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
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次仲，伯蚤卒。高祖既为沛公，景驹自立为楚王。高祖使仲与审食其留侍太上皇，交与萧、曹等俱从高祖见景驹，遇项梁，共立楚怀王。因西攻南阳，入武关，与秦战于蓝田。至霸上，封交为文信君，从入蜀汉，还定三秦，诛项籍。即帝位，交与卢绾常侍上，出入卧内，传言语诸内事隐谋。而上从父兄刘贾数别将。
汉六年，既废楚王信，分其地为二国，立贾为荆王，交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先有功也。后封次兄仲为代王，长子肥为齐王。
初，高祖微时，常避事，时时与宾客过其丘嫂食。嫂厌叔与客来，阳为羹尽，轑釜，客以故去。已而视鉴中有羹，繇是怨嫂。及立齐、代王，而伯子独不得侯。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为羹颉侯。
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于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
高后时，以元王子郢客为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为夷王。申公为博士，失官，随郢客归，复以为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宠元王，子生，爵比皇子。景帝即位，以亲亲封元王宠子五人：子礼为平陆侯，富为休侯，岁为沈犹侯，执为宛朐侯，调为棘乐侯。
初，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与？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申公、白生独留。
王戊稍淫暴，二十年，为薄太后服私奸，削东海、薛郡，乃与吴通谋。二人谏，不听，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于市。休侯使人谏王，王曰：“季父不吾与，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惧，乃与母太夫人奔京师。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也，削书到，遂应吴王反。其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不听。遂杀尚、夷吾，起兵会吴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与汉将周亚夫战。汉绝吴、楚粮道，士饥，吴王走，戊自杀，军遂降汉。
汉已平吴、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陆侯礼为楚王，奉元王后，是为文王。三年薨，子安王道嗣。二十二年薨，子襄王注嗣。十二年薨，子节王纯嗣。十六年薨，子延寿嗣。宣帝即位，延寿以为广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变必得立，阴欲附倚辅助之，故为其后母弟赵何齐取广陵王女为妻。与何齐谋曰：“我与广陵王相结，天下不安，发兵助之，使广陵王立，何齐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齐奉书遗广陵王曰：“愿长耳目，毋后人有天下。”何齐父长年上书告之。事下有司，考验辞服，延寿自杀。立三十二年，国除。
初，休侯富既奔京师，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属籍。后闻其数谏戊，乃更封为红侯。太夫人与窦太后有亲，惩山东之寇，求留京师，诏许之，富子辟强等四人供养，仕于朝。太夫人薨，赐茔，葬灵户。富传国至曾孙，无子，绝。
辟强字少卿，亦好读《诗》能属文。武帝时，以宗室子随二千石论议，冠诸宗室。清静少欲，常以书自娱，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说大将军霍光曰：“将军不见诸吕之事乎？处伊尹，周公之位，摄政擅权，而背宗室，不与共职，是以天下不信，卒至于灭亡。今将军当盛位，帝春秋富，宜纳宗室，又多与大臣共事，反诸吕道，如是则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择宗室可用者。辟强子德待诏丞相府，年三十余，欲用之。或言父见在，亦先帝之所宠也。遂拜辟强为光禄大夫，守长乐卫尉，时年已八十矣。徙为宗正，数月卒。
德字路叔，修黄老术，有智略。少时数言事，召见甘泉宫，武帝谓之“千里驹”。昭帝初，为宗正丞，杂治刘泽诏狱。父为宗正，徙大鸿胪丞，迁太中大夫，后复为宗正，杂案上官氏、盖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计。妻死，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满也。盖长公主孙谭遮德自信，德数责以公主起居无状。侍御史以为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诽谤诏狱，免为庶人，屏居山田。光闻而恨之，复白召德守青州刺史。岁余，复为宗正，与立宣帝，以定策赐爵关内侯。地节中，以亲亲行谨厚封为阳城侯。子安民为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卫者二十余人。
德宽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产过百万，则以振昆弟宾客食饮，曰：“富，民之怨也。”立十一年，子向坐铸伪黄金，当伏法，德上书讼罪。会薨，大鸿胪奏德讼子罪，失大臣体，不宜赐谥、置嗣。制曰：“赐谥缪侯，为置嗣。”传至孙庆忌，复为宗正、太常。薨，子岑嗣，为诸曹中郎将，列校尉，至太常。薨，传子，至王莽败，乃绝。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为辇郎。既冠，以行修饬擢为谏大夫。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上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而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更生幼而读诵，以为奇，献之，言黄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铸作事，费甚多，方不验。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铸伪黄金，系当死。更生兄阳城侯安民上书，入国户半，赎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逾冬减死论。会初立《穀梁春秋》，征更生受《穀梁》，讲论《五经》于石渠。复拜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
元帝初即位，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少傅周堪为诸吏光禄大夫，皆领尚书事，甚见尊任，更生年少于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荐更生宗室忠直，明经有行，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与侍中金敞拾遗于左右。四人同心辅政，患苦外戚许、史在位放纵，而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望之、堪、更生议，欲白罢退之。未白而语泄，遂为许、史及恭、显所谮愬，堪、更生下狱，及望之皆免官。语在《望之传》。其春地震，夏，客星见昴、卷舌间。上感悟，下诏赐望之爵关内侯，奉朝请。秋，征堪、向，欲以为谏大夫，恭、显白皆为中郎。冬，地复震。时恭、显、许、史子弟侍中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更生惧焉，乃使其外亲上变事，言：
窃闻故前将军萧望之等，皆忠正无私，欲致大治，忤于贵戚尚书。今道路人闻望之等复进，以为且复见毁谗，必曰尝有过之臣不宜复用，是大不然。臣闻春秋地震，为在位执政太盛也，不为三独夫动，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时，季布有罪，至于夷灭，后赦以为将军，高后、孝文之间卒为名臣。孝武帝时，皃宽有重罪系，按道侯韩说谏曰：“前吾丘寿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杀宽，后将复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贳宽，复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宽者也。又董仲舒坐私为灾异书，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诛，复为太中大夫、胶西相，以老病免归。汉有所欲兴，常有诏问。仲舒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时，夏侯胜坐诽谤系狱三年，免为庶人。宣帝复用胜，至长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群臣，多此比类，难一二记。有过之臣，无负国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观矣。
前弘恭奏望之等狱决，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后复视事，天阴雨雪。由是言之，地动殆为恭等。
臣愚以为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门开，灾异之原塞矣。
书奏，恭、显疑其更生所为，白请考奸诈。辞果服，遂逮更生系狱，下太傅韦玄成、谏大夫贡禹，与廷尉杂考。劾更生前为九卿，坐与望之、堪谋排车骑将军高、许、史氏侍中者，毁离亲戚，欲退去之，而独专权。为臣不忠，幸不伏诛，复蒙恩征用，不悔前过，而教令人言变事，诬罔不道。更生坐免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书自冤前事，恭、显白令诣狱置对。望之自杀。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为光禄勋，堪弟子张猛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恭、显惮之，数谮毁焉。更生见堪、猛在位，几已得复进，惧其倾危，乃上封事谏曰：
臣前幸得以骨肉备九卿，奉法不谨，乃复蒙恩。窃见灾异并起，天地失常，征表为国。欲终不言，念忠臣虽在甽亩，犹不忘君，惓惓之义也。况重以骨肉之亲，又加以旧恩未报乎！欲竭愚诚，又恐越职，然惟二恩未报，忠臣之义，一杼愚意，退就农亩，死无所恨。
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而凤皇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四海之内，靡不和定。及至周文，开墓西郊，杂遝众贤，罔不肃和，崇推让之风，以销分争之讼。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诗》曰：“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当此之时，武王、周公继政，朝臣和于内，万国欢于外，故尽得其欢心，以事其先祖。其《诗》曰：“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来也。诸侯和于下，天应报于上，故《周颂》曰“降福穰穰”，又曰“饴我釐麰”，釐麰，大麦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获天助也。
下至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诗人疾而忧之曰：“民之无良，相怨一方。”众小在位而从邪议，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诗》曰“歙歙訿々，亦孔之哀！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君子独处守正，不桡众枉，勉强以从王事则反见憎毒谗诉，故其《诗》曰：“密勿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嗷嗷！”当是之时，日月薄蚀而无光，其《诗》曰：“朔日辛卯，日有蚀之，亦孔之丑！”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天变见于上，地变动于下，水泉沸腾，山谷易处。其《诗》曰：“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霜降失节，不以其时，其《诗》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言民以是为非，甚众大也。此皆不和，贤不肖易位之所致也。
自此之后，天下大乱，篡杀殃祸并作，厉王奔彘，幽王见杀。至乎平王末年，鲁隐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离不和，出奔于鲁，而《春秋》为讳，不言来奔，伤其祸殃自此始也。是后尹氏世卿而专恣，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见，夜常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长狄入三国，五石陨坠，六<皃鸟>退飞，多麋，有蜮、蜚，鸲鹆来巢者，皆一见。昼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杀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饥、蝝、螽、螟蜂午并起。当是时，祸乱辄应，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也。周室多祸：晋败其师于贸戎；伐其郊；郑伤桓王；戎执其使；卫侯朔召不住，齐逆命而助朔；五大夫争权，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复兴。
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胶戾乖刺，更相谗诉，转相是非。傅授增加，交书纷纠，前后错缪，毁与浑乱。所以营感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权借势之人，子弟鳞集于朝，羽翼阴附者众，辐凑于前，毁与将必用，以终乖离之咎。是以日月无光，雪霜夏陨，海水沸出，陵谷易处，列星失行，皆怨气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轨迹，循诗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颂，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异，无孔子之救，犹不能解纷，况甚于《春秋》乎？
原其所以然者，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义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诗》又云“雨雪麃麃，见晛聿消”，与《易》同义。昔者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孟偕仕于鱼，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今二府奏佞谄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做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
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故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在上则引其类，在下则推其类，故汤用伊尹，不仁者远，而众贤至，类相致也。今佞邪与贤臣并在交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訿々，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
