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原文

　　老子曾言：“天下治理达到最高境界之时，即便相邻国家彼此能望见，鸡鸣与狗吠的声音也能相互听见，可各国百姓仍认为自家饮食最香甜，自家衣物最华美，安于本地习俗，喜爱自身所从事的职业，直至衰老死亡也不相互往来。”到了近世，若仍依照这套理念行事，无异于堵住百姓的耳目，几乎无法推行。

　　太史公表示：神农氏之前的事迹，我无从知晓。至于《诗》《书》所记载的虞、夏以来的情况，却是人们耳朵想聆听最美妙的音乐、眼睛想观赏最艳丽的女色，嘴巴想品尝各类肉食的美味，安于放荡淫乐的生活，心中炫耀权势带来的荣华。用这样的不良风气影响百姓，已有很长时间。即便用老子精妙的学说逐家劝说开导，终究也无法让他们感化。因此，最好的做法是顺应自然规律，其次是顺着形势加以引导，再其次是教诲百姓，又其次是整顿百姓的行为，最下等的方式是与百姓争夺利益。

　　崤山以西地区盛产木材、竹子、楮树、野麻、旄牛尾和玉石；崤山以东地区多有鱼类、食盐、漆料、丝绸与美女；江南地区出产楠木、梓树、生姜、桂花、金、锡、铅、朱砂、犀牛、玳瑁、珠子和象牙兽皮；龙门、碣石山以北地区盛产马匹、牛、羊、毡裘以及兽筋兽角；铜和铁则分布在方圆千里的范围内，山中随处可见，如同棋子般密集分布。以上便是各地物产分布的大致情形。这些都是中原百姓所喜爱的，也是日常穿着、饮食、养生及丧葬所需之物。所以，百姓要依靠农民耕种获取粮食，依靠虞人进山开采、渔夫下水捕捞获取物资，依靠工匠制造获取器具，依靠商人贸易流通货物。这难道还需要官府颁布政令、征调百姓并限定时间聚集吗？人们都凭借自身才能，竭尽自身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价低到极点就会上涨，高到极点就会下跌。人们各自努力经营本业，乐于从事自身工作，就像水从高处流向低处一般，日日夜夜不停歇，无需召唤便会主动前来，无需请求便会生产出物品。这难道不是符合规律且自然发展的证明吗？

　　《周书》中记载：“农民不耕种，粮食就会匮乏；工匠不做工，器具就会短缺；商人不贸易，食物、用品与钱财这三种宝物就会断绝流通；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短缺，资源匮乏后，山泽就无法进一步开发。”农、工、商、虞这四个领域，是百姓衣食的来源。来源广阔，百姓就富裕；来源狭窄，百姓就贫困。来源广阔，对上能让国家富强，对下能让家庭富足。贫穷与富裕，无人能随意剥夺或给予，但聪慧的人总能财富有余，愚笨的人却常常衣食不足。姜太公受封于营丘时，那地方原本多是盐碱之地，人口稀少，于是姜太公鼓励妇女专心从事纺织刺绣，大力推行工艺技巧，又让人们将鱼类、海盐运到其他地区，结果其他诸侯国的人和财物不断流向齐国，如同绳索相连般连绵不断，如同车辐汇聚到车毂般从四面八方聚拢。因此，齐国因能制作冠带衣履供应天下，东海、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整理好衣物前往齐国朝拜。后来齐国中途衰落，管仲重新整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管理财政的九个官府，使齐桓公得以称霸，多次以霸主身份召集诸侯，整顿天下政治；管仲自身也拥有三归台，虽只是陪臣，财富却超过各国君主。从此，齐国保持富强，一直延续到齐威王、齐宣王时期。

