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仲舒对曰：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曰：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亡以辅德，二端异焉。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
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仲舒对曰：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此之谓也。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秏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由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官至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来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陛下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维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弃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陛下加惠，宽臣之罪，令勿牵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尽愚！
于是天子复册之。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仲舒复对曰：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之。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臣，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胡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浸微浸灭之道也。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之林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问仲舒曰：“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由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王曰：“善。”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为从谀，弘嫉之。胶西王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闻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获罪，病免。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赞曰：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
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¹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董仲舒是广川县人，年少时就潜心钻研《春秋》，汉景帝时期担任博士。他放下屋内悬挂的帷幕，闭门谢客、不参与外界事务，专心致志地读书、讲学授徒。学生们按照受业时间的先后排序，由先来的弟子向新来的弟子辗转传授学问，有的学生甚至从未见过董仲舒本人。整整三年里，他从未踏入自家园子一步，其专心求学的程度达到了这般境地。他的言行举止、进退仪容，凡是不符合礼仪规范的都绝不做，天下的读书人都像敬重老师一样敬重他。
¹下帷：帷，室内悬挂的幕。后常用作闭门读书的代辞。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¹焉。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²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³而问焉。
武帝即位，以贤良文学的名义被举荐的人前后有几百人，而董仲舒以贤良的身份对答天子的提问。天子提问的制词说：“我得以承继最尊贵的天子之位与崇高的德性，要将它长久地传承下去，延续到无穷无尽，任务重大而职责紧要，因此起早贪黑，不敢贪图安逸，总是在思考各项事务的关键，仍怕有所过失。所以广泛邀请各地的杰出人才，命令郡、国和诸侯公正地推选有贤德、有修养、品行高洁、学识渊博的人，想听到治国之道的纲要以及最高理论的正确阐述。如今，大夫您勤奋进取，被推举为贤良文学科的第一名，对此我深表赞美。大夫您要细心深思，我将认真听取并提出如下的问题。
¹对策：亦称“策试”。古代选拔官吏的考试方法。即由皇帝提出一些有关政治、经义方面的问题，由被荐举的士人回答。
²永惟：深思；常念。
³垂听：敬辞。俯听，倾听。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¹，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²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³，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听说五帝和三王治理国家的办法，是改革制度、创作音乐，然后天下才得以和谐太平。历代的君王都是这样做的。在虞氏时代，没有比《韶》乐更好的了；在周代，没有比《勺》乐更好的了。圣贤的君王去世以后，钟鼓管弦等各种乐器的声音并未减弱，可治国之道却衰败残缺，逐渐败坏到了夏桀、殷纣王那样的所作所为，先王之道就严重崩坏了。五百年之间，那些遵守先王法度的君主，以及当权在位的人，想要效法先王的法度来把当世治理好的人很多，可还是无法扭转局面，一天天地走向灭亡，直到后世的圣贤君王出现，衰败的势头才得以停止，难道是他们采取的做法或许违背事理、出现差错，从而丧失了治国的纲纪吗？还是原有天命无法扭转，一定要把形势推移到严重衰败的地步，然后才会停止呢？哎呀！那些整天忙碌操劳、早起晚睡、致力效法上古圣贤君王的人，对此难道也没有补益吗？夏、商、周三代的君王接受天命统治天下，他们依据的祥瑞征兆在哪里？灾异变化又为什么会出现？人的性命，富有情感，有的短命，有的长寿，有的仁慈，有的卑鄙，我常听到这些说法，却没有完全明白其中的道理。朕想要教化流传、政令推行无阻，刑罚轻微而奸邪之人悔过自新，百姓和平快乐，政治普遍清明，那么该治理什么、整顿什么，甜美的雨露才能降下来，各种农作物丰收，仁德遍布四海，恩惠施及草木，日月星辰完整无缺，寒暑变化正常，受到上天保佑，得以祭祀鬼神的神灵，仁德恩惠遍及天下，施加到统治区域以外的边远地区，扩展到所有的人呢？
