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原文

　　平津侯公孙弘，乃是齐地菑川国薛县人士，表字季。他早年曾在薛县担任监狱官吏，后来因获罪被免除官职。由于家境贫寒，他只能前往海边以放猪为生。直到年过四十，他才开始研习《春秋》以及各家诠释《春秋》的典籍。他侍奉后母时，始终秉持孝顺之心，行事十分谨慎。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天子刚刚登基，便下诏选拔贤良文学之士。此时，公孙弘已年满六十，他以贤良的身份被征召入京，受命担任博士一职。后来，他奉命出使匈奴，返回朝廷后向武帝禀报出使情况，所言却不合皇上心意。武帝大为恼怒，认为公孙弘没有才能，公孙弘便以患病为由，请求免官，回到了家乡。

　　到了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皇帝再次颁布诏书，征召文学之士，菑川国再次举荐公孙弘。公孙弘向国人推辞道：“我此前曾西行入京接受皇帝任命，只因无才被免官归来，还望另选他人举荐。”但国人执意推举他，公孙弘只好前往太常府报到。太常让此次征召的一百多位儒士分别撰写对策，公孙弘的对策起初被排在最后一名。待所有对策呈送皇帝后，武帝却将公孙弘的对策提拔为第一。随后，公孙弘被召入宫中觐见，武帝见他相貌出众，便仍封他为博士。当时，汉朝正开辟通往西南夷的道路，并在当地设置郡县，巴蜀地区的百姓因此深感困苦，皇帝便命公孙弘前去视察。公孙弘视察归来后，向皇帝进言，极力诋毁西南夷之地毫无用处，然而皇上并未采纳他的观点。

　　公孙弘身形魁梧，气质不凡，且见识广博。他常说，君主的弊病在于心胸不够宽广，臣子的弊病在于生活不够节俭。公孙弘日常盖的是粗布被子，吃饭时从没有两种以上的肉菜。后母去世后，他按礼制守丧三年。每次在朝堂上与众人商议政事，他总是先逐一陈述各项事宜，让皇上自行抉择，从不当面反驳或在朝廷上与人争辩。武帝观察他，发现他品行忠厚，善于言辞，既熟悉文书法令，又通晓官场事务，还能借助儒学观点对事理进行修饰阐释，因此对他十分喜爱。仅仅两年时间，公孙弘便升任左内史。他向皇帝奏报事务时，即便意见未被采纳，也不会在朝堂上争辩。他曾与主爵尉汲黯一同请求皇上在闲暇时接见，每次都是汲黯先向皇上提出问题，随后公孙弘再将问题阐释得条理清晰，皇上对此常常十分满意。他提出的建议大多被采纳，从此，公孙弘越来越受皇帝亲近，地位也日益显贵。他曾与公卿们事先约定好向皇帝进言的内容，可到了皇上面前，却违背约定，转而顺从皇上的心意。汲黯在朝堂上指责他说：“齐地人大多狡诈而无真心，你起初与我们一同商议提出这个建议，如今却全违背了，实在不忠诚。”皇上询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道：“了解我的人，会认为我忠诚；不了解我的人，自然认为我不忠诚。”皇上十分赞同他的说法。即便皇上身边受宠的臣子时常诋毁公孙弘，皇上却越发厚待他。

　　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张欧被免去官职，皇上任命公孙弘为御史大夫。彼时，汉朝正持续开辟西南夷地区，在东部设置沧海郡，又在北部修筑朔方郡城。公孙弘多次向皇上进谏，认为这些举措会使中原地区疲惫不堪，却去经营毫无用处的地方，希望皇上停止这些事情。于是，武帝命朱买臣等人以设置朔方郡的益处为题，诘问公孙弘。朱买臣等人提出十个问题，公孙弘一个也答不上来。他随即道歉说：“我是山东地区见识浅陋之人，不知修筑朔方郡竟有这般好处。恳请陛下停止开辟西南夷与设置沧海郡的事宜，集中力量经营朔方郡城。”皇上应允了他的请求。