　　所以说：“仓库充实了，百姓才会懂得礼节；衣食充足了，百姓才会知晓荣辱。”礼仪产生于富足，在贫穷中废弃。因此，君子富裕后，就愿意做仁德之事；平民百姓富裕后，就会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江河深邃，鱼儿才会在其中生存；山林幽深，野兽才会在那里栖息；人富裕了，仁义就会依附于他。富有者得势后会更加显赫，失势后，依附他的宾客就无处容身，内心便会不快。在夷狄地区，这种情况更为明显。谚语道：“家中拥有千金的人，不会因犯法受刑而死在街市之上。”这并非空话。所以说：“天下之人，熙熙攘攘，都是为利益而来，为利益而往。”那些拥有千辆兵车的君王、享有万户封地的诸侯、占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担心自己贫穷，更何况编入户籍的普通百姓呢！

　　从前，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山上，便起用范蠡和计然。计然说：“懂得即将开战，就要提前做好准备；知晓货物何时会被人需求购买，才算明白商品的特性。善于将时节与需求相对照，就能清楚掌握各类货物的供需行情。因此，岁星在金位时，粮食丰收；在水位时，粮食歉收；在木位时，发生饥馑；在火位时，出现干旱。天旱时，要准备船只以防洪涝；洪涝时，要准备车辆以防干旱，这种做法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大致而言，每六年会有一次丰收，每六年会有一次干旱，每十二年会有一次大饥荒。出售粮食时，每斗价格二十钱，农民会受损；每斗价格九十钱，商人会受损。商人受损，钱财就无法在社会流通；农民受损，田地就会荒芜。粮价每斗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这样农民和商人都能获利。粮食按平价出售，同时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就不会短缺，这是治理国家的方法。至于囤积货物，要力求完好，不滞留货币资金。买卖货物时，容易腐败变质的物品不要长期储存，切忌冒险囤积以求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的情况，就能明白物价涨跌的道理。物价涨到极点，反而会逐渐下跌；物价跌到极点，反而会逐渐上涨。当货物价格极高时，要及时卖出，视若粪土；当货物价格极低时，要及时购进，视若珠宝。货物与钱币的流通周转要像流水一样顺畅。”勾践按照计然的策略治理国家十年，越国变得富裕，能用重金招募士兵，士兵们冲锋陷阵时，不顾箭射石击，如同口渴时渴求饮水一般，最终报仇雪耻，灭掉吴国，随后在中原地区耀武扬威，成为“五霸”之一。

　　范蠡帮助越王洗刷了会稽被困的耻辱后，叹息道：“计然的策略有七条，越国只用了其中五条，就实现了雪耻的目标。既然这策略用于治国成效显著，我要将它用于治家。”于是他乘坐小船在江湖间漂泊，更改姓名，到齐国后改名为鸱夷子皮，到陶邑后改名为朱公。朱公认为陶邑地处天下中心，与各诸侯国交通便利，便于货物交流。于是他治理产业，囤积货物，随机应变，追逐时势获取利益，不苛求他人。因此，善于经营致富的人，要能选用贤才并把握时机。十九年间，他三次积累千金财富，两次将财富分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同姓兄弟。这便是人们所说的君子富裕后乐于做仁德之事。后来范蠡年老体衰，将家业交给子孙，子孙继承并发展他的事业，最终积累了巨额家产。所以，后世谈论富翁时，都会称颂陶朱公。

　　子贡曾在孔子门下求学，之后前往卫国做官，还在曹国与鲁国之间通过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方式经商。在孔子的七十多位高徒中，端木赐（即子贡）最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宪贫穷到连糟糠都吃不饱，隐居在简陋小巷中。而子贡却乘坐由四匹马拉的马车，携带丝帛厚礼拜访诸侯，所到之处，国君仅以宾主之礼相待，不行君臣之礼。孔子能够名扬天下，正是因为有子贡在前后辅助。这难道不是借助形势让名声更加显著吗？