¹洽和：和睦。
²当涂：当道，指掌握大权。
³宣昭：宣扬；显扬。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¹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大夫您通晓前代圣贤的功业，熟悉风俗变化的规律以及五行循环往复的次序，对高深道理的研习和领会已经很久了，请明确地告诉我。请按类别分条阐述，不要堆砌，不要合并，根据您的道德学识把问题梳理清楚，对提出的意见要慎重对待。至于那些不正直、不忠诚尽力、不是不偏不倚、工作中有失误的办事官吏，请把他们写出来，不会泄露出去，由我亲自拆阅，不要担忧后患。大夫您要尽心尽力，不要有所隐瞒，我将亲自审阅您的对策。”
¹高谊：高深的道理。
仲舒对曰：陛下发德音¹，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²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董仲舒对答说：“陛下说出了仁德的言语，颁发了圣明的诏书，探求天命和民情，这些都不是愚臣我所能比得上的。臣认真考察了《春秋》中的有关记载，回顾前代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来观察天与人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实令人十分敬畏。国家将要出现因君主无道而导致的政治衰败时，上天就会先显示自然灾害来谴责警告这位无道的君主；如果君主在上天的谴责警告面前仍不自我反省，上天就会再显现怪异现象来警告恐吓他；如果在上天的警告恐吓面前还不知悔改，那么灭亡的命运就会降临。由此可以看出，天意是仁爱君主的，并且想要制止他们那种治理不善的局面。除非是极为昏庸无道的君主，上天都希望扶助他们，使他们稳固地居于君主的位子上，事情只在于君主自身是否尽力罢了。努力去求得知识，就会见闻广博而智慧更加明达；努力去践行圣贤之道，就会道德日益增进而取得大的功业：这些都是可以迅速做到并立即见效的事情。《诗经》说：‘从早到晚都不懈怠。’《尚书》说：‘努力呀，努力呀！’说的都是要尽力而为的意思。
¹德音：仁德的言语。
²强勉：努力；尽力而为。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¹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²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
“道，是通向天下大治所走的道路，仁义礼乐只是其中的工具。因此圣明君王去世以后，子孙能长期安宁长达数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所产生的功效。成就王业的人在没有创作自己的音乐时，就先采用前代君王音乐中适合当代的部分，用以对百姓深入进行教育感化。如果教育感化的实际效果达不到，那么雅、颂一类的盛世音乐就创作不出来。所以，成就王业的人待事业成功之后才创作音乐，用以颂扬自己的功德。音乐，是用来改变民间风俗的东西；它改变风俗非常容易，感化人民的作用也十分显著。所以，声音从和谐的氛围中发出，以人的情感为依据，能够与人外部的肌肉皮肤相接触，并深藏于体内的骨髓之中。因此即使王道衰败，管弦的乐音也不会减弱。虞氏死去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了，但歌颂他的音乐仍有流传下来的余音，所以孔子在齐国才能听到《韶》乐。君主没有不希望安宁生存而憎恶危险灭亡的，然而政治动乱、国家危殆的情况却很多，这是因为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所走的不是达到天下大治的道路，因而政治一天天衰败直至灭亡。周王朝的治国之道在周幽王、周厉王时期衰败下去，并不是治国之道不存在了，而是幽王、厉王不遵循它。到了周宣王时期，他追念前代君王的美德，恢复那些该办却长久被搁置的事情，补救社会积存的弊病，重新发扬周文王、周武王的丰功伟绩，周朝的治国之道因此再度兴盛起来。诗人赞美他，创作了诗篇；上天保佑他，为他降生了有才德的辅佐大臣。后世称颂赞美的声音，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未间断。这就是从早到晚不懈怠地施行善政所取得的成果。孔子说‘人能够使“道”变得广大，不是“道”使人变得伟大’。所以，安定或动乱、灭亡或兴盛都在于自己，不是上帝降下的旨意不能够改变，是他们采取的做法乖谬，而丧失了他们治理国家的纲纪。
¹遗风：犹余音。
²粲然：形容鲜明光亮。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¹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²衰微，不能统理³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⁴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我听说，上天将天下授予某人使其居于君主之位，一定会有不是人力所能取得而自然到来的东西，这就是承受上天所授统治天下使命的祥瑞征兆。天下百姓同心归顺于他，如同依恋父母一般，所以上天显现的祥瑞征兆便与这份至诚之心相应而降临。《尚书》上说：‘白鱼跳进周武王乘坐的船中，有火光覆盖在周武王居住的屋子上方，火光下降变成了乌鸟。’这大概就是承受上天所授统治天下使命的祥瑞征兆吧。周公说：‘火光覆盖了王居住的屋子啊，火光覆盖了王居住的屋子啊。’孔子说：‘有德行的人不会孤单，一定会有志同道合的人来与他为伴。’这些都是积累善行美德的成果。到了后代，君主放纵欲望、行为放荡，政治衰败，不能全面治理天下百姓，诸侯纷纷背叛，残害善良百姓来争夺土地，抛弃道德教化而采用刑罚。刑罚不能做到公正适度，就会滋生邪恶的社会风气；邪恶风气在民间日益发展蔓延，怨恨情绪在朝廷日益加深。上下之间不和睦协调，就会导致阴阳失调失衡，从而出现怪诞反常的现象。这就是自然灾害与反常现象发生的缘由。
¹应诚：应和至诚。
²淫佚：淫荡；淫乱。
³统理：统辖治理。