　　汲黯对皇上说：“公孙弘身居三公之位，俸禄丰厚，却盖着粗布被子，这分明是欺诈之举。”皇上就此询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道：“确有此事。在九卿之中，与我关系交好的人，没有谁能超过汲黯。他今日在朝堂上诘问我，确实点中了我的毛病。我虽身居三公的高位，却盖粗布被子，确实是用巧诈的方式谋求美名。况且我听说，管仲担任齐国丞相时，拥有三处住宅，其奢侈程度堪比齐王，齐桓公依靠他成就霸业，可管仲的做法终究是对君主的越礼之举。晏婴担任齐景公的丞相时，吃饭从没有两种以上的肉菜，他的妾也不穿丝织衣物，齐国却被治理得很好，这是因为晏婴能向下与百姓看齐。如今我身为御史大夫，却盖粗布被子，这使得从九卿以下到小官吏之间，没了贵贱的差别，正如汲黯所言。况且若没有汲黯的忠诚，陛下又怎能听到这样的话呢！”武帝认为公孙弘态度谦让有礼，越发厚待他，最终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并封他为平津侯。

　　公孙弘为人好猜疑，又爱记恨，表面上显得宽宏大量，内心却城府极深。对于那些曾经与他有过仇怨的人，公孙弘即便表面上与他们和睦相处，暗地里却会设法加害报复。处死主父偃，以及将董仲舒调任胶西国担任国相，都是公孙弘谋划的。他每天吃饭，只吃一道肉菜和脱壳的粗米饭。对于老朋友和自己喜爱的门客，他都供给他们衣食，自己的俸禄全用在了这上面，家中没有多余的财物。士人们也正因如此，认为他是贤明之人。

　　淮南王与衡山王发动叛乱，朝廷正紧急追查他们的党羽，公孙弘却病得很重。他自认为没有立下功劳却被封侯，还升任丞相之职，本应辅佐贤明的君主安定国家，让每个人都遵守臣子的本分。如今诸侯怀有反叛朝廷的阴谋，这都是宰相工作不力所致，他担心自己若无声无息地病死，将无法承担这份责任。于是，他向皇帝上书说：“臣听闻天下有五种常道，而践行这五种常道需具备三种美德。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与长幼的次序，这五方面便是天下的常道；智慧、仁爱与勇敢，这三方面便是天下的常德，是用来践行常道的。因此孔子说：‘努力实践便能接近仁，乐于请教便能接近智，知晓羞耻便能接近勇。’明白这三点，就知道如何自我修养；懂得自我修养，而后才能懂得治理他人。天下从没有不能自我修养，却能治理好他人的情况，这是百代不变的道理。如今陛下亲自践行大孝，以三王的治国之道为借鉴，建立起如同周代那般的治国体系，兼具周文王与周武王的才德，鼓励贤才，给予俸禄，并依据才能授予官职。可臣资质低劣，没有立下过汗马功劳，陛下却特意将臣从普通官吏中提拔起来，封臣为列侯，将臣置于三公之位。臣的品行与才能，实在配不上这尊贵的官位，平日里又身患疾病，恐怕会比陛下的犬马更早离世，最终无法报答陛下的恩德，也无法承担起宰相的责任。臣恳请交回侯印，辞官归家，为贤能之人让出位置。”武帝回复他说：“古代奖赏有功之臣，褒扬有德之人，守护先辈创下的基业时崇尚文德教化，遭遇祸患时则崇尚武功，从未改变过这个道理。朕从前有幸继承皇位，一直担心国家不能安宁，一心想与各位大臣共同治理天下，这一点你应当知晓。君子都喜爱善良之人，憎恶丑恶之人，你若行事谨慎，便可长久留在朕的身边。你不过是得了风寒之症，何必担忧无法痊愈，竟上书要求交回侯印、辞官归家，这样做岂不是显扬朕的无德吗！如今朝中事务稍少，你应当减少思虑，集中精神，再借助医药辅助治疗。”随后，武帝恩准公孙弘休假，并赏赐他牛、酒以及各类布帛。几个月后，公孙弘的病情大为好转，便重新开始处理朝政。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公孙弘患病，最终在丞相任上去世。他的儿子公孙度继承了平津侯的爵位。公孙度担任山阳太守十多年后，因触犯法律，被免去了侯爵。