　　白圭是东周人。魏文侯在位时，李克正专心开发土地资源，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因此，当货物过剩、商家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短缺、商家高价求购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卖出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绵絮，卖出粮食。他知道，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次年收成会变差；太岁在午位时，会发生旱灾，次年收成会变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次年收成会变差；太岁在子位时，天下大旱，次年收成会变好且有雨水；太岁再次回到卯位时，他囤积的货物大概会比往年多一倍。要增加钱财收入，他就收购质量次的谷物；要增加每斗每石粮食的重量，他就收购质量好的谷物。他不讲究饮食，克制喜好，节俭穿戴，与雇工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赚钱时机时，就像猛兽猛禽捕捉猎物一样迅速。因此他说：“我从事经商致富，就像伊尹、吕尚谋划策略，像孙子、吴起运用兵法，像商鞅推行变法一样。所以，若一个人的智慧不足以随机应变，勇气不足以果断决策，仁德不足以正确取舍，意志不足以坚持到底，即便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也终究不会教他。”因此，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时，都效仿白圭。白圭大概是经过尝试，且尝试后取得了成功，这并非轻易就能做到。

　　猗顿依靠经营池盐发家，邯郸的郭纵则通过冶铁创下家业，财富可与诸侯王公相比。

　　乌氏县有个名叫倮的人以经营畜牧业为生，等到牲畜繁殖得多了，就把它们全部卖掉，再购买各种奇异物品和丝织品，暗中献给戎王。戎王用十倍于所献物品的财物回赠他，送给他的牲畜多到用山谷来计算数量。秦始皇下令让乌氏倮的地位与封君相当，允许他按规定时间和众大臣一起进宫朝拜。巴郡寡妇清的先祖自从获得朱砂矿，独自垄断矿利达好几代，家产多得无法计算。清是寡妇，却能守住祖先的家业，用钱财保护自己，不被他人侵犯。秦始皇认为她是贞洁的妇人，以宾客之礼对待她，还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乌氏倮不过是边疆地区的畜牧业主，巴郡寡妇清是偏远乡村的寡妇，却能与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君平起平坐，名扬天下，这难道不是依靠他们的财富吗？

　　汉朝建立后，天下统一，朝廷开放了关卡要道，解除了开采山林湖泽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能够在天下通行，交易的货物没有不畅销的，他们的欲望都能得到满足。汉朝政府还迁徙豪杰、诸侯和大户人家到京城。

　　关中地区从汧县、雍县往东到黄河、华山一带，肥沃的土地方圆千里。从有虞氏、夏后氏推行贡赋制度时起，就把这里划分为上等田地。后来公刘迁居到邠地，周太王、王季迁居到岐山，周文王兴建丰邑，周武王治理镐京，因此这里的百姓仍保留着先王的遗风，喜好农业，种植五谷，重视土地，把做坏事看得很重。到秦文公、秦德公、秦穆公定都雍邑时，这里地处陇、蜀物资交流的要道，因此有很多商人。秦献公迁居栎邑，栎邑北面抵御戎狄，东面连通三晋，也有很多大商人。秦孝公和秦昭襄王把都城设在咸阳，汉朝也借此作为都城；长安附近的各座皇陵，吸引四面八方的人和物资汇聚于此。这里地域狭小，人口众多，所以当地百姓逐渐变得善于玩弄技巧，从事工商业等末业。关中地区以南是巴郡、蜀郡，巴蜀地区也是一片沃土，盛产栀子、生姜、朱砂、石材、铜、铁和竹木制成的器具。南边抵御滇、僰，僰地多出产奴仆；西边邻近邛、笮，笮地出产马匹和旄牛。但巴蜀地区四周闭塞，依靠千里栈道与关中连通，只有褒、斜两个山谷通道控制着入口，连接四方道路，用多余物资换取短缺物资。天水、陇西、北地和上郡的风俗与关中相同，西边有羌中的地利，北边有戎狄的牲畜，畜牧业位居天下首位。但这里地势险要，只有京城长安控制着交通要道。因此，整个关中地区占天下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仅占天下的十分之三，可估算其拥有的财富，却占天下的十分之六。