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而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迹察两观之诛，览“否”、“泰”之卦，观雨雪之诗，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
臣幸得托肺附，诚见阴阳不调，不敢不通所闻。窃推《春秋》灾异，以救今事一二，条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谨重封昧死上。
恭、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而怨更生等。堪性公方，自见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恭、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龂龂不可光禄勋，何邪？”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前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兴曰：“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于是疑。会城门校尉诸葛丰亦言堪、猛短，上因发怒免丰。语在其传。又曰：“丰言堪、猛贞信不立，联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
显等专权日甚。后三岁余，孝宣庙阙灾，其晦，日有蚀之。于是上召诸前言日变在堪、猛者责问，皆稽首谢。乃因下诏曰：“河东太守堪，先帝贤之，命而傅联。资质淑茂，道术通明，论议正直，秉心有常，发愤悃愊，信有忧国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贵，孤特寡助，抑厌遂退，卒不克明。往者众臣见异，不务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昧说天，托咎此人。联不得已，出而试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后，大变仍臻，众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属有识之士咏颂其美，使者过郡，靡人不称。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联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议诋欺，或引幽隐，非所宜明，意疑以类，欲以陷之，联亦不取也。联迫于俗，不得专心，乃者天著大异，联甚惧焉。今堪年衰岁幕，恐不得自信，排于异人，将安究之哉？其征堪诣行在所。”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领尚书事。猛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显干尚书事，尚书五人，皆其党也。堪希得见，常因显白事，事决显口。会堪疾瘖，不能言而卒。显诬谮猛，令自杀于公车。更生伤之，乃著《疾谗》、《擿要》、《救危》及《世颂》，凡八篇，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也。遂废十余年。
成帝即位，显等伏辜，更生乃复进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数奏封事，迁光禄大夫。是时，帝元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秉政，倚太后，专国权，兄弟七人皆封为列侯。时数有大异，向以为外戚贵盛，凤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
久之，营起昌陵，数年不成，复还归延陵，制度泰奢。向上蔬谏曰：
臣闻《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贤圣之君，博观终始，穷极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孔子论《诗》，至于“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喟然叹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于子孙，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劝勉？”盖伤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未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昔高皇帝既灭秦，将都雒阳，感寤刘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贤于秦，遂徙都关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长短，以德为效，故常战粟，不敢讳亡。孔子所谓“富贵无常”，盖谓此也。
孝文皇帝居霸陵，北临厕，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斫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张释之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故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坟。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于桥山，尧葬济阴，丘垅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苍梧，二妃不从。禹葬会稽，不改其列。殷汤无葬处。文、武、周公葬于毕，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于武库，皆无丘陇之处。此圣帝明王贤君智士远览独虑无穷之计也。其贤臣孝子亦承命顺意而薄葬之，此诚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
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子防，称古墓而不坟，曰：“丘，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识也。”为四尺坟，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闻之，古者不修墓。”盖非之也。延陵季子适齐而反，其子死，葬于赢、博之间，穿不及泉，敛以时服，封坟掩坎，其高可隐，而号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魂气则无不之也。”夫赢、博去吴千有余里，季子不归葬。孔子往观曰：“延陵季子于礼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亲骨肉，皆微薄矣；非苟为俭，诚便于体也。宋桓司马为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吕不韦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义，皆明于事情者也。
逮至吴王阖闾，违礼厚葬，十有余年，越人发之。及秦惠文、武、昭、孝文、严襄五王，皆大作丘陇，多其瘗臧，咸尽发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臧，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又多杀官人，生薶工匠，计以万数。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臧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
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由是观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见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贤而中兴，更为俭官室，小寝庙。诗人美之，《斯干》之诗是也，上章道宫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孙之众多也。及鲁严公刻饰宗庙，多筑台囿，后嗣再绝，《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鲁、秦如此而绝，是则奢俭之得失也。
陛下即位，躬亲节俭，始营初陵，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贤明。及徙昌陵，增埤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费大万百余。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臣甚惽焉。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安用大？谋之贤知则不说，以示众庶则苦之；若苟以说愚夫淫侈之人，又何为哉！陛下仁慈笃美甚厚，聪明疏达盖世，宜弘汉家之德，崇刘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顾与暴秦乱君竞为奢侈，比方丘垅，说愚夫之目，隆一时之观，违贤知之心，亡万世之安，臣窃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览明圣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观贤知穆公、延陵、樗里、张释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可以为则；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为戒。初陵之橅，宜从公卿大臣之议，以息众庶。
书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从其计。
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
时上无继嗣，政由王氏出，灾异浸甚。向雅奇陈汤智谋，与相亲友，独谓汤曰：“灾异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渐必危刘氏。吾幸得同姓末属，累世蒙汉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上以我先帝旧臣，每进见常加优礼，吾而不言，孰当言者？”向遂上封事极谏曰：
臣闻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术也。夫大臣操权柄，持国政，未有不为害者也。昔晋有六卿，齐有田、崔，卫有孙、甯，鲁有季、孟，常掌国事，世执朝柄。终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崔杼弑其君光；孙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并专国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管朝事，浊乱王室，子朝、子猛更立，连年乃定。故经曰“王室乱”，又曰“君氏杀王子克”，甚之也。《春秋》举成败，录祸福，如此类甚众，皆阴盛而阳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书》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孔子曰“禄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泾阳、叶阳君专国擅势，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权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国，国甚危殆，赖寤范睢之言，而秦复存。二世委任赵高，专权自恣，壅蔽大臣，终有阎乐望夷之祸，秦遂以亡。近事不远，即汉所代也。
汉兴，诸吕无道，擅相尊王。吕产、吕禄席太后之宠，据将相之位，兼南北军之众，拥梁、赵王之尊，骄盈无厌，欲危刘氏。赖忠正大臣绛侯、朱虚侯等竭诚尽节以诛灭之，然后刘氏复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僣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远绝宗室之任，不令得给事朝省，恐其与已分权；数称燕王、盖主以疑上心，避讳吕、霍而弗肯称。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论，兄弟据重，宗族磐互。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僣贵未有如王氏者也。虽周皇甫、秦穰侯、汉武安、吕、霍、上官之属，皆不及也。
物盛必有非常之变先见，为其人微象。孝昭帝时，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虽立石起柳，无以过此之明也。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妇人内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与舅平昌、乐昌侯权，所以安全之也。
夫时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宜发明诏，吐德音，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外戚，毋授以政，皆罢令就第，以则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诚东宫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刘氏长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复见于今，六卿必起于汉，为后嗣忧，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图，不可不蚤虑。《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唯陛下深留圣思，审固几密，览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万安之实，用保宗庙，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书奏，天子召见向，叹息悲伤其意，谓曰：“君且休矣，吾将思之。”以向为中垒校尉。
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元延中，星孛东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恶此异，语在《五行志》。怀不能已，复上奏，其辞曰：
臣闻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纣。《诗》曰：“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亦言汤以桀为戒也。圣帝明王常以败乱自戒，不讳废兴，故臣敢极陈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
谨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蚀三十六，襄公尤数，率三岁五月有奇而壹食。汉兴讫竟宁，孝景帝尤数，率三岁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数言日当食，今连三年比食。自建始以来，二十岁间而八食，率二岁六月而一发，古今罕有。异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缓急，而圣人所以断疑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昔孔子对鲁哀公，并言夏桀、殷纣暴虐天下，故历失则摄提失方，孟陬无纪，此皆易姓之变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时，日月薄食，山陵沦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经天而行，无云而雷，枉矢夜光，荧惑袭月，孽火烧宫，野禽戏廷，都门内崩，长人见临洮，石陨于东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观孔子之言，考暴秦之异，天命信可畏也。