　　主父偃是齐地临菑人，早年研习战国时期纵横家的学说，到了晚年，才开始学习《周易》《春秋》以及诸子百家的典籍。他曾在齐国的读书人中交游，却没有谁愿意厚待他。齐国的众多读书人还一同排挤他，使他无法在齐地立足。他家境贫寒，想向别人借贷钱财也借不到，只好前往北方的燕、赵、中山等国游学，可在这些地方，依旧没人厚待他，在外做客的日子十分艰难。汉武帝元光元年，主父偃认为各诸侯国都不值得去游学，便向西进入函谷关，前去拜见卫青将军。卫青大将军多次向皇上推荐他，皇上却不肯召见。主父偃随身携带的钱财渐渐花光，留在长安的时间也越来越久，诸侯的宾客们都很厌恶他，无奈之下，他只好直接向皇帝上书。早晨呈上奏书，傍晚时分就被皇帝召见了。他在奏书中谈及九件事，其中八件是关于法律条令的内容，一件是关于征讨匈奴的建议。奏书原文如下：

　　臣听闻贤明的君主不会厌恶恳切深切的谏言，反而会广泛观察各方意见；忠诚的大臣不会逃避严厉的惩罚，而是敢于直言劝谏。正因如此，治理国家的良策才不会丢失，君主的功名才能流传万世。如今臣不敢隐瞒自己的忠心，也不敢逃避死亡的惩罚，愿向陛下陈述臣的愚昧想法，恳请陛下赦免臣的罪过，并稍稍考察臣的主张。

　　《司马法》中有言：“国家即便强大，若喜好战争，终究必会灭亡；天下即便太平，若忘记战争，必然面临危险。”天下平定之后，天子演奏《大凯》乐章，春秋两季分别举行打猎活动；诸侯们在春天整顿军队，在秋天训练士兵，都是为了不忘记战争。况且发怒本是悖逆常理的行为，武器是不吉祥的器物，争斗是最卑劣的节操。古代的君主一旦发怒，必定会有人尸首倒地、血流遍野，因此圣明的天子对待发怒之事向来十分慎重。那些一心追求战胜、穷兵黩武的人，最终没有不后悔的。从前，秦始皇凭借战胜诸侯的兵威，蚕食天下土地，吞并各个交战的国家，统一了天下，其功业可与夏、商、周三代的开国君主相比。但他一心追求胜利，不肯停止征战，甚至还想攻打匈奴。李斯劝谏道：“不可攻打匈奴。那匈奴没有固定的城郭居住，也没有堆积的财物可守，他们四处迁徙，如同飞鸟一般，难以将他们俘获并控制。倘若派遣轻便的军队深入匈奴腹地，军粮必定会断绝；若是携带大量粮食进军，物资沉重难以运输，同样无济于事。即便夺取了匈奴的土地，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即便俘获了匈奴的百姓，也无法役使他们守卫土地。战胜他们后，又必定要杀死他们，这并非身为百姓父母的君主应当做的事。使国家疲惫不堪，却把攻打匈奴当作快乐的事情，这不是好的政策。”秦始皇没有采纳李斯的建议，派遣蒙恬率军攻打匈奴，开辟了千里土地，以黄河作为国界。可这些土地本是盐碱之地，无法种植五谷。此后，秦朝征调全国的成年男子去守卫北河地区。军队在风沙日晒中驻守十多年，死亡的人不计其数，最终也没能越过黄河北进。这难道是因为人马不足、武器装备不充足吗？并非如此，而是形势不允许啊！秦朝又下令让天下百姓紧急转运粮草，从黄县、腄县以及琅邪郡靠海的县城出发，将粮草运到北河，通常情况下，运三十钟粮食，最终能送到的不过一石。男子努力耕种，也无法满足军粮的需求；女子纺布织麻，也无法供应军队帷幕的需要。百姓疲惫至极，孤儿寡母与年老体弱之人无人供养，道路上饿死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大概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天下百姓开始背叛秦王朝。