　　古时候，唐尧在河东晋阳定都，殷人在河内殷墟定都，东周在河南洛阳定都。河东、河内和河南这三个地方位于天下中心，如同鼎的三只脚，是帝王们交替居住的地方，建国历史有的几百年，有的上千年。这里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是各国诸侯聚集的地方，因此当地百姓习俗小气节俭，通晓人情世故。杨邑与平阳邑的百姓，向西可到秦国和戎狄地区经商，向北可到种、代地区经商。种、代在石邑以北，邻近匈奴，屡次遭受掠夺。当地百姓崇尚刚强正直、争强好胜，以扶助弱小、压制豪强为己任，不愿从事农业和商业。但因邻近北方夷狄，军队经常往来，中原运输来的物资常有剩余，当地百姓强悍却不擅长耕种。从三家尚未分晋时起，人们就对这里百姓的剽悍感到担忧，到赵武灵王时，这种风气更加盛行，当地习俗仍带有赵国的遗风。因此，杨邑和平阳邑的百姓在这些地方经商，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温邑、轵邑的百姓，向西可到上党地区经商，向北可到赵国、中山国一带经商。中山国土地贫瘠，沙丘一带还有商纣王留下的殷人后代，百姓性情急躁，依靠投机取巧谋生。男子们常常聚集在一起游玩，慷慨悲歌，白天结伴杀人抢劫，晚上挖坟盗墓、制造假货、私铸钱币；还有很多容貌俊美的男子，去做歌舞艺人。女子们常常弹奏琴瑟，拖着鞋子，在权贵富豪之间周旋献媚，有的被选入后宫，遍布各诸侯国。

　　不过邯郸也是漳水与黄河之间的一座都市，向北连通燕国、涿郡，向南连接郑国、卫国。郑国、卫国的风俗与赵国相近，但因靠近梁国、鲁国，百姓稍微庄重些，且注重节操。卫元君从濮上的帝丘迁居到野王，野王地区的百姓喜好争斗，行侠作恶，保留着卫国的遗风。

　　燕国旧都蓟城也是渤海与碣石山之间的一座都市，向南连通齐国、赵国，东北面与胡人交界。从上谷到辽东一带，地域偏远，人口稀少，屡次遭受侵扰，民俗大致与赵国、代地相近，百姓机敏凶悍，缺乏深思熟虑，当地盛产鱼、盐、枣和栗子。北面邻近乌桓、夫余，东面控制着秽貊、朝鲜、真番的交通要道。

　　从洛阳往东可以到齐国、鲁国经商，往南可以到梁国、楚国经商。因此，泰山以南是鲁国旧地，以北是齐国旧地。

　　齐地被高山大海环绕，方圆千里都是肥沃土地，适合种植桑树和麻，百姓拥有很多彩色丝绸、布帛以及鱼盐。临淄也是东海与泰山之间的一座都市，当地百姓习俗宽容豁达，且足智多谋，喜欢发表议论，乡土观念浓厚，不易迁徙流动，害怕聚众斗殴，却敢于暗中伤人，因此常有抢夺他人财物的事情发生，这是大国的风尚。这里士、农、工、商、贾五种身份的人都有。

　　邹国、鲁国两地靠近洙水、泗水，还保留着周公遗留的风尚，百姓习俗喜好儒家学说，礼仪周全，因此当地百姓举止谨慎。这里百姓多从事桑麻产业，却没有山林湖泽的资源。土地少，人口多，人们节俭吝啬，害怕犯罪，远离邪恶。到了衰败的时候，人们热衷于经商追求财利，比周地的人还要厉害。

　　从鸿沟往东，芒山、砀山以北，一直到巨野，这是过去梁国、宋国的旧地，陶邑、睢阳也是都市。从前，唐尧在成阳兴起，虞舜在雷泽捕鱼，商汤曾在毫定都。这里的百姓习俗还保留着先王的遗风，为人宽厚庄重，有很多君子，喜好农耕种植，虽然没有富饶的山河物产，人们却能省吃俭用，积累财富。