及项籍之败，亦孛大角。汉之入秦，五星聚于东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时，有雨血，日食于冲，灭光星见之异。孝昭时，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复起，大星如月西行，众星随之，此为特异。孝宣兴起之表，天狗夹汉而西，久阴不雨者二十余日，昌邑不终之异也。皆著于《汉纪》。观秦、汉之易世，览惠、昭之无后，察昌邑之不终，视孝宣之绍起，天之去就，岂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变，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复风之报。神明之应，应若景响，世所同闻也。
臣幸得托末属，诚见陛下宽明之德，冀销大异，而兴高宗、成王之声，以崇刘氏，故豤豤数奸死亡之诛。今日食尤屡，星孛东井，摄提炎及紫官，有识长老莫不震动，此变之大者也。其事难一二记，故《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以设卦指爻，而复说义。《书》曰“亻平来以图”，天文难以相晓，臣虽图上，犹须口说，然后可知，愿赐清燕之闲，指图陈状。
上辄入之，然终不能用也。向每召见，数言：“公族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荫；方今同姓疏远，母党专政，禄去公室，权在外家，非所以强汉宗、卑私门、保守社稷、安固后嗣也。”向自见得信于上，故常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上数欲用向为九卿，辄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终不迁。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年七十二卒。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
向三子皆好学：长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赐，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歆字子骏，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
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语在《艺文志》。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亦湛靖有谋，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穀梁》义。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明师传读而已。《诗》始萌牙。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联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官，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
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已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后复转在涿郡，历三郡守。数年，以病免官，起家复为安定属国都尉。会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著《三统历谱》。
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云。及王莽篡位，歆为国师，后事皆在《莽传》。
赞曰：仲尼称“材难，不其然与！”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杨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传曰“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岂近是乎？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呜虖！向言山陵之戎，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废兴，昭矣！岂非直谅多闻，古之益友与！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
楚元王刘交，字游，是高祖同父异母的小弟。生性喜好读书，多才多艺。年轻时曾经与鲁国人穆生、白生、申公一起师从浮丘伯学《诗》。浮丘伯是战国时期学者荀况的门下弟子。到秦朝“焚书”之事发生，他们方才各自别去。
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次仲，伯蚤卒。高祖既为沛公，景驹¹自立为楚王。高祖使仲与审食其留侍太上皇，交与萧、曹等俱从高祖见景驹，遇项梁，共立楚怀王。因西攻南阳，入武关，与秦战于蓝田。至霸上²，封交为文信君，从入蜀汉，还定三秦，诛项籍。即帝位，交与卢绾常侍上，出入卧内，传言语诸内事隐谋。而上从父兄刘贾数别将³。
高祖一共有兄弟四人，大哥名叫刘伯，二哥是刘仲，刘伯很早就去世了。高祖自称为沛公之后，景驹自行立为楚王。高祖让刘仲和审食其留守家中侍奉太上皇，刘交则与萧何、曹参等人一同跟随高祖前去拜见景驹，途中遇上项梁，众人一起拥立楚怀王熊心为君主。随后率军向西攻打南阳，攻入武关，在蓝田与秦军展开激战。进军到霸上后，高祖封刘交为文信君，刘交跟随高祖进入蜀汉地区，参与率军回师平定三秦，最终消灭了项籍。高祖登基称帝后，刘交和卢绾常常陪伴在皇上身边侍奉，可随意出入皇上的内室，负责向群臣传达皇上的旨意，以及处理宫内事务和机要密谋。而皇上的堂兄刘贾，多次独自率领军队出征作战。
¹景驹：秦末楚人。二世二年（前208）被秦嘉立为楚王，旋被项梁击败，死于梁地。
²霸上：古地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
³别将：配合主力军作战的部队将领。
汉六年，既废楚王信，分其地为二国，立贾为荆王，交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先有功也。后封次兄仲为代王，长子肥为齐王。
汉朝六年，在废除楚王韩信的爵位后，朝廷将他的封地分割为两个诸侯国，册立刘贾为荆王，刘交为楚王，让刘交管辖薛郡、东海、彭城等三十六县的封地，这是因为他们之前立下了功劳。后来高帝又封二哥刘仲为代王，长子刘肥为齐王。
初，高祖微时，常避事，时时与宾客过其丘嫂¹食。嫂厌叔与客来，阳为羹尽，轑釜，客以故去。已而视鉴中有羹，繇是怨嫂。及立齐、代王，而伯子独不得侯。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为羹颉侯。
当初，高祖还没有发迹的时候，常常逃避繁杂的事务，经常和宾客一起到大嫂家去吃饭。大嫂讨厌他总带着宾客前来，就假装锅里的饭羹已经吃完，用勺子刮着锅底发出声响，宾客们因此都起身离开了。过了一会儿，高祖看到锅里其实还有饭羹，从此就怨恨大嫂。等到封立齐王、代王时，高祖却不封大嫂的儿子为侯。太上皇为此跟高祖提起这件事，高祖说：“我并不是敢忘记封他，只是因为他的母亲不是宽厚仁慈的人。”汉高祖七年十月，高祖才封大嫂的儿子刘信为羹颉侯。
¹丘嫂：大嫂；长嫂。
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于郢客与申公俱卒业¹。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
楚元王刘交到达楚国后，任命穆生、白生、申公担任中大夫。高后执政时期，浮丘伯居住在长安，楚元王派儿子刘郢客和申公一起前往长安跟随浮丘伯完成学业。汉文帝在位时，听说申公对《诗》的研究最为精深，就任命他为博士。楚元王本身喜爱《诗》，他的儿子们也都研读《诗》。申公开始为《诗》撰写阐释性的传文，号称“鲁诗”。楚元王也编撰了《诗》的传文，号称“元王诗”，在世间偶尔还有流传。
¹卒业：完成未竟的功业。
高后时，以元王子郢客为宗正¹，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为夷王。申公为博士，失官，随郢客归，复以为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宠元王，子生，爵比皇子。景帝即位，以亲亲封元王宠子五人：子礼为平陆侯，富为休侯，岁为沈犹侯，执为宛朐侯，调为棘乐侯。
高后执政期间，委任楚元王的儿子刘郢客为宗正，并加封他为上邳侯。楚元王在位二十三年后去世，太子刘辟非早于楚元王离世，汉文帝便任命当时担任宗正的上邳侯刘郢客承袭楚王之位，这便是楚夷王。申平原先在朝廷担任博士，后来丢了官职，就跟随刘郢客返回楚国，再次被委任为中大夫。楚夷王在位四年后去世，他的儿子刘戊继承了王位。汉文帝为彰显对楚元王的尊宠，规定楚元王的儿子出生时，其礼仪规格与皇子相同。汉景帝即位，奉行“亲亲”的原则加封楚元王的五个爱子：其子刘礼为平陆侯，刘富为休侯，刘岁为沈犹侯，刘埶为宛朐侯，刘调为棘乐侯。
¹宗正：官名。
初，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¹。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与？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²去。申公、白生独留。
当初，楚元王十分敬重优待申公等人，穆生不喜欢饮酒，楚元王每次设宴时，总会特意为穆生准备甜酒。等到楚王刘戊继位后，起初还特意为他备上甜酒，后来却渐渐忘了这件事。穆生事后感慨道：“该离开了！甜酒不再准备，说明大王对我们的敬意已经懈怠了，现在不离去，将来楚国人恐怕会用铁钳锁住我的脖颈在街市上示众。”说完穆生就称病卧床不起。申公、白生强行把他扶起来劝道：“难道你就不感念先王的恩德吗？如今大王只是偶尔失了点小礼节，何必要做到这种地步呢！”穆生回答说：“《周易》中说‘能洞察事物的细微征兆，大概就是圣人了吧！所谓细微征兆，就是事物变化的萌芽，是吉凶最先显现的迹象。君子见到征兆就行动，不可拖延片刻’。先王之所以优待我们三人，是因为心中存有道义；现在大王荒废了往日的礼数，说明他已经忘记了道义。忘记道义的人，怎么能和他长久相处呢！我称病离去，难道是为了计较这一点小小的礼节吗？”随后便以生病为由告辞离开了，申公、白生则依旧留在了楚国。
¹设醴：用以指礼遇贤士。
²谢病：托病谢绝宾客或因病自请退职。
王戊稍淫暴，二十年，为薄太后服私奸¹，削东海、薛郡，乃与吴通谋。二人谏，不听，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于市。休侯使人谏王，王曰：“季父不吾与，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惧，乃与母太夫人奔京师。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也，削书²到，遂应吴王反。其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不听。遂杀尚、夷吾，起兵会吴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与汉将周亚夫战。汉绝吴、楚粮道，士饥，吴王走，戊自杀，军遂降汉。
楚王刘戊日渐荒淫残暴，他在位第二十年时，恰逢为薄太后守丧期间，竟私下与妇女淫乱，朝廷因此削去他的东海郡、薛郡封地，他于是和吴王暗中勾结，图谋叛乱。申公、白生二人前去劝谏，刘戊拒不采纳，反而把他们罚做刑徒，让他们穿着赭色的囚服，在街市上不停地用杵臼舂米。休侯刘富派人劝说楚王，刘戊却说：“叔父不肯帮我，等我起兵，就先处置叔父。”休侯刘富心生畏惧，便和母亲太夫人一起逃到了京城。刘戊在位二十一年春天，即汉景帝三年，朝廷削夺他封地的公文送到后，他立刻响应吴王刘濞，起兵反叛。楚王的丞相张尚、太傅赵夷吾前来劝阻，刘戊不听，随即杀了张尚和赵夷吾，出兵与吴军会合，向西攻打梁国，攻破棘壁后，进军到昌邑南面，与朝廷大将周亚夫的军队交战。汉军切断了吴、楚两军的运粮通道，叛军士兵陷入饥饿，吴王刘濞逃走，楚王刘戊自杀身亡，吴、楚的军队随后向朝廷投降。
¹私奸：私自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²削书：削藩的诏书。
汉已平吴、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陆侯礼为楚王，奉元王后，是为文王。三年薨，子安王道嗣。二十二年薨，子襄王注嗣。十二年薨，子节王纯嗣。十六年薨，子延寿嗣。宣帝即位，延寿以为广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变必得立，阴欲附倚辅助之，故为其后母弟赵何齐取广陵王女为妻。与何齐谋曰：“我与广陵王相结，天下不安，发兵助之，使广陵王立，何齐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齐奉书遗广陵王曰：“愿长耳目，毋后人有天下。”何齐父长年上书告之。事下有司，考验辞服¹，延寿自杀。立三十二年，国除。
汉朝廷平定吴楚叛乱后，汉景帝便册立当时担任宗正的平陆侯刘礼为楚王，以延续楚元王的后代，这就是楚文王。楚文王在位四年后去世，他的儿子安王刘道继承王位。安王在位二十二年逝世，其子襄王刘注继位。襄王在位十四年去世，他的儿子节王刘纯继位。节王在位十六年逝世，其子刘延寿承袭王位。汉宣帝登基后，楚王刘延寿认为广陵王刘胥是汉武帝的儿子，若天下局势发生变动，刘胥必定会被拥立为帝，于是暗中谋划依附、辅佐刘胥，还让自己王后的弟弟赵何齐迎娶了广陵王刘胥的女儿为妻。刘延寿与赵何齐暗中商议道：“我与广陵王结交，若遇上天下动乱，就出兵援助他，助他登上皇位，你赵何齐娶了公主，列侯的爵位自然能得到。”随后便派赵何齐送信给广陵王，信中写道：“希望你随时留意天下局势的变化，动手争夺天下时不要落后于人。”赵何齐的父亲赵长年得知此事后，上书朝廷告发了他们。案件被移交相关部门查办，经过审讯复核，刘延寿等人认罪伏法，楚王刘延寿自杀身亡。刘延寿在位三十二年，他的封国也随之被废除。
¹辞服：服罪；认罪屈服。
初，休侯富既奔京师，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属籍¹。后闻其数谏戊，乃更封为红侯。太夫人与窦太后有亲，惩山东之寇，求留京师，诏许之，富子辟强等四人供养，仕于朝。太夫人薨，赐茔，葬灵户。富传国至曾孙，无子，绝。
起初，休侯刘富逃到京城之后，恰逢楚王刘戊发动叛乱，刘富等人都受牵连被治罪，不仅被免去侯爵之位，还被削除了皇室宗亲的户籍。后来朝廷得知刘富曾多次劝谏刘戊，便将刘富改封为红侯。刘富的母亲太夫人与窦太后有亲属关系，她考虑到崤山以东地区发生寇乱，请求留在京城居住，汉景帝下诏书答应了她的请求。刘富的儿子刘辟彊等四人负责奉养祖母，也因此得以在朝廷任职。太夫人去世后，朝廷赏赐了墓地以及负责看守坟墓的农户。刘富的封国传到他的曾孙时，由于曾孙没有后代，封国就被废除了。
¹属籍：宗谱。
辟强字少卿，亦好读《诗》能属文。武帝时，以宗室子随二千石论议，冠诸宗室。清静少欲，常以书自娱，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说大将军霍光曰：“将军不见诸吕之事乎？处伊尹，周公之位，摄政擅权，而背宗室，不与共职，是以天下不信，卒至于灭亡。今将军当盛位，帝春秋富，宜纳宗室，又多与大臣共事，反诸吕道，如是则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择宗室可用者。辟强子德待诏丞相府，年三十余，欲用之。或言父见在，亦先帝之所宠也。遂拜辟强为光禄大夫，守长乐卫尉，时年已八十矣。徙为宗正，数月卒。
刘辟彊字少卿，也喜爱研读《诗》，擅长撰写文章。汉武帝时期，他以皇室宗亲的身份，随同二千石俸禄的官员参与商议国家大事，在所有宗室成员中，他的见识最为深远。他为人淡泊寡欲，常常以读书为乐，不愿入朝为官。汉昭帝即位后，有人劝说大将军霍光：“将军难道没有见过诸吕的下场吗？他们身居伊尹、周公那样的尊贵地位，代理国政、独揽大权，却疏远皇室宗亲，不与他们同心共事，因此失去天下人的信任，最终走向覆灭。如今将军身居高位，皇上年纪尚幼，将军应当举荐皇室宗亲，多与大臣们协同办事，与当年吕氏集团的做法完全相反，这样才能免除祸患。”霍光认同这个建议，便挑选宗室中值得信任的人。刘辟彊的儿子刘德获得了在丞相府待诏任职的机会，当时他三十多岁，朝廷正准备任用他。有人进言，刘德的父亲尚且在世，而且也是先帝当年所宠信的人。于是朝廷就隆重任命刘辟彊为光禄大夫，代理长乐卫尉的职务，那时他已经八十岁高龄了。后来刘辟彊调任宗正，几个月后便去世了。