⁴缪盭：违背事理。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¹。”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我听说，生命是按照上天的旨意降生的，秉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质，感情则是人欲望的表现。有的人短命，有的人长寿，有的人仁慈，有的人卑鄙，即使通过像制作陶器、冶炼金属那样的方式加以培养教育，使他们成材，也未必都能达到纯正完美的境界，这是由于社会安定或动乱所造成的，所以彼此并不相同。孔子说：‘君子的品德像风，小人的品德像草，草上吹风，草一定会顺着风的方向倒伏。’因此，尧、舜施行德政，百姓就仁爱、长寿；夏桀、殷纣王施行暴政，百姓就卑鄙、短命。上面怎样影响下面，下面怎样效仿上面，就像泥土放在陶轮上，任凭陶工制成什么器物；又像金属放在铸模里，任凭工匠铸成什么形状。‘安抚百姓，百姓就会来归附；役使百姓，百姓就会同心协力’，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¹偃：倒下。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臣认真考察《春秋》的记载，探求王道的开端，从一年的开始月份‘正’得到了它。‘正’在‘王’下，‘王’在‘春’下。春，是上天生育万物的开端；正，是君王施行统治的开端。它的意思是说，上面承接上天生育万物的开端，而下面来端正君王施行统治的开端，‘正’是王道的开端，如此罢了。这样，那么做君王的人要施行统治，应该向上天探求它的开端。天道之中，重要的在于阴阳。阳代表德，阴代表刑；刑主管杀戮，德主管生长。所以，阳常常处于盛夏，把生育养长万物作为自己的职事；阴常常处于严冬，积聚在空虚不起作用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上天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上天让阳出现在上方，把生育养长万物所需的东西施予万物，以成就一年的收成，同时让阴潜伏在下方，偶尔出来辅助阳。阳若得不到阴的帮助，也无法独自完成一年的生长。但终究阳因成就了年岁而被用作年岁开端的名称，这就是天意。做君王的承接天意来治理天下，所以应当运用道德教化而不用刑罚。刑罚不能用来治理社会，就像阴不能用来形成年岁一样。处理政事而使用刑罚，是不顺应天意的，所以前代君王没有谁肯这样做。如今，废弃了前代君王推行道德教化的官职，只任用执法的官吏来治理百姓，这大概就是使用刑罚的意思吧！孔子说：‘不事先教育就杀戮，叫做暴虐。’在社会上实行暴虐的统治，却希望道德教化遍布四海之内，这当然是难以做到的。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¹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臣认真考察《春秋》称‘一’为‘元’的意义，‘一’是万物开始的地方，‘元’是语言中所说的根本。称‘一’为‘元’的原因，是表明重视开始而要端正根本。《春秋》深入探究施行统治的根本，反过来从尊贵的人做起。所以做君主的，用端正自己的思想来端正朝廷，用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用端正百官来端正民众，用端正民众来端正四方。四方端正了，无论远近没有谁敢不统一于正道，这样就没有邪恶的风气干扰在其中。因此，阴阳调和而风雨按时降临，众生和顺而百姓安居乐业，五谷丰登而草木茂盛，天地之间普遍蒙受恩惠而极为富足美好，四海之内听闻盛大的德政都来归顺称臣。各种幸福的事物以及能够得到的祥瑞，没有不全部出现的，王道便得以完成了。
¹大始：重视开始。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¹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²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孔子说：‘凤凰不再飞来了，黄河不再出现河图了，我这一生大概要完了吧！’这是他自己哀叹本可以得到这些祥瑞，却因地位卑微而无法获得。如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处于可以得到的地位，掌握着可以运用的权势，又拥有可以成就的天资，品行高尚而恩德深厚，智慧明达而志向美好，爱护百姓又喜好贤才，真可称得上是有道义的君主了。然而天地没有给予回应，美好的祥瑞没有降临，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教化尚未建立，民众没有得到端正。民众追逐利益，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不用教化去防范他们，是难以禁止的。所以，教化建立之后奸邪都被禁绝，这是因为防范措施完备；教化废弃之后奸邪全都出现，刑罚也无法制服，这是因为防范措施遭到了破坏。古代的君王明白这个道理，因此面朝南治理天下，没有谁不把教化当作头等大事。他们在京城设立太学，在各地设立庠序等学校来进行教化，用仁爱影响人民，用道义磨炼人民，用礼仪约束人民。因此，他们的刑罚虽然很轻，禁令却无人违犯，这是因为教化得到推行而且风俗变得淳美。
¹谊主：知礼义的君主。
²南面：古代以坐北面南为尊位，帝王之位南向，故称居帝位为“南面”。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¹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²，抵冒³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圣明的君王在乱世之后继位，会彻底扫除并革除乱世留下的种种弊端，重新推行教化，予以高度重视并大力振兴。教化的成效一旦显著，良好的风俗一旦形成，子孙后代遵循这一路径，统治可达五六百年而不至于衰败。到了周朝末期，君王肆意妄为、昏庸无道，结果丧失了天下。秦朝紧随周朝之后，偏偏不能有所改变，反而比周朝末期的做法更加变本加厉，严禁经典文献，百姓不得携带书籍，抛弃礼义且不愿听闻，甚至想要彻底毁灭前代圣王的治国之道，一心只推行放纵、苟且的统治，因此称帝仅十四年便国破家亡。自古以来，没有哪个朝代像秦朝这样乱上加乱、对天下百姓造成如此深重的伤害。秦朝留下的毒害与残余影响，至今仍未消除，导致社会风俗刻薄险恶，百姓欺诈贪婪，触犯法令，拒绝教化，风俗败坏到了这般严重的地步。孔子说：‘腐烂的木材无法雕刻，粪土垒的墙壁不能粉刷。’如今汉朝接续在秦朝之后，社会状况就像腐烂的木材、粪土垒的墙壁一样，即使想好好治理，也没有办法治理好了。法令颁布了，奸邪却随之产生；政令下达了，欺诈却跟着出现，如同倒入开水来止沸、抱着柴草去救火，情况越来越严重，毫无帮助。我打个比方，好比琴瑟的弦音不协调，严重的话一定要拆开重新安装才能弹奏；治理政事而政令推行不下去，严重的话一定要改变旧制加以改革才能治理好。应当重新安装却不重新安装，即使有高明的乐师也无法调好弦音；应当改革却不改革，即使有非常贤能的人也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汉朝得天下以来，时常想好好治理却至今未能治理好，失误就在于应当改革却没有改革。古人说：‘站在池塘边希望得到鱼，不如回家赶紧织渔网。’如今治理政事希望达到太平已经七十多年了，不如回过头来进行改革；改革了就能治理好，治理好了灾害才能一天天消除，福禄也才能一天天到来。《诗经》说：‘适合人民与百官，接受福禄自上天。’治理政事而对人民适合的，本来应该从上天得到福禄。仁、义、礼、智、信这五种永恒不变的原则，是做君王的应该加强治理的。这五种原则加强治理，所以，受到上天的保佑，而得以祭祀鬼神的神灵，恩德施加到统治区域以外的边远地区，扩展到所有的人。”