　　越国、楚国一带有着西楚、东楚、南楚三个地区的不同风俗。从淮北的沛郡到陈郡、汝南、南郡，这一区域是西楚。这里的百姓习俗剽悍敏捷，容易发怒，土地贫瘠，很少有财物积累。江陵曾是楚国国都，向西连通巫县、巴郡，东面有云梦泽，物产富饶。陈地位于楚国、夏朝故地的交界处，流通鱼盐货物，居民多为商人。徐地、僮地、取虑一带的居民清正严谨，信守承诺。

　　彭城以东，包括东海、吴地、广陵一带，这一区域是东楚。这里的风俗与徐地、僮地相近，朐邑、缯邑以北的民俗与齐地相近，浙江以南的风俗与越地相同。吴地自从吴王阖闾、楚国春申君以及汉朝初年吴王刘濞招纳天下喜好游说的子弟以来，东面有丰富的海盐，还有章山的铜矿，以及三江五湖的资源，也是江东的一座都市。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一带是南楚地区，这里的风俗与西楚相近。楚国郢都失陷后，迁都到寿春，寿春也成为一座都市。合肥县南边有长江，北边有淮河，是皮革、咸鱼、木材的聚集地。因与闽中、于越的习俗相互混杂，所以南楚的百姓善于言辞，喜欢花言巧语，很少讲信用。江南地区地势低洼，气候潮湿，男子寿命不长，盛产竹木。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但矿产储量极少，开采所得不足以弥补支出。九疑山、苍梧以南到儋耳一带，风俗与江南大体相同，其中还混杂着很多杨越的风俗。番禺也是当地的一座都市，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等物资的集中地。

　　颍川、南阳是过去夏朝人居住的地方。夏朝人治理政事崇尚忠厚朴实，这里还保留着先王的遗风，颍川人为人敦厚老实。秦朝末年，朝廷曾迁徙不法之徒到南阳。南阳向西连通武关、郧关，东南面靠近汉水、长江、淮水，宛邑也是一座都市。当地民俗复杂，百姓喜欢多事，多以经商为职业，居民以扶助弱小、压制豪强为己任，因与颍川地区往来频繁，所以直到现在仍被称为“夏人”。

　　天下的物产在各地分布不均，有的地方少，有的地方多，民间习俗也各不相同。山东地区的人吃海盐，山西地区的人吃池盐，岭南和大漠以北原本也有很多地方出产盐，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总的来说，楚越地区土地广阔但人口稀少，百姓以稻米为主食，以鱼类为菜肴，采用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用水锄除草，瓜果、螺、蛤等物产，不用从外地购买，就能自给自足。这里地理条件优越，食物丰富，没有饥馑的担忧，因此人们苟且偷生，没有积蓄，很多人都是贫穷人家。所以，江淮以南既没有挨饿受冻的人，也没有千金富户。沂水、泗水以北的地区，适合种植五谷、桑麻，饲养六畜，土地少而人口多，屡次遭受水旱灾害，百姓喜欢积累财物，因此秦国、夏朝、梁国、鲁国地区的百姓勤于农业且重视劳力。三河地区以及宛邑、陈邑等地也是如此，此外还从事经商贸易。齐国、赵国的百姓聪明灵巧，依靠投机谋求财利。燕国、代地的百姓能种田、畜牧，还以养蚕为业。