　　汉高帝平定天下之后，夺取了边境地带的土地，听闻匈奴在代郡山谷以北聚集，便打算出兵征讨。御史成进言劝谏：“不可对匈奴发动进攻。匈奴的习性，如同群兽聚集、众鸟飞散一般，追击他们就像捕捉影子一样难以捉摸。如今凭借陛下的盛德去攻打匈奴，臣私下认为这存在极大风险。”汉高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于是率军向北进军至代郡山谷，果然遭遇了平城被围的险境。汉高帝大概对此感到后悔，便派遣刘敬前往匈奴缔结和亲盟约。从此以后，天下百姓才得以忘却战乱之事。因此《孙子兵法》中提到：“发动十万大军，每天耗费的财物多达千金。”秦朝时常召集百姓、屯驻几十万军队，即便有歼灭敌军、斩杀敌将、俘虏匈奴单于的战功，却也恰好因此结下深重仇怨，其代价远不足以抵消全国耗费的资财。这种上使国库空虚、下使百姓疲惫，却以在国外彰显威势为乐的做法，并非完善之策。匈奴难以控制，并非一代之事。他们走到哪里便劫掠到哪里，侵夺财物、驱驰掳掠，将此作为谋生之业，天性本就如此。所以从虞舜、夏朝、商朝到周朝，原本就不按法律道德的标准去约束他们，只将其视作禽兽，而非人类。向上不借鉴虞夏商周的经验，向下却沿袭近世的错误做法，这正是臣最为忧虑、百姓深感痛苦的事情。况且战争持续时间过长，就容易引发变乱；做事过于艰难，人们的思想就会发生动摇。如此一来，边境百姓会疲惫愁苦，产生背离朝廷的想法，将军与官吏也会相互猜疑，甚至与外部势力勾结，尉佗、章邯正是借此才实现了个人野心。秦朝政令之所以无法推行，正是因为国家大权被这两人分割，这便是政治得失的明证。因此《周书》说道：“国家的安危取决于君王颁布的政令，国家的存亡取决于君王任用的人才。”希望陛下仔细审视这一问题，对此稍加留意，进行深入思考。

　　当时，赵国人徐乐、齐国人严安都向皇帝上书，论述当代重要事务，每人各陈述一件大事。徐乐在奏书中说道：臣听闻国家的忧患在于“土崩”，而非“瓦解”，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何为“土崩”？秦朝末年的局势便是典型。陈涉既无诸侯的尊贵身份，也无尺寸之地的封土，并非王公贵族或有名望家族的后代，没有家乡百姓对他的赞誉，不具备孔丘、墨翟、曾参那样的贤能，也没有陶朱、猗顿那样的财富。然而，他从贫困的乡野起兵，手持戟矛，赤臂高呼，天下人纷纷闻风响应，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百姓贫困而君主不知体恤，百姓怨恨而居于上位者却未察觉，社会风气败坏而政治却不加整治，这三项便是陈涉能够借助的客观条件，这就称作“土崩”。所以说国家的忧患在于“土崩”。何为“瓦解”？吴、楚、齐、赵等国发动的军事叛乱便是如此。吴、楚等七国暗中谋划叛乱，他们都自称拥有万乘兵车的君王，麾下有披甲战士几十万，其威严足以让封国百姓畏惧服从，其财物足以激励封国百姓效力，可他们却无法向西夺取哪怕尺寸之地，最终反而在中原地区被擒获，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并非他们的权势比平民百姓低微，也不是他们的军事力量比陈涉弱小，而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先皇帝的恩德尚未衰减，安于乡土、顺应时俗的百姓数量众多，所以诸侯们无法获得境外势力的援助，这就称作“瓦解”。所以说国家的忧患不在于“瓦解”。由此可见，若天下出现“土崩”的态势，即便只是身处困境的平民百姓，只要有人率先发难，就可能危害国家，陈涉的事例便是如此，更何况或许还存在像三晋那样拥有实力的诸侯呢！即便国家尚未实现大治，但若能确保不出现“土崩”的态势，即便有强国、强兵发动叛乱，也会在短时间内被平定擒获，吴、楚、齐、赵等国的结局便是证明，更何况是群臣百姓发动叛乱呢！这两种情况，是关乎国家安危的根本所在，希望贤明的君主多加关注，深入考察。