¹挟：携带。
²嚚顽：愚昧顽钝。
³抵冒：触犯；冒犯。
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曰：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¹，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天子阅读过董仲舒的对策，认为他见解卓异，于是又将问题写在简册上向他提问：皇帝提问的制词说：“听说虞舜的时候，悠闲地在高峻的房廊上散步，衣裳下垂，双手交合在胸前，就治理得天下太平；周文王的时候，忙得直到太阳偏西还没有空闲吃饭，而天下也治理得很好。帝王治理天下的做法，难道没有共同的原则吗？为什么安逸与劳苦这样的不同呢？
¹垂拱无为：不亲理朝政，无为而治。是古代道家倡导的政治思想。
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¹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亡以辅德，二端异焉。
“注重节俭的帝王，不会制作五彩缤纷的旗帜用作装饰。到了周朝，宫廷和宗庙大门两旁高筑起门阙，乘坐着镶玉的大车，盾牌涂成红色，斧柄嵌着美玉，纵横八排的乐舞列于庭院之中，奏响颂扬的乐章。帝王治理天下的做法，难道志趣各不相同吗？有人说美玉不必雕琢花纹，又有人说没有文采便无法辅助德政，这两种说法确实不一。
¹八佾：佾，乐舞的行列。八佾，古代天子用的一种乐舞，排列成行，纵横都是八人，共六十四人。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¹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
“殷朝的统治者用五刑来惩处奸邪，以毁伤肌肤来禁绝罪恶。周朝的成王、康王时期不用刑罚，四十多年间天下没有人犯法，监狱都空了。秦朝使用严刑，被处死的人极多，受刑的人在路上彼此都能望见，真是昏暗啊，实在可悲！
¹囹圄：牢狱。
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¹，贤不肖浑淆²，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哎呀！朕早早醒来，天刚亮就起床，思考前代帝王的法度，以及如何长久保住天子之位、弘扬大业的办法，其根本都在于致力农业和任用贤才。如今，我亲自耕种藉田来作百姓的表率，鼓励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尊重有德之人，派往各地的官员在道路上前后相接，冠盖相望，慰问劳苦之人，抚恤孤独无依者，费尽思虑，极度劳神，却仍未取得功业与美德。如今阴阳错乱，邪恶之气充满天地之间，众多生物很少能正常生长，百姓没有得到救助；廉洁之士与无耻之徒混杂不分，贤才与不贤之人混淆一起，始终得不到真正的贤才。所以，我广泛邀请杰出人士，希望能从中获得真正的贤才。如今，大夫们等待诏命对策的有一百多人，有的陈述社会问题却无补于事，用上古的情况来考察，他们的意见与古制不合；用今天的情况来考察，他们的意见又难以实行，莫非是畏惧文吏的法令，而不能充分展开自己的见解吗？还是所走的学术道路不同，所学的道理不一样呢？各种情况都要详尽回答，写在简册上，不要惧怕主管部门的官吏。请明确主要观点，深入探讨，以符合我的心意。”
¹贸乱：混乱；错乱。
²浑淆：混杂；界限不清。
仲舒对曰：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此之谓也。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¹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秏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由此观之，帝王之条贯²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
董仲舒对答说：“我听说，尧接受天命后，担心天下治理不好，并没有因为得到天子之位而高兴，因此诛杀和驱逐扰乱朝纲的奸邪之臣，致力于访求有道德、有才能且智慧超群的人，这才得到了舜、禹、稷、卨、咎繇等人。众多圣人帮助他修养道德，贤能之士辅佐他治理政事，教化普遍推行，天下和谐，百姓都安于仁爱、乐于正义，每个人都得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行为合乎礼，举止符合义。所以孔子说‘如果有成就王业的人出现，一定要经过三十年以后才能做到普遍施行仁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尧在位七十年，然后退位把天下让给舜。尧去世后，天下人不归服尧的儿子丹朱而归服舜。舜知道自己无法回避，就登上了天子之位，让禹担任丞相，沿用尧的辅佐大臣，继承尧传下来的事业，因此他衣裳下垂，双手交合于胸前，不用做什么事天下就治理得很好。孔子说‘《韶》乐美到了极点，又好到了极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到了殷纣王，他违背天意，残害万物，杀戮有德有才的人，祸害百姓。伯夷、姜尚都是当时的贤人，隐居而不出来做官。坚守职位的人都纷纷逃亡，逃到河边、海滨。天下昏暗混乱，百姓不得安宁，所以天下人脱离殷朝而归顺了周国。周文王顺应上天的旨意治理国政，像尊奉老师一样任用有道德且智慧超群的人才，因此闳夭、太颠、散宜生等人也都齐聚于朝廷。他爱护百姓，天下人心归向周国，所以姜尚从海边出来就担任了三公的职务。当时，殷纣王仍在天子之位上，尊卑秩序混乱，民众纷纷离散逃亡，周文王为此哀伤痛惜，一心想使百姓安定，因而忙得太阳偏西都顾不上吃饭。孔子写《春秋》，首先以周王的正月为正，下面连缀文辞，记载多种史事，显示了孔子这位具备帝王德能而无帝王权位的素王写作史书的文章。由此看来，帝王的法规相同，但是劳苦与安逸不同，是因为遇到的时代不同。孔子说‘《武》乐美到了极点，却没有好到极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¹残贼：祸害。