　　由此可见，贤能之人在朝廷上出谋划策、辩论争议，坚守信用、保持气节的人以及隐居深山、自命清高、保全名声的士人，他们到底都是为了什么呢？答案都是为了获取财富。因此，官员清廉就能长期任职，任职时间长了就会更加富有；商人公平买卖，生意兴旺，就能多赚钱财变得富裕。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不用学习就会去追求。所以，壮士在军队里，打仗时率先登上城池，遇到敌人就冲锋陷阵，斩杀敌将、夺取旗帜，冒着箭射石击的危险，不躲避烈火洪水等艰难险阻，是因为重赏的驱使。那些住在乡里的年轻人，攻击劫掠，用椎击杀入、活埋他人，逼迫别人作恶，盗掘坟墓，私铸钱币，假托侠义之名，侵吞霸占他人财物，借助同伙报复私仇，在隐蔽之处抢夺钱财，杀人害命，不顾法律禁令，明知是死路却像快马一样往前冲，其实都是为了钱财。如今赵国、郑国的女子，梳妆打扮修饰容貌，弹奏琴瑟，挥舞长袖，穿着轻便舞鞋，用眼神挑逗，用情意勾引，不远千里外出，不管对方年龄大小投靠男子，也是为了财利奔波。游手好闲的贵族子弟，帽子和宝剑装饰精美，外出时车马排成队列，也是为了显示富贵。猎人渔夫，起早贪黑，冒着霜雪，在深山峡谷中奔波，不顾可能受到的伤害，是为了获取各种野味。进出赌场，斗鸡走狗，人们个个争得面红耳赤，相互夸耀，一定要争出胜负，是因为把输赢看得很重。医生、方士以及各种靠技艺谋生的人，耗尽心思，使出全部本领，是为了获得丰厚报酬。官府官吏，玩弄法律条文，私刻公章，伪造文书，不怕被砍脚杀头，是因为沉迷于他人的贿赂馈赠。至于农民、工匠、商人储存货物、增加财富，原本就是为了增加个人财产。他们如此绞尽脑汁、用尽力量索取，终究都是为了不遗余力地争夺财物。

　　谚语说：“贩卖木柴的人不会走出一百里，贩卖粮食的人不会走出一千里。”在一个地方居住一年，就要种植谷物；居住十年，就要栽种树木；居住一百年，就该招纳有德行的人。这里所说的“德”，指的是人的才德、名望和财物。如今有些人，没有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的收入，生活却快乐富足，能与有官爵的人相比，被称为“素封”。有封地的人享受租税，每户每年缴纳二百钱租税，享有千户封地的封君，每年租税收入可达二十万钱，朝拜天子、访问诸侯以及祭祀馈赠的费用，都从这里支出。普通百姓如农民、工匠、商人，家中有一万钱，每年可得利息二千钱；拥有一百万钱的人家，每年利息可达二十万钱，更徭租赋的费用都从这里支出，这样的人家就能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所以说，在陆地上放牧五十匹马、一百六七十头牛、二百五十只羊，在草泽里养猪二百五十头，在水中拥有年产千石鱼的鱼塘，在山里拥有一千棵成材大树；安邑有一千株枣树，燕国、秦国有一千株栗子树，蜀郡、汉水、江陵地区有一千株橘树，淮北、常山以南以及黄河、济水之间有一千株楸树，陈地、夏地有一千亩漆树，齐国、鲁国有一千亩桑麻，渭川有一千亩竹林，还有名扬全国、拥有万户人家的都城，郊外有亩产一钟粮食的千亩良田，或是一千亩栀子、茜草，一千畦生姜、韭菜，拥有这些的人，财富都能与千户侯相当。而且这些致富的资本，无需到市场察看，无需到外地奔波，坐在家中就能不劳而获，虽有处士之名，生活却富足充裕。至于那些贫穷人家，父母年老，妻子儿女瘦弱不堪，逢年过节没钱祭祀祖宗鬼神、赠送他人路费、聚集亲友饮食，吃穿都难以自给，如此贫困却不感到羞愧，就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了。因此，没有钱财就只能出卖劳力，有少量钱财就会玩弄巧计，已经富足就会追逐时势谋求利益，这是常理。如今谋求生计，若能不冒生命危险就获得所需物品，就该得到贤人的鼓励。所以，依靠农业致富是上等方式，依靠工商业致富是次等方式，依靠玩弄巧计甚至违法致富是最下等的方式。没有隐居深山不做官的隐士品行，却长期处于贫困之中，还空谈仁义，也足以让人感到羞愧。