德字路叔，修黄老术¹，有智略。少时数言事，召见甘泉宫，武帝谓之“千里驹”。昭帝初，为宗正丞，杂治刘泽诏狱。父为宗正，徙大鸿胪丞，迁太中大夫，后复为宗正，杂案上官氏、盖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计。妻死，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满也。盖长公主孙谭遮德自信，德数责以公主起居无状。侍御史以为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诽谤诏狱，免为庶人，屏居山田。光闻而恨之，复白召德守青州刺史。岁余，复为宗正，与立宣帝，以定策²赐爵关内侯。地节中，以亲亲行谨厚封为阳城侯。子安民为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卫者二十余人。
刘德字路叔，钻研黄老道家学说，聪慧且富有谋略。他年轻时曾多次议论国家政务，在甘泉宫被汉武帝召见，武帝称赞他为“千里驹”。汉昭帝初年，刘德担任宗正丞，与其他官员一同审理刘泽的钦命案件。后来他的父亲出任宗正，刘德便调任大鸿胪丞，又升任太中大夫，之后再次担任宗正，参与审理上官桀、上官安父子与盖长公主的谋反案。刘德始终秉持老子《道德经》中“知足不辱”的理念。他的妻子去世后，大将军霍光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她，刘德却不敢接受，担心盛极而衰、满盈招损。盖长公主的孙子王谭拦路求见刘德，主动诉说当年公主被定罪的事情，刘德多次斥责盖长公主私生活不检点。侍御史认为霍光怨恨刘德不肯接受他的女儿，便擅自揣摩霍光的心意，弹劾刘德犯有“诽谤钦命案件”之罪，将他罢官为民，逐出朝廷，让他居住在乡野田间。霍光得知此事后，对侍御史的行为十分恼怒，又向皇帝上奏，征召刘德担任代理青州刺史。过了一年有余，刘德再度出任宗正，参与拥立宣帝的活动，凭借决定大策的功劳被赏赐关内侯的爵位。汉宣帝地节年间，因为朝廷推行“亲亲”政治而刘德行为谨慎宽厚被封为阳城侯。其子刘安民担任郎中右曹的职务，同宗的家庭成员通过刘德的关系而得以出任宫中宿卫官职的多达二十余人。
¹黄老术：指道家清净无为的治世之术。
²定策：决定策略。
德宽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产过百万，则以振昆弟宾客食饮，曰：“富，民之怨也。”立十一年，子向坐铸伪黄金，当伏法，德上书讼罪。会薨，大鸿胪奏德讼子罪，失大臣体，不宜赐谥、置嗣。制曰：“赐谥缪侯，为置嗣。”传至孙庆忌，复为宗正、太常。薨，子岑嗣，为诸曹中郎将，列校尉，至太常。薨，传子，至王莽败，乃绝。
刘德为人仁厚，喜欢施恩接济他人，每当兼任京兆尹一职时，常常重新审理罪人的供词并上奏朝廷，为他们减轻刑罚。家产达到百万以上，他就用来救济贫困的兄弟，还供给宾客的饮食开支，他说：“财富多了，就会成为百姓怨恨的目标。”他封侯十一年时，儿子刘向犯了“铸造伪黄金”的罪名，被判死刑，刘德便上书朝廷，为儿子的罪名申诉辩解。就在这时，刘德去世了，大鸿胪上奏说，刘德为儿子的罪名申诉，有失大臣的体面，不应赐给他谥号，也不应为他设立侯爵继承人。皇帝下制书判定：“赐他谥号为缪侯，并为他设立侯爵继承人。”刘德的侯爵传到他的孙子刘庆忌手中时，刘庆忌又担任了宗正和太常的官职。刘庆忌逝世，其子刘岑继位，担任诸曹中郎将的职务，名列校尉，官至太常之职。刘岑逝世，爵位传袭给儿子，到王莽败亡，侯爵才废绝。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为辇郎¹。既冠，以行修饬擢为谏大夫。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上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而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更生幼而读诵，以为奇，献之，言黄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铸作事，费甚多，方不验。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铸伪黄金，系当死。更生兄阳城侯安民上书，入国户半，赎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逾冬减死论。会初立《穀梁春秋》，征更生受《穀梁》，讲论《五经》于石渠。复拜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
刘向字子政，原名更生。十二岁时，凭借父亲刘德的保任，按照任子制度被任命为辇郎。成年后，因品行端正严谨，被破格提拔为谏大夫。当时，汉宣帝沿用汉武帝的旧例，征召选拔著名儒者和优秀人才在身边任职。刘更生因为见识广博、擅长写文章，和王褒、张子侨等人一同得到皇帝召见，应对皇帝的提问，并献上赋、颂等作品共几十篇。汉宣帝又推崇神仙方术，而淮南王刘安藏有《枕中鸿宝》和《苑秘书》。书中记载的是神仙驱使鬼神制造黄金的方法，以及邹衍重视道术、延长寿命的方术，世上没有人见过。刘更生的父亲刘德在汉武帝时参与审理淮南王刘安的案件，得到了这些书。刘更生年轻时就熟读这些书，认为是珍贵的典籍，便献给皇帝，说可以炼成黄金。皇帝命令刘更生负责尚方官署的冶炼，花费了大量钱财，可书中的秘方却没有应验。汉宣帝于是将刘更生逮捕入狱，执法官员弹劾他犯了“铸造假黄金”的罪名，把他关押起来，判处死刑。刘更生的哥哥阳城侯刘安民上书皇帝，愿意把封地内一半的民户献给朝廷，以此来赎免刘更生的死罪。汉宣帝也珍惜刘更生的才干，判处依据春季行宽大之政的原则减免死刑。恰恰赶上初立《穀梁春秋》学官，征召刘更生学习《穀梁春秋》，在石渠阁参加了讲论《五经》异同的会议。又被任命为郎中、给事黄门，晋职为散骑、谏大夫、给事中。
¹辇郎：汉官名。引御辇的人。
元帝初即位，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少傅周堪为诸吏光禄大夫，皆领尚书事，甚见尊任，更生年少于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荐更生宗室忠直，明经有行，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与侍中金敞拾遗于左右。四人同心辅政，患苦外戚许、史在位放纵，而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望之、堪、更生议，欲白罢退之。未白而语泄，遂为许、史及恭、显所谮愬¹，堪、更生下狱，及望之皆免官。语在《望之传》。其春地震，夏，客星见昴、卷舌间。上感悟，下诏赐望之爵关内侯，奉朝请。秋，征堪、向，欲以为谏大夫，恭、显白皆为中郎。冬，地复震。时恭、显、许、史子弟侍中诸曹，皆侧目²于望之等，更生惧焉，乃使其外亲上变事，言：
汉元帝刚即位时，太傅萧望之出任前将军，少傅周堪担任诸吏光禄大夫，二人都拥有领尚书事的职权，深受皇帝的敬重与信任。刘更生虽然年纪比萧望之、周堪小，但二人十分器重他，推荐他作为宗室中的贤才。刘更生人忠诚正直，通晓儒家经术，品行高洁，被破格提拔为散骑、宗正，还加授给事中的官职，与侍中金敞一同在皇帝身边辅佐朝政，弥补朝政的缺失。萧望之、周堪、刘更生、金敞四人同心协力辅佐君主，担心外戚许嘉、史高身居高位而肆意妄为，也忧虑执掌中书要职的宦官首领弘恭、石显暗中玩弄权术、滥用威势。四人商议后，打算上奏皇帝，请求罢免并疏远这几人。不料还没来得及上奏，他们商议的内容就泄露了，于是遭到许嘉、史高以及弘恭、石显的恶意诬告，周堪、刘更生被逮捕入狱，萧望之也一同被免去官职。相关详情记载在《萧望之传》中。这一年春天发生了地震，夏季，有客星出现在昴宿和卷舌星之间。汉元帝有所感悟，下诏书赐给萧望之关内侯的爵位，给予他可以参加朝会的特殊礼遇。到了秋季，皇帝征召周堪、刘向，准备任命他们为谏大夫，而弘恭、石显仅被任命为中郎。冬季，再次发生地震。当时弘恭、石显、许嘉、史高的子侄充任侍中、诸曹等皇帝近臣，都对萧望之一行人怒目相向，刘更生为此深感忧虑，便派遣姻亲直接向皇帝上书举报紧急事态，说道：
¹谮愬：说坏话诬告。
²侧目：怒目而视。形容怒恨。
窃闻故前将军萧望之等，皆忠正无私，欲致大治，忤于贵戚尚书。今道路人闻望之等复进，以为且复见毁谗，必曰尝有过之臣不宜复用，是大不然。臣闻春秋地震，为在位执政太盛也，不为三独夫动，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时，季布有罪，至于夷灭，后赦以为将军，高后、孝文之间卒为名臣。孝武帝时，皃宽有重罪系，按道侯韩说谏曰：“前吾丘寿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杀宽，后将复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贳¹宽，复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宽者也。又董仲舒坐私为灾异书，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诛，复为太中大夫、胶西相，以老病免归。汉有所欲兴，常有诏问。仲舒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时，夏侯胜坐诽谤系狱三年，免为庶人。宣帝复用胜，至长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群臣，多此比类，难一二记。有过之臣，无负国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观矣。
“我私下听闻，前将军萧望之等人皆忠诚正直、不存私心，一心要将国家治理至太平盛世，因而得罪了权贵、外戚和尚书。如今坊间传言萧望之等人将再次被起用，担心他们又会遭到诬蔑诽谤，肯定会有人认为曾犯过错的臣子不应再度任用，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我听说春秋季节发生地震，是由于当权者势力过大，大地不会因三个平民百姓而震动，这已是十分显明的道理。再者，早年高皇帝时，季布虽有罪，按律当诛，后来被赦免并任命为将军，至高后、孝文帝时期终于成为名臣。孝武帝时期兒宽犯有重罪而被逮捕下狱，按道侯韩说劝谏说：‘以前吾丘寿王被杀死，陛下至今悔恨其事；现在如果诛杀兒宽，以后将要更加悔恨了！’汉武帝被他的话打动，便赦免了兒宽，再次任用他。兒宽历任官职直到御史大夫，在所有担任过这一职务的人中，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此外，董仲舒触犯了私自撰写议论灾异文章的法令，主父偃偷取了他的文稿上奏朝廷，董仲舒被逮捕入狱，按“不道”的罪名被判罪，侥幸得到赦免，没有被处死，之后再次出任太中大夫、胶西国相，后来因年老多病辞官回家。朝廷打算推行制度变革等重大举措时，常常下诏书向他征询意见。董仲舒被推崇为当时的儒学宗师，他提出的观点对天下治理大有裨益。汉宣帝时期，夏侯胜因犯诽谤之罪被囚禁狱中三年，后来免除死罪，被贬为平民。宣帝再次起用夏侯胜，他最终官至长信少府、太子太傅，以敢于直言著称，天下人都称颂他。至于其他大臣，大多也有类似的经历，难以一一记载。那些曾犯过错的臣子，并没有辜负国家，反而对天下有益，以上四位名臣的事例，就足以说明这个道理了。
¹贳：宽赦。
前弘恭奏望之等狱决¹，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后复视事，天阴雨雪。由是言之，地动殆为恭等。
“以前弘恭弹劾萧望之等人的狱案裁决完毕，三月间，发生了大地震。弘恭上书自称有病而离职，稍后又归来处理政务，天气阴霾沉沉又降雪。由此说来，地震示警大概是因为弘恭等人的专权而发。
¹狱决：狱案裁决完毕。
臣愚以为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门开，灾异之原塞矣。
“我的愚见以为应该斥退弘恭、石显以明确显示对遮蔽善人行为的惩罚，进用萧望之等人以开通招纳贤能的道路。如此，太平之门开启，引发灾异的根源就杜绝了。”
书奏，恭、显疑其更生所为，白请考奸诈。辞果服，遂逮更生系狱，下太傅韦玄成、谏大夫贡禹，与廷尉杂考¹。劾更生前为九卿，坐与望之、堪谋排车骑将军高、许、史氏侍中者，毁离亲戚，欲退去之，而独专权。为臣不忠，幸不伏诛，复蒙恩征用，不悔前过，而教令人言变事，诬罔不道。更生坐免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书自冤前事，恭、显白令诣狱置对。望之自杀。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为光禄勋，堪弟子张猛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恭、显惮之，数谮毁焉。更生见堪、猛在位，几已得复进，惧其倾危，乃上封事²谏曰：
文书呈报上去之后，弘恭、石显怀疑奏章出自刘更生之手，便向皇帝禀奏请求审讯其中的奸诈情形。供词果然认罪，于是将刘更生逮捕入狱，交给太子太傅韦玄成、谏大夫贡禹，与廷尉一同审讯。审讯之后检举刘更生从前身为九卿官员，因与萧望之、周堪合谋排挤车骑将军史高以及许氏、史氏在宫中侍奉之人，诋毁挑拨皇亲国戚，意图将他们驱逐罢免，从而独揽权柄。这属于为臣不忠之罪，侥幸未依法处死，又蒙受皇恩被征召起用，却不知悔改前过，反而指使他人上书妄言非常之事，触犯了欺君罔上的重罪。刘更生被定罪免官，贬为平民。而萧望之也因指使儿子上书为自己申辩前事而获罪，弘恭、石显禀告皇帝后下令让萧望之到廷尉处对质。萧望之于是自杀。天子为此深感痛惜与悔恨，便破格提拔周堪为光禄勋，周堪的弟子张猛担任光禄大夫给事中，对他们极为信任。弘恭、石显忌惮二人，多次进谗言加以诋毁。刘更生见周堪、张猛在位，希望自己得到再度进用的机会，也担忧周堪、张猛的政治命运遭遇危难，就进呈密封的奏事文书，劝谏皇帝说：
¹杂考：犹会审。
²封事：密封的奏章。古时大臣上书奏事，防有泄漏，用袋封缄，故称。
臣前幸得以骨肉备九卿，奉法不谨，乃复蒙恩¹。窃见灾异并起，天地失常，征表为国。欲终不言，念忠臣虽在甽亩，犹不忘君，惓惓²之义也。况重以骨肉之亲，又加以旧恩未报乎！欲竭愚诚，又恐越职，然惟二恩未报，忠臣之义，一杼愚意，退就农亩，死无所恨。
“我从前有幸凭借骨肉亲情担任九卿之职，却因遵奉法度不够谨慎而获罪，没想到竟能再次蒙受皇恩得到任用。我私下观察到各种反常的灾异现象同时出现，天地运行失序，这些征兆都是针对国家而显现的。我本想无论如何都不发表言论，可又想到忠臣即便退居田间务农，也不会忘记君主，这是心怀赤诚的臣子应尽的道义。更何况我与皇上还有骨肉之亲，再加上往日的恩情尚未报答皇上呢！我真心想竭尽自己的愚诚之见，又担心超出职责范围而获罪，但想到新旧两次皇恩未能报答，依照忠臣的道义，我应当尽情倾诉自己的愚见，之后再退归田野务农，这样即便到死也没有遗憾了。
¹蒙恩：受恩惠。
²惓惓：诚恳、深切之意。
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而凤皇来仪；击石拊石¹，百兽率舞²。四海之内，靡不和定。及至周文，开墓西郊，杂遝众贤，罔不肃和，崇推让之风，以销分争之讼。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诗》曰：“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当此之时，武王、周公继政，朝臣和于内，万国欢于外，故尽得其欢心，以事其先祖。其《诗》曰：“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来也。诸侯和于下，天应报于上，故《周颂》曰“降福穰穰”，又曰“饴我釐麰”，釐麰，大麦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获天助也。
“我听说虞舜任用九位圣贤担任九官，贤才云集且彼此谦让，这便是和敬谦让的极致。众多贤才在朝廷上和睦安宁，民间万物也随之和谐有序。因此，用箫演奏《韶》乐九遍，便有凤凰现身显现；敲击石制乐器，各类兽类就会纷纷起舞呈祥。天下之内，无不显现出和敬的景象。到了周文王时期，他在西部开创基业，贤能之士纷纷前来归附，人人恭敬安宁，推崇谦让之风，以此平息因利益争夺引发的纷争诉讼。周文王去世后，周公缅怀敬仰他，用诗歌赞颂周文王的德行，诗中写道：‘肃穆宁静的宗庙之中，有恭敬雍和、心地光明的助祭之人；贤才济济的众多贤士，都在秉承文王的德行。’那时，武王、周公先后执掌朝政，朝廷内部群臣和睦，天下各国对外亲善，因而深得众人拥戴，得以祭祀各自的先祖。诗中还说：‘前来朝见者雍容恭敬，抵达此处者肃穆庄重，助祭之人皆是尊贵诸侯，天子面露肃穆神情。’这是说天下诸侯都怀着和敬之心前来朝见。诸侯在下秉持和敬之心，上天便降下祥瑞作为回应，所以《周颂》中说‘上天赐予的福佑源源不断’，又说‘赠给我厘麰之粮’。厘麰就是麦谷，本是上天降下的恩赐。这些都是凭借和敬之心促成天下安宁、得到上天庇佑的具体例证。