²条贯：条例，法规。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¹，所以应天也。然则官至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²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我听说，制作文采和各类颜色的装饰，是为了表明尊卑等级、区分贵贱差别，并以此勉励有德行的人。所以《春秋》记载，承受天命而取得天下后，首先要制定的制度，便是修改历法、变更车马服饰以及祭祀所用牲畜的颜色，以此顺应天命。由此看来，宫室与旌旗的形制，都是依照法度建造而成的。因此孔子说：‘奢华了就显得不谦逊，节俭了就显得鄙陋。’可见节俭并非圣人理想中适中的制度。我还听说，美玉不必雕琢，是因为它质地细腻华美，所以无需加工，这就像达巷党人所说不必学习也能懂得道理一样。然而一般的玉石不经过雕琢，就不能形成花纹；君子不通过学习，就无法成就自身的品德。
¹服色：古时每一王朝所规定的车马祭牲的颜色。后亦以称品官的服饰。
²中制：合乎中庸之道的典章、制度。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¹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²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我听说，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让年少的人学习知识，等他们年长后再根据才干授予职位，用官爵和俸禄来保持他们的德行，用刑罚来震慑他们的恶行，因此百姓懂得礼义，并把冒犯尊长和君主视为耻辱。周武王秉持大义，讨伐并平定了残暴的敌人，周公制作礼乐来为天下增添文采。到了成王、康王的兴盛时期，监狱空荡、没有囚犯的日子持续了四十多年。这不仅是依靠毁伤肌肤的刑罚取得的成效，更是由于教化日渐深入和仁义广泛传播的结果。到了秦朝，情况就不是这样了。秦朝效法申不害、商鞅的法治，推行韩非的学说，厌恶成就帝业和王道的做法，把贪婪凶狠当作社会风气，不用文明道德来教育训导天下臣民。只求名义而不考察实际，做好事的人不一定能免于刑罚，做坏事的人也不一定会受到惩处。因此，各级官吏都弄虚作假、粉饰言辞而不顾及实情，表面上不失事奉君主的礼节，内心却暗藏着背叛君主的心思；制造假象来掩盖欺诈行为，追逐财利而没有廉耻之心。又喜好任用残酷的官吏，征收赋税没有限度，搜刮尽百姓的财力，导致人民四散逃亡，无法从事农耕和纺织，各地的盗贼纷纷起来。所以受刑的人极多，死者一个接一个，但邪恶仍然不止，这都是习俗风气所造成的。所以孔子说‘用政令训导人民，用刑罚整治人民，人民免遭灾祸却没有羞耻之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¹申商：即申不害和商鞅（公孙鞅）。
²憯酷：残酷。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来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如今陛下完全拥有天下，四海之内没有哪里不归顺，您广泛观察、多方听取，用尽群臣百姓的智慧，办尽天下的好事，至高的道德光辉显赫，施及于边远地区。夜郎、康居这些异域之国，远在万里之外，也心悦诚服于您的德政，归顺于大义。这正是天下太平的景象。然而这些功业并没有惠及百姓，大概是因为陛下心中未曾想到要施惠吧。曾子说：‘尊崇自己听到的道理就能高明；践行自己明白的道理就能广大。高明广大，不在于别的，在于把自己的诚意施予需要的人罢了。’希望陛下凭借所闻的道理，满怀诚意地去施行它，那么陛下与三王又有什么不同呢！
陛下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维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¹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弃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陛下亲自耕种藉田为百姓作表率，天不亮就醒来，刚亮就起床，为天下人民忧愁劳苦，思考前代君主治国的做法，致力于求得贤才，这也正是尧、舜那样的用心。这样做却没有得到贤才，是因为士人平时没有受到鼓励。平日不培养人才却想求得贤才，就像不雕琢玉石却希望它有文采一样。所以培养人才的重要措施，没有比办好太学更重要的了。太学，是贤才产生的必由之路，是实行教化的根本。如果一郡一国的众多学子，对策时没有符合制书要求的人，那就说明前代圣王治理天下的原则已经没人知晓了。我希望陛下兴办太学，聘请高明的老师，来培养天下的人才，通过多次考试问对，让他们的才智全部展现出来，那么优秀的人才应该可以得到。如今的郡守、县令，作为百姓的老师和领导，是受命传达君恩、宣扬教化的人。因此，师长和领导不好，君主的仁德就得不到宣扬，恩惠就得不到传布。如今官吏在下面既没有受到教育训诫，有的人不遵循君主的法度，凶狠地残害百姓，与邪恶势力勾结以谋取私利，导致贫穷孤弱的人含冤受苦，失去生计，这很不符合陛下的心意。所以阴阳错乱，邪恶之气充满天地之间，众多生物很少能正常生长，百姓没有得到救助，都是因为地方官吏不贤明，才使事态达到了这个地步。
¹承用：沿用。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¹。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²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陛下加惠，宽臣之罪，令勿牵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尽愚！
“如今的地方官吏，大多由郎中、中郎外派补任，而二千石官员的子弟被选为郎官，又往往凭借钱财，未必是真正的贤才。况且古人所说的政绩，是以任职是否称职来划分等级，而不是靠熬年头来算功劳。所以，才能小的人即使资历再久，也离不开低级职位；真正有才干的人即使任职时间不长，也不妨碍成为辅佐大臣。因此，官吏们都竭尽全力、用尽智慧，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以建立功业。可现在却不是这样，人们靠积累资历去求取高位，凭任职日久来获得升迁。结果廉洁之士与无耻之徒混杂在一起，贤才与不贤之人相互混淆，始终得不到真正的贤才。我愚昧地认为，应当让各位列侯、郡守、二千石官员各自从他们管辖的官吏和百姓中选拔贤才，每年向朝廷选送二人到宫中担任值宿警卫，并借此考察大臣的识人能力：选送的若是贤才就给予奖赏，选送的若不是贤才就予以惩罚。这样一来，各位列侯和二千石官员都会尽心尽力去寻求贤才，天下的贤士便可以招揽到手，然后授予他们官职，让他们施展才干。若能普遍得到天下的贤才，那么像三王那样的兴盛局面就容易实现，而尧、舜那样的美名也可以赶得上了。不要以资历深浅作为政绩标准，而要通过实际任用，以考察贤德和能力为上策，根据才能授予官职，依据德行确定职位，这样廉洁之士与无耻之徒就会走上不同的道路，贤才与不贤之人也就不会混在一起了。陛下施恩，宽恕臣的罪过，诏令臣不要受法令条文的牵制，以便对要回答的问题可以研讨探求，臣怎敢不竭尽所能陈述自己愚昧的见解！”
¹赴功：建立功业。
²官使：谓授之官职以使其才。