　　凡是编入户籍的百姓，对于财富比自己多十倍的人，就会对其低声下气；比自己多百倍的，就会惧怕对方；比自己多千倍的，就会被对方役使；比自己多万倍的，就会成为对方的奴仆，这是事物的常规。要从贫穷变得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从事技术精湛的刺绣织锦等手工业，不如在街道开店做生意。这里所说的经商这一末业，是穷人致富的依靠。在交通便利的大都市里，每年酿造一千瓮酒、一千缸醋、一千甔饮浆，屠宰一千张牛羊猪皮，贩卖一千钟谷物、一千车柴草，拥有总长千丈的船只、一千株木材、一万棵竹竿、一百辆马车、一千辆牛车、一千件涂漆木器、一千钧铜器、一千担原色木器铁器及染料，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牛、一千只猪羊、一百个奴隶、一千斤筋角与丹砂、一千钧绵絮与细布、一千匹彩色丝绸、一千担粗布与皮革、一千斗漆、一千瓶酒曲与盐豆豉、一千斤鲐鱼与鮆鱼、一千石小杂鱼、一千钧腌咸鱼、三千石枣子与栗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石羔羊皮衣、一千条毛毡毯，以及一千贯放高利贷的资金。促成牲畜交易的掮客或贪心商人能获利十分之三，廉洁商人能获利十分之五，这类人也能与千乘之家相比，这是大致情况。至于其他杂业，若利润不足十分之二，就不属于我说的好的致富行业。

　　请允许我简要说明当今千里之内那些贤能之人能够致富的情况，好让后代的人能够考察和选择。

　　蜀地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依靠冶铁发家。秦国打败赵国后，迁徙卓氏家族，卓氏族人被俘虏，只有卓氏夫妻二人推着车子，前往迁徙的目的地。其他一同迁徙的人，稍有多余钱财，就争相送给主事官吏，请求迁徙到近处，近处便是葭萌县。只有卓氏说：“葭萌地方狭小，土地贫瘠，我听说汶山脚下是肥沃田野，地里长着大芋头，形状像蹲伏的鸱鸟，人到死也不会挨饿。那里的百姓善于交易，容易做生意。”于是请求迁徙到远处，最终被迁移到临邛。他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里熔炼铁矿石铸造器械，用心谋划计算，财势超过滇蜀地区的居民，富有到拥有上千名奴仆。他在田园水池中尽情享受射猎游玩的乐趣，生活堪比国君。

　　程郑是从太行山以东迁徙过来的降民，也经营冶铸产业，经常把铁器制品卖给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他的财富和卓氏相当，与卓氏一同居住在临邛。

　　宛县孔氏的祖先是梁国人，以冶铁为职业。秦国攻打魏国后，将孔氏迁徙到南阳。他于是大规模经营冶铸业，还规划开辟鱼塘养鱼，车马成群，经常拜访诸侯，借此谋求经商发财的便利，赢得了喜好游乐的贵族子弟乐善好施的美名。但他获得的利润，远超过施舍花费的钱财，比吝啬的商人更会获利，家中财富多达数千金。因此，南阳人做生意都效仿孔氏的从容稳重与举止大方。

　　鲁地百姓习俗节俭吝啬，曹邴氏在这方面尤为突出，他依靠冶铁起家，财富多达几万钱。不过，他家中的父兄子弟都遵守这样的家规：无论低头还是抬头，都要有所收获；每一个举动，都不能忘记谋取利益。他家的租赁、放贷、买卖业务遍及各地。正因如此，邹鲁地区有很多人放弃儒学去追求发财，这是受曹邴氏的影响。