　　近来关东地区粮食歉收，年成尚未好转，多数百姓生活困顿，再加上边境地区的战事，按照形势发展与常理判断，百姓将会出现不安于本土的情况。百姓不安于本土就容易迁徙流动，而百姓容易流动正是“土崩”态势的前兆。因此，贤明的君主能够独自洞察万物变化的缘由，明辨安危的关键，只需在朝廷之上处理政务，便能将尚未形成的祸患消除。其中最关键的举措，便是设法确保国家不出现“土崩”的态势。如此一来，即便存在强国与强兵，陛下仍然可以追逐走兽、射击飞鸟，扩建游乐场所，无拘无束地观赏玩乐，尽情享受骑马打猎的乐趣，一切都能安然自在。各种乐器的演奏声不绝于耳，帷帐之中有美女相伴、俳优侏儒的欢声笑语萦绕左右，国家却不会有长期积累的忧患。名望为何一定要达到商汤、周武王那样的高度？社会风气为何一定要像周成王、周康王时期那样淳朴？即便如此，臣私下认为陛下是天生的圣人，具备宽厚仁爱的资质，若能真正将治理国家视为根本职责，做到这些，那么要获得与商汤、周武王相当的名望便并非难事，周成王、周康王时期的淳朴风气也能重新出现。这两点得以实现后，陛下便能处于尊贵安全的地位，在当代传扬美名、扩大声誉，让天下百姓亲近归附，让四方边远之民顺从臣服，陛下的余恩遗德将流传几代人。届时，陛下面朝南方而坐，背靠屏风，卷起衣袖，与王公大臣们作揖行礼，这便是陛下能实现的治国景象。臣听闻若想推行王道、治理国家，即便未能完全成功，最差的结果也能使国家安宁。只要国家安宁，陛下想要得到的东西，难道会有得不到的吗？陛下想要做的事情，难道会有做不成的吗？陛下想要征讨的对象，难道会有不臣服的吗？严安在奏书中说道：

　　臣听闻周朝治理天下，政治清明的时期长达三百余年，成王、康王在位时最为兴盛，曾有四十余年不施刑罚的治世。待到周朝政治衰败，同样经历了三百多年，因此五霸才得以先后兴起。五霸这些人常常辅佐周天子，兴利除害，诛杀暴虐之君，禁止奸邪之事，在天下倡导正道，以此让周天子的地位更加尊贵。五霸去世之后，贤圣之人再无继承者，周天子陷入孤立软弱的境地，政令无法推行。诸侯肆意妄为，强大的诸侯欺凌弱小的诸侯，人口众多的国家损害人口稀少的国家。田常篡夺了齐国的政权，六卿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共同形成了战国纷争的局面，这便是百姓苦难的开端。从此，强大的国家致力于发动战争，弱小的国家则忙于备战防守，合纵、连横的策略相继出现，使者乘坐的车辆疾驰奔波，士兵的铠甲、头盔上布满虮虱，百姓的苦难却无处申诉。

　　到了秦王政时期，秦国逐步吞并各国，统一天下，秦王政自号皇帝。他统一国内政治，拆毁诸侯国的都城，销毁诸侯的兵器，将其熔铸成钟虡，以此表明不再动用武力。善良的百姓才得以摆脱战乱之苦，遇上圣明的天子，人人都认为获得了新的生命。倘若秦朝能放宽刑罚、减少赋税、减轻徭役，尊崇仁义、轻视权势利益，推崇忠厚、摒弃智巧，改变风俗，对国内百姓加以教化，那么世世代代都能保持安宁。但秦朝却不推行这样的政策，反而沿袭旧有的风俗，使得那些专营智巧、追逐权势利益的人得到任用，而忠厚诚信之人却被排斥；法律严酷、政治严苛，阿谀奉承之人众多，秦王政天天听到他们的赞美之词，于是心意满足、想入非非。他一心想要在海外彰显威势，便派遣蒙恬率领军队攻打北方的匈奴，扩张领土、推进国境，在黄河以北驻守，还让百姓紧急运送粮草跟随其后。又派遣尉官屠睢率领水兵攻打南方的百越，派监御史禄开凿运河运送粮食，深入百越之地，越人纷纷逃走。双方长期对峙，秦军粮草耗尽，越人趁机进攻，秦军大败。秦朝于是派遣赵佗率军驻守百越之地。此时，秦朝在北方与匈奴结下怨仇，在南方与越人产生仇恨，在无用之地驻扎军队，只能前进而无法撤退。历经十多年，成年男子身披铠甲上战场，成年女子转运粮草，百姓痛苦得无法生存，有的吊死在路边的树上，死人接连不断。等到秦始皇去世，天下百姓大多起来反叛秦朝。陈胜、吴广攻占陈县，武臣、张耳攻占赵地，项粱攻占吴县，田儋攻占齐地，景驹夺取郢地，周市夺取魏地，韩广夺取燕地，无论穷山深谷，豪杰之士纷纷起兵，多得记也记不完。然而，他们都不是公侯的后代，也不是大官的下属，没有丝毫权势，从街巷之中兴起，手持戟矛，顺应时势行动起来，没有预先谋划却同时起兵，没有约定却同时聚集，不断扩大领土，最终成为霸王，这都是当时的教化导致的结果。秦朝本是尊贵的天子、拥有天下的富豪，却最终亡国灭家，这正是穷兵黩武的后果。因此，周朝的灭亡是因为国势衰弱，秦朝的灭亡则是因为国势过于强大，这都是因为没有根据时势变化调整政策的缘故。