¹拊石：敲击石磬。亦泛谓击石。
²百兽率舞：谓音乐和谐之声感动群兽相率起舞。多用为歌颂政治清明，天下升平之辞。
下至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诗人疾而忧之曰：“民之无良，相怨一方。”众小在位而从邪议，歙歙¹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诗》曰“歙歙訿々，亦孔之哀！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君子独处守正，不桡众枉，勉强以从王事则反见憎毒谗诉，故其《诗》曰：“密勿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嗷嗷！”当是之时，日月薄蚀而无光，其《诗》曰：“朔日辛卯，日有蚀之，亦孔之丑！”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²，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天变见于上，地变动于下，水泉沸腾，山谷易处。其《诗》曰：“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霜降失节，不以其时，其《诗》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言民以是为非，甚众大也。此皆不和，贤不肖易位之所致也。
到了周幽王、周厉王时期，朝廷内部出现不和，大臣们转而互相指责、心怀怨恨，写诗的人因愤慨又担忧这种状况，写下诗句：‘百姓都心怀不善，彼此怨恨、相互排挤。’许多小人占据官职，一味听从奸邪之言，还争相互相吹捧，背离了君子之道，所以才有这样的诗句：‘小人接连不断地恶意诋毁，实在是莫大的悲哀！有人献上良策，小人却一概拒绝；有人提出的计谋本就不妥，小人却全都采纳！’有德行的君子即便孤立无援，也始终坚守正道，不盲从多数人的错误看法，依旧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尽心竭力为君王效力，却反而遭到憎恨排挤，承受各种谗言诽谤，因此有这样的诗句：‘辛勤劳作，不敢诉说自己的辛苦，从未犯下过错，却遭到谗言攻击，无休无止！’那时，日月被侵蚀而失去光辉，有诗句记载：‘初一恰逢辛卯日，太阳又出现亏蚀，这真是最严重的灾祸啊！’又说：‘月亮出现亏缺，太阳也发生蚀变，如今天下的百姓，正承受着巨大的悲痛！’还说：‘上天用日月亏蚀向人间警示凶兆，表现为日月不按常规运行；天下各国政治失当，表现为不任用贤能之人！’天上的灾异显现于上，地下的灾变震动于下，泉水从地下喷涌而出、直冲天际，高山与深谷发生移位。有诗句写道：‘上百条河流汹涌翻腾，山峰全部崩塌毁坏，原本的高岸变成深谷，原本的深谷化作山陵。可叹如今的执政者，看到这些灾异为何不加以警醒！’上天降下的霜露违背正常时节，不在该出现的时候降临，有诗句说：‘正当盛夏时节，却频频降下寒霜，我心中为此忧愁不已；百姓传播的荒诞谣言，足以酿成巨大的祸患！’这是说百姓把原本正确的事情硬说成错误的，所造成的危害极大。这些情况，都是因为君臣上下不和、贤能之人与品行不端者的位置颠倒，才招致的恶果。
¹歙歙：随声附和之貌。
²鞠凶：预示灾祸。
自此之后，天下大乱，篡杀殃祸并作，厉王奔彘，幽王见杀。至乎平王末年，鲁隐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离不和，出奔于鲁，而《春秋》为讳，不言来奔，伤其祸殃自此始也。是后尹氏世卿而专恣¹，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见，夜常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长狄入三国，五石陨坠，六<皃鸟>退飞，多麋，有蜮、蜚，鸲鹆来巢者，皆一见。昼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杀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饥、蝝、螽、螟蜂午并起。当是时，祸乱辄应，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也。周室多祸：晋败其师于贸戎；伐其郊；郑伤桓王；戎执其使；卫侯朔召不住，齐逆命而助朔；五大夫争权，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复兴。
“自此之后，天下大乱，臣下篡夺君位杀害君主的祸殃不断出现，周厉王出奔彘地，周幽王被杀。到周平王的末年，鲁隐公刚刚即位的时候，周室大夫祭伯与天子离心离德，出奔到鲁国，而《春秋》的记载出于‘避讳’的原则，不说‘来奔’，是担忧周王室的祸殃自此开始。自此以后，尹氏家族世代担任卿职，且专权跋扈、肆意妄为，天下诸侯纷纷背叛，不再入朝觐见，周王室也日渐衰微。《春秋》记载的二百四十二年里，共出现三十六次日食、五次地震、两次山陵崩塌、三次预示灾祸的彗星现身，还有一次夜间看不到星辰、夜半流星如雨般坠落的情况，以及十四次火灾。长狄人入侵华夏三国，五颗陨石坠落在宋国境内，六只鹢鸟倒着飞过宋国都城，此外还出现过一次麋鹿成群、蜮虫与蜚虫为害、鸜鹆鸟前来筑巢的反常现象。当时曾出现白昼昏暗、降雨后树木结挂、李树梅树冬季结果的景象；七月竟降下寒霜，草木却未被冻死，而八月的寒霜则冻伤了豆类作物；还曾有大冰雹降临，雨雪、雷霆也频频打乱正常时序。水灾、旱灾、饥荒接连发生，蝝虫、螽虫、螟虫等灾害也接踵而至。那个时代，祸乱的征兆很快便应验：弑君之事发生了三十六起，五十二个国家被灭亡，诸侯被迫出逃、无法保全自身政权的事例，多到难以计数。周王室更是屡遭祸殃：晋国在贸戎打败王室军队，还进攻王室的郊邑；郑国军队射伤周桓王；戎人扣押了天子的使者；卫侯朔接到天子召见却抗命不至，齐国甚至违抗天子命令援助卫侯朔；五位大夫争夺权力，三位君主被轮流拥立，不能依据正道给予裁定。因此导致衰落而不能复兴。
¹专恣：专横放肆。
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¹，胶戾乖刺，更相谗诉，转相是非。傅授增加，交书纷纠，前后错缪，毁与浑乱。所以营感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权借势之人，子弟鳞集²于朝，羽翼阴附者众，辐凑于前，毁与将必用，以终乖离之咎。是以日月无光，雪霜夏陨，海水沸出，陵谷易处，列星失行，皆怨气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轨迹，循诗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颂，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异，无孔子之救，犹不能解纷³，况甚于《春秋》乎？
“由此可见，平和之气会带来吉祥，乖戾之气会引发灾祸；吉祥之事多的国家就会安定，灾祸频发的国家就会危亡。这是天地间的自然法则，从古至今都适用的普遍道理。如今陛下开创夏商周三代那样的盛世伟业，招揽儒生学者，为他们创造安心治学、宽松包容的环境，让他们一同为国效力。可当下的问题是，贤才与小人混杂在一起，是非黑白难以分辨，邪恶与正直并存，忠臣与奸人一同进用。上奏的文书送到公车署，上书等候答复的人挤满了北军驻地。朝中大臣意见不合、人心涣散，无休止地相互攻击、彼此指责。公文传递交接的环节增多，引发文书争执，导致内容前后矛盾错乱，诋毁与赞扬交织在一起，难以辨明实情。像这样扰乱君主视听、动摇君主想法的情况，多得数不清。有人互相勾结，常常拉帮结派，一心要陷害正直的大臣。正直大臣能得到重用，是国家安定太平的征兆；正直大臣遭到陷害，是国家陷入混乱的苗头。身处关系国家安危的关键位置，却不知道该依靠谁，再加上预示灾祸的异常现象屡屡发生，这正是臣下深感痛心不安的原因。那些手握权势、依仗地位的人，他们的子弟像鱼鳞一样密集地聚集在朝廷，暗中依附他们的党羽众多，层层围聚在君主身边，他们的诋毁和赞扬很容易被君主采纳，最终让国家政事走上偏离正道的祸患。因此日月失去光辉，夏季降下雪霜，海水翻涌而出，高丘与深谷互换位置，天上星辰偏离正常运行轨道，这些都是怨气所造成的。如此沿着衰亡周朝的老路，遵循诗人所讥讽的旧例行事，却希望以此达到太平盛世，实现人们歌咏的王道政治，就好像倒退着行走却想要追上前方的人一般。自初元年间以来已有六年，查阅《春秋》所记载的六年之中，灾异从未像现在这样频繁。《春秋》所记录的那些灾异，没有孔子的补救措施，尚且无法解除祸乱，更何况现今灾异之多远远超过《春秋》记载的时候呢？
¹舛午：抵触；违背。
²鳞集：群集。谓如游鱼四集。
³解纷：排解纷乱；排解纠纷。
原其所以然者，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义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诗》又云“雨雪麃麃，见晛聿消”，与《易》同义。昔者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孟偕仕于鱼，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¹。”今二府奏佞谄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做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
“探究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缘由，是因为进谗诽谤、行为奸邪的人都得到了重用。这些奸邪谗佞之人能被重用，是因为君主多有猜忌，即便已经任用贤才、推行善政，可一旦有人进谗诋毁，便会贬斥贤臣、废止善政。心存疑虑迟疑，就会引来谗言构陷；遇事摇摆不定，便会为奸邪小人打开进身之门。奸邪谗佞之人得以掌权，贤才就会隐退；奸佞势力得势，正直之士便会消散。因此《周易》中设有《否》《泰》两卦。小人的道义得以盛行，君子的道义就会衰亡，君子道义衰亡，朝政就会日趋混乱，所以称作‘否’。‘否’的含义，就是闭塞不通、政局混乱。君子的道义得以彰显，小人的道义就会覆灭，小人道义覆灭，朝政就会日趋清明，所以称作‘泰’。‘泰’的含义，就是顺畅通达、天下安定。《诗经》也写道‘天降大雪声势浩大，遇阳光照耀便消融散去’，这和前面《周易》所讲的是同一个道理。回顾从前，鲧、共工、驩兜和虞舜、大禹一同在尧帝朝中任职，周公与管叔、蔡叔一起在周王朝为官，当时彼此攻击诋毁的言论接连不断，恶意中伤的话到处传播，根本说都说不完。上古的尧帝、周成王能够辨别舜、禹、周公是贤才，从而罢黜共工、管叔、蔡叔这类人，因此国家实现大治，荣耀与美名一直流传到今天。孔子和季孙氏、孟孙氏一同在鲁国做官，李斯与叔孙通一同在秦国任职，鲁定公、秦始皇却认为季孙氏、孟孙氏、李斯是贤臣，反而排斥孔子、叔孙通，于是国家陷入大乱，留下的骂名也流传到今天。由此可见，国家安定或混乱、君主荣耀或屈辱的关键，在于君王信任的是什么样的人；即便确实信任了贤才，也要看这份信任是否坚定不移。《诗经》说‘我的心不像石块，却比石块更坚定不可动摇’，说的就是坚守正道、心意真诚。《周易》说‘君王发布政令就像身体出汗’，意思是政令一旦发出，就如同汗水流出无法收回。现在皇上发出的很好的政令，未能超过三个月就宣布中止了，这是‘反汗’的行为；信用贤能未能超过三十天就加以斥退了，这是‘转石’的行径。《论语》说：‘见到邪恶就如同用手试探沸水一般。’现在丞相府和御史府弹奏佞谄之徒不当身在朝位，过了多年却不曾斥退。所以皇上的行为是发号施令就如同反汗，信用贤能就如同转石，斥退奸佞就如同拔山，如此行径还指望阴阳调和，不是太难了吗！
¹探汤：用以比喻人避恶之速。亦形容小心戒惧。
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故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在上则引其类，在下则推其类，故汤用伊尹，不仁者远，而众贤至，类相致也。今佞邪与贤臣并在交戟¹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訿々，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
“因此一众奸邪小人窥测出可乘之机，便篡改文辞，用花言巧罗进行猛烈的诽谤，各种流言蜚语，在社会上喧嚣四起。正如《诗经》所言：‘心中积满忧愁，是因痛恨一众小人得势。’小人果真成群结队，确实会让人痛恨与忧心。往昔孔子与颜渊、子贡互相赞誉，不能说他们结党营私；大禹、后稷与皋陶互相举荐提拔，不能称他们相互勾结。为何如此？因为他们对国家忠心耿耿，毫无邪恶之心。所以贤能之士身居高位，就会引荐同类汇聚于朝廷，《周易》说‘圣王如飞龙在天统御天下，贤人君子便会聚集其周围’；贤能之士身居下位，就会想着与同类共同进取，《周易》又说‘君子处世如同拔起茅草，能牵引其同类一同向上，是吉祥之兆’。身居上位便引荐同类，身居下位便推荐同类，所以商汤一旦任用伊尹，不仁之徒便纷纷逃远，而大量贤才争相前来，这就是同类相吸招致的结果。如今奸邪之徒与贤能之臣同处朝堂，他们结为私党密谋算计，背离正道归入邪恶，众口喧哗、议论纷纷，屡次制造偏激奸邪的言论，企图以此改变君主的意愿。君主一旦猛然采纳他们的主张，就会引发祸乱，这正是天地预先降下警示、灾异反复出现的根本原因。
¹交戟：有士兵守卫之地。指宫廷。
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而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迹察两观之诛，览“否”、“泰”之卦，观雨雪之诗，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¹之聚，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
“古往今来的圣明君主，没有不借助诛罚措施就能治理好国家的，所以虞舜曾对四人施以流放的严厉惩处，孔子也曾在两观之下施行诛杀，之后圣明的教化才能得以推行。如今凭借陛下的圣明聪慧，只要能深刻领悟天地的本真，仔细思索孔子在两观诛杀的深意，研读《否》《泰》两卦，品读“雨雪麃麃，见晛聿消”的诗句，借鉴周成王、唐尧任用贤才的典范，吸取秦始皇、鲁定公排挤贤能的教训，考察祥瑞带来的福泽，反思灾异警示的祸端，用来探究当下的灾变，驱逐斥退奸邪的私党，铲除乖僻小人的帮派，堵住邪曲之徒钻营的门路，广开正人君子的仕进之路，用果决的判断取代以往的多疑，用明辨的裁决取代以往的犹豫，让是非界限清晰可辨，那么各种灾异就会消散，诸多祥瑞就会汇聚，这才是太平的根基、万世的福祉。
¹险诐：邪恶不正。
臣幸得托肺附，诚见阴阳不调，不敢不通所闻。窃推《春秋》灾异，以救今事一二，条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谨重封昧死¹上。
“臣有幸依托皇室远亲的身份，确实察觉到阴阳失调的现象，不敢不将所闻之事禀报。我私下推究《春秋》所记灾异，试图为当下局势提供些许补救，逐条分析其中成因，这些内容不宜让外人知晓。臣心怀敬畏将奏书双重密封，冒死呈上。”
¹昧死：冒死。古时臣下上书多用此语，以示敬畏。
恭、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而怨更生等。堪性公方，自见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恭、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龂龂¹不可光禄勋，何邪？”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前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兴曰：“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于是疑。会城门校尉诸葛丰亦言堪、猛短，上因发怒免丰。语在其传。又曰：“丰言堪、猛贞信不立，联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
弘恭、石显看到这封奏书，越发与许嘉、史高相互勾结，对刘更生等人怀恨在心。周堪为人公正刚直，自己感到孤立无援，便越发坚持直道而行不肯曲意迎合。这一年夏天出现了寒冷的反常天气，太阳暗淡无光，弘恭、石显以及许嘉、史高都说是周堪、张猛执掌朝政所招致的灾异。皇上内心虽然看重周堪，但又顾忌众人口舌纷纭，找不到支持信任周堪、张猛的依据。当时长安令杨兴因有才干受到宠幸，时常称赞周堪。皇上想借杨兴的话来为周堪开脱，便召见杨兴问道：“朝中大臣都嫉恨不容光禄勋，究竟是什么原因？”杨兴是个心术不正、投机取巧之人，揣摩皇上对周堪已有疑心，便顺着皇上的意思迎合道：“周堪不仅在朝廷不被容纳，就是在乡里也不得人心。我看到许多人说周堪从前与刘更生等人图谋诋毁皇亲国戚，认为应该诛杀他，所以我之前曾说周堪不可诛杀处罚，只是意在为国家积存恩德罢了。”皇上说：“既然如此，此事该当用何罪名加以惩治？如今又该如何处理？”杨兴进言说：“依我浅见，可以封周堪为关内侯，赏赐三百户食邑，但不让他掌管国家政事。这样既能彰显陛下作为圣明君主不辜负尊重师傅的恩德，也是最为妥当的办法。”皇上从此便对周堪产生了疑心。这时，城门校尉诸葛丰也上奏揭发周堪、张猛的过失，皇上却因此发怒，罢免了诸葛丰的官职。这件事的详细情况，记载在《诸葛丰传》中。之后皇上又说道：“诸葛丰指控周堪、张猛缺乏忠诚信义，朕心怀怜悯，没有追究他们的罪责。又惋惜他们的才能未能发挥，还是将他们降职任用吧，任命周堪为河东郡太守，张猛为槐里县县令。”