在董仲舒第二次对策以后，天子又将问题写在简册上要他回答。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¹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皇帝提问的制词说：“听说‘善于谈论天道的人一定在人事上得到验证，善于谈论古代的人一定在现实中得到验证’，所以我询问天人之间的感应。向上赞美唐尧、虞舜，向下哀伤夏桀、殷纣，对于他们为何逐渐衰弱、灭亡以及为何逐渐贤明、昌盛的道理，我虚心听取，用来改正过失。如今，大夫您明白阴阳创造化育万物的道理，熟悉先圣的思想与功业，然而文章未能充分表达出来，莫非是对当今的事情有所疑惑吗？条理没有完全穷尽，头绪没有全部了结，是认为我不明事理呢？还是听取意见有所迷乱不当呢？三王的教化从开始崇尚的事物就各不相同，而且都有失误，然而有人说经久不变的才是道，这其中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如今大夫您已经论述了大道的中正原则，陈述了治乱的事项，就要详尽讲述，深入探讨，深思熟虑，反复阐明。《诗经》不是说吗：‘哎呀，你君子，不要经常安逸不做事。神明听到你不是安逸不做事，就会赐给你大福。’朕要亲自阅读您的对策文章，大夫您要努力阐述明白所要回答的问题。”
¹统纪：头绪；条理。
仲舒复对曰：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¹，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
董仲舒再对答说：“我听说《论语》中记载：‘能够做到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如今有幸承蒙陛下施恩，留心听取我们这些传承师说之臣的意见，又颁下英明的制书和策问，以使对策能够符合寻求治国方略的初衷，全面探究圣王的德政，这并非愚昧的我所能完全做到的。之前呈上的对策，条理未能彻底穷尽，头绪没能完全理清，文辞没有表述明白，主旨也不够清楚，这都是由于臣学识浅薄、修养不足的过错。
¹别白：辨别明白。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¹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之。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制词册书说：‘善于谈论天道的一定在人事方面得到验证，善于谈论古代的一定在现实方面得到验证。’我听说，天是万物的本源，因此它普遍覆盖包容而毫无偏私，创造出日月风雨来调和万物，经过昼夜寒暑来生成万物。所以圣人效法天象来建立治理天下的法度，也博爱无私，广布恩德、施行仁爱来宽厚地对待百姓，设立礼义来引导他们。春天是天用来生育万物的，仁是君主用来爱抚百姓的；夏天是天用来成长万物的，德是君主用来养育百姓的；秋天的霜是天用来肃杀万物的，刑是君主用来惩罚百姓的。由此说来，天与人之间的验证，从古到今的道理是一样的。孔子编写《春秋》，上测度天道，下验证人情，参考古代，考察现实。所以《春秋》所讥刺的，是用灾害来施加；《春秋》所憎恶的，是用怪异来施加。记载国家行事的过失，同时涉及灾异的变化，由此可见，人的作为是好是坏这两种极端，是与天地相通而相互感应的，这也是论述天道的一个方面。古代设置负责教育训导的官员，致力于用仁德善政来教化百姓，百姓已深受教化之后，天下常常连一个人的犯罪案件都没有了。如今教育训导的官员废弃而不设置，没有用来教化百姓的措施，因此百姓不践行道义，却为财利而死，所以犯法获罪的人很多，一年的犯罪案件要用千、万来计算。由此看来，古代治理天下的法度不可不采用，所以《春秋》遇到改变古制的情况就会加以讥刺。天的命令称为天命，天命若非圣人就不能推行；朴实淳厚的本质称为天性，天性没有教化就不能完善；人的欲望称为感情，感情没有制度就不能节制。因此成就王业的人，对上恭敬地承受天意，以顺应天命；对下兴办教育来教化百姓，以完善百姓的天性；订正法度使之适应现实，区分上下等级次序，以防范人们的欲望：这三方面做好了，治理天下的根本就确立了。人从上天获得生命，本来就超然于其他生物之上，家庭中有父子兄弟的亲情关系，社会上有君臣上下的尊卑等级，相聚时就有尊老和区分长幼的伦常规矩；依据明确规定的礼乐制度来相互交往，用欢乐的情感彼此亲爱，这就是人之所以尊贵的原因。生产粮食供人吃，种植桑麻供人穿，饲养牲畜供人享用，用牛马驾车，驯养虎豹，这些都说明人得到了上天赋予的聪明智慧，因而比其他生物更为尊贵。所以孔子说：‘天地之间的生命，人是最尊贵的。’明白了天性，就知道自身比其他生物尊贵；知道自身尊贵，然后懂得仁义；懂得仁义，然后重视礼义；重视礼义，就会习惯于做善事；习惯于做善事，就会乐于顺从事理；乐于顺从事理，然后就可以称为君子。所以孔子说‘不懂得天命，就没有办法成为君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¹溥爱：博爱；广布仁爱。
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臣，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胡尧兢兢¹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²者也。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³十余年，此其浸微浸灭之道也。
“制词册书说：往上赞美唐尧、虞舜，往下哀伤夏桀、殷纣，对于那些何以会逐渐衰微、灭亡以及那些何以会逐渐贤明、昌盛的道理，虚心听取，用来改正过失。’我听说，许多的少汇聚起来就成了多，积累小的事物便能达到大，所以没有哪位圣人不是从愚昧走向贤明、从卑微走向高贵的。因此尧从诸侯的地位发迹，舜从深山之中兴起，都不是一天之内突然变得尊贵，而是逐渐达到的。言语从自己口中说出，无法堵塞；行为从自己身上发出，无法掩盖。言语和行为是治理天下的大事，统治者依靠它们来感动天地。所以积累所有微小的善行能够成就高大，谨慎对待细微之处可以使之显扬光明。《诗经》说：‘就是这位周文王，言行恭敬又谨慎。’所以尧小心谨慎地每天推行他的治国正道，舜怀着危惧之心每天奉行他的孝道。善事积累多了，名声就显赫；德行显著了，身份就尊贵，这就是尧、舜逐渐贤明、昌盛的道理。在自己身上积累善行，就像身高每天都在增长，而人们却感觉不到；在自己身上积累恶行，就像火融化油脂，而人们却看不见。若不是明了人的秉性情感、详察社会风俗习惯的人，谁能懂得这些？这就是唐尧、虞舜获得美好声誉，而夏桀、殷纣令人哀伤忧惧的原因。善与恶相互伴随，如同影子跟随形体、回响应和声音一样。所以夏桀、殷纣暴虐傲慢，谗邪奸佞的人都被提拔任用，有贤德智慧的人隐居不出，恶行一天天明显，国家一天天混乱，他们却安然自得，自以为像太阳高悬天空一样永远不会灭亡，最终衰败而灭亡。暴虐无道没有仁德的统治者，不是一天就灭亡，也是通过逐渐发展而走到灭亡，所以夏桀、殷纣虽然是无道君主，然而还是在位统治国家十余年，这就是夏桀、殷纣逐渐衰微、灭亡的道理。
¹兢兢：小心谨慎的样子。
²悼惧：恐惧。