　　如今有人主张招降南夷，让夜郎国前来朝拜，降服羌、僰等族，夺取？州之地，设置城邑，深入匈奴境内，烧毁他们的龙城，议论此事的人都对此表示称赞。但这只是臣子谋求利益的做法，并非关乎天下长远利益的计策。如今中原地区没有狗叫引发的惊扰，却要承受远方备战带来的拖累，使国家衰败，这并非养育百姓的办法。为了实现无穷无尽的欲望、满足一时的心意，而与匈奴结下怨仇，这并非安定边疆的策略。怨仇一旦结下便无法消除，战争暂时停止却又会再次爆发，使近处的百姓蒙受愁苦，远方的百姓感到惊骇，这并非长久之计。如今全国上下都在锻造铠甲、磨利刀剑、矫正箭杆、积累弓弦，转运粮食，看不到停止的迹象，这是全国百姓共同忧虑的事情。战争持续时间过长，就容易滋生变故；事情过于繁杂，就容易产生疑虑。如今外郡拥有几千里土地、几十个城邑，依据地理山川的形势，足以控制百姓、胁迫附近的诸侯，这并非皇室的利益所在。回顾齐国、晋国灭亡的原因，正是因为公室势力衰弱，六卿势力过于强大。再看秦朝灭亡的原因，在于刑法严酷、欲望无穷无尽。如今郡守的权力，远超当初的六卿；管辖的几千里土地，远非街巷那点凭借可比；拥有的铠甲武器和各类军械，也远非戟矛这点用处所能比拟。这样的客观条件，若遇上天下发生重大变乱，其后果不堪设想。

　　徐乐与严安的奏书呈送天子后，汉武帝召见了主父偃、徐乐和严安三人，对他们说道：“你们之前都在何处？为何我们如此之晚才得以相见？”随后，汉武帝任命三人担任郎中一职。主父偃多次进见皇帝，上疏陈述政事见解。皇帝下令任命他为谒者，后来又升任中大夫。在一年之内，主父偃的官职得到了四次提升。

　　主父偃向汉武帝进谏道：“古代诸侯的封地不超过百里，强弱态势易于掌控。如今有的诸侯却拥有相连的数十座城池，土地纵横千里，天下形势缓和时，他们就容易骄傲奢侈、做出淫乱之事；形势紧迫时，他们便依仗自身强大，联合起来反叛朝廷。如今若用法律强行削减他们的封地，就会引发他们的反叛，从前晁错的做法就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如今，诸侯的子弟有的多达十几人，却只有嫡长子能够世世代代继承爵位封地，其余子弟即便也是诸侯王的亲骨肉，却没有一点土地可受封，这样一来，仁爱孝亲之道便无法彰显。希望陛下下令让诸侯广施恩德，将封地分给子弟，封他们为列侯。这些子弟人人都会因实现愿望而高兴，陛下通过这种方式施加恩德，实际上却分割了诸侯王的国土，不必削减他们的封地，就能削弱他们的势力。”于是，汉武帝采纳了他的计策。主父偃又劝谏皇帝说：“茂陵刚刚设置县制，可将天下豪强兼并之家和作乱之人，都迁徙到茂陵居住。对内能够充实京城人口，对外能够消除奸猾之徒，这就叫做不诛杀却能消除祸害。”汉武帝再次采纳了他的建议。

　　在尊立卫子夫为皇后，以及揭发燕王刘定国隐秘罪行的事情上，主父偃都立下了功劳。大臣们都忌惮主父偃的言辞，贿赂、馈赠给他的钱财累计达千金之多。有人劝说主父偃：“你行事太过专横了。”主父偃回答道：“我从束发游学至今已有四十余年，志向始终未能实现，父母不把我当作儿子看待，兄弟们不肯收留我，宾客也抛弃我，我穷困潦倒的日子已经过得太久了。况且大丈夫活着，若不能列五鼎而食，那么死后受五鼎烹煮的刑罚也心甘情愿。我如今已是日暮途远，所以才要倒行逆施、专横行事。”