　　齐地的风俗是鄙视奴仆，刀间却偏偏重视奴仆。凶恶狡猾的奴仆是人们所担心的，只有刀间收留并任用他们，让他们追逐渔盐商业的利益，或是让他们乘坐成队车马结交地方官员，而且更加信任他们。刀间最终依靠他们的帮助，致富达数千万钱。所以有人说：“与其外出谋求官爵，不如在刀家做奴仆”，说的就是刀间能让豪强奴仆自身富足，还能让他们为自己竭尽全力。

　　周地的百姓原本就很吝啬，师史在这方面尤为突出。他靠用车装载货物往返贩运获利，拥有的车辆数以百计，在各郡诸侯国之间经商，没有不去的地方。洛阳地处齐国、秦国、楚国、赵国等国家的中心，街巷里的穷人在富家学习经商，常以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相互夸耀，多次路过家乡也不进门。师史能谋划任用这样的人，因此致富达七千万钱。

　　宣曲任氏的先祖，曾是督道仓的官吏。秦朝灭亡的时候，豪杰们都争相抢夺金银珠宝，任氏却独自用地窖储存粮食。后来，楚汉两军在荥阳对峙，农民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涨到每石一万钱，任氏卖粮大获其利，豪杰们的金银珠宝全都归了任氏，任氏因此发家。普通富人都争相追求奢侈，任氏却委屈自己顺应他人，崇尚节俭，专心从事农田畜牧。对于田地和牲畜，一般人都争相低价买进，任氏却专门买进价格高且质量好的。任家几代人都很富有，而且任氏家规规定：不是自家种田养畜得来的物品，就不穿不吃；公事没完成，自己就不饮酒吃肉。任氏以此成为乡里的表率，因此他富有且得到皇上的敬重。

　　边疆地区开拓的时候，只有桥姚获得了上千匹马、两千头牛、一万只羊，粮食以万钟计算。吴楚七国起兵反叛汉朝中央朝廷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需要率军出征，要借贷有利息的钱财。高利贷者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在关东，而关东战事胜负未分，没人愿意把钱借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放贷给他们，利息是本金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叛乱被平定。一年之内，无盐氏获得十倍于本金的利息，凭借这笔财富变得与关中富豪相当。

　　关中地区的富商大贾，大多是姓田的人家，比如田啬、田兰。此外还有韦家的栗氏、安陵和杜县的杜氏，家产也达到万万钱。

　　以上这些人都是声名显赫、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们都不是依靠爵位封邑、俸禄收入，或者靠玩弄文辞、违法犯科来发财致富的，全都是靠推测事物情理，决定进退取舍，随机应变，从而获取利润；靠经营工商业等末业致富，靠购置田产从事农业守业；靠各种有力手段获取财富，靠法律政令等规范维持家业，变化多端大致如此，因此值得记述。至于那些致力于农业、畜牧、手工业、山林渔猎或经商的人，依靠权势和财利成为富人，大的能压倒一郡，中等的能压倒一县，小的能压倒一乡，这样的人更是多到数不清。

　　精打细算、勤劳节俭，是发财致富的正确途径，但想要致富的人还必须采用与众不同的方法取得成功。种田务农是繁重的行业，秦杨却依靠它成为一州的首富；盗墓本是违法的勾当，田叔却依靠它起家；赌博本是恶劣的行为，桓发却依靠它致富；行走叫卖是男子汉的卑微行业，雍乐成却依靠它发财；贩卖胭脂是羞耻的行当，雍伯却依靠它赚到千金；卖水浆是小本生意，张氏却依靠它赚了一千万钱；磨刀是小手艺，郅氏却依靠它富到列鼎而食；卖羊肚是微不足道的事，浊氏却依靠它富到车马成队；给马治病是浅薄的小技艺，张里却依靠它富到击钟佐食。这些人都是因为心思专一才得以致富的。

　　由此可见，致富并不依赖固定的行业，财货也没有固定的主人。有能力的人能积聚财货，没能力的人会破败家财。拥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市的封君；拥有亿万家财的富翁，便能像国君一样享受快乐。这难道不是人们所说的“素封”吗？难道不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