³享国：享有其国。谓帝王在位。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¹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制词册书说：‘三王的教化从开始崇尚的事物就不同，而且都有失误，然而有人说经久不变的才是道，这其中难道有什么不同吗？’我听说，使人欢乐而不混乱，反复施行而不厌烦的，就叫做道。道历经万世也没有弊端；所谓弊端，是在行道过程中出现失误所造成的。先王之道一定有偏离而无法推行的地方，所以政令有时会昏乱而不能贯彻，纠正先王之道中的偏差，目的只是为了补救它的弊端罢了。夏、商、周三代君王治理天下的基本原则起初各不相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治国的原则相互对立，而是为了拯救过盛或扶助衰弱，完全取决于所遇到的时势变化。因此孔子说：‘不用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就能使天下治理得很好的人，大概只有虞舜吧！’舜只是修改了历法，变更了车骑服饰和祭祀用牲的颜色，以此来顺应天命而已，其余方面都完全遵循尧的治国原则，有什么必要改变呢！所以成就王业的人有改变制度的名义，却没有改变原则的事实。由此可知，夏朝崇尚忠厚，商朝崇尚恭敬，周朝崇尚文采，这是因为要拯救所继承朝代的弊端，理应采取这样的做法。孔子说：‘商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其中减少和增加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商朝的礼仪制度，其中减少和增加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将来如果有接续周朝统治天下的，即使经过一百个朝代，所采用的礼仪制度也是可以知道的。’这就是说，以后百代君王所采用的治理方法，不外乎忠、敬、文这三个方面罢了。夏朝沿袭虞舜，却唯独不提有什么减少和增加，是因为他们治理天下的原则相同且所崇尚的东西一致。道的本源出自于天，天不变，道也就不变。所以夏禹继承虞舜，虞舜继承唐尧，三位圣君依次传承而遵循同一个治国原则，没有需要拯救的弊端，因此不说他们之间有减少和增加。由此看来，承接太平治世的朝代，其治国原则与前一个朝代相同；承接动乱之世的朝代，其治国原则与前一个朝代就会有所改变。如今汉朝承接大乱之后，似乎应当适当减少周朝的文采，而采用夏朝崇尚忠厚的做法。
¹眊：眼睛昏花。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¹，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之林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
“陛下拥有贤明的德行与美好的治国原则，为社会风气的浮薄而忧伤，为先王正道的不明而哀痛，因此举荐贤良方正之士进行议论探讨，考察询问，目的是要发扬仁义的美德，彰明帝王的法制，建立起天下太平的治理原则。我愚昧不贤，只能陈述自己所听到的，叙述所学到的东西，阐释老师的言论，力求做到不失真而已。至于议论政事的得失，考察天下的生长与消耗，那是大臣辅佐的职责、三公九卿的任务，不是我这个董仲舒能够胜任的。然而我个人还是感到有些奇怪。古代的天下也是今天的天下，今天的天下也是古代的天下，古代与今天本是同一个天下，古代用这个天下治理得社会安定，上下和睦，习俗美好，该做的事情不用指使就会做起来，不该做的事情不用禁止就会停下来，官吏中没有邪恶之辈，百姓中没有盗贼，牢狱空虚，仁德滋润了草木，恩惠遍及四海，凤凰来聚集栖息，麒麟来行走。拿古代来衡量今天，相差怎么那样远呢！怎么会错乱谬误到使社会衰败到如此地步呢？难道有背离古代治理原则的地方吗？有违背上天道理的地方吗？试着探究古代的治理原则，回归到上天的道理，或许能够看出些端倪吧？
¹靡薄：指社会风气鄙陋。
夫天亦有所分予¹，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²，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³，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
“天也有其分配的原则：给予动物牙齿的就免去它的角，加上翅膀的就让它只长两只脚，这是接受了大的就不能再要小的。古代领取俸禄的人，不靠体力吃饭，不经商做工，这也是接受了大的就不能再要小的，与上天的意旨是相合的。已经接受了大的，又要去占小的，连天都无法满足，更何况是人呢！这就是百姓怨声载道、忧愁不足的原因。那些身居高位、享受厚禄的人，凭借富贵的资本和权势，与百姓在下面争夺财利，百姓又怎么能比得过他们呢！因此他们大量蓄养奴婢，多养牛羊，扩大田宅，扩充产业，积聚财物，没完没了地致力于这些，以此来逼迫百姓，使百姓一天天削弱，一月月缩减，渐渐陷入极度穷困的境地。富有的人奢侈骄纵，贫穷的人困苦悲愁。百姓困苦悲愁而上面不去救济，他们就不乐意活下去；不乐意活下去，连死都不怕了，又怎么能避免犯罪呢！这就是刑罚虽多而奸诈邪恶却无法制止的原因。所以，领取俸禄的人家，只享用俸禄就够了，不要与百姓争夺生产事业，这样利益才能平均分配，百姓才能家家富足。这是天的道理，也是上古的治国原则，天子应当效法它来制定制度，官员应当遵循它作为行为准则。所以公仪休担任鲁国国相时，回家看见妻子在织丝帛，一怒之下休掉了妻子；吃饭时尝到葵菜，又气愤地拔掉了园中的葵菜。他说：‘我已经享有俸禄，难道还要去抢夺园丁和织女的利益吗？’古代身居各种官位的贤人君子都是这样，因此下面的人推崇他们的品行并听从他们的教诲，百姓受他们廉洁品德的感化而不再贪婪卑鄙。到了周朝衰落时，那些卿大夫懈怠于本职而忙于谋取私利，没有了推辞谦让的风气，反而出现了争夺田产的诉讼。所以诗人憎恶并讽刺他们说：‘高峻的南山啊，岩石累累。显赫的太师尹氏，百姓都注视着你。’你若好义，百姓就会向往仁义而使风俗美好；你若好利，百姓就会喜好邪道而使风俗败坏。由此看来，天子和各级官员，是下面百姓注视和效法的对象，也是边远部族从四方观察内地的榜样。近处的人注视并模仿他们，远处的人观察并效法他们，怎么可以身居官位却去做平民百姓的事情呢？急急忙忙地追求财利、总担心财富不够的，这是平民百姓的心思；急急忙忙地施行仁义、总担心不能用仁义教化百姓的，这才是官员的心思。《周易》说：‘背着东西又乘车，会招来盗贼。’可以乘车是因为官员的身份，背负肩担是平民的事情，这就是说，身居官位却去做平民之事的人，灾祸一定会降临到他身上。
¹分予：分给。
²积委：蓄积的物资。
³羡溢：富裕；丰足。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¹，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²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春秋》所推崇的‘大一统’，是天地的永恒准则，也是从古至今通行的道理。如今，老师各自传授不同的思想学说，人们各自持有相异的议论，诸子百家提出多种多样的治国方略，旨趣各不相同，因此身居上位的人没有可以用来坚持统一的办法；法令制度屡次更改，下面的人不知道该遵循什么。我愚昧地认为，凡是那些不在六艺科目和孔子学术范围之内的，一概禁止其学说传播，不要让他们的学说与六艺科目及孔子学术一同发展。邪僻的学说被消灭之后，纲纪才能得以统一，法度才能明确，百姓也就知道该遵循什么了。”