　　主父偃极力称道朔方土地肥沃富饶，外部有黄河作为天然屏障，蒙恬曾在此修筑城池以驱逐匈奴，对内可节省粮草转运和戍边漕运的人力物力，这是扩大中原领土、消灭匈奴的根本之策。汉武帝看完他的建议后，将其交给公卿大臣们讨论，大臣们都认为此举不利。公孙弘说道：“秦朝时曾调发三十万人在黄河以北修筑城池，最终也未能完成，不久便放弃了。”主父偃却极力强调此举的益处，汉武帝最终采纳了主父偃的计策，设置了朔方郡。

　　元朔二年，主父偃向汉武帝告发齐王刘次景在王宫之内淫乱邪僻的行径，汉武帝便任命他担任齐国丞相。主父偃抵达齐国后，召集了他的兄弟和昔日宾客，拿出五百金分发给他们，斥责道：“当初我贫困之时，兄弟们不给我衣食，宾客不让我进门；如今我担任齐国丞相，你们中有人远赴千里之外来迎接我。我与你们从此断绝往来，不要再踏入我主父偃的家门！”随后，他派人用齐王与姐姐通奸的事情去逼迫齐王，齐王认为终究无法逃脱罪责，害怕像燕王刘定国那样被判处死罪，于是自杀身亡。负责处理此事的官员将情况报告给了汉武帝。

　　主父偃早年还是平民百姓时，曾在燕地、赵地游历，等到他身居高位后，便揭发了燕王的隐秘罪行。赵王担心主父偃成为赵国的祸患，想要上书揭发他的隐秘罪行，但因主父偃在朝中任职，始终不敢行动。等到主父偃前往齐国担任丞相，走出函谷关后，赵王便派人上书，告发主父偃接受诸侯的贿赂，诸侯子弟中有很多人因此得以封侯。后来齐王自杀的消息传来，汉武帝大怒，认为是主父偃威胁齐王导致其自杀，于是将主父偃交给官吏审问。主父偃承认接受了诸侯的贿赂，但确实没有威胁齐王使其自杀。汉武帝原本不想诛杀主父偃，当时公孙弘担任御史大夫，便对汉武帝进言说：“齐王自杀，没有后代，封国被废除并改为郡县归入朝廷，主父偃是此事的罪魁祸首，陛下若不诛杀主父偃，无法向天下百姓交代。”于是汉武帝下令将主父偃全族诛杀。

　　主父偃显贵受宠之时，家中宾客数以千计；等到他被灭族处死，却没有一人为他收尸，只有洨县人孔车为他收殓遗体并安葬。汉武帝后来听说了这件事，认为孔车是位忠厚长者。

　　太史公评论道：“公孙弘的品行虽然端正，但也是因为他恰逢有利时机。汉朝建立已有八十余年，皇上正崇尚儒家学说，招揽才能超群的人才，以弘扬儒家、墨家学说，公孙弘便是在此时被选拔出来的人才。主父偃身居要职时，朝中各位高官都称赞他；等到他名声败坏、自身被杀之后，士人又争相数落他的过错，实在令人悲哀！”