¹龂龂：忿嫉。
显等专权日甚。后三岁余，孝宣庙阙灾，其晦，日有蚀之。于是上召诸前言日变在堪、猛者责问，皆稽首谢。乃因下诏曰：“河东太守堪，先帝贤之，命而傅联。资质淑茂，道术通明，论议正直，秉心有常，发愤悃愊，信有忧国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贵，孤特寡助，抑厌遂退，卒不克明。往者众臣见异，不务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昧¹说天，托咎此人。联不得已，出而试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后，大变仍臻，众亦嘿然²。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属有识之士咏颂其美，使者过郡，靡人不称。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联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议诋欺，或引幽隐，非所宜明，意疑以类，欲以陷之，联亦不取也。联迫于俗，不得专心，乃者天著大异，联甚惧焉。今堪年衰岁幕，恐不得自信，排于异人，将安究之哉？其征堪诣行在所。”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领尚书事。猛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显干尚书事，尚书五人，皆其党也。堪希得见，常因显白事，事决显口。会堪疾瘖，不能言而卒。显诬谮猛，令自杀于公车。更生伤之，乃著《疾谗》、《擿要》、《救危》及《世颂》，凡八篇，依兴³古事，悼己及同类也。遂废十余年。
石显等人专权日益严重。此后过了三年有余，孝宣帝的庙前阙楼发生火灾，当月的月终，发生了日食。因此皇上召集那些先前说太阳异变的责任在周堪、张猛的人加以责问，他们都久久地叩首到地表示谢罪。皇帝就借机下诏说：“河东太守周堪，先帝认为他贤能，命他担任朕的师傅。他禀性善良美好，学识通达明彻，议论公正刚直，持守心志不变，竭尽至诚之心，确有忧国的情怀。因他不能阿附权贵、迎合显要，陷入孤立无援之境，遭受压制终被贬黜，始终未能自明心迹。以往众臣见灾异出现，不致力于躬身自省、深究其因，反而一味糊涂地解说天象变化，将灾异归咎于他。朕不得已，让他离京外任以考察地方政绩，借此彰显其才能。周堪出京之后，严重灾变依然接连而至，众臣便都默不作声。周堪治理河东未满一年，三老等属官及有识之士皆颂扬其善政，凡途经河东的使者，无不称赞他。此事足以显明先帝知人之明，也让朕得以表明自己的心意。浅陋之人竟凭空捏造种种说法，指责诋毁，或引用隐晦难明、不宜深究之事，随意猜疑比附，企图以此陷害他，朕是不会理会的。朕迫于世俗舆论，未能对周堪全心信任，近来上天示现日食大灾，朕深感危惧。如今周堪年事已高，恐他不能自行申明主张，若遭他人排挤，是非又如何能辨明呢？着令征召周堪入京。”封拜周堪为光禄大夫，秩禄为中二千石，领尚书事。张猛再度担任太中大夫给事中。石显控制尚书事务，其中的尚书五人，都是他的党羽。周堪很少见到皇帝，时常通过石显报告事情，政事决于石显之口。恰逢周堪得了瘖哑失音的重病，不能说话而逝世。石显诬陷诋毁张猛，命令他自杀于公车署。刘更生深感伤悼，就撰著《疾谗》《擿要》《救危》及《世颂》等文章，共有八篇，依托古事而有所寄寓，哀伤自己和同道的沉沦。于是被废黜了十余年。
¹晻昧：昏暗。
²嘿然：默然。
³依兴：依托和比喻。
成帝即位，显等伏辜，更生乃复进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数奏封事，迁光禄大夫。是时，帝元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秉政，倚太后，专国权，兄弟七人皆封为列侯。时数有大异，向以为外戚贵盛，凤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¹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
汉成帝即位后，石显等人依法受到惩处，刘更生才得以再次被起用，改名为刘向。刘向以曾任九卿高官的身份被召见，任命为中郎，成帝让他兼管京畿三辅地区的水利事务。他多次上呈密封的奏章陈述政见，升迁为光禄大夫。当时成帝的大舅阳平侯王凤担任大将军执掌朝政，倚仗太后，独揽国家大权，兄弟七人都被封为列侯。当时多次发生重大灾异，刘向认为这是外戚权贵过盛、王凤兄弟执掌政事所导致的灾祸。而皇上正专心研读《诗经》《尚书》，阅览古文，下诏让刘向负责校理宫中收藏的“五经”等典籍。刘向看到《尚书·洪范》这篇文献，内容是箕子向周武王陈述分析五行运行、阴阳变化所体现的相生相克对王朝兴替的应验。刘向便搜集上古以来直至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符瑞灾异记载，推演探究灾异的表现形式，深入阐释其中蕴含的祸福征兆，凸显那些已经应验的占卜预言，按类别加以整理，分别设立条目，共十一篇，定名为《洪范五行传论》，并呈奏上去。天子心里明白刘向是出于忠精报国之心，特意针对王凤兄弟而呈上此论，但终究无法削夺旁落于王氏手中的权力。
¹休咎：吉凶。
久之，营起昌陵，数年不成，复还归延陵，制度泰奢。向上蔬谏曰：
经过很久，汉成帝兴建昌陵，修了几年不成，又回头重修延陵，所建陵墓的规格过于奢侈。刘向为此上疏进谏说：
臣闻《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贤圣之君，博观终始，穷极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孔子论《诗》，至于“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喟然¹叹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于子孙，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²何以劝勉？”盖伤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未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昔高皇帝既灭秦，将都雒阳，感寤刘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贤于秦，遂徙都关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长短，以德为效，故常战粟，不敢讳亡。孔子所谓“富贵无常”，盖谓此也。
“我听闻《周易》上说：‘安宁时不忘危难，生存时不忘灭亡，以这样的态度处世，就能使身体安稳、国家得以保全。’所以贤圣的君主，广泛观察历史变迁的整个过程，彻底探究事物发展的因果关联，从而做到是非分明。君主必须通晓“三统循环”的理论，懂得天命所授之人众多，并非独独赐予某一姓的道理。孔子谈论《诗经》，读到‘殷商的卿士品德优美而行为敏捷，前往周都参加对周人祖先的祭祀’一句，感叹说：伟大啊，天命！善德不可不传于子孙，这是因为富贵本来就没有常保不失的道理；若非如此，那么王公贵族该拿什么来警诫自己，而普通百姓又该拿什么来勉励自己呢？’这大概是感伤于微子臣服于周，而哀痛殷商王朝的覆灭。即使有唐尧虞舜这样的圣明君父，也不能教化丹朱那样的儿子；即使有大禹商汤那样的德行，也无法训诫夏桀商纣那样的后代。从古至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昔日高皇帝在灭亡秦朝后，本有意定都雒阳，被刘敬一番议论所触动感悟，自认为德政不及周朝，却超过了秦朝，于是迁都关中，依仗周朝的德政，凭借秦地的险要地形。国祚长短，以德政为验，所以时常战战兢兢，不敢因忌讳而不言灭亡之事。孔子所说的‘富贵本来就没有常保不失的’，大概指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¹喟然：感叹或叹息的样子。
²萌：通“氓”。民。
孝文皇帝居霸陵，北临厕¹，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斫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张释之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故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坟。
“孝文皇帝巡查霸陵时，向北登上灞水岸边的高地，触景生情，心中涌起凄怆伤感之情，他环视身边的大臣们说道：‘唉！要是用北山的石头做坚固的外棺，把苎麻丝绵切碎后用漆粘合起来填塞满棺椁的缝隙，难道还能被人打开吗？’张释之上前回应道：‘倘若棺椁里有能引人贪念的财物，即便用熔化的金属封堵南山当作棺椁，也依然会有缝隙可被盗墓者利用；要是里面没有能勾起贪欲的东西，就算没有石质外棺，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死者在地下的安宁是没有尽头的，但国家却有兴衰更替，因此张释之的这番话，是为了墓主人的长久安宁而谋划的良策。孝文帝领悟了其中的深意，于是推行薄葬之制，不再专门修建高大的山陵坟墓。
¹临厕：临近边侧。廁，通“側”。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于桥山，尧葬济阴，丘垅¹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苍梧，二妃不从。禹葬会稽，不改其列。殷汤无葬处。文、武、周公葬于毕，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于武库，皆无丘陇之处。此圣帝明王贤君智士远览独虑无穷之计也。其贤臣孝子亦承命顺意而薄葬之，此诚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
“《周易》说：‘上古的安葬仪式，用厚厚的薪柴覆盖死者，安葬在广阔的荒野，不堆土为坟也不植树作标记。后世圣人改用了棺椁制度。’棺椁的兴起，是从黄帝开始的。黄帝安葬在桥山，唐尧安葬在济阴，坟头都很低矮，葬具也很简陋。虞舜安葬在苍梧，两位妃子没有陪葬。大禹安葬在会稽山，没有改变墓地周围树木的原有布局。商汤的安葬之地没有留下记载。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安葬在毕地，秦穆公安葬在雍地橐泉宫祈年馆下面，樗里子安葬在汉代武库的位置下面，这些都是没有坟冢的地方。这是圣帝明王、贤君智士富有远见、独具卓识而选择的长久之计。他们的贤臣孝子也秉承遗命、顺应心意而实行薄葬，这确实是恭敬安置君父的做法，是忠孝的最高境界啊。
¹丘垅：冢坟。
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子防，称古墓而不坟，曰：“丘，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识也。”为四尺坟，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闻之，古者不修墓。”盖非之也。延陵季子适齐而反，其子死，葬于赢、博之间，穿不及泉，敛以时服，封坟掩坎¹，其高可隐，而号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魂气则无不之也。”夫赢、博去吴千有余里，季子不归葬。孔子往观曰：“延陵季子于礼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亲骨肉，皆微薄矣；非苟为俭，诚便于体也。宋桓司马为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吕不韦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义，皆明于事情者也。
“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安葬兄长时礼仪很简易。孔子在防地埋葬母亲，遵循古时只修墓而不堆土起坟的做法，说道：‘我孔丘是周游四方的人，母亲的墓地不可不作标记。’于是堆起四尺高的坟头，后因雨水而崩塌。弟子帮忙修好，并将此事告诉孔子，孔子流着泪说：‘我听说，古代是不修墓的。’这是说他不赞成弟子去修缮。延陵季子出使齐国返回途中，他的儿子去世，便将他安葬在嬴、博之间，墓穴挖得很浅，尚未见地下水，入殓时仍穿着平常的衣服，封土之后坟头仅到平伸手臂可以触及的高度，并哭着说：‘身体归还给大地，这是命啊，魂气则无处不至。’嬴、博之地离吴国有一千多里，季子并未将儿子归葬故乡。孔子前往观看，说道：‘延陵季子所做合乎礼法。’所以仲尼堪称孝子，延陵堪称慈父，虞舜、夏禹堪称忠臣，周公堪称恭顺的弟弟，他们安葬君王、亲人的遗体，都采取薄葬方式；这并不仅仅出于节俭，实在是合乎事理人情。宋国的司马桓魋制作石椁，仲尼说：‘不如让尸骨早些腐朽。’秦国丞相吕不韦汇集智识之士撰写《吕氏春秋》，也谈到薄葬的意义，这些都是明于事理的人啊。
¹掩坎：墓穴。
逮至吴王阖闾，违礼厚葬，十有余年，越人发之。及秦惠文、武、昭、孝文、严襄五王，皆大作丘陇，多其瘗臧¹，咸尽发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臧，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又多杀官人，生薶工匠，计以万数。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²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臧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
“等到吴王阖闾时，违背礼制实行厚葬，十多年后，越国人就挖开了他的坟墓。到秦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庄襄王这五位君王，都修建大坟，大量埋藏金玉等陪葬品，结果全都被发掘，尸骨暴露在外，多么可悲啊。秦始皇安葬在骊山的山弯处，用金属熔液填塞墓穴缝隙以隔绝地下水，墓室上又堆起高高的坟山，高达五十多丈，环绕一周有五里多；将石椁作为离宫别馆，用人鱼脂肪做灯烛，用水银做成江海，用黄金制作野鸭大雁。所藏珍宝之多，机关设置之巧，棺椁之奢丽，宫馆之繁盛，不可胜数。又杀死众多宫人，活埋数以万计的工匠。天下百姓被劳役所苦而造反，骊山陵墓尚未完工，周章率领的百万大军就已到达。项籍焚烧秦的宫室庙宇，此前的秦王墓葬都被人发掘。后来牧羊童丢失羊，走失的羊进入被凿穿的陵墓处，放羊者举火照明找羊，失火燔烧了埋藏珍宝的外椁。从古到今，厚葬没有超过像始皇这样的，短短数年间，外遭项籍的焚烧之灾，内受牧童的失火之祸，难道不可悲吗！
¹瘗臧：埋葬金玉器物等陪葬品。
²燔：焚烧。
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由是观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见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贤而中兴，更为俭官室，小寝庙。诗人美之，《斯干》之诗是也，上章道宫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孙之众多也。及鲁严公刻饰宗庙，多筑台囿，后嗣再绝，《春秋》刺¹焉。周宣如彼而昌，鲁、秦如此而绝，是则奢俭之得失也。
“因此，品德越高尚的人，丧葬仪式就越简朴；越是聪慧的人，丧葬安排就越简单。缺乏德行、见识浅薄的人，他们的丧葬却越发铺张，坟冢越堆越高，祭祀的宫庙也越来越奢华，反而更容易被人盗掘。由此不难看出，聪慧与愚昧带来的不同结果，丧葬安排的吉凶祸福，都是一目了然的。周朝德政衰败后，奢侈之风盛行，周宣王贤明有为，让周朝再度复兴，他改变奢侈风气，简化宫室规模，缩小寝庙建制。诗人为此加以赞颂，《斯干》一诗便是如此，上篇夸赞宫室符合礼制，下篇祝愿子孙繁衍众多。到了鲁庄公时期，他大肆雕刻装饰宗庙，修建了许多楼台园林，结果后代两次断绝传承，因此《春秋》对他进行了讽刺。周宣王因节俭而使国家兴盛，鲁庄公、秦始皇因奢侈而导致覆灭，这就是奢侈与节俭带来的不同得失啊。
¹刺：讽刺。
