颜氏学说，因射策甲科成绩被任命为郎官，晋升为楚国长史，后来被免职。此后他担任丞相史、司直。师丹举荐马宫品行才能卓越，升任廷尉平，之后担任青州刺史、汝南郡太守、九江郡太守，所到之处都受到称誉。皇上征召他担任詹事、光禄勋、右将军，后来接替孔光出任大司徒，被封为扶德侯。孔光在太师任上去世，马宫又接替孔光担任太师，并兼任大司徒一职。

　　当初，马宫在哀帝时期曾与丞相、御史大夫一起商议哀帝祖母傅太后的谥号，到了平帝元始年间，王莽挖掘傅太后的陵墓，将她的遗骨迁回定陶县，按平民之礼加以埋葬，王莽追究先前议定谥号的人并予以惩处。马宫受到王莽的优待，唯独他没有被牵连，但他内心感到惭愧恐惧，于是上书认罪，请求退职。王莽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下诏赐予马宫策书说：

　　​“太师大司徒扶德侯上书说‘先前以光禄勋身份商议已故定陶共王母亲的谥号，说“妇人依据丈夫官爵尊位定谥，她的谥号应称为孝元傅皇后，她的陵墓称为渭陵东园”​，臣原本知晓妾不能与嫡妻视为一体，卑贱者不能匹敌尊贵者，却迎合旨意，随声附和，违背经义，乱发邪说以蛊惑误导皇上。为臣不忠，当处死刑。有幸蒙受恩德，准许我洗心改过，重新做人，又使我得以保全性命。伏地自省，臣入宫号称四辅，出朝备位三公，爵位为列侯，实在无颜再面对朝廷，臣没有心思再任官职，不应再享用国邑田租。愿意呈上太师、大司徒、扶德侯的印信，让出贤者晋升的途径’。将您的奏章下发给有关官员，他们都说四辅的职位是国家的总纲，三公的任务有如鼎之三足支撑君主。没有坚贞的节操，就没有资格占据这些高位。像您这样发自肺腑的言辞是可以听从的。只是您的过错发生在悔过自新之前，您又不肯掩盖罪过，我对此很赞赏，不削减您的侯爵封地，以显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原则。可将太师、大司徒的印信交给来使，以侯爵的身份返回家中。​”

　　王莽篡夺帝位后，任命马宫为太子师傅，后来马宫在任上去世。

　　马宫本来姓“马矢”​，马宫治学为官后，改称“马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