¹常经：通常的行事方式，常规。
²统纪：纲纪。
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问仲舒曰：“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由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王曰：“善。”
对策结束后，天子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王国的相国，辅佐易王。易王是皇帝的兄长，一向骄横，喜好逞勇斗武。董仲舒用礼义来匡正他，易王对他很敬重。过了许久，易王问董仲舒：“越王勾践与大夫泄庸、文种、范蠡谋划攻打吴国，最终灭掉了吴国。孔子称赞商朝有三位仁人，我也认为越国有三位仁人。齐桓公曾向管仲请教疑难，我也想向你请教。”董仲舒答道：“臣愚钝，能力不足以应答如此宏大的提问。我听说从前鲁国国君问柳下惠：‘我想攻打齐国，怎么样？’柳下惠说：‘不行。’他回家后面露忧色，说：‘我听说攻打别国是不去询问仁人的。这种话怎么问到我了呢！’仅仅被问到，尚且视为耻辱，何况使用诡计去攻打吴国呢？由此看来，越国根本没有一个仁人。仁人，是端正自己的义行而不谋私利，阐明自己的原则而不计较功效。所以孔子的门徒中，连五尺高的孩童都以称赞五霸为耻，因为五霸看重欺诈武力而轻视仁爱道义。他们不过是苟且行诈罢了，因此不值得被君子的学说所称道。五霸与一般诸侯相比算是好的，但与三王相比，就如同石头和美玉的区别。”易王说：“讲得好。”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¹，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治理江都王国时，依据《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变化来推究阴阳错乱失常的原因，因此在求雨时，就闭塞各种属阳的事物，放开各种属阴的事物；在求停雨时，做法则与此相反。他在整个王国中推行这种方法，没有哪次得不到想要的效果。其间他曾被免职，后来又担任了中大夫。在此之前，辽东郡的高帝庙和长陵的高帝陵园殿堂发生了火灾，董仲舒在家中推究解说这些灾异的含义，写成了草稿，但没有上奏。主父偃前去拜访董仲舒，私下看到了这份草稿，心中忌恨董仲舒，便偷走草稿上奏给了皇帝。皇帝召集多位儒生，把草稿拿给他们看，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这是自己老师写的，认为草稿中的说法非常愚昧。于是朝廷将董仲舒交付司法官吏审讯，判处他死刑，皇帝下诏赦免了他。董仲舒从此便不敢再谈论灾异的事情。
¹错行：指错乱失常。
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为从谀¹，弘嫉之。胶西王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闻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获罪，病免。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
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当时正对外抗击四方部族，公孙弘研究《春秋》的水平赶不上董仲舒，但他善于迎合世俗，掌握朝政大权，官位做到了三公诸卿。董仲舒认为公孙弘不过是阿谀奉承，公孙弘因此忌恨他。胶西王刘端也是皇帝的哥哥，比易王更加骄横放纵，多次迫害俸禄二千石的官员。公孙弘便对皇帝说：“只有董仲舒可以派去担任胶西王的国相。”胶西王听说董仲舒是位儒学大师，便对他很好。董仲舒担心时间久了会得罪于王，就借口有病，请求免去了职务。他总共担任过两个王国的国相，都是侍奉骄横的国王，但能端正自身作为下属的表率，多次上奏直言规劝，在王国内推行教化，使所任职的王国社会安定。等到离任回家居住后，始终不过问家中的产业，把研究学问、写作著书作为自己的事业。
¹从谀：怂恿；奉承。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¹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董仲舒闲居家中时，朝廷如遇重大问题的讨论，便会派使臣与廷尉张汤到他家中向他请教，董仲舒的应答总是条理分明。从武帝登基为帝开始，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便已推崇儒家学说。等到董仲舒在对策中阐发孔子学说、批判诸子百家，以及后来设立负责学校教育的官员、各州郡举荐茂材和孝廉人才，这些都是由董仲舒首倡的做法。他年事已高后，在家中安详离世。董家后来迁居茂陵，他的儿子和孙子都因学问而担任高官。
¹抑黜：贬废；排斥。
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¹，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董仲舒的著作，包括阐述经典要义的以及上奏的奏疏、条例、教令等，共一百二十三篇。此外，解说《春秋》所载史事的《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等篇目，又有几十篇、十余万字，都传于后世。本篇从中选取了符合时宜并被朝廷采纳的内容，记录在此。
¹条教：法规，教令。
赞曰：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¹，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
史官评论道：刘向称赞说：“董仲舒具备辅佐成就王业之君的才能，即使是伊尹、吕尚也无法超过他；至于管仲、晏婴这类人，只是辅佐成就霸业之君的人才，肯定比不上他。”刘向的儿子刘歆则认为：“伊尹、吕尚堪与圣人匹配，成就王业的君主少了他们就无法兴起。所以颜渊死后，孔子说：‘唉！上天要灭亡我啊。’只有颜渊一人能够配得上辅佐之才，即便是宰我、子贡、子游、子夏也不算在辅佐之列。董仲舒生逢汉朝承接秦朝禁绝学术之后，‘六经’都已散失，于是他放下帷幕，发愤研读，专心于儒家学说，使后来学习的人有了统一的思想，成为众儒生的领袖。然而考察董仲舒的师承、交游以及学术渊源和影响，他还赶不上子游、子夏，却说管仲、晏婴比不上他，伊尹、吕尚也不超过他，这话说得过分了。”到了刘向的曾孙刘龚，是一位注重实际进行评论的君子，认为刘歆的说法是对的。
¹耦：同伴，匹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