陛下即位，躬亲¹节俭，始营初陵，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贤明。及徙昌陵，增埤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费大万百余。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臣甚惽焉。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安用大？谋之贤知则不说，以示众庶则苦之；若苟以说愚夫淫侈之人，又何为哉！陛下仁慈笃美甚厚，聪明疏达盖世，宜弘汉家之德，崇刘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顾与暴秦乱君竞为奢侈，比方丘垅，说愚夫之目，隆一时之观，违贤知之心，亡万世之安，臣窃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览明圣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观贤知穆公、延陵、樗里、张释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可以为则；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为戒。初陵之橅，宜从公卿大臣之议，以息众庶。
“陛下即位后，身体力行倡导节俭，起初营造初陵时，规模简约，天下无人不称颂您的贤明。等到迁建昌陵，填低为高，堆土成山，挖掘百姓坟墓数以万计，营造陵邑，期限紧迫，耗费多达百亿。死者含恨于九泉，生者愁困于人间，怨愤之气感动天地，继而发生饥荒，百姓死亡与流亡者数以十万计，我对此深感困惑不解。假若死者有知，挖掘他人坟墓，危害甚大；假若死者无知，又何必营造如此奢华的陵墓呢？此事与贤能智者商议，他们不会赞同；若公之于众，百姓必然反对；倘若只是为了取悦愚昧淫奢之人，又何必去做呢！陛下慈祥仁爱，聪明旷达盖世，本当弘扬汉家德政，光大刘氏美名，光耀五帝三王，如今却与暴秦昏君竞相奢华，比拼陵墓规格之豪奢，取悦愚者之眼目，看重一时之壮观，违背贤者之心意，毁坏子孙后世之安稳基业，我私下为此感到羞耻。希望陛下上则效法明君圣主黄帝、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仲尼之礼制，下则体察贤能明智者穆公、延陵、樗里、张释之之用心。孝文皇帝省去坟山提倡薄葬，以俭朴安养神灵，足以为典范；秦昭王、始皇高筑坟山随葬丰厚，因奢侈招致祸患，足以为鉴戒。初陵的规模，应当听从公卿大臣们的谏议，使天下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¹躬亲：亲自。
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¹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
刘向目睹当时风俗日益奢靡放纵，赵飞燕姊妹及卫婕妤出身低微，却纷纷逾越礼法规范。刘向认为，王道教化应当从内部做起，首先从身边亲近的人开始整顿。于是他选取《诗经》《尚书》等典籍中记载的那些使国家兴盛、家族显达的贤明妃子与贞烈妇女，作为可效法的榜样，同时也收录了那些因受宠而导致国家败亡、动乱的宠姬嬖妾事迹，将它们编次整理为《列女传》，共八篇，以此进献天子作为劝诫。他又从各类传记资料中取材，撰写了《新序》《说苑》等共五十篇书籍，一并上奏天子。他多次上疏言明治乱得失，陈述该效法或警戒的事宜。奏书有十多封，以便天子观览，拾遗补阙。成帝虽然不能完全采用他的主张，然而心中赞赏他的言论，常常为之感叹。
¹孽嬖：宠妾。
时上无继嗣，政由王氏出，灾异浸甚。向雅奇陈汤智谋，与相亲友，独谓汤曰：“灾异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渐必危刘氏。吾幸得同姓末属，累世蒙汉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上以我先帝旧臣，每进见常加优礼，吾而不言，孰当言者？”向遂上封事极谏曰：
这时成帝没有子嗣，王氏发号施令，灾异渐为频繁。刘向素来敬佩陈汤的智略，与他亲近友善，单独对他说道：“灾异如此严重，外戚势力日盛，势必逐渐危害刘氏天下。我有幸为同姓支属，累世蒙受汉室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先后侍奉三朝皇帝。皇上以为我是先帝旧臣，每当进见时常常加以优待礼遇，假若我不上书奏言，还有谁会说呢？”刘向于是奏上密封文书极力劝谏说：
臣闻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术也。夫大臣操权柄，持国政，未有不为害者也。昔晋有六卿，齐有田、崔，卫有孙、甯，鲁有季、孟，常掌国事，世执朝柄。终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崔杼弑其君光；孙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并专国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管朝事，浊乱王室，子朝、子猛更立，连年乃定。故经曰“王室乱”，又曰“君氏杀王子克”，甚之也。《春秋》举成败，录祸福，如此类甚众，皆阴盛而阳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书》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孔子曰“禄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泾阳、叶阳君专国擅势，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权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国，国甚危殆，赖寤范睢之言，而秦复存。二世委任赵高，专权自恣，壅蔽大臣，终有阎乐望夷之祸，秦遂以亡。近事不远，即汉所代也。
“我听说君主没有不渴望国家安定的，然而却常常身处危难之中；没有不盼望国家长久存在的，然而却常常走向衰亡，这都是因为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大臣把持权力、执掌国政，没有不胡作非为的。从前晋国有六卿，齐国有田氏、崔氏，卫国有孙氏、甯氏，鲁国有季孙氏、孟孙氏，他们长期掌握国政，世代把持权柄。最终田氏取代姜氏在齐国称王；六卿瓜分了晋国；崔杼杀死他的君主齐庄公；孙林父、甯殖驱逐他们的君主卫献公，又杀死卫殇公；季孙氏在庭院中使用八佾的规格跳舞，孟孙氏、叔孙氏在撤膳时竟演奏《雍》乐，三家共同专断国政，最终驱逐了鲁昭公。周朝大夫尹氏独揽朝政，使王室混乱污浊，子朝、子猛相继即位，一年多后才安定下来。所以《春秋》记载‘王室混乱’，又说‘尹氏杀死王子克’，这是在极力批判尹氏的严重罪行。《春秋》列举成败，记载祸福，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都是阴盛阳衰的表现，这是臣子失去应遵守的原则所导致的结果。所以《尚书》中说：‘臣子一旦作威作福，就会危害你的家室，并给你的国家带来祸患。’孔子说‘爵禄不由国君做主，政令下移到大夫手中’，这是国家危亡的征兆。秦昭王的舅舅穰侯以及泾阳君、叶阳君等人专擅权势，在上凭借太后的声威，三人的权力比昭王还大，家室比秦国还富有，国家处于极度的危急状态，秦昭王幸因范雎的言辞而感悟，秦国因此得以复存。秦二世皇帝委任赵高，赵高专权独断，隔绝大臣，最后有阎乐在望夷宫杀死二世皇帝的祸害，秦朝因此而灭亡。这是距今不远的，就是被汉家所取代的秦国史事。
汉兴，诸吕无道，擅相尊王。吕产、吕禄席太后之宠，据将相之位，兼南北军之众，拥梁、赵王之尊，骄盈无厌，欲危刘氏。赖忠正大臣绛侯、朱虚侯等竭诚尽节以诛灭之，然后刘氏复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¹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僣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远绝宗室之任，不令得给事朝省，恐其与已分权；数称燕王、盖主以疑上心，避讳吕、霍而弗肯称。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论，兄弟据重，宗族磐互²。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僣贵未有如王氏者也。虽周皇甫、秦穰侯、汉武安、吕、霍、上官之属，皆不及也。
“汉朝初兴之时，吕氏不行正道，擅自互相推尊封王。吕产、吕禄依仗吕太后的宠幸，占据将相的职位，又兼领南北军的兵权，享有梁王、赵王的显贵地位，骄横自满不知收敛，企图危害刘氏天下。幸赖忠心正直的大臣绛侯、朱虚侯等人竭尽诚意，诛灭了诸吕，此后刘氏天下才得以安稳。如今王氏一族乘坐朱轮华毂之车的有二十三人，担任高级或亲近官职的人充斥于宫中，如鱼鳞般簇拥在皇帝身边。大将军执掌政权，王氏五侯骄横僭越盛极一时，作威作福，独断专行，自身行为污浊不堪却被委以治理天下的重任，一心谋取私利却假托秉公办事，凭借太后的尊贵威势，依托甥舅的亲情，形成自己的威权之势。尚书、九卿、州牧、郡守都出自王氏门下，把持机要职位，结党营私。称赞颂扬自己的就升迁任用，违背己意或遭其怨恨的就加以杀害或迫害；游说者为他们助势，执政者又替他们说话。排斥宗室成员，使皇族势力孤单弱小，对其中富有聪明才智的人，尤其加以诋毁而不予升迁任用。疏远、拒绝宗室之人任职，不让他们在朝廷侍奉，是因为惧怕宗室分削王氏的权力；多次称引燕王、盖主谋反之事以使皇上对宗室生疑，却避而不谈吕氏、霍氏等外戚专权祸国的史实。王氏内心有管叔、蔡叔的邪心萌芽，外面却假托周公之名，兄弟占处要职，宗族势力相互盘结。自上古到秦汉，外戚僭越贵重者没有像王氏这样的。即便是周朝的皇甫、秦国的穰侯、汉代的武安侯、吕氏、霍氏、上官氏之辈，都比不上王氏。
¹朱轮华毂：红漆的车轮，彩绘的车子。泛指豪华的车子。
²磐互：交结。
物盛必有非常之变先见，为其人微象。孝昭帝时，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虽立石起柳，无以过此之明也。事势¹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²，纵不为身，奈宗庙何！妇人内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与舅平昌、乐昌侯权，所以安全之也。
“人物的势力发展到鼎盛阶段，一定会有奇异现象先显现出来，成为这些人的征兆。孝昭皇帝时，泰山有块巨石自行立起，上林苑中倒伏的枯死柳树重新复活。而孝宣皇帝即位后，如今王氏祖坟在济南，木柱长出枝叶，茂盛地生长并高出屋顶，树根扎入土中，即便是冠石自立、仆柳自起，都没有如此明显的征兆。事理发展的规律是不能出现两股政治力量同时壮大的，王氏与刘氏也无法以对等的形态并立，如果臣子拥有泰山般的稳固，那么君主就会处于累卵一样的危险境地。陛下您是刘氏的子孙，持守宗庙祭祀，如果让政权转移到外戚手中，自身降为皂隶般的贱民，纵然不为您自己考虑，又如何对得起宗庙祖先呢！妇人本来就以夫家为根本，以父母家为外属，出现王氏压过刘氏的变局也不是皇太后的福分。孝宣皇帝不分权给舅舅平昌侯、乐昌侯，正是为了保全他们啊。
¹事势：事情趋势。
²皂隶：古代奴隶。后专以称衙门里的差役。
夫时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宜发明诏，吐德音，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¹外戚，毋授以政，皆罢令就第，以则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诚东宫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刘氏长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复见于今，六卿必起于汉，为后嗣忧，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图，不可不蚤虑。《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唯陛下深留圣思，审固几密，览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万安之实，用保宗庙，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圣明之人于无形中造福，在祸患未成气候前就予以消除。您应当颁布英明的诏令，宣示仁德之言，亲近宗室成员，信任他们，罢黜疏远外戚，不授予他们权力，将其全部免官，遣返回家，以此效法先帝的做法，优厚安置外戚，保全其宗族，这确实是太后的心意，也是外戚家族的福气。王氏可以长久存在，保住爵位俸禄，刘氏得以长期安稳，不失江山社稷，这是和睦宗室与外戚、造福子孙的长远之策。若不实行此策，田氏代齐之事将重现于今日，晋国六卿之类的人物势必在汉朝兴起，成为后代的忧患，这是明摆着的道理，不能不深加谋划，不能不提早考虑。《周易》中说：‘君主行事谋划不周密，则会失去臣下支持；臣子行事谋划不周密，则会危及自身；机密之事不慎重，则会酿成灾祸。’希望陛下施展圣明智慧，谨慎保守机密，观览历史经验教训，不偏不倚取其中正，使刘氏处于万全之地，保全宗庙，长久侍奉太后，天下将以此为幸事。”
¹黜远：斥逐、疏远。
书奏，天子召见向，叹息悲伤其意，谓曰：“君且休矣，吾将思之。”以向为中垒校尉。
奏书进呈后，成帝召见刘向，叹息悲伤其用意，说道：“您暂且回家休息，我将考虑您的建议。”汉成帝任命刘向为中垒校尉。
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元延中，星孛东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恶此异，语在《五行志》。怀不能已，复上奏，其辞曰：
刘向为人平易近人不讲究排场仪表，廉洁谦恭乐于探求大道事理，不与世俗之人交往，一心致力于学问，白天诵读诗书，晚上观察天象星宿，有时甚至通宵不眠。元延年间，有彗星出现于东井，蜀郡的岷山崩塌堵塞江水。刘向厌恶此种特大灾异，此事记载于《五行志》中。心中感伤不已，他再次上奏成帝，说道：
臣闻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纣。《诗》曰：“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亦言汤以桀为戒也。圣帝明王常以败乱自戒，不讳废兴，故臣敢极陈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
““我听说虞舜告诫大禹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周公劝诫成王，不要像殷纣王一般。《诗经》说‘殷商可以引为借鉴的并不遥远，就在夏桀败亡的历史时段之中’，也是说商汤以夏桀为警戒。圣明的帝王常常以国家败亡衰乱为警戒，不忌讳说王朝的兴亡，所以我才敢极力陈说我的愚昧看法，希望陛下您留意明察啊。
谨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蚀三十六，襄公尤数，率三岁五月有奇而壹食。汉兴讫竟宁，孝景帝尤数，率三岁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数言日当食，今连三年比食。自建始以来，二十岁间而八食，率二岁六月而一发，古今罕有。异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缓急，而圣人所以断疑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昔孔子对鲁哀公，并言夏桀、殷纣暴虐天下，故历失则摄提¹失方，孟陬无纪，此皆易姓之变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时，日月薄食，山陵沦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经天而行，无云而雷，枉矢夜光，荧惑袭月，孽火烧宫，野禽戏廷，都门内崩，长人见临洮，石陨于东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观孔子之言，考暴秦之异，天命信可畏也。
“查考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出现过三十六次，鲁襄公在位时尤为频繁，大约每三年又五个多月就有一次日食。汉朝立国到元帝竟宁年间，日食以孝景帝时期最多，大约每三年又一个多月就有一次。臣刘向此前多次预言会有日食，如今连续三年都出现了日食。自建始年间以来，二十年中就有八次日食，大约每两年又六个月就会出现一次，古今罕见。灾异有大小和频次之分，占验有快慢缓急之别，而圣人据此决断疑难之事。《周易》中说：‘观察天象的变化，用以察知世间的变局。’昔日孔子回答鲁哀公，说夏桀、殷纣残暴虐害天下，故而历法失序，摄提星位置错乱，正月的记载无法正常出现，这些都是改朝换代的征兆。秦始皇末年到二世皇帝时，日月亏蚀，山陵塌陷，辰星出现在四季的第一个月，太白星在白天出现，天上无云而打雷，流星的光亮划破夜空，荧惑星袭向月亮，妖火焚烧宫殿，野鸟在朝廷中嬉戏，京城城门向内崩塌，长人出现在临洮，陨石坠落于东郡，彗星出现于大角星区，大角星因此而隐没不见。审视孔子的话，考察暴秦灭亡前的灾异，天命的转移实在是可怕啊。