　　太皇太后王政君向大司徒马宫、大司空甄丰颁布诏书说：“听闻治理国家的方法，首要任务是让百姓富足；而让百姓富足的关键，在于厉行节俭。《孝经》有云：‘使君主安宁、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有效的方式。’‘礼的要求是，倘若存在奢侈的可能，宁愿选择节俭。’从前，管仲担任齐桓公的丞相，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立下了九合诸侯、匡正天下的大功，然而孔子却认为他不懂礼，这是因为管仲生活过于奢侈，其排场堪比国君。夏禹居住矮小的房屋，穿着粗劣的衣服，但后代的圣人并未遵循他的做法。由此可见，国家政治兴盛之时，君主的德行虽然优厚，但始终不会超越节俭的准则。用节俭的美德教化百姓，就能确立尊卑次序，使父母兄弟间的骨肉恩情更加亲密，消除纷争诉讼的根源。这正是家庭富足、百姓安康，无需动用刑罚就能治理好国家的根本所在，怎能不努力践行呢！三公是百官的统帅、万民的表率，从未有过树立歪斜的标杆却能得到笔直影子的情况。孔子不是说过吗：‘你带头走正路，谁敢不走正路？’‘选拔贤能之人，教育能力不足之人，百姓就能得到鼓励。’汉朝兴盛以来，作为皇上辅佐之臣的宰相，能亲身践行节俭、轻视钱财、重视道义，且表现尤为突出的，莫过于从前的丞相平津侯公孙弘了。他身居丞相高位，却盖着布制被子，吃粗糙的饭食，每顿饭不过只有一道肉菜。但对于老朋友和他所喜爱的宾客，他都会拿出一部分自己的俸禄供养他们，自己却没有剩余的钱财。他确实能够在内心自我克制约束，在外表上则依照法律行事。汲黯曾诘难指责他，这些事情才被皇上知晓，他的做法虽比制度规定的标准有所降低，却是切实可行的。德行足够就去做，德行不足就不做，这与那些暗中奢侈却在表面假装节俭，以此沽名钓誉的人截然不同。公孙弘曾以生病为由请求辞官回家，汉武帝当即下令说：‘奖赏有功之人，表彰有德之人，喜爱好人、厌恶坏人，这是你应当知晓的道理。希望你少费心思，保养精神，再辅以医药治疗。’汉武帝恩准他休假养病，并赏赐他牛肉、美酒和各类布帛。几个月后，公孙弘的病痊愈了，便重新上朝处理政务。到元狩二年，他最终在丞相任上去世。了解大臣的人，没有谁能超过国君，这便是例证。公孙弘的儿子公孙度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后来担任山阳太守，因触犯法律而失去侯爵之位。表彰道德大义，是为了引导社会风气、勉励教化，这是圣明君主的制度，是不可改变的道理。现恩赐公孙弘后代子孙中的嫡系子弟关内侯爵位，食邑三百户，由公车将他们送到京城，将他们的名字上报给尚书，朕将亲自到场为他们授予爵位。”

　　班固说：公孙弘、卜式、兒宽三人，都有着天鹅般出众的才能，却曾被困在燕雀般平庸之人当中，早年的行踪甚至远离尘世，混杂在养猪、牧羊之人当中。若不是恰逢合适的时代，他们又怎能登上如此高位呢？当时汉朝已经建立六十多年，国内安定太平，国库充实富足，但四方少数民族尚未归顺，国家制度也存在诸多欠缺。汉武帝正想任用有文才武略的人，寻访人才时急切得仿佛怕来不及。起初，他用裹着蒲草的车轮去迎接枚乘，见到主父偃时又不禁感叹惋惜人才难得。大臣们都仰慕皇上求贤若渴的态度，有特殊才能的人也纷纷涌现。卜式从放牧之人中被任用，桑弘羊从商人中被提拔，卫青从奴仆中崛起，金日磾从投降的俘虏中脱颖而出——这与古时候那些从筑墙工人（如傅说）、喂牛仆人（如宁戚）中崛起的贤才是同一类人啊！汉朝招揽人才，在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最为兴盛的。其中，精通儒学、举止文雅的有公孙弘、董仲舒、兒宽；品行忠厚、做事踏实的有石建、石庆；质朴正直的有汲黯、卜式；善于推荐贤才的有韩安国、郑当时；制定法令的有赵禹、张汤；擅长写文章的有司马迁、司马相如；能言善辩、风趣机敏的有东方朔、枚皋；善于应答的有严助、朱买臣；精通天文历法的有唐都、落下闳；掌管音乐、调和音律的有李延年；擅长谋划的有桑弘羊；奉命出使的有张骞、苏武；担任将帅的有卫青、霍去病；接受先帝遗命辅佐新君的有霍光、金日磾。其余的人才多到无法一一记录。正因为如此，汉朝建立的功业、制定的制度和留下的文献，后代都无法企及。到汉宣帝继承皇位，继承并整治汉朝的宏大基业时，也提倡研讨六经，招揽选拔优秀出众的人才。像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都是凭借儒家学说得到晋升；刘向、王褒则凭借文章才华声名远扬。担任将军、丞相的有张安世、赵充国、魏相、邴吉、于定国、杜延年；善于治理百姓的有黄霸、王成、龚遂、郑弘、邵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这类人，他们的功劳事迹都在后代被记载流传。若列举汉宣帝时期的名臣，其规模也仅次于汉武帝时期。