¹摄提：星官名。属亢宿，共六星。
及项籍之败，亦孛大角。汉之入秦，五星聚于东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时，有雨血，日食于冲，灭光星见之异。孝昭时，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复起，大星如月西行，众星随之，此为特异。孝宣兴起之表，天狗夹汉而西，久阴不雨者二十余日，昌邑不终之异也。皆著于《汉纪》。观秦、汉之易世，览惠、昭之无后，察昌邑之不终，视孝宣之绍起，天之去就，岂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变，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复风之报。神明之应，应若景响，世所同闻也。
等到项籍败亡时，彗星也出现在大角星区。汉王进入秦地，五星会聚在东井区，这是取得天下的天象。孝惠帝时，曾出现天降血雨、日食发生在日月交汇之处、日光被遮众星显现等异象。孝昭帝在位时，泰山倒地的石头自动立起，上林苑中倒伏的柳树自行起立，大如月亮的星星向西运行，众星跟随大星，这些都是非同寻常的征兆，预示了孝宣皇帝的兴起。天狗流星傍着银河向西而去，接连二十多天阴沉却不降雨，这是昌邑王不能久居皇位的征兆啊。这些都记载在《汉纪》之中。观察秦、汉两朝的改朝换代，思量惠帝、昭帝没有子嗣，考察昌邑王不得善终，审视孝宣皇帝的继承兴起，天命的去留，难道不是非常明白的吗！商代高宗武丁、西周成王也曾发生过野鸡鸣叫、暴风拔树的灾变，他们能思考灾异出现的缘由，所以高宗武丁享有百年的福运，成王获得风向回转的回报。神明的报应，如影随形，如响应声，这是世人都知道的道理啊。
臣幸得托末属，诚见陛下宽明之德，冀销大异，而兴高宗、成王之声，以崇刘氏，故豤豤¹数奸死亡之诛。今日食尤屡，星孛东井，摄提炎及紫官，有识长老莫不震动，此变之大者也。其事难一二记，故《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以设卦指爻，而复说义。《书》曰“亻平来以图”，天文难以相晓，臣虽图上，犹须口说，然后可知，愿赐清燕之闲，指图陈状。
“我有幸身为皇室的宗族成员，确实看到陛下您有宽广仁明的德行，期望能消除大的灾异，复兴商代高宗武丁、西周成王的声威，光大刘氏之德，所以诚恳地多次冒死罪上书言事。如今日食更为频繁，彗星出现在井宿区域，扫过摄提星的彗尾波及紫宫垣，有见识的长老莫不深感震惊，这是重大的灾变啊。这些事情难以详细记述，故而《周易》中说‘没办法将所有的话写出，写出来又未必能表达所有的意思’，因此设置卦象指陈爻义，再次加以解释。《尚书》中说‘使人敦请前来共同图谋’，天文星象是难以对人解说明白的，我即便是绘图上奏，也仍然需要口头说明，然后陛下您才可以知晓，但愿您能有清闲的时间赐予我，以便我能指着图向您陈述情况。”
¹豤豤：诚恳的样子。
上辄入之，然终不能用也。向每召见，数言：“公族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荫；方今同姓疏远，母党专政，禄去公室，权在外家，非所以强汉宗、卑私门、保守社稷、安固后嗣也。”向自见得信于上，故常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上数欲用向为九卿，辄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终不迁。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年七十二卒。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
成帝读到刘向上奏后多次召见他，但最终也未采纳其意见。刘向每次被召见时，屡次进言说宗室是国家的枝叶，枝叶一旦凋落，根基便会失去庇护；如今疏远刘氏同姓，外戚专权，政令不发自皇室，权柄落入外戚之手，这不是壮大汉室本宗、削弱私家势力、保全国本、稳固后嗣的办法。刘向自知得到皇帝信任，因此常公开称颂宗室，以言辞讥讽王氏及当权者，言辞恳切，出于至诚。成帝多次想任用刘向为九卿，却因王氏及丞相、御史反对，刘向最终未能升迁。刘向任大夫等职前后三十余年，七十二岁去世。他死后第十三年，王莽取代汉室称帝。
向三子皆好学：长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赐，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刘向三个儿子都勤奋好学：长子刘伋，传授《易经》，官至郡守；次子刘赐，曾任九卿丞，早逝；幼子刘歆，最为有名。
歆字子骏，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
刘歆字子骏，年轻时就因通晓《诗经》《尚书》并擅长写文章而被成帝召见，在宦者官署听候诏命，任职黄门郎。成帝河平年间，他接受诏命与父亲刘向共同主持校阅朝廷藏书，研习“六经”的传注阐释，对于诸子百家、诗歌辞赋、术数、方技等学问，无不深入研究。刘向去世后，刘歆又担任中垒校尉。
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语在《艺文志》。
哀帝即位之初，大司马王莽举荐刘歆为宗室中有才能德行之人，任侍中太中大夫，后升为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备受尊崇显贵。他再次受命主持校定“五经”，终于完成了父亲未竟的事业。刘歆总汇六艺群书，按类别整理成《七略》。这些内容记载在《艺文志》中。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¹备焉。歆亦湛靖有谋，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穀梁》义。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²，歆因移书³太常博士，责让之曰：
刘歆与父亲刘向原本都研习《易经》，宣帝时曾诏令刘向学习《春秋穀梁传》，十多年后，刘向对此已十分精通。等到刘歆校阅朝廷藏书时，发现了古文本的《春秋左氏传》，他非常喜爱此书。当时的丞相属吏尹咸因能研习《左氏传》，与刘歆一同校阅经传。刘歆大致跟随尹咸及丞相翟方进学习，探究《左氏传》的意旨。起初《左氏传》多用古字古语，学者们只是传授文字解释而已，到刘歆研习《左氏传》时，引用传文来解释经文，相互阐发其含义，从此文字训释与义理旨趣都已完备。刘歆为人沉静而有谋略，父子二人都好古，博闻强记，远超常人。刘歆认为左丘明的好恶与孔子相同，且亲眼见过孔子，而公羊高、穀梁赤都在孔子弟子之后，传闻所得与亲见所得，详略自然不同。刘歆多次以《左氏传》向刘向请教，刘向虽无法反驳，但仍坚持《穀梁传》的立场。等刘歆受宠而被当权者亲近时，打算将《春秋左氏传》以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都列入太学的官学体系。哀帝命刘歆与五经博士讨论古文经的意旨，但博士们有的竟不愿与他辩论，刘歆于是写信给太常博士，责备他们说：
¹义理：普遍皆宜的道理或讲求经义、探究名理的学问。
²置对：对问；答辩。
³移书：发送公文；公告。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¹，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
“往昔唐尧、虞舜衰败之后，夏、商、周三代相继兴起，圣明的帝王接连出现，他们的治国之道很是彰明。周王室衰微之后礼乐制度便混乱失序，治国之道是如此难以保全。因此孔子忧虑大道不能推行，游历各国以求被任用。他从卫国返回鲁国后，整理散乱的礼乐，《雅》《颂》才得以各归其位；孔子修订《易经》，编次《尚书》，创作《春秋》，用以记述帝王的治国方略。到孔子去世后精微之言断绝，七十子去世后经书大义乖谬。又逢战国纷乱，废弃了祭祀礼仪，崇尚军旅征战，孔子的学说遭受压制，孙武、吴起等兵家之说兴盛起来。这种衰乱延续至秦朝，焚烧经书，诛杀儒生，增设禁书有罪的法令，推行以言称颂古代即为有罪的律条，自古传承的学术之道由此灭绝。
¹迭兴：交替兴起；相继兴起。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明师传读而已。《诗》始萌牙。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联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
“汉朝兴起，但距离圣帝明王的时代已很遥远，孔子的学说又已断绝，典章制度没有可以沿袭取法的。当时仅有叔孙通大致制定了礼仪制度，天下只存有《易经》占卜之书，其余书籍皆无。到孝惠帝时，废除了禁书有罪的禁令，然而公卿大臣绛侯周勃、灌婴等人都是一介武夫，对此皆不加留意。孝文皇帝时，才让掌故晁错跟随伏生学习《尚书》。《尚书》刚从屋舍墙壁中发现时，竹简已腐朽折断，编绳断绝，如今这些书虽仍存在，当时的学者也只能传授诵读罢了。《诗经》的学问就此兴起。天下收藏的各类书籍时常陆续面世，但大多是诸子百家的学说传述，这些尚且在学官中普遍设立，并为其设置了传授学业的博士官。汉朝的儒生，当时仅有贾谊一人罢了。到孝武皇帝时期，邹县、鲁地、梁地、赵地才逐渐出现传授《诗经》《礼记》《春秋》的经师，他们都是在建元年间崛起。那时，学者无法独自研习全部经书，或是专攻《雅》篇，或是研习《颂》章，需组合各方传本才成一部经书。《泰誓》篇也是后来出现的，博士们便汇聚起来共同研读。所以诏书称：‘礼乐制度崩坏残缺，经典典籍缺漏散佚，我深感悲痛与怜惜。’当时汉朝建立已七八十年，留存的经书与原本完整的典籍相比，确实已有了很大的差距。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官，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¹。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后来鲁恭王拆毁孔子旧宅，打算扩建宫殿，却在墙壁中发现了用古文字书写的典籍，《逸礼》超出今本《仪礼》的有三十九篇，《尚书》超出今本的有十六篇。武帝天汉年间后期，孔安国将这些古文经书进献朝廷，却突遇巫蛊之祸，未能施行。《春秋左氏传》是左丘明所撰，都是古文旧书，多达二十余种，收藏在宫廷秘府中，保存却无人校阅。孝成帝时怜惜经学残缺，背离原貌，于是命人开启秘府藏书，校理旧文，得到这三种典籍，用以校对学官传授的文本，经文或有脱漏，传文或有错乱。到民间访求，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公等人传承的学术与之相同，却受压制未能广泛传习。这是有识之士所怜惜、士人君子所痛心的事啊。此前治学之人不考虑古学废绝的缺憾，苟且因陋就简，割裂文字，言辞琐碎，学习者到老都未能穷尽一经。相信口耳相传而背弃文字记载，尊崇近世经师而非议古文，一旦国家遇到大事，如设立辟雍、举行封禅、巡狩四方等礼仪时，便昏昧无知不知其源。还想抱残守缺，怀有害怕被人识破短处的私心，而没有从善服膺道义的公心，或者是怀抱嫉妒之心，不考察实情，人云亦云，事关是非判定而出于随声附和，压抑这三种学问，认为古文《尚书》是不完备的，说《左氏传》不是为注释《春秋》而作，难道不可悲吗！
¹间编：编次杂乱。
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¹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²，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
“当今皇上道德通达、神智圣明，继承大统弘扬祖宗功业，同样怜惜文献典籍错乱，学者境况又是如此，虽完全了解实情，但仍对学士们留有余地以示尊重礼让，乐意与士君子共同完成整理典籍的大业。因此颁布英明诏书，询问《左氏传》能否立于学官，派遣近臣奉旨领命，准备扶持衰微的古文经学，与诸位君子同心协力，以振兴这些被废绝遗忘的经传。如今你们却不赞同皇帝的意图，坚决抵制，不肯认真考察古文经传的内容，苟且以无师传诵读为由而加以废绝，想要堵塞学官之外的学问之路，灭绝衰微中的古文经学。所谓只可与他们同享成功，却难与他们共谋开创，这是普通百姓的作为，而非对士君子的期望。况且这几家古文经传的事，都是先帝亲自论定、当今皇上观览审视过的，这些古文旧书，都经过验证，世间流传与内府收藏相吻合，难道是随意编造的吗！
¹依违：犹豫不决；模棱两可。
²征验：令人信服的证据。
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已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礼制失传可以从民间寻求，古文经传难道还不如民间传习吗？过去博士官讲授《尚书》的有欧阳氏，讲授《春秋》的有公羊氏，讲授《易经》的有施氏、孟氏，然而孝宣皇帝仍在太学中设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学、大小夏侯《尚书》学，他们所传经义虽有抵牾，仍共同立于学官。为什么呢？与其因存疑而废弃，不如暂置以待辨明。文献说：‘文王、武王之道未曾失落，在于有人传诵；贤者识其大端，普通人识其细目。’如今这三家古文经传大端细目兼备，岂能偏废灭绝！若你们固守师门旧说，抱残守缺，偏袒同门，嫉妒真道，违背诏书，抵牾圣君美意，自陷于文法吏的审议，实在为诸位君子感到遗憾。”
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¹，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后复转在涿郡，历三郡守。数年，以病免官，起家复为安定属国都尉。会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²，著《三统历谱》。
刘歆言辞痛切，儒生们都怨恨他。当时知名儒士光禄大夫龚胜因刘歆那份移书而上疏严厉自责，请求辞职归乡。大司空师丹也勃然大怒，上奏弹劾刘歆变乱原有典制，非议诋毁先帝所立的学官。哀帝说：“刘歆只是想推广传播经传道术，怎能说他非议诋毁先帝呢？”刘歆因此与执政大臣相抵触，又遭众多儒生诋毁，惧怕被诛杀，便请求外调做地方官，担任河内太守。但因宗室身份不宜在三河地区任职，又改任五原太守，后转任涿郡太守，历任三郡太守。数年后，刘歆因病免官，后以平民身份被起用为安定属国都尉。恰逢哀帝去世，王莽执掌朝政，王莽年轻时与刘歆同为黄门郎，很器重他，便向太后禀报推荐。太后留任刘歆为右曹太中大夫，升迁为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派他规划修建明堂、辟雍，封为红休侯。刘歆掌管儒林、史官、占卜等官署事务，考订乐律与历法，撰成《三统历谱》。
¹讪：诽谤，讥讽。
²律历：律，音律；历，历法。古时以为十二音律与历象相应，故史书有《律历志》，把乐律和历法制度合为一篇。
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云。及王莽篡位，歆为国师，后事皆在《莽传》。
当初刘歆在建平元年改名为刘秀，取表字为颖叔。至王莽篡位，刘歆被任命为国师，此后的事情均记在《王莽传》中。
赞曰：仲尼称“材难，不其然与！”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杨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¹，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传曰“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岂近是乎？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呜虖！向言山陵之戎，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废兴，昭矣！岂非直谅多闻，古之益友与！
史官评议说：孔子说“贤才难得不是吗”。自孔子之后，著书立说的人很多，唯有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值得称道。这几位先生，都广闻博识，通达古今，言辞有益于世道。传世文献中说“圣人不出现，其间必有闻名于世者”，大概接近这样的情形吧？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阐发《尚书大传》的意旨，申明天人感应的道理；《七略》剖析经传典籍，总汇条理诸子百家的脉络；《三统历谱》考察日月五星的运行轨度。有探询本源的深意啊。呜呼！刘向所说帝王修建陵墓的劝诫之语，从今日观照对比，真是令人痛心啊！根据王氏墓葬中梓柱萌发枝叶来推论王朝的兴废，如此明确无误！难道不是正直、诚实、识见广博，古人所说的益友么！
¹博物洽闻：见多识广，知识渊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